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6

即便能够解读出电文，破译结果也要几天后才能送到，对正在进行的战役已为时过晚，难有益处。驻法国的德国潜艇部队总司令部破译的情报大多数无法及时使用。情报的誊写也是个挑战。从截获的通信到最终翻译出来的情报信息要经历多个不同的阶段，从最初无线电接收站监听到的敌人的密电原文，到破译、电文翻译，再到最终打印出来送到情报部门的办公桌上。要想利用这些情报，首先得能把它们翻译出来。英国那些翻译德国和日本电报的人只要有够用的阅读能力就可以了；那些学习日语的人起初只接受了短期的入门课程，用的都是过时的课本和字典。错误不可避免，翻译工作的规模之大只是原因之一。战争期间，缴获文件的数量之多，给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编码和密码学校人员带来了呈指数级增长的翻译需求。海军情报部门在1943年上半年有1000份文件要翻译，到次年夏季等候翻译的文件则多达1万份。 在美国，日语流利的美国白人完全不够用，这促使军方在1941年开始招募日裔美国人担任日语翻译和口译，这一计划甚至到1942年美国开始强制拘押日裔美国人后也没有停下来。到1945年，有2078名日裔美国人从军事情报语言学校毕业，随着岛屿战争的进行，他们中的许多人冒着死亡或受伤的危险与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并肩作战，审讯日本俘虏。 美国海军不肯接受日裔美国人参军，作为替代，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靠的主要是把大学生送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海军日语学校受训，之后这些对日本军语一知半解的大学生被送到太平洋的残酷战斗中去，他们会在那里想尽办法劝说陆战队战友们不要把敌人杀光，留几个活口进行审讯。

Kahn, Hitler's Spies, 203–4. Footitt, ‘Another missing dimension?’, 272. Stripp, Codebreaker, 65–6.

制约情报获取的最重要因素，是对方会想方设法确保所有经由无线电传播的情报不被敌人截获。情报收集者的主要目标在于能及时而全面地打破越发坚固的安全壁垒。面对着越发复杂的无线电文发送机械系统，这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偶尔会有一些消息是明文，可以直接阅读，这或许能够解决问题，但也可能会是误读。飞行人员许多时候都不注意无线电安全，这种明文通信在他们身上尤其多见，特别是美国和苏联飞行人员，但战斗中的地面部队在编码工作过于繁复，或者信息需要经多支部队转发时也会这么做。苏德前线的德军通信情报部门截获的电报中约95%是明文；1944年9月，在意大利前线，德军截获了22254条明文信息，密码信息只有14373条。 但即便是未加密的电报也会带来问题。在英国的一座“Y”无线电监听站，人们首次听到德军飞行人员的明语无线电通话时都很开心，结果却发现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懂德语。 然而，最重要的信息却几乎总是被用专门对付敌方监听者的方法加了密，尽管安全程度各不相同。问题在于数字的排列。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有52个变量，日本海军和陆军的电报至少有55个变量。 在竭力破解这些秘密的复杂努力中，英美情报部门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遥遥领先。

海军称其为“嘘嘘”（原文为“Hush”，意即不要出声）。——译者注

英美两国竭力破解敌方通信，是因为它们的战场是全球性的，海军和空中力量也享有优先地位。对于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来说，在战争的头几年里，了解敌人的无线电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他们需要保卫英国本土免遭空袭，以及在面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战舰和商船袭击舰时保护海运线畅通。对美国海军来说，日军密码的破译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对于避免失败至关重要，而后来又成了最终摧毁日本海军及其商船队的关键性进攻利器。英国密码破译的故事总是和“超级机密”联系在一起，这个称呼最终在1941年敲定下来，用以指代破译的德军“恩尼格玛”密码机信息 ，丘吉尔则坚持称其为“小店主”。然而，对“超级机密”的过度关注不仅忽略了因密码变更而无法破译电文的时期，也忽略了其他信号情报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补充、强化甚至有些时候替代了“超级机密”的材料。“恩尼格玛”密电的破译起先仅限于密级较低的德国空军通信，首次破译是在1940年5月，这要归功于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之时逃出来的波兰密码学家提供了“恩尼格玛”设备予以协助。破译情报需要时间，随着设计用来加速破译过程的“炸弹”机电设备投入使用，破译时间逐渐缩短。“炸弹”起初只能破译三转子的“恩尼格玛”密电，后来随着1943年美国“炸弹”的到来，它便开始能够破译更具挑战性的四转子密电。但它们未能赶上不列颠战役和德军的空中“闪电战”，在地中海战场上用得也很少（直到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和阿拉曼战役前才终于切入了德国军队的通信），在大西洋战役的高潮中令人沮丧地中断了10个月，在西欧更是无用武之地，因为沦陷区德军用的都是陆地上的有线通信。“恩尼格玛”密电在了解德军作战序列和一部分后勤与组织信息时是有用的，但对于德军战略和战役意图没能给出什么线索。“超级机密”在起作用的时候能为盟军打开一扇独一无二的了解敌人的窗口，但它的使用必须十分小心，确保德军方面不会发现自己的通信已经泄露。

Arthur Bonsall, ‘Bletchley Park and the RAF “Y” Service： some recollections’,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3 (2008), 828–32; Puri,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deciding the Battle of Britain’, 430–32; Cox,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AF and Luftwaffe intelligence’, 432.

“超级机密”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放在更大的情报背景中去考察，通过不列颠战役和大西洋战役中所使用的情报便可见一斑。在英国方面，皇家空军专职负责监听德国空军无线电频道的Y部队也参加了空战，有时候信息就直接用明文，还有些时候用的是低密级的密码和呼号，很容易破译。会说德语的人被以“计算员”的名义招入部队，以提供关于德军空中单位及其动向的即时信息。这些信息资源还得到了本土防御单位的补充，他们使用无线电测向技术来提供关于敌机起飞、航线和高度的即时信息，还能区分轰炸机和战斗机，而这是雷达做不到的。Y部队的主要基地设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奇德尔，在整个战役期间一直源源不断地向皇家空军战斗机基地提供关键信息，常常只需一分钟就能对敌机来袭发出预警，而雷达在最理想情况下也要四分钟。“超级机密”尽管对摸清德军的作战序列贡献很大，但没能截获什么有用的战术信息。英军战斗机司令部总司令直到10月才得知关于“超级机密”的事，此时德国空军的战役已然结束。

Ralph Erskine, ‘Naval Enigma： a missing lin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3 (1989), 494–504; Gardner, Decoding History, 126–31; Bray (ed.), Ultra in the Atlantic, xiv–xx, 19–24.

大西洋战役也同样运用了如此多样的信息来源。其中更重要的来源之一是高频测向，执行这一任务的是设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最终遍及世界）的测向站。由于德国海军的通信用的全都是高频，以达到足够的传输距离，那么他们的消息就可以被截获。随着战争进行，德国潜艇或商船袭击舰的位置也被锁定得越发精确。不仅如此，德国潜艇一旦看见船队，就会发出海军《短信号手册》中简短的“Beta”信号；一旦截获这种信息，那就不需要破译了，显然敌人已经来了，船队要抓紧规避。在“超级机密”无法破译德国海军“恩尼格玛”密电的这段时间里，这两种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所有各种信息都会被利用起来，使得常见的“通信量分析”报告就得以显示德军潜艇在哪里作战，力量如何。尽管截获的无线电起初只是防御性的，用来让船队躲避潜艇，但从1943年春天起，它们开始用于进攻，帮助飞机和反潜舰艇猎杀德军“狼群”。它们在击败德军潜艇威胁的战斗中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Brian Villa and Timothy Wilford, ‘Signals intelligence and Pearl Harbor： the state of the questio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1 (2006), 521–2, 547–8. Edward Van Der Rhoer, Deadly Magic：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c (London, 1978), 11–13, 49, 138–46; Stephen Budiansky,Battle of Wits： The Complete Story of Codebreaking in World War II (London,2000), 320–23.

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的信号情报部门对于截获的高密级日本电讯也使用了相同的代号：“超级机密”。珍珠港遭袭之前盟军的信号情报被证明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情报部门对于破译日本海军的主要密码JN-25b基本没怎么努力过。1941年下半年，菲律宾卡斯特无线电站的美国监听组已能解读出日本通信的零星内容（但海军情报部门基本没有加以使用），但在袭击珍珠港前一周，日本海军采用了新密码，美军无法破译。 在1942年春季疯狂的几个星期里，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单位拼命想要掌握日军的新密码，他们及时做到了这一点，预告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行动。从那之后，负责对日情报的美国海军通信情报部门OP-20-GZ就能几乎不间断地解读JN-25密码了。这里的“超级机密”提供了关于日本船队、护航舰艇和太平洋岛屿守军实力的详细信息。 它甚至截获了山本五十六大将飞往吉尔伯特和所罗门群岛视察防御的航线。经尼米兹上将的批准，美军P-38战斗机群飞去截击，击杀了这位日本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即便如此，日军还是没有觉察到自己海军的主要密码已经泄露的事实。1943年6月，美军破译部门最终破解了日本陆军向守军运输补给的船队使用的水运密码。有了这一切，无线电情报使得美军和澳大利亚潜艇与飞机得以找到并消灭了很大比例的日本商船及海军护航舰。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122. Kahn, Hitler's Spies, 204–6.

总的来说，陆军的无线电通信被证明更难以监听到如此程度。这部分体现了陆军更倾向于使用有线通信，截获这些信息只能依靠在敌人后方窃听这种危险手段。在战线流动性更强的地方，无线电的应用也更为普遍，不过其通信量还是不足以让人获取稳定而及时的情报。陆军通信情报的缺失需要依靠主动侦察、照相侦察和俘虏审讯来弥补。1939年，日军密码破译人员破解了苏联陆军的OKK5密码，但在当年8月的诺门罕惨败中没能发挥什么作用，之后就再也用不上它了，直到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为止，而此时密码早已更换。 德国陆军在苏联以少量人员破解了前线的低密级密码，在1943—1944年破译了约1/3的通信，但更高指挥层级的通信仍被证明无法突破。 在北非战事中，隆美尔无法常常读到英国陆军的电讯，但能切入其空军和陆军部队之间的通信中，直到1942年夏英军更换密码为止。德军没有像“超级机密”这种长期、稳定的途径来对付西方盟军。其他的信息来源也不可靠。航空侦察的效果大打折扣，这是由于英军对主要工业和军事目标进行了精心的欺骗性伪装，德军侦察机也越发脆弱；特工的风险也很大，他们会被敌方反情报部门策反，或者只能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

Budiansky, Battle of Wits, 319–22. Patrick Wilkinson, ‘Italian naval decrypts’, in Hinsley and Stripp (eds.), Code Breakers, 61–4. F. H. Hinsley, ‘The Influence of Ultra’, in Hinsley and Stripp (eds.), Code Breakers, 4–5.

盟军可以依靠多条途径切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陆军的通信。在太平洋战争中，盟军起初对于日本陆军电报的破译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因为初期的大部分战役是和日本海军打的。1942年夏季，只有25名破译人员在对付日本陆军密码，但一年后就增加到270人。日本陆军密码比JN-25密码难破译得多，直到1944年初盟军在新几内亚从撤退的日军第25师团手中缴获了密码本为止。从那之后，盟军就能持续破译日本陆军的电报了。 在地中海战场，意大利密码——布莱奇利庄园先后赋予其代号“佐格”和“穆索”——被证明几乎不可能破解。它们的编码和译码都是随机的。然而，意大利海运部门使用的更简单的低密级密码还是在1941年被破解了，使得盟军得以逐步积累关于北非轴心国军补给和船队运输的情报。 沙漠中德国陆军的“恩尼格玛”密电最终在1942年夏季被破解。编码和密码学校在开罗成立了分支机构，以确保在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和阿拉曼战役前能够迅速把德军电报内容传达给盟军部队，但在对轴心国军队长途追击和最终在突尼斯将其击败的过程中，“超级机密”却被证明没那么有用。

Jack Copeland, ‘The German tunny machine’, in idem (ed.), Colossus： The Secrets of Bletchley Park's Codebreaking Computers (Oxford, 2006), 39–42. Thomas Flowers, ‘D-Day at Bletchley Park’, in Copeland (ed.), Colossus, 80–81. Hinsley, ‘Introduction to FISH’, 141–7. F. H. Hinsley et al.,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3, Part 2 (London, 1988), 778–80; David Kenyon, Bletchley Park and D-Day (New Haven, Conn., 2019), 246.

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找到了一个比“恩尼格玛”译电更重要的情报来源。德国陆军开发了一种无线电传打字通信方式，它使用洛伦兹公司的“附钥”40型（后来改为42型）设备来发送高密级电讯，而无须用“恩尼格玛”来编译莫尔斯电码。每一条电传打字通信线路都有自己的密码；1943年德军有10条这种线路，1944年上半年达到26条。德国陆军使用这些线路来传递战役信息和战略信息，并视其为绝对安全的。在布莱奇利庄园，这些通信被代称为“鱼”（因为德国人给它们起的代号是“剑鱼”），手动破译工作在1942年上半年启动，但成果有限。每一条线路都得到了一种海洋生物的名称作为假名——“多宝鱼”是柏林—哥本哈根线，“水母”是柏林—巴黎线，“康吉鳗”是柏林—雅典线，诸如此类。 率先被破译的是发往巴尔干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讯，接着盟军又在1943年5月破译了德国人联系位于意大利的凯塞林元帅各集团军的线路所用密码。为加快破译进度，英军最终开发出了第一台作战用计算机。1944年初的“巨像1号”计算机（1944年6月1日又安装了2号）虽然常常被和“超级机密”的破译能力联系到一起，但它是被设计用来破译“鱼”，而非“恩尼格玛”的。“巨像2号”每秒钟可以处理2.5万个字母，比原先使用的机械处理方式快125倍。 1944年3月，柏林和巴黎的德国陆军总司令之间的战场通信被破译，尽管在1944年9月之前它还是会由于密码时常变更而阶段性“致盲”，但在战争的最后9个月里，“鱼”还是会在“恩尼格玛”更新设置导致“超级机密”价值降低时持续提供德国高级别通信的情报。 反过来，“鱼”也得到了其他情报来源的补充。Y部队从1943年4月开始破译德国陆军的中密级电讯，以及包括坦克密码在内的低密级电讯，他们在当年年底取得了突破，对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勾画出德军排兵布阵的完整视图做出了贡献。派往法国的特别行动处特工和法国抵抗组织补全了这张视图。这一回，如蒙哥马利的情报主任所承认的那样：“奔赴战场的军队中，没几支能比我们对敌人的了解更充分。”

情报收集（尤其是信号情报收集）对战役胜利的贡献程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想要证明其至关重要的历史著作汗牛充栋。显然，与敌军盲目作战是不必要的，也是低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哪一支军队会忽略建立情报视图的需要，包括了解敌人的排兵布阵、军事能力、技术创新，有可能的话还要了解其作战意图。但是对情报的运用则依赖于这些信息与所有层级上作战计划相融合的程度，或者是负责判断当下战场态势的指挥官对其相信的程度。情报在复杂的决策层级中流转时太容易被扭曲，这妨碍了对情报的有效作战运用。即便是最好的情报工作也会被证明毫无成果。在德军攻占克里特岛的战役前夕，破译出来的“超级机密”首次向当地的英军指挥官发出警报，但未能阻止英军的失败；1941年3月30日，韦弗尔收到了关于隆美尔即将发动进攻的紧急消息，但不幸的是他选择对此无视。英国的情报科技在1940年下半年还有一个更著名的突破，即识别出了德军的空中导航信号波束并有意加以扭曲，但还是没能阻止德军随后几个月的轰炸。实际上，这让德军对港口和工业目标的空袭变得更加不精确，反而加重了平民的伤亡。实际见效的情报的最明显例子出现在海战中，无线电信号是海战中通信的载体，通信的截获和破译对全球所有海上战斗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盟军在这方面的成功为击败轴心国的潜艇战、保护船队以及摧毁敌人的海上补给线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这些对于盟军在更大范围的战争中顺利作战十分关键。这都是些持久战，其中的情报战明显被证明是盟军的力量倍增器，但情报战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于好运气，无论是日本海军还是德国海军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密码和信号已经泄露。尽管间谍与特工、秘密情报和反情报的世界总是充满着魅力和冒险，但在实际的战争中，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分析和解读工作改变了战局。

评价“二战”中欺骗行动的作用时，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欺骗与情报是硬币的两个面。欺骗的目的在于让敌人搞不清本方意图，迫使其分兵，以期当战役突然发动时敌人会陷入混乱，从而将欺骗方部队的冲击力最大化，并降低战斗的代价。在现代战争中，欺骗想要发挥作用，唯有向敌方情报部门隐真示假，并尽可能久地维持这种假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欺骗行动上至掩盖重大战略行动，下至伪装保护军事基地、机场和补给站以免遭空中侦察之类小得多的计划，不一而足。尽管所有战场上的双方都会不时有一些欺敌行动，但战争中将其制度化的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苏联。轴心国只进行过两次主要的战略欺骗，分别是1941年6月对苏联的突袭，以及同年12月日军向珍珠港和东南亚的进攻。两者都算不上太突然。尽管德国花了很大力气保密，但“巴巴罗萨行动”在1941年6月时还是已被苏联人得知，这要归功于苏联广泛的间谍网，只是由于斯大林顽固拒绝面对现实，才让德军得以实现突袭。为了隐蔽，日军在珍珠港作战中，海军袭击舰队在接近夏威夷时进行了几乎彻底的无线电静默，但他们没有提前专门采取任何欺骗美军的措施。这两次其实都是苏联和美国的领导层自己欺骗了自己。

Michael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0). Rick Stroud, The Phantom Army of Alamein (London, 2012), 23–8. Charles Cruickshank, Deception in World War II (Oxford, 1981), 4–5.

英国人的欺骗行动在其作战中运用得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们战后还专门写了一本这方面的官方战史。 随着战争的进行，欺敌从一开始的小规模使用发展成为宏大的战略目标。最初的欺骗主要是在面对德军可能的空中轰炸时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后来在1940年夏又要对付德军入侵的威胁。早在1936年，英军参谋长会议就成立了一个伪装顾问委员会，主要就如何保护重要而且易受攻击的目标免遭敌人轰炸而提出建议。1939年战争爆发后新成立的国内安全部又组建了民防伪装组织，它接管了伪装顾问委员会的职责。 那些伪装专家中有许多是从艺术、建筑、电影和戏剧界召集来的，他们会花上整天整天的时间来遮蔽重要的军工厂，或是尝试把铁路刷成绿色，好让它们在乡间不要太醒目。皇家空军也成立了自己的欺敌单位，以空军部工程处处长约翰·特纳上校为首，负责组织建设假机场，以引诱德军飞机前来攻击而放过真机场；他们建成了超过100座假机场，还有假飞机和假机库，它们吸引的空袭次数是真机场的两倍。 曾在1940年成立的跨军种伪装培训班里受训的电影制作人杰弗里·德·巴卡斯于1940年下半年被派去管理北非战场上一个小型伪装单位，正是在这里，在韦弗尔将军的领导下，英军的欺敌单位作为一个正式作战部门首次成立。

Michael Handel, ‘Introduction：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idem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7), 15–19.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23–8. Stroud, Phantom Army, 80–86; Cruickshank, Deception, 20–21.

韦弗尔曾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勒斯坦战役中欺骗土耳其人取得的成功，他确信这是一种力量倍增器：“我始终相信要尽一切可能去扰乱和误导你的对手。” 1940年12月，他成功说服原本就相信欺骗价值的丘吉尔，授权他在中东司令部辖下成立一支后来被称为“A部队”的新单位，负责形形色色的欺骗行动，并任命有趣的达德利·克拉克中校担任主任。克拉克的信条是用尽办法来误导敌人，以作为对作战的支援，但他的主要手段是特工行动、无线电假消息和巴卡斯的伪装单位。其成果起初并不理想，但丘吉尔还是热情满满，他把前陆军大臣奥利弗·斯坦利找来担任伦敦中心的名义首脑，协调欺骗行动。1942年5月，在韦弗尔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烈，力陈欺骗行动诸多好处的报告之后，参谋长会议终于同意成立一个正式部门来负责此事。现在所谓伦敦管控处的首脑由斯坦利换成了约翰·贝文中校，这是负责计划、监督和协调英国全球欺骗行动的中央组织。他的任务是找到欺骗手段“让敌人浪费其军事资源”。美国军队尽管对欺骗一事疑虑重重，但还是同意建立一个联络机构，联合安全控制处（JSC，起初只有两名军官），来为美国陆军和海军执行同样的任务。 这些部门最初的行动大部分集中于找到在沙漠战役中击败轴心国的方法。那里荒芜的地貌让伪装尤其困难，但是保护盟军部队免遭打击以及迷惑敌人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给港口设施和跑道刷上了大量暗褐色油漆；通过巧妙使用油漆和阴影，机场被伪装成了居民区；就地取材的“遮阳板”被设计出来，好让坦克从空中看起来像是一辆卡车——更困难的是把卡车伪装成坦克，但他们还是用当地出产的荆条做到了这一点。这些隐蔽盟军部队以使其免遭敌人侦察的技巧如此成功，以至于巴卡斯把他的工作写成了训练手册《战场隐蔽》，作为作战要求被采纳，印刷了超过4万册。

Niall Barr, Pendulum of War： The Three Battles of El Alamein (London, 2004),299–301; Cruickshank, Deception, 26–33; Stroud, Phantom Army, 193–7 ,212–18.

欺骗行动成功与否总是很难衡量，而且盟军方面不知道的是，隆美尔已能够获得开罗美国大使馆武官发出的电报，以及知晓沙漠空军和第8集团军之间的无线电联络，这让他得以完整了解对手的意图和排兵布阵。英军的欺骗行动直到1942年秋季准备第二次阿拉曼战役时才开始发挥作用，此时隆美尔已经失去了上述两项情报来源。这绝对是地中海战场上最为精心的欺骗行动。盟军认为，如果要把此前不可战胜的隆美尔及其意大利盟友拒于开罗和苏伊士运河之外，那这种欺骗行动就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欺敌计划代号“伯特伦行动”，由六个彼此独立的部分组成，全都是为了让敌人相信盟军的主要进攻将落在战线南段，事实则是盟军将在北段用装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伪装是成功的关键。在北段，大批燃油、食品和弹药被巧妙地伪装成卡车停车场；而在南段则建立了假的物资堆栈，从空中看起来和真的一样。真正的卡车和坦克先是停在南段，之后趁夜北上，保持彻底的无线电静默，并在原来的位置放上假的卡车和坦克。在北段，360门大炮被伪装成卡车的样子。英军最终制造了总共8400假的车辆、火炮和堆栈以让敌人确信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是要在南段进攻。达德利·克拉克还组织了25个假电台，进一步强化了德军和意军通过空中侦察获得的“盟军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南段”的印象。 和所有欺骗行动一样，如此大规模和复杂的计划很容易出错，但隆美尔还是上了钩，把他的装甲部队集中在了错误的地方。尽管盟军拥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和多得多的坦克和车辆，但接下来的战斗仍然只是险胜。这一次，盟军微弱的优势是欺骗行动带来的。被俘的德军和意军指挥官供认，他们预计主攻将在南翼，而且直到战斗打响几天后还一直这么认为，此时已为时过晚，战局已难以挽回。

John Campbell, ‘Operation Starkey 1943： “a piece of harmless playacting”?’,in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92–7.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104–5. Campbell, ‘Operation Starkey’, 106–7.

“伯特伦行动”的成功或许很好地解释了英美展开更大范围战略欺骗的决定。1943年夏，作为1944年进攻法国的远期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英军参谋长会议批准了一项“掩护和伪装”计划，代号“帽徽行动”，目标是让德国军队相信盟军计划在1943年夏末跨海峡进攻，以此牵制西线德军，帮助在意大利作战的盟军和东线的苏军。美军指挥官对这一计划很热心。但是德军方面看穿了盟军用双面间谍提供虚假预警的拙劣把戏，而且对代号“星号键行动”的有限海空行动无动于衷，该行动旨在模拟为突击登陆所做的各种准备。 在此次和许多其他失败的欺骗行动中，正是由于没有需要掩盖的真实作战，掩护计划的可信度才大打折扣。伦敦管控处的“帽徽行动”的彻底失败本来有可能终结在1944年对敌欺骗的任何前景。另一次代号“雅亿行动”的欺骗行动甚至幻想要让德国人以为地中海将会是英美军在1944年的主要战略区域，与其配合的没有任何地面进攻，只有空中轰炸。美军指挥官正确地意识到这一计划完全不可信，于是取消了“雅亿行动”。 然而盟军还是在1943年7月为计划一年后发动的真正的进攻制订了进一步计划，“激流行动”，以让德军搞不清盟军的真实意图：主攻将指向诺曼底，在加来海峡以少量师进行有限的牵制性佯攻，以防德军对遭受主攻的地域进行增援。这一计划也很快被放弃，因为计划中的佯攻被认为太弱小，无法牵制德军足够长的时间，作用不大。

多亏了丘吉尔，欺骗行动才在盟军的进攻战略中保留了一席之地，他在敲定了诺曼底登陆事宜的德黑兰会议之后再次认为，登陆的成功要依靠误导敌人，令其部队远离法国北部，这一主张体现了他本人对于两栖作战能否成功的怀疑。贝文和伦敦管控处受命执行一项新的欺骗行动，“保镖行动”，力争让德军相信1944年的主要作战将指向巴尔干、意大利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对法国的进攻最早也要推迟到1944年下半年。但是和“激流行动”“帽徽行动”一样，“保镖行动”也基本没能达到目的。到1943年下半年，德国最高指挥层，包括希特勒本人，已经意识到部队在英伦三岛大规模集结正是为了在次年春夏的某个时间点登陆法国。德国也未忽视挪威或巴尔干遭到攻击的可能性，因此这些地方也保留了强大的部队，但德军始终认为进攻这两地并非盟军的首要意图。

诺曼底登陆的欺敌计划最终依赖的还是在地中海战区有过真实欺敌经验的人物。达德利·克拉克的副手诺埃尔·怀尔德于1943年12月被调往伦敦，在新任命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里负责欺骗行动。蒙哥马利被任命为第21集团军群司令，负责登陆，这最终扭转了欺骗行动的处境。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二人都愿意进行欺骗行动，并都从中获益过。配合第21集团军群欺骗行动的有一个“特别手段科”，被称为“R”小组，由戴维·斯特兰奇维斯中校领导，他和怀尔德共同制订了一份真正的欺骗行动计划，代号“南部坚忍行动”。原有的“保镖行动”被作为“北部坚忍行动”继续推进，仍在遵照1943年提出的想法，力求让对方相信挪威和瑞典铁矿区仍然有可能被盟军进攻，但是和此前的计划一样，这对于德军的计划并无什么影响，因为挪威已经有了强大的德军，不大可能继续加以增援。

“南部坚忍行动”是中心环节，目的是让德国军政领导人相信诺曼底登陆只是更大规模登陆的前奏，主力将渡过英吉利海峡最窄处，进攻加来海岸。和阿拉曼的“伯特伦行动”一样，此举的目标也是要在一个地区模拟出一个主要威胁，从而掩盖在另一个地区的真正威胁的规模和时间安排。他们在英格兰东南部建立了一个虚假的“美军第1集团军群”，配备了一个真的指挥官——巴顿将军——并配备了虚假的无线电通信和假装备。英格兰东部那成排的假坦克和假大炮充分吸收了沙漠作战时的经验，只是那些假登陆艇被证明太过脆弱，很容易搁浅或损坏（不过从未被次数不多的德军空中侦察发现）。和在阿拉曼一样，盟军可以在英格兰东南部布置一些真实的部队，直至他们被调往英格兰西南部参加登陆。但这次欺骗行动还有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部队调走后，真实的预备队又可以填补他们的位置，与那些只存在于表面上的师级单位继续欺敌。这次欺骗行动的筹划周密到了最细枝末节之处，而且保持了最严格的保密状态。

Handel, ‘Introduction’, 60. Thaddeus Holt, The Deceivers： Allied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04), 565–6.

双面间谍也强化了德军通过信号情报和空中侦察得出的认识。1942年，英国国内安全部门军情五处破获了在英国的几乎所有德国间谍，并把其中许多人策反为替盟军工作的特工。在“南部坚忍行动”中，盟军代号“嘉宝”（西班牙间谍胡安·普约尔·加西亚）的特工虚构了一张间谍网，并向德国反情报部门提供虚构的高级别情报。1944年1—6月，他向德国上线发出了500条消息来让后者认定盟军在英格兰东南部和苏格兰集结兵力，以及登陆将在当年更晚些时候到来，但这一点不如前者那么成功。这个故事中更值得一提的方面是，在欧洲沦陷区的盟军间谍频频被抓的背景下，德国情报部门多年来居然相信他们的英国同行无法跟踪和消灭德国人自己的间谍。特工的信息要传达到作战指挥官那里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战后人们发现，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记录在案的关于英国的208条报告中，有188条都是为盟军服务的双面间谍提供的。 德国军事情报部门面临的问题是，随着登陆日益临近，他们该如何运用手中的大量情报资料。德国陆军的情报部门，西线外军处，在关于英国集结的兵力规模方面被完全误导了。由于“美军第1集团军群”的欺骗行动，德军将盟军部队的实力高估了50%，误以为盟军可能至少计划了两场相互独立的作战，一场在诺曼底，但更大的一场则指向加来海岸。两个地方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如此难以确定哪边是佯攻，哪边是主攻，尽管4月的评估更倾向于认为诺曼底或者布列塔尼是主攻方向。但是到了5月中旬，关于“美军第1集团军群”的情报越来越多，这转而预示着登陆更可能从英格兰东南部发起，诺曼底会先进攻，但这是辅助性攻势。“超级机密”和“魔术”破译的情报令实施欺骗的一方得以判断自己的计谋是否奏效。到5月下旬，很显然，自希特勒以下，众人都将加来海岸视为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威胁所在。6月1日，破译的一份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根据近期与希特勒的谈话内容发给东京的电报证实，希特勒预计诺曼底会遭到牵制性进攻，之后盟军会“跨过多佛尔海峡全力以赴开辟第二战场”。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122.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122, 132. Howard, Strategic Deception, 186–93; T. L. Cubbage, ‘The German misapprehensions regarding Overlord：understanding failure in estimative process’, in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115–18.

尽管德军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双面间谍们努力传达的“推迟到当年晚些时候”的信息只不过是“蓄意掩盖敌人的意图”，但登陆的时间仍然是个谜。 他们对真实日期一无所知。从4月到6月，防守海岸的德军部队已经收到了10次最高警戒，已经对这种“狼来了”式的警报熟视无睹。6月5日，就在庞大的登陆舰队开到海岸前几个小时，一份提交给西线德军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的总结报告给出的结论是，即将到来的登陆“似乎还没有迹象”。 然而，“南部坚忍行动”的关键要素就在于以虚构的美国集团军群维持“第二次登陆将在诺曼底之后某个时间到来”的假象。对后续登陆的担心没有阻止隆美尔迅速将装甲师调往诺曼底，但德军高层不愿冒让法国东北部门户大开的风险。持续的无线电欺骗，加上双面间谍提供的似乎更可信的进一步消息，让德军指挥官更加相信关于“美军第1集团军群”的消息。大量情报信息（并非都来自双面间谍）显示，美军第1集团军群正在等待诺曼底的战斗吸引走德军预备队，再向法国东北部海岸发动第二次作战。考虑到手头的情报，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但它意味着约22个德军师在加来海岸一直待到7月，那时德军指挥官最终判定，诺曼底前线的成功促使盟军改变了主意，将美军第1集团军群投入了现有的作战中，而没有发动第二次战役——直到最后，他们都对那个虚假的集团军群信以为真。希特勒直到8月才最终命令加来海岸的部队参加诺曼底的战斗，但为时已晚。 尽管盟军面临的所有风险都可能把事情搞砸，但欺骗行动最终还是被证明成功了，因为它让敌人深信了一个似乎完全合理的战略筹划。由此，西线战事中最精心的一次欺骗行动通过诱敌分兵而“倍增”了盟军的力量。其结果是降低了这场战役原本代价很高的风险，而这场战役又是西线盟军输不起的。

David Glantz, ‘The Red mask： the nature and legacy of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175–81, 189.

当“南部坚忍行动”在西线展开之时，苏军也在东线向白俄罗斯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另一场大规模欺骗行动。这场欺骗行动的规模与“霸王行动”那次不相上下，结果导致德军的苏联战线遭到毁灭性打击。和“坚忍行动”一样，为1944年6月22—23日发动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而设计的欺骗计划，也代表着苏军在学习掌握战略级和战役级欺骗的漫长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苏联的军事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就意识到了欺瞒和突然性的核心重要性。苏联红军的一系列野战守则也强调了保密带来的优势：“突然性对敌人具有震撼性效果。”其目标始终是通过隐蔽部队的集结而向敌人隐瞒意图，随后发动出乎意料的突袭，据后来战时野战守则的说法：“让敌人手足无措，摧毁他们的意志，剥夺他们进行有组织抵抗的机会。” 因此，苏军在1941年6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一度丧失了有组织抵抗的能力，这也是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1941年9月，苏联最高统帅部要求在战略、战役、战术这三个层级上都进行欺瞒，于是这一做法便融入了后来几乎全部140次前线战役中。伪装成了苏联士兵的第二天性，他们也学会了战术层面上的隐蔽和埋伏。但更大范围的战役级欺骗要依赖部队小心翼翼的夜间运动，严格保密，绝对的无线电静默（考虑到无线电一开始严重不足，这倒也不难做到），以及对意料之外地形的利用。当1941年末德军被阻于莫斯科城下时，其情报部门对苏军整整三个集团军的出现完全没有察觉。到1942年，每个战役司令部都有一名专职的欺敌参谋，负责欺瞒行动与战役计划的协调，以期这些隐蔽措施帮助苏联红军在节节进逼的德军面前保持战线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