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

道德和伦理问题在总体战中无关紧要，除非保持良心或道德沦丧能影响到最终的胜利。总体战中人类行为的唯一准绳不是道德，而是利害。

Dennis Wheatley, Total War： A Paper (London, 1941), 17.

——丹尼斯·惠特利，《总体战》，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参战国都觉得自己打的是正义战争。尽管这出于不同的理由和道德观，但谁都没有罪恶感。为战争正义性所找的理由很快便转变成了认定战争必然正义的信条。战后的各种文字资料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侵略国声称的为正义而战的说法是荒谬的，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些国家几乎所有人都会全力参与战争并坚持到底。要想理解这一点，就必须意识到双方都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轴心国和盟国都花费很大力气来让民众相信，自己的战争是正当的，而敌人是邪恶的，由此将战争转变为不同类型“文明”的搏斗，这种搏斗必须持续到彻底胜利方能结束。那些从伦理角度公开反对战争的人只是被孤立的极少数。

Dennis Wheatley, Total War： A Paper (London, 1941), 18, 20.

本章开头引用了丹尼斯·惠特利关于战争道德的观点，这位广受欢迎的英国作家于1940年被招入英国军方的联合计划参谋部，负责撰写关于总体战特点及其道德影响的文件。在战争的高潮时期，他的描述或许会得到所有参战列强的认同。“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清楚地说明白，”惠特利写道，“总体战对于一个参战国来说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要么全面胜利，要么彻底消亡。”在这严酷的环境下，惠特利认为，任何能够缩短战争进程并夺取胜利的行动路径在道德上都是正当的，“而无须考虑其‘合法’还是‘非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法的极端性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参战双方政权都祭出了“要么胜利要么灭亡”“要么国家毁灭要么国家幸存”的说法。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这是维系战争机器的道德黏合剂。尽管彻底毁灭的威胁在大部分时候被大幅夸大了，但这一可能性提供了一种现成的道德必要性，强迫人们绝对服从战争行为，让参战双方（轴心国和盟国）最极端的国家措施正义化。为生存而战在所有地方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正义之战，这就扭曲了传统上从合法性和伦理层面对这个概念的描述，这些传统观点认为，决定战争是否正义的是自然正义，而非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

为战争找理由

Davide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Itali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6), 44–9. 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Oxford, 1954), 469. 这是从条约的德文版翻译而来的。原文是用英文起草的，这里写的是“each its own proper place”（都有其恰当的地方）而非“the space to which it is entitled”（获得其应得的空间）。德文版加入了“空间”的主张，以让新秩序具有更明显的地域性。

20世纪30年代，当轴心国侵略者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抢地盘以扩张帝国时，他们也不希望变成这种极端的总体战。他们的野心是区域性的，为对外征服找的借口依据一种假设，即自己在既定的世界权力结构中没能得到合理的资源份额，尤其是没有足够的地盘。这个意义上的正当性来自一个先验假设，即有些人因为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而适合建立帝国，另一些人只适合被殖民，这一观点的依据显然植根于近代以来的欧洲扩张史。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秩序之所以被认为不合法，是因为它旨在限制这些主张；而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的帝国扩张战争则承诺“纠正”这样一种“不公”：活跃的民族没有途径建立帝国，也不能更公平地获得世界的自然资源。 1940年9月，三个轴心国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为每个签约国指定了在欧洲、地中海南岸和东亚的帝国新秩序。该条约宣称，和平只有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实际上指的是所有“先进”国家）“获得其应得的空间” 时才能维系，并提出新秩序应当建立在更牢靠的国际正义之上。正如一名日本官员抱怨的那样，为什么英国统治印度在道德上可以接受，而日本统治中国就不行？

Eric Johnson and Karl-Heinz Reuband, What We Knew： Terror, Mass Murder and Everyday Life in Germany (London, 2005), 106. See too Nick Stargardt, 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 (London, 2015), 15–17.

轴心国对新领土帝国的追求是犹豫不决的，也没有什么周详的计划，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三个国家明白自己的主动扩张不大可能被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认为是正义的。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时，西方立刻形成了一个观点，觉得轴心国的侵略是统治世界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认为轴心国阴谋征服世界的想法在盟国对敌人的理解中贯穿始终，一直持续到战后对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之时，审判中对他们的主要指控就是密谋发动侵略战争。盟国从未明确宣称轴心国，尤其是希特勒的德国，想要“统治世界”，但这个提法被用作一种修辞武器，来最大限度地夸大侵略国的邪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为统治世界进行协调一致的计划或专门搞什么阴谋，无论这个“统治”如何定义。事实上，轴心国对此事的看法截然相反。当其区域性帝国野心最终在1937年以后的亚洲和太平洋以及1939年以后的欧洲遭遇反抗时，它们发现自己必须换个理由来证明战争的正当性，称其为一场保卫自己的总体战，对抗的是那些已经霸占帝国扩张成果和大量土地、资源的国家不共戴天的敌意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行为。英法的宣战让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得以被忽视，德国宣称这是英法又一次尝试“包围”德国，以扼杀德国取得与其他帝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一合理诉求。一名德国年轻人回忆道，1939年9月时，德国的普遍观点是“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不得不保卫自己”，搞阴谋的是西方列强，不是德国。 在敌人面前保卫德国的核心利益成了德国人民压倒一切的道义责任，这样就将德国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变成了保卫国家生存的正义战争。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46–50. Peter Duus, ‘Nagai Ryutaro and the “White Peril”, 1905–1944’,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1971), 41–4. Sidney Paish, ‘Containment, rollback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3–1941’,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i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53–5, 57–8. 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c War (New York,1986), 205–6.

这种道义上的颠倒黑白在所有轴心国都很普遍。在它们看来，盟国势力在搞阴谋，不仅要限制它们对领土的公正诉求，甚至还要消灭其国家本身。墨索里尼就反复宣称，意大利被“财阀列强”困在地中海，列强相互勾结，阻挠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文明势力获得生存空间以建立新文明的权利。建立帝国的追求成了将战争正当化的借口。 在日本，人们对西方的态度转变抱有强烈的不满：西方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愿意拉日本作为盟国，并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加不平等条约，但到20世纪30年代却对日本在亚洲的野心表示强烈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中国的援助也被看作更大范围阴谋的一部分，这一阴谋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逐步成形，旨在阻挠日本对帝国的“合理”诉求。在日本的军方、政客和知识分子精英中，这种所谓的“白祸”正危及日本的国体，而在这种历史传承的国体之下，日本的神圣使命就是将亚洲人民置于日本帝国的“保护”之下。永井柳太郎写道，日本的道义责任就是要“推翻白人在全世界的独裁统治”。 尽管冒险对美国和英帝国开战的最终决定根源于十足的军事和经济原因，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却说，西方想要创建一个“小日本”，并终结其2600年的皇国荣耀，因此日本开战是为了保卫这个古老的皇国免遭西方威胁。 就在袭击珍珠港当天，日本政府发布了《信息与宣传政策大纲》，将战争归咎于西方“想要征服世界的自私欲望”。 日本民众对总体战的道义认同源于和德国相同的颠倒黑白，把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说成是对抗白人势力包围的自卫战争。1941年12月，日本诗人高村光太郎总结了日本人对与西方交战的观点：

我们为的是正义和生存，

他们为的是利益；

我们在保卫公平，

他们为了利益而征伐；

他们傲慢地昂着头，

我们则在建设东亚大家庭。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136,141–3.

一年之后，《日本时报》告诉读者，这场自卫战争是“绝对正义”的。

Werner Maser (ed.), Hitler's Letters and Notes (London, 1973), 227, 307, notes for speeches 1919/20.

最精心设计、最恶毒的阴谋论在德国站稳了脚跟。对希特勒和纳粹党领袖而言，阴谋对德国人民发动战争的真正敌人是“全世界犹太人”。从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时起，希特勒就把与西方盟国的战争和更广泛的对犹太人的战争联系到了一起。敌国被认为仅仅是邪恶的国际犹太人网络的工具，他们不仅密谋要阻挠德国对帝国领地的合理诉求，还要消灭德国人民。这一幻想有其牢固的战前根源。德军在1918年的失败长期以来一直被激进民族主义者说成是大后方的犹太失败主义者和煽动者“背后捅刀子”导致的。20世纪20年代初，规模尚小的纳粹党的领袖希特勒在他的演讲中把这一说法夸张成了世界末日般的“生死之战”，一场“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真正战争。

André Mineau, ‘Himmler's ethic of duty： a moral approach to the Holocaust and to Germany's impending defeat’, The European Legacy, 12 (2007), 60; Alon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The Nazi Imagination from Persecution to Genocide(New Haven, Conn., 2014), 152–3. Randall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in Nazi propa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1 (2005), 37–9;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153–5.

希特勒和他的反犹支持者们始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与犹太人的冲突。在纳粹党的宣传中，想要“统治世界”的是犹太人，不是德国人；想要发动世界大战的是犹太人，不是德国人。就在开战几年前的1936年，党卫军头子，后来的犹太人种族屠杀的组织者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德国的主要敌人是犹太人，“他们的愿望是统治世界，他们的快乐是毁灭，他们的未来是灭绝……”1938年11月，希姆莱警告一众党卫军高官，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就会试图消灭德国并灭绝其人民：“说德语和妈妈是德国人都会成为罪过。” 这两段话声称犹太人想要与德国开战并密谋促成此事，以及犹太人计划消灭德国人——或者说“雅利安人”——这彰显了纳粹党党徒思维中战争和犹太人罪行之间的联系。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选择在举办于国会大厦的当选总理六周年庆典中公开发表臭名昭著的预言，称如果犹太人再次得以把欧洲拖入战争（据说1914年他们就是这么干的），那么后果就会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灭亡。历史学家们对于从字面上理解这一讲话态度比较谨慎，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希特勒会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一点，宣称战争之所以会降临和扩大，背后都是因为“全世界犹太人”在恶意和蓄意地挑唆。

Heinrich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A History of the West, 1914–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87–91. Randall Bytwerk, ‘Believing in “inner truth”：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and Nazi propaganda 1933–1945’,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9 (2005),214, 221–2. Jeffrey Herf,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ss., 2006), 61–2. Jeffrey Herf,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ss., 2006), 64–5.

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对抗暗中密谋的“全世界犹太人”的战争从一开始便交织在一起。1939年9月4日，希特勒在对德国民众的广播演讲中将英法对德宣战归罪于“犹太-民主主义国际敌人”，宣称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让两个西方强国发动了一场它们原本不想要的战争。 反犹杂志《世界服务》（Weltdienst）走得更远，它声称西方的宣战让伪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15万册）中关于全球战争的第七条“协议”成为现实：“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犹太人的战争计划？” 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在9月晚些时候公开号召支援英国时，《犹太人问题》杂志告诉读者们，英国面对着“全世界的最大敌人：各国的犹太人，权力饥渴、充满仇恨的全世界犹太人”。 这场“保家卫国之战”实际是两场战争同时打：一场是与盟国的战争，另一场是与暗中的犹太敌人的战争。法国战败后英国拒绝接受议和，这也被说成是犹太人对丘吉尔的影响（老生常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有着明确的经济和领土的动机，却被说成是对伦敦和莫斯科之间所谓的犹太人密谋的先发制人。如果没有这种说法，德国宣传机器捏造的“财阀列强”和布尔什维主义结盟的谎言便完全不会让人相信。

Tobias Jersak, ‘Die Interaktion von Kriegsverlauf und Judenvernichtung： ein Blick auf Hitlers Strategie im Spätsommer 1941’,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8 (1999), 311–74;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42–3; Herf, The Jewish Enemy, 110. Helmut Sündermann, Tagesparolen： Deutsche Presseweisungen 1939–1945. Hitlers Propaganda und Kriegführung (Leoni am Starnberger See, 1973), 203–4. Confino, A World without Jews, 194. Sündermann, Tagesparolen, 255, press directive of 13 Aug. 1943.

从1941年8月标志着英美合作启动的《大西洋宪章》发表到当年12月美国参战，这场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的最后几个环节被德国领导人公开说成是犹太人阴谋的最终证据（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而德国正是犹太人的这场消灭德国人民的阴谋的受害者。不知名作者西奥多·考夫曼在美国自费出版的100页小书《德国必须灭亡》于1941年7月传到德国，这被当作美国领导层跟着犹太人的节奏跳舞的铁证。7月23日的纳粹党报头条写着：“罪恶的犹太虐待狂的产物：罗斯福想要清洗德国人民！”8月14日《大西洋宪章》发表后，纳粹党报的头条则称“罗斯福的目的是让犹太人统治世界”，此时希特勒命令德国的犹太人都戴上黄色六芒星标志，好让德国人民清楚地辨别出身边的敌人。 当12月11日希特勒在国会大厦的演讲中对美宣战时，反犹主义者们理所当然地认定又是犹太人的阴谋让罗斯福卷入了战争。珍珠港遭袭次日，发言人在德国的每日媒体发布会上宣称，亚洲的战争“是战争贩子、全世界的罪人罗斯福干的好事，作为犹太人的帮凶，他和丘吉尔连续多年为发动战争而乐此不疲”。 希特勒没有把美国的参战视为日本侵略的结果，而是在国会大厦演说中宣称“充满了撒旦式邪恶的犹太人”才是其原因。 美国的参战坐实了希特勒宣传部长在给媒体的指示中屡次提到的一个说法：“布尔什维主义和资本主义同为全世界犹太人的幌子，只是形态不同……”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51, citing a Sprechabendsdienst (evening discussion service) circular for Sept./Oct. 1944. François Genoud (ed.),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 February-April 1945 (London, 1961), 33, 51–2, 76, entries for 1–4 Feb., 13 Feb.,18 Feb. 1945. NARA, RG 238 Jackson Papers, Box 3, translation of letter from Ley to attorney Dr Pflücker, 24 Oct. 1945 (not sent).

德国反复强调犹太人的世界阴谋论，以此来解释德国为什么会陷入直面灭亡危险的自卫战争，但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德国人民把战争视为合法的生存之战而使用的话术。即使不提到犹太人，这种话术也能奏效。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时许多德国人必定也是如此认为的，但不得不说，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真的想要相信它们。一个从未被质疑过的标准说法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是犹太人的罪过；那么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也可由此推导出来。犹太人阴谋论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历史隐喻，让希特勒及其周围的人得以把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推到犹太人身上。对于纳粹党魁和许多官兵来说，犹太人阴谋论可以解释自从英法宣战以来诸多出乎预料的转折性事件，包括英国在1940年夏拒绝议和、不可避免的对苏战争，以及美国参战。“了解犹太人，就是理解战争的意义。”1944年秋发布给各地纳粹党发言人的宣传手册中如此写道。 希特勒在1945年春向马丁·鲍曼口述他最后的记录时说，犹太人扮演的角色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事情都没能如他期待的那样发展。早在1933年“犹太人就秘而不宣地决定向我们开战”；与英国达成和平是不可能的，“因为犹太人不愿意。他们的狗腿子丘吉尔和罗斯福会阻止这一点”；罗斯福不是为了回应日本的攻击才宣战的，而是“在犹太人的催促下，已经决心发动消灭民族社会主义的战争”。希特勒认为，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如此典型而又如此彻底的犹太人战争”。 即便在战后他们被逮捕时，盟军审讯人员发现这种信条仍旧存在，此时它原本早该被扔进垃圾堆了。被指责为反犹主义时，德国劳工阵线前首脑罗伯特·雷认为这不公平，他要让盟军明白为什么犹太人应当被挑选出来：“我们纳粹党员……把这场现已结束的战争完全视为与犹太人的战争——而不是与法国、英国、美国或苏联的战争。我们相信它们仅仅是犹太人的工具……”

Mineau, ‘Himmler's ethic of duty’, 63, from a speech to Abwehr officers in 1944：‘The only thing that had to prevail was iron reason： with misplaced sentimentality one does not win wars in which the stake is life of the race’; see too Claudia Koonz, The Nazi Conscience (Cambridge, Mass., 2003), 254, 265;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Holocaust： basis and objective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 ’, in Martina Steber and Bernhard Gotto (eds.), Visions of Community in Nazi Germany(Oxford, 2014), 219–23.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49.

所谓的犹太人阴谋，被用来让这场德国发动的战争看上去似乎是正当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场搏斗是生死之战，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义务竭尽全力打好这一仗。它还被用来让1941年开始的种族灭绝合法化；德国人把犹太人描绘成敌人，正在与德国作战，所有的犹太人族群都被莫名其妙地当作了非正规的军事组织，这样杀掉他们就是正义的了。通过把犹太人要消灭德国人的想法扩大到“全世界犹太人”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威胁要消灭、灭绝、毁灭或根除犹太人，似乎成了完全正义的回应，甚至成了保卫种族群体的道义之举。真正的战争与幻想的与犹太人的战争，在正在进行种族屠杀的希特勒及其随从的思维中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关联，让他们认为消灭敌人士兵和屠杀犹太人在道义上并无二致。对犹太人从驱逐、隔离转变为大规模屠杀，其直接原因仍无定论，但被希特勒和周围人视为犹太人阴谋产物的这场战争，和希姆莱后来所说的种族灭绝的“铁一般的理由”之间的关联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最后发展为大屠杀有多少偶然性，塑造当权者战争观的思维框架都是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1943年5月，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没有别的哪句预言能如此毫无疑问地应验了，他预言说，如果犹太人成功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结果不会是雅利安民族的毁灭，而将是犹太人的灭绝。”此时，大部分犹太人受害者已经遇害。

Gao Bei, Shanghai Sanctuary： 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cy toward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during World War II (Oxford, 2013), 20–25, 93–4, 104–7, 116–25.

这种认定自己在与全世界犹太人阴谋对抗的执迷不悟的想法也影响到了德国的盟国，意大利和日本，它们也提到了“犹太人问题”。日本领导层与犹太人社会没有长期接触，这意味着他们对此基本保持中立。20世纪30年代，两名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被招来研究犹太人事务，他们是陆军的安江仙弘大佐（他把《锡安长老议定书》翻译成了日语）和海军的犬冢惟重大佐。尽管犬冢惟重把犹太人形容为“世界之癌”，但他和安江仙弘都没能发展出体系化的犹太人阴谋观，也没什么影响力。二人都希望利用大部分住在上海的2万欧洲犹太难民来参与犹太人的金融，并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当这一前景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消失时，日本官方对犹太难民的态度也收紧了，但这和德国的做法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在上海为所有难民建立了犹太人居住区，尽管其条件远远算不上理想，但毕竟没像欧洲的聚集区和集中营那样，而且反犹主义也没有成为日本战时宣传的议题。

Amedeo Guerrazzi, ‘Die ideologischen Ursprünge der Judenverfolgung in Italien’,in Lutz Klinkhammer and Amedeo Guerrazzi (eds.), Die ‘Achse’ im Krieg： Politik, Ideologie und Kriegführung 1939–1945 (Paderborn, 2010), 437–42. Simon Levis Sullam, ‘The Italian executioners： revisiting the role of Italians in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23–8.

意大利的情况则不一样，那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法律在1938年就已颁布，而且没有受到来自德国的任何压力，这为严格的犹太人种族隔离创造了基础，但即使在这里，也是直到1943年下半年墨索里尼的傀儡“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当过神父的乔瓦尼·普里齐奥西（他在1921年出版了他翻译的《锡安长老议定书》）的促使下，声称这场战争为的是反抗世界之敌犹太人的说法才被纳入法西斯为这场战争辩护所使用的理由中。墨索里尼的新国家1943年发布的《维罗纳宣言》特地把犹太人确认为“敌对民族”。 其宣传海报上画着反犹图案，把盟国领导人说成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走狗。法西斯党的报纸在指责犹太人间谍和恐怖主义行为的同时，还说犹太人是“这场战争的最大支持者”，“正在执行一个疯狂的统治世界的计划”，但这些宣传并不系统，也不像希特勒的世界观那样，以犹太人阴谋论为核心。意大利人更多是因为1943年墨索里尼被推翻时犹太人的“背叛”而指责他们，认为他们是国内的威胁，而非国际的。

Joseph Stalin, The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ew York, 1942), 30, speech of 6 Nov. 1941. Oleg Budnitskii,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nd Soviet society： defeatism 1941–42’, Kritika, 15 (2014), 794. R. Buhite and 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Norman, Okla, 1992), 198,talk of 9 Dec. 1941.

盟国就没必要刻意把侵略战争伪装成对付外部威胁、异族或其他什么的自卫性正义战争了。盟国的战争理由原本就是正义的。不过英国和法国不太好宣称这是一场自卫战，因为是它们向德国宣战而不是相反，而且在1939年9月之前两国都没有受到德军入侵的直接威胁。在这两个国家，自卫被形容为更一般意义上的防御，应对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领土野心和赤裸裸的暴力威胁，在德国的扩张真正挑战西方利益之前就必须阻止它。保卫波兰反而是个次要的考虑，在波兰战败之前，没有哪个国家认真考虑过此事；然而，为了波兰而宣战已经足以让法国和英国在前线直面德国军队了，一旦希特勒决定进攻而不是选择防御（这同样行得通），这种对峙对英法来说就很容易转变为字面意义上的保家卫国。其他那些或大或小的盟国则可以毫无疑义地把自己当作无端遭受侵略的受害者并奋起反击。例如，斯大林在1941年11月的十月革命24周年庆典讲话时说道：“战争有两种：征服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解放战争，或者说是正义战争。” 保卫祖国，抵抗法西斯侵略，这成了苏联战时宣传的中心主题。苏联在战争中自始至终使用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个概念，它是在战争爆发次日，即1941年6月23日的官方党报《真理报》上首次提出的。 在美国，珍珠港遇袭对美国舆论起到了电击般的效果，而在1941年12月之前，美国舆论在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两派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将这几乎不可能联合的各派政治力量联合在一起的黏合剂，便是齐心协力地想要保卫美国，抵抗罗斯福所称的想要奴役人类的“强大而狡猾的匪帮”。 在所有这些国家，自卫都和正义战争传统相一致。

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1946), 416. Stalin,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30; Susan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Patriotism and War Propagand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Iraq (New York, 2009), 87.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Speeches of Generalissimo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London, 1944), 32–3, address to the Chinese people, 7 July 1942. Martin Gilbert, Finest Hour： Winston S. Churchill, 1939–1941 (London, 1983),329–30. Keith Robbins, ‘Britain, 1940 and “Christian Civilisation”’, in Derek Beales and Geoffrey Best (eds.),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Churches： Essays in Honour of Owen Chadwick (Cambridge, 1985), 285, 294.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17.

盟国的战争理由完全不难找到。1939年9月3日，内维尔·张伯伦在英国宣战的无线电广播讲话的末尾清楚地阐明了战争的理由：“很不幸，我们将要和暴力、恶意、不公、压迫和迫害战斗，面对这些，我确信正义将会胜利。” 斯大林在1941年红场大阅兵时的讲话中告诉听众，德国人“道德败坏”到了“野兽的程度”。1942年，罗斯福面对着三个轴心国敌人，将美国的这场战争定义为一场“将长期以来的邪恶和弊病清除出这个世界”的战斗。 同年，蒋介石在全面抗战五周年之际发言说，中国人民打的也是一场“道德与罪恶，‘公理与强权’的战争”，这让中国拥有“道德上的权威”。 向对手先发动战争被看成不可救药的邪恶，这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会让挑起战争的一方很难将此举正当化。20世纪30年代的证据让人认为敌人是邪恶的，当时西方国家尽管没有什么行动，但还是公开谴责了轴心国的暴力扩张和独裁专制。战争爆发时，这种道义反差显得不言而喻，盟国便一次又一次地祭出道德谴责的老话来营造一致的声势，认人相信只要能打败邪恶的敌人，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当1940年5月中旬英国战时内阁辩论是否应当允许轰炸德国目标并造成平民死亡时，丘吉尔列出了德国的长长的罪状来为这种行动赋予“充足的正义性”。 在英国公众看来，对德国敌人的仇恨让这场较量几乎如同《圣经》般神圣。和平主义作家A. A. 米尔恩在1940年放弃了他对战争的反对，因为与希特勒战斗是“真正与魔鬼、敌基督者战斗”。另一个灰心丧气的和平主义者，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觉得，历史从来没有给正派人士呈现过“比这定义更清楚的‘邪恶’”。 在美国，弗兰克·卡普拉的系列电影《我们为何而战》第一集中有一段半官方的旁白，在片头的一段预告中说，这部纪录片是有史以来拍摄过的最伟大的黑帮片：“比你见过的任何恐怖电影都更加邪恶……更加败坏……更加恐怖。”

Wheatley, Total War, 33, 54.

为战争炮制出正当的理由就要复杂得多。丹尼斯·惠特利在《总体战》中指出，尽管几乎全世界都相信英国的战争是正义的，但英国在主动参战与和平目的中仍然如他所说的那样“令人遗憾地缺乏精神弹药”。 在美国，被罗斯福选出来掌管政府一部分宣传工作的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1942年4月的一份备忘录中试图阐明哪些因素能让人愿意打仗：

1. 这场战争能否被当作一场圣战？

2. 如果可以，为何而圣战？人们想要得到什么？a. 秩序还是安全？世界秩序之类的？b. 更好的生活？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88.

3. 你怎样才能实现这些？

关于那个年代的焦虑心态，见Richard Overy, The Morbid Age： 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London, 2009); Roxanne Panchasi, Future Tense： The Culture of Anticipation in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thaca, NY, 2009)。 Harold Nicolson, Why Britain is at War (London, 1939), 135–6, 140. Jacques Maritain, De la justice politque： Notes sur la présente guerre (Paris, 1940),23; Hugh Dalton, Hitler's War：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1940), 102.

最终，盟国说自己是在从残忍而毁灭性的轴心国敌人手中拯救文明和人性，从而对这场战争的道德属性有了正面叙述。1939年的英法两国傲慢地声称它们是在保卫文明价值，这其实反映了两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十分担心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崩溃所导致的危机以及政治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或许真的意味着西方所理解的文明确实已岌岌可危。 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成了西方各种焦虑的焦点，因此1939年对德开战并不仅仅是为了恢复力量平衡，还是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根本性较量。这都是非常宏观的说法。1939年下半年，英国下议院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英国为何参战》中写道：“我们的责任崇高而可怕。”他说，英国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但也将“会为了拯救人性”而奋战到底。 法国也是这么说的。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在1939年12月法国参议院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法国为何要全力应战。“同时我们也在为其他国家而战，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为了最高的道义标准而战，文明非此无以延续。”这场战争毫无疑义地被视为正义战争，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在1939年所说，“这是为了那些使人类生命具备人性的基本事实。”

Robbins, ‘Britain, 1940 and “Christian Civilisation”’, 279, 288–91; Maritain,De la justice politique, ch. 3, ‘Le renouvellement moral’. Friends House, London, Foley Papers, MS 448 2/2, ‘An Appeal Addressed to All Christians’, 8 Feb. 1945.

尽管如此，英法打仗是为了保卫文明这一观点在表达方式上仍有模糊之处。有批评者认为，这些声明对民众来说过于不切实际，而且含混不清，他们想要得到的承诺是，未来的战后世界将会更美好、更安全。“文明”本身也没有定义，因为默认的看法是西方民众可以明白其含义，无须解读过细。许多文字强调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传统的存续，但尴尬的是，有些人将这场战争视为拯救“基督教文明”的圣战，另一些人则从更世俗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文明意味着什么，二者令人尴尬地南辕北辙。尽管丘吉尔在1940年6月法国陷落后宣布“不列颠之战”即将到来的著名讲话中用到了“基督教文明”的说法，但他很少从宗教层面表达英国的战争目的。英法两国的基督教作家对任何声称要拯救基督教文明的说法都持批评态度，因为基督教价值观在西方民众中显然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 1945年2月，“轰炸限制委员会”编写的《致全体基督徒的呼吁》在英国流传开来，文中称，“普遍存在一种让人深感痛苦但并未表达出来的基督徒的良心，反对以无底线的暴力追求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