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4

Griev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32–3, 135–8. Griev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151–5; Edward Stettinius, Lend-Lease： Weapon for Victory (London, 1944),166–70.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11), 271.

把租借物资送到中国的路线丝毫不比援苏路线轻松。尽管中国是首批获得援助资格的国家之一，但对华援助的优先级比英国和苏联低很多。许多援华物资被闲置了，它们先是堆放在仰光的码头和火车站，日军入侵缅甸后，又堆在印度东北沿岸的港口里，等着通过孱弱的运输网送过去。在珍珠港遇袭前，对中国的援助可以通过太平洋进行，在那之后就只能走大西洋和印度洋了。送到之后，复杂的地理环境也使得这些物资难以穿过一些全世界最难以通行的地形送到中国军队手中，这里的道路很差，也没有管用的铁路。1941年，盟军想要修建一条从缅甸北部腊戍到中国南方云南省昆明的铁路，但这一工程饱受恶劣工作环境的拖累，这里有约10万中国和缅甸劳工，其中数千人因疟疾或伤寒而病倒，还有大约一半人靠吸食鸦片来苦中作乐。 缅甸线路失守后，唯一的可能性就只剩下把物资从印度的基地飞过喜马拉雅山送到昆明了。这条常被称为“驼峰”的航线极其艰险：飞行时要面对6000米高度山区航线的严寒、凶猛的雷暴、增加油耗和导致飞机迫降的强风，而到了中国，也只有2条用碎石铺设的简陋跑道。有至少700架飞机和1200名机组人员在空运行动中损失。在1943年之前，由于设备、飞机和飞行人员不足，运输量一直微不足道；1943年之后空运量开始增长，但仍然不可能把重装备、车辆或机器设备空运过去。到1944年，所有海运送来的物资中仍有一半在等着送到中国。 而送进去的大部分物资被分配给了驻华美军，主要是陈纳德的第14航空军。据中国官方统计，98%的物资被美国人用掉了，但即便这个数字有些过高，蒋介石的美国参谋长史迪威也确实控制了租借援助的分配以实现美国的目的。

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109, 115, 125. Bailey, ‘“An opium smoker's dream”’, 294–8.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Statistics： Lend-Lease’, 33–4.

各方在后勤上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经济援助被视为盟军战略的关键环节，还是因为盟国领导人都直接参加了对援助条款的谈判并关注着结果。然而，尽管后勤努力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盟国之间围绕供应的进度和物资的优劣还是龃龉不断。英国接收到的美制坦克一直饱受责难，指责者认为M3坦克及其后继者M4“谢尔曼”坦克需要改造才能适应战场；1944年，坦克供应缺口显著，达到3400辆，1944年下半年所有租借坦克的运输都被突然取消，因为美军装甲部队的损失率超出了预料。 更明显的是围绕飞机供应的争议。由于对德轰炸从1940年夏季起就成为优先战略任务，英国皇家空军希望美国航空工业能够到1943年时每月提供500架重型轰炸机，但这些飞机的供应还必须服从美国航空兵的优先需求。当首批B-17和B-24轰炸机送到时，皇家空军又对它们的作战潜力表达了失望，而且讨论要把这些飞机用于次要任务。由于这些飞机都是正在扩编的美军轰炸机部队的掌上明珠，美方对英国的批评十分憎恶，陆军航空兵总司令亨利·阿诺德只承诺在整个1942年提供四五百架轰炸机，最后还没有兑现。另外，据英国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的说法，1940年和1941年美国提供的过时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几乎毫无价值”。 尽管到最后美国向英国及其帝国提供了近2.6万架飞机，但其中B-17只有162架，还有3697架轻型轰炸机、8826架教练机和运输机。

原文如此，实际上“七兄弟的坟墓”指的并非M4，而是美制M3坦克。——译者注 Alexander Hill, ‘British Lend-Lease aid to the Soviet war effort, June 1941–June 1942’,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1 (2007), 787–97; Zaloga, Soviet Lend Lease Tanks, 10–11, 26–7, 31–2. 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109; Robert Coakley and Richard Leighton,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3–1945 (Washington, DC, 1968), 679.

对苏援助也同样招来了苏联方面喋喋不休的抱怨。1941年英国政府做的最初承诺兑现太慢，在随后几个月里实际送到的装备中许多又被苏联方面认为是不合格的。“飓风”战斗机被指责缺乏装甲而且武器太弱；英国坦克，尤其是“玛蒂尔达”坦克，被认为不适合苏联环境，它火力不足，而且在严寒中无法启动。英国坦克的可用率平均只有50%。当美制“谢尔曼”坦克开始出现时，苏联工程师又认为它们的装甲防护不足，而且太高，容易被击中。苏联装甲部队（很不友好地）戏称其为“七兄弟的坟墓” ，因为它们在敌人的反坦克火力前十分脆弱。 当然，这两个西方国家都不愿意送出第一流的装备，除非不得已。1942—1943年，英国和加拿大仍在专为供应苏联而生产“玛蒂尔达”坦克，此时这一型号已经被英国装甲部队淘汰了；而当苏联方面要求获得B-17和B-24重型轰炸机时，美国人则予以了回绝。

John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The Story of American Eforts at Wartime Co Operation with Russia (London, 1947), 84. G. C. Herring, ‘Lend-Lease to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4–194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1969), 93–114.

苏联方面顽固地拒绝西方派人前来帮助训练、维修，以及教授如何利用这些援助，这妨碍了租借装备的有效使用。到1943年，已有大批物资被送到了苏联，但没有苏联的配合，西方无从确认原因，也不知道是否应当继续发送这些东西。苏联的保密措施让当时的人们很难回应关于军援装备不适合作战的众多批评，尽管苏联官方曾做过承诺，但他们还是很少提供关于苏联坦克和飞机开发的信息，除了在1942年向美国送去了一辆T-34坦克之外。“我们还是在尽力满足他们的请求，”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向马歇尔将军抱怨道，“而他们对我们的请求却只给最低限度的满足。” 苏联对租借物资的请求包括了战后重建所需的货物，这让西方的疑虑与日俱增，这在1944—1945年达到了顶峰，华盛顿也受到了对援苏设限的压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总统没有与任何一个主要受援国商量就立刻终止了所有租借物资的运输。

Lovelace, ‘Amnesia’, 595–6. Boris Sokolov, ‘Lend-Lease in Soviet military efforts, 1941–1945’,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7 (1994), 567–8; Jerrold Schecter and Vyacheslav Luchkov(eds.),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New York, 1990), 84.

由于租借计划所涉地域之广以及各方对急需供应品的争夺，相关各国的关系难免紧张，但到最后，以美国富余产品为主的大量资源还是被分给了各个盟国。那么这一成就是不是租借行动主管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所说的“胜利武器”呢？答案比它看上去复杂得多。战后多年来，苏联官方一直在贬低或彻底忽略租借物资在苏联战争机器中扮演的角色。这是有意地扭曲历史。战争结束不久，苏联就非正式地发出了指导观念（在斯大林治下，任何明智的作家都不可能忽略这一点），称租借物资“在苏联的胜利中没有扮演任何值得重视的角色”。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官方口径都坚持说这些租借货物来得太晚，又常常质量不佳，而且数量上只有苏联自产武器的4%。然而在战时，苏联领导人私下里承认了这所有形式的援助有多么重要。赫鲁晓夫在为他的回忆录所做的录音采访中揭示了斯大林对援助重要性的理解，但下面这些文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出版：“我几次听到斯大林在周围人的小圈子里提到［租借］。他说……如果要我们一对一地对付德国，我们是应付不了的。”拿下柏林的胜利者朱可夫元帅，在他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里采用了官方口径，但在6年前一次被偷听的对话中，他说如果没有外国援助，苏联“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Denis Havlat, ‘Western aid for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World War II： Part I’,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0 (2017), 314–16; Zaloga, Soviet Lend-Lease Tanks, 30. Van Tuyll, Feeding the Bear, 156–7; Joan Beaumont, Comrades in Arms： British Aid to Russia, 1941–1945 (London, 1980), 210–12.

盟国供应的数量只有苏联产量的4%，这个比例是没错，但这个说法完全掩盖了《租借法案》真实的作用。在战争初期，租借坦克和飞机在苏联装备中所占比例要高得多，因为苏联在战争头几个月里遭到了格外惨重的损失。随着战争的进行，苏联的产量逐渐恢复，租借军用装备的重要性才相应下降。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租借坦克的数量是苏联产量的19%。而到了6个月后的库尔斯克战役时（这是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坦克战），苏军投入了3495辆苏制坦克和仅仅396辆租借坦克，后者约为前者的11%。 然而，坦克、飞机和武器并非盟国支援的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苏联通信系统的改造、吃紧的铁路网得到的支持，以及大量原材料、燃料和炸药的供应，若没有这些，苏联全面战争的努力和军事行动将不足以击败德国的大部分军队。战争头几年，苏联在空战和坦克战中的一个主要缺陷在于缺乏电子设备；这对于只能用很差或很少的通信设备来管控广大战场的指挥官来说也是个主要难题。根据《租借法案》，西方盟国总共向苏联提供了3.5万台军用电台、38.9万台野战电话和超过150万千米长的电话线。 到1943年初，苏联空军终于能够对空战单位进行集中控制了，而在坦克里装上电台这个简单操作也被证明是力量倍增器。无线电在红军卓有成效的欺骗和隐蔽行动中也发挥了作用，这让德国军队时常无法判断苏军规模，也不知道对手在哪里，意图是什么。

Vorsin, ‘Motor vehicle transport’, 169–72. Alexander Hill, ‘The bear's new wheels (and tracks)： US-armored and other vehicles and Soviet military effectivenes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5 (2012), 214–17. H. G. Davie, ‘The influence of railway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Russo German War 1941–1945’,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0 (2017), 341–3. Sokolov, ‘Lend-Lease’, 570–81.

最重要的是，租借来的卡车和吉普改变了苏军后勤供应的面貌，这些车辆的数量最终达到40万辆，而苏联国产的只有20.5万辆。到1945年1月，苏联红军1/3的车辆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 美援还扩大了苏联战争机器所使用的车辆种类：侦察车、装甲运兵车、半履带车、福特两栖车，以及48956辆吉普，这些车上还装有电台，让苏联红军指挥官得以更有效地掌控他们的部队。 人员和装备的铁路运输还要依靠美国提供的1900台火车头（苏联自产只有92台），战争期间使用的所有铁路车皮中也有56%来自美援。到1942年下半年，苏联铁路系统可以每天向斯大林格勒前线的部队运送15列火车的货物，而德国平均只有12列。 最后，盟军给苏联提供了58%的航空燃料、53%的炸药，还满足了铝材、铜和合成橡胶轮胎的一半需求。 盟国在这方面的供应规模是决定性的。这让苏联工业能够专注于大规模生产武器，把战争经济所需的许多其他供应交给盟国。

Havlat, ‘Western aid’, 297–8. 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122–3.

《租借法案》对英国战争机器的影响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尽管各种战争回忆录很少会提到它的历史意义。和苏联对待《租借法案》的态度一样，严重依赖另一个盟国的记忆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并不光彩。然而，这种依赖却是绝对的。若没有美国1941年以来的大力援助，英国的战争机器早就停摆了。英国已没有能力购买以美元结算的资源，尤其是石油，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工业产品、粮食和原材料，那么英国的战时经济就会很快达到极限，产能远不足以使其维持全球战争和击败德国。英军的全球作战逐渐变得依赖美国武器和美国船只的运输。1941年，租借装备占英国军队装备总数的11%，到1943年几乎达到27%，而在英军作战行动达到高峰的1944年则将近29%。到1942年10月下旬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时，美国已经向北非输送了1700辆中型坦克和轻型坦克、1000架飞机、2.5万辆卡车和吉普车。 最后，美国总共向英国和英国战区送来了27751辆坦克、27512辆装甲运兵车和25870架飞机。和苏联一样，美国的援助使得英国工业得以专注于其他武器的生产，有些时候还会完全转向其他产品。由于美国的援助，英国的坦克产量在1944年开始下降，而火车头的产量却得以增加，缓解英国铁路网的压力。 两国之间的协议促成了资源的合理分配，事半功倍。英国和苏联的生产记录都反映着美国的援助。对这两国来说，知道自己不必完全依靠自身资源是一项心理优势，这是轴心国所不具备的。而对美国而言，把国内产量的近7%租借出去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太大压力，却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这令主要盟国能够更有效地为美国利益而战，这也正是罗斯福从一开始就希望的。

资源拒止：封锁与轰炸

如果说互助是一种增加战争物资供应的经济策略，那么经济战就是一种减少敌人可用的武器成品和原材料的手段。“经济战”最初就是其字面上的意义——冻结资产，抢购物资，破坏与控制敌国的贸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则变成了真正的经济战，用潜艇和轰炸机发动，双方都在漫长的经济消耗战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和装备。传统的经济战手段在“二战”中仍然在用，但其重要性在用军事手段发动的经济战面前已经黯然失色，后者的目标是运输中的资源或本土经济的资源生产。无限制潜艇战和对城市中心区的轰炸都是常用的经济战策略，轴心国和盟国都一样。

这种广义的经济战的目的是要在敌人的资源到达战场之前予以物理摧毁，其成功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参战国展现出的经济脆弱程度。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交战双方在这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反差。美国几乎对经济战免疫：地理条件仍然保护着美国工业不受轰炸的威胁，而西半球的丰富资源也保障着美国的军工生产，瓶颈因素只有少量几个，尤其是天然橡胶，但紧急大规模转产合成橡胶弥补了这一不足。1942年的头两个月，德军潜艇曾短暂来到美国东海岸击沉没有护航的船只，但这种情况很快就结束了，对美国的战争机器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在大西洋海运线上，美国的船只就很脆弱了，但绝大部分货物和军用装备还是跨洋送到了目的地。苏联在1941年丢失西部国土后，其工业区原本可能遭到德军远程轰炸机的打击，但德国空军没有手段能做到这一点，于是苏联的生产便继续不受打扰地进行。由于苏联国内自然资源丰富，加上越来越多的租借援助（尽管德国试图阻扰北极船队），针对苏联的经济战策略几乎不可能有太多斩获。盟国中最脆弱的是英国，正是为了打击英国的生产和贸易，德国在1940—1943年发动了海空联合作战。这是轴心国对一个主要敌国发动的、旨在以经济战策略打击其战争机器和战争意愿的最认真的一次尝试。然而，英国的脆弱性也只是相对而言。严重依赖海运供应的粮食、原材料和燃油——后来还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军用物资——意味着英国会把大量资源投入保持海运线畅通的战斗中去。英国拥有全世界规模首屈一指的商船队，尽管并非无穷无尽，但这意味着要击沉非常多的商船吨位才能让英国的贸易到达崩溃点。在美国的支援下，英国组织起了全球商船运输网络，让盟军得以在全世界运输物资（无论这些物资在哪里找到或需要）同时阻止敌人享有相似的优势。要对付这一体系，轴心国需要一套对应的全球海上封锁体系才行，但它们没有这种手段，即便赋予其战略优先地位也不行。

Neville Wylie, ‘Loot, gold and tradi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s financial warfare strategy 1939–194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1 (2005), 299–328.

轴心国则普遍脆弱。三个国家都会遭受海上封锁，因为英国和后来的美国都拥有强大的海空力量。尤其是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争经济更为脆弱，因为两国都没有强大的自然资源基础，它们都依赖海上供给。地中海是一片封闭海域，封锁起来相对容易（1943年之前，英国人发现这种封锁是双向的）；日本则要依赖与东南亚占领区之间的漫长海运线，以及来自中国台湾、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粮食和原材料。然而，德国受传统的封锁、资产冻结和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被证明是高估了，而这些手段曾是1939年英法战略的关键要素。希特勒一直很在意1914—1918年战时封锁所带来的影响，这促使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了国内的自给自足。到1939年，德国基础粮食供应的80%来自自产，还开展了石油、纺织品、橡胶和多种其他战争相关物资的合成制造计划。1939年，德国显然没有足够的黄金和外汇来购买军事经济所需的关键物资了，于是德国一边掠夺欧洲资产，一边向欧洲中立国施压，双管齐下，从而克服了这一难题。

Edward Ericson, Feeding the German Eagle： Soviet Economic Aid to Nazi Germany, 1933–1941 (Westport, Conn., 1999), 195–6. See Dietrich Eichholtz, Krieg um Öl： Ein Erdölimperium als deutsches Kriegsziel (1938–1943) (Leipzig, 2006), 90–100. USSBS, Report 109, Oil Division Final Report, 25 Aug. 1945, 18–19.

西线烽烟初起时，盟军的海上封锁便切断了德国的越洋航运，但1938年以来德国的地域扩张的部分意图正是想要让德国免遭封锁的影响。夺占挪威确保了来自瑞典的铁矿石供应；占领巴尔干地区保障了更多的原材料来源和与土耳其的贸易。1939年8月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1941年6月之前为德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大量原材料和粮食：1940年运来了61.7万吨石油制品，1939年只有5100吨；食粮是82万吨，一年前则是200吨；而铜、锡、铂、铬和镍的供应在1939年还是0。 即便没有苏联的资源，德国在1938—1941年建立的“大区经济”也有效终结了传统海上封锁打击德国战争机器的任何可能。三个轴心国都缺乏的一种资源是石油。这是个关键性的短板，因为石油对于日本海军和对于德国的机械化战争同等重要。正是为了寻找石油，日本入侵了东南亚，令希特勒在1942年想要夺取苏联的高加索地区。 盟国控制或拥有全球超过90%的天然石油产量；轴心国则仅仅控制3%的原油产量和4%的炼油产能。德国合成石油的产量很大，1943年达到年产700万吨，占德国所用石油的3/4，但始终不够用。 石油这一轴心国的软肋被证明是西方盟国实现资源拒止战略、夺取最终胜利的核心要素。

Walther Hubatsch (ed.),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Munich, 1965), 46, Weisung Nr. 9 ‘Richtlini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gegen die feindliche Wirtschaft’, 29 Nov. 1939. Ibid., 118–19, Weisung Nr. 23 ‘Richtlini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gegen die englische Wehrwirtschaft’, 6 Feb. 1941.

对专注于帝国扩张的轴心国而言，发动经济战并不属于它们的任何主要战略计划。在三个国家中，只有德国曾试图通过对英国发动海空封锁来弥补战略劣势，但这在1939年时希望渺茫。当时德国海军只有25艘远洋潜艇，能够同时在海上作战的只有6—8艘，而德国空军致力于夺取制空权以支援地面作战，并没有向敌人航运和工业发动战略性打击的进一步计划。德国海军在1939年发布的“Z计划”想要建设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但其开花结果还遥遥无期。尽管如此，1939年11月，希特勒还是指示军队向英国发动经济战：“打倒英国是最终取胜的先决条件。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打击某些决定性地点来打垮英国经济。” 德国空军和海军接到指示要协同行动，在英国航运线上布雷，摧毁港口设施、仓库、储油设施和粮库，击沉船只，轰炸军工业，最重要的是彻底摧毁飞机制造能力。希特勒亲眼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对德国的粮食封锁，因而强调对英国粮食供应的封锁。在登陆英国的流产计划这个短暂的插曲结束后，希特勒又回到了“封锁决定战争胜败”的理念上来，认为用飞机和潜艇协同作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就能“瓦解英国的抵抗”。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9. Sönke Neitzel, Der Einsatz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über dem Atlantik und der Nordsee 1939–1945 (Bonn, 1995), 49–50.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285, Report on a conference between the C.-in-C. Navy and the Fuehrer, 15 June 1942.

希特勒关注经济战，而他的军队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但反映出在他对战争的设想里，经济力量和军事胜利同样管用。这一观点部分来源于1914—1918年的潜艇战，当时有总吨位1250万吨的6651艘船被潜艇和水雷击沉，几乎就要把协约国的战争机器打残了。 这一次，在希特勒乐观态度的鼓舞下，德国海军总参谋部希望打一场他们所说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战”。击沉足够吨位是击败英国的关键这一观点得到了德军潜艇部队指挥官卡尔·邓尼茨准将（后升至元帅）的认同，这成了他小小的潜艇部队的首要目标。 即便在美国参战带来大量新的后备商船运力之后，希特勒仍然将经济战视为资源拒止的关键因素。“元首意识到了这个事实，”海军总司令埃里克·雷德尔元帅在1942年6月如此报告，“潜艇战将会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败。”

Smith, Conflicts Over Convoys, 249;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07–8 ;Edward von der Porten, The German Navy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69),174–8; Stephen Roskill, The War at Sea 1939–1945, 4 vols.(London, 1954–61), i,500, 603.

战争第一年，尽管可用于海空封锁的资源相对贫乏，但德国人斩获依旧颇丰。德军飞机攻击了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上的运输船，在大西洋上则是潜艇、商船袭击舰和由远程客机改造而来的福克-乌尔夫200“秃鹰”飞机联合作战，在1939年9月到1940年12月间击沉了1207艘船，为其提供支援的还有德国海军情报部门，他们能够破译英国关于运输船队的通信内容。1941年，仅仅“秃鹰”飞机就能每月击沉15万吨船只，直至英国战斗机最终飞来此地，寻猎并消灭这些动作迟缓的庞大捕食者为止。1940年，飞机击沉了58万吨商船，1941年超过100万吨，总共500艘船。同期德国潜艇击沉了869艘船，若不是德国鱼雷遭受严重的技术故障，直到1942年秋才最终得以解决，德国本可取得更多战果。海上事故（碰撞、沉船、火灾等）还另外导致了653艘船的损失。这一切使得英国的进口吨位锐减，从1940年的4180万吨降至1941年的3050万吨。

BA-MA, RL2 IV/7, Otto Bechtle lecture ‘Grossangriffe bei Nacht gegen Lebenszentren Englands, 12.8.1940–26.6.1941’. TsAMO, Moscow, Fond 500/725168/110, Luftwaffe Operations Staff, report on British targets, 14 Jan. 1941.

除了海上战事初见成效，空中封锁也加入了进来。从1940年夏季开始，德国空军开始空袭英格兰南部的港口和码头设施。希特勒在9月中旬推迟了“海狮行动”登陆作战后，空袭又扩大到了英伦三岛的各大港口城市。尽管当时遭到轰炸的人觉得德军恐怖轰炸的目的在于摧毁英国人士气，但德国空军接到的指示是要摧毁英国越洋贸易的入港港口（主要攻击伦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以及仓库、地下储藏室、储油设施、船只装卸和维修设施，支援海上作战；德军还空袭了其他军事-经济目标，主要是航空发动机制造业集中的大不列颠岛中部。“闪电战”其实是一种经济战形式，从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总共打了9个月，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如果封锁成功，德军希望它能削弱英国的战争能力，打击英国民众继续作战的普遍意愿。在171次大规模空袭中，141次是指向港口城市，包括1939年承接海外贸易最多的城市伦敦。投下的3116吨燃烧弹中，86%扔在了港口城市；24535吨高爆弹中，这一比例是85%。 从1941年1月起，德国空军接到指示，要用大量燃烧弹攻击港口区域，英国堆放在那里的商品很容易燃烧。为应对英国将大西洋进口贸易转向西部港口，包括布里斯托尔、克莱德班克、斯旺西、加的夫和利物浦，德国空军得到新指示，把优先目标转向这些港口。 到德国空军部队因被调往东线而中止轰炸时，英国所有的主要港口都已遭到了猛烈轰炸，赫尔、普利茅斯、伦敦和南安普敦更是遭到反复轰炸。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 79;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airs, 177–8. Overy, The Bombing War, 113–14. AHB Translations, vol. 5, VII/92, ‘German Aircraft Losses (West), Jan–Dec 1941.

轰炸的效果被证明远逊于海上作战，但德军高层几乎不可能获得关于轰炸损毁情况的详细情报。希特勒很快就对结果失望了。1940年12月，他觉得轰炸对英国军工业的影响甚微；两个月后他认同了雷德尔的观点，即轰炸反而“坚定”了英国人抵抗的决心，1941年2月6日，他下达指示，要优先进行提高击沉船只吨位的潜艇战和航空战，这才是更具决定性的经济战形式。 但轰炸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部分是因为很难向被英国皇家空军空袭了近一年的德国公众解释为什么要放弃对英国的轰炸，部分是为了在秘密推进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时，让斯大林继续相信英国仍是希特勒的首要关注对象。这一次希特勒的直觉是对的。英国空军部在1941年稍晚做的统计显示，轰炸对英国快速扩大的军工产能造成的影响不超过5%；城市遭到空袭后，通常只需3天至8天就能恢复正常的生产率，只有1940年11月考文垂遭到的大规模轰炸例外，这里花了6个星期才恢复到空袭前的状态。空袭对于英国石油和粮食储备的打击也同样微弱。英国只损失了0.5%的石油储备、5%的面粉磨制能力、1.6%的油菜籽产量和1.5%的冷库设施。供水从来没有中断超过24个小时，正常的战时铁路交通也未被打断，没有任何一条线路中断超过1天。 而德国空军却为空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1年1—6月有572架轰炸机损失（其中许多毁于事故）、496架受损。到1941年5月，轰炸机部队有769架轰炸机可用，比一年前入侵法国时少得多。 而英国方面最惨重的损失是在1940—1941年有44652人丧生，男女老幼皆有，他们是无果而终的空中封锁的受害者。

Neitzel, Einsatz der deutschen Luftwafe, 125. David White, Bitter Ocean：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39–1945 (New York,2006), 297–8.

希特勒不再认为轰炸英国目标有助于封锁，他再也不会如此使用空军了。封锁行动转而聚焦于海上的潜艇和航空战。德国水面舰队在此方面贡献不大——它们在整个战争中只击沉了47艘船——现代化的“俾斯麦号”战列舰在1941年5月被击沉后，海军大型舰艇都退出了远洋作战，转而保护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德国的供应线，并威胁开往苏联的北极船队。1941年夏，海空战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对于投入空军资源来支援海上作战原本就不热心，在空军大力投入“巴巴罗萨行动”后就更是如此了。被指定支援海军作战的驻法国第40轰炸机大队则从头到尾都受困于各种资源的匮乏。从1941年7月到1942年10月，飞机击沉的船平均每月只有4艘。 封锁作战的绝对主力成了潜艇。1941年，潜艇的数量增幅相当大，从一季度的102艘增长到年底的233艘。然而，受损潜艇缓慢的维修速度，对训练潜艇的巨大需求，以及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战场的多处分兵，意味着在大西洋上可以用于打击英国海运线的潜艇从未超过17艘。被派来支援大西洋作战的一些意大利潜艇被证明无法胜任远洋作战，于是被调到了更安全、更温暖的水域。直到1942年，潜艇的数量才开始接近邓尼茨眼中让封锁见效所必不可少的水平：7月352艘，年底382艘，在整个1943年则超过400艘。这一年，同时出海作战的潜艇数量在1—3月达到了高峰，为110艘。

Hague, Allied Convoy System, 120.

到了这个时候，盟军在潜艇战中的反制措施已经开始取得显著效果。英国海军部成立了总部设在利物浦的西方航线司令部，在反潜战中指导所有以英国为目的地的贸易航运。司令部运用了潜艇跟踪室提供的关于潜艇动向的情报，这些情报来源很多，包括在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间“超级机密”截获的德国海军“恩尼格玛”电报，在那之后，这种破译由于德国密码变更而中断了6个月。这些情报被用来让船队避开守株待兔的潜艇。从1941年春季开始发布的“西方航线船队指示”让护航队指挥官的主要目标不再是猎杀潜艇，而是躲避潜艇。从战争伊始，几乎所有船只都要组成船队航行，只有航速15节及以上的船只可以独自航行。1941年，船队的护航力量得到大幅增强，而空中掩护尽管仍远未臻完善，但也能迫使潜艇长时间地潜入水下。护航舰和飞机都装备了能协助探测潜艇的1.7米波长雷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发明的ASDIC潜艇探测器的改良型号。这些设备在频繁的风暴中和巨浪汹涌的海上效果都不理想，但1940年由空腔磁控管带来的雷达开发方面的突破使得雷达可以在更短的波长上工作。从1941年中期开始，271型厘米波雷达被装在了军舰上，之后又上了飞机，让它们甚至在浓雾中、低云里和夜间都能够更加精确地侦测出潜艇。反潜手段的改进并未能导致潜艇损失的显著增长（1941年仅19艘，1942年35艘），但迫使德国潜艇远离它们先前的猎场，来到更遥远的中大西洋“真空地带”，或者向南拦截直布罗陀和塞拉利昂的航线。飞机和潜艇在1940年攻击沿岸船队取得的成功再也无法重现。1941年和1942年苏格兰和伦敦之间608个船队的21570航次中，只损失了61艘船。 1941年的吨位损失也从3月高峰时的36.4万吨降到12月的仅仅50682吨。

Marc Milner, Battle of the Atlantic (Stroud, 2005), 85–9; Michael Hadley, U-Boats against Canada： German Submarines in Canadian Waters (Montreal, 1985),52–5.

德国封锁行动的高潮出现在1942年春到1943年春期间，当时击沉船只的吨位突然再次暴增。这一态势的逆转实际上大多是出于环境原因，它掩盖了德军的潜艇战和航空战从长远看因对手更大规模、更富创新性的回应而受影响的程度。1941年12月，美国宣战，这突然为德军带来了攻击几乎毫无防卫的大西洋西岸航运线的机会。12月9日，希特勒取消了对潜艇战所有尚存的限制，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中立国了。美国的参战让邓尼茨措手不及，起初他只有6艘潜艇可用，甚至到了1942年1月下旬也只有10艘而已。远航程的IXC型潜艇被派往南面的墨西哥湾和攻击从特立尼达出发的石油和铝土矿航运线；小些的VII型潜艇则开往美国海岸附近。它们在这里收获巨大。华盛顿从未想到过潜艇的威胁竟会如此迫近本土。城市的沿岸地带仍然亮着灯，映照出沿岸船只的轮廓，而独自航行的船只也没有什么无线电管制，而且灯火通明。美国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认为没有必要编组护航船队，他也没有多少护航舰和飞机可以用于反潜战。其结果便是盟军船只在1942年的头6个月里遭到了大屠杀，被击沉船只的数量逐月创下新高——2月被击沉71艘，6月达到124艘，这是战争中的最高纪录。船只几乎全都是在美国水域被击沉的，其中57%是开往西北大西洋、服务于美国工业和对英租借物资供应的油轮。 盟军每月损失的船只吨位开始接近70万到80万的区间，这正是邓尼茨认为彻底摧毁盟军航运所要达到的水平。对德国而言，潜艇战现在有了新的紧迫性，随着美国参战，较量的实质已从困死英国的经济战转变为阻止美国把人员和装备运过大洋以帮助欧洲盟国作战的战役。

Hadley, U-Boats against Canada, 112–13. Christopher Bell, Churchill and Sea Power (Oxford, 2013), 259–79.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情况对德军更加有利了。大西洋西北部是规模迅速扩大的加拿大皇家海军的责任区。护航舰艇的不足、护航军官低下的训练水平、老旧的潜艇探测器，以及护航到大西洋中部的需求让这支海军濒于崩溃。1942年夏秋，德军潜艇向西北移动，进入圣劳伦斯湾作战时，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5艘潜艇击沉了19艘船，迫使湾内停止商船航运。 金上将最终引入了护航舰艇和空中保护后，美国和加勒比海域遭到的攻击便减弱了。邓尼茨把他的潜艇“狼群”调回了盟军空中巡逻尚无法覆盖的中大西洋“真空地带”。新一轮作战还得益于德国海军改变“恩尼格玛”设置的决定，这让英国在2—12月失去了“超级机密”情报，躲避潜艇更加困难，尽管仍有可能。虽然英国皇家海军护航力量更强，还得到了厘米波雷达的助力，但空中巡逻覆盖范围的缺口仍是个关键因素。皇家海军要求空军向海岸司令部提供更多的远程飞机，主要是经过改进的B-24“解放者”轰炸机，但封闭缺口的主要障碍被证明是丘吉尔。在1942年的危机月份里，他一直坚持认为最需要投入空中力量的是对德轰炸，他更喜欢进攻性的经济战，而非护航这种防御性需求。他认为轰炸潜艇制造厂会比在海上攻击潜艇战果更大，这一观点得到了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阿瑟·哈里斯中将的大力支持，但没什么可靠的证据。直到英国的进口将在1943年下降到无法维持的低水平这一可怕事实展现在丘吉尔眼前时，他才同意把更多空中力量转到海上作战中来，但还是希望不要影响对德轰炸。1943年春末，每个月的船只损失超过60万吨，丘吉尔终于批准把远程飞机调来进行反潜战；与此同时，罗斯福也意识到船队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他强令陆军航空兵向加拿大空军移交15架“解放者”轰炸机，从西边填补缺口。到5月，约41架超远程飞机最终全程覆盖了大西洋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