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5

Alan Cook, ‘Shipborne radar in World War II： some recollection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58 (2004), 295–7.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对雷达有了初步认识之后，海军雷达也紧紧跟了上来。实际上，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海军研究机构才是在固定海岸探测之外的更广泛领域推动雷达运用的核心角色。研究的节奏大致反映了一支海军对于“空中力量改变了战舰与飞机在制海权争夺中的平衡”这一点的认同程度。用无线电探测来袭的敌方攻击机是避免空袭沉重打击的唯一手段，它能够及时向舰载机发出警报，或组织战舰的对空防御。雷达还能辅助导航，在战斗或航行中帮助避免碰撞，并且发现水面航行的舰船和潜艇。有了炮瞄雷达，就能击中躲在夜色、云雾之中的敌舰，而挨打的人都还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1941年3月28日，马塔潘角夜战中意军战舰的毁灭就是个早期的例子。然而，在海上使用雷达也带来了新的难题。雷达要远离水和冰；天线很容易在恶劣天气和战斗中损坏；雷达需要一个稳定的平台，但舰船会在海上纵摇和横摇；雷达还会因军舰主炮射击时的震动而失灵。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上的雷达就在与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次交战中失灵，使得它未能探测到最终打跛了这艘战舰的“剑鱼”鱼雷轰炸机。 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找到了答案，这让雷达成了海上作战的关键因素，对英国和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在这项新技术的许多应用上，这两个国家的海军雷达研发都处于领先地位。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73–85.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36–8; Kummritz, ‘German radar development’, 211, 219–22.

在英国，海军部研究处从1935年开始独立启动研究计划，因为舰船环境对雷达的要求与为海岸早期预警开发的系统截然不同。到9月，他们就用脉冲雷达成功重现了达文特里实验。1937年，海军通信学校接管了这项研究，一年后开发出了第一台用于探测飞机和水面舰船的实用型海军雷达，79Y型，试装在战列舰“罗德尼号”上。在随后的两年里，这套系统得到了改进，能够在适当射程上引导高炮火力，并能指引军舰主炮攻击远处的水面舰艇。79Y雷达又演变出了多种不同的型号：281型雷达用于探测舰船；282到285型用于为火炮测距，不过这几款雷达起初表现都不佳，直到海军人员更习惯了利用这些新装备的能力才得以改观；为了探测低空飞行的飞机，他们把一款空军的空对海（ASV）雷达改造成了286型舰载雷达。 舰载机也装备了ASV MK 2型雷达，正是这一款雷达使得“胜利号”航母上的“剑鱼”鱼雷轰炸机于1941年5月在浓云低垂、风高浪急、夜色将至之际找到了“俾斯麦号”。在德国雷达发展的相似过程中，海军的角色也同样重要。德军第一台岸基和海基通用的实用型雷达是DeTe-1型，常被称为Seetakt（舰载）型。它在1938年升级成为DeTe-2型，这也成了空军“芙蕾雅”雷达的样本。这款雷达首先被装在了运气不佳的袖珍战列舰“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号”上。德国海军还在1938年引入了敌我识别（IFF）系统（被称为“长子”），德国空军也采用了这一系统。 飞行员会向己方雷达发射预先设定的脉冲信号，以显示自己不是敌机，这样操作员就知道不要下令开火。到1940年，敌我识别系统已经成了所有强国空军的标准配置，尽管问题也存在：它会被截听并被敌人利用，或者，在美国海岸附近的训练飞行中，大部分飞行员会危险地忘记打开它，因为那里没有敌机。意大利没能开发出敌我识别系统，这让意军抱怨不断，因为他们的德国盟友的高射炮部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意大利飞机开火。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115–29; Joint Boar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Radar, 19–22, 26–7.

1934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也启动了独立雷达研究项目，到1937年4月，在一艘战舰上成功试装了雷达。1939年1月，美国第一台实用型雷达，XAF型，被装上了战列舰“纽约号”。第二年，两名海军军官发明了缩写“RADAR”（音译为“雷达”），这个词被用作了此项研究的保密代称，但它很快就被整个英语世界用作了对所有形式的无线电探测的称呼。接下来，根据海军各项需求对雷达进行改造的进展很快。1941年下半年引入的SK雷达使用了另一项重大创新，平面位置显示器（PPI），它能够显示整个战场情况和周围地形的图像。对于舰载机来说，航母能够辨别自己和空中敌机是十分重要的，于是，1937年，美国海军版的敌我识别系统开始研发。到1941年，所有舰载机都能够加装空对海雷达，研发雷达引导的轰炸瞄准仪的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它能够让飞机在夜间或穿云轰炸敌方舰船。1944年驻华美军第14航空军宣称，他们利用夜间雷达轰炸小型目标，击沉了11万吨的日军船只。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生产了2.7万台标准空对海雷达。 海军的几乎所有新发明都被陆军和陆军航空兵拿走，改造后投入使用。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用于火炮精确瞄准的雷达都是个至关重要的配件。英军中雷达引导的Mk-2型火炮瞄准仪使得摧毁1架飞机所需发射的炮弹数量降低到平均4100枚，而原先没有雷达的Mk-1型瞄准仪则需要18500枚炮弹。空中截击雷达能够让飞机在暗夜或者恶劣天气下靠近来袭敌机，在海军使用过之后，各大空军也普遍装备了这种工具，同时辅以地面雷达。1941年英国皇家空军夜间战斗机部队采用地面指挥截击后，德军的平均损失率从0.5%增加到7%。德军在战争后期开发的“明石”和SN 2空中截击雷达对于引导德军夜间战斗机找到盟军的轰炸机群也是不可或缺的。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142–7, 157–8; Russell Burns, ‘The backgrou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vity magnetron’, in Burns (ed.), Radar Development,268–79.

脉冲雷达所有的早期产品都是在长波上工作的。德国雷达的工作波段是分米波，波长通常是50厘米，大部分其他雷达的波长是在1.5—3米之间。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就知道在雷达上使用微波能够实现更高的精度和更丰富的用途，但是德国和日本早先的研究显示，当时的真空管无法提供微波雷达所需的能量，这种尝试就被放弃了。然而，就和最初发现无线电回波现象一样，微波技术的关键性突破也是在机缘巧合中到来的。1939年，英国电子管发展协调委员会与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签了合同，要它们开发一种能够以10厘米波长使用的高能电子管。在伯明翰大学，澳大利亚物理学家马库斯·奥利芬特的研究小组招收了两名年轻的博士生，约翰·兰德尔和亨利·布特。他二人并不了解先前关于速调管和磁控管（这是先前微波研究所基于的两种先进真空管）能否产生厘米波所必需的能量的争论，而是直接把两种真空管组合到一起，组成了后来所称的“谐振空腔磁控管”。首轮试验显示，这种新设备能够输出的能量水平很高。1941年2月21日，他们向奥利芬特和团队成员展示了这种磁控管，表明它能够制造出9.8厘米波长的电波。于是，新设备的生产工作立即被交给了通用电气公司，后者的实验室也获得英国皇家海军的资助，以进行速调管和磁控管的研究。新设备在5月造出工作模型，8月，电报研究所就进行了一次演示，确凿无疑地显示使用了空腔磁控管的脉冲系统即便在面对小物体（这次是放在附近悬崖顶上一个贴了金属板的自行车脚踏板上）时也能产生清晰的回波。当月，一台编号为E1198的空腔磁控管被放在金属匣子里，交由一个以政府科学家亨利·蒂泽德为首的科学交流团带回了美国。9月19日，这个秘密在华盛顿的一次顶级科学家会议上揭开了面纱，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应。护送空腔磁控管的爱德华·鲍文回忆道，人们突然意识到“放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东西可能会被证明是盟军的胜利之源”。

Chris Eldridge, ‘Electronic eyes for the Allies：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on radar develop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History & Technology, 17 (2000), 11–13. Brown, A Radar History, 398–402;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10–12;Eldridge, ‘Electronic eyes for the Allies’, 16.

谐振空腔磁控管改变了英美雷达的面貌。蒂泽德代表团把这种磁控管交给了美国微波委员会，他们明白后者将会组织规模化生产。此事被交给了贝尔电话实验室，到战争结束时生产了超过100万件，其中大部分是1941年为了增加频率稳定性而开发的改进型“捆扎式”空腔磁控管。雷达研究此时已被视为对美国军队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事情。于是，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一个由李·杜布里奇担任主任的“辐射实验室”，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发微波技术。为避免像美国参战第一年那样，因英美两国重复工作而产生浪费，这个实验室又于1943年夏季在英国建立了分支。 现在，有了更精确、功能更丰富的装备，所有早期开发的战场雷达都没用了。起初的优先目标是制造一款微波空中截击（AI）雷达和能用于高射炮自动测距和射击的微波炮瞄雷达。1942年夏，空中截击雷达被开发出来，型号是SCR-520，最后又升级为SCR-720型。美军飞机上装备的全都是这种雷达，而且由于性能先进，它也被英国空军采用，改名为AI Mk10，用来替换1942年4月参战的AI-Mk7型微波雷达。SCR-584炮瞄雷达是战争中最成功的雷达之一。它在M9射击指挥仪上加装了一台模拟计算机以测算距离和高度，火炮就能向敌机自动准确射击。它不仅被用在高射炮上，还参加了地面战，能够用来跟踪炮弹弹道以侦测敌人的迫击炮，还能穿过烟雾和暗夜探测敌人的车辆，甚至单个士兵。诺曼底登陆日当天，有39台这种设备被送上了岸，让美军的炮兵和高射炮得到了极其精准的指挥。

Edward Bowen, ‘The Tizard Mission to the USA and Canada’, in Burns (ed.),Radar Development, 306; Brown, A Radar History, 402–5; Guy Hartcup, The Efect of Science on the Second World War (Basingstoke, 2000), 39–43.

微波雷达的工作波长起先是10厘米，之后是3厘米，最后在战争结束时发展到1厘米。其中3厘米波长的雷达被用来帮助轰炸机侦测地面状况，让目标定位更准确，这也是英美两个盟国因研究竞争而产生分歧的领域之一。当时英国开发出了H2S型设备，波士顿辐射实验室的版本则被称为H2X，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产品，改为通用的系统。在设计用于高射炮弹引信的微波系统方面，双方的协作更加卓有成效，这种引信能用一台小型雷达追踪目标，然后在适当时机引爆。1940年，这一设想最初由在英国从事雷达研究的澳大利亚物理学家威廉·布特门特提出，发明计划被蒂泽德代表团带到美国，其概念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得到了彻底开发。1943年1月，“近炸引信”首次在太平洋战场上击落敌机，这改变了这一战区中舰对空作战的面貌。然而，这种引信在欧洲用得很少，因为担心技术会落入德军手中。不过在英国领空使用是没问题的，于是它们在这个国家抵御V1巡航导弹的防空作战中得到了成功运用，击落了估计50%的来袭导弹。这种引信最终还是于1944年后期被用在了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役中。在突出部战役中，近炸引信炮弹击落了至少394架德军飞机。到1945年，约有2200万个近炸引信走下了生产线。

Trent Hone, Learning War： 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Doctrine in the U.S. Navy, 1898–1945 (Annapolis, Md, 2018), 206–14;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167–9, 185–6, 208–10; Joint Boar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adar, 20–21,40–41; Brown, A Radar History, 368–70.

微波雷达在海战中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在英国，海军部推动了能以更高精度探测到德军潜艇的空对海雷达的开发。1941年初，271型雷达准备就绪，这是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微波雷达。在微波的加持下，它被证明不仅能发现潜艇，甚至还能发现探出海面的潜望镜。1941年11月16日，在直布罗陀外海，英军首次用微波雷达发现并击沉了一艘德军潜艇。皇家海军的舰载微波雷达还被用于更优越的炮瞄设备、辅助导航设备和目标指示器。美国海军始终坚持要在海军研究实验室而非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研发海军雷达，他们为舰载机、航母和其他军舰制造了多种厘米波雷达。为大型军舰和轻型航母配备的SM和SP雷达就是此类，它们能够在三维空间探测到飞机。1942年下半年，10厘米波长的Mk8雷达的到来让火炮瞄准成了一种更精细的操作，它使得舰炮能够盲射，并跟踪炮弹弹道；它还能在雷达屏幕上显示目标是否被消灭。Mk8炮瞄雷达的首次使用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当时一艘猝不及防的日舰在夜间被从12千米外击沉。但对大部分军舰的舰长来说，这一新技术还是被证明太有挑战性了。1942年11月，尼米兹上将命令所有大型战舰都建立战斗行动中心，以协调和分发雷达信息，让指挥官腾出手来专心指挥。这一设施后来被称为“战斗情报中心”（CIC），它们以“凯迪拉克工程”为代号在整个美军舰队中普及开来。每个战斗情报中心都有大量无线电和雷达操作员，但关键人物是负责评估战场态势的“评估员”，以及负责把空中作战、高炮或军舰主炮所需的信息发出去的“播报员”。 在指挥官们熟悉了这种新技术之后，它便在最后两年的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到1944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已经完全成为电子战，而其日本对手则完全无法与之匹敌。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50–60; Kummritz, ‘German radar development’,222–6.

微波雷达让英美两军的电子战水平完全超越了德国和日本。德国的雷达研究者在战争伊始就造出了使用50厘米波长的卓越雷达，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微波研究被证明没有成效，在战争中也再未对此项研究重新提起兴趣。战时的雷达研究受到了其所处的保密文化的损害，在这样一个独裁社会中，任何泄密都可能受到惩罚。德国高频研究的代表人物汉斯·普伦德尔在1940年被戈林征召，又在1944年被解除职务，因为他用了关押在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科学家来帮助修理雷达，“把秘密材料交给了外人”。他本人最终侥幸地没像汉斯·迈尔那样被关进集中营，后者是西门子电气公司的研究主任，因“出言不慎”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研发工作还受到了研究中心分散、彼此沟通不畅，以及未能明确优先目标的影响。甚至当1943年2月一个从坠毁的“斯特林”轰炸机上找来的空腔磁控管落入德军手中时，他们也什么都没做。这个磁控管根据飞机坠毁的城市被称为“鹿特丹设备”，它被送到德律风根公司的实验室，后者在1943年夏据此造出了几种微波设备，但没有被使用。有一种10厘米波长、代号“马尔堡”的炮瞄雷达被开发出来，但德军高射炮部队仅装备了几台；还有一种供德军夜间战斗机使用的名为“柏林”的微波雷达在1945年1月完成开发，同年3月形成战斗力，但为时已晚，德军已无力回天。 德国没能造出近炸引信，而它原本可以在对付盟军空中轰炸的防御战中做出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

Nakajima, ‘History of Japanese radar development’, 244–52, 255–6. Brown, A Radar History, 424–5.

日本的雷达研发受到很多拖累，一是陆军和海军研究机构之间关系紧张，二是军方普遍抵触民间大学和商业机构研究所的科学家参与，据八木秀次所言，他们受到的对待像是“外国人”一样。日本的磁控管研究按国际标准算是先进，但是军方对利用这一优势完全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直到1940年和1941年两支日本代表团访问德国，看到了数量有限的几种德国雷达设备后，日本对雷达的态度才认真起来。1942年初在新加坡和科雷吉多尔缴获的英美雷达让日本研究机构得以对其进行逆向工程，以开发一款日本版，但是开发工作迟缓，第一台使用缴获技术的雷达直到1944年才投入使用。和德国一样，日本的研究计划很分散，保密措施也妨碍了研究的便利性。在无线电研究总部，研究磁控管和雷达的半数工程人员都被征入军队，在那里他们最后比一名普通步兵强不到哪里去。物资和熟练人员的短缺打乱了优先项目的研究。许多电子元件的质量很差，这都是因为制作工场经验不足，关键金属材料也不够。日本真正造出来的雷达极易受到美军电子反制的干扰，美军的反制计划是由1942年加入成为无线电研究实验室领导人的弗雷德里克·特曼牵头进行的。在1945年日本本土列岛上空的空中作战中，美军用一种被称为“豪猪”的干扰器产生出强大的无线电噪声，以干扰日本的防卫雷达。在战争后期，日本军队最终还是小范围采用了微波雷达，首先只有一台22型舰载雷达，随后又造出一款用于夜间战斗机的FD-3机载雷达，仅仅造了100台。这些雷达没有平面位置显示器——该装置对掌握战斗态势至关重要——直到1945年7月才最终造出来1台这种显示器。一款能够输出高能量的空腔磁控管直到战争结束时都还在研发之中。 奇怪的是，曾在1934年最初促使罗伯特·沃森-瓦特投身于无线电探测的“死亡射线”的想法却在1945年被日本研究人员捡起来当作最后一搏。他们使用集中的无线电波束，花了10分钟杀死了30米外的一只兔子。几个月后，2枚原子弹被扔在了广岛和长崎，每一枚都装有4个雷达引信。

Joint Board 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adar, 44; Watson, Radar Origins Worldwide, 223.

在盟军方面，无线电和雷达为提高其战斗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技术并没有如人们有时说的那样让人打赢这场战争，使用效率不是十分理想，也没能摆脱技术问题，但它们确实在战争的后几年里为盟军的陆军、海军和航空兵提供了重要的领先优势。这一优势反映了其政府、科学家、工程师和军队之间的密切联系。英国和美国的无线电波研究是由政府指定的委员会资助的，资金充足，两国研究者和使用者的开放合作甚至在美国参战前就达到了惊人的水平。由于美国电子工业的先进性，其生产能力极为强大。专业人员训练的规模也很大。仅太平洋舰队雷达中心就在1942—1945年训练了12.5万名官兵。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和陆军那些进行雷达和无线电研究的实验室聘用了超过1.8万人。 这些优势都是其轴心国敌人所无法比拟的。

力量倍增器？情报和欺骗

Carl Boyd, ‘U.S. Navy radio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inking of the Japanese submarine I-52’,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3 (1999),340–54.

1944年6月23日，日本运输潜艇伊-52号满载着输送给德国的黄金、钨、钼、鸦片、奎宁、橡胶和锡，在比斯开湾近岸航线上被一枚美军“复仇者”轰炸机投下的声自导鱼雷击沉，当时它刚刚离开与一艘德国潜艇的会合点。美国的作战情报部门已经通过破解这艘潜艇发出的大量无线电信号，而对其准确位置侦测和跟踪了几个星期之久。在法国西海岸的港口洛里昂，一个由德国和日本的达官贵人组成的欢迎团正在不耐烦地等待着这些日本艇员抵达，他们打算为这个封锁线穿越者的到来庆祝一番，并把它作为宣传噱头。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艘被击沉的潜艇再也没有无线电信号传来，于是人们只好认为它已经被击沉了。随着盟军部队冲出诺曼底桥头堡，这场庆典草草收场。1944年，总共27艘运输潜艇中有18艘因通信情报而暴露位置，被全部击沉。最后一艘突破封锁线的水面船只早在1944年1月就被击沉，原因相同。

David Kahn,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78), 210. 与照相侦察的重要性有关的问题，见Taylor Downing, Spies in the Sky： The Secret Battle for Aerial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London, 2011), 327–34。 Jeffrey Bray (ed.), Ultra in the Atlantic： Volume 1： Allied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Laguna Hills, Calif., 1994), 19; F. H. Hinsley, ‘An introduction to FISH’, in F.H. Hinsley and Alan Stripp (eds.), Code Breakers： The Inside Story of Bletchley Park (Oxford, 1993), 144.

盟军利用了来自无线电信号的战术情报，这决定了伊-52号的命运——这种情报常被称为信号情报（SIGINT，尽管这一回称其为通信情报COMINT更合适些）——只要能够成功截获和解读无线电信息，这就是作战前线最重要的战役情报和战术情报来源，没有之一。盟军进攻法国时，关于德国军队的情报信息约有2/3来自无线电通信；而德国情报部门“西线外军处”的首脑则认为信号情报是“所有情报人员的情人”。 它虽然无论如何都不是唯一的情报来源，却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陆海军情报部门所能依赖的还有来自特工或战俘的所谓“人员情报”，其价值常常存疑（尤其是在特工被敌人成功策反并提供假情报之时）；或者来自缴获文件的情报，它常常只能提供关于敌人意图或布局的一点蛛丝马迹；或者来自航空照相侦察所得的情报，如果照片能被正确解读，那么它就至少是仅次于信号情报的第二大主要情报来源。 无线电截获情报的优势在于它覆盖了敌人在广大地理范围内战役行动和战术行动的所有方面，而且情报量巨大。美国海军的破译部门OP-20-G在大西洋战役中截收了11.5万条德国海军的通信；英国政府编码和密码学校（GCCS）在1943年初每个月能截获3.9万条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信息，而从1943年下半年到战争结束则每月平均达到9万条。 来自无线电通信的情报十分丰富，这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线电与陆海军作战的融合程度。

每个主要参战国都会利用战术情报和战役情报。而关于敌人计划、意图和行动方式的更大范围的“战略情报”的获取难度则大得多，还有许多著名的失败案例——美国军政领导人在1941年12月未能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日军进攻，日本错误地认为美国人将会士气低落而无法发动全面战争，德国在1941年低估了苏联的实力，斯大林拒绝相信自己收到的超过80次德国即将入侵的警报并由此带来灾难，盟军预计仅通过轰炸就能让德国崩溃，等等。这些执念大部分是有情报支持的，但它们常常会受到一厢情愿的想法、投机、种族和政治歧视的影响，也可能只是受到怀疑态度的影响，哪怕在许多时候情报来自能够轻易破译的低密级外交密电——珍珠港遇袭前美国对日本“魔术”密电的解读就是这种情况。在胜利似乎临近之时，战略情报又常常会成为傲慢的牺牲品。1944年12月，德军“秋雾行动”反击初期的胜利是由于盟军相信德军已经被打败，无法有效反击，即便高级别通信情报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同样，德国军队顽固相信苏联军队会在攻击之下崩溃，而所有迹象都显示出情况恰恰相反，苏联也确实顶住了德军的进攻。

John Chapman, ‘Japanese intelligence 1919–1945： 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in Christopher Andrew and Jeremy Noakes (ed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00–1945 (Exeter, 1987), 147, 155–6. Ken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Oxford, 2009), 122, 140,161–2.

作为“力量倍增器”，战役情报和战术情报比战略情报和政治情报突出得多。情报行动的组织和实践反映了特定的军事文化，体现在情报体系建立和实施的方式上，以及情报与更大范围战争机器融合的程度上，但没有任何一个强国会忽略它。日本的军事情报由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和海军军令部第三部分别管辖。两个军种都不太重视情报，组织战役时都会排斥情报军官。联合舰队司令部只配有一名情报官，每个舰队也都只有一名情报官。军方希望舰队指挥官在战斗中自行判断敌情。 日本没有中央机构或委员会来协调陆海军的情报工作，两个军种也基本没有相互协作。陆军破译人员破解了一部分美军的M-94和M-209机器密码时，却对海军守口如瓶。

Samir Puri,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deciding the Battle of Britai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1 (2006), 420–21. Downing, Spies in the Sky, 337–9.

德军情报机构同样不愿情报人员参与行动，也不愿从民众中广泛招募人员。德国陆军参谋部的1c部门不光要处理情报事务，还负责其他许多事项，包括军队的宣传工作。德国空军有自己的情报处，海军也是。空军的情报部，D5部，在1939年只有29名工作人员，在战争中规模扩大得很缓慢，对作战指挥官的影响也很有限。和陆军一样，空军情报人员也要负责飞行人员的福利、新闻发布和审查以及宣传等杂项事务。 德国三军的情报人员都很少，事情很多，而各个层级的德军指挥官也被要求对作战做出自己的判断，咨询或者不咨询他们的情报参谋都可以。和日本一样，德军情报的收集和分发也是各军种各自为政，没有中央机构加以协调。在空中侦察照片的解读方面，每个战场指挥官都能得到低阶情报人员的协助，但德军没有像英国白金汉郡的集中解读中心那样在全军分配情报的机构。 各军种的信号情报也没有像英国那样由一个国家中心来集中整合。如果说德军在战术层次上的情报收集常常系统而充分，那么他们在战役层面的情报整合就十分有限。

Sebastian Cox,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F and Luftwaffe intelligence in the Battle of Britain, 1940’,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5 (1990), 426. 关于这方面复杂关系的全面介绍，见Bradley Smith, Sharing Secrets with Stalin： How the Allies Traded Intelligence 1941–1945 (Lawrence, Kans, 1996)。

在英国和美国，情报扮演了更重大的角色，它并非仅仅和各军种有关（他们各有自己的情报部门），而是有广大民众参与。1940年，服务于军事需要的科技情报工作在英国实现制度化，美国一年后也是如此；1936年成立的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向战时内阁和军队不断提供关于诸多主题的所需情报；情报工作融入了从战略到战术各个层面的作战计划制订过程中。所有军种的信号情报都在布莱奇利庄园的编码和密码学校集中处理，那里高峰时有多达1万人，大部分是平民，且绝大多数是女性。平民专家的参与体现了民主国家的战时动员特点，军队对于情报人员（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参与战役的计划和评估并没有什么歧视。许多应征担任翻译或从事解码工作的人是在传统或现代语言方面天资聪慧的大学生。皇家空军情报部门在战争期间招收了700人，但其中只有10%是皇家空军正规军官。 最重要的是，英美两国能够根据正式协议共享信息和情报评估，最终达成了一定程度（几乎完全不受限制）的情报协作。它们还试图把共享范围扩大到苏联，但这种协作几乎总是单方面的，还面临着泄露西方情报来源的危险。苏联对情报的接收也是无礼到令人尴尬。

Douglas Ford, ‘Informing airmen? The US Army Air Forces’ intelligence on Japanese fighter tactics in the Pacific theatre, 1941–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4(2012), 726–9. Wilfred J.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U.S. Naval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Pacifc War During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1979), 150–53; Karl Abt,A Few Who Made a Diference： The World War II Team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New York, 2004), 3–4.

在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军事情报体系是列强中发展水平最差的。作战部队没有专门的情报人员，也没有专门的培训设施。1941年，美国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扩建情报部门：陆军的G-2处，海军则有海军情报署。但和日本情报部门一样，它们之间的配合也很差。1941年夏季，美国陆军着手建立独立的航空情报处，A-2，但它起初曾严重依赖英国皇家空军无条件提供的材料，以及和澳大利亚情报部队的协作。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广泛招收平民专家、学者或者有资质的学生。陆军建立了情报部队，它最终在每个团里都设立了一个战场情报小组，这样那些学完德语或日语军事语言课程的人就能审讯战俘或者就地翻译缴获的文件。海军情报部门专注于太平洋战场，1941年时他们对那里一无所知。关于日本飞机的手册上对三菱“零式”战斗机的介绍还是空白，尽管这种飞机的详细信息已经能够搞到。 海军情报部门设在华盛顿，但在前线，战场情报小组和照相侦察部队会把情报提供给太平洋战区联合情报委员会，后者则会编制大量情报报告，并分发给太平洋战区的所有作战部队。 陆军的信号情报部门建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市政厅，这是美国版的编码和密码学校。海军也在华盛顿特区设有独立的信号情报基地，但随着战争的进行，两个军种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到战争后期，情报已经成了美国军队在所有层面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David Glantz,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Novata, Calif., 1990), 109–12, 219–20. Valerii Zamulin, ‘On the role of Soviet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Red Army for the summer campaign of 1943’,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2 (2019), 246, 253.

苏联军事情报的组织与其他主要参战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早在1941年之前很久，情报收集（razvedka）就是苏联作战条令的一项核心内容，它已融入了陆军和空军从高层到最小战术单位的每一层级。在更宏观的战役情报方面，来自前线的材料会被提供给苏联红军情报总局，协助构建关于敌人意图的综合图景；除此之外，苏联的方面军、集团军和师级司令部也在收集、分析和分发战役情报与战术情报。每一个指挥层级上都有一个情报主任及其班子与作战指挥官密切配合，后者必须明确他们需要什么情报、获取情报的手段，以及所需力量。在作战中，苏联方面军指挥官每两三个小时就需要一份情报报告，各个集团军级指挥官每一两个小时就需要一份。这些情报实际上全都是从作战前线收集来的战场情报，主要手段是空中侦察（如果有可能的话）、对敌人阵地的突袭和伏击，以及强行武装侦察。从1942年起，特工和渗透小组会在游击分队的配合下渗透到敌人战线后方最多15千米处。前线观察员冒险藏身于靠近敌人前线的隐蔽处，他们会报回敌人火炮和机枪阵地的位置。5—8人规模的突袭被用来缴获文件、武器，抓捕俘虏，这些俘虏随后会遭到严刑拷问。人员情报在所需情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信号情报直到战争后几年才得到更频繁的使用。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苏联的情报能力深信不疑，因为这是苏联军事行动中最完美无瑕的部分。 1942年，随着苏联红军和其空军重组，其情报工作的理念和组织也进一步变得严密，从1943年起，其情报收集即便未臻完美，也越发协调和系统起来。1943年4月，斯大林向前线情报部门发出指示，要他们加强对敌人集结部队发动进攻的位置的侦察，但是对于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军的力量水平，苏军仍然存在着危险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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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报工作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其实施方式决定了军队指挥官们对其始终半信半疑。情报视图常常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阅读敌人电讯的能力始终远远达不到需求，对特工和敌方叛徒提供信息的评估常有差错，或是对空中侦察的解读不力——最臭名昭著的是在西线，1940年5月，盟军飞行员看见了德军装甲部队在阿登大规模集结，但他们的报告被法军指挥官置若罔闻。那些负责对手头所有情报进行评估的人也会犯人们常犯的人为错误——过度乐观、想要把混乱的视图理出头绪、机构的自身利益，诸如此类。保密的障碍无处不在；即便是在很多人参加了情报工作的英国，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也是被禁止的。在编码和密码学校担任低级密码员的人不允许知道“超级机密”，以免泄密。“超级机密”在英国只能通过特别联络组，在美国通过特别安全官员来传递，而且都是阅后即焚。 最重要的是，各方对信号情报所使用的密码和编码的每一次例行变更都意味破译者要花上许多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才能读懂新的密电。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人员在1942年2—12月失去了对德国海军“恩尼格玛”电报的破译能力，1943年3月再次被“拉黑”；德国海军情报部门在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1943年上半年都能读懂英国海军的3号密码，但在6月英军更换了5号海军密码后也面临“拉黑”的窘境。 诺曼底登陆D日前，盟军能够解读柏林和巴黎德军高级司令部之间的通信，但在正值战役关键时刻的6月10日，德军更改了密码，盟军就断了线，直到9月才恢复破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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