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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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在无法保证收到相应款项的情况下向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支援的决定并不轻松，这不仅是因为1940年重新武装开始后美国军方想要在军事资源分配上获得第一优先权，还是因为对于一个尚未参战的国家而言，军事援助会带来重要的法律问题。这一决定源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英国到1941年最初几个月之后就无法再用美元为任何军事订单付款了。自从罗斯福1939年成功修改美国中立法案，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英国的军事装备订单（主要是飞机和航空发动机）都是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进行的。到1940年，美国工厂手中已经有了2.3万架英国飞机的订单，但英国人的支付能力随着其美元和黄金储备的耗竭而不复存在，但如果失去美援，英国的战争机器会遭到危险的削弱。美国已经在当年夏季卖了大量步枪、机枪、火炮和弹药以弥补英国远征军在法国的损失。1940年9月，罗斯福又批准提供50艘已经生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驱逐舰，以帮助英国为船队护航，但前提是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军队使用从纽芬兰到百慕大的一连串军事基地。这笔交易遭到了不愿参与战争的游说团体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只得向国会保证这些基地都是西半球安全的前哨站，而不是美国卷入欧战的跳板。尽管罗斯福完全同情英国的困境，但他明白，美国的大部分民意不仅是反对卷入战争，总的来看还有些仇英。即便是他身边的军事幕僚也十分反对，认为美国的援助会帮助维系英帝国。他们优先关注的是美国未来的安全，援助的理由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表达。军队高级领导人中最积极的干涉主义者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提出，对英国的任何帮助只是为了“保证西半球的现状，并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 1941年1月，为英国提供援助的法案被提交给国会时起了一个尴尬的标题：《改善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的法案》，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推动下，这份法案还被赋予了一个爱国（也有反英之意）编号“H. R.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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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源于丘吉尔写来的一封信。1940年12月9日，罗斯福刚刚在同年11月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三次总统连任，此时正乘坐“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在加勒比海度假。这天，一架水上飞机把丘吉尔的信送到了他手上。丘吉尔在信中坦陈，英国无法再用现金向美国支付供应和运输费用的时刻已经到来，而没有这些援助“我们或许会撑不住了” 。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在11月下旬抵达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时就已经以更直白的方式指出这场危机了。“孩子们，”他对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说，“英国破产了。我们需要你们的钱。”12月上旬，罗斯福的内阁就美国是否应该救援英国以改善自身的安全状况进行了辩论，结果，尽管一直有人怀疑英国是否真的像政府声称的那样已经耗尽资财，但他们还是决定援英。 难题在于要找到既能为英国订单付款又不违背中立法和1934年《约翰逊法案》的手段，《约翰逊法案》禁止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贷款未还的国家再次贷款，当然也包括英国。人们看见总统在“塔斯卡卢萨号”的甲板上一遍又一遍阅读丘吉尔的信，直到12月11日，他向同在舰上的哈里·霍普金斯吐露了将物资租借给英国而不牵扯“那个愚蠢可笑的老美元符号”的想法，几天后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是这么说的。 罗斯福几乎肯定希望支援英国作战能让美国避免战争，至少“租借”（它从一开始就被如此称呼）这个想法是为了阻止英国崩溃或者与轴心国妥协。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了“炉边谈话”，以向美国人保证这样会让美国“免于战争带来的折磨和痛苦”，他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说法。 随后，罗斯福命令按他的决定起草一份法案，1941年1月6日，这份法案被提交给了国会。

John Colville, The Fringes of Power： The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London,1986), 331–2, entry for 11 Jan. 1941. Andrew Johnstone, Against Immediate Evil：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Four Freedoms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Ithaca, NY, 2014), 116–21; Morgan, FDR,580–81.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45–6. Hans Aufricht, ‘Presidential power to regulate commerce and Lend-Lease transa 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6 (1944), 66–7, 71.

丘吉尔对这一结果很开心。“这等同于宣战”，他如此告诉他的秘书。 但这并非大部分美国人想要的。就在1941年3月众议院最终批准法案当周，民意调查发现83%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参战。《租借法案》深刻分裂了美国民意。反对干涉主义的人与丘吉尔看法相同，认为这意味着有实无名的战争。即便是在多年来一直游说要援助民主国家的人中，也有人担心租借这一步迈得太大了。“援助盟友保卫美国委员会”主席威廉·艾伦·怀特辞了职以示对这份法案的抗议，临走时他还留下一句口号：“美国人不会来。”一个孤立主义运动团体把这句话拿去作为一本小册子的标题，卖了30万册。女人们到国会台阶上示威，她们穿着黑色衣服，手举标语牌，上书“杀死1776号法案，而不是我们的儿子”。 那份法案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授予总统的权力提出了强烈抗议。孤立主义者称其为“独裁者法案”，因为这让罗斯福有权决定哪些国家能够获得租借，能获得哪些物资，以及何种规模，这全都无须经过国会。 援助规模上的自主裁量权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既然投票显示2/3的人同意这一法案，那么罗斯福也就不再有什么障碍了。在这一过程中他做出了两个重大让步：他同意不让美国去运输那些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以及《租借法案》的有效期仅为两年。他还同意每季度向国会提交援助进度报告，国会则有权对一系列《国防援助补充法案》所需的资金进行投票表决。

Richard Overy, ‘Co-operation： trade, aid and technology’, in Kimball, Reynolds and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213–14. Gavin Bailey, ‘“An opium smoker's dream”： the 4000-bomber plan and Anglo American aircraft diplomacy at the Atlantic Conference, 1941’, Journal of Transatlantic Studies, 11 (2013), 303; Kennedy,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50. 关于英国的让步，见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2 vols.(New York, 1948), ii, 1151–3。 William Grieve,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1941–1942： Lend-Lease Logistics, Politics and the Tangles of Wartime Cooperation (Jefferson, NC, 2014),155–7.

在最终回报方面，罗斯福只是模糊地说会在战后有“某种”补偿。他们也希望英国能够做出重大让步。罗斯福下令占有英国的一些美元资产，并强迫英国购买其他一些商品；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从伦敦要来了一个不情不愿的承诺，保证现有的帝国特惠制将在战后被更开放的贸易框架所取代，这一让步彰显了两国力量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消灭战前帝国经济集团的意图。这一承诺来得并不轻松。关于后来所谓的《租借协议主条约》的谈判拖了七个月，英国官员和政客们都在抵制第7条要求英国在战后开放贸易的内容。协议直到1942年2月23日才签下来，罗斯福这时已经对英国把话挑明，不照办的后果就是停止援助。 在公开场合，丘吉尔盛赞《租借法案》是“最无私的法案”，但私下里他担心英国将不仅是被扒层皮，而是被“扒到只剩骨头”。人们还怀疑罗斯福是否真的会把答应的东西送来。在华盛顿游说无果后，一名英国官员抱怨说，美国的承诺“常常会逐渐落空”。 中国也有同样的疑虑——中国坚持抗战被罗斯福用作将租借范围扩大到中国的依据。罗斯福一开始就承诺要提供广泛援助，通过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在华盛顿开设的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进行。但是紧急供应西方军队的压力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一直只有一点点。承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让蒋介石十分愤怒，1943年他威胁说，若租借不能达到他的期望，他就要和日本议和。

J. Garry Clifford and Robert Ferrell, ‘Roosevelt at the Rubicon： the great convoy debate of 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 12–17. Kevin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Anglo-American Logistics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96), 67–9. Elliott Roosevelt (ed.),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ume Three, 1928–1945 (London,1952), 366, letter to Senator Josiah Bailey, 13 May 1941.

实际上《租借法案》在所有地方的实施速度都很慢。在最初批准的70亿美元中，到1941年底只花出去10亿。1941年从美国送往英国的物资大部分仍是现金购买的；当年的2400架飞机中只有100架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军队自己也在进行大规模重新武装，当他们自己的飞行训练学校教练机不足，陆军还在用假坦克进行演习时，他们对把军事物资分给英国自然也十分反感。《租借法案》最初是由哈里·霍普金斯任主席的一个临时委员会操办的，其背后是罗斯福新获得的执行权，但是租借物资的批准和采购体系往好了说也只是临时凑合的。在运输英国所需的货物方面，罗斯福有些无计可施，民意也不那么积极，因为船队要冒着与德国潜艇作战的风险。当美国海军舰艇开始深入大西洋掩护运输租借物资的英国船队时，罗斯福向公众坚持说那只是“巡逻”而非为船队护航；他还要求政府出版物在提到租借事项时要说货物“将被运送”而不能是“我们将要运送”，以免招来关于美国海军舰艇实际是在为船队护航的猜疑。 1941年，美国对英国商船队的支援基本仅限于将在美国港口内征用的轴心国和中立国船只用来跑英国贸易航线。 尽管可以说罗斯福确实将《租借法案》视为美国介入欧洲战争的垫脚石，但证据仍然不足。他在公众面前通常的说法是，《租借法案》是一种保卫美国利益的策略，它可以帮助那些正在打仗的其他国家，而那些战争是美国无法忽视的。在私下里，这也显然是一种战略眼光。罗斯福在1941年5月写给一名国会议员的信中引用了一篇影响公众对美国战略看法的报纸社论的说法：“我们不关心英帝国的事情，但关心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自己贸易的安全，以及我们这块大陆的完整。”罗斯福还说：“我觉得这说得很好。” 美国民意仍然坚定地拥护援助英国，但也坚定地反对由此而让美国卷入战争。

Fred Israel (ed.), The War Diary of Breckinridge Long： Selections from the Years 1939–1944 (Lincoln, Nebr., 1966), 208. Johnstone, Against Immediate Evil, 156–7.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苏联，美国向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提供援助的原则再次经受考验。这是一次更为艰难的决定，因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原本并没打算支援红色国家，而且美国民众对苏联和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普遍怀有敌意。一位名叫塞缪尔·布雷肯里奇·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7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绝大部分民众被告知共产主义者是需要打击的，是法律和秩序的敌人。他们不会理解我们怎么能与他们有哪怕一点点联盟关系。” 甚至是对援助英国感到满意的干涉主义组织，也对将援助扩大到苏联的主意十分反对，他们的目的，正如干涉主义组织“为自由而战运动”的一份声明所言，是要“扩大民主，而非缩小它”。 英国的反应则几乎肯定帮助罗斯福下定了决心。丘吉尔在6月22日当天就承诺要对苏提供无条件支援，一周后，身在伦敦的苏联官员就拿出了一长串清单，写明了苏联想要的援助。最初几批交给苏联的货物是要付费的，但是9月4日英国政府同意用某种类似租借的形式向苏联提供物资，只是不能这么称呼。送给苏联的许多货物其实是美国用同样模式送到英国的。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1, 1, pp. 769–70 and 77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Soviet Ambassador, 26 June 1941; letter from Steinhardt to Cordell Hull, 29 June 1941. Richard Leighton and Robert Coakley, 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0–1943(Washington, DC, 1955), 98–102; FRUS, 1941, 1, pp. 815–16, Sumner Welles to Oumansky, 2 Aug. 1941.

德国入侵苏联几天后，罗斯福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美国也要“向苏联提供所有力所能及的援助”，他还下令解冻4000万美元的苏联资金，以使任何供应物资的费用能得到支付。6月26日，苏联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正式提出了援助请求，几天后，一份夸张的采购单就从莫斯科发了过来，其中不仅包括飞机、坦克和弹药，还包括生产轻合金、轮胎和航空燃油的全套工厂设备。 问题是，这不仅远远超过了美国1941年的交付能力，盟国还不确定苏联能否抵挡住德军的进攻。伦敦和华盛顿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德军将在几个月内赢得胜利，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援助物资会落入德军手中。直到7月下旬，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归来，确信苏联战争机器不会立刻崩溃，罗斯福才最终在8月2日同意提供“所有能提供的经济支援”，但是和英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得到的援助也是要付费的，而且落实很慢。在伦敦，有人担心美国援助苏联的计划会意味着英国所获的物资会减少。英国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想要由英国来掌控送给新盟友的援助，从英国收到的租借物资中分配一部分出去，但美国方面拒绝了。 直到10月莫斯科会议之后，美苏两国才达成了第一项协议（总共有四项协议），美国要在1941年10月到1942年6月间向苏联提供总共150万吨物资，从而达成了切实的合作。随着美国民意开始倾向于援助苏联，罗斯福要求国会将援苏物资视为租借出去的并获得了批准，因为“这对于保卫美国至关重要”。从11月7日起，苏联便不必再付款了。美国现在成了所有国家的兵工厂。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What Britain Has Done, 1939–1945, 9 May 1945(reissued, London, 2007), 98–9. Aufricht, ‘Presidential power’, 74.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Statistics： Lend-Lease’, 6–8.

租借计划的规模和力度超过了法案通过时所有人的想象。到战争结束时有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被送到了全世界40多个国家。对外援助占了战时美国联邦开支的16%；英国租借给苏联的物资总共只有2.69亿英镑，约占英国战时开支的9%。 租借成了英美两国的联合行动，军工产品和原材料在两个联合委员会的监管下被送了出去。来到华盛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会和美国军方领导人商谈优先级问题。分配给苏联的份额则要与莫斯科来的官员逐年专门商定。1941年10月28日，罗斯福成立了由商人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负责的租借管理办公室，霍普金斯的临时委员会随即解散。当美国对外援助在1943—1944年达到高峰时，有11个不同的机构参与到了这些物资的生产、分配和运送之中，造成了大量的争执和重复工作。然而，当1943年3月《租借法案》需要续期时，美国国会几乎一致通过法案，两年前的激烈辩论未再出现。 美国援助的最大受益国是英帝国，它收到了约300亿美元援助，占所有输出物资美元价值的58%，其中大部分给了英国，少部分给了英国各个自治领。给苏联的援助达106亿美元，占总开支的23%；给战斗法国的援助约占8%；对中国的援助，由于日本占领缅甸后援助物资难以运达，只占3%。还有约1%作为援助给了拉丁美洲国家。

Cited by Edward Stettinius in his wartime diary, The Diaries of Edward R. Stettinius, Jr., 1943–1946 (New York, 1975), 61, entry for 19 Apr. 1943. H. Duncan Hall, North American Supply (London, 1955), 432;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Britain's Part in Lend-Lease and Mutual Aid’, Apr. 1944, 3–4, 15–16.

租借模式起初有这么一个意图，希望接受者能提供某种形式的回报，以实物形式向美国提供物资和服务，尽管丘吉尔对罗斯福直言不讳：“租借的债我们是不会还的。” 在美国参战之后，互惠或反向租借的想法就变得可能实现了。1942年2月28日，英国和美国正式签订《互助协定》。从1942年起，英国要为驻英伦三岛的美国陆军和航空兵所使用的资源和服务支付费用，在北非为美军提供燃油和其他勤务，并在需要时提供航运服务。澳大利亚政府要承担太平洋战争中驻扎当地的美军所需的诸多设施和服务的费用。战争期间英国向美国提供的援助达到56亿美元，澳大利亚援助了10亿美元；整个英帝国为美国提供了75亿美元的协助，约占美国外援总额的15%。 苏联也签了援助协议，做了相似的承诺，但最终只回报了可怜的220万美元，与美国在1941—1945年送出的援助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租借协议都明文规定，战争结束后只要有可能就要归还这些物资，就像它们真的是美国借出去而非赠送的一样，罗斯福起初也是希望如此。但几乎所有的武器、原材料和粮食都被战争无底洞般的需求和饥饿的人们消耗掉了，那也就剩不下什么可还的了。据美国战争部统计显示，归还的外援物资总价值只有11亿美元，主要供美国军队使用。归还租借物资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因为在战争结束前把所有堆放在印度、打算交给中国的物资送过去太难了。

Hector Mackenzie, ‘Transatlantic generosity： Canada's “Billion Dollar Gif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4(2012), 293–308.

加拿大和英国之间谈的援助计划并不是正式的租借计划的一部分。在关于租借的叙述中，加拿大的贡献常常被忽视，但这是范围更的大英帝国对英国战争机器的经济支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美国一样，加拿大的援助也是由于英国用加拿大元支付粮食和弹药的能力耗尽，同时加拿大担心英国可能会把订单转向美国进行租借。加拿大领导人并不想依葫芦画瓢搞租借，因为这与美国规模更大的租借项目相比会黯然失色，但他们也想继续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之一。由于法语区魁北克省反对援英，加拿大内阁进行了尴尬的辩论，最后决定让加拿大提供“10亿加元的礼物”，以保障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的英国订单，届时必须重新评估援助情况。加拿大宣布赠送这份礼物时，丘吉尔正在渥太华访问，被加拿大的慷慨所震惊。他怕自己把数字听错了，还特地要别人重复了一遍。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告诉议会，“英国是因它为保卫自由所做的一切而获得奖赏的”，他在向加拿大民众解释这份礼物时也是这么说的，但盖洛普调查显示，认同这一点的加拿大人只是将将过半而已。结果，这种礼物没有再次出现，但一项互助计划在1943年初取而代之，它像《租借法案》一样，把加拿大的资源集中起来提供给联合国（盟国这时候已经被如此称呼），而非只是提供给英国，但要保持加拿大的独立身份。

Alexander Lovelace, ‘Amnesia： how Russian history has viewed Lend-Lease’,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 (2014), 593; ‘second fronts’ in Alexander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 (London, 1964); H. Van Tuyll, Feeding the Bear： American Aid to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New York, 1989), 156–61.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Britain's Part’, 6–8; Marshall, ‘The Lend-Lease operation’, 184–5.

《租借法案》——以及其他互助或回报计划——提供的物资种类包罗万象，但核心是军用装备和弹药。在提供给英国的租借物资中，军用物资在供应和运输中所占比例在1943年达到高峰，为70%；苏联拿到的工业用品和粮食占比更高，因此其军事援助尽管数量增加了，但总的占比从1942年的63%下降到1945年的41%。美国援助盟国的军用物资总量见表6.2。非军用货物和援助包括燃油、金属和大量粮食。由于海运资源紧张，人们必须找到不太占用宝贵的货运空间就能运送粮食的办法。这里的关键物资就是斯帕姆午餐肉——一种罐装的压缩猪肉——吃它的苏联士兵们戏称其为“第二战场”。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它，我们很难喂饱我们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有将近80万吨肉罐头被送到了苏联。 脱水的新鲜食品也能把货运空间压缩超过一半，牛肉脱水能节约90%的空间，鸡蛋和牛奶能节约85%。尽管食用前先加水的吃法不太能引发食欲，但脱水食品还是成了英国人餐桌上的重要补充。英国人反过来提供给驻欧美军的大部分食品则是没有脱水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咖啡、糖、可可和果酱，而英国消费者就算能买到这些商品，得到的也只有配给包里的一点点。为了这些背井离乡的美国大兵，英国政府还征用了公共汽车，满载着供人消遣的商品和美食，包括英国面包房里已经见不到的甜甜圈，充作“流动俱乐部”。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Statistics： Lend-Lease’, 25–34.

表6.2 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军用装备（1941—1945）

David Zimmerman, ‘The Tizard 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War in History, 2 (1995), 268–70.

英美之间不仅有物资和服务的互通，科技创新的大规模分享也是个重要的方面。与租借一样，这也源自战略上的迫切需要。一旦美国参战，英美之间就没有理由不去分享有助于共同对付轴心国的信息了，尽管在原子能计划的某些特定方面双方关系会更微妙一些。在几乎整个战争期间，西方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德国的科学和工程技术更先进，与军事应用的结合更紧密，比盟军的技术更有能力制造出难以预料而且危险的科技发明。尽管今天人们都明白德国的军事科技机构在这一方面被夸大了，但当时人们的焦虑有助于解释这一程度前所未有的跨大西洋科技协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和租借一样，这一协作在美国参战前就开始了。1940年8月，英国政府科学家亨利·蒂泽德爵士率领一支英国科技代表团前往华盛顿，把一些秘密科技信息提供给美国军方和平民科学家们。代表团带来的最重要的秘密是伯明翰大学开发的空腔磁控管，这使得开发更有效的微波雷达成为可能。美国新成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获得了这个为美国军队开发新科技的机会。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辐射实验室由此成了美国最先进的雷达研究机构。在蒂泽德代表团之后，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在所有军事研究领域都建立了协作机制，直至战争结束，只有核武器开发例外。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1984 (New York, 1984),4–5, 16–32; Donald Avery, ‘Atomic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rivalry among the Allies： the Anglo-Canadian Montreal laboratory and the Manhattan Project,1943–1946’, War in History, 2 (1995), 281–3, 288.

原子能或者说核能研究计划代表着技术的最前沿，信息分享无论在民用还是军用方面都太重要了，哪怕是和潜在盟友分享也不行。英国决定要探索用原子能制造炸弹的可能性，于是，在1940年4月成立了莫德委员会来监管此项研究。1941年7月，委员会报告称制造这种炸弹是可行的，而此时无论是蒂泽德还是他遇到的美国科学家都还觉得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1941年10月，罗斯福向丘吉尔提出两国可以在核研究方面进行协作，但英国的科学家拒绝了，他们担心如果与美国科学家进行科研交流，秘密就会被无意中泄露出去。到1942年夏，美国的研究进度超过了英国，这下轮到英国科学家提出协作问题了。这次是美国的科学家拒绝了，他们担心英国会利用自己的开发成果用于战后商业目的。随后，英国科学家和加拿大科学家建立了蒙特利尔实验室，继续进行核研究，他们使用了美国提供的物资，但接触不到多少美国的技术信息。直到丘吉尔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盟国会议上明确表示英国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美国的研究成果，才有一些英国科学家加入了美国的研究计划，美国还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他们看到原子弹开发的全过程。美国还有人担心这方面的协作意味着会有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妨碍美国构建战后新秩序的努力。斯大林直到原子弹实际使用前不久的1945年7月才被告知有这样一枚炸弹被造了出来，但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苏联核计划从1942年就开始推进了，苏联在美国的间谍网对此起到了帮助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根据魁北克协议派往美国的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就是苏联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61–7.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177–83.

就算“知识的租借”从来都不是完全坦率的交流，这些问题与物资援助计划产生的后勤问题和盟国之间的摩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全球配送体系的组建是个困难重重的巨大任务。在《租借法案》生效的头两年里，通往英国的大西洋航线就是个战场。1941年11月美国国会同意再次修改中立法之前，美国船只一直不能用来运输战争物资，盟军商船的运输能力有限。无论是德国潜艇的威胁还是珍珠港遇袭后美国军队的需求，都没能彻底阻断租借物资的运输，但英美双方诉求的矛盾使得优先级问题争议不断，也限制了运抵英国港口的货物的数量。1941年时，英国商船队的规模是美国的三倍，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任何时候在修的商船吨位都太多——从1941年到1943年3月（德国潜艇的威胁在此之后减退）间每个月平均都有310万吨商船在修。 大部分船只是根据《租借法案》在美国船厂里维修的，但修理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对货运空间的需求。直到1943年美国商船建造厂生产出了惊人的1230万吨新船，罗斯福才得以保证有足够的美国船只用来满足英国的需要，确保军事援助和粮食的运输。到1943年夏，可用的货运空间超过了待运的货物。

Arnold Hague, The Allied Convoy System 1939 –1945 (London, 2000), 187. V. F. Vorsin, ‘Motor vehicle transport deliveries through “lend-leas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0 (1997), 154.

更艰难的是把物资送到苏联，这占用了不少大西洋运输线上的英美两国船运力量。所有三条主要路线——北极航线、“波斯走廊”和阿拉斯加—西伯利亚通道——都充满了严峻的后勤挑战。最危险的路线是跨越北冰洋前往苏联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船队。在这条航线上，船只不仅要对付糟糕的天气和狂暴的大海，船上结冰也足以产生让船倾覆的威胁，有时还会遇到流冰和冰山，以挪威为基地的德国潜艇、飞机和水面舰艇的威胁更是挥之不去。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损失实际上却比预计的要低。在从苏格兰和冰岛港口出发走北极航线的42个船队848航次中，共有65艘船因事故以及潜艇和飞机攻击而损失，另有40艘船在返程途中损失。 最著名的惨重损失发生在1942年6月，当时PQ17船队为了躲避德军军舰可能的威胁而分散开来，结果36艘船中损失掉了24艘。这次灾难导致北极航线在1942年夏季暂停了几个月，令苏联领导人大为光火。从1943年起，船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损失也越来越少，船只开始在这条航线上往来不断，直至1945年4月最后一支战时船队从苏格兰的克莱德起航。共有约400万吨物资，对苏援助总数的约22.6%，是通过北极航线运输的。

V. F. Vorsin, ‘Motor vehicle transport deliveries through “lend-leas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0 (1997), 155; Zaloga, Soviet Lend-Lease Tanks, 43.

其他主要的援苏路线就没有这么多敌人和干扰因素的威胁了。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对安全的北太平洋航线，尽管这里在冬季也会结冰，把船只封在冰上，有时船只还会解体。这条航线上的船只会从日本的北海道岛北方经过，无论是苏联船还是美国船都会挂上苏联国旗，因为苏联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会保护它们免遭拦截，尽管这些货物是为了帮助德国的敌人，而德国是日本的盟友。约有800万吨物资，对苏援助总数的约47%，是通过这条路线运输的，它们起先被运往苏联的马加丹港，后来又被送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新码头。在这里，这些物资要么被存放起来，要么经由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被送到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城市或者更遥远的前线。然而，在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亚沿线建设和运营设施的成本却远远超过了所运货物的实际价值。

British War Office, Paiforce： The Oficial Story of the Persia and Iraq Command 1941–1946 (London, 1948), 97–105. Ashley Jackson, Persian Gulf Command：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Iran and Iraq (New Haven, Conn., 2018), 297–307, 348–9.

约有1/4的军用物资是通过经由波斯（今伊朗）通往苏联的第三条路线运输的，这条路线于1942年上半年启用。这是一条危险的路线，因为伊朗的道路状况很差，通往苏联南部阿塞拜疆的只有一条单轨铁路；它也在1942年夏秋之际一度受到威胁，当时德军攻向了高加索地区，向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挺进。英军的波斯和伊拉克司令部负责建立这条路线，这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来扩建伊朗和伊拉克的港口设施，修建铁路线，以及修缮道路以供重型卡车车队通行。沿途要穿过沙漠，一片片覆盖着盐的地区（这是被称为“卡维尔盐漠”的厚厚黄色泥沼），以及有数百个“之”字形弯道的山路；这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之一，温度最高能达到49℃，但在冬季冰封的道路上，温度又会跌到-40℃。司机中有人冬季在驾驶室里冻死，有人在夏天死于中暑。 那些守卫铁路免遭土匪袭击的印度士兵可能会在穿过220个黑暗隧道中的某一个时被人干掉，还要冒着在行驶缓慢、过热的火车头喷出的黑烟中窒息的危险。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下，军人、工程师和劳工们创造了奇迹。这条铁路在1941年时每天的运量只有200吨，但在1942年美国波斯湾司令部接管后，日均运量达到3397吨。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波斯走廊”被穿过黑海通往苏联南部港口的更容易的路线所取代。

Vorsin, ‘Motor vehicle transport’, 156–65.

为了配合英美的行动，苏联交通主管部门组织了所谓的“特别任务”，通过1942—1943年新建的高速公路把货物和车辆从伊朗南部港口接运到苏联。运输距离超过2000千米，车队饱受事故、偷窃、沙尘暴和暴风雪的蹂躏。英美部队在伊朗和伊拉克南部建立了6个组装厂，用来把为了绕过好望角的长途航行而拆卸并装进货轮的车辆组装起来——总共组装了超过18.4万辆车。1943年8月，苏联成立了第1特别汽车队，他们把货物送达的时间从1个月甚至更久成功降到平均12—14天。在海拔逐渐升高到2000米以上的土路沿途，设有餐饮站和维修所，以加快运输速度。一旦进入苏联境内，通往前线部队的第二段艰苦而漫长的旅程就开始了。所有3条援苏运输线总共运来了1600万吨巨量物资，从北大西洋和西太平洋周围的港口开赴苏联的船只达2600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