第四章.6

Werner, ‘Bleib übrig’, 172–89. Bermani, Bologna and Mantelli, Proletarier der ‘Achse’, 210–11, 220–22;Werner, ‘Bleib übrig’, 189–92.

德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苏联工人更好。德国所有的工人和雇主都由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成立的庞大的德国劳工阵线组织统一代表，尽管工人们无权罢工或抗议，但他们能够让劳工阵线官员去要求雇主提供良好的工作设施或建立有效的防空掩体。除此之外，德国这套系统和苏联模式一样具有强制性。狭义上的违反工作纪律的事件很少：1940年有1676起，1941年有2364起。1942年，德国重新定义了违纪行为，对更大范围的违纪行为进行惩处，受罚的案例也在当年增加到1.4万起。越来越多的违纪案件也涉及女工，她们工作和持家的艰苦双重角色令其更容易缺勤或出现工作疏忽。大部分被指控违纪的工人只是受到警告，少部分被送进监狱，极少数人被送进集中营。1941年5月，希姆莱引入了一种新的处罚方式，“劳教营”，所有其行为被判定为危及战争且冥顽不化的工人都会被送进来。这些营地由盖世太保掌管，到1944年数量已经超过100座，里面不仅有德国工人，还有数以千计被判犯有破坏或磨洋工罪行的外国强制劳工。“劳教”只是极端恶劣条件和虐待的委婉说法，这些营地实际上和集中营别无二致。 处境通常很差的外国工人也会冒险罢工。1942年4月，埃森市克虏伯工厂的600名意大利工人为了抗议吃得太差和没有烟草而放下了工具；同月，汉诺威一家公司的意大利人也因为酒和奶酪不够而罢工。来对付他们的是被派到各个公司维持秩序的劳动警察。1942年5—8月，平均每月有2.15万工人被捕，其中85%是外国工人。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的意大利人会被送回国，随后被法西斯党警察逮捕。德国工人中的违纪行为从1942年起开始下降。1944年上半年，参与反抗的德国工人只有12945人，外国工人则有193024人。这显示德国工人对本国的战争努力越发忠诚，这种共识并非完全是出于政府的强制。

Sparrow, Warfare State, 82–3. Robert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Forging American Obligations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2004), 11.

参战国工人的反抗程度并不高，这显示了国家越来越有能力将全国真正投入全面动员的战略之中。这一结果并不仅仅依靠强制（尽管强制力度也确实前所未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各国通过确保稳定的粮食供应，根据需求灵活调整分配劳动力，以及尽可能大范围地招募人员，展现了其大规模动员的能力。它们在此方面的成功保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革命暴动及其后遗症没有再次出现，只有意大利除外，在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前几个月，即将到来的战败、盟国的轰炸、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给本已愈演愈烈的社会反抗火上浇油。大规模动员有赖于国家和人民之间达成契约，这凸显了现代战争的总体性。在前线和国内，总体战需要国家总动员这一观点从未受到真正的质疑。那些不配合或不理解总体战意义的人会遭到有组织的宣传攻击，这些宣传要求每个人为战争做出贡献，并将不这样做的人孤立起来，宣称他们不爱国，甚至叛国，就像被指控偷懒或玩忽职守的苏联工人和管理人员，或者因涉嫌破坏行为而被同胞向联邦调查局告发的1.8万名美国人那样。 无论在何处，组织总体战都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但其成效取决于鼓舞民众自我动员的程度。1945年，美国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总结了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实际上这是个人最为无力的领域，所以他的统治者会尽最大努力让国家不仅成为个人实现目标的工具，还要成为个人个性的延伸。” 麦克唐纳所指的或许还应该包括“她”。总体战的要求是，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自由与否，都竭尽所能地为共同的战斗和生产目标做出贡献。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在此之前几乎难以想象，而现在也已经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了。1943

年7月12日，“哈士奇行动”（盟军登陆西西里）期间，英军士兵在海滩上战斗。在两栖作战中从运输船上登岸是个挑战。士兵们要从吊绳网（在登陆舰侧舷可以看到）上爬下来，带着沉重的装备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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