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

Paine, Wars for Asia, 128–9.

日本军队想要来一场闪电战，“速战速决”，先摧毁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然后日本人就能向南占领远达长江下游的中国领土。日本陆军的头头们希望在一个月内就达到目的，其他人则觉得最多只要三个月。日军的计划与后来德国的“巴巴罗萨行动”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是军事上的狂妄压倒了军事和地理的现实。相对于对手中国而言，日军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装备更好，训练更好，机动性也更强，不过他们的进攻计划对于目标地域巨大的空间和繁复多样的地形地貌却缺乏考虑。进攻很快慢了下来。面对着能够退回广阔的中国内地重整旗鼓的对手，日军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1937年夏，日本陆军只有区区几个师团，到了当年年底就扩充到了21个师团，一年后达到34个师团，到1941年则达到51个师团。 得寸进尺的日军又深入了华中，他们的后勤供应变得越发困难；日军控制的地盘越大，他们的部队就越分散。随着所谓“持久战”战略的推行，蒋介石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日本在中国罪行累累，包括使用毒气和细菌战（炭疽、鼠疫和霍乱），这反而让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蒋介石在30年代初就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一直没能见效。蒋介石的决心越发坚定，日本人却反而希望他会面对现实的军事压力而放弃抵抗。仅仅1938年，日本就11次试图让他接受停战条款，但全部被拒绝。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2003),194–5.

然而，中国军队的抵抗无论在哪里都算不上顽强。侵华日军从1937年8月起更名为“华北方面军”，占领北平后，他们开始沿着主要铁路线向西和向南推进，依靠掳获的物资来保持机动性和补给。这些日军与东北的关东军部分部队一起，向西面的察哈尔省和山西省进发，并很快从汤恩伯将军（他刚刚于8月初被蒋介石派来防守此地）的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了关键性的铁路枢纽南口。 由于国民政府在北方战线上需要依赖当地的军阀盟友，包括宋哲元（他的军队于7月很快弃守京津两地），蒋介石认为，更有利的策略应当是在离他的嫡系部队国民党中央军更近的、日军防守更薄弱的地域进攻日军。他把主战场选在了上海，这将会消除日军对其主要税收来源地的威胁，并对日军占领北平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或许还能招来外部力量的支援，但他的主要目的，如他对军队统帅们所说，是要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以对抗日本的意图。当蒋介石的部队向上海集结时，日本陆海军在当地的实力也加强到了5个师团，还在港内驻泊了32艘军舰。8月14日，规模很小的中国空军向日军旗舰发动空袭，拉开了战役的序幕，这场空袭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他们未能摧毁日军旗舰，而是炸毁了当地的几间旅馆和一间娱乐设施，造成超过1300名平民死伤。庞大的中国地面部队起初一度把日军逼退到了海边，但他们的进攻随即被阻止。日本投入了更多部队，日本海军封锁了中国海岸，日本海军航空兵则从8月15日开始了对中国军事基地、港口和城市的长期轰炸。

Paine, Wars for Asia, 181–2.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28–35；关于南京大屠杀，见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7 )，chs. 3–4。

8月的最后一周，日军在舰炮火力的强大支援下发动了一场大胆的两栖作战，几个师团在上海附近登陆。到9月13日，日军已经做好准备，即将向河道纵横、遍布中国军队临时防线的难行地段发动进攻。日军一直打到11月12日才打赢，双方都死了很多人：4.03万日军，18.7万中国军人（蒋介石年轻的军官团伤亡了3/4）。 日本帝国大本营想要拿下整个地区，包括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希望能决定性地结束战争。拿下上海的日军一边沿着通往南京的道路一路追击毫无斗志的国民党溃军，一边烧毁村庄，屠杀村民。蒋介石此时已经命令政府撤往西部的重庆，他的军队司令部也迁往南方的武汉。南京只剩下了象征性的防御力量，日军轻易打败了他们，向中国军人和平民无差别地施加暴行。南京于12月13日落入松井石根将军及其副手朝香宫鸠彦王的军队之手，日军在这里进行了连续多日的劫掠、强暴和屠杀。 到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拿下了华中和华东的大片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远未实现7月时希望的速胜。1938年1月16日，近卫公爵宣布，日本将不再与蒋介石政府做任何接触——实际上这就是正式宣战，虽然此时日本早已不宣而战。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221–6.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 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60–62;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158–61.

虽然军队损失格外沉重，而且武器装备严重不足，但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还是在来自遥远南方的桂系军阀部队支持下开始准备后续的大型战役。第一仗，也是抗战中最大规模的战役之一，发生在南京以北的主要铁路枢纽徐州附近，有超过60万人的部队参战。日军从南北两面向这里发动钳形攻势。原先占领上海的日军现在被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他们与华北方面军联手，于1938年5月占领了徐州，但未能合围中国军队参战的40个师，后者化整为零，在暴雨和浓雾的掩护下撤走了。4月，日军逼近徐州时，中国军队赢得了为数不多的几场战术胜利之一，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一支数量居于劣势的日军被桂系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指挥的部队击退，但此战不足以扭转战役全局。徐州的陷落是一场大败仗，为日军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通道并使得日军可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日本的决策者期望夺取武汉并巩固对华北和华中的控制以“结束战争”并让日本扶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还可以使日本“控制中国”成为可能。侵华战争的胜利也将使日本得以腾出手来对付遥远北方被认为对日本威胁更加严重的苏联。苏联此时正以自己仅有的现代化武器支援蒋介石的陆军和空军。 对于日本的威胁，蒋介石的反应毫无人性。他下令炸开黄河堤坝，制造了大面积的黄泛区以阻止日军接近武汉和中国南方。此举相当粗暴，是“以水代兵”，当地中国民众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灾难性的，就像国民党为了防止日本获取资源而实行的“焦土政策”一样。国民党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放水淹没了5.4万平方千米的低洼地带的农田；据战后评估，有80万到90万人死亡（最近的研究显示这一数字更接近50万）。黄泛区有超过400万人沦为难民。

Paine, Wars for Asia, 134–5, 140–42;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 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2011), 34–5.

黄河的泛滥自然能阻止日军迅速夺取武汉，但各条河流的水势暴涨也使得日本海军得以用船把人员运往内陆并提供火力掩护。8月，侵华日军第十一军接到命令向武汉推进，于是，日军士兵顶着酷暑，忍受着疟疾和痢疾的折磨，跋山涉水向这座城市推进。这场战役有几乎200万人参加，以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而告终；蒋介石于是把自己的权力中心迁往重庆，此地与日占区之间有群山相隔。在南方远处，日军以一场成功的两栖登陆于10月21日占领了大型港口城市广州，日本海军则于1939年2月夺占了南方的海南岛，由此掌控了北部湾和中南半岛的法国殖民地。1938年的侵略狂潮让日本拿下了中国最富庶的工业区——东北、北平、上海、武汉和广州——让蒋介石失去了全国大约87%的产能。 日军侵占了华中和华东的广大地区，他们进攻的节奏也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1939年，战争的压力到达了湖北和湖南两省的新战线上，但是经过了2年的大规模战争，日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富庶地区，击败了一支又一支中国军队，但距离结束侵华战争、巩固在亚洲大陆的帝国占领区的目标越来越远。

Dagfinn Gatu, Village China at War： 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Copenhagen, 2007), 415–17. Paine, Wars for Asia, 165–7.

日本侵华战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双方谁都没有胜算，而且战争拖得越久，就越看不到取胜的希望。蒋介石决定要打一场通过消耗把敌人拖垮的战争，这只有让日本军部和政府认定必须放弃在中国的地盘才能实现，但当时看不到这样的前景。中国军队是在巨大的劣势下作战：缺乏现代化武器，训练设施差，有经验的一线军官不足，弱小的空军完全依赖外国援助，几乎没有海军。虽然日本拥有一支按20世纪30年代标准堪称现代化的陆军、一支实力强大的陆海军航空兵、一支世界最强大海军、一个庞大的国内军事生产基地，以及一个拥有切实战场经验的军官团，但事实证明，这些力量只不过能让他们赢得局部胜利而已。仅仅是日占区的巨大面积和多样的地理环境就能让胜利遥不可及。那些刚刚拿下的乡村，只要日军一离开，就会再次丢掉。由于后勤方面的根本性困难，日本军队原本期望能就地取食，但村民们很快就学会把粮食藏到地下，这就让食品供应本身成了一场战斗。只要能在日军到来前得到足够的预警，整个村子就会带着他们的口粮转移到附近的丛林里或山上：如日军战报中写的那样，“坚壁清野”。 后方区域难以警戒，这让游击队有大量机会去建立根据地，并依托这些根据地打击日本鬼子，蒋介石通过双方漏洞百出的战线派往敌后的游击部队以及在西北的共产党都会这么干。1939年，日军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用来对付游击队，而非打败中国正规军，而在整个夏季，他们在中国东北方向还要投入部队在诺门罕高地与苏军打一场大规模对决，战斗直到9月才停火。12月，蒋介石集结了70个不满员的师，在北方、长江流域和广州附近出人意料地发动反攻，但战斗再次未能决出胜负。1940年，双方陷入了僵持。为了制造“蒋介石能够被替代”的假象，1940年3月，日本人在南京扶持起了以国民党叛徒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汪精卫不愿坚持抗战而想要和日本媾和，但他也无法拿出日本人想要的全面停战协议，而只能确认日本人已经得到的东西。 日本也在经济和人员上付出了格外沉重的代价，其政府并不想也没有准备好要打一场持久战，但这场战争是以重塑亚洲秩序为目的的，其内在推动力使得日本人不可能承认这一战略失败了。到1941年，在中国的战争已经让18万日本人丧命，32.4万人受伤。中国损失的人数则高得多，很难精确统计出来。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69.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32–45; Labanca, Oltremare, 184–8. Alberto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Fascism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London, 1985), 13–14;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25–7. Claudia Baldoli, ‘The “northern dominator” and the Mare Nostrum： Fascist Italy's “cultural war” in Malta’, Modern Italy, 13 (2008), 7–12; Deborah Paci,Corsica fatal, malta baluardo di romanità： irredentismo fascista nel mare nostrum(1922–1942) (Milan, 2015), 16–19, 159–67.

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的帝国野心没日本这么大，但也是要征服领地的。早在1919年，墨索里尼就宣称帝国主义是“生命永恒不变的法则”，在他的整个独裁统治期间，他从来没有放弃将新意大利变成一个地跨地中海和非洲的大帝国的核心，也就是把意大利变成一个现代版的古罗马。 他起初想要在欧洲扩大意大利的地盘，拿到那些当时属于南斯拉夫、原本在1915年《伦敦条约》中许给了意大利却又在巴黎和会上未兑现的地区，但是得到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支持的军队领导人却把墨索里尼拉了回来，因为这么做要冒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巨大风险。20世纪30年代初，当国际秩序坠入危机之时，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激进派决定不顾反对，采取积极帝国主义路线。扩张的方向显而易见是东非，多年以来意大利一直试图将自己的势力从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殖民地扩张到仍然是独立国家的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虽然墨索里尼也曾一度有过从法国手里夺取科西嘉岛的危险主意。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很难见容于持谨慎态度的人，包括某些法西斯党重要领袖、军队和王室，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因为不愿拿政治地位冒险而为此感到焦虑。但一想到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成功拒绝了国际联盟的干涉，他最终还是越过了所有对相关风险的反对，下令制订在1935年秋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大量的准备工作提前展开，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挤满了部队和补给物资；英国人则小心地看着满载部队和车辆的意大利船只排着长队从苏伊士运河川流而过。 对于墨索里尼而言，埃塞俄比亚将只是个开始。1934年，他私下里提出意大利必须征服当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埃及（“我们只有拿下了埃及才会伟大”），之后在1935年3月又把征服苏丹列入了未来日程；他要求2家广播电台，巴里电台和罗马电台，开始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广播反英宣传，还与也门签订了为期10年的贸易与友好协定，以此恶心邻近的英国保护国亚丁的英国人。 在马耳他，当地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徒们叫嚷着说马耳他实际上是被英国殖民者踩在脚下的意大利岛屿，迟早有一天要回归祖国意大利，而意大利海军也制订了夺取这座岛屿的应急计划。 按照墨索里尼的帝国观，东地中海和东北非是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基石。

Matteo Dominioni, Lo sfascio dell’impero： gli italiani in Etiopia 1936–1941 (Rome,2008), 9–10;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15–18. Steer, Caesar in Abyssinia, 135–6, 139;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16–18.

入侵埃塞俄比亚之战是被当作一场短期战争来准备的，一场意大利的闪电战，但意大利没有为征服之后的事情做打算，也没花工夫去了解那些墨索里尼想要纳入意大利统治的人民是什么样的。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了英法两国的压力，它们拿出了各种方案让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事务上有更大发言权，甚至提出按国际联盟的规则将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交给意大利有限托管，以此让战争不再必要。然而，墨索里尼的帝国扩张为的正是让意大利摆脱只能靠国际联盟强国的同意来获得利益补偿的局面，1935年9月22日，虽然意大利国王和殖民地部持保留意见，但墨索里尼还是拒绝了国际联盟的提案。此时再想选择某种有限解决方案为时已晚，因为非洲之角上拥挤的意大利殖民地已经集合了56万人和300万吨补给物资。 10月3日，意大利军队宣称埃塞俄比亚人前来挑衅，于是意大利的陆军和空军在埃米利奥·德博诺（Emilio de Bono）将军的统一指挥下，从南北两线发动进攻。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下令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他的皇宫前擂响传统的战鼓，召集人民参加战斗。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墨索里尼想要迅速结束战事以避免国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或者国际联盟前来干涉，但战斗很快陷入停滞。海尔·塞拉西清楚双方实力悬殊，于是命令他的军队利用有利地形和意大利军队的混乱发动游击战：“躲起来，突然袭击，打一场游牧战争，一个一个地偷袭、狙杀和消灭敌人。”

Angelo Del Boca, I gas di Mussolini (Rome, 1996), 76–7, 139–41, 148. 意军总共发动了103次毒气攻击，使用了281枚芥子气炸弹和325枚光气炸弹。 关于这场战争，见Labanca, Oltremare, 189–92; Giorgio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935–1943 (Turin, 2005), 48–74;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25–8。

这是35年前布尔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殖民战争。结果不难想见，但德博诺手下的意军进展缓慢。到12月，墨索里尼已经不得不考虑向不大的新占领土上移民的可能性了。英法政客们以牺牲埃塞俄比亚主权来向墨索里尼施压，要他接受既成事实，直到所谓的《霍尔-赖伐尔协定》（以提出这一方案的两位部长的名字命名）被公之于众，并在随后的抗议中流产。11月，德博诺被解职，由彼得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将军取而代之；12月，从北方索马里攻过来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将军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命令下首次使用毒气，打赢了多洛之战。埃塞俄比亚指挥官没有重视其皇帝的建议，选择发起战斗。在坦宾的2次战斗以及5万人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在阿姆巴·阿拉达姆战败之后，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抵抗被“杀人炸弹”和毒气（主要是芥子气和光气）摧毁，这些失败让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战线支离破碎，并导致了大面积的士气低落。 墨索里尼原本还在考虑接受托管，或者扶持一个以海尔·塞拉西为首的傀儡政府（就像伪满洲国一样）的可能性，但是随着埃塞俄比亚首都在1936年5月陷落，他立刻决定吞并埃塞俄比亚。5月9日，他在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宣布：“意大利终于有了自己的帝国。”

数据来自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33。 Labanca, Oltremare, 200–202;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36–7. Giulia Barrera, ‘Mussolini's colonial race laws and state-settler relations in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8 (2003), 429–30; Fabrizio De Donno, ‘“La Razza Ario-Mediterranea”： Ideas of race and citizenship in colonial and Fascist Italy, 1885–1941’,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8 (2006), 404–5.

这话说得太早了。埃塞俄比亚还没有被完全征服，激烈的治安战还要再打上一年。意大利军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5万人战死，20万人受伤。超过80万意大利士兵和飞行员参与到建立所谓的意属东非的战争中。而埃塞俄比亚的小股部队和陷入交火的平民估计有27.5万人死亡。 意大利胜利后，死亡仍然接连不断。墨索里尼下令处决所有拒绝承认和配合意大利统治的埃塞俄比亚贵族，同时还要消灭宗教领袖、有影响的巫师和巫婆，以及当地的“游方艺人”，这些艺人一直在全国云游，传播消息和流言。1937年2月，在一起针对意大利人总督格拉齐亚尼的刺杀失败之后，意大利军队在亚的斯亚贝巴肆意报复，3000名埃塞俄比亚人被害，妇女遭到强暴，房屋被劫掠一空。 新政府很快采取了种族歧视政策。埃塞俄比亚人不能成为公民，只能是奴仆；从1937年12月起，意大利人和埃塞俄比亚被禁止通婚；电影院、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也实施了种族隔离。1939年，意大利发布一条法令，要求惩罚所有违背种族歧视原则的人，理由是“处罚是为了在意属非洲的原住民面前维护种族声望” 。

John Gooch, Mussolini and His Generals： The Armed Forces and Fascist Foreign Policy, 1922–1940 (Cambridge, 2007), 253. Vera Zamagni, ‘Italy： How to win the war and lose the peace’, in Harrison (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198;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39. 关于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的花费，有多种不同的估算，根据对战争及其后治安战所涉及范围的理解不同，从573亿里拉到753亿里拉不等。 Haile Larebo, The Building of an Empire： Italian Lan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Ethiopia (Trenton, NJ, 2006), 59–60.

墨索里尼原本期望的速决战变成了耗尽资源的持久战。他必须保持一支庞大的守军并承担其费用：1939年他在东非部署了28万人的军队。随着当地埃塞俄比亚人不断反抗意大利的宗主权，意大利军队的伤亡与日俱增；三年艰苦的治安战让9555名意大利人丧生，14万人伤病，难以计数的埃塞俄比亚人也沦为牺牲品。 1932—1933年的意大利国防开支是50亿里拉（占政府开支总额的22%），到了1936—1937年就达到了131亿里拉（占政府开支总额的33%），1939—1940年更是达到247亿里拉（占政府开支总额的45%）。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开支估计为570亿里拉，这些都要由贷款和赋税来承担；后来干涉西班牙内战又花费了80亿里拉。 意大利还费力建设了2000千米现代道路以便警戒新殖民地，这几乎让殖民地财政崩溃。

Sbacchi,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98–100;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33;Haile Larebo, ‘Empire building and its limitations. Ethiopia (1935–1941)’, in Ruth Ben-Ghiat and Mia Fuller (eds.), Italian Colonialism (Basingstoke, 2005),88–90. Barrera, ‘Mussolini's colonial race laws’, 432–4. Alexander Nützenadel, Landwirtschaft, Staat und Autarkie： Agrarpolitik im faschistischen Italien (1922–1943) (Tübingen, 1997), 144, 317, 394.

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是帝国扩张带来的经济利益所无法弥补的。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经验不同，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贸易是单向的。它向这一占领区的输出从1931年的2.48亿里拉增长到1937年的25亿里拉，但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广泛的军事需要。所谓埃塞俄比亚能提供粮食供养帝国占领地中的意大利人，还能有盈余向意大利本土出口的想法被证明纯属幻想：1939年，由于粮食歉收，意大利需要向埃塞俄比亚运入10万吨小麦，1940年，当地的农产品产量只能满足自身需求的35%。虽然当局想要引入数百万意大利移民来实现埃塞俄比亚的农业现代化，但到了1940年只有400名农民来到此地，其中只有150个大胆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家人。 意大利工人的数量比农民多得多，但在东非营业的4000家意大利公司大部分只是服务于庞大的驻军，或者一门心思想着短期挣快钱，而非对非洲这片新帝国进行经济改造。意大利还努力寻找原油和矿产，但未能成功。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省（Harrar）的意大利总督对于“淘金热”带来的腐败和追逐私利深恶痛绝，但实际上这片新帝国的腹地几乎没有什么财富可以让意大利人来享受。 为意大利人口寻找更多粮食来源的问题没能通过征服得到解决，于是只能靠严格的国内自给自足政策来弥补。1930—1940年，意大利的小麦进口下跌了2/3，而国内的小麦产量则增长了几乎1/3。维持新殖民地的投入和国防工业投资大幅增长，但这几乎全部要从国内资源中搜刮，而且和日本一样，这也需要国家对工业发展计划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

Rochat, Le guerre italiane, 117–21. De Grand, ‘Mussolini's follies’, 128–9; Rodogno, 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46–7. De Donno, ‘La Razza Ario-Mediterranea’, 409.

最终，新帝国带来了一轮短暂的民族主义者的热烈拥护，仅此而已。但这并没有阻止墨索里尼去利用他自认为拥有的新地位，他认为自己现在是独立民族-帝国的领袖了。他逆着西方列强的意愿，投入空军和地面部队支持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叛军打了几乎三年的西班牙内战。到1937年8月，在西班牙的意大利法西斯志愿军已有3万人，最终超过7.6万意大利士兵、飞行员和法西斯民兵为西班牙国民军效力，他们有时会与支持西班牙共和军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流亡者作战。西班牙内战中有3266名意大利人死亡，使得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战争中的总死亡人数超过了2.5万人。 在西班牙与德国“志愿军”的协作令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走得都近，虽然意大利领袖急于确保意大利对帝国扩张的看法不受来自德国的任何影响。特别是墨索里尼还很快盯上了新的可能的扩张目标。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他概述了这样的企望，他想要统治巴尔干南部直至伊斯坦布尔的广大地区，想要从法国手里夺取突尼斯和科西嘉，还想吞并英法在非洲之角索马里的殖民地。1939年2月，他还设想通过夺取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从而将英帝国赶出地中海地区。 这些野心在今天看来纯属妄想，但由于在埃塞俄比亚还算成功，墨索里尼也越发相信自己能取代老牌帝国的“衰朽势力”，这样的野心在当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异想天开。正如意大利反犹主义者泰莱西奥·因泰兰迪（Telesio Interlandi）在1938年所言，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阶段是由“对建立帝国的愿望”来定义的。

Fischer, Albania at War, 5–7;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51–2. Nicholas Doumanis, Myth and Memor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membering Fascism's Empire (London, 1997), 41–4.

意大利人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再一次体现了这一愿望。和埃塞俄比亚一样，阿尔巴尼亚也被普遍认为天然就是被吞并的对象。意大利曾于1917—1920年短暂托管过这里，但后来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放弃，阿尔巴尼亚也成了国际联盟的成员。1926年的防卫联盟让意大利实际上承担起了阿尔巴尼亚的防务，紧密的经济联系也被强压在了阿尔巴尼亚统治者艾哈迈德·索古（他常被称为“索古王”）头上。然而，索古和他的政治盟友们想要保持独立，意大利虽然希望在20世纪30年代恢复某种形式的托管，但未能如愿。 到30年代末意大利的新帝国主义成形之后，墨索里尼和他的外交大臣（兼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开始着手将这种非正式的影响转化为直接统治。此举的战略收益不言而喻，控制阿尔巴尼亚意味着能掌控亚得里亚海两岸。这还是意大利创建欧洲帝国的一个潜在立足点，墨索里尼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对此念念不忘。意大利还控制着遥远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它于19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此地，并在1923年的《洛桑条约》中确认了所有权。这个群岛上有一支陆军守备队，还有一座机场，其攻击范围覆盖苏伊士运河，由一名军管总督全权管辖，这是意大利在欧洲和黎凡特建立更大帝国的第一小步，也是接管阿尔巴尼亚的预演。

Fischer, Albania at War, 17–20.

将阿尔巴尼亚变成意大利帝国的一部分带来了诱人的前景，即将意大利从亚得里亚海到爱琴海的统治地盘最终连成一片。吞并阿尔巴尼亚的计划于1938年5月开始制订，此时还有人假称该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铬矿，可以供养意大利的战争经济。1939年初，万事俱备。同年3月，德国占领布拉格而没有招来西方干涉，齐亚诺随即想要立刻动手。但墨索里尼又一次犹豫了。国王和军队对这份计划都没什么感觉，他们还担心身陷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的意大利军队是否还有能力再投身一个新战场。3月，意大利“利托里奥师”攻陷了共和军在阿利坎特省的最后一个据点，西班牙内战结束，资源也随之被释放出来。4月5日，意大利向索古王提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将阿尔巴尼亚交给意大利托管，遭到预料之中的拒绝后，2.2万意军在400架飞机和300辆小型坦克的支援下，于4月7日清晨发动了入侵。这场作战是仓促发起的，组织混乱。不会骑车的士兵拿到了摩托车；不认识莫尔斯电码的参谋人员被补充进了通信部队；登陆海滩的照片上能看到步兵们骑自行车前去战斗，这与德军穿过布拉格的场面有着天壤之别。

Fischer, Albania at War, 20, 35, 37–40, 90–91;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53–5; Rodogno,Fascism's European Empire, 59–60.

意大利的宣传把这场入侵包装成现代化军队的大捷，这掩盖了许多缺陷，但意军的胜利仅仅是因为几乎没有遇到武装抵抗。意军的伤亡数字仍充满争议。官方报道的人员损失是12人，但阿尔巴尼亚人的评估认为，意军死亡人数无论如何都在200至700人。4月13日，索古撤离他的首都，意大利国王宣布成为阿尔巴尼亚国王。虽然和伪满洲国一样，阿尔巴尼亚在形式上只是傀儡国家而非殖民地，但这个国家实际上是被当作殖民地来剥削的。阿尔巴尼亚的行政管理被意大利顾问掌控，一名陆军中将获任负责这个顾问团；其经济被意大利利益方控制或接管；阿尔巴尼亚人成了意大利国王的奴仆；公共场合强制要求阿尔巴尼亚人使用意大利语而非阿尔巴尼亚语；所有反抗都被军警野蛮镇压。甚至是利用在阿尔巴尼亚的角色大捞特捞的齐亚诺，也抱怨说，新的意大利主管当局“恶劣对待本地人”，“有着殖民地思维”，但对于一个用野蛮方法进行领土扩张的集权国家而言，这样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0), 72.

日本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最终使得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和发动战争。数十万日本和意大利的年轻人在大战爆发多年前就身陷战火：日本军队从1931年开始投入战争，意大利陆军和空军则几乎从1930—1931年的利比亚治安战一直不停地打到1939年入侵阿尔巴尼亚。与此相反，希特勒德国的扩张计划开始得更晚，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都在通过一系列不流血行动获得更多地盘。直到1939年入侵波兰，德国士兵才打了一场与中国或东非战事规模相当的帝国之战。所谓民族自立对于一个被解除了武装、陷入贫困的德国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希特勒政府当政的第一年一直在致力于推翻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的对《凡尔赛和约》的“顺从”策略。1933年10月，由于其他国家未裁军，德国代表团退出了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以示抗议。同年，德国政府不承认大部分国际债务，并正式停止偿还战争赔款。1936年，德国撕毁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将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但是，虽然宣传上叫嚷着要挑战《凡尔赛和约》与《洛迦诺公约》，但德国领导人在军力仍然弱小之时采取谨慎的战略。1936年3月7日，德军重占莱茵兰时，人们发现希特勒处于高度焦虑之中，担心自己最初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这天，年轻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发现自己与希特勒同在一列开往慕尼黑的列车上，他后来回忆道：“元首的隔间里传出紧张的气氛。”他还说，希特勒后来总是把这次重新武装视为自己“最大胆”的一次作为。

Christian Leitz, ‘Arms as levers： matériel and raw materials in Germany's trade with Romania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 (1997), 317, 322–3. Pierpaolo Barbieri, Hitler's Shadow Empire： Nazi Economic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Cambridge, Mass., 2015), 180–82, 260.

在考虑构建帝国的生存空间之前，希特勒要先面对另外两件事：从大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局面中恢复经济，以及将德国重新军事化，使其恢复强国地位，无论将来选择什么道路都有足够的运作空间。德国的重新武装始于1933年，它在1934年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来扩充军备，并在1935年3月公开宣布退出《凡尔赛和约》扩军备战。其国防开支从1933/1934年度的12亿帝国马克增加到1936/1937年度的102亿，至此其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已恢复。武器生产和征召兵员的训练是个长期工程。和日本、意大利一样，高额的国防开支要求国家对经济其余部分进行密切监管，以避免经济危机，并控制消费性支出，德国人民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贫困和失业，现在想要重新享受生活。政府拿出了计划，让德国在粮食和原材料方面更加自给自足，减少对潜在敌对国市场的依赖，同时还要在中欧和东南欧打造一个由德国主导的贸易集团，作为发生国际性危机时的安全网。1934—1939年，德国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签订了贸易协定，这让东欧的贸易平衡大大向德国倾斜。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的原油和粮食采购占罗马尼亚贸易额的比例从18%增加到37%。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国以援助佛朗哥为手段，获得了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德国的“非正式”经济帝国。德国从西班牙的进口在西班牙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从1936年底的11%提高到两年后的几乎40%，为德国军工业提供了急需的金属。 希特勒对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念念不忘，对未来的任何冲突都深感焦虑，因此德国要在欧洲贸易圈里控制足够多的资源，就像日元区那样，以保护德国免遭外来的经济压力。

Treue, ‘Denkschrift Hitlers’, 204–5, 206. BAB, R261/18, ‘Ergebnisse der Vierjahresplan-Arbeit, Stand Frühjahr 1942’. 本文总结了该项计划自1936年以来的各项措施。 Richard 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20–21.

到了1936年，高额的国防开支压力和国际贸易复苏过于缓慢带来了危机。主持了大部分经济复苏的德国军事经济总办兼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想要限制进一步的军事开支，并鼓励贸易。希特勒此时终于对采取更积极的帝国扩张政策产生了信心，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对限制德国军力增长的想法十分反感，1936年8月，他在一份战略备忘录里写下了他对未来经济和军事的观点。由于意识到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希特勒想要让德国军事准备的规模尽可能大，同时要加快经济自足计划。希特勒声称，不能击败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将导致“最终的毁灭，甚至是德国人民的末日”。他的结论是，要想养活人民和为未来的搏斗提供必需的原材料，只能依靠“扩大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原材料和粮食的来源”。 这份备忘录的直接结果便是于同年10月公开发布的第二个“四年计划”（第一个“四年计划”是恢复就业的计划），由纳粹党头领兼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负责。这份计划标志着德国政策的急转弯。国家现在控制了价格、工资水平、进出口贸易、外币交易，以及投资。与日本和意大利的国家经济计划一样，这种所谓的“管控经济”对于平衡加速重新武装和稳定国内经济这两方面的需求至关重要。 在此计划之下，原材料的人工合成替代品（原油、纺织、化工、橡胶）产业获得了大规模的投资，以为大规模军工生产提供经济基础。1939年，全部工业投资的2/3都被投向了战略原材料方面，而军事开支占去了国民总产值的17%（1914年时只有3%）和政府开支的50%。 不过，将德国的“生存空间”扩张到一个新的欧洲帝国也能带来更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