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这种以支援前线作战为目的的组织方式在整个战争中实际上从未改变过。其成功在入侵法国时一览无余，当时德军集中了超过2700架作战飞机，压制了盟军空军，攻击敌人的后方补给、增援部队和勤务部门，并攻击敌人的部队和炮兵，提供直接战场支援。得益于地空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德军地面部队几分钟之内就能叫来空中支援，而在法国的英国皇家空军要花3个小时才能对陆军的呼救做出响应。俯冲轰炸机对敌人部队的心理冲击可以是灾难性的，即便轰炸精度很难保证。在德军渡过默兹河时的狂轰滥炸下被俘的一名法军中尉后来写道：“我们在那里动弹不得，瞠目结舌，弯着腰缩成一团，张开嘴以免耳膜被震破。” 入侵苏联时德军有2770架飞机，比一年前多不了多少，这主要是其飞机产量增长缓慢所致，但他们仍然取得了与法国战役时相同的显著效果，在几个星期内就消灭了苏联空中力量，为闯入苏联腹地的装甲部队进攻主力提供直接支援。德军飞机攻击了机场、交通线路、部队集结地和战场据点，有时使用炸弹，有时用机枪和航炮对地扫射。飞行人员得到的指示是攻击接近德军进攻部队从而带来危险的敌人装甲车辆，但他们要学会如何区分德军和苏军装甲车辆。一名Bf110飞机的飞行员在回忆录中写道：“通过下方战场上越来越多的燃烧车辆和瘫痪或被丢弃的坦克就能看出我们攻击的累积效果。” 空军的集中使用，和装甲部队的集中使用一样，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作用。面对着组织不力、训练不佳的苏联空军，德国空军一直紧握着前线制空权，直至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止，那时，空中力量的天平就不再如此一边倒了。

德军对战术空中力量的成功运用方式在事后看来或许是简单的常识。但在战争爆发时并没有其他哪一个强国空军能发展出如此有效的战术空中力量运用理念。这主要是由于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首先，陆军希望飞机能在自己上方撑起防御性的“空中保护伞”，为地面部队提供非常密切的支援，在陆军能够主导其需求的地方，空中力量要分散配属给各个集团军群。与此相反，有些空军将领则急于发展出独立的空中战略，利用飞机的灵活性和航程在远离战场之处作战，甚至直接打击敌人本土。20世纪30年代陆军对空中力量的看法体现了当时飞机作为战争武器的明显缺陷。1935年，美国陆军准将斯坦利·恩比克总结了飞机的“内在局限性”：

NARA, RG 165/888.96, Embick memorandum, ‘Aviation Versus Coastal Fortifica tions’, 6 Dec. 1935.

它们既不能永久占领，也不能永久控制地盘或海域。不飞行的时候，它们无力且无助，必须依靠大量地面和海上力量来保护它们。它们很脆弱，很容易受到最小导弹的攻击，也无法在恶劣天气下作战，而且成本昂贵。

和坦克一样，飞机也面临着越发完善的反制力量，即高射炮火力，而高射炮正是为了击落飞机或迫使它们远离更有价值的目标而设计的。恩比克其实还能再加上一条，当时的主流技术水平使得空对地作战根本做不到精确攻击，除非飞行高度非常低。战争期间关于飞机是“坦克开罐器”的说法夸大了小型目标被从空中击中的可能性，这一点要到研制出大幅改进的对地攻击武器和弹药才得以实现。

在日本、意大利、法国、苏联和美国，飞机在陆军眼中最多只是个辅助性兵种，最适合在陆军控制下近距离支援地面部队，其航空兵的组织也体现了这种优先目标。只有在1918年率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空军的英国，空军才发展出了一套基本无视支援地面作战职责的战略特性，这种特性是其在为了保持独立性而与陆海军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英国皇家空军优先关注的是以防空作战抵御未来敌人的空中轰炸，以及发展出一支能对敌人本土进行轰炸的空中打击力量。这两项能力正体现了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在作战方式上的差异，而且切合了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地缘政治处境，这里不易受到入侵，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流成河场面的英国人也不愿再想象第二次大规模的地面战。对防空和战略轰炸的关注，阻碍了“战场空中作战”在英国皇家空军中出现，而德国战争计划中却对此有所预见并在战争头几年将其成功实现。

Forget, ‘Zusammenarbeit’, 486 (emphasis in original). P. Le Goyet, ‘Evolution de la doctrine d’emploi de l’aviation française entre 1919 et 1939’, Revue d’histoire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19 (1969), 22–34; R.Doughty, ‘The French armed forces 1918–1940’, in Alan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 Military Efectiveness： Volume II： The Interwar Period (Cambridge,1988), 58. David Hall, Strategy for Victor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Tactical Air Power, 1919–1945 (Westport, Conn., 2007), 30–42.

英法空军在1940年法国战役中的失败凸显了其与德军的反差。两国空军都没打算首先攻击敌人空军及其支援组织以夺取制空权。法国航空部1937年发布的《大型航空单位战术运用指示》坚称“参与地面作战是空军最基本的任务”。 法国陆军希望让空军密切从属于各个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把侦察敌人炮兵和保护地面部队作为优先目标。其结果便是1940年时法军航空兵过于死板和分散，法军原始的通信状况更令情况雪上加霜。 在英国，陆军和空军之间几乎没有为协同作战做任何准备，真令人吃惊。1938年，英国皇家空军计划部门主任约翰·斯莱瑟和陆军中校阿奇博尔德·奈编写了一份名为《空军在战场上的运用》的小册子，提议建立由战斗机、轰炸机、配合陆军行动的飞机组成的陆军航空单位，交给陆军将领管辖，但该提议却被空军部否决了，因为空军部认为这是在偷偷摸摸地尝试建立独立陆军航空兵。战争爆发后，尽管承受着陆军部和帝国总参谋部为建立所谓“由陆军控制的空中军种”（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所言）而施加的压力，空军参谋部还是顽固拒绝了任何有损于皇家空军独立性的尝试。

斯莱瑟的评论，见Peter Smith, Impact： The Dive Bomber Pilots Speak (London,1981), 34; TNA, AIR 9/99, ‘Appreciation of the Employment of the British Air Striking Force against the German Air Striking Force’, 26 Aug. 1939, p. 5; TNA 9/98, ‘Report on Trial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Air Attack Against Aircraft Dispersed about an Aerodrome Site’, July 1938。

最终，英国陆军只能凑合着使用装备过时的轻型轰炸机的前进空中打击部队（结果只能是遭到德国空军的屠杀），以及由战斗机和侦察机组成的小规模空中单位，这种单位隶属于空军参谋部和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战斗机司令部而非陆军。英国陆军和空军之间没有联合司令部，地空之间联络不畅，也没尝试进行跨军种协同作战。与法国空军一样，面对德军的进攻，英国皇家空军也不得不进行防御作战，因为其装备不足，既不能对付敌人的战斗机，也不能对付数不清的野战高炮连（盟军没有这种单位）。英国皇家空军对参与地面作战的看法完全是负面的。斯莱瑟关于“飞机不是一种战场武器”的主张得到了皇家空军将领的认同。有鉴于航空力量可以轻松隐蔽和转移，对敌人机场的攻击被认为是“不划算的开支”。 1940年5月中旬，皇家空军获得了机会，开始轰炸德国工业城市，以间接削弱入侵法国的德军的战斗力。战术航空力量的惨痛经历似乎证明，未来对敌人本土的“战略”攻击将会是空中力量的更有效运用方式。

Matthew Powell, ‘Reply to： The Battle of France, Bartholomew and Barratt： the creation of Army Cooperation Command’, Air Power Review, 20 (2017), 93–5. David Smathers, ‘“We never talk about that now”： air–land integration in the Western Desert 1940–42’, Air Power Review, 20 (2017), 36–8.

对于英国皇家空军而言，从原来的战略偏好转变为发展出到1945年时已经全面而有效的战术能力，是一条漫长的学习曲线。法国战败之后，英国陆军成立了一个以威廉·巴塞洛缪中将为首的委员会来评估到底哪里出了错，还需要做些什么。陆军严厉指责皇家空军没能在英军部队上空撑起空中保护伞来使其免遭敌人飞机攻击，在随后三年里，陆军和空军之间围绕战场航空兵资源的控制权一直在进行格外激烈的争执。 最终，皇家空军是受情势所迫才拿出了战术支援能力。英国地面部队唯一能与轴心国交战的地点是在北非。这里不可能对敌国本土发动远程攻击，因此，皇家空军中东司令部不得不专心建立“战场空中作战”，否则就可能被陆军吞并，陆军的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将军一直想要让陆军密切控制空军，以防误击英帝国军队。中东空军先后在空军少将阿瑟·朗莫尔和（1941年6月起）空军中将阿瑟·特德的指挥下，开始推行某种与德军的“战场空中作战”更为相似的打法。他们坚持认为，只有空军指挥官才能控制和指挥空中力量，并尝试像德军做过的那样集中空军力量。这正是德军的胜利之道，但这被证明很难复制。陆军指挥官不断要求近距离空中保护，把空中力量浪费在防御性巡逻或对坚固设防地面目标的攻击上，后者导致飞机损失很大。特德想要让空军司令部和陆军司令部比邻而居，以便更好地协调作战策略，但在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的战斗中，它们之间有时会相距远达130千米。 皇家空军在战争头几年里使用的飞机是英制和美制飞机的大杂烩，没有专门的对地攻击机单位，也没什么有效的中型轰炸机。在这堆烂摊子上建立起“战场空中作战”是英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争成就之一。

Richard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The History of Battlefield Air Attack, 1911–1945 (Washington, DC, 1989), 131–3, 182.

战术空军的成功创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西兰空军少将“马里”阿瑟·科宁汉姆，他在1941年9月被任命为特德手下的西部沙漠空军司令。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坚定地拒绝了陆军对近距离空中掩护的偏好。在阿拉曼战役胜利后草拟的一份关于空地协同作战的手册中，科宁汉姆主张，空中力量只有集中使用，而且必须由空军来指挥和控制，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陆军士兵们，”他还说，“绝不能希望或指望对空中打击部队进行直接指挥。”——其实丘吉尔在1941年11月明确拒绝韦弗尔建立陆军航空兵的反复要求时就已得出过这一结论。丘吉尔写道：“地面部队绝不能再理所当然地指望飞机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空中攻击。”这是罕见的一次政治对军事理论的直接干涉。 两个军种之间争执的解决最终为成果丰硕的联合作战铺平了道路。

Smathers, ‘“We never talk about that now”’, 40–43; Robert Ehlers, ‘Learning together, winning together： air–ground cooperation in the Western Desert’, Air Power Review, 21 (2018), 213–16; Vincent Orange, ‘World War II： air support for surface forces’, in Alan Stephens (ed.), The War in the Air 1914–1994 (Maxwell,Ala, 2001), 87–9, 95–7.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159–61.

科宁汉姆和特德借鉴德国空军的做法，开发出了一套三段式战术：夺取制空权，孤立战场之敌，再直接支援地面战场。在最后一个阶段里，英军在划定明确的“轰炸线”以免友军被击中方面耗费了很大精力，这个问题一直妨碍着近距离空中支援的实施，直到1942年夏季。最终，空军和陆军司令部搬到了一起，装备了新型的无线电设备、机动雷达和一套空中支援控制单位系统随同陆军进入了战场，响应战场空中支援请求所耗费的时间也从平均两三个小时降低到了仅仅30分钟。 英国皇家空军此时装备了英国第一种有效的对地攻击机，能够用强大火炮进行近距离反坦克作战的“飓风”IID型，以及从美国租借的战斗轰炸机P-40D，又名“小鹰”。1942年夏末，当隆美尔准备进攻埃及时，英国和英联邦空军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制空权。他们对敌人的打击像两年前德国空军在法国那样成功。8月隆美尔对阿拉姆哈勒法山岭的进攻正是被英国战术航空兵阻止的，当蒙哥马利两个月后在阿拉曼发动反攻时，英军已彻底控制天空。隆美尔后来说，任何一支被迫与拥有制空权的敌人作战的军队“都像是野蛮人和现代欧洲军队作战一样”。

David Syrett, ‘The Tunisian campaign, 1942–43’, in Benjamin Cooling (ed.),Cas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 Air Support (Washington, DC, 1990),159–60. B. Michael Bechthold, ‘A question of success： tactical air doctrine and practice in North Africa’,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8 (2004), 832–8.

在1942年11月英美联合远征军登陆非洲西北部的“火炬行动”中，盟军不得不痛苦地再学一次从西部沙漠战役中认真吸取的教训。无论是被称为东部空军的皇家空军部队，还是詹姆斯·杜立特少将麾下的美军第12航空军，都没能详细了解战术空军是怎样在埃及和利比亚取得成功的，尽管丘吉尔在10月时再次要求陆军和空军采取“利比亚模式”。 在突尼斯，与德意空军的空中作战起初重犯了在西部沙漠花费很大力气才纠正的所有错误：英军和美军航空兵指挥官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因为他们都被要求密切支援各自的地面部队；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陆军应当有权直接指挥航空兵单位；他们几乎没打算对敌人空军发动协调一致的作战，而美军和英军的地面指挥官又坚持要沿前线组织战斗机巡逻以提供空中保护伞；几乎没有专门的对地攻击机，美军战斗机飞行员没有对地扫射的经验，起初连遮断作战用的炸弹挂架都没有。盟军只占领了5座全天候机场，这在暴雨季节里严重限制了空军的机动性。飞机损失很大，而陆军指挥官们又抱怨说，他们那些经验不足的官兵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他们第一次见到真实的炮火，精神受创的比例很高）。 这些失败显示了远离真实非洲战场的两国航空兵是多么需要吸收和理解“利比亚模式”。

B. Michael Bechthold, ‘A question of success： tactical air doctrine and practice in North Africa’,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8 (2004), 830–34. Syrett, ‘The Tunisian campaign’, 167.

战前美国人对战术航空力量的观点主要是，陆军需要有自己控制下的航空兵对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支援。陆军将领们对于航空兵要求更大独立性的主张持敌视态度，但1941年在路易斯安那州进行的大型空地作战演习显示，陆军基本不知道航空兵是如何运作的。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其实已经提出了德国空军采取的三段式空战战术，但陆军认为近距离支援的优先地位是不可挑战的。战术航空兵的第一份战时战场手册，1942年4月发布的FM-31-35手册，坚称“地面部队指挥官……决定所需的空中支援”。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提出“火炬行动”中要优先保障“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空中作战”，这就显示出空中力量仍从属于地面部队。 英国陆军指挥官肯尼斯·安德森中将带着英国陆军对独立空中作战的歧视，让美军对于地面指挥空中的坚持得到了支持。不出几个星期，盟军在非洲西北部的战术空中力量就很明显成了一场灾难。杜立特尽管身为第12航空军司令，但只能扮演顾问式的角色，他要求盟军“弃用我们当前一无是处的组织结构”，以该用的方式使用空中力量。 艾森豪威尔很快认识到自己并不理解战术航空力量的特性，于是，在1943年1月下旬卡萨布兰卡的英美会议上，组织结构被大幅调整，随后便开始采纳西部沙漠的战术经验。第一步是指挥架构集中化。特德被任命为地中海空军总司令，美军航空兵将领卡尔·斯帕茨成为西北非洲航空兵司令，战术航空力量的联合指挥则交给了科宁汉姆。他们立刻终结了“空中保护伞”的做法，取消了陆军指挥官命令空中支援的权力，并向轴心国空军发动了战术性空战攻势。

Hallion, Strike from the Sky, 171–3; Syrett, ‘The Tunisian campaign’, 184–5. Richard Overy, The Air War 1939–1945 (3rd edn, Dulles, Va, 2005), 77. 根据书中的数据，参战的有46244架美军飞机、8395架英军飞机，以及6297架德军飞机。 NARA,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Interview 62, Col. Gen. Jodl, 29 June 1945.

1943年2月，盟军空中和地面部队指挥官在利比亚港口的黎波里召开高层会议，会上蒙哥马利按照自己对制空权的理解，就独立空中力量的必要性做了演讲，会后，“利比亚模式”被完全采纳。几个月后，一版新的美军战场手册FM-100-20《空中力量的指挥和运用》出炉，其开篇就用大写字母写道：“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是平等的……谁都不是谁的辅助。”手册采纳了科宁汉姆的三段式战法，这个战法是美军航空兵的将领们带回华盛顿的。 尽管航空兵和地面部队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一直持续到了后来的战役中，但在北非形成的组织和条令变更主导了战术航空力量的运用，直到战争结束。通信、情报和装备的改善，包括美制P-51“野马”战斗机（它还有另一个编号，A-36“阿帕奇”对地攻击机）和皇家空军能发射火箭的霍克“台风”的出现，都提高了英军和美军战术空中力量发挥的作用。到了1944年6月，从支援登陆法国作战的美军第9航空军和英军第2战术空军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火炬行动”中那支笨拙的空中力量的影子了。事实证明，战术空中力量与机械化作战同样对盟军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与此相反，德国空军作为一支战术力量却崩溃了。它不得不投入2/3的战斗机部队和绝大部分高炮来抵御盟军的轰炸。德国空军所有种类的作战飞机都不足，燃油也不够，还不得不把训练不足的飞行员投入战斗。 希特勒的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校在1945年6月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审讯人员：“最后，在整个作战地区完全掌握制空权决定了整场战争的结局。”

Kenneth Whiting, ‘Soviet air–ground coordination’, in Cooling (ed.), Case Studies in Close Air Support, 117–18. Von Hardesty and Ilya Grinberg, Red Phoenix Rising： The Soviet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2), 204–5, 261–2.

如果把1944年下半年的苏联战术空军也算上，那么双方的差距就更大了。尽管德军的将领们在战时和战后都始终贬低苏联空中力量的重要性，但苏联空军在面对德军初期的胜利时，其战术空中作战的打法也出现了堪比英美空中力量的巨大进步。与装甲部队的条令和组织相似，苏联空中力量也受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改革的影响，当时空军被配属给各个集团军，受陆军直接指挥。苏军条令强调航空兵在直接支援地面部队方面的角色，视其为空地联合进攻力量。与德军的“战场空中作战”和西方的“利比亚模式”不同，苏联空军在条令上并未把夺取制空权与近距离支援地面部队割裂开来，因为夺取制空权靠的不是轰炸远处的敌人机场和补给，而是要在战场上空的战斗中消灭敌人战斗机和轰炸机。在1940年出版的《歼击航空兵作战规则》中，战斗机是在战斗中夺取制空权的主要工具。 尽管1941年6月苏军也进行过攻击德军后方地域的尝试，但无护航的低速轰炸机被德军战斗机无情击落，这促使苏军将空中支援局限在战场层级的战术行动上，分散了力量，制约了苏联空军所能取得的成就。对近距离战场支援的重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着。对战线紧后方的有限遮断空袭也被苏军条令视同对地支援作战。战争后期，苏联飞行员也能执行所谓的“自由猎杀”战术，随机追杀地面目标，但距离前线不能超过24千米。 与其他所有强国的做法不同，苏军战术航空兵被基本局限在支援地面部队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军空中力量不断衰退、地面作战越发艰苦而漫长之时，德军各个航空队渐渐摆脱了“战场空中作战”模式，转而聚焦于密切支援陆军，于是情况变成了德军模仿苏军，而不是相反。

苏军航空兵在1941年夏季表现拙劣，配备给西部各军区的几乎所有飞机都被摧毁，这促使他们开始改变战场支援的组织方式，即便其条令仍然未做变更。1942年4月，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防空作战中表现杰出的年轻空军将领亚历山大·诺维科夫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他立刻开始改变空军的组织方式。配属给各个集团军和师、由陆军指挥的“集团军航空兵”和“队属航空兵”被取消，就地组成航空集团军，其组织类似于德军的航空队，包括战斗机、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这17个航空集团军都由空军军官集中控制，他们的司令部与其所支援的方面军司令部设在一起。苏联的航空集团军使得战场上的航空力量首次得以集中使用。为了增加关键进攻地段的航空兵密度，苏联最高统帅部还组建了预备战斗机、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集群，可以调往任何需要的地方。和装甲部队一样，航空集团军是完全机动的，每个集团军都有4000辆车辆可以迅速移动到前方基地，或者迅速撤退。诺维科夫和他的幕僚们还进行了其他改组以提升战斗效能。他们用无线电和雷达彻底改造了通信和情报收集，让维护和修理也成了优先任务，还进行有效的伪装和欺骗，以避免1941年那种灾难性覆灭。最显著的是装备的进步。雅克-3和拉-5战斗机/战斗轰炸机足以媲美德军最新型号的Me109和Fw190战斗机，而且可以改装以挂载炸弹或火箭弹。伊尔-2“斯托莫维克”——德军士兵称其为“黑死病”——是战争期间产量最大的对地攻击机；它可以装备火箭弹、炸弹（尤其是德国士兵最害怕的反人员破片弹）或榴弹发射器，1943年它还换上了37mm火炮，用以摧毁坦克。这些飞机产量巨大，几乎统治了前线，摧毁德军装甲车辆，让遭到轰炸的德军士气消沉。

苏联空军花费了一些时间来适应这些新的编制、新的通信网络和新型飞机。苏军的飞行训练课程不足，1942—1943年时其飞行员在作战机型上的飞行时间不过几个小时，这导致了前线损失惨重；长时间的战场飞行也导致飞行员在德军防空火力和地面步兵火力面前身处险境。苏联飞行员要花时间学习依靠无线电通信作战，而在战争期间建成的数量惊人的8545座机场中，5531座都只是简单的土跑道，降落时很危险。尽管如此，两支空军之间的较量却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变得越发旗鼓相当，自从1943年中期以来，苏军的空中战术也在与德国军队的长期战斗中日臻成熟。苏联的对地攻击机在支援主要装甲部队时表现良好，能为进攻的地面部队打开一条通道，战斗机则通过不间断的进攻性巡逻压制敌人空军。1945年，随着德国敌人的规模和战斗力大大削弱，苏军也能在敌人战线后方进行更大范围的遮断作战了，但这仍然被视为对战场的直接支援。这个阶段，苏联空军的前线已有多达15500架飞机，是德国敌人的10倍。苏军的空军-装甲兵联合作战体系尽管被后来的研究发现存在各种不足，但仍是一支无法抵挡的力量，这对于盟军的最终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就像4年前空军和装甲兵之于德军的胜利一样。

两栖战的兴起

Lord Keyes, Amphibious Warfare and Combined Operations (Cambridge, 1943), 7.

海军将领凯斯勋爵1943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期利斯·诺尔斯演讲，他在一版讲稿中写道：“想要发动并持续进行两栖作战，就必须在行动地域掌握制海权。随着空中力量的出现，海军不仅要拥有在水面和水下作战的手段，还要能在空中作战。”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面和空中作战不可避免地会被捆绑在一起，那么海战和空战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两栖作战的成功进行是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事中获得最终胜利的一个主要因素。

两栖战是个大杂烩，需要全部三个军种联合作战，发动第一轮突击，守住并扩大立足阵地，直至将敌人击败。这和常见的送部队在无抵抗情况下登陆完全不是一回事。两栖战，如其名称所示，是从海上向陆地作战。在战间期，它在大部分国家的海军和陆军中的优先级都很低，这部分是由于各军种对强迫跨军种协同作战的反感，部分则是由于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有了现代化武器，包括飞机，强行在有防御的海岸登陆变得不再可能。1915—1916年，协约国在加里波利的灾难提醒着人们两栖战的艰难，战间期的两栖战批评者们也常常以它为参照。只有在隔着辽阔的太平洋遥遥相望的日本和美国，两栖战才被认真视为两国之间在未来任何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战略和战法。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都需要在西太平洋的岛链中建立外围基地，而只有从海上才能进攻并夺取这些基地。

Edward Miller,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Annapolis, Md, 1991), 115–19; John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U.S. Amphibiou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95), 10–11. Allan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 the development of amphibious warfare between the wars–the American, British, and Japanese experiences’, in Allan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 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Cambridge, 1996), 71–4; Lorelli, To Foreign Shores, 13–14; Miller, War Plan Orange, 174. 关于埃利斯的命运，见John Reber, ‘Pete Ellis： Amphibious warfare prophet’, in Merrill Bartlett (ed.), Assault from the Sea：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mphibious Warfare (Annapolis, Md, 1983), 157–8。

美国人对这样一种作战样式的思考可以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可能的对日作战起草“橙色战争计划”之时，但直到1919年德国的岛屿领地（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加罗林三个群岛）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地被日本接手，美国人才确定，日后倘若与日本开战，就必定是两栖战的形式。日本无视国际联盟的要求，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秘密建设海军设施和机场，它们实际上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太平洋上漫长防御圈的第一阶段。意识到日本横跨西太平洋的新的战略地位，美国海军开始修订“橙色战争计划”。在1922年修订工作收到的诸多方案中，有一份是海军陆战队情报官“皮特”厄尔·埃利斯中校提交的文件，名为《密克罗尼西亚的前进基地作战》，它为美军的两栖战理论奠定了基础。埃利斯明白，从海上发动登陆战，与陆战和传统海战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描述了预期中对设防海岸的作战行动，这与20年后跨越中太平洋的两栖作战如出一辙：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要清理航道中的水雷和障碍物，以让登陆艇靠近海岸；需要舰炮的火力支援，以压制敌人火力；还需要海军航空兵的对地支援；炮兵营和通信营要随队上岸，以支援陆战队建立滩头阵地；人员和物资上岸时要对海滩进行标识和管控；快速进行由舰到岸运动，以将登陆突击的首轮冲击效果最大化。埃利斯总结道，两栖作战“完胜或完败，实际上要在滩头决定”。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海军和陆军都想避免在两栖战上投入，但埃利斯的预言被小小的海军陆战队在编写1934年第一版《登陆作战临时手册》时所采纳。这份手册后来成了海军《舰队训练出版物167号：登陆战条令》的核心，这份文件在1938年首次出版，并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一直被使用（也会有一些修订）。埃利斯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观点被采纳。作为一个老酒鬼，他于1923年前往日占加罗林群岛执行刺探任务时死亡，死因不明。

Hans von Lehmann, ‘Japanese landing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in Bartlett(ed.), Assault from the Sea, 197–8;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 65–9.

日军两栖作战能力的发展就是美军计划的镜像。自从19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迈出建立海外帝国的第一步起，日本陆军和海军就很明显不得不学会通过海上向任何潜在敌国投送力量，无论是在亚洲大陆还是在太平洋岛屿。1918年，日本海军和陆军的一份联合手册《军队运用大纲》中就写到了可能对美属菲律宾发起的两栖进攻；1923年的版本上又增加了关岛的美军基地。对加里波利之战的仔细研究让日本陆军意识到，两栖作战不能靠海军。日本陆军从1921年开始训练进攻设防海岸，第一本综合性陆军手册《两栖作战综述》于1924年发布，与海军联合起草的最终版《两栖作战大纲》于1932年成稿。日军条令十分重视下列需求：迅速由舰到岸运动，海空支援掩护登陆，以专用登陆艇将部队和物资从运输船运到滩头，尽可能选择夜间行动以蒙蔽守军，使用涂有反光漆的信标来指引登陆艇。但陆军和海军都认为只能使用小规模的部队。海军发展出了营级规模（约1000名官兵）的特别海军登陆部队以对防守薄弱的太平洋基地作战；陆军则准备发动师级或更大规模的进攻，但要分散登陆，每处登陆的规模有限。

Lehmann, ‘Japanese landing operations’, 198;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81–2. David Ulbrich, Preparing for Victory： Thomas Holcomb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arine Corps, 1936–1943 (Annapolis, Md, 2011), 95, 187–8.

日本陆军很早就确认，两栖战的关键因素在于专门用来把人员、车辆和补给送到海岸线并能快速卸载的特制登陆舰艇。专用两栖作战舰艇的演进是决定其未来成败的主要因素，对轴心国和盟国都是如此。1930年，日本陆军拥有两种摩托化登陆艇，能运载100人的I型（大发）装有跳板，以便部队登上海滩，还有小些的Ⅱ型（小发），可运载30人或10人10马，但没有跳板。两种艇都装有武器和装甲以对抗敌人火力。为了运输这些登陆艇，陆军工程师还开发出了一种8000吨级的船坞登陆舰“神州丸”，设有装有后门的船台甲板。船台甲板浸水后，存放在那里的登陆艇就会浮起来，直接开往海滩。1941年装备的更大型的“秋津丸”还能搭载飞机。 身在中国的美英观察员在侵华战争第一年就看到了“神州丸”和大发艇是怎么工作的，其中有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维克托·克鲁拉克，他向陆战队司令托马斯·霍尔康姆递交了一份报告，还附上了他自己制作的登陆艇模型。霍尔康姆立刻推动建造这种装有舰艏跳板、能直接把部队送上海滩的浅吃水舰艇，但他花了两年多时间才让海军相信这一发明对两栖作战至关重要，耗时如此之久的一大原因是突击舰艇受到了国会中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最终双双在1943年加入现役的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和船坞登陆舰（LSD），其源头都是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明。

Millett, ‘Assault from the sea’, 59–60, 78–9.

太平洋上的关键位置分布让日本和美国为两栖战做准备变得合情合理，但在欧洲，各国并不打算为一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作战方式准备部队和装备。它们预期的是一场大规模地面战。即便是在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海军和全球帝国的英国，登陆设防海岸也被视为不可能。1918年后，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加里波利之战的教训，但1920年成立的一个关于联合作战的跨部门委员会给出的结论是，各军种应当继续保持独立，不要去为人人都反对的登陆战做计划。拥有9000兵力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得到的任务是防守已有的海外海军基地，而不是担任两栖突击力量的核心。1922年首发的一本《联合作战手册》也没给出什么作战指导。1939年开始为欧洲战争制订计划时，英国陆军还以为英军将会和1918年一样与法军并肩作战。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英军竟会被赶出欧洲大陆，除了准备向敌人早有准备的防线发动大规模两栖攻击外别无选择，但在1940年夏季，这真的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英军仅有的两栖战准备，是20世纪20年代登陆艇委员会资助开发的一型小型摩托化登陆艇，但到1938年时海军只有8艘这种艇。同年，英军下令开发用于人员的突击登陆艇和用于车辆的坦克登陆艇，这一偶然的决定为1943年和1944年的战斗带来了两型标准舰艇。 除了这些准备，英军发动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究竟如何，还是未知的。

TsAMO, Sonderarchiv, f.500, o. 957972, d. 1419, Army commander-in-chief,von Brauchitsch, ‘Anweisung für die Vorbereitung des Unternehmens “Seelöwe”’,30 Aug. 1940, pp. 2–5, Anlage 1; OKH, general staff memorandum ‘Seelöwe’,30 July 1940, p. 4. See too Frank Davis, ‘Sea Lion： the German plan to invade Britain, 1940’, in Bartlett (ed.), Assault from the Sea, 228–35. Renzo de Felice (ed.), Galeazzo Ciano： Diario 1937–1943 (Milan, 1990), 661,entry for 26 May 1942. IWM, Italian Series, Box 22, E2568, ‘Esigenza “C.3” per l’occupazione dell’isola di Malta’, pp. 25–7; see too Mariano Gabriele, ‘L’operazione “C. 3” (1942)’, in Romain Rainero and Antonello Biagini (eds.), Italia in guerra： Il terzo anno, 1942(Rome, 1993), 409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