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3

1942年1月，密苏里州的赛克斯顿市发生了战时第一次私刑事件，一名黑人嫌疑人在300名围观者面前被浇了约19升汽油烧死。同月，《匹兹堡信使报》刊登了一个年轻黑人食堂工人詹姆斯·汤普森的来信，信中呼吁美国黑人为“双V，双重胜利”而战。他解释道，第一个“V”是对美国外部敌人的胜利，“第二个‘V’则是对我们国内敌人的胜利”。 对于许多反对非裔美国人二等公民地位的黑人和白人而言，若不能认识到民主理想还未照顾到非白人少数族群，那么这场保卫民主、对抗独裁的战争便没有意义。“我如此信仰民主/我想让美国的所有人都有一些/黑人……他们也应当有一些……”诗人洛扎·沃克在1942年9月写道。 黑人活动家们明白，在罗斯福政府保证致力于实现“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中的承诺之时，拿德国的种族主义和美国黑人受到的待遇做对比是令人难堪的。圣路易斯市一份战时民权小册子的标题是“让我们阻止国内未来的希特勒们——民主要一边宣扬，一边践行”，这一观点贯穿了整个民权运动。 当非裔美国人媒体组织的民意投票问及黑人是否认同罗斯福及其政府所表达的万丈豪情时，82%的人回答“不认同”。 战争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官方战时宣传和千百万美国黑人现实处境之间的反差，这导致了黑人运动迅速发展。战争期间，黑人出版物的印刷量增长了40%；以沃尔特·怀特为首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成员数量在战争期间翻了10倍；1941年由A. 菲利普·伦道夫领导的更为激进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更是在美国四处开花。 对平等的追求在战前久已有之，但战争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公开、更全面挑战白人种族观的适宜环境。

Julian Zelizer, ‘Confronting the roadblock： Congress, Civil Rights, and World War II’, in Kruse and Tuck (eds.), Fog of War, 38–40. Daniel Kryder, Divided Arsenal： Race and the American State during World War II(Oxford, 2000), 208–10, 248–9. Takaki, Double Victory, 28–9. Chris Dixon,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Pacifc War 1941–1945：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Fight for Freedom (Cambridge, 2018), 68.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112. Takaki, Double Victory, 53.

黑人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并不理想。黑人越抗议，白人在许多时候反而会越顽固。南方的国会议员们相信，黑人对民权和经济平等的要求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没什么威胁比这更大了。”有人如是说。 在南方各州，黑人选民被禁止投票，白人还想办法把农村黑人劳动力禁锢在农场里。在有些地方，黑人被迫佩戴写有其主人名字和工作日程的徽章，否则就要被逮捕。白人认为这种“要么干活，要么坐牢”的文化可以压制任何黑人造反的可能性。 对于美国北方的许多黑人而言，战时加入军队，或者在日益扩大的国防行业工作，让他们遭遇到了前所未见的种族隔离和歧视。当雇主们对劳工的要求越来越多时，黑人工人通常只能得到非技术性的体力活儿，而无论其资质如何。军队中也普遍实行种族隔离。黑人新兵的居住条件更差，只能在食堂里打杂或者充当苦力。在美国南方有些地方，他们如果穿着军装在军营外被抓住，甚至有被私刑处死的危险。“如果有奴隶制，那现在就是。”一名士兵在写给《匹兹堡信使报》的信中抱怨道，这封信是在一个入伍黑人只能睡地板、用水桶解手的军营中写的。 黑人士兵的特殊待遇因管理层的歧视而雪上加霜。另一名幻想破灭的新兵写道，美国军队“和希特勒的纳粹军队一样”。 1944年，战时新闻局向白人军官发放了一份关于“黑人的某些特点”的秘密手册，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善于交际、外向……热情……懒于思考，记忆力差、健忘……受本能和情绪而非理性的支配……节奏感强……不够坦率……撒起谎来很容易、很频繁、很自然。” 看到纽约哈莱姆区种族暴力的新闻后，一名黑人士兵在从欧洲战场寄回国的信中写道，黑人战士常常问自己：“我们为何而战？”

Kryder, Divided Arsenal, 3. Kryder, Divided Arsenal, 229–32; Welky, Marching Across the Color Line, 121–2; Robert Dallek,Franklin D. Roosevelt：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2017), 520.

战争暴露出来的反差最终导致了一轮种族暴力的浪潮。战争头几年，白人工人参加了所谓的“仇恨罢工”，针对的正是黑人就业人数的增加。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为了死守他们的纯白人社区和学校而进行了暴力对抗。随着战时的劳工动员让100万黑人移民北方和西部城市，种族紧张也随之加剧，暴力冲突在1943年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美国各地47座城市爆发了估计有242次种族冲突。 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港、密西西比州的森特维尔、加州的洛杉矶和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都爆发了暴动和街巷斗殴。死人最多的事件发生在1943年夏季，先是在底特律，然后是哈莱姆。6月20日的底特律暴力冲突源于白人工人对黑人新工人涌入的酝酿已久的仇恨；在秩序恢复之前有37人死于斗殴（其中25人是黑人），700人受伤。8月1日，哈莱姆爆发暴动，6人死亡，1450座仓库被焚毁或者洗劫一空。罗斯福听从了别人的劝说，不对种族问题做公开声明，这部分是由于顾虑南方白人的民意，部分是为了避免承认存在种族差异带来进一步的种族紧张。实际采取的对策是，用越来越多的关于潜在危机爆发点的情报来预判未来的暴力冲突，同时在地方层面上设计手段来解决任何社会冲突而不至于妨碍战争的进行。

Kryder, Divided Arsenal, 208–10; Takaki, Double Victory, 43–4.

罗斯福对于日益加剧的种族紧张局势的消极反应，显示了他处理更大范围的民权和种族平等问题的方式。南方民主党在国会里的支持对他的政治地位至关重要，因此他不愿给予黑人民意任何帮助，以免危及这些支持。在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他做出的一次让步是听从了民权领袖的游说（或者用他的媒体秘书斯蒂芬·厄利的话说，在“有色人群的长期怒吼”之后），签发了第8802号总统令，成立了“公正就业实施委员会”，试图消除国防领域的种族歧视。战争期间，国防工业中黑人雇员的占比从1942年初的3%增长到1944年高峰时的8%，但是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仍然只有白人的40%—60%。不过，新的公正就业机构在1942年被并入战时人力委员会，这就限制了其战胜种族不公的可能性。在南方，政府当局为帮助白人农场提升产量提供了补贴和培训课程，而对战时变革带来的对黑人工人更加严格的束缚视而不见。 一面高举自由大旗，一面容忍国内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继续存在，面对这一矛盾，总统基本保持了沉默。

Kenneth Janken, ‘From colonial liberation to Cold War liberalism： Walter White,the NAACP, and foreign affairs, 1941–1955’,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1(1998), 1076–8.

尽管罗斯福个人认为殖民帝国是一种道德堕落，应当交给国际托管或准予独立，但他对种族主义的态度同样适用于英帝国，他对此十分谨慎，以免伤及战时联盟。当1942年8月英国当局逮捕了甘地及其“退出印度”运动的其他数万印度支持者时，罗斯福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谴责这一做法及其伴生的暴力行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书记沃尔特·怀特取消了原计划代表战时新闻局发表的抗议演讲，转而向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将民权运动与世界范围内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下获得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联系到了一起：“太平洋地区的10亿棕色皮肤、黄色皮肤的人无疑会认为，如果联合国打赢了，印度领袖和人民遭到的粗暴待遇将会成为白人对待有色人种的典型方式。”

Kenneth Janken, ‘From colonial liberation to Cold War liberalism： Walter White,the NAACP, and foreign affairs, 1941–1955’,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1(1998), 1079;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2–5 Elizabeth Borgwardt, ‘Race, righ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t the UN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a contested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in Kruse and Tuck (eds.), Fog of War, 188–90, 192–6;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81–2. Janken, ‘From colonial liberation’, 1082; Mayers, ‘Humanity in 1948’, 457–9.

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民权斗争和更大范围的全球殖民地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也越发紧密。1944年走访了北非和欧洲战场之后，沃尔特·怀特写下了《一阵风起》，这本回忆录就是为了显示“美国的黑人斗争是印度、中国、缅甸、非洲、菲律宾、马来亚、西印度和南美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剥削压迫的斗争的一部分”。 当各国代表于1945年5月齐聚旧金山共商成立联合国组织大计时，黑人游说团也试图让美国代表将人权声明纳入其中，这一声明不仅要体现美国黑人的权利，也要把权利给予“被殖民、被奴役的人民”，但他们的游说没能带来对种族歧视的正面回应。身为美国代表之一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心人权话题会凸显“美国南方黑人问题”。 1948年，当联合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包括起草《人权宣言》在内的一众事项时，人权委员会主席、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驳回了杜波依斯起草的请愿信《向世界呼吁》，这封信要把美国的黑人压迫与人权议程直接联系起来，这会导致政治问题。各主要国家代表想要确保关于普遍权利的声明不会暗示其他国家有权干涉明显侵犯这些权利的国家。 尽管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民主，但美国和帝国主义列强在1945年仍然怀着西方固有的种族歧视。

如果说盟国在国内种族主义方面的劣迹配不上它们的战时宣传，它们对敌人种族主义的应对方式就更是模棱两可，其中最突出的是反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给公众留下的深刻印象让人觉得与德国及其欧洲轴心国盟友打仗的一大要素是阻止屠杀，解放剩余的犹太人。但这基本上是幻觉。打这场仗并不是为了拯救欧洲犹太人，实际上所有三个主要盟国的政府都担心公众会这么想。盟国的目的是把轴心国赶出被占领土，为所有被征服和被奴役的人民恢复国家主权，解放犹太人只是顺带的。盟国方面对犹太人的态度时而无视，时而谨慎，时而自相矛盾，时而不那么高尚。

此即犹太人独立建国的势力。——译者注 J. B. Schechtman, ‘The USSR, Zionism and Israel’,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Oxford, 1978), 118; Nora Levin, Paradox of Survival： 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2 vols.(London, 1990), i,275–6. Ben-Cion Pinchuk, Shtetl Jews under Soviet Rule： Eastern Poland on the Eve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90), 39, 55, 129–31.

盟国方面看待所谓“犹太人问题”的方式一方面源于战前对德国反犹主义带来的挑战的回应，一方面来自锡安主义者 和犹太建国主张的兴起。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尤其取决于对锡安主义者愿望的敌视，这种愿望挑战了犹太人对苏维埃体系的忠诚。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犹太人无法融入新的苏联国家，因此他将后者的愿望视为“分离主义”而予以仇视。锡安主义者们于是遭到迫害，不得不转入地下；20世纪30年代初，移民苏联的犹太人大幅减少，从1934年起被完全禁止；犹太工人不允许请假去过安息日，数百座犹太教会堂被关闭。 1939年和1940年，随着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又有200万犹太人受到苏联统治，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也被摧毁。在这些地方，估计有25万犹太人被迁移到苏联内地，数以千计的拉比和领袖被逮捕并送入苏联集中营，犹太教会堂则被关闭或改为他用，其产业被收归国有，犹太民众的宗教和文化礼仪也被禁止。当1941年德军打过来之时，那里犹太人族群小镇的传统生活已经被打压很久了。

Bernard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Oxford, 1979),7, 11. Bernard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of Europe 1939–1945 (Oxford, 1979), 18–20; Louise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1933–1948：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Jewish Refugees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2000), 140.

在英国和美国，犹太人问题与种族迫害加剧带来的大规模犹太人移民所引发的担忧密不可分，在英国，人们还担心犹太移民会不会打破他们在中东的国际联盟托管地的脆弱的安全。尽管两国都没有明确或公开反犹，但是对于无限制接纳犹太移民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的担忧主导了两国政府的反应。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犹太移民成功逃离德国和1938—1939年被德国吞并的地区，1933—1939年共有约36万人逃离。其中5.7万人在美国落脚，5.3万人来到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5万人来到英伦三岛。20世纪30年代，还有许多欧洲犹太移民从其他那些反犹已成尖锐问题的国家逃出。1933—1939年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共有215232人，让当地犹太人口翻了一倍。 正是这一人口流动给英国政府对犹太难民问题的态度造成了最大的影响。1936年，随着新一批犹太人从欧洲涌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开始四处起义。1936—1939年，这些起义牵制了大量原本规模就很小的英国军队，而且危及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其结果是英国在1939年做出最终决定，于5月发布白皮书，将未来5年内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在7.5万人，之后就要完全停止移民，除非阿拉伯人同意，但这是不太可能的。作为对大规模非法入境的惩罚，英国首先实施了6个月的移民禁令。1939年，只有1.6万人获准合法进入巴勒斯坦，但另有1.1万人钻了空子非法进入。在伤口上撒盐的是，政府文件还断绝了犹太人独立建国的可能性，而独立建国正是锡安主义者的主要目标。 1939年春季定下的指导思想主导了整个战争期间的英国政策，灾难性地封闭了犹太难民最重要的逃离路线之一。

Takaki, Double Victory, 195; Joseph Bendersky, ‘Dissension in the face of the Holocaust： the 1941 American debate over anti-Semitism’,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4 (2010), 89.

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达到一个新水平，此时犹太人向英国本土的移民也受到了限制。一些没有大人照料的孩子通过所谓的“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获准移民，到1939年7月有7700人由此来到英国，但成年难民要想达到英国的入境标准和获得必要的护照却面临着更大的麻烦。英国当局想要那些能够得到犹太人组织资助并有一技之长的犹太移民，或者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短缺的人，但内政部则更喜欢那些承诺来到英国后再次向他国移民的犹太人。随着战争临近，这种移民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西方世界普遍对移民进行了定额限制。在美国，这种限制并非直接针对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是被视为所在国的普通公民，但这意味着他们要长时间等待签证排队，最长可达两年之久，而且一旦某个国家的限额已满，美国就不再接纳该国移民。这一次，美国政府拒绝为欧洲犹太人面临的特殊危机做出妥协。当“水晶之夜”后有人向罗斯福施压，要他允许犹太人更容易地入境时，他只是说：“时机还不成熟。”罗斯福一直很在意民意投票，而投票显示75%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有“不讨喜的特性”，72%的人则反对任何增加犹太移民之举。 1939年1月，一份法案被提交给国会（即所谓的“儿童法案”），申请允许在两年时间里让2万儿童难民入美，公众对此毫无反应，总统也不予支持，最后在委员会审议阶段就宣告失败。民意投票再次显示了公众对犹太人的强烈反感。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46–7; Takaki, Double Victory, 195–6. Mayers,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305.

英国人不愿面对绝望的难民如洪水般涌来的可能前景，于是提出可以把犹太人送往南美的殖民地圭亚那。（“以此让英国政府在欧洲犹太人的问题上不至于良心难安。”一名外事官员直白地说道。）但由于担心当地人反对，这一计划无果而终。在美国，有人提出要在阿拉斯加建立一块犹太人专属地，但罗斯福因担心这会成为犹太人的国中之国而否决了这一主张。 两个国家都不愿增加犹太人在大后方的比例，而无论道义上多么应该这么做。罗斯福的驻苏联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在1940年看到了难民运动带来的压力，总结了他的政府面临的选择：“我觉得，即便人道主义和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很遥远，前者都必须为后者让道。”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52. Leah Garrett, X-Troop： The Secret Jewish Commandos who Helped Defeat the Nazis (London, 2021), 26–41.

战争的爆发反而增强了这些信条。从1939年9月起，英国就再也不打算准许来自德国或欧洲德占区的犹太人移民英国了。“就我们和法国的考虑而言，”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写道，“现在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并不具有现实重要性。” 在美国，国会的反对决定了本已紧张的配额体系不会更改。此时的德国当局还急于驱逐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直到1941年10月，希姆莱最终禁止移民，赞成消灭犹太人，而有幸能找到前往西方途径的犹太人只是需要逃离者的很少一部分。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配额虽仍有富余，但人数从未达到白皮书许可的水平，因为没人去想办法方便犹太人从欧洲飞来。犹太人有39个月的时间能够离开德国及其新帝国，而其中15个月英国当局都彻底禁止了移民以作为对越来越少的非法移民的惩罚。1940年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数量是36945人，但还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因名额已满而在欧洲继续等待。那些千方百计来到英国的人还会受到进一步侮辱：由于公众对“第五纵队”感到恐慌，英国政府在1940年6月下令，大部分移民应当被视为敌国侨民加以拘留。大部分被拘押者后来被释放了，但他们起初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临时营地里受到的待遇是恶劣而屈辱的。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54–76.

欧洲犹太人面临的压倒性危机促使他们想方设法绕过西方设下的限制逃离欧洲。而英国当局却表现出一副铁石心肠，完全违背了他们关于英国是为了正义价值观而战的说辞。当三艘超载的船只满载着从中欧逃出来的饥饿而惊恐的犹太难民驶离罗马尼亚来到巴勒斯坦海岸时，这些亡命者先是被禁止下船，之后又被带到岸上关进简陋的营地，同时英国人还在想办法把他们赶出巴勒斯坦。当局决定把其中一部分人送到岛屿殖民地毛里求斯去，但是因饱受怠慢而绝望、消沉的难民们拒绝了。被送走当天，他们赤身裸体躺在床上以示抗议。殖民地警察用棍棒殴打这些人，之后把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押送上船，他们的财产则被扔进海里或没收出售，卖的钱充作巴勒斯坦政府费用。在开往毛里求斯途中，有超过40人死于伤寒或身体虚弱；到达后，他们又被圈禁在铁丝网后面，有武装警卫看守。他们只是从一种暴政统治跳入了另一种当中。他们始终被拘押着，男人被迫与妻子儿女分离，直至战争最后几个月。英国殖民地部代理副大臣约翰·沙克伯勒爵士认为，这些抗议显示“犹太人没有幽默感，没有分寸感”。 从1941年春季起，再也无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

Michael Fleming, ‘Intelligence from Poland on Chelmno： British responses’,Holocaust Studies, 21 (2015), 172–4, 176–7; Jan Lániček, ‘Governments-in exile and the Jews during an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olocaust Studies,18 (2012), 73–5. Fleming, ‘Intelligence from Poland’, 174–5. David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5 (New York, 1984), 43–5; Zohar Segev,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during the Holocaust： Between Activism and Restraint (Berlin, 2017), 23–6.

1941年夏季，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突如其来，先是在东欧，之后扩大到整个欧洲沦陷区，盟国官方对犹太人命运的冷漠便难以维系了。尽管一开始很难把所有传到伦敦和华盛顿的众多信息碎片拼起来，但到1942年夏初，欧洲犹太人遭到全面大规模屠杀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同年5月，波兰地下抵抗组织向波兰流亡政府发去了一份报告，即所谓的“邦德报告”，详细说明了波兰犹太人被灭绝的情况。6月，BBC获准向欧洲广播这份报告的结论：70万犹太人已经遇害，但是英国外交部觉得这个情报可疑，担心这可能是为了给犹太人进一步向巴勒斯坦移民找借口。 8月上旬，日内瓦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代表格哈特·里格纳通过英国外交部向英国下院议员希尼·西尔弗曼发去了一封长电报，详细描述了灭绝营和毒气室，还引用了德国资料作为佐证。电报是8月8日发的；外交部尽管对未经核实的情报始终存疑，但还是在17日把电报转发给了西尔弗曼，并警告他不要拿这一消息做文章。 这份电报也发给了华盛顿的国务院以转交给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首脑，大拉比斯蒂芬·怀斯，但美国官方认定其“指控荒谬”，并拒绝转发。不过美国审查官错过了西尔弗曼直接发给怀斯的第二封电报，里格纳报告的内容就含在其中。然而当怀斯想要美国国务院同意公布这一消息时，后者花了三个月才勉强同意。 英美两国的官方对这些被认为未经证实的情报都很警惕，担心犹太人游说集团会利用这些坏消息来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207–8. Wyman,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73–5. Leonid Smilovitskii, ‘Antisemitism in the Soviet partisan movement 1941–1945：the case of Beloruss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0 (2006), 708–9; Jeffrey Herf, ‘The Nazi extermination camps and the ally to the East： could the Red Army and Air Force have stopped or slowed the Final Solution?’, Kritika, 4(2003), 915–16; Alexander Gogun, ‘Indifference, suspicion, and exploitation：Soviet units behind the front lines of the Wehrmacht and Holocaust in Ukraine, 1941–44’,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381–2. Lániček, ‘Governments-in-exile’, 76.

到1942年12月，公开信息已经足以让英美两国政府承受的民众压力与日俱增了。英国的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愿意接纳更多的逃亡犹太人。 为了平息人们对盟国无所作为的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提出要代表盟国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一份声明，突出强调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杀戮，并承诺要在战后清算责任人。在华盛顿，国务院觉得这份声明只会导致更多的犹太人抗议，可能“对战争起到负面影响”。最终，美国官方还是妥协了，但这发生在把关于种族灭绝的“来自欧洲毋庸置疑的报告”修改为“来自欧洲的大量报告”后，这就仍然留下了怀疑的空间。就在声明发表一个星期前，罗斯福在战争中唯一一次会见了犹太人领袖，以讨论如何应对种族屠杀。会面中4/5的时间是他在说，只给真正的议题留了两分钟，而且他没有给出任何承诺。 在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部队从1941年夏季起就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种族屠杀的直接证据（尽管没有交给西方），他们对盟国单独将犹太人而非整体将苏联人民视为受害者的声明也是疑虑重重，但苏联还是在战时唯一一次关于犹太人灾难的声明上签了字。 12月17日，艾登在下议院宣读了声明，议员们全体自发起立默哀两分钟。对全世界的犹太人组织而言，盟国似乎有可能放松其限制并对欧洲犹太人的请求做出正面回应。而对于那些被困在轴心国的犹太人而言，盟国的公开表态也没什么结果：“我们应当为了他们对我们命运的‘关心’感到高兴，”亚伯拉罕·莱温在他的华沙犹太区日记中写道，“但这对我们会有什么用呢？”

London, Whitehall and the Jews, 205–6, 218;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183, 188.

事实证明，1942年12月的声明就是盟国政府对大屠杀消息所做回应的高潮了，盟国对仍然活着的欧洲犹太人的政策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显著改变。在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2年经斯大林批准成立，并受到安全部门的密切监视）被容许存在，因为它能吸引美国资金，但它并不打算配合采取主动措施救援或援助德占区的苏联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大部分在1942年底已经遇难。在英国，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拒绝了接纳更多犹太难民的呼吁，并要求外交部考虑选择其他遥远的目的地，包括马达加斯加，1940年时德国也曾一度考虑要把犹太人送到这里。为了平息更多批评，战时内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接纳和安置犹太难民，但委员会的名称中没有使用“犹太”一词，以免显得对某一特定受害者群体有特殊优待。1943年1月，这个委员会认为其目标主要是“消灭那些觉得有可能大规模移民英国本土和英国殖民地的想法”。莫里森唯一的提议是，可以再多接受1000—2000名难民，如果他们能证明自己对英国的战争机器有用的话。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190–203; Shlomo Aronson, Hitler, the Allies and the Jews (New York, 2004), 85–100; Takaki, Double Victory, 205–6.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304.

1942年12月的声明发布之后，美国没有立刻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罗斯福和国务院对犹太游说集团的提议要么弃置一旁，要么视而不见。1943年1月，英国政府建议华盛顿方面考虑就难民问题进行一次最高级别的峰会，被美国人拖延许久之后，这次会议最终于同年4月中旬在加勒比海的英国岛屿殖民地百慕大召开。双方一致同意讨论所有难民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而且不会讨论被视为乌托邦的救援提议。据英国代表团团长报告，会议收效“甚微”。会议同意重建原本在1938年首创的政府间难民委员会，但在随后几年里，它在援助犹太人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会议对于在既定限额之外接纳更多犹太难民进入英国、巴勒斯坦或美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尽管1944年罗斯福最终在压力之下，在纽约州安大略堡为仅仅1000名难民提供了战时庇护所。在百慕大讨论的可以在盟军控制的北非为从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建立难民营的想法花了一年时间才实现。而出于对穆斯林民意影响的担忧，加上法国的反对，最终建成的难民营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容纳数千人，而仅能容纳630人。 用艾登的话说，会议的主要结论就是什么事都做不了，“直到赢得最终胜利”。巧合的是，会议召开之时，华沙犹太区的犹太战士们发动了最终未能成功的起义。当代表们在百慕大的酒店里为了怎样摆脱难民问题而辩论之时，犹太反抗者们已经和他们的压迫者展开了注定要失败的战斗，而波兰国家军对他们援助甚少，盟国则完全没有援助。从被摧毁的犹太区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简单地写道：“自由和公正的世界什么话都没有说，什么事都没有做。”

Segev,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26–30. Laurel Leff, Buried by the Times： The Holocaust and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Newspaper (New York, 2005), 330–41.

这个评价很尖刻，却不无道理。西方盟国对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和灭绝的回应力度远远无法和大屠杀的恐怖相比。相反，那些想要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和试图发起救援行动的犹太人组织却面对着数不清的阻碍和断然拒绝，只有偶尔地勉强获得支持。了解所有真相的战后几代人在批评盟国动机不道德时同样严厉。不道德的理由有很多。首先，20世纪30年代对于犹太难民问题的应对导致了强烈的负面反响，人们反对提供更多援助，巴勒斯坦的英国统治当局尤其如此。其次，可信度也是个问题。当恐怖的事情逐渐为人们所知时，西方民众乍一看都无法相信，甚至犹太人社群也是一样。“要相信难以置信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伦敦分部向纽约总部写道。 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之后，西方对待战争暴行的报道都比较谨慎，从欧洲报道细节的记者们不得不去打破莱昂·库博维茨基在1948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演讲中所说的“怀疑的硬壳”。媒体也不愿一遍遍重复相同的报道，因为其新闻价值逊色于战争新闻。美国最大的日报《纽约时报》在战争期间共发表了2.4万篇头版文章，但只有44篇涉及犹太人问题。其出版人，美国犹太人阿瑟·苏兹贝格不愿用他的报纸谈论太多的犹太人悲剧，担心会疏远读者，或者引发反犹反应。结果，公众只能断断续续且不完整地了解大屠杀，这更容易引发怀疑而非同情。“犹太人陷入的生死斗争，”库博维茨基在他的讲话中说道，“对常人来说不仅难以置信，还难以理解。”

Bendersky, ‘Dissension in the face of the Holocaust’, 89–96; Takaki, Double Victory, 189–91.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34, 351.

这种不道德还可以用反犹主义来解释，但这种说法也比它看上去更复杂。在所有三个主要盟国里，原始种族主义形态的反犹主义都是存在的，但并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到达政府层面。在美国，民众的反犹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有所抬头。在30年代罗斯福经济改革期间，极右翼甚至抛出了“新政=犹太政”（New Deal = Jew Deal）的口号。影响最大的反犹者中有这样一些代表：威廉·佩利和他的1.5万名法西斯“银衬衫”；杰拉尔德·温罗德牧师，他的反犹作品《守护者》拥有10万美国读者；还有出现在无线电广播里的《锡安长老议定书》信徒，查尔斯·库格林神父，在1942年被他的大主教叫停之前，他的反犹长篇讲话的听众达到上百万人。战争期间，犹太教会堂遭到的亵渎和犹太人遭到的攻击也是层出不穷。 英国的反犹主义主要存在于极端右翼中，但他们在30年代后期就已经被边缘化了。到1940年，英联邦的活跃法西斯分子都被拘押了。尽管如此，显然还是有许多西方政客和官员是从歧视和不容忍的立场来应对“犹太人问题”的，许多民众也是如此。人们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导致了消极反犹，这对更积极地应对犹太人危机产生了不利影响。筹划了1942年12月声明的安东尼·艾登在一年前曾对他的私人秘书如是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做选择的话……我选阿拉伯人，不选犹太人。”那些不得不应对巴勒斯坦或难民问题的外交部、殖民地部官员的文字中也充满随意的种族主义言论。“在我看来，”有一个人在1944年写道，“这个办公室里有太多的时间被浪费在这些哀号的犹太人身上了。” 和他的内阁同僚不同，丘吉尔毫不掩饰地支持锡安主义，而且关心那些被困在轴心国的犹太人，但在战争期间他也没办法扭转周围人对犹太人的冷漠和敌视。与之相反，罗斯福没有为解决犹太难民问题或回应犹太危机做什么事，除非觉得民意要求如此，最后还是政治算计取代了人道主义考虑。

Segev,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41.

反犹主义还可以从另一个意义上解释西方的冷漠反应。犹太组织和游说团体始终担心战前和战时的犹太激进主义会带来集体反犹抵制，让各地犹太人的处境更加糟糕。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领袖对于从中东欧再接纳大量犹太人移民的可能性并不热心，担心他们可能会冲击已有的犹太人族群，并难以融入。他们还担心犹太人的鼓动工作可能会让人觉得犹太人是不忠诚的少数族群，斯大林就是如此看待苏联犹太人的。当怀斯拉比在1943年8月就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时，他宣布：“我们是美国人，始终如此。” 非犹太政客们也有着相似的担忧，担心德国的所作所为导致的犹太难民入境需求激增会导致反犹主义兴起。在英国，这种人口流入的可能性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存在，即便在希特勒欧洲治下的大部分犹太人已经死亡时也是如此。在英美两国，单独将犹太人视为欧洲战争的受害者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给予了犹太人特殊重视而忽略了欧洲沦陷区的其他受害人群。（因此，1943年1月英国成立难民临时委员会时决定在其名称中删除“犹太”一词。）最后，无论是犹太还是非犹太领导人都担心，更积极地回应犹太人危机会被德国宣传机器利用，使这场针对德国的战争看上去确实是“犹太人的战争”。

Lániček, ‘Governments-in-exile’, 81–5; Wasserstein, Britain and the Jews, 295–302. Rainer Schulze, ‘The Heimschaffungsaktion of 1942–3： Turkey, Spain and Portugal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German offer of repatriation of their Jewish citizens’, Holocaust Studies, 18 (2012), 54–8.

最重要的是，对大屠杀的回应是以政治需要和军事必要为前提的。相对于更大范围战争的结果而言，西方民众对犹太难民的事情没那么关注。即便是在同情犹太人的地方，那也常常被当作对轴心国占领下所有受害人民的更广泛担忧的一部分。在对欧洲的宣传中，英国官方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形成“没有组成‘国家’的犹太人比有国家的人民更优先”的印象。处在伦敦的欧洲流亡政府同样担心，他们沦落敌手的人民可能会反感关注犹太人而忽略了他们自己的苦难。有人建议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千万不要成为把犹太人带回来的人”。法国右翼把1940年的失败归罪于犹太人，波兰民族主义者指责犹太人在1939年9月把国家出卖给了苏联人。流亡政府则急于避免在战时和战后引来他们自己的“犹太人问题”，英国宣传机构也尊重了这些政治考量。 甚至当德国允许中立国接纳持有本国护照和证件的犹太人回国时，这些中立国的回应也是谨慎地拖延以遵从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民意。在5000名持有西班牙证件的犹太人中，1943—1944年只有667人进入西班牙，而且条件是他们入境后必须再次移民。当中立国官员为了入境要求和证件认定而争论不休时，成千上万人已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