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

Nicolson, Why Britain is at War, 132–3. University Labour Federation, ‘How we can end the War’, Pamphlet No. 5, 1940,4–5. Penny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NY, 1997), 31 (quoted in the American newspaper Courier ).

最尴尬的是这两个盟国（包括英国的白人自治领）的双重标准，它们一边反复说自己是为了保卫民主价值观，一边却又都控制着广大的殖民帝国，而且战时和战后都没打算在殖民地践行这些价值观。1939年的现实是，英国和法国打仗不仅是为了保卫民主的母国，也是为了守住更广大的殖民帝国。尼科尔森写道，失去了帝国领地，英国将不仅“失去其权威、财富和资产，还会失去它的独立”。 丘吉尔在整场战争中始终坚信大英帝国将在战争结束后长期存在。其结果便是在战争期间，保卫民主文明的说法和维持英帝国主义的愿望始终自相矛盾。在致力于挽救西方民主及其公民自由的同时，对殖民地的统治靠的却还是拒绝给予自由，和镇压任何对不民主殖民统治的抗议。战争期间，强调帝国团结重要性的宣传表示，帝国领地和母国拥有共同的道义目标，但这一说法掩盖了一个不那么确定的历史事实。1940年的一本工党手册宣称：“盟国的胜利将巩固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帝国将会让纳粹们知道什么是集中营，在这个帝国里，像甘地和尼赫鲁那样的人大半辈子都蹲在了监牢里……” 印度是战时的一个典型例子。1942年秋，圣雄甘地为了抗议英国政府拒绝让印度战后自治而发动“退出印度”运动时，数以千计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被逮捕入狱，还有数百人在军警向抗议人群开枪时被打死。非裔美国神学家霍华德·瑟曼觉得甘地“戳穿了英国说要‘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虚伪”。

James Sparrow, Warfare State： World War II Americans and the Age of Big Government (New York, 2013), 44–5; Robert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Forging American Obligation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2004), 40–46.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142–5.

在美国，人们一开始不确定如何从自卫战以外的角度描述这场战争，后来这种不确定被明确的国际主义所取代，而推动这一点的正是罗斯福本人的观点，即更广大的世界应在胜利后获得他定义的自由。他对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道德承诺早在美国被迫参战前就已经有了。1941年1月，他定义了他所认为的基本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四大自由”成了战时美国的公开叙事解释为何要打这一仗的基础。画家诺曼·洛克威尔把它们画成了四幅画，在战争中印刷了无数份；1943年，这四幅画被印在了250万张传单上，用来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 “四大自由”中的两个被载入了罗斯福关于其道义意图的第二次战前声明，即《大西洋宪章》之中。这份文件是1941年8月9—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岛普拉森舍湾首次峰会的成果。这最多只能算是个计划外的声明，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来此开会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发表这一宣言，尽管罗斯福总统希望能如此。这两名政治家都有些动机不纯。罗斯福想要发表某种声明来强化国内干涉主义的力量；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则希望这份声明（但并非承诺）能象征美国公开站到盟国一边，甚至把美国彻底拖入战争。

H. V. Morton, Atlantic Meeting (London, 1943), 126–7, 149–51.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26. Gerhard Weinberg, Visions of Victory： The Hopes of Eight World War II Leaders(Cambridge, 2005), 86–9;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11), 186.

《大西洋宪章》本身只是用高调的国际主义语言写就的八条声明，与罗斯福在表达对更美好世界的期望时所说的很多话相一致。《大西洋宪章》中的“共同原则”包括了对战后裁军、公海航行自由以及胜败双方在经济上保持平等的愿望。第三条声明最为重要：“所有民族都有权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态。”但文中并没有解释在击败“纳粹暴政”后如何才能做到这些。 英国对《大西洋宪章》的反应比较冷淡。丘吉尔格外不愿意把这些原则用在英帝国身上。他回国后告诉下议院，《大西洋宪章》“不适用于殖民帝国的有色人种”，只适用于欧洲的国家和民族。 斯大林的苏联也认同《大西洋宪章》，这仅仅是向支援其战争的盟国做出的一种友好姿态。在中国，蒋介石认为《大西洋宪章》过度局限于欧洲，但他还是决定以宽松的标准解读“纳粹暴政”，认为日本也包括在内。1942年1月，蒋介石正式请罗斯福把《大西洋宪章》适用于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民；失望后，他在1943年11月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再次提出将《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全世界，却再次未果。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217, broadcast of 23 Feb. 1942. Stephen Wertheim, ‘Instrumental inter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0–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4 (2019), 266–80. Michaela Moore, Know Your Enemy： The American Debate on Nazism, 1933–1945(New York, 2010), 119.

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在美国参战后让《大西洋宪章》成了国家政策的主轴。这标志着美国致力于建立一种道德水平更高的战后秩序，这种秩序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在1942年2月的“炉边谈话”广播中，罗斯福告诉他的美国听众，在自己看来，《大西洋宪章》不仅适用于大西洋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全世界。他还把建立“四大自由”纳入盟国的原则中来，尽管《大西洋宪章》中只列入了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此时，在丘吉尔的勉强同意下，罗斯福把盟国更名为“联合国”，并召集各国一起签署了一份宣言，该宣言在1942年1月1日发布，重申了《大西洋宪章》陈述的原则。但这还不等同于支持成立一个战后国际组织，因为罗斯福还在犹豫，他不想重蹈伍德罗·威尔逊没能让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覆辙。但是，到1943年1月，国务院已经完全说服了他，要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个旨在促进和平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机构。 罗斯福的目标是要确保盟国正式占据道德制高点，无论在共同奋战的大旗下团结民主国家、帝国强权和专政政权时存在何种矛盾和不明确之处。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发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呼吁强调了《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中做出的道德承诺，明确表示不会与被视为道德败坏的国家达成协议。罗斯福在1942年1月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已公开表示：“善恶之间从未有过妥协——也不会有妥协。”这样的对比让盟国得以扫除任何在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道德顾忌。

Richard Overy, Interrogations： The Nazi Elite in Allied Hands (London, 2001), 6–8.

随着战局不利于轴心国，它们也开始花费更大气力去想办法从更国际的角度来证明其战争的正义性。从1943年起，德国宣传机器开始说，这是一场保卫欧洲文明、抵抗布尔什维克“强盗”的自卫战争。日本宣传机器则费力地想要把日本打扮成把亚洲从白人压迫者手里解放出来的救星。面对迫在眉睫的战败，所有这些宣传都苍白无力。到1945年，两个国家都开始做最后的拼死挣扎，以避免它们认为真要亡国灭种的前景。盟国在公开为战争辩护方面享有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们强调自己捍卫的是普世权利，而轴心国则始终声称要保卫特定人群及其征服土地的权利。这一对比在1945年纽伦堡、1946年东京的军事法庭审判中被制度化（不过没有包括意大利，它在1945年已经是盟国的战友了）。丘吉尔及其战时内阁的部分成员想要把德国领导人宣布为罪人，一旦罪名确立就可以尽快将其处决。 但美国和苏联政府则想要进行一次正式审判，这样战时关于轴心国邪恶和盟国正义的说法就会在全世界推而广之。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Briand–Kellogg Pact of Paris： Articles of Interpretation as Adopted by the Budapest Conference 1934 (London, 1934), 1–2, 7–10. Howard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The Twentieth-century Experience(Lawrence, Kans, 1999), pp. 85–7.

两场审判中的主要指控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由于发动战争并不违背国际法条款，盟国公诉人便引用了1928年签订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该公约的最终签字国达到62个，包括了后来所有的主要参战国。这份公约要求签约国放弃将战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否则它们将被视为“违背国际法”。 尽管它被更多地视为一种道德意向声明而非国际法工具，但人们也认为它有足够的效力，足以用于对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的审判。在纽伦堡审判开场时，美国的检察长罗伯特·杰克逊代表某种未定义的“文明社会”指控被告对世界其他地区犯有蓄意的、恶毒的和毁灭性的罪行。尽管“胜者正义”会带来许多程序性和司法问题，审判还是想要把战争区分为非正义战争和正义战争。1946年12月，在纽伦堡审判时阐明的各项原则被联合国组织（这是战时非正式“联合国”的继承者）正式载入国际法，这就是七条“纽伦堡原则”，直到21世纪仍然有效。

都不是好东西

Genoud (ed.),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108, entry for 2 Apr. 1945. Ben-Ami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1981), 146. David Mayers, ‘Humanity in 1948：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Diplomacy & Statecraft, 26 (2015), 464.

轴心国明白，自己在世界主流民意中处于道德洼地。但它们对盟国自称的道德制高点并不认同。1945年4月，就在德国战败前不久，希特勒对美国充满优越感的“幼稚”声明表达了蔑视：“就是道德标榜，满是傲慢而荒唐的大道理和所谓的‘基督教义’。” 日本的评论员会把西方的民主说教和其殖民压迫、国内种族主义的事实放在一起对比，他们很喜欢报道印度的每一次帝国镇压和美国的每一次私刑与种族暴动，以此作为英美虚伪的证据。有一份报纸表达了日本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即美国人是“强盗”：“如果看到他们对印第安人、黑人和华人的暴行，你就会对他们戴着的文明假面具感到惊讶……” 盟国一方的批评者也同样对本国的宣传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战时为了掩盖其道义黑幕而做的特殊抗辩。美国的老牌民权运动家W. E. B. 杜波依斯在战后声称：“没有哪种纳粹暴行是欧洲基督教文明没有做过的，这个文明不久前还在对世界所有地方的有色人种如此行事——集中营、批量摧残和屠杀、对女性的玷污，以及对童年的可怕亵渎。” 最重要的是，盟国坚持说战后审判是轴心国反人类、反和平罪行的大展台，这带来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既然如此，西方国家又怎么能与它们口中“野蛮”的苏联结盟？后者还曾与德国密谋撕毁1919年后东欧的协定。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显然水火不容的联盟让轴心国直到战争结束都在幻想着盟国会分崩离析。

Gabriel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Red Ambassador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s, 1932–1943 (New Haven, Conn., 2015), 244–5, entry for 12 Dec. 1939. Ibid., 258–9, entry for 13 Mar. 1940. Elliott Roosevelt (ed.),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ume Three, 1928–1945 (London,1952), 290, Roosevelt to Lincoln MacVeagh, 1 Dec. 1939. George Sirgiovanni, An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Anti-Communism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 NJ, 1990), 33–4, 36; David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FDR's embassy Moscow and US–Sovi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 (2011), 306–7. Roosevelt (ed.), Roosevelt Letters, 292–3, letter from Roosevelt to William Allen White, 14 Dec. 1939.

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出人意料的联盟带来了一个突出的结果，即三大国得以在整个战争期间抛弃彼此间深刻的政治和道德分歧。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态度比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好不了多少，认为共产主义在其国内外都是对民主生活方式和民主价值观的深刻威胁。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随后苏联在9月攻入波兰东部，11月攻入芬兰，这些事件强化了这种关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的看法。尽管在英国和美国都有一些自认为进步的圈子会同情苏联的共产主义实验，但主流观点都会公开谴责这个可能和法西斯敌人合作的政权。苏军进攻芬兰之后，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麦斯基发现英国公众和政治人物中出现了“狂暴的反苏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问题是，谁才是头号敌人？德国还是苏联？” 1940年3月，他旁观了英国下议院关于芬兰被迫休战一事的愤怒激辩，议员们在辩论中显得“愤怒……强烈的、极度恼怒而无法抑制的愤怒”。 芬兰战争也被证明是罗斯福和其他许多亲苏开明人士态度的转折点。1939年末，罗斯福总统对听众说，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与世界其他独裁政权完全一样的独裁政权”，他要求美国出于道义而禁止向苏联出口其需要的武器和装备。他强烈谴责这种他所称的“对芬兰的粗暴侵犯”。 “红色恐惧”在美国一度重现，但民众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更多地指向苏联体系和斯大林本人，华盛顿的天主教大主教就说斯大林是“全世界见过的头号杀人犯”。 1939年12月14日，苏联被驱逐出国际联盟。1940年春，伦敦和巴黎都在认真筹划，以应对与苏联及其新盟友德国同时作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担心德国-苏联在欧洲的胜利会让西方文明陷入危险。

James Harris, ‘Encircled by enemies： Stalin's percept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1918–1941’,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1 (2008), 534–43. Fridrikh Firsov, Harvey Klehr and John Haynes, Secret Cables of the Comintern 1933–1943 (New Haven, Conn., 2014), 140–41, 175. Fridrikh Firsov, Harvey Klehr and John Haynes, Secret Cables of the Comintern 1933–1943 (New Haven, Conn., 2014), 153–7, 164. Daily Worker, 21 Jan. 1941, 4.

如果说西方世界认为苏联在道德上不可容忍，那么苏联领导人对其边界之外资本主义世界的评价也同样糟糕。他们所处的道德世界与西方自由价值观格格不入，这隐藏在一种与史实相反的表达中。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的许多年里，斯大林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出于历史必然性而在某个时间出手消灭苏联的共产主义实验。对战争的恐惧让苏联人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是和平的首要威胁，而资产阶级领导人则是不道德的阶级压迫的代理人。 从这个角度看，1939年8月与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可被这个政权作为挫败资本主义国家“祸水东引”阴谋的手段来正当化，而芬兰战争的结局则被解释成共产党“苏联和平政策的胜利”，因为它先发制人地阻止了英国和法国对苏德联盟发动全球战争的计划。 西线的战事被说成是英法统治阶级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莫斯科方面告诉英国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堡垒是拥有巨大殖民帝国且反苏维埃的英国”，而非法西斯德国。相比之下，1939年9月对波兰东部工人阶级的解放则显示苏联才是“所有爱好和平力量的强大堡垒”。与德国的条约被撕毁前，苏联始终认定英帝国主义才是主要敌人，而德国则被视为和平的力量，只是被帝国主义列强逼着进行防御性进攻。1940年末，斯大林甚至考虑过苏联加入当年9月轴心国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可能性。 英国《工人日报》在1941年1月被政府关闭前一天还在称颂各地的大众都在通过列宁式的斗争手段“寻求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道路”。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368, entry for 27 June 1941.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3–5;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277–8, broadcast of 24 Dec. 1943.

1941年6月22日，轴心国入侵苏联，苏联和西方之间的道德谴责便烟消云散了。入侵几天后，麦斯基发现英国民众已由于巨大的转变而陷入困惑：“不久前‘苏联’还被视为德国的暗中盟友，英国的一个敌人。突然，24小时内，它就成了朋友。” 丘吉尔在6月22日晚发表了著名的广播讲话，表达了对苏联人民斗争的支持，但他还是加了一句解释，以说明自己不会收回长期以来顽固的反共态度。对丘吉尔和西方的许多人来说，希特勒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丘吉尔还说：“任何与纳粹作战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罗斯福也持有同样观点，德国的威胁迫在眉睫而且更加严重，应当将对苏联的道德顾虑弃置一旁。在一次例行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对美国广播听众说，没有什么无法解决的隔阂能把美国和苏联分隔开来：“我们真的能够和他［指斯大林］与苏联人民友好相处。”

Firsov, Klehr and Haynes, Secret Cables of the Comintern, 184–5. 关于协作的意愿，可见Martin Folly, Churchill, Whitehall,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0–1945 (Basingstoke, 2000), 78–9, 165–6。

在莫斯科，战争的爆发使得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抨击戛然而止。就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当天，斯大林告诉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新的口径是“要赶走法西斯主义”，在国外立刻停止再提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将战争定义为“抵抗法西斯强盗的卫国战争”，苏联领导人希望西方强大的反法西斯潮流能够迅速认可苏联的抵抗并提供援助。 最后，苏联和西方都准备利用“别西卜”来赶走德国的“撒旦”。由此而来的协作对双方来说都不容易，但这在军事上是必需的，双方还盼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构建和平战后秩序时或许能找到一些共同立场。 苏联对西方的态度因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租借物资交付速度的争论而变差；西方的善意也屡受考验，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驻苏联人员会受到诸多小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想要用共产主义的方式在东欧引入“民主”。双方都不完全信任对方不会和希特勒达成某种妥协。但是西方领导人选择对苏联在1939—1941年的军事行动及其国内的政治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少在公众面前是如此，因为三个盟国共同的最迫切道义目标都是打败德国。

TNA, FO 800/868, Desmond Morton to Lord Swinton, 11 Nov. 1941; Morton to Robert Bruce Lockhart, 15 Nov. 1941.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3–5; Frank Warren, Noble Abstractions： American Liberal Intellectuals and World War II (Columbus, Ohio, 1999), 181–4. ‘Britain, Russia and Peac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USSR, 4–5 Nov. 1944, 14–15.

英国和美国民众掀起了支持苏联战争努力的热潮，这进一步巩固了西方领导人吸纳苏联作为伙伴和盟友的意愿。这种热潮部分源于官方宣传，在西方和苏联都一样。这在英国引发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即怎样才能宣传支持苏联的战争而又不认同其意识形态。丘吉尔在6月22日的讲话中就做到了这一点，他说的是“俄国”而非苏联。负责政治宣传的英国政治战执行局接到通知，“只要有可能就说‘俄国政府’，而不要说‘苏联政府’”，同时要确保各种展览和演讲强调俄国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但不能提俄国政治。 在美国，战时新闻局里满是普遍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实验的开明派，他们在美国公众面前塑造了一个理想化而打动人的苏联形象，俄国英雄主义电影——《北极星》《反击》《俄罗斯之歌》——和大众媒体也强化了这一印象。1943年3月的《生活》杂志告诉读者们，苏联人民“长得像美国人，穿衣服像美国人，思维方式也像美国人”，并将斯大林称为“年度人物”。 苏联在西方的宣传努力也有助于塑造这种对“俄国”有好感的看法，并打造斯大林致力于和平和民主的形象，这些形象被西方民众不假思索地接纳了，他们对苏联现实情况的认识完全来自外在宣传。1944年11月，当英苏团结全国顾问委员会主席切姆斯福德主教在伦敦召集会议时，他将盟国称为“三大民主国家”。参加会议的另一位教士则谈到了“苏联政府真正的宗教成就”，以及苏维埃政权在“生活道德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Gorodetsky (ed.), Maisky Diaries, 411, 436, 475, entries for 15 Feb., 24 June 1942, 5 Feb. 1943. ‘Britain, Russia and Peace’, 3–4.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49–56.

然而，大部分民众对苏联的热情拥护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为苏联对轴心国侵略的坚决抵抗而欢欣雀跃，相比之下英美自己的军队取得的成就则乏善可陈。收复斯大林格勒被他们当作西方自己的胜利一样来对待。麦斯基在日记中提到了1942年2月对苏联红军“欣喜若狂的赞美”，当年6月“狂热的亲苏主义”，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普天同庆。 从1941年起，各种“友谊和援助”委员会和社团在英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44年，这样的组织已经超过了400个，由英苏团结全国顾问委员会统一管理。据估计有约345万人在为苏联的战事而工作，或在对苏友好组织中供职。 在美国，“苏美友谊委员会”也在鼓动民众热情方面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在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售旗募捐日活动、巡展和资金募集委员会。在这两国，反苏现在被看作恶意甚至是背叛。1938年美国成立了以国会议员马丁·戴斯为首的旨在调查反美行为的众议院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要根除共产主义颠覆行动，它在战争期间仍在运行，但遭到了众口一词的敌视和批评，批评者说它同情法西斯主义。反苏运动从1941年之前的社会主流沦为了战时政治的边缘。

Daniel Lomas, ‘Labour ministers, intelligence and domestic anti-communism 1945–1951’,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History, 12 (2013), 119; Christopher Andrew,The Defence of the Realm： The Authorized History of MI5 (London, 2009), 273–81. Gorodetsky (ed.), Maisky Diaries, 509–10. Andrew Thorpe, Parties at War：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Second World War Britain (Oxford, 2009), 39–40.

给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披上道德光环的做法，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没能消除一直以来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和敌视，尤其是那些自发形成的运动。在英国，即便在苏联出乎意料地成为盟友之后，军情五处（F分支）仍在密切监视英国共产党。1943年，英国共产党书记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被控搜集机密情报并被判处7年监禁。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警告丘吉尔，由于对苏联的普遍同情，他们更需要对此提高警惕。他说，共产主义者“没有义务忠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丘吉尔并不需要这种提醒。1943年4月，麦斯基记录了一次晚餐后的谈话，丘吉尔在谈话中表达了对苏联的赞许和对其当前政治体制的厌恶：“我不要共产主义……要是有人来这里希望在我们的国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我就会像现在对纳粹那样狠狠地对付他。” 即便是普遍更同情苏联事业的工党，也出版了一本战时小册子《共产党与战争：对欧洲工人的虚伪和背叛史》。 在美国，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达到了约10万人，支持苏联战事的人们开始更加警惕共产主义可能对国内造成的威胁。美国共产党急于表明自己是不错的爱国者，于是在1944年自我解散，之后重组为共产主义政治联盟，不过到那时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得到的支持已经减弱，就和在英国一样。

John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The Story of American Eforts at Wartime Co Operation with Russia (London, 1947), 319. Jonathan Haslam, Russia's Cold War：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the Wall (New Haven, Conn., 2011), 23–32;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1939–1945’,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 249–59. John I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Communist goal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 (2005), 24.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战前曾出现在西方和苏联的那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道义上水火不容”的观点开始重现。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苏联与西方的联盟一直都是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所说的“权宜婚姻”。 在莫斯科，法西斯和民主国家之间在道义上从来就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资本主义。随着德国即将战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声称：“现在对付资本主义更容易了。”尽管斯大林也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和平共存，但他在1945年初还是认为打败法西斯势力之后的未来战争将是“与资本主义势力的对决”，苏联于是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对抗状态。 1946年秋，尼古拉·诺维科夫被派往华盛顿担任大使并评估美国的意图，他向莫斯科报告说，美国关于未来战争的准备“是按照对苏联作战的可能性来进行的，在美国资本家眼中苏联是他们统治世界的主要障碍”。

Warren, Noble Abstractions, 172–4. Sirgiovanni, Undercurrent of Suspicion, 58, 85–6;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318–24.

苏联不愿在红军解放的东欧国家建立西式民主，这一迹象导致其失去了美国大部分开明派和进步民意的支持。左翼期刊《国家》的一名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45年5月愤而辞职，以抗议他的同僚们决意将英国和美国视为“魔鬼”而将斯大林视为“大天使”。费希尔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历数苏联违背《大西洋宪章》原则之举，作为他这一决定的依据。 尽管罗斯福提醒批评者们苏联并未签署或官方批准《大西洋宪章》，但其精神时常被用于反对与苏联无原则的合作。1944年，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抱怨说，《大西洋宪章》已被“送进医院动大手术，切除掉了国家间的自由”。罗斯福的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埃弗里尔·哈里曼原本是对苏合作的热情拥护者，但他在1945年警告他的上司，苏联的计划“是要建立极权主义，消灭我们所认识并尊重的个人自由和民主”。几个月后，他要求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尽一切可能阻止“强盗入侵”欧洲。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与和平的最初几个月里，西方与苏联之间温柔的蜜月烟消云散，双方都明白这场“权宜婚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NARA, RG 238, Box 32, translation of ‘Secret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German–Soviet Pact of 23.8.39’;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303. Arkady Vaksberg, The Prosecutor and the Prey： Vyshinsky and the 1930s Show Trials (London, 1990), 259; S. Mironenko, ‘La 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sur le procès de Nuremberg dans les archives d’état de la federation russe’, in Anna Wiewiorka (ed.), Les procès de Nuremberg et de Tokyo (Paris, 1996), 65–6.

然而，在建立联合国组织和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战后审判时，西方还是要对苏联的污点视而不见，在这两件事里苏联扮演着和其他战时盟国同等重要的角色。苏联政府不允许任何讨论涉及其战前在波兰和芬兰的军事行动，以及其吞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罗马尼亚北部省份的行径。美国审判团知道瓜分波兰的“苏德密约”（1939年一名德国外交官将此交给了美国驻苏联大使），但这份文件在归档时抹去了“侵略”字样，也从未在审判中被提及。 苏联审判团想要把密谋发动侵略战争的罪名仅用于德国的入侵行为而不作为更广泛的原则，西方检察官们勉强同意了。1945年11月，一支特别安全团队从莫斯科来到纽伦堡，试图确保那里不会提起苏联的相关行为。苏联政府对此讳莫如深，以至于苏联检察官在审判的开场发言中甚至没有提及德军对波兰的入侵，以免引发尴尬。苏联前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命令苏联律师，在参加庭审时一旦有辩护人或被告人试图提到任何关于苏联在1939—1940年领土扩张的事，就要予以打断。有一次庭审提到了苏芬战争的事，结果导致了苏联的干涉。

尽管苏联有些勉强，但盟国还是同意以“反人道罪”起诉德国被告人，以将纳粹政府对德国人民施行的恐怖统治和对非德国人犯下的罪行纳入指控，包括驱逐、强制劳动和大规模屠杀。对于斯大林政权的一些行为，西方不仅是视而不见，而且还根本没什么可靠信息，因为那些被认为敌视苏联体系或与之难以相容的人受到的真实待遇蒙着一层无法看透的面纱，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东欧占领区，无论是战争之前还是结束之后，都是如此。

Ronald Takaki, Double Victory：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 in World War II(New York, 2000), 6.

没有哪个西方盟国会像苏联那样进行领土扩张，并为自己开脱，然而轴心国拿种族问题来指责西方不像它们自己标榜的那样民主，却暴露了西方国家道德立场中的一大软肋，尤其是美国。与英国不同，美国尤其看重对民主自由的维护。美国的主要种族问题在于对非裔少数族群长期以来的歧视、隔离和暴力。美国黑人不享有完整的民权，白人社会对于种族隔离也普遍认同，这在美国南方成了主流，而罗斯福政府在战前10年里对此一直避而不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总统要依靠国会中那些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后者坚决反对与黑人少数族群进行任何妥协。随着战争的到来和对国家团结、捍卫自由的呼吁，黑人领袖们将此视为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对现存不平等的愤懑，此外他们还表示，希望保卫“民主”的战争也意味着黑人的解放。杜波依斯乐观地宣布，这场战争也是一场“种族平等之战”。

David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A. Philip Randolph and Civil Rights in the World War II Era (New York, 2014), 86–9. Thomas Sugrue, ‘Hillburn, Hattiesburg and Hitler： wartime activists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in Kevin Kruse and Stephen Tuck (eds.), Fog 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2012), 91.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89. Sugrue, ‘Hillburn, Hattiesburg and Hitler’, 91–2. Sugrue, ‘Hillburn, Hattiesburg and Hitler’, 93–4;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xx–xxi,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