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5

然而，德国民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些宣传，用它们来为这场战争找借口，则仍然没有清楚的依据。来自日记和信件中的大量文字显示，有一小部分德国人，当然包括纳粹党员，还有军人，把与世界之敌犹太人作战的宣传当了真。一名没有加入纳粹党的高级公务员格奥尔格·马肯森在1944年的一份手稿中揭示了德国政府造就的反犹文化在民众对战争的理解中深入到了何种程度：“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为了王朝或者为了土地。不！这是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两个种族间的搏斗……这边是我们雅利安人，那边是犹太人。这是我们西方文明的存亡之战……”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对当局的犹太人政策持怀疑、不确定甚至敌视的态度，而这暗示着他们也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这是场对抗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战争，而非抵抗真实敌人的普通战争。人们对主流叙事的保留态度并不排斥反犹思想，也不排斥通过排挤犹太人获利，人们对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态度——这都很普遍——同样并未改变，但这的确说明希特勒将战争视为“典型的犹太战争”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到了战争最后几年，随着盟军轰炸日益猛烈和苏联红军逼近，德国的宣传机器开始无休止地声称，如果输掉战争，犹太人就会进行可怕的复仇，人们相信了，支持和怀疑当局犹太人政策的两群人才开始殊途同归。但这种恐惧更多来自他们确信或部分知道希特勒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因为到此时才接受全世界犹太人阴谋的理论。

See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169–74;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165–71. Westbrook, Why We Fought, 8–9, 40–50. José Harris, ‘Great Britain： the people's war’, in Warren Kimball, David Reynolds and Alexander Chubarian (eds.), Allies at War： The Soviet,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1939–1945 (New York, 1994), 244–51; Brewer, Why America Fights,115–17.

对于各个参战国的广大民众而言，道德关切通常比主流叙事提出的那些更有限和更具体。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会构建属于自己的个人叙事，以理解他们周围的战争和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对国家事业的认同让家庭得以把所爱之人的死视为有价值的甚至崇高的，而非荒谬的或无意义的。关键的当务之急是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更广泛的集体努力会得到普遍支持，即便是在人们普遍暗暗怨恨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苏联，或是在人们对战争和国家的说法私下不认同的日本，也是如此。 在服从（无论是不是自愿的）之外，人们还需要找到适应战时环境同时保留私人生活的办法。这里，道德义务的对象扩大到了亲人和朋友、同事以及没有参加战斗的男男女女；对男女军人来说，它扩大到了每一支部队的战友之间，无论是步兵连、轰炸机的机组成员，还是潜艇艇员。在美国，许多战时个人叙事说的都是要保卫家庭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从而把抽象的义务转化成了个人的责任感。诺曼·洛克威尔画的“四大自由”表现了国内生活的常见场景——感恩节晚餐、睡在床上的儿童、城镇会议——将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和更笼统的道德说辞关联到了一起。 在能够自由表达并探讨愿望的西方，研究显示，大部分人想要的是回归平常，回归没有战争的生活。在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在战争中期进行的社会重建调查发现，人们对于宏大的战后计划并无什么热情，但普遍希望回到正常的私人生活，没有太多的国家干扰，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安全承诺。在美国，民意调查发现了相似的愿望，人们的目的更加直接而具体，想的都是就业、住房和人身安全，没人想当什么世界的良知。

Lisa Kirschenbaum, ‘“Our city, our hearths, our families”： local loyalties and private life in Soviet World War II propaganda’, Slavic Review, 59 (2000),825–30.

没有理由不相信德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也会把私人生活中的责任以及个人的期待、希望与战争的公共世界区分开来。苏联百姓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在战后挣来更好的生活，少受些管制和经济困顿。战争初期，苏联当局就意识到为马列主义理想而战的号召并不是普通民众想要的。于是宣传转而体现了另一个主流事实，即苏联士兵和工人们从个人而非国家视角去看待战争——保卫家庭、家园和家乡。国家媒体允许刊登个人的信件，信中充满了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和对爱人的忠诚，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都是被忽视的，但是显然符合民众的普遍心态，他们为个人动机而战时更能克服为共产主义国家而战的犹豫。 在德国，个人的焦虑和期待很难被公开表达，但也足够真实。1945年，地中海战场德国俘虏之间一段被偷听到的对话，揭示了一名年轻的德军中尉是怎样看待战斗义务和战争对日常生活的破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

LC, Eaker Papers, Box I：30, MAAF Intelligence Section, ‘What is the German saying?’ [n.d. but March 1945], entry (g).

当我想到战争让我和我这一代人失去了什么时，我震惊了！……我生命中最好的几年被丢掉了——宝贵的6年，我原本可以拿到我的化学博士学位，结婚，开始抚养我的家庭，为我的时代和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在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我现在比6年前要困乏得多。

这种情感在他还在打仗时是不能公开表达的。因此，即便是在集权国家里，维持战争努力所需的公共义务伦理和牺牲精神，与对战争的广泛个人看法（包括批评、怀疑、不相信，以及冷漠）之间也并非完全不能并存。只有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个人的委屈才突破了集体的约束，而且这种情况也只出现在遭到进攻和战败迫在眉睫之时。而在其他地方，选择拒绝加入战争从而打破维持社会奋斗的道德约束的只是个别人。

反战：和平主义的两难处境

Timothy Stewart-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and male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Gender & History, 19 (2007), 533; Barbara Habenstreit, Men Against War (New York, 1973), 142–3.

1942年，纽约社区教会创始人、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美国追随者杰·霍尔姆斯·史密斯牧师提出，要对抗总体战，就需要有“总体和平主义”。 这被证明是个具有挑战性的主张。即便是在允许出于良知拒服兵役的国家，彻底拒绝战争的绝对和平主义也只是绝对少数人的立场。为总体战贡献力量已经成了一种道德义务，比出于良知拒绝暴力更重要，即便反对者是战前曾谴责重启战端的教会和教士。尽管呼吁为战争做贡献的宣传铺天盖地，但战争到来后和平主义仍有一席之地。对战时暴力的道义拒绝，这种不同声音具有强大的战前根源，在1945年之后的战后历史中也长期存在。

在1939年之后持反战道义立场的人如此之少，这从历史角度看是个奇怪的事，因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反战思潮曾在西方世界风行。20年代的反战，既是对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的回应，也是对国际联盟成立所体现的新一轮国际理想主义的拥戴。反战运动分为很多个派别，都信奉激进的和平主义，彻底反对任何军国主义表现：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声称战争和基督的教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和平是个理想的愿望；而更保守些的反战团体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但仍然在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各派别反战团体的外在形态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惜代价避免战争的愿望。然而，这些秉持反暴力伦理的人群之间却始终关系紧张，尤其是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那些追求和平却并不排斥有正义理由的战争的人之间，前者激进的和平主义行为甚至发展到在更大范围的政治上反对带来战争的行政体系和政府。

Rennie Smith, Peace verboten (London, 1943), 45–8. Norman Ingram,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acifsm in France 1919–1939 (Oxford,1991), 134–9. 关于“国际和平运动”（法语为Rassemblement universel pour la Paix），可见Overy, The Morbid Age, 257–9。

最大的反战团体出现在1918年的战胜国中，不过战败的德国也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团体，它们组成了“德国和平联盟”这一松散组织。其中最成功的德国组织是《另一个德国》杂志创始人弗里茨·屈斯特领导的“不再有战争运动”，直到它和所有和平组织一起被希特勒政府取缔，领导人坐牢为止。 在法国、英国和美国，20世纪和平主义和反战潮流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的和平主义拥有最广泛的支持者，包括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反对任何重燃战火的前景。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至少有50个团体宣布了某种形式的和平主义计划，从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到站在道德立场上反对所有形式暴力的人，都在追求所谓的“全面和平”。最成功的运动团体之一是1930年由维克托·梅里克创建的“国际战士和平联盟”，成员多达2万人。这个联盟在第一次呼吁中就坚持提出，政治、哲学和宗教都会对主要目标形成干扰：“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和平。” 1936年，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兼总理莱昂·勃鲁姆亲率百万之众在巴黎街头游行，呼吁和平。同年9月，法国和平主义者们推动成立了“国际和平运动”（Rassemblement pour la paix），将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战运动联合到了一起，包括英国的国际团结联盟，其名义成员人数达到约100万，这让它成了欧洲最大的反战团体。

H. Runham Brown, The 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1936 [?]), 1–5. Storm Jameson (ed.), Challenge to Death (London, 1935), p. xii. On the ‘Peace Ballot’ see Martin Caedel, ‘The first referendum： the Peace Ballot 1934–35’,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5 (1980), 818–29. Overy, The Morbid Age, 243–50; D. C. Lukowitz, ‘British pacifists and appeasement： the Peace Pledge U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1974), 116–17.

英国的和平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联合起来，他们创建了国家和平委员会，这是个联合组织，在总体上代表着众多下属组织，包括“不再有战争运动”，但更激进的“战争抵制者国际”被排除在外，这是英国和平主义者H. 拉纳姆·布朗在自己的伦敦北部的家里成立的组织。这些战争抵制者坚决秉持“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理念，认为卷入任何类型的战争都应当被绝对禁止，无论是直接卷入还是间接卷入。 英国民众对和平的追求广很普遍而且无党派之分。1934年，国际团结联盟与其他和平运动组织一起，发动了全国性的行动，呼吁人们投票支持联盟。这场活动很快得到了“和平投票”的称呼，近1200万人投票支持联盟促进和平的工作。作为英国和平主义的象征，这次行动被视为一场大捷。联盟首脑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在1934年写道，世界面临的选择是“要合作与和平，还是要混乱与战争”。 这一年，后来成为最大的绝对和平主义游说团体的“和平誓约联盟”（PPU）成立。英国圣公会牧师迪克·谢泼德要求男性（后来女性也被纳入其中，但参加者寥寥）在一份永不参加或支持未来战争的誓约上签字。到1936年誓约运动正式成为“和平誓约联盟”时，其成员已经达到12万人。到1939年，这一组织在英国全国已经有了1150个分支。1937年10月，谢泼德在他的办公桌旁去世，前来瞻仰遗容的人排了足足两天的长队。前往圣保罗大教堂为他送葬的队伍两侧挤满了人。尽管发出绝对和平主义声音的只是一小部分反战支持者，但这体现了英国公众对和平更广泛的渴求。

Habenstreit, Men Against War, 126–33. Gerald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The American Church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pel Hill, NC, 1997), 18–19.

在美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对和平的追求已经制度化。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是被狡猾的欧洲人欺骗才参战的，他们从新大陆拿走了钱和人，却没有任何回报。尽管美国参议院在1920年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但对和平的追求仍被视为美国价值观的核心。一同建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世界和平基金会”在1919年之后成了追求减少世界战争的主要机构；一个“战争起因与治愈国家委员会”代表了约600万女性；1921年，芝加哥的律师所罗门·莱文森创办了“美国拒绝战争委员会”；“女性和平团体”则试图让国会在宪法中增加一条修订内容，“任何目的的战争皆为非法”，但未获成功。 1928年，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和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联手说服59个国家签署了一份条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判定用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是非法的。和平运动仿佛实现了国际联盟列强没有做到的事情。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这份条约之后，美国杂志《基督世纪》宣称：“今天，文明禁绝了国际战争。”

Gerald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The American Church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pel Hill, NC, 1997), 133–4; Scott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the “greatest generation”,and World War II’, in Piehler and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60–61. Haberstreit, Men Against War, 138–9.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9 Volume： War and Neutrality (New York, 1941), 300, ‘President Opens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April 30 1939’; Marco Duranti, ‘Utopia, nostalgia, and world war at the 1939–40 New York World's Fai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 (2006),663.

到了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凸显的国际危机和政治上的孤立与中立运动，民众的反战情绪也扩大开来。各大主要和平主义组织——战争抵制者联盟、唯爱社、和平与自由女性国际联盟——都在这10年里增加了成员。女性国际联盟成立于1915年，到30年代已拥有5万成员，分布在25个国家。 其创办人、美国社会学者简·亚当斯还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为了显示这一代人是多么不愿意卷入战争，75万名大学生组织了追求和平的罢课游行，包围抗议不同意他们立场的教授们。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组织了非正式的游说团，打出了讽刺性的横幅“未来战争的老兵们”，这一做法很快在全美300所大学中扩散开来。一份对2.1万名大学生进行的投票调查显示，39%的人是“不肯妥协的和平主义者”。 罗斯福总统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他也和他的民众一样渴望避免战争。1939年4月，他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把美国的未来与“一颗星”联结到了一起，“那是一颗国际友爱之星，最重要的是，一颗和平之星”。随着世界滑向战争，博览会的组织者也把展会主题从“未来世界”改成了“和平与自由”。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351, col. 298, 3 Sept. 1939. Graham Jackman, ‘“Ich kann nicht zwei Herren dienen”：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and Nazi “Militärjustiz”’,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64 (2011), 205. Peter Brock, Against the Draft： Essays on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from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oronto, 2006), 329–31, 340.

大西洋两岸数百万人参与的拒绝战争运动，并没能让他们躲过席卷世界的危机。1939年9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时只有一票投了反对开战，投票人是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约翰·麦戈文。在解释自己的立场时，他对议会说，自己在宣战一事中看不到理想主义，只有“为了追逐利益而展开的残酷无情且折磨人的物质斗争”。 在美国，即便是在反战号召达到疯狂程度的1941年，珍珠港遇袭后也只有一票反对开战，投反对票的是和平主义老将，蒙大拿州共和党代表，珍妮特·兰金。反战运动的终结在1939年9月欧洲战争到来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20世纪30年代，在政治风向倒向开战（无论是为了种族的未来而战，还是为了革命的未来而战）的集权国家，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在希特勒德国，知名的和平主义者们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被送进监牢或是集中营，因为在一个刚刚启动军事化的社会里，他们的反战信念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1939年，有人问希特勒要如何对待那些站在道德立场上反对军事化的人，他的答复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况之时，个人信念要让位于“更高层次的伦理目标”。 斯大林的苏联同样不重视和平主义，反军事化被视为倒向资产阶级。原本的主要和平主义组织，托尔斯泰素食者协会，在1929年被取缔；以和平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宗教派别都被迫放弃其立场，或者接受更严重的惩罚。

Tobias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British pacif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7 (2015),701. Mona Siegel, The Moral Disarmament of France： Education, Pacifsm and Patriotism 1914–1940 (Cambridge, 2004), 192–201. Carrie Foster, The Women and the Warriors： The U. S. Section of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1915–1946 (Syracuse, NY, 1995),263–4, 284–5.

民主国家的和平主义者不会遭到直接逮捕，但愈演愈烈的战争危机让众多反战运动出现了无可修复的裂痕。西班牙内战被证明是这一变化的分水岭，许多世俗的和平主义者发现自己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很难与反战道义相容。知名的和平主义领袖们纷纷放弃了原有理念，转而拿起了用正义战争对抗邪恶的主张。资深和平活动家芬内尔·布罗克韦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出现时，我无法再为和平主义辩解了。” 1939年，随着德国的威胁再度出现，法国的和平主义消失了。莱昂·勃鲁姆声称：“今天，呼吁武力就是呼吁和平。” 在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和平主义者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抛弃了和平主义，并建立了民主行动联盟，呼吁“全面军事介入”以根除法西斯主义的威胁。1940年成立的对抗美国征兵的“和平主义者团结委员会”发现在1941年不再有人支持自己了，因为人们开始指责和平主义要么是共产主义渗透，要么是美国极右翼的身份掩护。

Neil Stammers, Civil Liberties in Britain during the 2nd World War (London,1989), 93–4; Lukowitz, ‘British pacifists and appeasement’, 115–28. TNA, MEPO 3/3113, extract from parliamentary debates, 6 Mar. 1940, 26 Nov. 1941; MEPO 3/2111, file on trial of Stuart Morris. Martin Caedel, Pacifsm in Britain, 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 (Oxford,1980), 299; Vera Brittain, One Voice： Pacifst Writings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05), 39, ‘Functions of a Minority’.

对于各地那些更温和的反战游说团体而言，国际联盟的失败和军备竞赛的重启带来了一个困境，要解决它只能靠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办法：为了恢复和平，战争或许会被证明无可避免。这在先前的“和平投票”中已经很明显了：被问及是否应当将战争用作阻止侵略的最终手段时，680万人选择“是”。绝大部分参加反战运动的人并非和平主义者，在面对战争的现实时，他们也同意别无选择，只能先放下反战，并为更好的战后世界做计划。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成了越来越少的极少数，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他们是在帮助敌人，无论是不是蓄意的。战争爆发后，人们对和平誓约联盟在伦敦的活动越发不安，于是有人提出要取缔这一组织，尽管政府不同意立刻禁止，但绝对和平主义者们还是受到了秘密勤务部门的密切监控。有6名官员因张贴“人人拒绝作战，战争就会停止”的海报而受到指控。 1942年12月，和平誓约联盟秘书长斯图尔特·莫里斯被控违反《官方机秘法案》，根据第18B条令被捕。 各主要绝对和平主义团体的成员们，面对着在战间期挽救和平运动的明显失败和人们对战时异见者的敌视，也难以自处。即便是其他的和平主义者也会怨恨不妥协立场带来的难题。英国的和平主义者薇拉·布里坦抱怨道，这些“不可救药的少数派”的所作所为对于保留和平的道义追求有害无益。

Peter Brock and Nigel Young, Pacif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yracuse, NY,1999), 165.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19. Ray Abrams, ‘The Churches and the clergy in World War II’,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56 (1948), 111–13. John Middleton Murry, The Necessity of Pacifsm (London, 1937), 106;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rchive,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Papers, 21AW/2/C/46, ‘Report of a deputation of Pacifist Clergy to the Archbishops of Canterbury and York’, 11 June 1940. Overy, The Morbid Age, 242–3. George Bell, Christianity and World Order (London, 1940), 78–81. Stephen Parker, ‘Reinvigorating Christian Britain： the spiritual issues of the war,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hop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om Lawson and Stephen Parker (eds.), God and War：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Arme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arnham, 2012), 63.

仅存的和平主义支持者或许还希望能从基督教会那里得到某种支持，因为许多教士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过反战道德的塑造。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任牧师威廉·英奇宣称：“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应是和平主义者。” 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们从耶稣的教义中获取了灵感，尤其是“不要抵抗邪恶”的教义。美国卫理公会在1936年正式宣称，战争是“对基督理想的背离”。 1939年10月，作为对战争爆发的回应，美国基督教会联邦委员会通过决议，称战争“是与基督的意愿相悖的恶行”。 1940年夏季，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中的和平主义者们想要劝说大主教呼吁和平，宣称反对战争就是在表达“耶稣基督的真心和明意”。 然而，圣公会高层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早先在193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受到挑战，有人要他解释基督徒可以参加战争的悖论。他声称，如果强制性彻底消失，结果就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我无法相信基督教会强迫我得出这个结论。”一年后，兰和约克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向和平主义的神职人员解释道，情况可能会致使“卷入战争不再与他们的基督教职责相违背”。 甚至连奇切斯特主教、现代战争的英国头号批判者乔治·贝尔，也在1940年声称，现在这场战争的降临是“上帝的裁决”，是当前“人和国家之间充满着暴力、残酷、自私、仇恨”的无法逃避的后果，对此，基督徒们可以问心无愧地拿起武器。他引用了圣公会《三十九条信纲》的第三十七条中的“基督徒奉长官的命令武装作战，是合法的”，并认为在一场对付“邪恶强盗”的战争中更是如此。 只有一名圣公会主教，伯明翰的欧内斯特·巴恩斯，在战时还保持着和平主义信念。“现在这个时候”，他抱怨道，为了战争，“基督教都被糟蹋坏了”。

Donald 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23 (1981), 19–25. Thomas Brodie, ‘Between “national community” and “milieu”： German Catholics at war 1939–1945’,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26 (2017), 428–32. Jouni Tilli, ‘“Deus Vult!”： the idea of crusading in Finnish clerical war rhetoric’,War in History, 24 (2017), 369–75.

和圣公会一样，各国的基督教会都在团结一致为国家的战争提供道义支持和实际支持，就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的那样。甚至在那些教会受到世俗国家当局歧视和迫害的国家，也依旧如此。教会这样做不仅是出于慰藉受苦会众和为国家战争祈祷这种传统道义承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战争的无条件支持保证了宗教和国家的协作，并保护教会的利益，这一态度能更充分地解释教会支持战争的意愿。在德国，尽管希特勒政权具有反宗教特性，教会总体上仍然是支持战争的。路德宗的主教觉得与波兰的战争没什么不正义的，他们在1939年9月“为了我们的元首和帝国，为了军队，为了那些为祖国尽职的人祈求宽恕”。宣信会是1934年由新教徒教职人员组建的反对国家宗教政策的独立教会，然而他们在每个阶段都在支持战争，根据圣保罗的《罗马书》第13章的要求，对既有当局绝对服从。这场战争是否真的是神学意义上的“正义战争”，这始终不太清楚，但即便是最激进的神职人员也接受了这样一种信条，即必须“顺从神示”和遵从国家。 宣信会的信徒们愿意加入军队并对任何反对意见加以谴责，这种向政府靠拢的做法保证了教会在战时遭受的国家打压更少。天主教会在20世纪30年代当局的反基督教行动中受到的打击尤甚于新教，天主教的主教们在支持战争时也就更为谨慎——很明显的迹象就是他们没有为胜利而祈祷，而是为了“正义和平”祈祷——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主教也把这场战争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正义战争”，并接受了自己的爱国者角色，支持那些履行士兵职责的人。因谴责杀害残疾人的“安乐死计划”而闻名的加伦主教，也会赞扬那些死在东线的士兵，称他们是“反对魔鬼意识形态体系”的十字军。 十字军圣战的画面常常被用来定义这场针对无神论苏联的战争。在芬兰，1941年被派到军队的第一位战场主教约翰内斯·比约克隆德呼吁芬兰的路德宗人士共同加入“全欧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运动”，将军队和教会团结起来进行“圣战”。芬兰的战场教士们始终维持着上帝之战的形象，如其中一位教士所言，打仗的是“十字军勇士，旗帜上画着十字的军人”。

Roger Reese,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patriotic” support for the Stalinist regime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War & Society, 33 (2014),134–5. Jan Bank with Lieve Grevers, Churches and Relig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16), 506. Reese,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44–5.

苏联和日本不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教会通过支持战争来表达忠诚并避免更多的国家打压和监控。1941年战争爆发时，俄罗斯正教会的处境极其危险。此前已有约7万名教士和平信徒被杀，8000座教堂和宗教设施被关闭。然而，在战争的第一天，列宁格勒都主教谢尔盖就要求会众们保卫祖国，“把法西斯敌军碾碎到泥土里”。 东正教的爱国主义足够真诚，延续了支持俄国打仗的悠久传统。战争伊始，教会就开始从东正教信徒中收集捐赠物品，为伤员提供照料和医护，为士兵和难民提供衣物，并出钱购买武器，打造了“为了祖国”航空中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教会捐赠了估计3亿卢布。由于长期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东正教基督徒们自然而然地想要重开教堂，推动斯大林放松反宗教举措，并任命新的教会牧首。对战争的道义支持并没有让教会同时拥护苏联政府。在1945年2月的主教会议上，神职人员们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记住基督的话：“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们将这场战争当作对法西斯主义的基督徒圣战，而不是苏联政权的胜利。 不出意料，斯大林的宗教宽松政策在战争结束两年后就结束了，但是教会的支持对苏联的战时努力起到了帮助作用，因为它为东正教信徒们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使其得以将战争视为正义的。

日本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在昭和天皇裕仁的统治下，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转变成了“国家神道”，全体日本人都要到神社进行崇拜仪式来表达他们对天皇的忠诚。服从“皇国”的文化已经深入日本社会。对于日本的主要基督教派而言，这给其基督信仰带来的挑战并不比在欧洲赞颂集权国家更难。基督徒们忠于上帝也忠于天皇，二者被视为并行不悖而非相互冲突。在漫长的亚洲战争中，绝大部分基督教会（只有一个除外）认同这场战争是正义战争或圣战，目的是在亚洲驱逐欧洲势力，建立所谓“纯基督教”，摆脱欧洲传统包袱。1942年10月，日本“教会团结成就协会”发布的一份声明清楚地描述了战争和建立日本式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这一段内容见John Mitsuru Oe, ‘Church and state in Japan in World War II’,Anglican and Episcopal History, 59 (1990), 202–6。

我们这些基督的信徒共同确信，我们的伟大责任就是消灭敌人传播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意图，根除英国和美国的颜色、气息和味道，清除依赖英国和美国的宗教、神学、思想和组织，为建立纯基督教服务并做出贡献。

只有一心等候基督复临的圣洁会和耶和华见证会拒绝接受天皇的主张，拒绝支持战争，其信徒由于挑战了1928年的宗教组织法和国家的神圣性而被关进监狱。

《圣经》的《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山上所说的话。——译者注 Bell, Christianity and World Order, 98–100.

天主教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教皇的权威是国际性的，而非代表某一个国家。教皇及其枢机团代表了各方参加战斗的很大一部分人。在战争中，梵蒂冈被证明既不愿谴责侵略，也不愿说在这场挑战基督教价值观的战争中有什么违背天主教教义的东西。庇护十二世在战争爆发前的1939年成为教皇，他将保持不偏不倚的重要性视作自己的出发点，就像教皇本笃十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那样。他宣称他考虑的主要是要在所有天主教徒战斗的地方“拯救灵魂”，而拯救之路便是忏悔和祈祷，但他也明白，自己如果过度激怒独裁者，会给教会组织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梵蒂冈地理上就位于法西斯国家的首都之内；1943年9月，这座首都还落入了德军之手。庇护十二世确实谴责了不公和暴虐（尽管并非针对犹太人遭受的压迫），但他想要让教会远离任何可能迫使他选边站的动议。庇护十二世有一次重要的干预，他在1939年平安夜向枢机主教宣告了他的五项设想，以此为光荣而正义的和平打下基础。第一项设想明显考虑到了不久前天主教国家波兰的命运：“保障所有国家的生存和独立权，无论其大小强弱。”第五项设想则呼吁政治家们牢记《登山宝训》 和“对正义的道德渴求”，以博爱为指导，并表现出建立在“上帝律法神圣而不可违背的标准”之上的责任感。 这份和平计划含蓄地谴责了轴心国的侵略，但他的倡议失败了，庇护十二世此后不愿再被卷入结束战争的努力。

Frank Coppa, ‘Pope Pius XII： from the diplomacy of impartiality to the silence of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55 (2013), 298–9; Gerard Noel,Pius XII： The Hound of Hitler (London, 2008), 3–4. Bank and Grevers, Churches and Religion, 483–94. Coppa, ‘Pope Pius XII’, 300.

他私下里认为希特勒是个被恶魔控制的人。庇护十二世还秘密进行了多次远程驱魔仪式，以把希特勒从魔鬼手中解放出来，但是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才告诉枢机主教，他认为希特勒是真正的撒旦。 不过，梵蒂冈的战时立场却因轴心国入侵苏联而变复杂了，因为天主教高层集团和神职人员中的许多人希望轴心国能消灭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天主教的反共态度让它难以去指责德国侵略者及其轴心国盟友的所作所为，即便在梵蒂冈当局了解了德国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后也还是如此。“整个世界在燃烧，”的里雅斯特主教在与庇护十二世会面时讨论了犹太人问题之后抱怨道，“而他们在梵蒂冈只会冥想那些永恒的事实并醉心于祈祷。” 这回庇护十二世也相信谨慎才是一种更勇敢的选择。他告诉意大利军医院的斯卡维齐神父，关于犹太人的命运，“自己为他们感到痛苦，与他们同在”，但担心教皇的干预会弊大于利，导致“更加严酷的迫害”。 在战场上，天主教徒可以同自己的良知和解，但在他们是否应当打这一仗方面，梵蒂冈保持了谨慎的中立，而各国的天主教会则竭力想要避免显得自己不够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