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4

盟军对起义的援助微乎其微。有一种乐观的预期认为，一旦起义军赶走德国人，苏联红军就会来到华沙，但事实几乎立刻证明这种乐观的预期是误判。1944年8月1日，在与撤退的德军进行了40天不间断的残酷战斗后，苏联红军的攻势陷入了停顿。进抵维斯瓦河的苏军已是筋疲力尽，没有继续推进并夺取华沙的计划；即便苏联最高统帅部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部队也已无力跨过河障进一步突击，而德军正在迅速增援这里，以发动大规模反击。事实上，苏军还要再进行6个星期的战斗才能击退德军的反击；9月中旬前，他们不可能支援起义。而且，在白俄罗斯碾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后，斯大林的目标是在北线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推进，以及在更容易打的南线向巴尔干和中欧推进，以确保苏联控制这些地区。 他对于援助波兰民族主义者毫无兴趣，对他们的起义不屑一顾：“没有大炮、坦克和空军，那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甚至连手持武器都不够。他们在现代战争中什么都不是……”斯大林在8月中旬发给丘吉尔的一封电报中形容这场起义最多只是一次“鲁莽而可怕的赌博”。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波兰抵抗者们不是打了四五天，而是打了几个星期，斯大林这才在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的波兰部队和西方盟国的压力下摆了摆政治姿态。从9月13—14日夜间起，苏军开始向波兰空投补给，持续了两周，但是飞机必须飞得很低才能找到抵抗者很小的阵地，结果许多绑在空投箱上的降落伞都未能打开，许多装备和食品都摔坏了。从意大利飞来的英国飞机和从英国飞来的美国飞机也空投了一些补给，但是大部分投下来的金属罐落入了德军之手。在美军第3航空师投下的1300个金属罐中，抵抗军只成功收到了388个。英国和波兰机组发现飞到华沙十分困难，而且伤亡惨重。出动的199架飞机中只有30架能把补给直接投到华沙，波兰抵抗者还只能拿到这些物资中的一小部分。

盟军的援助固然会推迟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到10月2日，对于那些支离破碎、绝望的抵抗军残部来说，战斗还是结束了。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和1.63万起义军被俘，包括3000名女性；他们获得了战俘待遇，这对非正规军来说是难得一见的。对抵抗者所受损失的估计各不相同，但是1.7万人的保守数字似乎更接近事实。巴赫-察莱夫斯基在战后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他手下有近1万人死亡和7000人失踪，但他在战时的原始报告给出的数字是1453人死亡和8183人受伤。这些数字本身就是战斗艰苦的明证，这场战斗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都是逐屋逐巷进行的。“灰军衔”幸存的年轻人被送进了劳动营。后来盟军轰炸机误炸了布洛克维茨的一处营地，炸死了许多想尽办法从起义中活下来的年轻波兰人，这真是个可怕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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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失败宣告了波兰人有组织抵抗的终结。在1945年1月苏联红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渡过维斯瓦河前的4个月里，波兰社会为失败付出了可怕代价。约35万首都居民作为难民被流放，前途未卜，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送到德国充当强制劳力。10月9日，希特勒重申了他的要求，华沙必须变为真正的废墟；于是德国人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之后系统性地摧毁了超过50%的建筑。约有2.35万节铁路车皮满载着掠夺来的赃物开回了德国。 此事给其余抵抗运动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苏军发现了一份据认为来自布尔-科莫罗夫斯基的呼吁书：“利于苏联人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与苏联战斗的时刻到了。”之后，苏联在红军占领区内对国家军的打击便加强了。 德军占领区里的农民营和国家军都解散了。由于华沙的恐怖下场，人们对于抵抗者的厌恶与日俱增，甚至超过了对施暴者的厌恶。11月，波兰地下政府编写的一份报告说，民众“感到无力”，普遍反对进一步抵抗：“事情做得太过了。受害者数量太大，战果却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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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场战争中，苏联对抵抗运动的态度都远远不算明确，即便对那些明显由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也是如此。斯大林甚至不信任在1944年抵抗运动中参战的波兰共产党，因为他们过于独立，不受当时斯大林支持的“莫斯科波兰人”控制。从莫斯科发给各地共产党的电报小心翼翼，要他们避免与非共产党组织起冲突，要寻求合作。从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就格外警惕，他们的行动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基本没有关联。毛泽东后来跟一位苏联大使说，他感到斯大林并不怎么相信他，觉得斯大林把他看作半个铁托。这位苏联领袖想要毛泽东不和国民党打仗，让他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来对付日本人；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对于向毛泽东部队提供军事装备仍然三心二意，对于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的意愿也怀有敌意。 苏联遭到入侵后，重视与非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便成了官方政策。在共产党领导主要抵抗运动的希腊和南斯拉夫，斯大林想要避免革命危机，这主要是由于他不想因为鼓励共产党接管对英国具有明显战略优先地位的地区而得罪西方盟国。对于希腊革命，苏联政府不屑一顾。 斯大林要希腊共产党避免使用革命语言或制订什么起义计划，专注于自卫就行。苏联几乎没有向希腊解放军提供什么东西。1944年下半年，斯大林建议当地共产党加入英国支持的联合政府，并拒绝支持正在酝酿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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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斯拉夫，共产国际试图说服铁托，让他不要发动共产党一家独大的行动，要和其他反法西斯运动合作，但内战有其自己的走势，斯大林无法控制。结果，直到1944年斯大林都还在支持流亡国王及其政府，并鼓励铁托接纳所有反希特勒力量，包括保王党的“切特尼克”。直到确定他的西方盟国不会反对，他才于1944年6月认可了铁托的临时政府。 到了苏联能够向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军事支援之时，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当年9月向红军发出指示，坦言：“不要攻入南斯拉夫，那会分散我们的力量。” 当月稍晚铁托会见斯大林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同意从红军挺进匈牙利的部队中分出一小部分兵力来帮助铁托夺取贝尔格莱德，但前提是苏联红军打完这一仗就走。斯大林无法确定南斯拉夫的政治结局，于是允许部队在配合铁托游击队的同时也配合“切特尼克”。 1944年10月，拿下贝尔格莱德后，苏联红军真的走了，让铁托的游击队自己去解放国家。英国对于共产党即将掌管南斯拉夫感到不安，这促使铁托与西方盟国决裂，后者在此之前一直通过提供补给和空中打击来支援铁托的部队。“我，作为主席和最高统帅，”他对英国使者说，“我的行动不对任何我国以外的人负责。” 1945年3月，铁托组建了政府，29名内阁成员中23人是共产党员，盟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其为合法政府。向萨瓦河沿岸德军防线发动的最后一轮血腥突击一直打到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周后的5月15日，之后，南斯拉夫终于在没有盟军直接军事参与的情况下赢得了国家的解放，这是“二战”抵抗运动的坎坷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辉煌胜利。

在西欧，盟国并未像苏联1945年胜利后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直做的那样孤立和打压抵抗运动，但他们的态度是把打败德国作为首要任务。在其他方面，他们对待抵抗运动都很小心。西方盟国想要在解放后解除所有游击队的武装，并限制抵抗组织影响解放区政治重建的权力，这和苏联一样，但其目标是限制而非促进共产主义的传播。西方对抵抗者的支援源于1940年7月英国做出的决定：由于没有其他策略可选，英国决定寻找间接对付德国战争机器的途径。一条途径是海上封锁；另一条是轰炸德国工业；第三条路径则是促使抵抗组织向占领军发动破坏行动和恐怖袭击，或者用丘吉尔那句著名的话来说：“让欧洲燃烧起来。”这在现代战略中还是头一回。这种要民众发动起义并耐心等候解放的想法在1940年几乎没有现实意义，事实上英国也没做什么促进抵抗的事，直到重返欧洲大陆变得可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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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该战略还是立刻付诸实施。经济战争大臣、工党政客休·多尔顿被指派负责组建一个向欧洲投送特工、资金和补给的秘密组织。内维尔·张伯伦获邀起草新部门的成立纲领，他发明了“特别行动处”（SOE）一词来描述之。 多尔顿想象着欧洲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可能会起来革命，觉得这场“发自内心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非常大。 除了特别行动处，政府还批准动用各种宣传手段向欧洲沦陷区鼓动抵抗，包括BBC的无线电广播，以及从空中投下的传单。在战争的高峰时期，BBC每天用23种不同的语言播放16万字词的内容，供全欧洲那些渴望获得这类信息的人收听，他们想了解比轴心国广播更可靠的消息；在整个战争中，军用飞机和气球投下了15亿份传单、报纸和杂志。人们对这些宣传品如饥似渴，即便持有哪怕一张盟军宣传品也可能会招致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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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组织，政治战执行局，由前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主持成立，负责从BBC设在伦敦市中心布什大厦的总部协调宣传战。政治战的目的是保持沦陷区的士气，并鼓励抵抗者进行“打击或掏空”敌人的秘密行动。 其最终目标则是扩大抵抗运动的范围，以在关键时刻动员起来配合盟军作战。洛克哈特和同僚们提出了许多计划，希望能激发人们起来反抗。有个面向欧洲农民的“农民起义”行动，在每天早晨的广播（“黎明农民”）中呼吁他们拒绝德国人的征粮。和许多其他行动一样，这次行动也混合着猜测和幻想。一份乐观的报告写道：“如果农民不配合，纳粹党独裁者的战争机器就总有一天会停下来。” 第二个行动，代号“特洛伊木马”，面向的是被征到德国充当强制劳工的欧洲工人。1944年起草的策略文件声称，工人队伍构成了“独一无二的革命力量”，一旦盟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可以被召唤起来反抗。尽管没有任何可信证据，对强制劳工所处的环境也没有真正理解，但政治战执行局还是成功说服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采纳这一行动作为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外交部警告洛克哈特，英国的政治战距离欧洲的实际情况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们的评估更加实际。战争结束时，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的结论是，政治战恐怕连“缩短这场战争一个小时进程”的效果都没有达到。

Ian Dear, Sabotage and Subversion： The SOE and OSS at War (London, 1996),12–13. Ian Dear, Sabotage and Subversion： The SOE and OSS at War (London, 1996), 12–14.

美国参战后，1942年7月成立的以威廉·多诺万将军为首的战略情报局辖下组建了与英国特别行动处对应的美国特别行动处（SO），还有一个仿效英国政治战执行局工作的士气科（后来改为政治战科）。 英美两国的特别行动处都组织和训练了特工，派其渗透到敌占区，一旦到达，他们就会和当地抵抗运动建立联系，以执行破坏行动或收集情报。盟军担心，若没有这些特工，那些平民抵抗者只是效率低下的业余人士。两个组织在全世界开展行动，他们按地理划分行动范围，以免重复工作和让秘密战争陷入混乱。在亚洲，美国特别行动处的行动组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只有缅甸例外，这里是英美共担。欧洲是英国特别行动处主导。1944年1月英美特别行动处合并后，美国行动人员在许多时候会并入英国特别行动处既有的单位。特别行动处最终拥有了13200名男女成员，其中约一半在前线充当特工。和当地抵抗者一样，他们也由于叛徒和敌人侦探而遭受了惨重伤亡。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争结束时有2.6万人，其中一部分在特别行动处供职，另一部分则在美国秘密情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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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特工会说当地话，他们是从逃往英国的难民或美国的移民族群中招来的，但也有些特工不会说。一旦跳伞来到敌占区，他们就身处危险而致命的环境中。他们的特点，如特别行动处最后一任战时首脑柯林·格宾斯少将所言，就是“持续焦虑，整天如此，每天如此”。 他们的危险处境不仅是由于视其为恐怖分子的敌人的存在，还由于他们与当地抵抗者的关系不确定，后者与盟军特工合作主要是因为盟军还带来了资金、武器和炸药，没有这些，抵抗运动就会难以为继。但他们之间还存在一种紧张关系：盟军希望抵抗者的行动能符合自己的战略和战术优先需要，而抵抗者们普遍为的是国家解放，盟军对此却不太想予以支援。第一个与铁托面对面接触的英国特工彼得·威尔金森向特别行动处总部报告说，游击队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发动内战，而非对付德军。“就是这样，”他在报告里写道，“尽管能够做得到，但不会有人去做破坏工作，重复一遍，不会。” 那些跳伞来到希腊的特工对自己原本要帮助的农村游击队的战斗潜力甚至更加蔑视，这些男男女女常被丘吉尔蔑称为“可怜的匪盗”。 西方的援助总是有条件的：希望他们进行所有类型的破坏活动以服务于打败轴心国的核心目标。武器不是给他们拿来打内战的。当希腊在1944年秋季获得解放后爆发内战时，英国军队于同年12月插手进来，阻止拿着盟军武器的人民解放军代表共产党接管雅典。这就是盟军部队与抵抗组织打仗的例子，后者曾受到前者的援助以对抗轴心国。

Mark Seaman, ‘“The most difficult country”： som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n British support for clandestine operations in Czechoslovak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Smetana and Geaney (eds.), Exile in London, 131–2 ;David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SOE and Italy 1943–45 (London, 2011),225. Michael Foot, SOE in France (London, 1966), 473–4.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223. Olivier Wieviorka,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1940–1945 (Paris, 2013), 498–9.

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对抵抗者的援助原则上应当匹配其军队的战略优先需求，这在它们提供物资和空投特工的统计数字上就能看出来。1943—1945年，从英国基地起飞的皇家空军飞机向法国抵抗者空投了8455吨补给、比利时484吨、荷兰554吨、波兰37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吨，飞行人员和飞机需要承担过度风险才能飞到这里。它们向牵制至少6个德军师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供应了16500吨物资，但对于被认为军事价值存疑的意大利游击队，则只在意大利战场关键性的1944年6—10月空投了918吨。 时机还取决于盟军的军事计划。盟国对法国的供应起先一直不足，直到1944年初开始希望抵抗运动能实施破坏行动以支援诺曼底登陆之后才改变。从1941年到1943年底，空投只有602吨，但1944年1—9月英美航空兵则投下了9875吨，其中几乎2/3是6月登陆后提供的。空降到法国以配合盟军登陆的特工数量也和物资供应相配：1941—1943年派去了约415人，而1944年1—9月则达到1369人，其中995人是在诺曼底登陆后送去的。 “皇家空军是虚构的吗……？”一名从弗留利回到总部的特别行动处特工暴怒地写道，“如果司令部无意于此，那就不该承诺给他们武器和物资……给［游击队］虚假的希望……” 在法国，靠近盟军登陆地域的布列塔尼，抵抗者们在登陆后获得了2.9万件武器，而在遥远的法国东部边境，阿尔萨斯-阿登-摩泽尔地区只得到2000件。 这种优先安排对盟军自然是有实际意义的，但让远离前线的游击队员们感到沮丧，他们将此当作故意无视他们在战斗中的贡献。

Gabriella Gribaudi, Guerra Totale： Tra bombe alleate e violenze naziste： Napoli e il fronte meridionale 1940–44 (Turin, 2005), 197. Gabriella Gribaudi, Guerra Totale： Tra bombe alleate e violenze naziste： Napoli e il fronte meridionale 1940–44 (Turin, 2005), 197–8;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37–8.

盟军对敌后非正规部队的回应是不明确的，这在战争后期的意大利和法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两处，盟军都想要对游击队实施某种形式的直接控制，甚至是指挥。这在意大利被证明很难，因为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倾向于可能发动的民众起义暴动，而非正式服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正规军事计划。主要的反法西斯抵抗组织——意大利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主义者——于1943年3月达成一致，联合呼吁民族起义，他们在随后的两年里始终关注全民解放战争。在9月意大利投降、盟军登陆意大利本土之后，第一次起义暴动就在没有盟军援助的情况下从德军手中解放了那不勒斯市。这场起义原本只是针对粮食短缺和德国占领军的掠夺（意大利投降才几个小时，德军就开始把意大利人当作敌人对待）的自发反应，另外也是在反抗德军把所有适龄男性迁往德国的要求。德国军队和各种武装民众、意大利军逃兵之间的零散交火从9月28日开始，规模迅速扩大。次日的一份德军报告写道：“［游击队］团伙的行动已经扩大到了全民造反的程度。” 经过4天毫无准备的战斗，德军被赶出了城市，而集结在那不勒斯湾的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上的英军则作壁上观，拒绝了为起义军提供人员和弹药的请求。起义让估计663名意大利人失去了生命，其中1/5是女性，城市遭到了广泛毁坏，但这是一场人民的胜利。抵抗领袖路易吉·隆哥写道，那不勒斯人的起义是个“范例”，为号召意大利其他沦陷区起义的呼吁提供了“意义和价值”。

Santo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in Italia (Turin, 2006), 121–3. Max Corvo, OSS Italy 1942–1945 (New York, 1990), 215.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52–3. Tommaso Piffer, Gli Alleati e la Resistenza italiana (Bologna, 2010), 177–81;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226; Behan, The Italian Resistance, 89–2.

那不勒斯胜利之后，德军占领以来在意大利兴起的游击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据估计，游击队到1944年夏季已有了8万—12万男女。 他们接受1943年9月成立的“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CLNAI）的松散协调，这个委员会与基地设在南部盟军占领区的主要“民族解放委员会”彼此独立。尽管也和英国特别行动处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保持联系，但游击队员们在努力将德国人赶出半岛其余地方时，其行动基本上并不受盟军的控制。意大利占领区的战略情报局负责人马克斯·科尔沃后来发现，想要说服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控制他们的准军事行动，和正规军事计划配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盟军高层对抵抗运动的政治野心十分警觉，他们最担心的是共产党发动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在解放的城市里，英国人试图建立由当地贵族掌权的临时当局，但被地方解放委员会所阻，也遭到民众的怨恨。特别行动处的意大利总部（1号别动队）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共产党团体正在准备夺权。”于是盟军对游击队的援助送到了那些他们认为军事作用最大但政治威胁最小的地方。 结果，盟军对抵抗运动的态度基本上是将其视为工具。对于那些不怎么需要或是被认为价值存疑的抵抗运动，盟军高层便会持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当1944年8月8日数千志愿民众和游击队一起在佛罗伦萨发动武装起义时，业已逼近的盟军部队不愿予以协助，德军撤退后，他们还把坦克开到了游击队营区的外围，迫使这些非正规部队放下武器。当进攻的盟军最终于10月在德军“哥特防线”前停下脚步时，更往北的抵抗组织实际上就被抛弃了。同月，空投的补给只有110吨，而之前承诺的却是600吨。 更糟的是，随着盟军在冬季几个月里停止进攻，德军和法西斯部队发现自己能够进行残酷的反游击战而无须担心盟军干扰了。

Corvo, OSS Italy, 227;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13–14.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14, 123–5, 139. Corvo, OSS Italy, 228.

1944年11月13日，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通过抵抗力量的“战斗意大利”无线电台直白地播发了一则声明，宣布盟军将在冬季月份停止战斗，建议游击队停止攻击，保存武器，等候春季的新指示。 当德军意识到自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游击队时，抵抗力量便大祸临头了。自从10月战线趋稳之后，德国军队连同法西斯党“黑衫旅”和一个哥萨克志愿师就已经开始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战役。亚历山大广播之后，德军的镇压行动骤然收紧；他们成立了“反游击”特别裁判所，不仅针对武装抵抗人士，还包括任何被怀疑帮助或支持游击运动的人。游击队在山区撤退途中遭到攻击，数千游击队员战死，还有数千人要么逃走，要么被逼入波河河谷的平原，他们在那里很容易遭到打击和追杀。到年底，仍然拿着枪的人减少到了估计两三万人。 盟军支援的断绝让游击队陷入了重大危机，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衣服、靴子和粮食都不够用。那些曾在夏季支援游击队的当地社区遭到了反游击部队的残暴戕害，导致他们对继续与游击队合作表现出了越发强烈的反感。而游击队员们的情绪，特别行动处的官方叙述后来承认道，是“迷茫和绝望”。盟军很快意识到亚历山大发表那次声明是不当之举，但还是让抵抗者自生自灭。有人认为亚历山大故意牺牲游击队员以消除共产党起义的可能性，这个说法仍然得不到证实，但这是有可能的。这份声明反而反映出盟军高层未能理解非正规战争的真正特性，它们根本不可能根据盟军的意图而随意开启或停止。“游击战不会有间歇期，”马克斯·科尔沃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这次危机写道，“没有暂停，没有喘息。”

Stafford, Mission Accomplished, 217;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37–9, Claudio Pavone, A Civil War： 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sistance (London, 2013), 603–4. Peli,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160–61.

12月，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人来到罗马，争取让盟军提供更多实质性支持，并承认他的组织及其非正规武装代表德军战线后方的主政当局。盟军对第二项的认可小心翼翼，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解放的地区鼓励政治极端主义；更多直接支援的要求得到了接受，但这仅仅是由于盟军将从1945年1月开始准备向波河河谷的德军发动最后进攻，此时正需要游击队再一次破坏德军的交通和补给。这一切后来被称为“罗马协议”，它改变了亚历山大所犯错误的后果。尽管在冬季数月的危机十分严重，但是意大利人很快就能随着盟军恢复进攻而解放北部城市，这一前景还是带来了新一拨加入者；盟军提供的补给突然大批涌来，那些几个月没有物资可用的部队现在也能重新武装自己了。到初春，每个月会有超过1000吨补给来到游击队手中，游击队规模也迅速恢复，到3月估计有8万人，一个月后达到15万人。 盟军和罗马政府当局希望这些游击部队只和德国人作战。3月，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将军事力量只用于战争目的”，但是尽管对德国交通线的破坏行动与日俱增，游击队员们还是更想要准备向占领军及其法西斯盟友发动最后一次起义暴动——战士和民众都要参加。 当盟军于4月10日发动战役时，美军将领马克·克拉克命令游击队“没有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授权”不要行动。但游击队对此基本置若罔闻。

Piffer, Gli Alleati e la Resistenza, 227–8. Pavone, A Civil War, 609–10.

随着盟军迅速突破德军防线，开始冲过波河河谷，解放组织（武装和非武装一起）开始筹划赶在盟军抵达前将德军赶出主要城市的行动。如果这被证明可行，他们希望能控制各地的司法系统，清洗那些曾支持法西斯傀儡政府的意大利人，必要时施以暴力。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任何被确定为战争罪犯或叛徒的人可以即刻处决，这种粗暴执法的受害者中就包括了贝尼托·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他们在试图逃过瑞士边界时于1945年4月28日被抓住枪决。在4月的最后两周里，武装抵抗力量在大批当地民众志愿者和遍地开花的袭击运动的配合下，解放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博洛尼亚4月20日，米兰和热那亚（这里有1.8万德军向小股游击队投降）4月25—26日，都灵4月28日。整个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小城镇因起义而自由，或因德军撤离而解放，总数达到惊人的125座。 盟军几天内就赶到了这里，他们急于监督行政机关的建立并掌控司法，以避免激进革命运动先入为主的可能性。游击队员们不愿交出武器，把数以千计的武器藏了起来，只上交了那些损坏或过时的枪支。盟军无力阻止这席卷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对法西斯党及其投靠者的暴力仇杀，据最有效的估计，共有1.2万—1.5万人丧生。 无论游击战对盟军的军事行动给予了多少帮助，抵抗力量最想要的还是消灭法西斯分子，而且像波兰一样赶在盟军到来和战争结束前获得民族解放。5月2日，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而意大利早在4月25日就已经在庆祝胜利了，彰显了军事行动正式结束和一个星期前起义胜利的时间差别。

盟军在法国的经历在许多重要方面和意大利不同。法国是被占领的盟国，意大利则是以前的敌人；英国有一个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解放运动，而意大利则没有外部解放运动；法国抵抗运动最终都交由戴高乐设在英国的自由法国统一指挥，其行动在1944年也尽可能配合盟军作战，而意大利可以行使的指挥权始终在民族解放运动手里，尽管盟军竭力想要加以操控；1944年，已经有一支完整的法国军队与西方盟军并肩作战以重新确立法国的强国地位，而获得解放的意大利贡献的主要只是一支辅助力量，作战部队很少。最后，意大利游击运动抓住了1945年的时机，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大部分法国城市则是被盟军解放的，而盟军中也包括了重整旗鼓的法军。

法国抵抗运动的集中指挥并不是轻松实现的，而且和意大利一样，盟国也在地方层面上遭到怨恨和拒绝，因为那些天天都要冒打仗风险的人和在伦敦安全的环境中试图决定抵抗优先目标的人之间关系并不太好。戴高乐花了很长时间，不仅让他的权威在法国获得认可，还让公认的盟友英美两国也接受了这一点。1942年10月，主要的抵抗组织——“战斗”“解放”“狙击手和游击队”——在战斗法国的指导下进行了资源共享，并接受了总的统一名称“Armée Sécrete”（秘密军），由退役法国将领夏尔·德莱斯特兰松散指挥。1943年1月，各个抵抗团体正式联合组建“联合抵抗运动”。地下军宣称的人数最多只能算是猜的。同年3月，据说它们有12.6万人，但有武器的可能最多不超过1万人；到1944年1月，随着盟军提供的援助成倍增加，武装人员达到4万人。1943年，戴高乐在法国的代表让·穆兰建立了“民族抵抗委员会”以协调抵抗运动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但随着穆兰在6月被捕遇害以及盖世太保发现了秘密军和联合抵抗运动的档案，众多顶级骨干成为德军恐怖政策的牺牲品，抵抗运动再次星散。民族抵抗委员会在盟国那里找到了庇护，搬到了新收复的阿尔及尔城，最终成了候任政府。全国抵抗运动恢复后，盟军便想要让他们更直接地参与计划中的登陆法国之战。

早在1943年春，盟军就已着手协调诺曼底登陆前后的计划了，当时特别行动处和抵抗组织的情报与行动局共同成立了联合计划委员会。他们制订了“绿色”“紫色”“龟”“蓝色”计划，分别要破坏铁路、通信、援军运输和供电。尽管盟军对野心勃勃的戴高乐并不信任，对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也有疑虑，但他们还是于1944年3月同意了创立由战斗法国将领马里-皮埃尔·柯尼希统率的“法国内地军”（FFI），这一组织实际上受戴高乐的全盘指挥。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把内地军纳入他的最高司令部管辖，让柯尼希不仅负责法国抵抗力量，还要负责盟军的特种部队；他们组建了一个法国国防委员会来控制抵抗行动，要他们在前线和后方为西方盟军服务。

Dear, Sabotage and Subversion, 155, 182–3. Georges Ribeill, ‘Aux prises avec les voies ferrées： bombarder ou saboter? Un dilemme revisité’, in Michèle Battesti and Patrick Facon (eds.), Les bombardements alliés sur la France 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stratégies, bilans matériaux et humains (Vincennes, 2009), 162; CCAC, BUFt 3/51, SHAEF report ‘The Effect of the Overlord Plan to Disrupt Enemy Rail Communications’, pp. 1–2. Wieviorka,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504–5.

有法国抵抗者不喜欢这个结果，但它满足了盟军和戴高乐战斗法国的需要，这不仅是因为破坏行动是登陆计划的关键要素，还由于它为抵抗运动建立了一套中央指挥机构，有利于军事行动，避免纠缠于解放过程中关于政治的争论。为了确保常常由未受训练的平民执行的抵抗行动行之有效，英美特别行动处的特工经由英方的F分支渗透到敌后，组织抵抗者网络进行破坏行动，并训练抵抗者使用炸药。到D日时，估计有50个抵抗者网络投入了战斗；D日后，代号“杰德堡”（这是苏格兰一个村庄的名字）的多个三人特工小组被派到了敌占区，共有92个小组从英国出发进行渗透，还有25个来自地中海地区。 其结果便是破坏行动的大幅增长。1944年4—6月发生了1713次对法国铁路网的破坏行动；在当年的头6个月里，抵抗者摧毁或击伤了1605个火车头和7万节货车车厢。盟军飞机的攻击又另外干掉了2536个火车头和5万节车厢。 拖延德军增援诺曼底前线的“龟”计划更多地要依赖特别行动处和抵抗力量去摧毁桥梁，封锁道路。此举效果显著：他们让6月16日就到达洛林的德军第9和第10装甲师又花了9天时间才来到法国西部，让第27步兵师用了17天才行军180千米。

Buton, L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ent, 104–5. 关于1944年占领当局报复性政策的细节，见Thomas Laub, After the Fall： German Policy in Occupied France 1940–1944 (Oxford, 2010), 277–80。 Wieviorka,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507, 522–3; Buton, L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ent, 91–2.

盟军动员那些被纳入治下的抵抗力量的做法，与苏联军队、安全机构对被解放的苏联游击队的做法相似。在盟军打过法国北部时解放的地区，从8月起还有法国南部，那些自愿加入的役龄内地军战士被作为正规军士兵编入了法国军队，就像苏联的游击队员那样。大部分法国城镇还等着盟军赶来解放。对212处地点的研究显示，其中179处由盟军解放或者因德军自行撤退而解放，另有28处则发生了与逼近的解放者相配合的小规模起义暴动。 在这个阶段，武装抵抗遭到了德国占领军——党卫军、盖世太保和军队都一样——尤为残暴的对待，因此保持观望主义到战争结束便有了实际意义。 尽管如此，在登陆前让人们奋起支援抵抗活动的那种起义冲动并未完全消失，是共产党对于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呼唤激发了这种冲动。1944年6月8日，共产党抵抗力量主导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呼吁人民开始起义，杀死占领军及其维希政权盟友：“巴黎的男人和女人们：［消灭］每个德国鬼子，每个维希民兵，每个叛徒！”6天后，抵抗组织以巴黎为根据地的军事委员会（他们曾拒绝了盟军控制游击队行动的意图）呼吁内地军与“广大民众”协同配合，作为发动“民族起义”的第一步。

Raymond Aubrac, The French Resistance, 1940–1944 (Paris, 1997), 35–7; Gildea,Fighters in the Shadows, 386–8.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