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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fusa Nakamura and Kō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55 (Oxford, 1999), 33–7. Paine, Wars for Asia, 22–3; Fletcher, Search for a New Order, 40–42.

对于那些发现自己在新的经济民族主义计划中受损的国家而言，危机的政治后果十分深远。在日本，衰退成了一场灾难：出口（尤其是生丝）下降了53%，进口下降了55%；日本庞大的农业产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已陷入停滞，现在更是遭受了灾难性下滑，农产品收入腰斩，令数百万农民陷入可怕的贫困之中。 与西方体系协作的努力被证明无效，一轮反西方思潮导致了脆弱的民主政府垮台。而反对全球体系的民族主义浪潮使得军部在日本政府中占据了更为主导性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的民主试验随之告终。 比起其他经济体，大衰退对意大利的冲击没有那么严重，当权者把这场危机当成了在国外采取更积极的帝国政策，从而在本国重新发动法西斯革命的机会，因为列强纷纷缩回了保护壳中。在德国，大衰退被许多民众认为是战胜国的进一步打压。1931年，当德国试图与奥地利达成关税协定时，法国跳出来把事情搅黄了。在整个大衰退中，每五个德国人中就有两人失业，工业产值下降了40%，出口减少了一半多，而德国此时却还要继续支付战争赔款，并偿还20世纪20年代获得的大笔国际贷款。一片萧条之中，关于德国只不过是一个殖民地的哀叹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共鸣。1930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这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对全球化经济和西方的说教怀有深深的敌意。1932年，纳粹党成了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它成为执政党，希特勒成了总理。在这里，就像在意大利、日本一样，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利用牢固的“种族与空间”帝国幻想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声称他们是正确的了。整个世界正在危险地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

德国的情况可见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 in idem (ed.),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n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9–13。 Joyce Lebra,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Oxford, 1975), 74–5.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Seventeenth Congress of the CPSU, 26 January 1934’, in Joseph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1947), 46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日本，然后是意大利，随后是希特勒的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将自己郁积的仇恨转变为了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浪潮。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关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需要变革的观点变得不可动摇，新秩序将不再基于已经失灵的几十年前的国际主义，而是要以由强大宗主国主导的关系紧密的帝国经济集团为基础——就像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圈子一样。 对于国家的生存而言，帝国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不可或缺，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帝国模式随之复苏。如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所言，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小国家别无选择，唯有竭尽全力组建自己的经济集团，或者找强国合作，以免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 这些以获得更多领地和稳定的资源为目标、必要时会诉诸战争的努力，将时钟拨回到了帝国时代早期。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坐在那个经济发展基本未受全球大萧条影响的国家里旁观着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识到，贸易战、货币战、“对市场的激烈争夺”，以及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让即将到来的战争成了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手段”。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判断力的评价并不总是很高，但这一次，历史证实了他的判断。

淞沪会战中，日军士兵隐蔽在沙袋后，他们上方是可口可乐的广告牌。上海是中国最富国际性的顶级港口城市，也是日本侵略者的一个主要目标。1937年11月，日军在与中国军队恶战后拿下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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