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2

早期的失败推动了民防体系的迅速重组，它开始更加重视有效的通信和信息，设置数量更多、物资储备更足的救济中心和应急厨房，以及——也是最重要的——推行迅速修复易于维修的住房的计划。防空警报员大军的任务是在警报响起时通知街坊邻居，对他们来说，一个主要难题就是执行避难纪律，这是个减少伤亡的明确途径。在德国和苏联，寻找庇护是强制性的，警察有责任在需要时以尽可能严厉的手段配合当地警报员维持避难纪律（在德国，警察还要负责不让犹太人和外国强制劳工进入留给“雅利安”德国人专用的避难所）。而英国的警报员就没有法律制裁可用，因此遵守避难纪律完全是个人决定而非法律义务。英国政府也倾向于采用一套分散式防空洞体系，避难场所为地下室和地窖，或者是有院子的人在自家地里挖的“安德森防空洞”。只有一半的受威胁人口去过指定的防空洞，而且这些防空洞也几乎没有一个能真正防弹。战争后期的研究显示，在那些家里没有防空洞的家庭中，只有9%会寻求使用公共防空洞。 公共防空洞很快被证明建造粗陋，卫生也差，几乎全都没有合适的睡觉设施。即便政府从1940年12月起积极采取措施提供床铺、看护服务和提高卫生水平，公众对那里的信任度仍然很低。成千上万的人选择拒绝民防系统，转而留在家里，要么躺在床上，要么躲在楼梯下或桌子下，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在轰炸规模远不如战争后期德国和日本遭到的那种毁灭性空袭的情况下，为何还有如此严重的伤亡。在英国，只有3%的城区面积被毁，而这一比例在德国是39%，在日本更是高达50%。

TNA, AIR/20/7287, ‘Secret Report by the Police President of Hamburg on the Heavy Raids on Hamburg July/August 1943’, 1 Dec. 1943, pp. 22–3, 67–8 ,87–99. Hans Rumpf, The Bombing of Germany (London, 1957), 186–7; Andreas Linhardt, Feuerwehr im Luftschutz 1926–1945： Die Umstruktierung des öfentlichen Feuerlöschwesens in Deutschland unter Gesichtspunkten des zivilen Luftschutzes(Brunswick, 2002), 171–82. Iklé, Social Impact of Bomb Destruction, 67–8.

这种饱和轰炸为的就是砸碎敌人的民防架构，为无限制的毁灭开路，而产生这种毁灭效果的几乎都是火。当巨大的火焰风暴到来时——1943年7月落在汉堡，三个月后是卡塞尔，1945年2月落在德累斯顿——民防系统被压垮了。遭到燃烧弹轰炸时，汉堡有3.4万名消防员、军人和临时民防人员，但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让火灾蔓延到城市远郊。城市的警察局长在他关于7月27—28日夜火焰风暴的报告中承认，民防系统面对火焰风暴无能为力——他在试着描述发生的事情时写道，“语言是无力的”——但他提议对民防队员对付火灾威胁的方法进行重大改变：检查所有防空洞（防弹掩体）以确保都有应急出口，防止里面的人在火焰耗尽氧气后窒息，汉堡就是这样；在市中心规划出人人都认识的逃离路线，这样人们能在被火焰风暴吞没前逃走。 民防人员还被建议训练所有房主在空袭中立刻扑灭燃烧弹，防止小火焰连成大火灾，把更多平民暴露在通常仅危及民防队员的危险之中。1944年德国的170万消防员中大部分是平民志愿者，包括27.5万妇女和女孩。约10万志愿者被编组成700个应急分队，以跨地区调动到需要灭火的地方。1943年8月，德国建立了特别“自我防卫小组”，以通过法律迫使所有民众积极参加集体民防，而非只是各守各家。 汉堡遭袭还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向被炸区域提供食品、临时掩体和医疗救助；和在英国一样，有效信息、粮食和看护服务的提供，结合撤离和迅速安置计划（部分是由集中营劳工实施的），显示了组织合理的民防和救援服务防止被炸城市社会崩溃的能力。汉堡估计有61%的住房损毁，但在几个月内，留城人口的90%，50万住户中的30万户，重新住进了房屋中，这些房屋是修复的或用预制板建造的。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02, from a letter sent in May 1945. See too Aaron Moore, Bombing the City： Civilian Accounts of the Air War in Britain and Japan 1939–1945 (Cambridge, 2018), 112–14.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1, 6, 69.

对日本城市的燃烧弹轰炸同样造成了民防措施在极端重压下的崩溃。日本当局预计其经济和军事目标会遭到精确轰炸，美国航空兵在1944年末到1945年2月的第一轮轰炸中就是这么干的，效果不彰。而从3月9—10日夜间东京大轰炸开始的燃烧弹投掷则会制造被证明不可能控制的巨大火灾。民防志愿人员受过的训练只能对付规模小得多的空袭；当大火迅速吞没一整个城区时，平民住户们所受的空袭训练就完全不够用了。1945年5月，日本的一位母亲给疏散出去的女儿写信道：“如果空袭来了，就当房子已经没了吧。” 安全掩体的空间只够容纳2%的城市人口。日本城市的建筑都是由木头和纸建成的，受到燃烧弹攻击时极其脆弱；东京98%的建筑是用易燃材料建造的，而主城区的人口密度又格外高。

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 China After Four Years of War (Chongqing,1941), 174–5.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1, 69, 200. USSBS Pacific Theater, Report 11, 2, 9–11.

日本海军航空兵早先在1939年和1940年对中国陪都重庆的轰炸已经显示了这样的城市有多么脆弱。街道狭窄而拥挤，两侧都是以竹木为主要材料的建筑，这即便在规模很小的燃烧弹攻击中都十分有利于火灾蔓延。仅仅一小群敌机的区区几次空袭，就导致城市商业中心的约4/5被完全烧毁。 为了避免日本本土遭到相似的灾难，民防当局下令拆除了数量惊人的346629栋房屋以在城区建设防火通道。然而，美军巨大的波音B-29轰炸机的低空轰炸，在一片严格划定的区域里投下了数千吨燃烧弹，填满了整个目标城区。投在日本的16万吨炸弹中，9.8万吨是燃烧弹。 东京遭到轰炸时，857个急救站中的449个，275座医院中的132座，以及数百座提前准备的看护站被毁，让崩溃的民防雪上加霜。负责维系士气和避免恐慌的单位——所谓“政治思想队”——被优先保障，但结果是救援队和救火队发现自己人手、重装备或特殊救援设备严重不足。因此东京的伤亡格外惨重，在3月9—10日的火焰风暴中估计有8.7万人死亡。据官方统计，在仅仅5个月的轰炸中，所有被轰炸的城区有269187人死亡、109871人重伤、195517人轻伤。

统计数据来自下列资料：France, Jean-Charles Foucrier, La stratégie de la destruction： Bombardements allies en France, 1944 (Paris, 2017), 9–10; China, Diana Lary,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Cambridge, 2010), 89。

以平民为主的惨重伤亡在所有遭到猛烈轰炸的地方是常态，但即便是在轰炸轻微得多的地方，民防也无法阻止民众的死伤和广泛的毁坏。在德国，今天人们估计有35.3万到42万人丧生（1956年的官方数据是62.5万人）；对英国的轰炸导致60595人死于炸弹、火箭和巡航导弹之下；对德占欧洲国家的轰炸，尽管已经尽可能地避免用燃烧弹填满城区以减少伤亡，但还是在法国造成了估计5.3万到7万平民死亡，比利时估计1.8万人死亡，荷兰还有1万人；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前是轴心国之一，后来被德国占领到1945年5月，战后官方数据显示，两段时期相加的轰炸死亡人数达到59796人；德国对苏联目标的轰炸尽管规模不大，但官方数据还是显示有51526人死亡；而在中国死于轰炸的人估计至少也有95522人。 此外还有在空袭中受重伤的人，这在大部分时候会让伤亡人数再翻一倍。约有100万人死亡，还有差不多同样多的人重伤，这或许表明巨大的民防努力总的来说是直接失败了。这条战线显然是一场非对称战争：一边是带着可怕航空武器的轰炸机，一边是手无寸铁的民防队员，大部分还是兼职的平民志愿人员。然而，尽管实力悬殊，民防队员和大批充当辅助人员的平民还是用诸多自卫方式对抗着敌人的空中力量，甚至是在遭到燃烧弹轰炸的城市，以避免战前小说和军事未来学中预言过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崩溃。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231–2. Bernard Donoughue and G. W. Jones, Herbert Morrison： Portrait of a Politician(London, 2001), 316–18.

毋庸置疑，若没有民防队员，伤亡和城市社会混乱的程度会糟糕得多，轰炸的影响也会更接近朱利奥·杜黑的预言。许多地方的民防都崩溃了，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在遭受火焰风暴袭击时，危机通常能在被袭城市之外的紧急支援下得到控制。英国被袭港口的“远足”习惯并未导致持续性的社会危机。周边乡村的看护服务也构成了一条应急“缓冲带”，家庭成员可以住在那里，工人也能每天乘车进城上班。所有被袭地区采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大规模疏散也拯救了许多生命。在德国，到1945年初有近900万人离开了城市；在日本，这个数字到战争结束时接近800万人。民防队也从空袭中直接救下了不少人，因为他们会立刻采取行动，确保在有防空洞可用的地方说服民众有秩序地躲进防空洞。如果出现了突然恐慌，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就像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进行长时间空袭之后的情况那样。当防空隧道里的人想要离开时，其他人却听信了日军正带着毒气弹再来轰炸的谣言，拼命想要挤进来，两拨人迎头相撞。结果，据警方记录显示，有1527人死于踩踏。 1943年3月3日，在伦敦贝斯纳尔绿地的地铁站，空袭警报带来的恐慌使得太多人挤进湿滑昏暗的楼梯间，导致173人死于踩踏和窒息。

Edna Tow, ‘The great bombing of Chongqing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Stanford, Calif., 2011), 269–70, 277–8. 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 China After Four Years of War, 179.

但这些都只是特例。警报员们在管控受威胁社区和确保人们有序进入掩体或监督使用家庭防空洞方面勇敢地发挥了作用。消防员和急救人员会顶着仍在落下的炸弹，冒着生命危险履行使命。哪怕是在重庆，这个在山坡上草草凿出了超过1000个隧道掩体的地方，警报员们通常也能够在警报声提醒人们退入隧道时成功维持人群秩序。1937年，这座近50万人口城市的防空洞只能容纳7000人，但到了1941年则能容纳37万人。 1939年，这座城市平均每落下2枚炸弹就会有11人伤亡；但到1941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平均每落下3.5枚炸弹，伤亡人数只有1人。 英国遭受的“闪电战”轰炸的伤亡高峰出现在1940年9—11月，此时民防体系仍在学习应对空袭。无论何处，民防队员们都在竭尽所能地挽回轰炸的最恶劣影响及其直接后效。在当时关于空袭的报道中有许多平民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在德国，报纸上的死亡名单会在殉职的民防队员名字旁画一个铁十字勋章，就像阵亡士兵一样；活下来的英雄会被授予军事铁十字勋章。英国在遭受“闪电战”时，乔治六世国王会向表现格外英勇的平民颁发乔治奖章，以奖励诸多在炸弹下表现勇敢的人。首批获奖者中有多佛尔辅助消防队的两名消防官员和一名辅助消防员，他们拯救了一艘装着爆炸物被炸弹击中的船；还有萨福克的两名女性救护车驾驶员，她们在一次空袭中救了一个受重伤的人。

CCAC, CHAR 9/182B, Notes for a speech to civil defence workers, County Hall, London, 12 July 1940, pp. 4–5.

民防队员们和数百万并肩作战的民众，在阻止轰炸对士气的打击和减轻空袭的创伤效应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在这个时候，他们成了政府的代表，提供了一个管理地方民众的组织，将遭袭社区和国家更大范围的维持士气的努力联结在了一起，同时帮助控制炸弹打击造成的破坏。当然，这是一个曲折的成功故事，但民防工作总的来说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帮助维持住了地方社区的团结，若没有这种帮助，中央政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遭到轰炸之后，民众对国家的依赖与日俱增，但国家满足这种依赖靠的是所有参加民防、看护和救援的人，是他们在哪怕反复的空袭之下维持着社区的活力。对抗轰炸的全民战争同样把地方社区和战争的现实更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而通过监督日常民防纪律，以及对数百万平民进行训练，大后方也变成了一种作战前线。温斯顿·丘吉尔在1941年7月12日对民防人员的讲话中用了军事词语来形容他们：“训练民众部队，为与火灾的战斗准备弹药，动员、锻炼并装备这支消防大军……” 当然，平民志愿者不是军人，甚至穿上制服也不是，而是为了特殊形式的作战而接受训练的无武装的平民。在炸弹的打击下，民众发现他们打的是一场不平等的战争，自己会承受沉重的伤亡，而且常常是一连数年如此。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像民防战争这样清楚地代表战争的全民化。

抵抗运动的方方面面

Matthew Cobb, The Resistance： The French Fight against the Nazis (New York,2009), 39–40. Tom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Fascists, Guerrillas and the Allies (London,2008), 67–8; Cobb, The Resistance, 163–4. 关于中国的情况，见Poshek Fu, ‘Resistance in collaboration： Chinese cinema in occupied Shanghai, 1940–1943’, in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Stanford, Calif., 2002),180, 193。

民间抵抗则是另一条与民防完全不同的战线。这不再是为了面对共同威胁维持族群团结，而是要让敌人占领下的社会动摇。抵抗针对的是那些打败了自己国家或帝国的军队、此刻正以征服者的身份控制整个平民区的敌人。然而，民防的定义相对简单，民众抵抗则被证明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无论当时还是今天皆然。抵抗有很多形式，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那些小的不顺从之举或者不同意见十分常见，但都难以和战时的抵抗图景相提并论。1940年8月，法国记者让·特希耶匿名发表了《给被占区人民的33条建议》，但他只是枚举了法国公众避免接触、同情德国敌人甚至避免与之对话的方法。 对占领者的这种消极态度是抵抗的最常见形式。大部分民众是在坐等解放，这种态度被法国抵抗者和意大利游击队不屑一顾地称为“观望主义”，“作壁上观”。 想要不引人注意、不冒风险地在敌人的占领下存活下来，这种愿望可以理解，在欧洲和亚洲的沦陷区也很普遍。战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沦陷区都是两极化的，在法国要么是抵抗者要么是投敌者，在中国沦陷区要么抗日要么当汉奸，但历史并非如此。 数以百万计没有积极抵抗的普罗大众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广泛的空间，他们会因形势所迫两边倒，但在其他情况下都会尽力保护自己的个人生活免遭占领者及其本地代理人的戕害。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抵抗者与投敌者始终都只是沦陷区的很少一部分人。

Robert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A New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London, 2015), 70–71, 143–4.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lif., 1994), 221–30. Cobb, The Resistance, 223–4.

更积极意义上的抵抗则是五花八门。从根本上看，几乎所有的主要抵抗运动都是为了获得民族解放，这一目标体现在了抵抗组织的名称上：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法国的“民族抵抗委员会”、希腊的“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军”等等。但是这些民族运动掩盖了众多不同的抵抗方式，掩盖了那些规模更小、常常是地方性的运动，它们在意识形态、政治或战术方面并不总是和广泛的民族解放行动相一致。“抵抗”最好概括为对占领当局任何形式的主动对抗，在对抗中违背占领者的规则，或挑战其政治和军事存在。有些时候这意味着破坏性的政治活动——出版报纸、手册或海报，组织非法集会和网络——并不一定是要再前进一步，组织游击队或恐怖主义活动。法国最受欢迎的抵抗报纸《保卫法国》，是在索邦市的一个地下室里印刷的，这就是与占领当局文化对抗的一种形式，但其出版者并未参与积极的暴力活动。 在中国，沦陷区农村里常见的传统秧歌舞台被用于某种形式的文化抵抗，演出抗战主题的短剧——《参加游击队》《抓叛徒》等——农民观众很容易看懂。 然而，在大部分地方，抵抗包含着对占领军的暴力攻击，即便是那些起初只是想要进行政治斗争并回避恐怖主义的组织或团体，也是如此。1944年3月，被德国粗暴地压迫了数年之后，《保卫法国》发表了一篇头版文章《杀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很明确：必须杀人。杀死德国人，清理我们的土地。杀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杀我们的人民。杀了他们，夺回自由。”

Gaj Trifković, ‘“Damned good amateurs”： Yugoslav partisans in the Belgrade operation 1944’,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9 (2016), 256, 270; Yang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in north China’, in Peattie, Drea and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325; John Louli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1940–1944 (London, 1982), 153.

武装抵抗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自发的、个人的恐怖行为；有通过更大的抵抗者网络组织起来执行破坏和刺杀任务的团体；最后还有在敌后组建的成规模的游击队，能够袭扰和威胁其军队。区区几百名抵抗者组织的一张尽可能隐秘的不见天日的地下网络，和一直活跃到战争结束的大规模游击部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到1945年达到了90万人；希腊人民解放军在1944年拥有8万人的前线部队，外加5万人的预备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出动了8个师收复塞尔维亚，还有多达6.5万名游击队员配合苏联红军夺取了贝尔格莱德。 决定这些武装抵抗不同形式的部分是地理因素，部分是时机问题。对于在欧洲战斗的游击队来说，他们能够利用意大利的大片山区和山脉沿线的茂密森林，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大小山峦，或者是波兰东部、苏联西部的广袤森林和沼泽地。当抵抗者试图在西欧的城市或乌克兰、俄罗斯的大平原上作战时，他们很容易遭到猎杀。在法国，抵抗者最终从1943年之后大批集中在中央高原和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的森林和群山之中，他们用科西嘉语“maquis”（马基游击队），或用“灌木林”这种适宜的地形术语来自称。在亚洲，菲律宾和缅甸的雨林，华中华北广大的山区、高原和河谷提供了在过于分散薄弱的敌人面前相对安全的地域，并让抵抗力量得以大规模集结。

Shmuel Krakowski, The War of the Doomed： Jewish Armed Resistance in Poland 1942–1944 (New York, 1984), 5. Svetozar Vukmanović, How and Wh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Struggle of Greece Met with Defeat (London, 1985), 41, citing Mao Zedong in The Strateg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L. S.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EAM)： a study i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4 (1952), 43.

时机是所有抵抗运动，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早期的抵抗通常是对入侵的自发回应，注定无果而终。之后的抵抗者就必须判断战争的进行方式，以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动手。即便是在战争胜负未明的漫长岁月里，抵抗仍在进行，但是有时候他们会尽可能避免武装行动以保存人员和装备，留到盟国的胜利看起来更确定时再起事。波兰国家军在整个沦陷区构建了一张预备人员网络，待到解放即将到来之际发动最终起义时使用。其总司令斯特凡·罗韦茨基在1943年春声称，其策略就是“全副武装地等候，不要投入会带来惨重失败的匆忙行动”。 中国的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被日军一边倒地击败之后，毛泽东要共产党的抵抗转变为小规模的游击队作战，甚至可以长期蛰伏，以积累力量等候打赢抗战的时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其他抵抗运动也认为与占领军的消耗战意义更大，不必去考虑这种离解放遥遥无期的抵抗是否无效，是否会损伤士气。1941年9月，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了关于运动目标的宣言：“战斗必须随时随地进行……在市场，在咖啡店，在工厂，在街道，在庄园，在所有地方。”

Cobb, The Resistance, 60–63. Olivier Wieviorka and Jack Tebinka, ‘Resisters： from everyday life to counter state’, in Robert Gildea, Olivier Wieviorka and Annette Warring (eds.),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Daily Life in Occupied Europe (Oxford, 2006), 158–9.

和军队一样，抵抗运动的成员具有各种背景，而且随时间不断变化。早期的抵抗运动主要依靠少量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学生的贡献，他们都会参与到运动目标的塑造中来，编写和出版关于抵抗运动的文字，并建立网络。战败军队的军官只要能躲过被俘和被送进战俘营，也会在鼓动抵抗时扮演领头角色。在未沦陷的法国南部，首批主要抵抗群体反映了这些积极分子的社会背景：“战斗”成立于1941年夏，组织者是持格外激进观点的法军上校亨利·弗雷内；“解放南方”的创建者则是左翼记者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在沦陷区，1940年12月成立的“解放北方”的创始人是前法国情报部官员克里斯蒂安·皮诺，以及一众工会官员。 随着战争的进行，抵抗成了大众运动，其社会组成也随之变化。许多早期领袖和积极分子被抓住处决，更年轻的积极分子则紧随其后。1943年和1944年，数以千计的法国年轻人加入游击队以避免被送到德国去强制劳动；在意大利，1943年投降后，数以千计的意大利年轻人逃进了游击队以免被征入法西斯傀儡国家的军队或者被送到德国去强制劳动。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45–8. Philippe Buton, L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ant：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à la Libération (Paris, 1993), 269.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323–5; Daoxuan Huang,‘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st cadr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0 (2016), 138.

人员构成的变化大多是欧洲共产党在轴心国入侵苏联、自己不再受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妨碍之后愿意加入抵抗所致。在意大利的游击战中，共产党的部队数量最多，他们的“加里波第旅”占游击队实力的约50%。 法国成立于1942年的共产党抵抗组织“狙击手和游击队”成了最大的抵抗组织之一，到1944年拥有6万活跃成员。 在希腊、南斯拉夫和苏联，组建抵抗游击队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对以农民为主的大批民众的组织和动员，他们加入抵抗运动后将会接受共产党官员和通常（但并非全部）具有城市工人阶级背景的成员的组织管理。尽管共产党游击队战士们最终成了军事化单位，但很大一部分人是志愿或被迫参军的平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适应准军事作战中的严酷环境和纪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新入伍的人只有一个月的训练时间。除了军队，共产党还组织了地方民兵，完全由农民组成的自卫队，包括由18—24岁年轻人组成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年龄更大的人组成的“模范队”。到1945年，这种地方民兵达到近300万人，专司保卫自己的村落。

Julia Ebbinghaus, ‘Les journaux clandestins rédigés par les femmes： une résistance spécifique’, in Mechtild Gilzmer, Christine Levisse-Touzé and Stefan Martens,Les femmes dans la Résistance en France (Paris, 2003), 141–4, 148–50; Jean Marie Guillon, ‘Les manifestations de ménagères： protestation populaire et résistance féminine spécifique’, ibid., 115–20. Julian Jackson, France： The Dark Years 1940–1945 (Oxford, 2001), 491–4. Barbara Jancar, ‘Women in the Yugoslav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an overview’,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4 (1981), 150, 155–6. Jomane Alano, ‘Armed with the yellow mimosa： women's defence and assistance groups in Italy 1943–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 (2003), 615,618–20.

很大一部分抵抗积极分子是女性。她们的参与清楚地表明，抵抗战斗和参加民防一样，也是民众不分性别的选择。女性参加了所有阶段、所有形式的斗争，无论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尽管在关于抵抗的叙事中，女性常常以辅助人员的形象出现，帮助游击队提供补给，担任通信员和瞭望哨，掩护躲避追杀者，或者照料伤员，但所有这些举动都会被敌人当作抵抗行为（实际上也的确是抵抗行为），他们会像对待武装游击队员一样施以残酷惩罚。然而，女性还有一些特有的考虑。女性会广泛参加针对配给口粮供应不足或工作福利条件的抗议，这影响着数以千计接替男性的女工；对许多女性来说，无论是否参加了抵抗，保护家庭都是第一位的。在法国，据统计至少有239次关于家庭的女性抗议示威。 对有些女性来说，政治抵抗还是一种挑战男性主导地位、为女性自立铺路的手段，这样可以同时追求两种形式的解放。这种考虑不一定会在积极抵抗中表达出来，但是那些为了家务或家庭而出来抗议的女性和在抵抗网络中工作的女性，并无截然不同的分野。法国抵抗组织的许多男性把女性为自己提供的食品、掩护和医疗照顾视为家务的扩大而非迈向战斗的一步，法国女性也几乎没有参战。 在南斯拉夫，估计有100万主要是农民的女性在暗中支持为数不多的女性战士。她们许多人属于“反法西斯女性阵线”，这个组织到1945年已有超过200万成员，她们有自己的区域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还有自己的报纸。 在意大利，1943年11月成立的“女性自卫团”会为家庭、工作女性和轰炸后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照料和援助，参加非法报刊和传单的印制和分发，还以其他更直接的形式支援游击队。组织的创始章程强调了她们的抵抗宗旨：“强盗们掠夺、蹂躏、杀戮。我们不能屈服，我们必须为解放而战。”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131. Alano, ‘Armed with the yellow mimosa’, 616. Anagnostopoulou, ‘From heroines to hyenas’, 481–2. Jelena Batinić, Women and Yugoslav Partisans： A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Resistance(Cambridge, 2015), 128–9, 143–8, 156–7; Jancar, ‘Women in the Yugoslav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155–6, 161.

许多女性与男性并肩作战，从而进入了原本男性专属的领域。法国“解放南方”组织的地方领袖玛格丽特·戈内在被里昂的德国法庭要求解释为什么拿起武器时，她回答道：“因为男人们放下了武器。” 一个年轻女性怀里抱着枪的标志性画面并不仅仅是宣传。在意大利，估计有3.5万女性加入了森林和群山中的游击队；其中有9000到1.1万人战死、受伤、被捕、遭到驱逐或处决，这一伤亡水平没有几支正规军能承担得起。 在希腊，女人们参加人民解放军，与轴心国展开了游击战，后来她们占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希腊民主军”的20%—30%，既参加战斗也充当辅助角色。 在南斯拉夫，1942年2月，共产党领导层做出决策，允许女性除了继续从事传统的医护和辅助角色之外还能拿起武器，之后有10万女性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女游击队员约占游击队的15%，她们在男女混编部队中参加战斗，也承受了沉重伤亡，约占参战女性的1/4。她们总的来说训练不佳，对手中的装备不甚熟悉，周围的男性对于女性（绝大部分非常年轻）的加入持有敌意或者袖手旁观。据女性老兵回忆，男人们想要她们在参加战斗之外还承担日常的营区杂务和护理工作。怀孕的女性会被迫丢掉婴儿或者一出生就将其杀死，苏联游击战中的女性也有同样的强制要求。

Cobb, The Resistance, 185.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45–50; Dominique Eudes,The Kapetanios： Partisans and Civil War in Greece, 1943–1949 (London, 1972),22–3. Spyros Tsoutsoumpis, A History of the Greek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Manchester, 2016), 226.

这种男女兼收的抵抗作战是一种特殊的作战样式，与正规军之间的战斗有很大差别。由于抵抗军与世隔绝，他们很难获得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其他队伍在做什么，在哪里行动。而战斗一旦到来，就必定十分残酷：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种战斗完全没有法律可循，不仅是因为抵抗者身处现有战争法的管辖范围之外，占领军可以对其任意处置，还由于抵抗者的行为放在和平时期都是严重犯罪。确实，1945年之后，意大利的审判系统对许多前游击队员进行了审判，因为他们对法西斯党官员和民兵的谋杀与现存法律相违背，当予以惩罚。但抵抗运动有其自己的道义准则，这是抵抗者所处的极度危险的环境导致的。许多人会发下血誓，就像某些秘密社团一样，只要背叛或逃离，就要付出生命代价。任何被怀疑背叛的抵抗者，或者任何由于粗心而让其他人失去生命的人，都只有可能得到严厉的处罚，就像年轻的法共成员、蒙冤受害的马蒂尔德·达登特，此人被枪决后，尸体一丝不挂地出现在了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公园里。 真正的叛徒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立刻杀死或者被找到后刺杀，不过对于那些受到贿赂、威胁或是希望破灭的人来说，从抵抗者转变为叛徒只是一念之差。游击队也需要尊重当地民众，否则后果严重，因为“犯罪”就必然会疏远那些游击队需要其帮助的人，但许多人还是达不到民众的期望。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在控制的农村建立了地方性的“人民法庭”，那些偷窃、宰杀牲畜或强暴民女的游击队员会遭到处决。 游击队对于间谍的破坏有一种偏执的担忧。“我们最神圣的职责，”一份希腊抵抗期刊写道，“就是保持警惕。”

Anika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An Oral History of Nazi Genocide in Belorussia(New York, 2015), 191–2.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139–41;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309–10.

对他们自己的新兵施加严厉判决反映了抵抗者们始终身处危险之中。和正规军士兵不同，他们知道自己一旦被抓住就会遭到酷刑折磨，被送上特别法庭审判（如果有审判的话），没有上诉机会，通常会被处决。许多时候他们会被直接就地枪决或吊死，如果敌人士兵或民兵不幸落入他们手里，遭遇也会是一样的。白俄罗斯的一名少年游击队员目睹了别人仿照处决游击队员的方式处决7名德国士兵：他们先是被扒光衣服，然后站成一排被枪毙。 抵抗战争毫无怜悯之心，无论哪一方，无论在哪里。游击队会发动毫无征兆的快速突袭，这让占领军及其投靠者深感恐惧。毛泽东在1938年写下《论持久战》后便成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术的顶级拥护者，他要求他的部队以小规模战斗打击被孤立的日军分队，利用伏击、夜色的掩护和突袭，之后遁入乡间。 在城市里，破坏和刺杀靠的是完全保密、攻击迅速，执行任务的人也不能太多。这是为了避免在城区与敌人正面交锋，在这里正规军士兵可以利用他们更好的训练和武器，而执行任务者逃跑也更为困难。抵抗者只能利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来部分弥补自己在军事上的巨大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