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4

Overy, Interrogations, 48–9, 178–9. Bendersky, ‘Dissension in the face of the Holocaust’, 108–9; Mayers, ‘Humanity in 1948’, 448–55.

胜利被视为解放犹太人的关键，但在胜利之后，西方对待犹太人灾难的反应仍然是模棱两可。在1945年提审德国主要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审议中，来自波兰的犹太律师拉斐尔·莱姆金首创了“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他是1941年来到美国的。他对这个词的定义并不是指代他的犹太同胞遭受的命运，而是描述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阉割被占领区人民的民族认同。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加入公诉，因为很难把犹太人定义为“民族”（nation），而且苏联反对把犹太人单独挑出来而不是包括在所有国家的受害者之内。 “种族灭绝”这个词在审判中用得很少，最终判决中则完全没有使用。莱姆金努力想让联合国把灭绝种族罪定义为国际罪行，但支持他的只有印度、巴拿马和古巴，没有主要强国。1948年12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同时获批，但这是顶着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抵制通过的，它们全都担心这一公约会被用在它们对殖民地人民的待遇或是对国内少数族群的镇压上。在美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难以获批与人们对更多民权运动的担忧不无关联。确实，1951年，民权活动家保罗·罗伯逊和威廉·帕特森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书《我们指控种族灭绝》，指的就是美国黑人受到的对待。莱姆金后来后悔把犹太人受到的苦难与黑人相提并论：“受到不公对待和去死是不一样的。”最后，美国政府直到1986年才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Kenneth Rose, Myth and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08), 1–7.

战争期间，盟国在相互协作、国内种族主义、协助欧洲犹太人方面采取了相对正面的道义立场，这让它们没有沦落到和轴心国一样的地步，但事实也确实挑战了盟国关于全面代表进步和人道价值观的自我标榜。还在战争进行之时，盟国就已开始构建自己在打“正义战争”的叙事，这也一直是所有战争记忆的中心要义。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非黑即白。战时道德和政治的权宜之计带来了这样的一段历史：盟国出于战略和政治必要性的考虑，或者是在意识形态信念的驱使下，做出了败坏其战争叙事的道德选择。

人民战争：打造“道义共同体”

Parliamentary Peace Aims Group, ‘Towards a Total Peace： A Restatemen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1943, 4.

各国在解释战争目的时都会拿道义来使自己正当化，而由于需要其国民为此做出牺牲，说服绝大部分国民相信战争是一场值得支持的较量就至关重要了。真若被问到，绝大部分人几乎肯定不想打仗，无论是实际上还是道义上都是如此。1943年，英国议会和平目标小组领袖写道：“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文明国家的普通人都不承担什么战争责任。他们是被统治者拖入战争的，被廉价的语言安抚，并被迫遭受所有的恐惧和屈辱……” 如果说这一判断似乎更适用于轴心国而非盟国，那么所有参战国政府都必须确保人民相信战争不是自己国家挑起的，甚至在面临危机或战败时也能对战争保持道义认可。若做不到这一点会怎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例子。

确保这种认可的主要手段是构建“道义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人都要在表面上表示要团结一致，把战争进行到底。这种共同体反映了现代战争是总体战的思想，打仗的是全社会，而不仅仅是政府和军队。这个共同体作为有组织的战时社群，由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所主导。这样想的绝不仅限于集权国家。蒋介石在1942年初对中国人民的演讲中就抓住了这种道义构建的基本特点：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12, broadcast to the nation, 18 Feb. 1942.

大家须知现代的民族战争，不仅是武力的竞胜，而是整个国力的斗争，不仅是将士的作战，而是全体国民的作战，所以并世各国，一遇战事发动，莫不立刻管制全国人民的生活……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供战争的使用，为国家而效命。在国民方面，一到对外战争的时候，也就应该立刻觉悟到国家的安危，就是个人的安危……承受一切艰难困苦，抛弃个人的自由与安乐……整个社会，应该特别有紧急生动整齐严肃的气象，有享受能力的人，要为战时而抛弃享受，没有享受能力的人，也都以享受为可耻……总之一句话，在战时绝对的国家至上，而全国人民所努力以求的，是胜利第一。

Sonya Rose, Which People's War?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n Wartime Britain 1939–1945 (Oxford, 2003), 286–9. Frank Bajohr and Michael Wildt (eds.), Volksgemeinschaft： Neue Forschungen zur Gesell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Main, 2009), 7–9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Social control and the making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 ,in Steber and Gotto (eds.), Visions of Community, 240–53. Michael David-Fox, ‘The people's war： ordinary people and regime strategies in a world of extremes’, Slavic Review, 75 (2016), 552; Anika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An Oral History of Nazi Genocide in Belorussia (New York, 2015),140.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199, broadcast of 9 Dec. 1941.

定义备战行为的文字中都使用了道义共同体这个概念。在英国，这场战争起初被称为“人民战争”，以区别于过去那些只为了少数精英人群而打的战争；“普通人”团结起来对抗暴政，这成了战争叙事的中心特征。 在德国，20世纪30年代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一个主导特征是种族排他的“民族共同体”概念，这在战争期间很容易转变为保卫人民的“战斗共同体”概念，随着战败临近，则成为致力于忍受艰苦困兽犹斗的“命运共同体”。 苏联则被当作斯大林所说的纯粹的“战斗营”，去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赶走法西斯侵略者。战争头几周的苏联流行歌曲“voina narodnaia”（《一场人民的战争》）就体现了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1942年秋，斯大林宣布，苏联进行的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每一个身体健全的公民，无论男女，都要上阵杀敌。 在美国，由于个人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战时道义共同体的打造就困难得多，但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战时广播中就表达了这一理念：“我们都身处其中，自始至终。每一个男人、女人、儿童，都是如此……”

Luigi Petrella, Staging the Fascist War： The Ministry of Popular Culture and Italian Propaganda on the Home Front, 1938–1943 (Bern, 2016), 142–3; Romano Canosa, I servizi segreti del Duce： I persecutori e le vittime (Milan, 2000), 387–93.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40, speech by Chiang Kai-shek, 22 Oct. 1942. 关于中国抗战的战争动员，见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London, 2013), 177–82；关于汉奸的概述，可见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Stanford, Calif., 2001),3–12；关于共产党的动员，可见Lifeng Li, ‘Rural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 (2015), 97–104。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China, 46, speech by Chiang Kai-shek, 31 Oct. 1942.

中国和意大利的情况是例外，它们的战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打响，以其相对较弱的经济而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0年，当墨索里尼最终决定冒险向其他列强开战时，其重要部门的军政精英和许多民众对扩大战争的胃口并不大。因此，他们并未像其他国家加入大战时那样推动打造新的道义立场，结果便是从1940年之后，其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早期的战败让意大利民众普遍悲观；警方的报告显示，人们对胜利的信心越发衰微，担心美国参战，以及渴望着结束战争。1940年11月热那亚的一份报告就是个典型，该报告强调人们“对战争及其目的完全没有热情”。 于是墨索里尼对实施总动员一直犹豫不决，结果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意大利人比英国、德国、苏联的多得多。在中国，尽管蒋介石明白实现对战争的普遍认同是多么必要，但这种认同很有限。1942年下半年，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大会开幕式上因未能实现他对总体战的要求而对国人大加斥责：“一般社会，除了少数爱国有识之士以外，多是优游安逸，过其平时的生活……全不念前方将士的艰重，战区同胞的痛苦，更不想到国家前途危险，也不知奋发向上……” 中国的问题足以解释国民为何缺乏集体努力意识。中国有半壁江山沦丧于日本敌手，那些地方还有许多机会主义者投靠了敌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还暗战不断，后者在其解放区进行的“全民抗战”要成功得多；在农村，千百万中国农民及潮水般的难民和征粮者激烈争斗，还要抵抗无处不在的土匪，为国而战的思想对他们并无触动；而在未被占领的地区，腐败无处不在，而且十分严重，商人们囤积居奇，富人花钱让他们的儿子免于兵役。 蒋介石谴责了这些不团结的表现，他称其为“一盘散沙”，人人为己。

Bajohr and Wildt (eds.), Volksgemeinschaft, 7.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Lawrence, Kans, 2015), 13–14. Sparrow, Warfare State, 72–3;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8–9.

大凡是成功建立战时道义共同体的地方，共同体都要包罗万象，只有那些被明确排除的人除外，例如美国从1942年起被关进集中营的12万日本侨民、德国的犹太人和外国工人，或者苏联的各种“人民公敌”。国家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和青少年，都被期望为维持战争和应对必需的牺牲做出某些贡献，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在德国、苏联和日本，参与战事都是共同体更大范围严格管理的一部分，大部分人不可避免要为了共同体的目标而主动参与。在这些情况下，构建享有道德共识的战时集体是对既有共同体承诺的一种延伸。在德国，1939年，加入青年团、纳粹党、服务社或民防和劳工勤务组织的人口总数估计达到6800万人，而德国总人口为8000万人。 开战之后，所有这些组织都在大后方为战斗做出了贡献。在日本，内务省在1940年建立了一套“町内会”（意即邻里协会）网络，通过建立正式组织结构而把人民纳入战争机器。到当年年底已有18万个町内会，在城市每一个町内会包含数百个家庭，在农村则是每个村一个町内会。与此同时日本还建立了超过100万个小一些的邻里会，一般由八九个家庭组成。这被认为能够把地方社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服务于更大范围的战争目标，并易于孤立任何不愿遵从道德义务的人。 而在英国和美国，为国奉献依靠的更多是个人良知，而非有形的集体组织。美国的战时叙事和日本社会的组织特性截然相反，其公民义务较少，靠的是公民的自愿主义来让个人明白自己对其他人的义务。“你今天为自由做了什么？”一张美国海报上写道。 鼓励参与战争的宣传形成了让人不得不遵从的强大社会压力。那些没有牺牲意愿的人和不肯参加当地社会活动的人都会被发掘并报道出来。在英国，尽管阶级和宗教各不相同，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短期的战时集体让每个有能力的人都背负上了为胜利而拼搏的道德义务。

这是“二战”时美国发行的价值10—25美分的小额战争债券票，可兑换战争债券。——译者注 William Tuttle, ‘Daddy's Gone to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Children (New York, 1993), 115–16, 118, 121–3.

这些战时共同体是格外强有力的道德和情感组织。人们很难置身于战斗团体之外，而在某些国家，这么做还是有危险的。在大部分参战国，加入战时共同体是作为道德义务而广受支持的，无论个人是否怀有保留意见。所有被认为是推卸责任者、失败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的人在道德上都是被排斥的，在苏联他们还可能会被处决。宣传是不可或缺的，但战时共同体的构建还有赖于形成更广泛的参与文化，其中媒体、青年组织、教堂、女性社团以及西方国家的商业广告都发挥了作用。儿童在战时共同体中的参与成了一个格外值得一提的例子，体现了战时共同体组建和扩大的方式。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美国出版的一份关于“胜利教育”的读本提出，教师应该尽力让儿童理解当前的道德主旨：“通过培养对民主理想的理解，明白美国为何而战……明白美国为民主原则而进行的斗争是人类为自由而做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儿童道德守则》印发了50万册，教育儿童要忠于家庭，忠于学校，忠于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是，“忠于人性”。当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打出“储蓄、服务、节约”的口号呼吁3000万年轻美国人加入为自由而战的行列时，2.8万所学校也参与其中。小孩子们会存钱买战争债券票 ，挨家挨户收集废金属、纸张和润滑油，并参加当地的社会工作。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66–70, 87.

在日本，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要为社会做贡献。学童们要在十几年里一直学习文部省下发的品德课本，被教育要服从、忠诚和勇敢。1941年出版的课本进行了改版，纳入了各种民族主义象征和思想（“日本是个美好的国家/纯粹的国家。/全世界/唯一的神国。”）以及各种普通民众愿意为天皇献身的事例。模范故事会鼓励孩子们为战争回收废旧物品，给海外的士兵写信，并为自己成为帝国大家庭的一员而感恩。与课本配套的教师手册解释说，新的“国民道德”包括了社会和个人两个道德领域。到1945年，孩子们还发现自己常常要在班里唱军歌，并参加军事训练，为最后的日本保卫战做准备。一个小女孩在日记中记载了一天的“精神训练”，包括徒手格斗、作为手榴弹训练的投球练习、木枪战斗，最后还要训练刺杀：“真有意思。我很累，但我发现即便是一个人也能杀死很多敌人。”

Sparrow, Warfare State, 65. Ian 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Home Front Morale and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79), endpapers. Budnitskii,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771–81;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Oxford,2017), 21, 29–31. 关于叛逃的人数没有准确数据，20万人很可能是上限。

然而，战时共同体的创建受到明显的制约。观点、年龄、利益和期望各不相同的人们不会自动保持战时的投入状态。为了确保战时道义共同体为正义而战的重要叙事维系下去，所有参战国政府都采取了对民意的全面监督、新闻审查和选择性宣传，以确保任何明显存在不同意见，或者表现出怀疑主义和破灭感的地方都能被识别出来，并采取措施加以安抚或压制。形容战争时期民众精神状态的一个常用词是“士气”。这个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广泛使用，在战间期嵌入了人们对国内民众是否具有韧性的认识中。例如，1940年，耶鲁大学学者阿瑟·波普组建了一个非官方的“国家士气委员会”来探索能让美国在战时维持士气的方法；他们的研究帮助政府就如何在战争中维持美国资源投入有了成形的认识。 “士气”很难准确定义，更加难以衡量。英国为了评估公众对战时努力满意度而进行的民意投票结果在战争期间变化很大，从1942年初低谷时的35%到战争最后一年的高峰75%—80%。 在苏联，在战争第一年的危机时刻，失败主义的迹象十分普遍，叛逃到德军的约20万士兵就尤其能说明这一点。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厉政策确保了这种失败主义态度不会获得广泛的基础。 在任何情况下，民众对于战争进程的担忧都不一定会转化为对士气的损害，除了意大利。然而，无论对士气的定义是多么宽松，对其的监控都被认为是维系道义共同体存在的关键手段；国家在监控自己公民方面扮演的角色，其范围和力度都大大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Hans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8–1945： Band I (Herrsching, 1984), 11–16, 20;David Welch, ‘Nazi propaganda and the Volksgemeinschaft： constructing a people's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2004), 215.

了解民众情绪的任务在集权国家要容易得多，因为它们在战前就已经有机构来向政府提供关于民意和民众举动的详细报告。由于没有自由媒体和开放的政治体系，集权政府要依靠无处不在的眼线来报告国内外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反应。德国的体系就是精心组织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保安处就有一个分支机构专门报告国内消息。1939年9月，这个分支被改组为新成立的中央保安局的第3处，以党卫军指挥官奥托·奥伦道夫为首。10月9日，这个办事处开始汇编首份正式的《国内政治情况报告》。11月，报告更名为《帝国内部报告》，并一直汇编到1944年夏，直至情报的悲观论调引发了对失败主义的批判，例行通报才告一段落。奥伦道夫的办事处划分为18个（后来24个）分组，负责在所有可能的方面收集有关民意和士气的情报。估计有3万—5万名情报人员在四处收集信息，他们的报告会经过地方和省级办事处的筛选后再送往柏林。那里会生成一份汇总报告，呈交给纳粹党首和宣传部。情报人员来自各种专业背景——医生、律师、公务员、警官——他们的任务，据一名地区长官所说，是和家人、朋友及同僚谈论热点话题，并且在工作地、公交车、商店、理发店、市场和酒吧里旁听他人谈话。 除了这些报告，还有盖世太保的工作，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情报网络，负责找出可能有害的失败主义和不满的声音，之后采取各种办法予以打压。

Mimmo Franzinelli, I tentacoli dell’Ovra： agenti, collaboratori e vittime della polizia politica fascista (Turin, 1999), 386–8; Canosa, I servizi segreti, 380–85. Amir Weiner, ‘Getting to know you： the Soviet surveillance system 1939–1957’, Kritika, 13 (2012), 5–8.

意大利和苏联也有相似的体系在运转。意大利秘密政治警察（OVRA）从1940年夏开始就利用一套情报和特工网络每周发回关于民意状况的报告。当大部分民众有多么悲观和不满显而易见之时，情报人员的数量便突然膨胀起来。 除了秘密警察情报，还有各地方行政区的报告，所有这些都会被送到罗马的内政部，最后来到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在苏联，地方社会始终受到当地共产党官员、党员外加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大群情报人员的密切关注。任何失败主义的苗头和对政府的批评都会被上报给警察。对这些人的公开批判被制度化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每个苏联公民都可能被发展为情报提供者。 无论战争期间压在头上的种种要求让苏联百姓实际上变得多么消沉，众所周知，抱怨的危险还是足以让人们维持一种消极的士气状态。尽管如此，这些国家还是在强迫和妥协之间达成了一些平衡。民众关心的通常是比打仗及其是否道德小得多的事情，当局只要做出适当应对或者有针对性地施以强制措施即可缓解。

Sparrow, Warfare State, 43. Sparrow, Warfare State, 69;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 93–6, 103. Neil Wynn, ‘The “good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postwar American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1 (1996), 467–70; Sparrow, Warfare State, 67–8, 87–8;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49–50, 69–70.

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则十分不同。它们并没有现成的民意状况信息收集网络。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民意投票，但到战争爆发时它作为公众士气的测试工具仍然未臻成熟。罗斯福在白宫里有他自己的一套监控民意的体系，这靠的是对每天收到的数以千计的信件进行详细分析，他的幕僚们也会每天监控超过400份美国报纸。1939年9月，政府报告局成立。虽然叫这个名字，但它的目的是跟踪民意的变化。1940年，罗斯福和抽样调查的先驱之一哈德利·坎特里尔达成了私下协议，后者要定期向他提供民意调查结果。到1942年，罗斯福每两周就能收到一次投票结果。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成立了若干个部门，既用来监控民意，也用来以适当的信息教育民众。1942年6月成立的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埃尔默·戴维斯为首的战时新闻局下设一个国内情报科，用来定期报告国家的士气状况。他们在各地从商人、神职人员、编辑和工会领袖（新闻署称这些是“警觉而且善于表达的一部分人”）中招募情报人员，这些人会定期报告当地民意，并在可能的时候影响民意。 这些情报人员由1941年5月成立的以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为首的民防局组织，他们是所谓的“士气守望者”，把各地的情况报告给战时新闻局。除了这些民意调研，战时新闻局还设计了各种计划来帮助塑造民意：广播局（其听众达到1亿人）、电影局（每周影片的观看人数估计有8000万—9000万人），以及绘图和印刷局，负责在所有公共场所张贴海报和宣传画。美国的士气计划并没有进行粗暴的宣传，而是专注于以清晰的信息帮助培育民意而非一味灌输，还会鼓励私营商业部门通过广告投放来强化那些说教。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Crang (eds.), Listening to Britain： Home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Britain's Finest Hour, May to September 1940 (London, 2011), xi–xii. James Hinton, The Mass Observers： A History, 1937–1949 (Oxford, 2013), 166–7

英国的监控体系是从战争的头几个月才开始缓慢建立起来的。1939年12月，BBC的一名制作人玛丽·亚当斯被任命为情报部本土情报处的负责人，职责是提供“持续不断的可靠情报”作为政府宣传的基础，以及“评估国内士气”。本土情报处从1940年5月开始发布日报，从9月起改为周报，提交给各主要部门和战时内阁。 由于没有系统收集民意信息的经验，亚当斯在同年4月招募了私营的“大众观察组织”来提供关于士气的详细调研并报告失败主义的迹象。大众观察组织是科学家汤姆·哈里森和诗人查尔斯·马奇于1937年成立的，目的是要用抽样访谈的方法作为资料来源，对社会行为和态度进行调研。这一方法立刻被用在了士气评估的任务中。他们每发布一份报告都会进行约60次访谈，访谈中的问题都很普通，围绕着热门新闻和事件。样本数量太少，而且地域受限，这会损害报告的可信度，但大众观察组织每周一和周四汇编的《新闻摘要》还是一直编发到1945年5月，成为情报部自己的士气报告的关键信息来源。

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256–7, 260; Addison and Crang (eds.), Listening to Britain, xiii–xiv; Hinton, Mass Observers, 179–80.

除了这些报告，情报部还有自己的眼线，他们也是来自医生、律师、公务员、神职人员、商店老板和旅店老板，另外还有1940年6月由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们组建的“战时社会调查组织”的工作，他们都会提供详细报告，不仅限于士气，还包括多种社会事务。战时社会调查组织主要由社会心理学家组成，能更专业地评估公众的看法。到1944年10月，它已经进行了101次调研，不少于29万次登门访谈。 此时，向内阁定期提交士气报告的做法已经暂停，因为从1942年下半年起大部分战争新闻已是正面的了。从1941年7月起，情报部一直由丘吉尔的心腹布伦丹·布雷肯掌管，和美国一样，他们也从民意情报中学会了把战时宣传从劝诫式的说教转变为身体力行，再到直白的解释和教育。和其他大国一样，在英国，监控士气时发现的问题不足以妨碍将战争坚持到底的道义共同体的主导叙事。民众的批评和担忧很多，但往往都是为了让战争机器更加有效，让社会影响更加公平，不会损害集体努力的更广泛的道义基础。

John Hilvert, Blue Pencil Warriors：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II (St Lucia, Qld, 1984), 220–22. Petrella, Staging the Fascist War, 136.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lif., 1994), 181–5.

关于民众对战争态度的密切监控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利用宏大叙事在广大民众中为战争正名的做法到底有多少效果。如果说大部分情况下人们还支持战时共同体把一场正义战争打下去的话，那么让他们理解战时宣传中讲述的更复杂的战争道义目标，就似乎更困难了。对于大量身陷战火数年的普通人来说，对其进程和目的的理解难免偏颇、模糊，依据不足，而且易变。如果说今天的历史视角让人能够从总体上理解这场战争，那么当时的人们就只能从被动角度，在战时事件和无法预知的战争前景影响下来看待它。他们自然会受到自己能知道什么和能说出什么的限制，而各个参战国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所有国家的新闻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审查，既有军方审查，也有文官当局的审查；在集权国家，新闻是由负责决定民众能看到什么内容的中央机构管理的；而在民主国家，媒体没有中央管控，但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布或广播。例如，在澳大利亚，政府对批评意见始终很敏感，尤其是涉及美国盟友的批评，他们在1942—1945年围绕媒体文章的审查发布了不少于2272道指令。 所有地方的出版社都要依赖官方新闻稿，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对事实有所隐瞒，很难完全相信。1941年2月米兰的一份报告显示了城市民众对于充满了“大话、无根据或过时的预言……以及幼稚的发言”的新闻报道是多么“痛感失望”。 在中国，国土沦陷后正常日报出版的崩溃导致地方性小报纷纷涌现，它们只能复述枯燥的政府声明，或者由于没有专门的战地报道而充斥着满是谣言和推测的新闻。即便是在少量识字的人中，新闻媒体的可信度也很差。对占社会大多数的文盲而言，消息只能来自那些为村民朗读新闻报道的活跃分子，或是四处流传的谣言。

Peter Fritzsche, An Iron Wind： Europe under Hitler (New York, 2016), 10–13. Boberach (ed.),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Band I, 25. Petrella, Staging the Fascist War, 136–8. Budnitskii,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791.

战争期间，所有地方的谣言——或者说是“假消息”——都在补充官方消息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有种类的谣言都提供了某历史学家所称的“私下空间”，让前线和后方的普通人得到了一些对战争及其目的表达看法的权力。 在集权国家，谣言成了一种挑战在公共场合禁止开口的规定的手段，让人重新获得一种自由感。德国负责国内新闻的保安处在1939年10月到1944年7月间发现了2740条流传的谣言，其内容从鸡零狗碎的小事到希特勒死了，政府被推翻了，以及有人能以光速环游世界之类。1941年3月13日的法令对谣言和玩笑做了区别，将有一些正面价值的言论定为玩笑，而对任何被抓住散布“居心不良、有害于国家”的谣言的人予以严厉惩罚。 在意大利，可靠消息的缺失让谣言四处横行，各地的法西斯分子被鼓励一旦抓到造谣者就要痛揍他们，或者给他们灌蓖麻油。 苏联对谣言的反应则是抓捕失败主义者和“煽动性谣言的散布者”。1941年6—12月的6个月里，共有47987人被当作造谣者和失败主义者而逮捕。

McLaine, Ministry of Morale, 80–84. Sparrow, Warfare State, 86–8. John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Essays on History,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1993), 129.

在英国，谣言是由情报部负责侦查的，警察也被鼓励去追究那些“恶毒的造谣者”，但1940年夏，最初的一连串重刑导致民众强烈抗议之后，这种指控就在8月停了下来。之后，英国就转而通过更好的信息公开来应对谣言了。 在美国，尤其是在那些远离战争现实的偏远社区，谣言也很流行。战时新闻局在尤金·霍罗威茨管理的公开调查局成立了谣言管制组，任务是寻找谣言的起源，并通过提供必需的信息来平息它们。志愿者的“谣言诊所”也建立了起来，当地市民会识别、上报谣言，并在可能的地方使用地方媒体和广播来纠正谣言带来的误解。 日本的谣言也很多，这部分是由于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日军“胜利”的难以相信的虚假报道。从1937年秋到1943年春，1603条触犯军规的谣言被立案侦查，646人被捕。从1942年起，日本还根据“和平与秩序训令”调查了数百人，以阻止谣言引发民众担忧。 荒诞的谣言和战争时期涌现的诸多迷信一样，成了恐惧的解药。美国的“谣言诊所”发现，相信谣言者的数量在受众的1/5到4/5之间波动，取决于其可信度。当局对此很重视，这解释了当局为什么要费力气去监控它们的来源和传播路径，但没什么迹象表明它们能以任何危险的方式挑战主流叙事。

Sparrow, Warfare State, 45. Rose, Myth and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64.

总的来说，人们对于身处其中的战争的理解是有局限的，广大民众接受战争的道德合理性的艰难过程就是个体现。普通民众和军人在想要表达其态度和感受时，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中会反复出现战时官方宣传的内容。然而，战时宣传中关于战争道义目标的话语还是过于抽象和理论化，无法满足民众的需要。美国的民意投票显示，能够理解罗斯福宏大叙事的受访人比例低到令人失望：约有35%的人听说过“四大自由”，但只有5%的人能记得其中“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到1942年夏，只有1/5的受访者听说过《大西洋宪章》。 1943年，《生活》杂志发现，“军队里的小伙子们对战争的意义感到迷惘”。意大利战场上的美军士兵短文比赛中的一名获胜者在提及他们打仗的原因时只说了两个短句：“我为什么要打仗？我是被抓来的。”

Johnson and Reuband, What We Knew, 194, 224. Frank Bajohr and Dieter Pohl, Der Holocaust als ofene Geheimnis： Die Deutschen, die NS-Führung und die Allierten (Munich, 2006), 35–6, 56–7; Herf, The Jewish Enemy, 114–22.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43–4; Bytwerk, ‘Believing in “inner truth”’,215.

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德国民众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纳粹党和政府所言的“犹太人要对战争负责和德国人民有道德义务去保卫国家免受犹太人威胁”这个说法。很大一部分德国人知道对犹太人的驱逐，而且通过流言和来自东线的口耳相传，或者是通过直接听德国领导人公开说要消灭犹太人的威胁，他们也明白犹太人正在被系统地屠杀，这已经没什么疑问了。一份评估指出，有1/3的人知道或怀疑存在种族灭绝，不过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们认可了政府的宣传，还十分有待探讨。 没有几个德国人会不觉得铺天盖地的反犹宣传和转向实行种族灭绝息息相关。战争中期，民众受到官方关于犹太人威胁论的反复轰炸。1941年11月，戈培尔下令制作一种黑色传单，上面印着犹太人的六芒星以及一行字“德国人，这是你的死敌”，与每周的配给卡一同发放。当年冬天的海报则称犹太人“为了摧毁德国才想要发动这场战争”。 数以百万计的海报和传单都在重复这样的信息；一本《犹太人问题手册》卖出了33万本；1941年秋，戈培尔的部门根据考夫曼的《德国必须灭亡》制作的一份关于“世界财阀的战争目的”的小册子，印数达到了500万。

Schmiechen-Ackermann. ‘Social control and the making of the Volksgemeinschaft’,249. Peter Longerich, ‘Davon haben wir nichts gewusst!’：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 gung, 1933–1945 (Munich, 2006), 317–21, 326–7; Bytwerk, ‘The argument for genocide’, 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