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7

Hill, The Red Army, 399–400; Glantz, ‘Red mask’, 204–5. Glantz, ‘Red mask’, 206–9; Kahn, Hitler's Spies, 437–9.

这些改革的成功在1942年11月旨在切断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后路的“天王星行动”、8个月后的库尔斯克战役，以及1944年夏季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令人震惊的惨败之中显露无余。“天王星行动”若要成功，尽可能地隐蔽是至关重要的。苏军要对轴心国部队过度拉长的侧翼发动反攻，但前往阵地的指挥官、参谋和部队都未被告知为何来此。斯大林坚持要求所有指示都口头传达，不允许有地图或文字文件。严厉的惩罚措施加强了无线电安全，士兵们也接到命令，不能像他们习惯的那样向凌空的敌机射击。 在德军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通道的南北两侧，30万人、1000辆坦克、5000门火炮和迫击炮悄无声息地各就各位。防守着通道大部分地段的轴心国军，包括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虽觉察到了一些异动，但德军情报部门“东线外军处”的首脑赖因哈德·格伦将军向他们保证说那里不会有大规模进攻。德国陆军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也得出结论，称苏军显然没有任何预备队了，这使得红军无法发动“大规模攻势”。就在“天王星行动”打响前一天的1942年11月18日，格伦发给各个受威胁集团军的报告仍然很不明确。 接下来的苏军行动成功地把突然性发挥到了极致，当轴心国军回过神来时，却为时已晚。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切断，救援他们的努力也半途而废。

David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1989), 152–3; Hill, The Red Army, 444–5.

为了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苏军在欺瞒上使出了浑身解数。为了防守突出部周围地区，苏军用尽了办法来迷惑德军的空中侦察，制造了数不清的虚假的炮兵阵地、坦克集结地和指挥中心，同时对所有的真东西进行了复杂的伪装，包括交战区域的雷场，有时候德军装甲部队直到第一辆坦克触雷爆炸才知道雷场的存在。假的无线电通信让德军误判了苏军的实力和布阵，而严格的无线电通信纪律则隐蔽了苏军真实的规模和位置。假机场的建设也很成功，在战役发起前德国空军向苏联空军基地发动的25次空袭中，只有3次炸的是真正的目标。 然而，此次欺骗行动的关键因素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后方集结的大批预备队，这些部队被伪装成防御力量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们准备等到德军部队在防御地带遭到挫败后发动大规模反击。这里苏军也受命进行了复杂的隐蔽工作，以掩盖其真实实力，让敌人误以为他们只是规模有限的预备队，为的只是增援突出部内的守军。德军情报部门完全没有预料到苏军在北线向奥廖尔、南线向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发动的突然反击。精心的欺骗又一次被用来在启动新一轮进攻时掩盖前往出发阵地的移动，而南方的大规模佯攻则成功牵制了德军的装甲预备队。1943年8月展开的全线进攻也证明突袭获得了成功，这一轮进攻最终于11月将苏联中部战线上的德军一路击退到了第聂伯河。

Kahn, Hitler's Spies, 440–41. Jonathan House and David Glantz,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Kans, 1995), 205–6.

1944年6月“巴格拉季昂行动”的欺骗就建立在这所有的经验之上。1944年苏联红军的野战守则提出，伪装和欺骗“是每一次行动和战役不可或缺的作战支援形式”，是苏联战争艺术的内在要素。知道此次作战全部情况的只有5个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其他3个人——他们在电话、信件和电报中都被严禁提及“巴格拉季昂行动”。在战略层面上，德军方面看到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大规模进攻战役将发生在南方的巴尔干轴心国和北方的波罗的海沿岸。德军情报部门已经判断夏季战役的主要压力将落在南线，因此很容易受到欺骗。中央集团军群横跨白俄罗斯，这里才是苏军计划发起主攻的地方，但其指挥官被陆军情报部门告知这里不会受到进攻。 欺骗行动还需要向白俄罗斯前线秘密部署9个集团军和11个军的坦克、其他装甲车辆和骑兵，并隐蔽1万门大炮、30万吨燃油和50万罐口粮。在南方，苏军建造了假的大炮、坦克和机场，并用真的防空火力和战斗机巡逻进行保护，以增加欺骗的真实性。保密是个艰巨的任务。前线被要求维持“正常”表现，像平日一样开火，保持例行的无线电通信。所有开进来的新部队都必须完全保持无线电静默，只能在夜间运动，不被允许参加侦察行动（以免被俘），也都不知道作战计划（以防有人叛逃）。工兵们设法隐蔽了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北面湿地中建造的木堤道，就像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在法国战役中突然冲出阿登森林一样，苏联装甲部队也将出人意料地涌出这些堤道，冲向目瞪口呆的德国守军。 尽管当地德军指挥官试图指出，自己对面这些都是大规模进攻的准备，但陆军高层认为这只是佯攻，因此中央集团军群所需要的额外资源也不会到来。6月22—23日夜间，进攻开始，几个星期内，白俄罗斯的德军就被消灭殆尽，苏联红军一路打到了维斯瓦河岸边，华沙已遥遥在望，这是德军在战争中最大的惨败之一。

Katherine Herbig, ‘American strategic deception in the Pacific’, in Handel (ed.),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260–75; Holt, The Deceivers, 730–43. Cruickshank, Deception, 214–15; Handel, ‘Introduction’, 50–52.

苏军作战中的欺骗行动并不能确保胜利，胜利还有赖于一连几个星期的残酷战斗，但在与德军的所有主要作战中，欺骗行动都达到了蒙蔽敌人的目标，足以让地面和空中部队的任务变得容易得多。如果说其价值还需要证明，那么苏联在战争中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也即对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的进攻就能提供证据。当时日军还没有成为过大规模欺骗行动的目标。美军指挥官对于作为一项战略要素的欺骗行动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日军在1941年12月进行的欺骗行动是下三烂的招数。美军的联合安全控制处（成立这个部门是为了与欧洲的英国伦敦管控处相配）很难说服太平洋战场上的指挥官们认真对待欺骗一事。1943年下半年，联合安全控制处的军官们要奉命为美军的作战计划工作编写一份欺敌手册，但前线指挥官很敌视他们的工作。仅有的几次欺骗行动——“婚姻行动”“丈夫行动”“婴儿行动”“情人行动”“蓝鸟行动”——都没什么效果，主要是由于日军情报部门压根儿没能发现这些子虚乌有的作战行动，更不用说做出什么反应了。日本军队在1944年对北千岛群岛、1945年对中国台湾的增援几乎肯定是在日本军方看来必不可少的先发制人之举，而非欺骗行动“婚姻行动”（佯装从阿留申群岛发动进攻）和“蓝鸟行动”（佯装在中国台湾和华南海岸登陆）的直接结果。 英国人想要利用在印度抓获的日本间谍充当双面间谍的努力也失败了，因为这些特工与日本情报部门的联系并不稳定，而且无从知晓是否有什么假情报对日本的行动造成了影响。

Glantz, ‘Red mask’, 192, 233–8.

与之相反，对中国东北的进攻却是苏式欺瞒的典范：日军发现了苏军在向东调动，但并未了解其规模。苏军只在夜间靠铁路来移动，接近中国东北的铁路线也用临时修建的隧道遮挡起来，以隐蔽下方行驶的列车。一旦就位，苏军部队就会使出全套伪装和隐蔽技术。日本关东军将苏军的实力低估了约一半，也没能预料到进攻的方向（日军认为装甲部队无法通过当地地形，但苏联红军克服了这一问题）和时间。尽管苏军很明显想要进攻，但评估报告认为苏联红军要到秋末，甚至到1946年春才能做好准备。进攻的到来让日军措手不及，苏军的迅速部署和渗透也让日军陷入了混乱。苏军只用了15天就打完了原计划持续30天的战役，消灭了日军最大的重兵集团，也就是从14年前的1931年起就虎视眈眈的、号称百万之众的日本关东军。

可以肯定地说，精心计划和协调的欺骗行动在盟军的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否则战争会拖得更久，损失也会更大。在阿拉曼、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在进攻诺曼底、白俄罗斯和中国东北之时，欺骗毫无疑问被证明是力量倍增器，即便还有其他因素对胜利同样至关重要。在英国和苏联，接二连三的惨败使它们迫不及待想要找到夺回优势的途径，而欺骗正是其中一条道路。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也是由于盟军情报部门拥有的优势，以及德日两国在情报评估方面的缺陷。尽管如此，情报和欺骗在决定战斗结果方面的贡献大小，仍然比装甲兵和空军、无线电和雷达以及两栖作战更值得历史学家们去辩论。

胜与败：战时学习曲线

Louis Yelle, ‘The learning curve： historical review and comprehensive survey’,Decision Sciences, 10 (1979), 302–12.

“学习曲线”这个词正诞生于战云密布之时，它于1936年首创，在战争中被用来评估美国造船工业的产能发展。尽管它的本意是衡量管理者和工人通过学习来降低每单位产出所耗工时的速率，但它似乎也特别适合形容军队在战争中提升战斗力的途径。这一理论认为有两种学习：组织学习和个人学习。管理者的学习很重要，因为管理者能够进行技术创新，并且观察各项指标以找出哪里需要优化；个人劳动者则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和设备，并学着掌握它们。 这恰恰正是军队在战争中要做的，尽管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效果也不一定很理想。军队管理者要评估缺陷，调整战术，并促进技术和组织创新，而普通士兵、水手和飞行人员则要通过训练才能变得更加专业，以及在必要的技术支持下提高战斗效率。在评判战争的输赢双方时，学习和适应能力是个关键。

Hone, Learning War, 3.

然而，“学习曲线”指的是评估结果、确定纠正措施、训练队伍所需的时间。对盟军来说，在最初的灾难之后，关键在于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出扭转命运所需的东西。尽管所有三个主要盟国在初期都遭受了一连串失败，但轴心国的军队始终未能像德军于1940年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一开始就决定性地击败敌人。德国和意大利无法入侵英伦三岛，在北非也被顶住；日本无法登陆美国或英国；苏联则被证明在地理上过于辽阔，无法一口吞掉。轴心国全都得到了空间但失去了时间，而且正是这些空间在1942年拖慢了它们的推进并让它们停了下来。攻打日本、德国或意大利的本土对于1942年的盟军而言还遥不可及，但他们现在有了时间和全球资源来探索如何重组和提升他们的军事能力，这样他们便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攻击敌国本土。他们的军事机构成了组织理论学家特伦特·霍恩所形容的“复杂适应系统”，从而得以走完这条学习曲线。

Glantz, Colossus Reborn, 123–41.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212–35，介绍了英军在沙漠作战中的缺陷。 Patrick Rose, ‘Allies at war： British and US Army command culture in the Italian campaign, 1943–194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6 (2013), 47–54. See too L. P. Devine, 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 in Northwest Europe, 1944–5 (London,2016), 178–82.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盟军一方明白自己是多么需要学习和变革，而且他们能发展出一套与此相关的制度化机制。苏联在1941年灾难性地损失了大量装备和常备军后，评估和学习的过程就成了它生存的核心。1942年，苏军总参谋部开始进行广泛评估，了解哪里出了错，哪些需要学习，他们从德军的做法中获益尤其多。随后便是通信和情报收集的长足进步，同时进行的还有装甲部队、步兵师和空军在战役和战术层面上的激进改组。 这种变革的影响十分深远，德军指挥官从自身的损失上就能觉察出来。英国的军事和海上能力也随着实质性的组织改革而逐渐提升，发展出了一支基本机械化的陆军、一支卓有成效的战术空军（这在1940年实际上还是零），在迪耶普灾难后还发展出了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推动改革的常常是专门学习这些教训的各个委员会——敦刻尔克战役之后的巴塞洛缪委员会，关于空地协同的伍德尔报告，关于通信的戈德温-奥斯丁委员会——但更大的推动力则是一长串丢脸的失败，这种情况直到阿拉曼首次胜利甚至其之后才有所改变。 不仅如此，尽管英军地面部队仍然要依靠猛烈而精确的炮兵火力，以及无处不在的空中支援，但他们在战术上变得更熟练，也不再像战争头几年那样受制于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蒙哥马利在1942年12月撰写并下发的《高级军官战斗组织简则》中，赋予了下级指挥官大得多的自主权，让他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完成某项任务，这比今天大部分英国陆军做法的批评者所认为的更加接近德军著名的“Auftragstaktik”（任务式战术）理念。

Douglas Ford, ‘US assessments of Japanese ground warfare tactics and the army's campaigns in the Pacific theatres, 1943–1945： lessons learned and methods applied’, War in History, 16 (2009), 330–34, 341–8. Rose, ‘Allies at war’, 65.

美国军队别无可为，唯有开始学习。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兵规模小，技术落后，情报不足，把这支匆忙组建的大部分是新兵的军队转变为专业的军事组织，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美国海军的规模更大，资源也更丰富，但仍然有许多要去学。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北非的首轮战役暴露了数不清的缺陷，这促使他们立即开始重新评估还需要些什么。在突尼斯卡塞林山口近乎灾难性的惨败后，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呼吁建立一支“基于训练”的军队，一支持续学习的军队。在战场上，美军非常重视收集和分享关于敌人战术的信息，找出应对之道。战斗情报中心从过去的战斗经验中汇总信息，再把情报分析和建议发给正在面对和即将面对敌人的部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在欧洲战场也一样），僵硬执行上级指示的习惯逐渐转变成了允许基层部队军官充分自主决定如何应对日本守军的战术。 在欧洲，集中化的指挥和控制并不总是能够实现，面对这种情况，1944年6月位于意大利的第5集团军第2军收到的指示是：“指挥官必须依靠自己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判断力采取行动。无所作为是不可原谅的。” 美国和英国作战部队的转型十分复杂，他们建立了机械化陆军，实现了有效的通信，情报工作更加出色，极大地改进了两栖作战条令和措施，还有了进攻性的战术空军——每一项都是学习曲线上的一个关键台阶。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5. Andrei Grinev, ‘The evaluation of the military qualities of the Red Army in 1941–1945 by German memoirs and analytic material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9 (2016), 228–32.

轴心国军队也在学习，也在增加军事资源的投入，并仔细观察自己的敌人。但是初期胜利的光环让他们不再努力寻求更多的转型变革。在战争（以及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军指挥官一直认为自己在所有战线上面对的敌军的水平都很差。1942年，非洲军团在阿拉曼近乎完败之前几个星期，还说他们的敌人“缓慢而笨拙，缺乏主动性和战术计划”。 在东线，苏军初期的失败让德国人形成了关于对手的思维定式。1941年秋，赫尔曼·盖尔将军写道：“每个德国士兵都有权觉得自己优于苏联人。” 当这一观点开始改变时，为时已晚。装甲兵和空军的联合作战在德国军队中表现良好，直至斯大林格勒战役，自那之后便停滞不前；德军的无线电和雷达在战争初期领先于盟军，但这种领先地位到1943年便不复存在；德军的潜艇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1940年在法国或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时靠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取得的成功此后从未再现过。日本军队也是一样。面对着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日军高层没有什么改革的压力；两栖战让日军在1941—1942年取得了胜利，但这一战法在太平洋防御圈建成后便逐渐消失；最后，盟军在1942年初的投降让这支认为应当宁死不降的军队对敌人产生了彻底的蔑视。

John Cushma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t the operational and tactical levels,1914–45’, in Millett and Murray (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iii, 328–31;Richard Carri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ighting power of the Italian Army’,War in History, 22 (2015), 193–210;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4–10.

与此相反，盟军对各种力量倍增器的运用反映了他们在战争初期军事效能的缺陷，以及调整的必要性。这一过程并不顺利，错误、浪费和技术限制层出不穷，但这仍然足以确保胜利。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观点，认为轴心国军队只是被盟军巨大的军事资源拖垮的，而他们的军事效能，这主要是指德军，仍显著优于他们面对的任何盟国军队。 但是资源优势的意义并不大——苏联红军就发现，自己于1941年时在坦克和飞机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被轻易一扫而空——除非它们能经由更好的条令、组织、训练和情报而得到利用。盟军需要在所有这些领域加以改进才能凸显他们的资源优势。战斗才是真正的考验，在太平洋、北非、意大利、法国，以及辽阔的东线，轴心国军队被一路艰难学习而来的盟军最终战胜。根据理论，工业上的“学习曲线”会在末段趋于平缓，因为管理者和工人已经成功充分利用了所学的东西。盟军在1945年的胜利正是他们学习曲线的平缓末段。

▲一名女工正在检查波音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垂直尾翼，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这种飞机被大批量生产出来，用于对日本的远程轰炸。到1944年，女性在美国航空工业劳动力中的比例达到了1/3。

图片来源：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Ala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