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6

Brock, Against the Draft, 350–52; Anna Halle, ‘The German Quakers and the Third Reich’, German History, 11 (1993), 222–6.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701–2; Richard Overy,‘Pacifism and the Blitz, 1940–1941’, Past & Present, no. 219 (2013), 217–18. W. Edward Orser, ‘World War II and the pacifist controversy in the major Protestant Churches’, American Studies, 14 (1973), 7–10;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35–6. Orser, ‘World War II and the pacifist controversy’, 12–18.

那些教会和各色教徒面对着更加复杂的道义困境，因为和平主义本是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贵格会、卫理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门诺会、公理会、浸礼会等各种派别都因此而反对战争，但是在这场被普遍定义为基督教文明与黑暗势力大碰撞的战争中，和平主义的教会们也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妥协。苏联的门诺会在1941年转型为战斗组织以免遭迫害。德国的少数贵格会教徒在1935年曾发表了“和平声明”，重申这个宗派致力于和平主义，但是这对组织成员并无强制限制，而且绝大部分受到征召的教徒（只有一人例外）作为非战斗人员服了役。 在英国，主要的非国教派别对这场似乎绝对正义的战争持有不同的态度。浸礼会花了四年时间才决定会众是否能够参加战争，卫理公会把这个问题留待讨论，贵格会教徒则被允许保留拒绝暴力的立场，因为他们同时也在鼓励积极参与本土和前线的民防和医疗救护，例如被矛盾地称为“前线和平主义服务”的工作。 在珍珠港事件前的几年里，美国新教教会对爆发战争的巨大可能性的思考也有着相似的矛盾之处。所谓的“和平教会”并不都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但他们都秉持着“不要抵抗邪恶”的教义，拒绝使用暴力。1940年的卫理公会大会做出决议，教会“将不会正式拥护、支持或参与战争”，但在1941年之后，卫理公会信徒们就能自由选择是否参与了，因为尽管他们没有正式参战，但上帝和教会都已处于战火之中。在1944年的卫理公会集会上，代表们最终拒绝了不为战争祈福的决定，并同意让大家“为胜利祈祷”。 长老会大会直到1943年才认可这场战争是“必须打而且正义的”，此时他们的许多会众已穿上了军装。公理会基督徒在他们的1942年集会上以499：45的投票结果支持战争，因为“轴心国势力的侵略是如此难以言表地残酷无情，它们的意识形态对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是毁灭性的……”。 门诺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坚持了他们不抵抗的态度，但两个宗派的成员们还是以其他方式为战争服务。英国和美国的宗教和平主义者们避免了直接拒绝参与战争，由此暗示认可了战争的道义目标。

Gabriele Yonan, ‘Spiritual resistance of Christian conviction in Nazi Germany：the case of the Jehovah's Witnesse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41 (1999),308–9, 315–16; Stewart-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32. Thomas Kehoe, ‘The Reich Military Court and its values： Wehrmacht treatment of Jehovah's Witness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Holocaust & Genocide Studies,33 (2019), 351–8; Yonan, ‘Spiritual resistance’, 309; Jackman, ‘“Ich kann nicht zwei Herren dienen”’, 189, 193. Oe, ‘Church and state in Japan’, 210.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186–7. Denis Hayes, ‘Liberty in the War’, pamphlet published by Peace News, Sept.1943, 5–6.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267; Stewart-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32;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710.

只有一个横跨盟国和轴心国的教会拒绝参与任何战争行为。国际学生查经会，更知名的名称是“耶和华见证会”（1931年在纽约设立总部时改名的），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仅反对战争和反对为战争服务，还反对国家对民众的索取。然而，这个组织并不是绝对和平主义的，因为耶和华见证会在期待着“哈米吉多顿”，就是传说中撒旦和上帝的军队的最后决战。他们只会服务于“上帝的军队”，而不会响应凡人国家的征召，并始终坚持反对战争。 他们在所有地方都会由于其坚定的信念而受到惩罚，甚至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和平时期能够容忍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战争是黑暗力量的表现。在德国，这个宗派在1933年下半年被禁，不得不转为秘密集会和组织。2.3万耶和华见证会会众中有约1万人被关押或送进集中营，包括女性，儿童则被交给国家监护。只有那些公开宣布放弃信仰的人才会被释放，但几乎没人这么做。1939年之前，拒服兵役可以判一年徒刑，但是1939年8月26日新发布的兵役法令则可以对拒服兵役者判处极刑。那些被帝国军事法庭审判的人中，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占了很大比例。在408名被控“破坏国家军事力量”的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中，258人被处决。德国海军将领马克斯·巴斯蒂安主持的法庭原本可以轻判放弃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但是德国和普鲁士的军事法令的传统是鼓励重判。 在日本，耶和华见证会拒绝天皇是“现人神”的观念，将其视为魔鬼的主张，并因拒绝参军而受害，尽管受害者数量只有5个人。 在英国和美国，耶和华见证会被从各种和平主义和反战团体中挑出来予以格外严厉的对待。在美国，因拒绝征召而坐牢的人中有2/3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暴徒也会因耶和华见证会的不爱国而对其施以暴力。（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一群人围殴了一名耶和华见证会教徒，嘴里喊着：“纳粹间谍！把他吊起来！把他的头砍下来！”） 在英国，耶和华见证会宣称其1.4万成员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教堂牧师，肩负着劝人皈依的使命，但他们受到了无视，他们的组织也没有被认可成为一个宗派。根据第39E国防条令，耶和华见证会的集会受到了禁止。 尽管与反基督力量的最后决战或许永远都不会到来，但耶和华见证会对上帝之战和其他战争的区别对待被当作证据，证明他们并非真正反战，因此他们无权以违背良心为由反对当前的战争。

Brock, Against the Draft, 329–30. Jackman, ‘“Ich kann nicht zwei Herren dienen”’, 189–93, 197–8.

最终，能够以道义理由拒绝参战的只有那些以个人名义宣布反战的男性（以及一部分女性）。面对着公众的坚决敌视和战时国家的强制性，这是个勇敢的立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被训练或命令去杀人时会表现出道德上的不安，但肯定有这样的人。当懦夫的羞耻感和惩罚的威胁会强有力地劝阻他们。不仅如此，公民履行在战时保卫自己国家和族群的义务才被当作真正有良知的行为；拒绝这么做的人被视为违背了这种更高的道德义务。允许合法拒绝参战的只有美国和英联邦，而且还要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在其他国家，顽固拒绝战争的情况在战争爆发之时就已被消除。在苏联，始于1919年的自由法令原本允许出于良知而反战，但是国家对和平主义思想的敌意越发浓厚，这意味着到1930年这种反战就已经基本消失。拒服兵役者会被送进监狱或劳动营，最多关5年。1937—1939年，没有人提出拒服兵役的申请。1939年，原先拒服兵役的权利被从法典上删除了。 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935年生效的征兵法不允许拒服兵役，拒服兵役者会被视为逃兵并关进监狱。德国政府则直接跳过军事审判，坚持要把拒服兵役者送进集中营，其中大部分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1939年9月，首例拒服兵役者被处决的案件发生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战争期间还有约300人因此被杀。在这样一个用死刑来消除兵役遭到的道义反对的政权之下，坚持拒服兵役需要深刻的信仰和特别的勇气。

Kelly, ‘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699.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Stanley Jevons Papers, I IV/103, Notes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outh-East Tribunal (n.d. but Sept.–Oct. 1941); Kelly, ‘Citizenship,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709.

英国、美国和英国自治领允许拒服兵役的决定不仅反映了它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拒服兵役者所受待遇的担忧，还体现了在有一小群和平主义者可以发声的自由民主国家靠征兵来建立军队的挑战。在所有的民主国家，良知的自由被拿来和轴心国敌人的专制做对比，这就使得它们很难拒绝某些公民来行使这一自由，出于良知拒绝兵役。战时制订战后福利国家计划的威廉·贝弗里奇认为，国家愿意允许拒服兵役“是英式自由的极端例子”。 鉴于拒服兵役者受到的对待，这一观点并不准确。和美国一样，在英国，世俗对兵役的拒绝通常并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道德立场。有一个地方法庭想要判断拒服兵役者是否真的有宗教信仰，其主席要法庭同事们牢记，“一个人如果相信战争可怕、无意义、不必要，就可能会相信打仗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其他审判官还是对世俗的和平主义心存疑虑。一名审判官表示，最绝对的政治反对者会是法西斯分子。 大部分被登记并带到法庭的拒服兵役者被要求证明他们确实虔信宗教，因为出于宗教而拒服兵役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道义立场。

Brock and Young, Pacif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58–9. 引文出自Kelly,‘Citizenship, cowardi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69。 Denis Hayes, Challenge of Conscience： The Story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of 1939–1949 (London, 1949), 210. Andrew Rigby, ‘Pacifist communities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Peace & Change, 15 (1990), 108–13. Rachel Barker, Conscience, Government and War：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in Britain, 1939–45 (London, 1982), 58; Overy, ‘Pacifism and the Blitz’, 222–3.

英国6万名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者中只有很少人能被无条件免除任何形式的战争工作。在法庭上，拒服兵役者会受到强硬的交叉询问，其目的是揭示他们思想中的道德矛盾之处。有一名拒服兵役者声称，“宇宙中的终极力量是爱而非暴力”，但这是不够的；想要获得无条件免役（占申请拒服兵役者的4.7%）或者在农业和民防方面服其他形式的劳役（占申请者的38%）的权利，对和平主义教会信仰的长期坚守和神职人员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其余人中，27%被安排到军队里的非作战岗位上，剩下的约30%则被从登记的免役名单中剔除，因为他们拿不出合适的证据向法庭证明自己。在那些顽固拒绝兵役的人中，5500人被关进监狱，包括500名女性，还有1000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关进军事监狱。由于文职人员也需要征召，另有610名男性和333名女性因拒绝在军工业领域工作而被判有罪。 对于有些适合做社区工作的拒服兵役者而言，他们可以到和平主义者建立的小型乡村社区去，拒服兵役者在那里可以加入“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者中央委员会”的某个团体，他们后来被称为“战争海洋中的反战孤岛”。 战前就已建立的“基督教和平主义林场和土地单位”为拒服兵役者提供了一个不像其他地方那样饱受公众敌视的环境。和平誓约联盟经营着一个约120公顷的农场，拒服兵役者在那里可以接受社区土地培训协会的培训以适应农业工作。 对于那些被分配到民防部门的人来说，由于民防岗位的半军事性质，他们还有其他一些障碍需要克服。约有2800人因拒绝民防体检而被判有罪，他们拒绝体检则是因为体检需要进行他们已经拒绝的军事流程；有些自愿参加消防队的拒服兵役者发现自己可能需要使用枪支来守卫消防站。 1939年成立的拒服兵役者中央委员会向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施压（他也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拒服兵役者），要他确保和平主义者不会被要求做任何违背其反对意愿的事情。1943年下半年，他最终同意，获得拒服兵役者地位的人不能被要求做任何“违背其良心”的事，这就确认了他们的道德立场应该受到尊重。

Sittser, A Cautious Patriotism, 131–2. Scott Bennett, ‘“Free American political prisoners”： pacifist activism and civil liberties, 1945–48’,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 (2003), 424; Stewart-Winter,‘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27–8. Stewart-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22. Stewart-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22–6.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267.

在美国，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者得到了更多的政治关注。1940年的《选征兵役法》在和平主义者和教会的压力下进行了修订，将因宗教立场拒服兵役的权利纳入其中，此外其他理由的拒服兵役则是非法的。 几个主要和平主义教会成立了“全国宗教拒服兵役者服务委员会”，政府则将他们视作所有登记拒服兵役者的代表。尽管法律允许拒服兵役，但它并不受公众欢迎，也没几位政治领袖支持。罗斯福不想“让它太容易”，希望军方来对付他们；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总统则觉得自己见过的拒服兵役者“不过是胆怯的退缩者”。 负责选征兵役计划的路易斯·赫尔希将军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对拒服兵役者而言“最好是没有人听说过他”。 征兵委员会不太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些声称是因良知而拒服兵役的人。一名官员发现，“良知无法识别，无法形容，只能藏在一个人的心里和灵魂中”。由于人们认为只有出于宗教理由拒服兵役者才算是有一些道义基础，很少有不信教的申请者能获得批准。那些以政治立场为由拒服兵役的通常都是抗议种族歧视的黑人应征者。在一起这样的案例中，法官朗读了希特勒《我的奋斗》里关于这位独裁者对黑人态度的一段话。他说：“你怎么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说‘我不会对那个觉得我的种族不配称为真正人类的人做出任何反抗’？”结果他得到了一个尴尬的回应：“这里有许多人同意他。” 如果坚持政治抗议的话，一个人就会被判坐牢，但因世俗案件入狱的只占被关押者的6%。

Nicholas Krehbiel, General Lewis B. Hershey and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Columbia, Miss., 2011), 5–6, 97. Nicholas Krehbiel, General Lewis B. Hershey and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Columbia, Miss., 2011), 260, 265–6; Stewart-Winter, ‘Not a soldier, not a slacker’, 521. Krehbiel, General Lewis B. Hershey, 112–16. Habenstreit, Men Against War, 151–2; Bennett, ‘American pacifism’, 264, 272–3, 275–7; Bennett, ‘Free American political prisoners’, 414–15. Bennett, ‘Free American political prisoners’, 413–14, 423–30.

在1200万被动员的美国人中，总共只有4.3万人拒绝兵役。这里的人员分类中没有英国那样的无条件拒服兵役类目。I-A-O类拒服兵役者可以执行非作战勤务；IV-E类允许拒服兵役者执行“对国家重要”的工作。这两类拒服兵役者都会被军队定义为应征入伍者，而不论他们愿意与否。 绝对拒绝服兵役的人中，6000人被判了长期监禁，2.5万人在军队中获得了非作战职位，新成立的文职公共勤务机关也吸纳了约1.2万拒服兵役者，在那些“对社会确实有用但与战争并不直接相关”的项目中工作。文职公共勤务计划由和平主义教会通过拒服兵役者服务委员会运营，但要接受军方当局的统一管控，他们最终建立了151个营地，里面的拒服兵役者每个月要支付35美元的生活费。 这些有意与世隔绝的基地的生活条件通常不算好，这些不熟练工人在农田和林场中的工作也很难说对国家重要。1942年，那里的拒服兵役者针对被他们视为强迫劳动或奴隶劳动的做法（因为这些人干活不拿钱）以及这个体系的军方控制而发起了一轮抗议。 抗议者们最后被关进大牢，和那些绝对和平主义者和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一样。在狱中，拒服兵役者们还在继续通过绝食和非暴力不合作进行抗议，部分目的是要挑战被拘押者之间的种族隔离。1942年在芝加哥，黑人和平主义者詹姆斯·法默受到这些抗议的鼓舞，创立了“种族平等大会”，运用甘地的非暴力方式反抗种族歧视。 就这样，对战时兵役的道义拒服和美国人更广泛的道义诉求缠绕在了一起。1945年，杜鲁门总统拒绝赦免还关在牢里的6000拒服兵役者，这引发了以特赦委员会为首的又一轮抗议浪潮。1945年10月白宫外的一次游行示威打出了写着“联邦监狱——美国集中营”的标语牌。杜鲁门仍然拒绝大赦，尽管许多人最终还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被放了出来。一名曾长期绝食示威的拒服兵役者伊戈尔·鲁登科后来写道：“民主和自由只有在国内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才能输出。” 这些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者尽管数量很少，但还是在有可能的地方坚守着这样一条原则：即便是在总体战中，拒绝社会施加的道德绑架，坚守个人的道义选择也是可能的。

战争期间，和平主义者们仍然在证明，他们认为战争无价值和道德败坏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常常要付出巨大牺牲。参战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会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拥护他们国家的道德主张，无论是通过沉默、顺从、热情还是冷漠。虽然战前广泛的反战运动被证明软弱无力，但和平主义还是成了重要因素之一，迫使各国采取控制、监视和道德建设策略来确保其战争能被视为合法和正义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如此。1944

年，波兰国家军的“左斯卡营”，这是在1944年8—10月参加了失败的华沙起义的众多部队之一，这场起义遭到了德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

图片来源：UtCon Collection /Ala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