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3

Eudes, The Kapetanios, 22. Trifković, ‘Damned good amateurs’, 271.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389–90. Kuisong,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319–20.

抵抗装备精良、组织良好的对手的战争是不对等的，而获得武器、装备甚至是军服的巨大困难更是令其雪上加霜。在人们熟悉的许多关于抵抗战士的照片里，画面上一群群男男女女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有些是军人，有些压根儿不是，大部分人没有头盔——与军人的整洁截然相反。戴高乐将军在土伦市解放后检阅当地的法国游击队时，被面前士兵们的衣冠不整震惊了，游击队员穿衣服都是这样的。一名英国派往希腊抵抗军的代表回忆了他们糟糕的外表：“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破破烂烂，许多人实际上光着脚……在雪地上行走。他们的枪都很旧，有些已经有60年了……” 武器本就很少，而持续作战所需的弹药则更加难以获得。重武器堪称罕见，只有东线或南斯拉夫的一些游击队例外，他们的装备更好一些。然而即便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第1师，也只能让其8500名士兵的一半拿到枪。 波兰国家军在发动起义之前花了数年来储存武器，其资源比大部分抵抗运动更多，但当第27师最终于1944年1月投入战斗时，其7500人中只有4500支步枪和140支冲锋枪。这支部队打了两个月就被消灭了。 华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到1940年时尽管表面力量庞大，但只有一半的新兵能拿到作战武器，对有枪的人来说，弹药也很少，很珍贵。 当英国人开始向欧洲抵抗组织空投补给时，因为英国的策略优先关注破坏，所以他们送去了大量塑性炸药和引信，而抵抗者真正想要的作战武器却少得多。和正规军不同，抵抗者的后勤保障时有时无，零星散乱，而且几乎总是不到位。

Peter Seybolt, ‘The war within a war： a case study of a count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Barrett and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221. Ben Hillier, ‘The Huk rebellion and the Philippines radical tradition’, in Donny Gluckstein (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327.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New Haven, Conn., 1993), 289–90, 318–20.

抵抗作战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占领军。抵抗者们对敌人残酷，对投敌者同样残酷，有时还对其他抵抗运动也是如此。敌人的定义有许多种。投敌者是特别有价值的目标，他们易于受到攻击，有时没有武器，而他们的死也会警告沦陷区的其他人不要为敌人效劳。在中国，那些想要在日本占领下保护自身利益的地方士绅和军阀中很多是投敌者。华北共产党地方政府保存的统计数据显示，1942年他们消灭了5764名叛徒；次年的数字更加惊人，33309名叛徒。 在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会对被认为是间谍和投敌者的人下狠手，这些人在胡克起义的2.5万受害者中占很大比例。 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游击队会在其控制区内报复任何被怀疑与傀儡政府合作的人，一场残酷的恐吓与刺杀行动甚至将被认为亲英的人纳入其中，据说其罪行是想要让英国干预希腊事务。

在东线的游击战争中，真真假假的投敌者都会被全家杀光。一支由奥列斯基·费奥多罗夫指挥的游击队屠杀了整个里亚霍维奇村，因为他们认为村里人投靠了反叛者。一名目击者回忆了那次无差别的屠杀：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109.

他们杀了见到的所有人。最先被杀的是斯捷潘·马奇克和他的邻居马特里娜及其8岁的女儿，还有尼古拉和马特里娜·霍夫西克夫妇及其10岁的女儿……他们杀了伊万·霍夫斯克全家（他妻子、儿子、侄女和婴儿），把他们扔进燃烧的房子里……50名无辜平民丧命。

Hans-Heinrich Nolte, ‘Partisan war in Belorussia, 1941–1945’, in Roger Chickering,Stig Förster and Bernd Greiner (eds.), A World at Total War： Glob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s of Destruc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05), 268–70, 271–3.

尽管游击部队向莫斯科夸口说他们每杀死1个投敌者就会杀掉10个德国人，但有些德国记录显示，这一比例更像是1.5：1，而游击队员的回忆录则显示这一比例可能还要大得多。投敌者都会遭到酷刑折磨，甚至有时会被扒皮或者活埋。 在西欧和南欧，抵抗者花在刺杀和恐吓投敌者，或者摧毁那些为德国战争机器生产物资的设备和工厂方面的努力更是高得不成比例。

Louli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 85–90, 122;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42–3; John I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Communist goal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2005), 7–8. Stevan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 2008), 114–15.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146–9.

那些似乎是同一阵营、共同面对着轴心国敌人的派别，彼此之间也并不手软。在希腊，最大的抵抗运动组织，由希腊共产党有效掌控的民族解放阵线，想要迫使小一些的其他抵抗组织并入自己。1944年4月，希腊解放军的游击队员攻击并消灭了竞争对手，希腊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处决了其领导人德米特里奥斯·普萨罗斯上校。希腊民主民族联盟尽管武装冲突不断，但还是幸存了下来，这仅仅是因为其领导人拿破仑·泽瓦斯将军得到了英国的大力支持。希腊共产党四处寻找被认为是托派的抵抗者并将其刺杀，法国共产党也做了同样的事。 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主张令这种斗争火上浇油。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起义军之间也由于对战后南斯拉夫建国方式的意见相左而发生了武装冲突，一方是共产党，另一方则是保王党。 在中国，尽管蒋介石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起初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在日军后方的游击战中还是冲突频发。国民党的首脑私下里将日军和共产党都视为敌人。1941年1月，共产党新四军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队伏击，约7000人阵亡。自此之后，统一战线名存实亡。 各地的抵抗都伴随着政治野心和个人竞争。在共同敌人的离间下，抵抗者们会像杀戮投敌者和占领军一样相互杀戮。

Lifeng Li, ‘Rural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2015), 97–101.

所有的抵抗都存在着针对投敌者和同行对手的某种形式的内战，但在中国、南斯拉夫和希腊，抵抗运动与内战融为一体，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利用战争的机会来改造其控制区的社会和政治面貌，甚至在与外敌展开游击战时也是如此。这些战争打的是国家的未来，是自己的地位，显然大家都认为轴心国的新秩序必将失败。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广大的解放区，拥有1亿人口。在这里，共产党为了大部分农民的利益，要求地主减租减息。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蕴含着致力于社会平等和扩大地方民主的努力。地方士绅和地主反对实施改造，但农民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参与地方政治体系的权利。 到1945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为更激进的暴力阶级斗争做好了准备，这很快就转变成公开内战。

Eudes, The Kapetanios, 5–6, 13–14. Stavrianos, ‘The Greek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45–8.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265–79. Tsoutsoumpis, History of the Greek Resistance, 8–9, 214–18. I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6. André Gerolymatos, An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Greece, 1943–1949 (New Haven,Conn., 2016), 287–8.

在希腊，共产党主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武装力量也对乡村生活发起了相似的改造。有这样一个传奇故事：1942年6月，年轻的希腊共产党员阿里斯·维罗齐奥提斯带着15个武装人员、一面旗帜和一把小号来到了距离雅典300千米的山村多姆尼斯塔，宣布“革命的旗帜”不仅针对敌人，也针对旧的阶级体系。 无论这个传奇是真是假，游击队掌控的各地农村都建立了最初在克莱斯托斯村推行的、以“自治和人民平等”模式为基础的地方人民民主。每个村庄都有他们的游击队委员部和一名地方“第一负责人”来组织村里的生活，像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一样，农民也有机会投票选举地方理事会和委员会来为自己服务。 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人民法庭”，它们每周日例行开庭审理当地的案件。民族解放运动的宣传强调了其对“人民专政”的承诺，这一主张不需要过于明确的定义，就能让大多是文盲的农村人口轻松理解。 那些反对新秩序或质疑其合法性的人会面临着被武断处死的危险。而即便对那些服从者来说，情况也远不算理想，收获的庄稼要交公粮，要纳税供养游击队，还时不时会出现当地家族之间因宿怨而生的冲突。 几年后，共产党领导人扬尼斯·约安尼季斯用文字解释了暴力的泛滥：“打内战的时候你无法沉湎于多愁善感……你要用一切手段消灭敌人。” 这种改革旨在为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创造条件，当德军在1944年秋最终退出占领时，游击队——抵抗者称之为“自由希腊”——解放的地区就成了希腊共产党尝试掌握国家政权的基地，将沦陷时期原本的内战转变成公开的战后冲突。共产党起义军和1944—1945年重建的希腊人民军之间围绕希腊的未来进行了战争，导致估计15.8万人丧生，其中只有4.9万是军人，其他都是平民，幸存者也要经历数年的颠沛流离。

John Newman, Yugoslavia in the Shadow of War (Cambridge, 2015), 241–61.

在南斯拉夫，战争年代与抵抗作战如影随形的还有毫无遮掩的内战。这场内战混杂着民族、宗教和政治的冲突，民众则陷入了极度暴力的天罗地网，无论是作为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有超过100万南斯拉夫人死于战火，其中大部分死于南斯拉夫同胞之间的战斗，而非与敌人的战斗。南斯拉夫的抵抗有双重意义：抵抗占领军，以及与国内的敌人作战。1941年4月德军的入侵摧毁了脆弱的南斯拉夫王国，以一套占领机构取而代之，由此引发国内冲突。法西斯领袖安特·巴维列奇统治的名义上独立的天主教国家克罗地亚有着大量的少数族群，即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意大利控制着斯洛文尼亚和黑山；德国则通过人称“塞尔维亚的贝当”的米兰·奈迪奇的亲德傀儡政府控制着残余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新政府想要维持自身独立并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想要一个大塞尔维亚，恢复君主制，但不接纳穆斯林；南斯拉夫共产党则想要建立一个反对法西斯敌人的共同阵线，并与上述所有这些运动展开艰苦战斗，这些运动在未来规划中都拒绝与共产主义者合作。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Cambridge, Mass., 2014),178–83;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115–17, 124–32.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183, 212;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142–5. Pavlowitch, Hitler's New Disorder, 106. Blaž Torkar, ‘The Yugoslav armed forces in exile’, in Vít Smetana and Kathleen Geaney (eds.), Exile in London： The Experience of Czechoslovakia and the Other Occupied Nations 1939–1945 (Prague, 2017), 117–20. Gaj Trifković, ‘The key to the Balkans： the battle for Serbia 1944’,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8 (2015), 544–9.

内战几乎立刻就爆发了。克罗地亚杀戮或驱逐塞尔维亚族人；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屠戮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摧毁了他们的村庄，将受害者割喉杀害；共产党游击队则与塞尔维亚保王党和克罗地亚法西斯展开了战斗。 数以千计的志愿者组成了非正规军来保护自己的族群和运动。“切特尼克”的南斯拉夫国家军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屠杀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共产党人上。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率领的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则既要对付德国的镇压和保卫自己，也要与“切特尼克”、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民兵和准法西斯的塞尔维亚志愿兵团积极作战。各地的民众会组成临时自卫队，以抵抗面临的众多威胁——穆斯林的“绿骨干”、穆罕默德·潘德扎的穆斯林解放运动、斯洛文尼亚反共联盟。 暴力持久而残酷。“死亡司空见惯，”共产党人米洛万·德热拉斯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除了生存，生活已失去所有意义。” 德国和意大利占领者会挑动各派相互争斗，或暂时达成一致，合作对付共同的对手共产党。到1944年，铁托的解放运动开始获得广泛支持，甚至包括一些前保王党的支持，因为它承诺未来建立新的联邦制民族国家，并声称尊重宗教和民族，从而超越其间的差异。共产党游击队控制的乡村和小城镇也像希腊和中国一样进行了社会改造和政治改造。 铁托的运动在塞尔维亚进展最小。1944年秋，在解放塞尔维亚的最后战斗中，对阵双方都是南斯拉夫人。德军只能出动一些警察和几个党卫军营，依靠“切特尼克”和塞尔维亚志愿兵团的数千名士兵，并由苏联反共志愿人员配合作战。1944年秋，塞尔维亚战争的结束同时也是内战的结束。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10. Jared McBride, ‘Peasants into perpetrators： the OUN-UPA and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Volhynia, 1943–1944’, Slavic Review, 75 (2016), 630–31, 636–7. Seybolt, ‘The war within a war’, 205–15. Li, ‘Rural mobilization’, 98–9.

给内战火上浇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只是抵抗运动在战争中面临的众多障碍中的两项。由于每一块沦陷区的绝大部分人不会积极反抗，民众对那些有时是公开造反的人始终怀有一种矛盾心理。在有大规模游击队运动的地方，游击队会从当地村民那里夺走资源和粮食。有些时候，农民会和敌人合作，庄稼汉们会觉得游击队比占领军好不了多少，都是要夺取他们的粮食并杀死不肯交出来的人。在苏联，被孤立在敌后的部队、掉队者或逃兵可以投奔土匪活下来，这时他们就要放下所有“抵抗者”的自我标榜了。德军后方出现了临时拼凑的小队人马，他们不管周围村落的死活，一心想让自己活下来。基辅附近一支地方苏联游击队的指挥官在报告中指责了独立行动的“家族游击队”部队：“他们打仗时喝得醉醺醺的，抢夺群众财物……不听分队指挥官的指挥。” 斯捷潘·班德拉的“乌克兰国民军”，即班德拉派，当地村民谐音其为“bandity”（意即“贼”）。他们偷牲畜，杀害不同情班德拉运动的人而无论其是不是乌克兰人，烧光敌对的村庄，并掠夺他们自称要去解放的族群。 中国华北甚至在日本入侵前就已盗匪横行，随着有效国家权力的丧失，小股匪帮便趁势而起。在抵抗战争中，有些土匪头子假称抗日保民，但从他们号称要保卫的村民那里抢劫和勒索。有个叫胡金秀的土匪头子就乐此不疲，他纠集了五千之众，没有保护民众，而是像匪徒那样打家劫舍。 对于沦陷区的一些中国农民来说，优先需求是稳定下来，任何形式的都行，哪怕这意味着要支持日军对付当地游击队。共产党新四军在进入一个小镇时，惊讶地发现一些居民挥舞着日本旗欢迎自己。 在这种混乱和暴力之下，唯一的秩序便是自然原始的秩序。

Geraldien von Künzel, ‘Resistance, reprisals, reactions’, in Gildea, Wieviorka and Warring (eds.),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179–81. Mark Kilion, ‘The Netherlands 1940–1945： war of liberation’, in Gluckstein(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147–8. Seybolt, ‘The war within a war’, 219–20.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187–8; Wieviorka and Tebinka, ‘Resisters’, 169.

占领军会对他们视为恐怖罪行的抵抗行动实施报复，而当地民众也时常成为这种残酷报复的受害者。他们希望这么做能让民众因害怕无辜受害而拒绝抵抗运动。在东南欧和东欧，每有1名德国士兵被杀，德国当局就要处死最多100名无辜的平民人质；在占领军暴行比较克制的法国，这一比例固定为死1个德国兵杀5个人质。 在这种环境下，公众对于抵抗的代价是否太高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1940年和1941年发生在法国的一轮早期刺杀受到了公众以及伦敦的自由法国当局的广泛谴责，其原因正是德国抓了大批人质，并如其威胁过的那样杀死了人质。当“荷兰抵抗运动委员会”于1943年春成立时，流亡政府拒绝批准对德国人采取暴力行动，原因大致也是如此。 抵抗者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道义困境：他们的行动会伤害无辜同胞，而对占领军造成的打击却很小甚至微不足道。镇压从一开始就是无差别的，因为其目的就是恐吓其他民众，让他们听话。侵华日军指挥官为打击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命令部队在已知有游击队活动的地区采取臭名昭著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而在战争前期，日军为打击游击部队也有过多次摧毁沿途村庄、杀死居民、掠夺财物的例子。 在欧洲，入侵者对抵抗的反应大致也是如此。在城市，抵抗者受到审判、驱逐或者处决，人质也会被枪杀以作为报复，常常是公开枪决。在乡村，整个整个的村庄被烧掉，居民被屠杀，这仅仅是由于占领者怀疑他们庇护了游击队员或者“狙击手”。194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里迪斯村被摧毁以作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被刺杀的报复；1944年6月，党卫军“帝国”师的一个团夷平了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并屠杀了所有村民，包括女人和儿童——这只是对个人的抵抗行动进行残酷的全员报复的冰山一角。在乌克兰，党卫军将领埃里希·冯·登·巴赫-察莱夫斯基指挥的德军安全部队和正规军烧掉了335个村庄，根据他们准确而病态的统计，屠杀了49294名男女老幼，其中2/3是在1943年游击队活动高峰时屠杀的。在希腊，70600人在报复行动中被杀害。

Cobb, The Resistance, 163.

占领军还会向游击队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抵抗力量造成严重打击。在南斯拉夫，1943年1—3月的“白色行动”和同年5—6月的“黑色行动”虽然未能消灭人民解放军，但令其损失惨重；在乌克兰，1943年6—7月的“塞德利茨行动”导致5000名游击队员死亡。1944—1945年之交的冬季，占领军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反游击战斗中屠杀了游击队各旅，令其损失了估计7.5万男女队员。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盖世太保不停地进行调查，常常还能得到当地警察的配合，他们到1944年春已摧毁了大部分早期的抵抗运动及其网络。有些被征召来打击抵抗运动的人是兵匪——包括乌克兰民兵、党卫军“圣刀”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意大利的一个哥萨克师——他们在大部分时候很享受这些任务的残酷。面对坚决的打压，抵抗运动能做的其实很有限。盟国越晚打退轴心国的进攻，抵抗运动就会越绝望。久候不来的解放令人士气消沉，甚至产生对盟国的敌视，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重武器和有效的部队结构（即便是在有庞大游击兵团的地方也是如此），抵抗者靠自己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这带来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矛盾处境：想要更有效抵抗，就需要盟国实际援助和送来装备，但要接受这种帮助就需要让独立获得解放的愿望做出妥协，对国家的未来影响重大。法国“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亨利·弗雷内写道：“我们建立的游击团队更想要为自己的解放而战，而不是打击入侵者……”

抵抗与盟国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39–1945：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sistance Movements (London, 1960), 351–2. Cobb, The Resistance, 183–4.

支援解放运动并不是盟国的优先事项。抵抗运动对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对打败敌人所能做的贡献。在有可能向抵抗力量提供援助的时候，盟国也只有在对方明白这些装备要用于实现其战略目的且盟国战略意图能够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英国的欧洲特别行动参谋长回忆道：“我们不得不从极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评价每一份方案和每一个合作者，看它能否对打赢战争做出贡献。” 盟国在考虑战争的政治影响时并不会忽略抵抗运动，但是战时的政策还是以军事需求为主的，像英国政府在1943年从支持南斯拉夫保王党的米哈伊洛维奇转变为支持共产党的铁托，就仅仅是因为后者的人民解放军能更有效地打德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却并不反对支援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部队，但他也对铁托的共产党抱有戒心，担心他们让他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另一方面，对于主要的抵抗运动来说，击败敌人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在中国、意大利、法国和巴尔干国家，解放就是要在胜利在握之后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它比被外敌入侵所推翻或者挑战的旧社会更加民主，更加公正，也更加包容。法国一支名叫“服务国家”的马基游击队首领米歇尔·布吕特对比了他自己和盟国对于抵抗的观点：“没有起义就不会有解放……与其追求这些行动在眼下的战略价值，还不如为起义训练更多的战士。”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45–6.

尽管如此，各主要盟国对抵抗运动的利用方式是不一样的。在苏联，国土上的游击队抵抗会与战线另一侧的苏联战争机器密不可分。1943年和1944年苏军的每一次胜利都让对解放的期望与日俱增，而且和英美不同，苏联红军和那些配合其推进的游击队一样，都是为了解放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甚至在苏军1944年打到旧边境之前，游击队的抵抗行动就已接近尾声，游击队员们也加入了正规军。直到此后，苏联盟军才开始参与东欧更多的抵抗行动，结果则好坏参半。尽管如此，苏联游击队在外部援助方面还是面临着诸多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相同的困难。1941年苏联红军撤退时，政府组织了敌后单位以组建游击队，但这些部队很难自保，斯大林也不如他在战争后期那么看重其潜力。留在乌克兰的216支分队中，到1943年只剩下了12支，仅仅241人。为其伞降援军的尝试由于易被发现而遭到挫败。早期征召进游击队的老百姓训练太差，无法满足游击战的需要，还容易叛变或开小差。 不仅如此，当地民众尽管表面上也支持通过游击战加快解放，恢复苏联政权，但对那些抢夺民众粮食和物资、让整个村子处于占领军报复威胁之下、不怎么保护村庄的抵抗战士心怀矛盾。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56–9. Nolte, ‘Partisan war in Belorussia’, 274–5. Gogun, Stalin's Commandos, xv–xvi; A. A. Maslov, ‘Concerning the role of partisan warfare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1920s and 1930s’,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9 (1996), 892–3.

1942年5月，随着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被任命为莫斯科的游击战中央司令部领导人，情况有所改善，但想要与所有部队建立无线电联系或者为其提供足够的弹药和炸药被证明困难重重。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公众才没那么反对游击战，而苏联红军提供的装备和渗透到德军战线后方的红军专业人员也让组成游击队的非正规队伍逐渐军事化。在整个1943年里，游击队越来越有效，数量也增加了；到同年7月，官方记录的游击队人数达到139583人，尽管损失仍然很大。1943年渗透到德军后方地域的人中活下来的仅仅略超过一半，被征入游击分队而欠缺训练的众多农民的损失率甚至更高。 然而，游击战最终还是为苏联最高统帅部带来了明确的战略收益。1943年春，游击队控制着白俄罗斯约90%的森林地带，以及当地2/3的粮食和肉类生产，使得占领军无法获得这些资源。 对德军交通线的攻击也在这一年下半年达到了顶峰，超过9000次；仅仅在1943年8月，德军在库尔斯克大败而回之际，德军记录就显示有超过3000千米铁路被毁，将近600个火车头无法使用。而苏联方面的统计声称，游击队在行动高峰期间摧毁了1.2万座桥梁、6.5万车辆，尽管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每个游击队员每个月消灭“至少5个法西斯分子和叛徒”这一预期目标的实际完成情况，从统计数据中无从得知。1944年1月，游击战中央司令部关闭，已解放地区的游击队被纳入了苏联红军。

Trifković, ‘Damned good amateurs’, 261; Loulis, The Greek Communist Party,81–2. Anita Prazmowska, ‘The Polish underground resista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tudy in political disunity during occupation’,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43 (2013), 465–7, 472–4.

1944年上半年，苏军打过了乌克兰，打到了原来的苏联国界线。斯大林此时在东欧和东南欧面临着新的抵抗环境，那里的共产党武装正在对抗那些不愿苏联取胜、不愿获得共产主义式解放的非共产党抵抗运动。即便是当地的共产党抵抗武装——主要是南斯拉夫和希腊——也未必会听从甚至理解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苏联对于抵抗运动贡献的态度要么轻蔑，要么居高临下。一名苏联军官认为，希腊人民解放军“只是一帮武装的乌合之众，不值得支援”；另一名红军指挥官觉得铁托的游击队都是些“很不错的业余人士”，但仍然只是业余人士。 最悲惨的是波兰。这里最主要的抵抗组织“国家军”强烈地反共反苏，尽管各大主要盟国中只有苏联能够直接参与波兰解放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然而，国家军尽管最大，却不是唯一的抵抗组织。战前持有激进反资本主义计划的农民党组建了“农民营”，他们与强烈支持国家军的保守社会力量对抗，保护农民利益。波兰共产党有他们自己的抵抗组织“人民军”，他们拒绝与其他抵抗力量合作。到1944年，他们已经像俄罗斯德占区的苏联游击队那样从迫近的苏联红军那里获得支援了。共产党战士人数很少——1943年全国有约1500人，1944年在华沙有400人——但他们享有一个优势：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横扫德军的钢铁洪流是红色的。

Tadeusz Bór-Komorowski, ‘Le mouvement de Varsovie’,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287.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85–6, 395.

1944年之前波兰的抵抗很少，主要是由于国家军想要避免不成熟的起义。1944年招募的40万准备起义的战士中的很大一部分接受了军事训练，包括数以千计的波兰女性，尽管他们此时在名义上仍然是平民。这支军队按正规军方式进行编组，在全国各地都隐藏了许多武器和粮食，等候起事的最佳时机。但这个时机很难确定，因为它取决于更大范围上盟军对德战争的进程。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意识到了主要抵抗运动面临的困境。1943年，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的政治关系急剧恶化，而到了1944年6月，斯大林把他的支援完全转而投向了波兰共产党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即所谓的“卢布林委员会”。国家军司令部与打过来的苏联红军指挥高层建立联系的努力被苏联方面完全无视，苏联的意图也不明朗。国家军司令塔德乌什·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被伦敦方面告知，行动时“完全不要考虑苏联的军事或政治态度”。 盟国也没有支援波兰起义的计划。从1941年初到1944年6月，西方送来的装备和武器总共只有区区305吨。1943年和1944年，有几百名波兰志愿人员从西方伞降到波兰，但他们优先关注的是通过破坏帮助盟军开展军事行动。1944年夏，斯大林对丘吉尔说，波兰的非共产党抵抗都“短暂而无甚影响”。曾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瓦西里·崔可夫将军在1944年6—7月苏军的夏季攻势，即“巴格拉季昂行动”中率军攻入了波兰领土，他觉得波兰国家军“根本没去打德国人”。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90–92, 396–7.

1944年情况就变了。布尔-科莫罗夫斯基自行决定，命令国家军和农民营准备与撤退的德军作战所需的阵地。他们取出了隐藏的武器，储备好了食品，也做好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这支军队装备很差，军服简陋，佩戴着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色臂带。1944年1月，抵抗军向波兰东部的德国军队发动了“风暴行动”，期望能赶在苏联红军到来前由波兰战士自行解放那里的波兰城镇。这次战役暴露了波兰关于在苏军即将到来时独立实现国家解放的想法是多么理想化。抵抗者们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已经于1943年11月命令红军指挥官们解除所有国家军部队的武装。1944年1—10月，2.1万波兰抵抗军被苏军解除武装；他们的军官被迁移到了苏联，士兵们则被关进刚刚清空的德军集中营，包括苏联红军在7月解放的马伊达内克劳动和灭绝营。 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和华沙军团指挥官安东尼·赫鲁泽尔（Antoni Chruściel）将军已经知道苏联不会容忍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苏联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就实施了同样的惩罚。就和1939年9月的波兰一样，1944年夏季的国家军发现自己再次身陷都对自己充满敌意的苏德两军之间。

Bór-Komorowski, ‘Le mouvement de Varsovie’, 288–9. Alexandra Richie, Warsaw 1944： The Fateful Uprising (London, 2013), 176–80.

这一尖锐现实让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及其指挥官们在1944年8月1日发动华沙大起义的决定更容易被理解。战局并不完全清楚，但他们知道苏联红军距离从华沙穿城而过的维斯瓦河的东岸只有数千米之遥，而华沙及其周边的德国军事和非军事当局似乎正在准备弃城而走。从7月下旬起，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中就呼吁华沙人起来反抗压迫者，但这一呼吁针对的只是规模小得多的共产党人民军，这或许会让其他抵抗者警觉到自己在苏联占领下肯定会面临的危险。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发出的声音小心翼翼，他们不确定西方盟国会不会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援；赫鲁泽尔也反对以如此少的武器和数量不可靠的抵抗者来冒险。决定最终取决于一项原则：抵抗运动想要赶在苏军到来前解放华沙，以表明波兰的国家主权可以仅仅通过波兰人的鲜血赢得，而无须依赖盟国支援。国家军指挥官估计他们最多只有四五天时间来赶走德军，然后迎接作为盟友而非解放者到来的苏联人。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后来写道，从这一点上说，民族起义“似乎是真实可行的”。 7月31日，抵抗运动领导人会面决定怎么干。起初大家仍未达成共识，直到消息传来——偏偏是个错误的消息——称苏联坦克正在进入华沙东郊。这一消息促成了一致意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第二天开始起义的命令发出后，情报传来，苏联红军并未行动。但布尔-科莫罗夫斯基拒绝收回成命。

Kazik (Simha Rotem), Memoirs of a Warsaw Ghetto Fighter (New Haven,Conn., 1994), 119, 122. Ewa Stanćzyk, ‘Heroes, victims, role models： representing the child soldiers of the Warsaw uprising’, Slavic Review, 74 (2015), 740;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402, 424–5.

实际上起义注定要失败，恢复波兰国家主权只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但是对抵抗者来说这似乎是个绝妙的复仇时机。一名假装成波兰人的犹太人幸存者卡吉克回忆道：“我们的胜利似乎已十拿九稳……民间洋溢着造反的气氛……一时兴高采烈。” 8月1日凌晨5点，国家军向全城各处惊恐的德国人发动同时袭击。据估计有超过5万人加入国家军，其中约4万人参加了起义。武器很少，只够让8500名战士拿到有效装备。有些志愿者是女性。还有数千名儿童组成了“灰军衔”组织，波兰童子军协会的准军事分支；但只有超过16岁的人才被允许参战，其中4/5的人战死。 抵抗者们的面前是成群的德国陆军和党卫军部队，他们刚被匆匆派往维斯瓦河防线对付逼近的苏联红军。当起义的消息传到希特勒那里时，他下令把华沙从地图上抹掉，把市民全部杀光，这是他对于所有抵抗运动的最极端病态的反应。两个以残暴闻名的旅——一个是奥斯卡·迪勒万格控制的党卫军单位，另一个则由苏联叛徒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被调来监督遵守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家军未能掌控的区域，进攻方如狂欢一般大肆屠杀和破坏，把抵抗者驱赶进了城区越来越小的包围圈中。有数量不明的平民冒险加入起义，但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未加入。估计有15万人死于轰炸、炮击和大屠杀，这是欧洲战争中最大的一起战争暴行。直到残酷反游击战的老将，此时指挥所有镇暴部队的党卫军将军巴赫-察莱夫斯基到达后，这种对所有居民的蓄意杀戮才转变为对躲过屠杀者的大规模流放。

David Glantz, ‘Stalin's strategic intentions 1941–45’,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 (2014), 687–91; Alexander Statiev, 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Cambridge, 2010), 120–22. Valentin Berezhkov, History in the Making：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Diplomacy(Moscow, 1983), 357–8; David Reynolds and Vladimir Pechatnov (eds.), The Kremlin Letters： Stalin's Wartime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New Haven, Conn., 2018), 459, Stalin to Churchill 16 Aug. 1944. TNA, AIR 8/1169, Despatches from MAAF on Dropping Operations to Warsaw[n.d.]; Norman Davies, 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 2003),310–11;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4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