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帝国与全球危机，1931—1940

……在一次过分的暴力行动中，中国士兵炸掉了满铁在北大营（军事基地）西北的一段铁轨，并攻击了我们的铁路守卫。我们的守卫立刻还击，并用大炮轰击了北大营。我军现已占领营区一部……

Cited in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1998), 57–8.

——《朝日新闻》，大阪，1931年9月19日

《朝日新闻》是日本畅销的新闻日报，报纸头版的这篇文章告诉日本公众是中国人背信弃义，让他们误以为日军随后发动的对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和占领应当由中国人负责。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在1931年9月18日清晨，布设炸药的是日本关东军的一队工兵，关东军驻扎在中国东北，任务是维护日本帝国在这里的经济利益，他们此举成了发动向中国军事扩张计划的拙劣借口，这场侵略直到1945年才终止。从全球视角看，这只是个小事件，但它的影响大得多。正是在世界经济危机深重之时，用暴力创造新帝国秩序和新经济秩序的第一步由此迈出。北大营的枪声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成为一个新的帝国时代的开端。

即“九一八”事变。“满洲事件”是日本政府的称谓。下同。——译者注 Ibid., 39–41;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13–15; Edward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Lawrence,Kans, 2009), 167–9.

日本政府所谓“满洲事件” 所处的环境，是由更大范围的全球危机和日本急于找到方法摆脱贫困和经济上被孤立的窘迫决定的。“关东军”的名称来自日本在中国东北沿海的占领区，即所谓“关东租界”，他们已谋划了多年，想要把日本帝国扩张到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危机规模之大，加之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顾虑，关东军领导人最终决定不理会东京，自行其是。日本士兵在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小段铁轨之后，便突袭了奉天（今沈阳）入口的中国守军。他们夺取了整个奉天城区，然后按照精心制订的进攻计划，从租界四面出击，先拿下主要铁路线周围的区域，之后将中国军阀张学良的33万装备低劣的军队赶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和中部，在1932年初占领东北全境。虽然这是公然抗命，但日本昭和天皇裕仁还是在两天后批准了这次行动。日本帝国的幅员和财富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满洲事件”并非8年后爆发的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但它继承了1914年之前的“新帝国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殖民，开启了一个帝国扩张的新10年。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三个最终定义了新帝国主义的国家，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扩张计划或蓝图，而是在既定的势力范围内伺机而动。它们也没有协调彼此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动，尽管它们密切关注着各自的收获，并从中备受鼓舞。尽管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希望在其帝国计划实现之前暂时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但这三个国家单独实施的扩张计划给1939—1941年爆发的全球大战增添了动力。

新的帝国时代

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想要的关键是地盘。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占据地盘，这是帝国的核心诉求。这种“领土原则”的模型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40年暴力的领土扩张和治安战，而且这些领土扩张和治安战在有些地方还在延续。实际上只有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才能看出东京、罗马或柏林发动的地区性侵略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于在30年代掌权的这一代人来说，从19世纪后期便支撑了这个帝国的关于“种族与空间”的故事仍具有毫不减弱的说服力。虽然这种帝国主义形式看上去过时落伍，甚至是痴心妄想，但当时成功的帝国榜样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1919—1923年对领地的重新瓜分，或者是1929年之后经济灾难的影响，其结果只是增强而非削弱了这样一种信念：夺取更多土地和资源是拯救国家、打造强大经济体系、满足优等文化需求的不二法门。

绝不只有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领导人相信帝国纪元尚未结束，即便种种迹象都显示，民族主义的雄心、经济代价的高企，以及持续的不安全都渐渐侵蚀着他们全球帝国的计划。他们非但没有从传统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反而声称要进一步推行帝国主义，并且是带有其自身特征的帝国主义。其他一些因素常常受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分析的关注，如军备竞赛、外交危机、意识形态冲突，但它们是新一轮帝国崛起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仅仅是意识形态差异或者军事开支增长，那么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或许还能忍受，虽然有些勉强；帝国主义列强无法接受的是，以原始的领土扩张形式打造新一批帝国，已经与它们对帝国的看法以及它们围绕这种看法编织的国际合作新话语体系不相容了。

A.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fascism and its imperial and racist phase’, Contem 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3 (2004), 137.

问题是，鉴于保有帝国领地带来的显而易见的难题以及其中相当大的安全风险，再加上被占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那么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还决定把“追求领地”作为在20世纪30年代挑战原有秩序的基本理念呢？这些抉择看起来十分值得关注，因为此时已经不同于1914年之前，当时列强能够通过大规模战争征服领地而不会受到外部干涉——布尔战争和意土战争就是好例子——而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主权国家和国际联盟成员都会反对帝国扩张，共同安全的理念也会阻挡扩张，至少明面上会阻挡。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而且这三个国家所处区域的具体环境又各不相同，但它们给出的关于争夺地盘的理由和解释惊人地相似。有一点可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军政领袖的这一代人，是在帝国主义幻想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所处的文化一直宣扬“现代化”和“先进”国家的优越性，认为这些国家是文明进程的领导者，而其征服的则是“落后”或“原始”的民族。这一代人还深受战争经历和现代民族主义粗暴主张的影响。曾于1936年短暂担任过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总督的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声称：“帝国的梦想让我内心深处渴望战争……我一生中的20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146–7. Nicholas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1), 28. See Michael Geyer, ‘“There is a land where everything is pure： its name is land of death”： some observations on catastrophic nationalism’, in Greg Eghigian and Matthew Berg (eds.), Sacrifice and National Belonging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College Station, Tex., 2002), 120–41. Steven Morewood, The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935–1940： Conflict and Crisi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2005), 25–6.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4,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by Malcolm Christie (former British air attaché, Berlin)： ‘Wir wollen ein Reich’[Christie's emphasis].

诡异的是，想要解释对领土帝国的追求，起点竟是民族。这三个国家对帝国的追求与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发展似乎受到了现存国际秩序的限制和束缚——如一本日本小册子所言，“强权的干涉和压迫”，而自治则意味着将民族从这一处境下有效解脱出来。 日本的一个民族主义者兼满铁官员说，他将中国东北视为“生命线……我们的民族想要生存，这里绝不能丢”。 这些观点形成了所谓的“灾难性民族主义”，他们期待改变民族原来的面貌，并急切地想要重设民族的使命。 墨索里尼常常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在地中海的领地如同一条绞索卡住了意大利的发展，让英国人得以“包围、监禁意大利”。 捍卫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必要途径，因为这可以保障他们的经济前景和人口发展，同时也能使本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民族-帝国而非一个附属国，获得更加牢固的民族认同感。1937年，赫尔曼·戈林在一次关于是什么约束了德国未来的讨论中对一个英国熟人说：“我们想要一个帝国。”

Aurel Kolnai, The War against the West (London, 1938), 609.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6; Davide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Itali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6),44–6. Gerhard Weinberg (ed.), Hitler's Second Book (New York, 2003), 174.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101–6, 116–32.

无论何种情况，在民族主义者的讲述中，他们的民族从来都天命不凡，注定要统治和领导其周边的地区。“欧洲必须由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施加权威，”德国的政治评论员威廉·施塔佩尔（Wilhelm Stapel）写道，“成为这种新帝国主义代表的只能是德国。” 另一方面，德国国民则觉得自己要去证明自己在这次民族重生中的价值。“我们即将成为而且正在成为更加军事化的国家。”墨索里尼在1933年宣布道。 在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的“民族觉醒”，使得人们认为这个民族现在能够拿出自己的真正力量了，这种力量将不再受到所谓国际主义者的危害和来自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威胁，这些人会让德国如同希特勒害怕的那样成为“第二个瑞士”。 在日本，军队首脑从1931年之后便掌控了国家政治，随即开启了一场旨在提升国民对领土扩张的意识和热情的大范围行动——所谓的“国防”行动——其中心思想是国家荣誉和为国牺牲。和意大利、德国一样，对新方向的指责都被秘密警察和密探压制了。一如欧洲，在日本，对民族自治的追求令新帝国主义有了理由，这又让创造新秩序成了联结国家和人民的纽带。 帝国被视为民族雄起和种族价值的关键象征，在这方面，所有的传统道德标准都可以被弃置一旁，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

Rainer Zitelmann, Hitler： The Politics of Seduction (London, 1999), 206–7；关于反西方思潮，见Heinrich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A History of the West, 1914–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909–12。 Patrick Bernhard, ‘Borrowing from Mussolini： Nazi Germany's colonial aspirations in the shadow of Italian expansionism’,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1 (2013), 617–18; Ray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The Double Life of Count Galeazzo Ciano (New Haven, Conn., 1999), 52.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2002), 328–9;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3–4. 到1935年，意大利的帝国领地只贡献了全国进口的4.8%。关于阿尔巴尼亚，可见Bernd Fischer, Albania at War, 1939–1945 (London, 1999), 5–6。 Ramon Myers, ‘Creating a modern enclave econom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apan,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1932–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Princeton, NJ, 1996), 148; Paine, Wars for Asia, 13–15, 23;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27–8.

第二个因素则更加实际。新帝国主义与更广泛的经济野心是密不可分的。建立帝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以打破现有的全球经济和领土结构的束缚，解决人口压力和土地不足问题，获取原材料和粮食来源，并建立起经济集团，集团内的贸易和投资能够由帝国中心而非商业团体控制。这三个国家都越发致力于国家计划，而且敌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及其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在纳粹党早期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告诉听众，资本主义“应当成为国家的仆人，而不是它的主人”，社会需要“人民的经济”而不是国际商业利益。 经济帝国主义也同样要服务于人民的需要。经济利益的诱惑在这三个国家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对于意大利来说，征服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能够带来可供150万到650万意大利农民耕种的农田，这些人可以留在帝国内而无须移民到新世界。1939年吞并的阿尔巴尼亚据说人口稀少，能够容纳200万意大利人。 这就是“生存空间”，意大利也用上了德国人的这个词。埃塞俄比亚被说成是遍地机会的乐土，一个满是矿产资源、等着人们去开采的黄金国。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报告也说这里拥有尚待开发的石油资源。 日本对中国东北充满野心，是因为日本希望到20世纪50年代时能让500万极端贫困的日本农民移居此地，那里丰富的工业和物产资源（在入侵之前，这些资源的开发就已严重依赖日本的投资）也被认为对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贸易的发展和原材料的获取似乎已越来越不安全。1926—1931年，日本约90%的海外投资都投向了中国东北。因此有人主张，若不能获得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日本就无法继续实现经济现代化，也无法建立起防守帝国所需的军队。

Karsten Linne, Deutschland jenseits des Äquators? Die NS-Kolonialplanungen für Afrika (Berlin, 2008), 39.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5, ‘Notes from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3 Feb. 1937, p. 51. Weinberg (ed.), Hitler's Second Book, 16–18, 162. 关于德国经济思路的变化，可见Horst Kahrs, ‘Von der “Grossraumwirtschaft” zur “Neuen Ordnung”’,in Kahrs et al., Modelle für ein deutsches Europa： Ökonomie und Herrschaft im Grosswirtschaftsraum (Berlin, 1992), 9–10, 12–14; E. Teichert, Autarkie und Grossraum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30–1939 (Munich, 1984), 261–8。关于希特勒的经济思考，可见Rainer Zitelmann, Hitler： Selbstverständnis eines Revolutionärs (Hamburg, 1989), 195–215。

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这里，获得更多生存空间是希特勒本人关于德国发展的核心观点，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经济衰败被视为资源匮乏和市场不畅所致，因此这一观点大行其道。欧洲其他帝国的大众宣传彰显了母国本身与整个帝国在地域面积上的巨大差异——法国扩大了22倍，荷兰扩大了60倍，比利时扩大了80倍。英帝国的领地面积则高达其本土的105倍。而反观德国，在1919年失去了一些国土和殖民地之后，它反而比之前更小了。 于是，在中东欧建立并统治一个经济集团，实现贸易可控，以及关键资源和粮食的自给自足，这不仅成了希特勒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也得到了德国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样在1937年的那次对话中，戈林说：“经济空间必须和我们的政治空间相一致。” 希特勒本人则秉持着朴素的帝国经济观。1928年，他在未出版的第二本著作中对英帝国主义总结道，在输出文化和文明的幌子之下，“英国要的是为其产品获得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它通过强权-政治手段得到了这些市场”。最终，国家繁荣意味着征服，“在战争的艰辛中获得自由的果实”。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见Patricia Clavin,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1–1936 (London, 1996), chs. 6–7。 Otto Tolischus, Tokyo Record (London, 1943), 32. George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London, 1936), 401.

第三个因素则是机会。20世纪20年代的犹豫和挫败让位于一种新的想法，那就是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秩序的危机或许可能会自动形成新秩序，而不会引发更大的危机。这一事实对于解释新一波帝国主义浪潮到来的时机具有关键性作用。国际社会未能解决全球性大萧条的影响，这加快了各国采取民族主义手段解决危机，也加快了全球协作的崩塌，1933年6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最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全球危机的一个后果便是，国际联盟主要成员由于无法承担充当国际警察的代价而不愿去冒险。国际联盟在阻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毫无作为，这被解读为一个清楚的信号，集体安全体系在面对国际联盟中的大国时是不起作用的。日本领导人后来自吹说，日本是“国际联盟崩溃的预兆”，若不是日本主动暴露了国际联盟的“无能和无用”，德国和意大利或许不会有机会去实施自己的激进政策。 事实确实如此，4年后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没有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德国在1935年违反《凡尔赛和约》公开宣布重新武装，在1936年3月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也没有被制止。这每一次胜利都让人相信，作为帝国强国和国际联盟主要成员的英法不会阻碍进一步的帝国扩张。“我们认为日内瓦只有一群老太太，”一名意大利记者于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如此告诉一位英国同僚，“我们都这么觉得，而且一直这么觉得。” 这三个国家都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在1933年3月，德国在1933年9月，意大利在1937年12月。

Malcolm Muggeridge (ed.),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London, 1948), 301–2.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82–6. Wilhelm Treue, ‘Denkschrift Hitlers über die Aufgaben eines Vierjarhresplan’,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4), 204–6. Kathleen Burke, ‘The lineamen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New World Order”, 1919–1939’,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6 (1992), 377–91.

英法始终无所作为，它们没能阻止德意两国在1936—1939年武装支持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民族主义叛军，没能顶住德国在1938年占领奥地利以及次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这一切让希特勒相信，英法对于德国入侵波兰将会“做足面子文章”，但仍然不会进行军事干预。 然而，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关键问题在于要赶在苏联或者美国能够或者愿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之前采取行动。日本和德国都清楚地意识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苏联，对于未来的任何帝国都是个潜在威胁。让日本决定占领中国东北的因素之一就是，日本需要建立稳固的防御以阻挡苏联对日本帝国采取任何风险行动并保护其战略资源，哪怕占领中国东北会带来一条漫长的与苏联的边界线也在所不惜。 希特勒在独裁统治期间曾撰写过一份重要的战略文件，即1936年8月起草的所谓的“四年计划备忘录”，他在文中强调了苏联红军在未来15年里带来的威胁，以及德国需要在此之前解决生存空间问题。 美国的体量还不为人所知。美国在经济萧条的灾难性影响下被迫退回到相对孤立状态，而且主要依靠海军来保卫西半球，很显然它只是个未来的威胁——但毕竟是威胁。无论如何，美国与各大帝国都保持着距离，即便美国公众还不打算支持武装干预帝国扩张的想法。 对于帝国世界而言，无论是新帝国还是老帝国，列宁和威尔逊的阴影都阻碍着它们的野心：帝国扩张宜早不宜迟。

G. Bruce Strang, ‘Imperial dreams： the Mussolini-Laval Accords of January 1935’,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4 (2001), 807–9. Richard Overy, ‘Germany and the Munich Crisis： a mutilated victory?’, Diplomacy & Statecraft, 10 (1999), 208–11.

虽然觉得在新一轮领土帝国主义浪潮中建立新秩序是可行的，但这并没有让下决心变得容易。在占领中国东北、攻打埃塞俄比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幕后，所有三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都充满了犹豫和畏缩，虽然战后人们认为这些行动都是他们统治世界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但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国际联盟主要成员的“许可”都是个影响因素。墨索里尼最后是靠声称自己得到了英法做出的不会出来阻挡的口头同意（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才打消了他的军队领导人和一部分法西斯党同僚对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担心。在占领阿尔巴尼亚之前，他也琢磨了其他强国会怎么做（这一次，国际联盟只是把阿尔巴尼亚的抗议记录在案，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德国在1938年9月30日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地区，这常被视为希特勒大胆外交的一场胜利，但让这位德国独裁者恼火的是，在西方强国的坚持下，他快速打败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未能实现。在一年后对波兰开战前，他坚定地告诉他的随从们，不会再有第二个慕尼黑了。

Susan Pedersen, The Guardian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Empire(Oxford, 2015), 289–90, 291–2. Paine, Wars for Asia, 25. Benito Mussolini, ‘Politica di vita’ [Il popolo d’Italia, 11 Oct. 1935] in Opera Omnia di Benito Mussolini： vol. XXVII (Florence, 1959), 163–4. Chad Bryant, 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Mass., 2007), 41–4. Kristin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Volker Langbehn and Mohamma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Race, the Holocaust and Postwar Germany (New York, 2011), 150–51; David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the Nazi occupation of Pol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6 (2004), 541–51.

还有一个让侵略者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因素，那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帝国之间（包括那些老牌帝国）的冲突变得高度透明。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媒体的发展——报纸报道、新闻纪录片和广播在全世界已流行开来——但国际联盟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国际联盟虽然据说很怯懦，但提供了一个辩论侵犯国家主权事件的平台，包括对日本非法侵占中国东北和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非常公开的讨论。 这种国际辩论迫使这三个实施侵略的国家都去为它们的行为找理由，它们似是而非地声称，入侵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利益不受战败国家的侵犯。在国际联盟关于中国东北的辩论中，日本代表狡辩说，中国作为“单一组织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还辩称中国东北并非任何正式意义上的殖民地，而是成立了以清废帝溥仪为首的“独立”的“满洲国”。 墨索里尼为进攻埃塞俄比亚找的借口是，这个国家只不过是“一群野蛮部落”，而“非国家”。 希特勒对于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建立保护国的借口则是，这个民族国家已经无法有效运转，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从所有方面看都是个现代欧洲国家，而非潜在的殖民地。这里他用了“保护国”一词，这个词长期被欧洲帝国主义者用来掩盖他们的实际控制，让被保护国听起来似乎还有一点政治独立性。 1939年9月1日早晨，希特勒对波兰宣战，理由还是波兰人不会组织国家，若没有德国人的统治，它“就会沦为最蛮荒之地”，这无意间应和了墨索里尼在1935年对埃塞俄比亚的指责。

James Crowley, ‘Japanese arm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30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1962), 309–26.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183–6; Tarling, A Sudden Rampage, 40–43.

侵略者之所以小心谨慎不仅是因为国际环境，还是因为其国内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在未来政策路线方面难以达成共识。日本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国内政治是由各种矛盾塑造的，包括文官政党和军部的矛盾，陆军和海军的矛盾，以及军队内部各派别之间的矛盾。1931年9月，辽东半岛日军指挥官发动的侵略是违背了文官政府的意愿的。随后日本军部和政党之间的僵持导致了民政党内阁的全体辞职，军方的帝国主义行径也实际上失去了文官的制约，而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日本海军和陆军之间的争执围绕着“北进”和“南进”展开：海军想要优先在太平洋上设防，或许还能夺取东南亚那些资源丰富的欧洲殖民地，这将被证明是个灾难性选择；陆军则关注北方的苏联威胁，想要首先在中国北部巩固其大陆战略，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工业和贸易集团，为日军的进一步扩军提供可能，并守卫其帝国领地。1936年8月7日发布的《基本国策纲要》既要求在亚洲大陆建立一支强大的帝国守备部队，也要求海军做好让帝国向南扩张的准备，这与其说是解决了，不如说是搁置了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

细节来自Paine, Wars for Asia, 34–40; Takafusa Nakamura, ‘The yen bloc, 1931–1941’, in Duus, Myers and Peattie (eds.),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789。

无论怎样主张战略谨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向中国大陆的扩张从未停止。日本已牢牢侵占了中国东北，这里也成了日本进一步扩张领土的跳板，这部分是为了稳定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线，部分是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源和交通枢纽，还有部分则是因为日本军部及其在东京的政治靠山对进一步帝国扩张的胃口已经大到难以想象。20世纪30年代，日本还进行了许多领土扩张，尽管这些行动都未能像侵占中国东北那样吸引到如此多的国际关注（或者吸引今日历史学家如此多的关注）。1933年2月，2万日军入侵并占领了东三省南面的热河省，将北平（即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纳入了关东军的攻击范围。1933年3—5月，日军打了所谓的“长城战役”，将地盘向南扩大到了长城。1935年，日军侵入中国的其他省份，在6月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及其他指定官吏。对内蒙古更多区域的占领使得日本扶持起了“独立”的“蒙古国”，这片草原名义上由蒙古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常被称为“德王”）管辖，但实际上和“满洲国”一样，也是由日本军部统治的。1936年1月，东京政府最终批准了控制整个华北的战略，从这里出发的日军将能够把国民党军队赶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主要税收来源地。在占领中国东北后的4年里，日本侵占了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日本帝国经济的面貌。

Paine, Wars for Asia, 15. Takafusa Nakamura and Kōnosuke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 1914–1945 (Oxford, 1999), 49–51; Paine, Wars for Asia, 24–30; Myers, ‘Creating a modern enclave economy’, 160. Yoshiro Miwa, Japan's Economic Planning and Mobilization in Wartime, 1930s–1940s(Cambridge, 2015), 62–4; Nakamura and Odaka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47–51; Akira Hari,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283–7.

占领中国东北和华北其余地区令日本对亚洲原有经济秩序的挑战有了一些胜算。日本的目标是削弱其他主要贸易强国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并将这里的资源转而用来支撑日本工业。其关键在于中国东北和华北资源生产的发展。东北是中国工业的心脏，供应了中国90%的原油、70%的铁、55%的黄金等。 1932—1938年，日本向这里投资了19亿日元。而日本军部和政府则一直坚持对国家经济做出计划和指导以确保达到其目的。1933年3月，日本发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计划》，并最终在此建立了26家专司生产某种产品的大型企业。中国的银行要么被接管，要么与日本银行合作，日元货币区已然成形，铁路网的里程也增加了一倍。1937年，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以确保这一地区能按计划为日本利益服务。华北也同样被并入了日元区。 得益于从新占领地区掠夺的资源，日本的钢产量从1930年的200万吨增长到1938年的560万吨；同期煤产量从3100万吨增长到4900万吨。这些经济的增长都被军队的需求吃掉了。日本陆军在1937年的总体计划中胃口大开，要求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拥有55个师团；1934年日本国防开支占国家总开支的14%，到1938年则达到41%。1934年，日本宣布这一新的经济集团只能服务于日本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天羽声明”；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发布了一份警告，称新的经济秩序已经在东亚诞生，第三国不得插足。根据日本陆军的整体计划，到1941年时，急速增长的工业要为帝国国防提供所有的必需资源，并“增强我们领导东亚的能力”。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58–64.

然而，日本在中国的军事战略却十分模糊。日本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北方军阀战友们之间的前线一直在变化，这导致日军持续处于缓慢推进之中，而越来越多的地盘也很难用少量兵力加以控制，日本人无法解决为压榨到手的地盘建立稳定环境的问题。他们最优先的事项是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华北，而不是与南方的国民党打一场大规模战争，更没有为最终于1937年7—8月全面爆发的侵华战争制订计划。中国甚至还一度占据了主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要打垮共产党——的策略到了1936年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于是，当他造访北方陕西省西安市时，前地方军阀张学良将军发动兵谏，要蒋介石与共产党联手，领导一场全民族抗战。在来自国内外的广泛压力，尤其是来自斯大林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还是回到了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在那里，他宣布自己在短暂被困期间意识到，他的使命是从日本手中拯救中国。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66–70; Paine, Wars for Asia, 128–9.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2013), 73–4.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68–76;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2012), 256–7.

日军在北平周边地区制造的事端，使中国采取新路线的契机不期而至。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卢沟桥是北平郊区的一座古桥，西方称其为“马可·波罗桥”），当时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一个中队正在这座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他们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以找人为由要求搜查小小的宛平城。遭到拒绝后，日军便炮轰了小城，战斗中有200名中国士兵战死。 危机迅速升级，这充分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日本积怨已深。在东京，陆相杉山元直接越过了持谨慎态度的近卫内阁，下令调三个师团过去彻底拿下这一地区。1937年7月16日，北平城也被包围了；7月26日，日军开始进攻，两天内就拿下了这座中国故都。近旁的天津港则于7月30日陷落。日军的计划现在胃口大开，他们对“华北事变”的最终解决方案居然是摧毁蒋介石的军队主力，如果可能，还要推翻他的政府。这仍然不算是一场全面战争，但是蒋介石选择将卢沟桥事变加以“民族化”，将其视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他在7月7日后不久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几天后，他又写道：“此为存亡关头。” 北平沦陷后的8月7日，他召集国民党的所有军政要员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要求他们支持对日本的大规模战争。结果是一致同意。于是蒋介石播发了他的决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他还把他最好的部队派往了上海，他判定，最初的关键性战斗将在那里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