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全民战争

如今的战争不是单在战场上进行或取得胜利的，也不是在交战国的庞大舰队之间决出胜负的。打仗的是宣传部，是忠实的公务员，是在工厂里埋头干活的男男女女；是职员和市政人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有不起眼的家庭主妇，她们在完成一整天的工作后还要离开家到黑灯瞎火的街道上巡逻……今天的战争是靠各种各样的人用各种各样看似平常的方式打的。

Raymond Daniell, Civilians Must Fight (New York, 1941), 4–5.

——雷蒙德·丹尼尔，1941年

意即嘲笑他胆怯。——译者注

现在人们都知道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平民比军人多千百万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好相反。当美国记者雷蒙德·丹尼尔发现自己在伦敦身处德军的“闪电战”轰炸之下时，英国每死亡1名军人，就会死亡约10名平民。遭受轰炸的伦敦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一个女孩在男朋友说自己要参军时送给他一根白羽毛 。人们发现，回到遭受空袭的城市后，军人们比周围的平民更加紧张。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平民也很难免于战火，尤其是在敌占领土或是在以暴力革命结束战争的国家，但平民直接卷入战争暴力的情况还是有限的。然而，1918—1921年的苏俄内战和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却预示了1939—1945年这场战争的“全民化”，战争中的平民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社区和信仰而战，而死。

虽然平民总是被描绘成战时洪水般暴力肆虐的被动受害者，但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也会为了保卫自己和自己的信仰而战，从战争的旁观者变成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战争年代一个醒目的特点是，平民们愿意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对抗空袭、入侵和占领，或者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极端情况下，抵抗灭绝的威胁。他们此举面临着格外高的危险，而且得不到法律或其他方面的保护，不像军人。民防人员在每个空袭之夜都会处于突然死亡的危险之中；抵抗运动的战士，无论是正规军游击部队还是非正规的起义军，都明白自己得不到战争法的保护，一旦被俘就可以被随意枪决；在沦陷区民众因土地被占领而产生种族或意识形态分裂时，平民战士们常常发现自己既要抵抗占领者，又要和同胞打一场残酷的内战。于是，有平民卷入的战线会更加混乱，也比在军中服役更加危险。由抵抗和内战造成的暴力行为会比大部分军事交战更加直接和发自内心，而猛烈轰炸的后果会让民防人员遭受极其不寻常的肢体伤害。全民战争是更大范围战事的一部分，但独有其特点。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New York, 2017), 177；关于英国民防的数据，见Fred Iklé, The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Norman, Okla, 1958), 163–4。

让一部分平民转变为战士的原因随环境、机会和个人性格而各不相同。绝大部分民众并未成为民防队员、抵抗者或游击队员，但还是会寻找其他办法让自己的个人世界和周围的战争相互兼容。在英国和德国，1%—2%的人口加入了正式的民防队伍；有人估算，仅有1%—3%的法国人参加了某种形式的主动抵抗，尽管这种统计数据不可能得到证实。 参与抵抗的这一小部分人普遍相信，这场战争并不会在战场上就结束，还要在后方进行，无论是抵御轰炸、参加政治颠覆，还是作为游击队员参战。各种抵抗者，包括那些组建或率领游击队的被打败的军人，都拒绝认同军事失败或投降意味着战争结束，这就颠覆了一种军事惯例，即停战或军事占领意味着敌对行动的终止。总体战是全社会参与的战事，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民众会将自己的搏斗视为更大范围的军事交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反常现象。其结果与其说是战争的全民化，不如说是全民的军事化。

Alexander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Ukrainian Partisan Forces on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2016), 155–7. Margaret Anagnostopoulou, ‘From heroines to hyenas： women partisans during the Greek civil war’,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0 (2001), 491, from the author's interview with a veteran partisan.

对那些勇于跨过平民主动参战门槛的人而言，他们的个人动机多种多样，无法用同一个理由来解释。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对战后新秩序的追求、对敌人的深仇大恨、绝望、复仇的渴望，甚至追逐利益，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参战者为何如此选择。有些时候，平民是被迫参战而非自愿。协助民防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法定强制而非自由选择的。而对武装抵抗的支援也不全是自愿，同样有被迫现象。苏联的游击队常常把可能加入队伍的人从村民中挑出来带走，若非如此他们是不会参战的。在乌克兰的村庄迪亚基夫卡，游击队张贴的招兵令直白地写道，拒绝服从的人“将被枪毙，他们的家会被烧掉”。 还有其他人被迫参加抵抗以逃避占领军的劳役或者迁徙的威胁，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成了平民战士。在那些民间暴力转变成内战的地方，分裂双方的平民都会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战士，无论他们愿意与否。希腊内战中的一名女游击队员后来说，是当时的环境把人们不情愿地推向了战斗：“生活逼着你成为英雄，没人想当英雄。” 面对如此意料之外的要求，平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无法回避的道义选择，是参与其中还是置身事外，还要考虑根据什么条件来选择。

民防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Maxwell, Ala, 2019), 14–24; see too Thomas Hippler, Bombing the People： Giulio Douhe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ir Power Strategy, 1884–1939 (Cambridge, 2013), ch. 4. 这些说法见John Konvitz, ‘Représentations urbaines et bombardements stratégiques’,Annales, 44 (1989), 823–47; Susan Grayzel, ‘“A promise of terror to come”： air powe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ities in British imagination and experience, 1908–39’, in Stefan Goebel and Derek Keene (eds.), Cities into Battlefields： Metropolitan Scenarios, Experiences and Commemorations of Total War (Farnham, 2011), 47–62。 Ian Patterson, Guernica and Total War (London, 2007), 110. 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War： Its Nature, Cause and Cure (London, 1923),12–13.

战时的民防工作是平民不再置身事外而是直接参与战争的最大原因。对城市的远程轰炸消除了将城市平民人口及其民间生活环境与前线战斗隔开的那条分界线，无论这些轰炸是针对军事-经济目标还是为了打击士气。对远离前线的地方进行轰炸，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过，但是规模很小：德国出动飞艇和飞机轰炸了英国的沿岸城市和伦敦，英国则轰炸了德国西部的城镇，奥地利和意大利偶尔也会轰炸更远处的城市目标。尽管这些早期的试验规模有限，但空中轰炸在1914—1918年战争中的出现还是让人在战间期对未来战争展开了一种想象：对城市的轰炸或许能迅速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并让战争快速结束。其中最著名的预言来自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将军，他在1921年出版于意大利的《制空权》一书中主张，只有用空中力量无情打击敌人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口，把平民后方转变为主要战略目标，让敌人军队保卫人民的努力落空，才能打赢未来战争，而且是速胜。 对战争祸及平民的启示录般的想象十分普遍，尽管这与1939年之前传统空中力量的实际情况基本没什么关系。然而，人们之所以关注未来的灾难，主要不是因为忌惮当前受到技术限制的军事能力，而是因为相信现代城市人口尤其易受空袭带来的恐慌和绝望的冲击，毕竟现代城市缺乏牢固的社区意识。 英国军事理论家J. F. C. 富勒认为，对伦敦发动空袭将会把这座首都变成“巨大狂乱的疯人院……交通会停滞，无家可归者会一片哀号，城市会陷入骚乱”。 另一个认为这会带来灾难后果的英国人、剑桥大学哲学家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则表示，敌机能够在3个小时内毒死伦敦的全部人口，由此得出结论，空中战争现在标志着灭绝，“不仅是士兵，还有平民和文明”。

Franco Manaresi, ‘La protezione antiaerea’, in Cristina Bersani and Valeria Monaco(eds.), Delenda Bononia： immagini dei bombardamenti 1943–1945 (Bologna, 1995),29–30. Foreword to Stephen Spender, Citizens in War–and After (London, 1945), 5.

列强的国民普遍担心轰炸对城市社会的巨大影响，但这暴露了未来战争是总体战这一推断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城市社会能如此容易地被几天的轰炸摧毁，那么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的准备工作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战争会在动员充分完成之前结束。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规模战争的前景越发明显，关于未来战争的这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鸿沟被民防措施的到来所填补。尽管民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作为对早期远程轰炸（很快就被称为“战略轰炸”）试验的回应而小规模出现，但国家级民防组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年间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新奇且被证明独一无二的经历，它的出现不仅是由轰炸威胁推动的，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平民无法指望在下一次战争中不受伤害。民防将平民和战争现实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而且给了他们一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体验过的参与感和价值感。其目的是要把平民动员起来保卫他们自己的族群，以避免众多灾难预言家提过的那种危机发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雄心壮志。让大规模动员平民保卫现代社会成为必要的，是轰炸机的出现，但它也符合总体战的逻辑。于是，民防也成了国家监督民众日常参与总体战努力的另一种手段。遵守强制性全面灯火管制，投入强制防空演习，参加防火检查，都属于为总体战做贡献。为了将作战前线和平民战线联系起来，民防人员变成了准军事人员，有军队式的纪律，穿军装，受训练。意大利从1940年8月起将他们定义为“动员民”（mobilized civilians），以赋予后方更正式的军事地位，并防止民防人员开小差。 英国国内安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在战争结束之际回忆起数百万参与民防者时，将他们形容为“普通人勇士”组成的“公民军”，无论男女。

Terence O’Brien, Civil Defence (London, 1955), 690, Appendix X. 关于两性分工的情况，见Lucy Noakes, ‘“Serve to save”： gender, citizenship and civil defence in Britain 1937–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7 (2012), 748–9。 Matthew Dallek, Defenseless Under the Night： The Roosevelt Years and the Origins of Homeland Security (New York, 2016), 248–9.

民防措施最后普及了全球，甚至那些根本不可能遭到轰炸的地方也采用了此类措施。参加过民防工作的总人数难以统计，这主要是因为无法把那些全职民防队员和兼职队员区分开来，后者包括空袭警报员、辅助消防员、掩体门卫、见习急救员和看护人员，以及数百万被指派进行防空训练、承担防空任务的房主和年轻人，他们都不是穿制服的正规民防队员。这第二类人员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大量城市（有时候还有乡村）居民；国家期待居民们在正规民防组织监督下，对家庭和工作场所的“自我保护”（德国当局的说法）承担一部分职责。民防人员及其大量辅助人员的任务通常是保护他们自己的社区，很少离开自己居住的地区或城镇，这是他们能在艰难岁月里竭力保护熟悉的地方的一个重要因素。民防工作具有社会包容性，不分性别，女性也在社区自卫工作中获得了重要的角色，这和她们在正规军事机器中的有限角色对比鲜明。随着地方社区中的年轻男性越来越少，大批女性自愿承担了众多民防勤务。在德国，民防组织中约有20万全职官员是女性；在英国，1940年有15.1万全职或兼职女性民防人员，包括辅助消防员，此外还有15.8万女性要配合急救工作。 在美国，华盛顿几乎2/3的本土防卫志愿者是女性；在底特律，则有约一半是女性。 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也加入进来，承担了某些任务：英国的志愿童子军带着紧急消息勇敢地在空袭观察所之间跑来跑去；苏联共青团里的年轻人加入了救援队，或者在屋顶上观察敌人的燃烧弹；在对德轰炸的最后几个月里，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们成了辅助高射炮手，在空军正规部队不敷分配时操作高射炮。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215–17.

最大的民防组织出现在日本、德国和苏联，在这些国家，保护地方社区免遭轰炸影响几乎成了普遍义务。日本的准备工作可以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各个大城市都举行了全民参加的灯火管制训练和防空演习。1937年4月的《国家防空法》推出了一项全国性方案，让遍布城乡的“町内会”和更小的邻组负责并确保所有平民都转变为潜在的民防队员。两年后，日本政府又建立了辅助消防员和辅助警察队伍，从平民社区中拉人出来协助对付空袭。这种民防的基础是传统的集体行动，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空间。苏联和德国建立的大型民防组织也同样是集体主义的，反映出这两个国家都有动员民众广泛参与各项工作的决心，旨在巩固他们对国家共同体目标的投入。苏联的“国防协助协会”始建于1927年，到1933年时至少有1500万成员，包括300万女性，此时轰炸的威胁还微不足道。他们都接受了防空、应对毒气攻击和轰炸后急救的基础训练。1941年7月的一份“普遍且强制性”的防空战备法令把每个公民都转变成了临时民防队员。到1944年，据说已有惊人的7100万老少苏联公民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民防训练。在更容易遭受轰炸威胁的城市里，当局建立了城市“自卫单位”以协助消防和救援，到战争结束时这些单位人数达到了2900万。这些应征者被要求全面承担起让社区准备好应对轰炸和轰炸后效的任务。除了建立这些平民组成的民防队之外，苏联还在1932年成立了“地方防空总局”（MPVO），正式负责训练民防人员，建设掩体体系（主要是在居民楼内），并在空袭后进行消防和救援。地方防空总局工作人员都是准军事民防队员，在战争高峰时其人数进一步达到74.7万。

BAB, R 1501/823, Luftschutzgesetz, 7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 31 Aug. 1943. Bernd Lemke, Luftschutz in Grossbritannien und Deutschland 1923 bis 1939 (Munich,2005), 254–6.

1933年由新成立的德国航空部组建的“帝国防空协会”迅速扩大成为对公众进行防空教育和训练的首要机构。1937年5月，德国发布“自我防卫”法，强令所有房主给自己的住房和建筑做好防空准备，配合参加对公共建筑和办公室的空袭保护，或者参加对工厂的“工作保护”。 就像在苏联和日本一样，由于德国政府坚持把社区自卫作为一项义务，这个协会的成员数在1937年为1100万人，1939年为1300万人，1943年达到220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1/4。1942年，这个组织本身还有150万职员，运行着3400所负责进行基础训练的“防空学校”。 防空警察、防火警察和德国空军地区司令部还共同操办了一个正式的防空保护机构，但他们的工作要大量依靠防空协会会员的志愿参与，去组织和检查地方社区的防空准备工作以确保“自我防卫”能完全可控，以及为民防各项工作提供所需的男女人员。

O’Brien, Civil Defence, chs. 3–5; Lemke, Luftschutz, 342–62. TNA, HO 186/602, Statistics on Civil Defence Personnel, Summary of all Services,30 June 1940, 14 Nov. 1940; HO 187/1156, historical survey, ‘Manpower in the National Fire Service’; Shane Ewen, ‘Preparing the British fire service for war： local government, nationalisation and evolutionary reform, 1935–41’,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20 (2006), 216–19; Charles Graves, Women in Green： The Story of the W. V. S.(London, 1948), 14–20. O’Brien, Civil Defence, 548–58, 690.

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的民防体系更多靠的是响应政府号召承担战时公民义务的志愿者。英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开始成规模地招募民防人员。这里没有堪比德国和苏联的大规模防空自卫组织，但是当轰炸在1940年秋季到来时，政府从鼓励志愿参与转变为把一部分民防工作变成普遍义务。1937年下半年，由于担心战争临近，英国政府通过了《空袭防备法案》，要求所有地区当局建立民防体系，并指派一名空袭防备管制官（通常是高级市政管理者），以及一个在轰炸到来时负责监管民防的战争应急执行委员会。1939年，英国建起了一套地区特派员网络以协调地方的行动，并充当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桥梁。 这套机构几乎完全是民间的，陆军和空军只负责用火炮和战斗机进行主动防空作战。为了凸显其民间属性，1939年战争爆发时，所有的民防工作都交由文职的国内安全大臣管辖。到1940年夏，英国共有62.6万民防队员，其中1/5是全职，另外还有35.4万兼职人员，可在紧急情况下动员起来。除此之外，消防队也从1937年的5000名正规消防员扩大到了1940年的8.5万全职和13.9万辅助消防员，男女都有；同时，1938年下半年成立的女性志愿防空勤务队在战争高峰时也号称近百万人。 1940年下半年启动工厂和公共建筑强制防火措施之后，新增的兼职民防队员超过了400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10。 即便在没有强制的地方，民众也会一条街一条街地组织起对其居住社区的防卫工作，和德国一样，每一个家庭都被要求加入对其自身的保护中来。

Claudia Baldoli and Andrew Knapp, Forgotten Blitzes： France and Italy under Allied Air Attack, 1940–1945 (London, 2012), 51–5, 92–3;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l’air, Vincennes, Paris, 3D/44/Dossier 1, ‘Formations et effectifs réels, Défense Passive’, 15 Jan. 1944. Nicola della Volpe, Difesa del territorio e protezione antiaerea (1915–1943) (Rome,1986), 194–203, doc. 17 ‘Istruzione sulla protezione antiaerea’. Ibid., 46–8; Baldoli and Knapp, Forgotten Blitzes, 54.

法国和意大利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或许都预料到了会在某个时间点遭到轰炸，但它们的民防组织的规模仍然小得多。1935年，法国在政府的坚持下建立了一套“被动防御”体系，强制要求所有地方社区像英国一样设置防空措施，并训练当地民众开展民防。但直到法国1940年6月投降，这套系统都没有真正经受过考验。在维希政府治下，民防措施在英国空军和美军先后开始轰炸法国目标之前无甚起色。贝当政府不愿动员民众，因为法国表面上已经退出了战争，也不必承担大范围民防系统的成本，但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各个地方的省长和市长还是再次恢复了被动防御的责任，尽管他们始终极度缺乏资金和人力。 在意大利，政府于1934年3月签署法案，强令各省省长建立分散化的区域民防体系，但是由此而来的省级空袭防卫监管部门还是没有获得资源分配的优先权。 意大利的民防要依靠国家防空保护联盟（UNPA）的志愿成员，这个组织由战争部于1934年8月组建，旨在建立一支民防队伍，但到1939年其人数只有15万人，当1940年与英法的战争爆发时，还有数千人脱离了队伍。民防官员往往是法西斯党党员，他们也没花什么力气来协调在主要城区动员和组织民众进行训练和“自我防卫”。

Larry B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2 ‘We Cannot Delay’ (Baltimore, Md, 1986), 607–8, Radio broadcast on the Citizens’ Defense Corps, 11 Nov. 1941. Dallek, Defenseless Under the Night, 223–5. NARA, RG107, Lovett Papers, Box 139, James Landis, ‘We’re Not Safe from Air Raids’, Civilian Front, 15 May 1943.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Bernal Papers, Add 8287, Box 58/2, E.P.S. Bulletin No. 1, March 1942.

美国尽管远离欧洲和东亚的主要威胁，但仍然认为民防不仅是战略必需，也是动员和训导民众为战争履行公民义务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时刻，”马歇尔将军于1941年11月对美国的无线电听众说，“公民绝对应当在国家的全面备战中守好自己的岗位……” 1941年5月，美国根据总统令成立民防局以提前安排民间志愿人员，这不仅是为了防备日本或德国找到办法轰炸美国西海岸或东海岸，还是为了鼓励民众参与多种其他战时社会计划。民防局起初由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负责，随后于1942年2月由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兰迪斯接管，在他管理下，数百万美国人被招入民防部门，担任空袭警报员、辅助消防员、急救志愿者和救援队等。共有700万—800万人志愿加入，还有数百万人，包括学童，在工作岗位或学校里接受了民防基础训练。 一份民防杂志被命名为《民众前线》，明确指出民众直接参与了美国的总体战。兰迪斯在1943年写道，民防“肯定是一项军事任务，就和一支武装特遣队奉命去攻占敌人阵地并守住一样”。 尽管德国空军找到理想的“美洲轰炸机”的野心落了空，美国本土从未受到轰炸，但美国的民防人员一直在进行训练，空袭警报员也一直在沿岸城市的街道上巡逻，直到战争结束。英帝国的遥远领地也是如此，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空袭的威胁对这些地方而言并不遥远（对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北部来说则已构成实际的威胁）。在和美国一样从未遭到轰炸的新西兰，1942年3月成立的应急防备部门仿效了英国的民防组织方式，设有警报（每500人中设1人）、急救、看护和救援队伍。同样，这里的民防也每天提醒着民众，现代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事，还需要全民参与。“英联邦的公民们要准备好，”招募标语上写道，“战争也会来到这里。”

Tetsuo Maeda, ‘Strategic bombing of Chongqing by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nd Naval Forces’, in Yuki Tanaka and Marilyn Young (eds.), 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New York, 2009), 141.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Kans,2015), 28.

实际上，对民防人员保卫自己社区的要求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天差地别。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只被炸过一次，有些则完全没有遭到过轰炸。即便是遭到多次空袭的地方，也可能只是几个月或者几年才来一次。在德国，被轰炸超过200次的城市——汉堡、科隆、埃森——是例外，不是常态。而在亚洲的战事中，只有中国的陪都重庆在1938—1941年被轰炸了218次，堪比德国。 轰炸机的载弹量差异也很大：一支600架“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的机群能够投下毁灭性数量的高爆弹和燃烧弹，足以把整个市中心夷为平地；而50架中型轰炸机的小部队的载弹量就比较少，虽能在局部造成严重损伤，但不足以形成大规模毁坏。对大部分民防队员而言，空袭是间歇性发生的，而且很短暂；许多人见不到几次轰炸，甚至从未见过，有时会一连数年如此。日本的民防体系在1944年末首次遭到轰炸之前保持了四五年的戒备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甚至在队员中产生了麻木和怨恨。日本的民防体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的最后6个月，日本城市进入美军轰炸机的作战范围后，才最终接受了考验。但民防规定仍然在民防大军的监督下得到了执行，以防轰炸机不期而至。在日本各地，民防的要求，包括进行灯火管制、检查防火用的水和沙子，都在有效地每天提醒着人们，他们是在一条新的民众战线上。“每一次有防空演练，”东京一名女性在1943年写道，“我们就会被要求站成一排，报数，谁家没来人就会被许多人小声抱怨……” 无论在哪里，违反灯火管制规定的事情一发生都会被处罚。国家的战时干预成了几乎每一个居民日常生活的直接现实。

经历的不同也取决于对平民空袭策略的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所有的轰炸都是不精确的，常常波及一大片，但是其目标通常都是通过打击远方的军事目标和军事经济目标来摧垮敌人的军事能力。轰炸策略是蓄意摧毁民间社会环境和杀死平民的情况只有三种：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从1941年夏季之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美军第21轰炸机司令部对日本城市的轰炸，始于1945年3月向东京投掷燃烧弹，终于丢下两枚原子弹。英国皇家空军通过有意识地摧毁城区来打击敌人士气的策略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关于未来轰炸策略的讨论认为，现代战争中已不再有战士和非战士之分。平民也被视为目标，因为他们会在物质上为敌人战争机器的维系做出贡献，这一观点和民众认为自己的承受力很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攻击目标的观点互为镜像。1944年，英国皇家空军负责宣传的理查德·佩克少将在为无差别攻击平民城区的做法辩护时提出：

RAF Museum, Hendon, Bottomley Papers, AC 71/2/31, Address to the Thirty Club by Richard Peck, 8 Mar. 1944, p. 8. 关于轰炸策略改为对工业城市进行区域性轰炸的转变，全面讨论见Richard Overy, ‘“The weak link”? The perception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by RAF Bomber Command, 1940–1945’, Labour History Review, 77 (2012), 24–31。

工人是工业军——他们的工作服就是一种军服——每个男性都是由军队留下来，为军队服务的；每个女性都会填补男性留下的空缺——她们住在附近的城镇里——她们的住宅相当于军人的临时居所或后备堑壕。

TNA, AIR 14/783, Air Staff memorandum, 7 Oct. 1943：区域轰炸的目的是“摧毁工人的住房，杀害熟练工人，并使公共服务普遍陷入混乱”。 Overy, The Bombing War, 328–30.

轰炸德国工业城市的行动为的正是对工人阶级居住区和生活设施予以最大程度的破坏，杀死工人，要做到这一点，最容易的办法是向城市的中心居住区高密度投掷燃烧弹。 这是一场与民防队之间的战斗。燃烧弹里混入了少量高爆弹以炸开窗户和屋顶，让民防队员不敢行动。为进一步震慑民防队，混在燃烧弹里的炸弹（约占10%的载弹量）设置了不同的引信起爆时间。1942年，航空炸弹里还增加了小型的杀伤炸弹。其目的就是炸死或炸残任何不幸靠近它们的民防队员。

B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ume 2, 678, report of press conference, 15 Nov. 1941. Thomas Searle,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kill skilled workers”： the firebombing of Tokyo in March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 (2002), 116–19.

日本上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也采取了相似的方法来打残日本的民防体系。日本城市的易燃性众所周知。在珍珠港事件前不久的一次秘密媒体会上，马歇尔将军告诉记者们，如果战争来临，日本的“纸城市”将会被点燃：“轰炸平民时不会有丝毫犹豫——这将会是全力一战。” 然而，只有到了1945年，美军轰炸机才接近到足以猛烈实施燃烧弹空袭的距离。它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摧毁城市，炸死炸残日本劳动人口，并打击劳工队伍的士气。1945年，美国陆军航空兵的代理司令伊拉·埃克将军认为：“烧毁整个城区，杀死熟练工人是很有意义的。” 和英国皇家空军一样，他们也对何种作战条件最有利于让对方的消防和应急人员不堪重负做了仔细研究。他们在空袭之前几年就开始研究怎样才能最有效地烧毁日本的房屋，英国人还将自己对于燃烧弹毁伤特性科学计算的经验分享给美国以提供帮助，盟国之间很乐意交换此类信息。对平民生活环境和城市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消灭本身就是目标，就像德国上空的英国皇家空军一样。这也是一场航空兵和民防队之间的直接较量。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London, 2013), 191–2; Maeda, ‘Strategic bombing of Chongqing’, 146–9. Overy, The Bombing War, 99–105.

在这些专门针对平民人口的战斗中，民防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但是在所有遭受过轰炸的地方，民防队员都要拼命对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任何一次坚决的轰炸中，大部分轰炸机都会突破进来把满载的炸弹倾泻在下方的平民区上。即便是最精密的防空体系也要应对这种情况。1944年，德军建立了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媲美的由雷达、高射炮、战斗机（包括夜间战斗机）组成的对空防线，即所谓的“卡姆胡贝尔防线”（根据创立它的约瑟夫·卡姆胡贝尔将军的名字命名），然而，尽管盟军轰炸机部队被不断消耗，进攻机群还是一晚接一晚、一天接一天地飞临目标区周围。在那些防御薄弱或根本没有防御的地方，轰炸机甚至能免受敌人战斗机和有效高炮火力的威胁。日军于1938年后期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的空袭起初显然没有遇到抵抗，直到后来城中的宝塔山上架设了几挺高射机枪为止。在重庆，中国兵力薄弱的战斗机部队被扫荡一空，高炮火力也很有限，让日军轰炸机得以狂轰滥炸。 即便是在英国，虽然其战斗机部队在1940年9月“闪电战”最初几天的白天能够对来袭的德军轰炸机造成沉重打击，但随着德军转为夜间轰炸，英国城市也只能依靠高炮火力——那打不下几架轰炸机来，只是迫使它们飞得更高，轰炸精度更差——和完全无效的夜间战斗机部队，这一状况直到1941年春雷达引导截击出现后才有所改观。 就这样，民防成了轰炸者和被轰炸者之间清楚明确的战线，一条独一无二的、你看不见对面敌人的脸的战线。

Edward Glover, The Psychology of Fear and Courage (London, 1940), 35, 63. TNA, HO 186/608, Report of the Regional Commissioner South, 14 Dec.1940; Ministry of Food report, ‘Brief Visit to Southampton, December 3 1940’,5 Dec. 1940.

1940—1941年冬春两季，对英国城市持续了9个月的轰炸让民防队伍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展示一支组织有效的民防队伍能做到些什么。起初的经历突出了明显的问题。人们不知道恐慌由何而来，以及如何化解。资深精神分析师爱德华·格洛弗在1940年写到轰炸带来的恐惧，他只能建议神经坚强的人们随身带一小瓶白兰地或一包饼干来安抚他们过于激动的同胞，权当是对恐慌的解药。 在有些情况下，民众普遍感到恐慌和逃离城市，不过迅速提供防空掩体和照料通常能化解任何潜在的社会危机。后来人们将此称为“远足”。最严重的“远足”出现在普利茅斯、南安普敦和赫尔，所有这些港口都遭到了反复轰炸。1940年11月下旬，南安普敦遭到的轰炸如此猛烈，以至于民防体系一度瘫痪，如地方负责人所言，“被巨大的灾难压垮了”。粮食部的一名官员发现，人们在轰炸次日“茫然，晕头转向，无所事事，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通信的崩溃和防空中央指挥所的损失都妨碍了民防。尽管244人死亡的结果相比战争后期盟军大轰炸造成的损失而言不算严重，但人们还是搬到了附近的森林和村庄里。

Dietmar Süss, ‘Wartime societies and shelter polit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and Britain’, in Claudia Baldoli, Andrew Knapp and Richard Overy (eds.),Bombing, States and Peoples in Western Europe, 1940–1945 (London, 2011), 31–3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Zuckerman Archive, OEMU/59/13, draft report ‘Shelter Habits’, Table B, Table C. Kevin Hewitt, ‘Place annihilation： area bombing and the fate of urban plac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3 (1983), 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