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5

在里尔、马赛、利摩日、梯也尔、图卢兹、卡斯特尔、布里夫以及一众小城，抵抗力量在盟军赶到前成功解放了城市，但并未发动全面起义。在图卢兹，共产党主导的内地军在解放后控制了城市，但是面对一个法军正规师赶来恢复临时政府权力的威胁，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了。 最重大的起义发生在巴黎，起义民众和内地军组成的一支杂牌军决定拒绝接受柯尼希和民族解放委员会从阿尔及尔发来的指示，该指示要求避免擅自与大股德国守军作战，等候盟军到来。8月，随着盟军冲出诺曼底桥头堡，横扫法国北部，起义达到了高潮。艾森豪威尔原本并不打算解放巴黎，而是想要从南北两翼渡过塞纳河，合围德国守军。但是德军在法国西北部被击败的消息使首都民众提前了计划中的起义发动的时间。8月17日，抵抗领袖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可能方案。与会各方意见并不统一，谨慎些的人不仅留意到戴高乐不想要民众暴动，还意识到了华沙的抵抗军当时正面临着的危机。最终，发动起义的选项占据了优势，会议记录写道：“不能不经起义就让［盟军］进来。”

Jean Guéhenno, Diary of the Dark Years, 1940–1944： Collaboration, Resistance, and Daily Life in Occupied Paris (Oxford, 2014), 270, entry for 21 Aug. 1944. Jean-François Muracciole,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en France (Paris, 1993),119–20;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395–401. Philibert de Loisy, 1944, les FFI deviennent soldats： L’amalgame： De la résistance à l’armée régulière (Paris, 2014), 187–9, 192–3, 258–9.

8月18日，游击队抵抗军的共产党领导人亨利·罗尔-唐吉下令在全城张贴告示，号召民众加入次日开始的起义，即便他估计他这支或许由2万男女组成的部队只有不超过600件武器。和华沙的苦战不同，后来这里只发生了一些零星战斗，其结果也没什么决定性意义。双方一度达成短暂停火协议，但是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内地军战士们却违反了协议。工人阶级聚居区里匆匆构筑了街垒，这是巴黎悠久革命史中的标志性象征。“自由正在归来，”作家让·盖埃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知道它在何处，但今夜它就在我们周围。” 由于胜负未分，8月20日，罗尔-唐吉派出一名代表前往盟军最高统帅部求援，第二天，戴高乐就劝说艾森豪威尔分出由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一个法国师去解放巴黎，并避免共产党接管城市。正规军于8月24日抵达，此时起义军已经打败了士气低落的德国守军，最终实现了其目的。一天后，巴黎德军指挥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将军无视希特勒要求打到最后一人，把这座城市像华沙一样化为灰烬的命令，向勒克莱尔和罗尔-唐吉投降。 然而，同时抵达的戴高乐却盖过了民众起义的光芒。游击队抵抗力量不得不接受柯尼希的管辖，将内地军交给盟军以及得到英美当局勉强支持的戴高乐政府，后者起初还想要在由自己解放的法国地区实行军管。最后，内地军的35个团和营被并入了法军第1集团军，兵力至少达到5.7万人。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没有加入正规军继续作战，而是解甲归田，有些人重操旧业，有些人累得不想继续干了，还有些人习惯了秘密抵抗的魅力和危险，不愿走进严格的正规军生活。

Richard Barry, ‘Statement by U.K. representatives’,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351. Maria Pasini, Brescia 1945 (Brescia, 2015), 40–41.

对西方盟军而言，抵抗队伍的价值可以通过其行动对敌人作战的破坏和拖延程度，以及对敌人资源的打击程度来衡量，就像在苏联一样。而盟军只会在他们自己的主要作战行动需要支援时才会广泛提供装备和大规模派特工渗透。没有几个抵抗者会同意特别行动处参谋长理查德·巴里准将在1958年第一次抵抗史研究会上说的话，他当时对听众说，若没有盟军的援助，“没有几个抵抗运动能搞得起来，即便有也是屈指可数”。 在没有盟军援助的欧亚各地，抵抗运动仍然风生水起，其时间跨度和目标更多地取决于当地的环境和可能性，而非盟军的需要。那些具有卓越勇气去抵抗的人，主要由平民男女组成，包括一小部分退役军人和逃兵，其目的就是向占领军表明他们不能恣意妄为，国家内部也会有人为了当地族群和国家的解放而战。人们想要作为民众起义军参与战争，这个愿望是一种政治和道义声明，而非仅仅是为了胜利，这就是华沙、米兰和巴黎为什么决定揭竿而起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盟军的解放。这些最后的起义之举是一种对抵抗者及其参加了数年之久的战斗的认可。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的一名年轻的女游击队员在她的日记中回忆道，在游击队赶在美军到来之前解放城市的那一天，“我们的男孩子们骄傲地走过，他们的机枪已上膛。他们的眼中闪烁着胜利的喜悦。他们赢下了这座城市，它此刻正在他们的手中……心在歌唱。城市自由了”。

“我们输了，但我们必须打下去”：犹太人的抵抗

Nechama Tec, Defiance： The Bielski Partisans (New York, 1993), 81–2.

欧洲犹太人平民族群的抵抗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抵抗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和那些为了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国家而斗争，或者为了战后国家的面貌而相互攻击的抵抗军以及游击队不同，欧洲犹太人对抗的政权正在一场战争中全力让犹太人灭绝。他们的抵抗意味着要用反击来限制或挑战其灭绝计划，或者，如果有可能，要设法通过隐藏或逃离来躲避难以避免的命运。并不存在某个犹太国家或者政治未来为斗争指引方向。犹太人以犹太人的身份去抵抗，是因为尽管怎么做都是死，他们更想要让自己来选择如何去死，而不是按照德国凶手及其帮凶准备的方式。一位犹太人游击队领导人伊西斯科尔·阿特拉斯医生在1942年说：“我们输了，但我们必须打下去。”当年晚些时候，他在波兰东部的游击战中牺牲。

Léon Nisand, De l’étoile jaune à la Résistance armée： Combat pour la dignité humaine 1942–1944 (Besançon, 2006), 21. Renée Poznanski, ‘Geopolitics of Jewish resistance in Franc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256–7 ;idem, ‘Reflections on Jewish resistance and Jewish resistants in France’, Jewish Social Studies, 2 (1995), 129, 134–5.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32–4; Zvi Bar-On, ‘On the position of the Jewish partisan in the Soviet partisan movement’,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210–11.

要想定义何为犹太人的抵抗，这并不简单。首先，有些犹太抵抗者将自己视为民族抵抗运动的一部分，不希望被人视为专门服务于犹太人的需求。那些融入了民族共同体的犹太人普遍持此态度，在法国就是如此，这里的许多犹太抵抗者想要和更大范围的爱国运动保持一致，而不愿被指责只为了犹太人的利益服务。“我是个法国人，”犹太抵抗战士莱昂·尼桑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家人也是法国人，因为……我们与我们的共和国荣辱与共。” 法国犹太人在当地早期的非犹太抵抗运动中扮演了杰出的角色：1940年聚集起来的“人类博物馆”抵抗组织的创始人是犹太人；1941年7月“解放”组织的发起人中一半是犹太人，在巴黎他们是格外活跃的抵抗者；而1942年7月到1943年7月间所有袭击中的2/3都有犹太人的影子。 欧洲的犹太人共产党员也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想要用某种方式帮助受害的犹太人族群，其他人则要坚持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斗争为先。1941年之后，在苏联的德占区，有些逃入森林加入或组建游击队的犹太人发现，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混入那些为了重建苏联权力而战却对苏联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非犹太人部队。年轻的犹太人只要没被当作德国人的走狗而遭到枪毙，就会被鼓励起个苏联人的名字以躲避反犹暴力的真正危险。结果是个悖论：他们必须表现得不像犹太人，才能去和犹太人的敌人战斗。

Christian Gerlach,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ambridge, 2016),407, 409–10.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03; on Belorussia,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21–5.

其次，在犹太人种族灭绝的背景下，我们对抵抗的意义很难做出更准确的定义。政治抵抗意义不大，因为犹太人大屠杀并不是什么政治压迫。常有人认为武装斗争是唯一适用于犹太人抵抗的定义。然而德国灭绝机器的目的是要杀掉每一个犹太人，只有少部分人能活到其劳动力被榨干为止，因此抵抗也包括藏匿犹太人，支援他们的战斗，或者为他们提供假身份——许多非犹太人也在其中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做法都让人们得以阻止行凶者得到机会杀害欲害之人，从而对当局实现这一重点目标构成了挑战。活下来本身就是对灭族意图的一种抵抗，在轴心国占领下，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都需要对付这种意图，只有东欧和苏联那些逃进森林和沼泽地的人除外，他们的逃脱要仰赖那些勇于拒绝加害者的非犹太居民。救援行动在西欧更为普遍，这里的犹太人族群常常更加团结，民众也更愿意拒绝德军的要求；在法国，约有75%的本地犹太人逃过了大灭绝，意大利则有约80%。 与之相反，在东欧的沦陷区，人们普遍讨厌犹太人，而且这种厌恶常常是发自内心的，因此很难找到愿意冒险出手相助的非犹太人。尽管如此，还是有估计2.8万波兰犹太人藏身于犹太区外的华沙城中，他们约有2/5活过了战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有些住户也藏匿了犹太人，但通常不会太久，因为在东欧逃亡的犹太人都会尽可能前去寻找藏于密林之中、相对安全的小型犹太人社区。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19–21; Janey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in Gluckstein (ed.), Fighting on All Fronts, 113–18.

作为抵抗的一种形式，藏匿会带来和政治对抗、军事对抗一样的危险：搜家，警察审讯，邻居告发——至少在东线，邻居们都很想要得到抓住犹太人的奖赏，每抓住一个犹太人就奖一包糖或盐。和普通的抵抗者一样，任何家庭或机构中因藏匿犹太人而获罪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或者关进集中营。据估计，有2300—2500个波兰人因帮助犹太人而被处死，但由于他们会被当场杀死而无须走法律程序，实际数字几乎肯定会高得多。在有救援网络的地方，救援者可能会遭到严刑逼供，以招出其他人的名字和“安全”居所的位置，这一对待等同于政治抵抗者。盖世太保的搜查人员格外关注儿童，他们更易于隐藏，也最容易找到家庭来收养。在犹太人救助委员会（Żegota）的资助下，波兰约有2500名犹太儿童被人冒着巨大风险救出并藏了起来，要么寄养在家庭中，要么送进孤儿院，要么交给天主教会照料。然而一旦被抓到，这些儿童（大部分是孤儿或弃儿）都会遭遇和庇护他们的非犹太人相同的下场，要么被送进灭绝营，要么被就地杀害。当盖世太保发现华沙的西里西亚兄弟会的修士们庇护了几名犹太儿童时，他们和这些孩子都被吊死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人人可见的高大阳台上，他们的遗体就被丢在那里任其腐烂，以儆效尤。犹太人救助委员会的救助者们努力确保那些只会说意第绪语的小孩子可以被教会用波兰语读天主教祷文，以帮助其伪装身份，但是一名6岁的小女孩巴西亚·库基尔因为在盖世太保官员面前背不出祷文而被带走杀害。 任何形式的藏匿都会被定罪并遭到残酷惩罚，我们必须把这种环境下的被救者和救助者都当作抵抗者。

Philip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to Nazism： its various forms and aspects’,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8–9. Rachel Einwohner, ‘Opportunity, honor and action in the Warsaw Ghetto 194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2003), 665.

和藏匿、救助犹太人的行为一样，犹太人的武装抵抗也与其他反抗轴心国占领军的形式有着重要差异。由于犹太人的抵抗应对的是轴心国迫害方式的变化，决定其时机的不是更大范围世界大战的进展，而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进程。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抵抗运动直到战争的最后18个月才达到高峰，这时侵略者已经很明显迟早要失败了。而与此不同，犹太人的抵抗主要发生在1942年和1943年，回应的是将犹太人大规模逐出东欧犹太区和西欧其余地区的计划。在法国，战争中期其他抵抗队伍都更为谨慎之时，犹太人的武装抵抗显得独树一帜。在波兰，犹太人的行动与国家军的追求截然相反，后者想要避免与占领军的对决，直至敌人的失败即将到来之时。没人指望犹太人的抵抗能帮助盟军的战争机器（尽管它有时也会捎带着帮点忙），盟军也没有像对待其他游击运动那样为犹太人队伍提供武器或资金。在特别行动处勉强同意训练的240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志愿者中，只有32人在1944年伞降来到欧洲，且为时过晚，难以救助陷于困境中的犹太人族群。 犹太战士基本都是平民，军事经验很少或是没有，凭低劣的装备也难以对抗装备精良的德国安全部队及其大量非德国辅助部队——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波兰人。在残酷的种族灭绝面前，抵抗者能够取得各种各样的小胜，但大部分犹太抵抗者明白自己的反抗注定会失败。如一名犹太战士所说，反抗德军的战争是“有史以来最绝望的宣战”。

Rachel Einwohner, ‘Opportunity, honor and action in the Warsaw Ghetto 194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2003), 661.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63–5. Gustavo Corni, Hitler's Ghettos： Voices from a Beleaguered Society 1939–1944(London, 2002), 306–7.

犹太人的积极抵抗有两种相反的表现形式：一是想办法确保至少一小部分受威胁的犹太人能躲过驱逐，以及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自卫队或游击队来保卫这些被搜捕的族群；二是组织暴动，这些暴动尽管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也能向德国施暴者表明，犹太人面对命运并不都是束手就擒，而是如年轻的锡安主义领导人赫希·别林斯基所说，要“有尊严地死去，而不做待宰的羔羊”。 实际上这两类犹太人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差别。“每个犹太人都被判了死刑。”华沙犹太区的编年史家埃马努埃尔·林格勃鲁姆如是说。 积极抵抗的危险性和手头武器的匮乏可以解释为何那些注定会死的犹太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参加战斗。1943年春季，留在华沙犹太区的居民中，估计只有5%实际参加了起义战斗。1943年3月，庞大的维尔纳犹太区中的抵抗运动只有300名战士。 那些逃出犹太区和集中营加入武装队伍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来到相对安全的森林避难处的人则更少，准军事部队和警察会兴高采烈地猎杀这些逃亡者。

Gustavo Corni, Hitler's Ghettos： Voices from a Beleaguered Society 1939–1944(London, 2002), 293–7. James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During the Holocaust： Moral Uses of Violence and Will (Basingstoke, 2004), 21–2;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196–7.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201–2; Corni, Hitler's Ghettos, 303. Eric Sterling, ‘The ultimate sacrifice： the death of resistance hero Yitzhak Wittenber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Partisan Organisation’, in Ruby Rohrlich (ed.), Resisting the Holocaust (Oxford, 1998), 59–62. Eric Sterling, ‘The ultimate sacrifice： the death of resistance hero Yitzhak Wittenber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Partisan Organisation’, in Ruby Rohrlich (ed.), Resisting the Holocaust (Oxford, 1998), 63; Einwohner, ‘Opportunity, honor and action’, 660.

生还机会固然不大，但是还有诸多其他限制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其他人不去抵抗。各地的犹太人族群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明白自己正在遭受什么，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想要去相信最糟糕的事情不会是真的。华沙犹太区的一名日记作者甚至批评了这种“可怕的谣言……是某种过度幻想的产物”。 人们有一种现实的担忧，怕武装行动或许会让情况更糟，会加速驱逐和杀戮，或者导致德军的残酷报复。潜在的抵抗者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道义选择，是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族群，还是抛弃他们拿起武器。保护家庭，尤其是保护孩子们，这是犹太区人们不进行暴力抵抗的强烈动机。 犹太人族群内部也有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分歧，尤其是在偏保守的犹太人和各种犹太共产党组织之间，这让协作更加复杂，有时候则根本不可能。许多正统派犹太人不认为人们有权去阻挡须由上帝主宰的命运，并呼吁会众面对压迫时专注于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抱有一种可怜的幻想，相信只要和德国当局合作，那些犹太区的居民，尤其是在德国工厂干活的犹太人，或许就能活到看到德国失败和解放。维尔纳犹太区未能出现抵抗运动，是由于人们广泛支持犹太人领袖雅各布·金斯，他的服从策略似乎比徒劳的起义更有可能拯救生命。 犹太区的一名警察回忆道，没有人会进行英雄式的抵抗，“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会一直如此”。赫尔曼·克鲁克在他的维尔纳犹太区日记中写道，希望，“是犹太区最糟的一种病”。

Suzanne Weber, ‘Shedding city life： survival mechanisms of forest fugitives during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Studies, 18 (2002), 2;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0–11.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3, 14. 在作者Glass收集的参加游击运动的犹太幸存者的口述证词中，复仇的想法非常普遍。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64–5;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80.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80–81; Tec, Defiance： The Bielski Partisans, 81–2;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191;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9–10.

关于整个欧洲沦陷区里有多少人成功逃脱被关入犹太区和集中营的命运，各种估计差异较大，在4万到8万人之间，这些人绝大部分集中在东欧，这里的地形条件更为有利。在波兰总督府，1942年其辖区人口中有300万犹太人，另有人估计多达5万人逃进了卢布林和拉多姆周围的森林成为难民，尽管数字无法确认。 一旦逃到那里，逃亡者们就面临着几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有些人组成了独立的犹太人游击队，人数从几个人到数百人不等，许多人（或许是大部分人）这么做都是由于渴望向施暴者复仇。 他们使用偷来和偶尔买来的武器，其目标不仅是生存下去，还要打击敌人，他们会发动小规模的袭扰，之后消失在密林或沼泽中。另一些人则组成了所谓的“大家庭”，那是些秘密组建的犹太人社区，其主要目标是确保至少一部分人能从战争中活下来。苏联沦陷区的“大家庭”里估计生活着6000—9500人。 这些队伍的武器很差，会尽可能避免直接战斗，手头仅有的武器用来保卫社区。例如，沙洛姆·佐林率领的队伍顶住了苏联游击队要他们作为协同部队参加军事行动的压力，只为非犹太人游击队寻找食物，并提供医疗和手工勤务。著名的别尔斯基“新耶路撒冷旅”，其难民数量最多时达到1200人，他们常常在各处藏身地之间转移以避免战斗。“不要急着去战斗和送命，”据报道，图维亚·别尔斯基如此说过，“我们的人所剩无几，我们不得不保全生命。”

Tec, Defiance： The Bielski Partisans, 73;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3–16. Weber, ‘Shedding city life’, 5–14, 21–2.

森林和沼泽地里的生活极度艰难，藏匿和战斗皆然。大部分逃亡者来自城镇，不熟悉野外生活的种种要求。食物很难搞到，想要说服农民提供粮食也要冒巨大风险，他们已经被德军要求供粮，还遭到苏联或波兰游击队的掠夺，很难再提供更多食物了。由于可依赖的林中食物——植物、坚果、水果——都是季节性的，想要食物就只能去偷，偶尔还能有些交换。犹太逃亡者于是得到了“盗贼”和“罪犯”这种糟糕的名声，即便在其他非犹太抵抗者眼中也是如此。一名犹太幸存者后来回忆说，逃亡者有时候既是英雄，也是强盗，“我们必须活下去，不得不从农民那里剥夺他们微薄的财产”。 找到吃的时，逃亡者们不得不抛开任何犹太教义对食物的限制和禁忌。一名女性幸存者回忆了别人给她一块猪头肉吃的时候是多么左右为难。烹煮也会带来危险，火光会暴露藏身地的位置。前来帮助的农民会教会这些人怎样用燧石和苔藓取火，以及哪些木材不会发出暴露位置的烟或者只发出少量的烟。衣服只能临时凑合，鞋子是用橡树皮或桦树皮做的。 医疗卫生十分原始，疾病、饥饿和虚弱的状态无处不在。在冬天，能否活下来要看运气。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2–13; Weber, ‘Shedding city life’, 23–4. Glass, Jewish Resistance, 3, 93; Bar-On, ‘On the position of the Jewish partisan’, 235–6. Amir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a lot to kill for”：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in George Kassimeris (e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London, 2006), 119.

相比于被发现后必死无疑带给人的恐惧，所有这些困难就不值一提了。猎杀这些逃亡者的有德国警察部队、波兰投敌者“蓝警”，从1942年起还有苏联所谓“东方军团”的辅助队伍。 他们还会成为其他游击队的牺牲品，有波兰的、乌克兰的，包括“波兰民族武装部队”（NSZ），偶尔还有波兰国家军的部队，反犹主义在他们中间也很普遍。波兰游击队里的一名犹太幸存者在监狱里学会了基督教仪式，把自己假装成天主教徒。“我不能是犹太人，”他回忆道，“否则他们就会杀了我。”据估计，遇害的犹太逃亡者中有1/4死于非犹太游击队之手。 苏联游击队员都被告知不要相信犹太人，他们可能是德国人派来的间谍，这进一步导致了荒唐的暴力。一群女性犹太逃亡者被游击队抓住，被扒光衣服强暴后，用带刺铁丝网捆在一起烧死。 对于躲藏起来的犹太人来说，区分敌友并非易事，而且朋友很少。在那些逃脱迫害的人中，估计有80%—90%消失了，他们死于暴力、疾病、寒冷和饥饿。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102; Saul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London, 2007), 525. Gildea, Fighters in the Shadows, 229–30. Poznanski, ‘Geopolitics of Jewish resistance’, 250, 254–8.

积极武装抵抗的危险丝毫不亚于此。参与者中至少有4/5的人死亡，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困于双方的交火中，或者沦为无差别残酷报复的牺牲品。德国领导层的反应是，将所有武装行动当作犹太敌人多么危险的证据，而非为阻止种族灭绝狂潮所做出的不顾一切的努力。“人们能从中看到，当犹太人设法拿到武器时，预计会发生什么事情。”1943年5月华沙犹太区起义期间，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在法国，不少犹太抵抗组织是为了追求犹太人的利益而出现的。1940年，一群大多由移民组成的犹太人在图卢兹建立了“强手”组织，致力于对抗维希政权的反犹政策；一年后的1941年8月，这个组织改称“犹太军”，后来又变成“犹太战斗军”。它服从的不是法国抵抗组织，而是总部设在巴勒斯坦的锡安主义组织“哈加纳”。 这个组织不仅负责救援和照料法国的犹太人，还会常常向德国和维希法国目标发动武装袭击，包括刺杀他们发现的把犹太人出卖给盖世太保的法国个人。组织成员面临着格外高昂的危险，为此常常遭到谴责，甚至被逮捕和处决。就在盟军登陆前，犹太军被1943年的三轮大规模逮捕最终摧垮。1944年这个组织试图重建，却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104; Rohrlich (ed.), Resisting the Holocaust, 2. Frediano Sessi, Auschwitz： Storia e memorie (Venice, 2020), 316. Friedländer,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57–9.

在东欧，森林藏匿处之外的武装抵抗由众多暴动组成，这些暴动基本都是对驱逐或劳动营和集中营中的恶劣环境的自发回应，而对那些负责焚烧灭绝营中被毒死者尸体的囚犯“特遣队”来说，暴动代表着破坏杀人机器的短暂努力。这样的回应无处不在。7个大犹太区和45个小些的犹太区都发生过暴动，估计所有犹太区的1/4有抵抗运动存在。集中营里有过5次起义，强制劳动营里还有18次。 在索比堡灭绝营，1943年10月14日的暴动导致11名党卫军人员和集中营指挥官丧命，300名囚犯逃进了森林；1943年8月2日的特雷布林卡暴动杀死了守卫，烧了营地，600人逃走，不过他们大部分后来被射杀或抓了回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10月7日的囚犯特遣队暴动导致663名成员中的450人死亡，另200人后来被处死。 暴动之后逃跑是有可能的，但对于大部分参加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行动了。希姆莱对于暴动的反应是下令消灭所有犹太工人。1943年11月3日，马伊达内克劳动营中的1.84万犹太男女遇害。

关于此事的详细描述，见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163–89; Friedländer,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520–24。

最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展示了那些决定反击的犹太人面临的诸多难题。他们认为反抗是一种深刻的道德宣言，要在拿自己不当人的敌人面前恢复自主权和某种意义上的自尊，即便只是暂时恢复。在1942年夏季的大规模犹太区人口驱逐之后，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区起义了。这次的暴动远不是自发的。1942年秋，左翼锡安主义者在莫迪凯·阿涅莱维奇的领导下建立了“犹太战斗组织”（ZOB）；由于不信任这个支持共产主义的组织，锡安修正主义者们又建立了“犹太军事联盟”（ZZW）；社会主义犹太人团体拒绝加入，但同意配合。此外，在主要起义组织之外，还有不少“野”团体。到起义爆发时，犹太战斗组织有约22个战斗组，犹太军事联盟有10个，分散在犹太区各处。当以党卫军上校费迪南德·冯·萨梅恩-弗兰肯内格为首的德国当局于1943年1月开始新一轮的驱逐计划时，起义者措手不及，但还是进行了4天的短暂战斗，这足以警告德国人，下一阶段的驱逐很可能会遇到更坚定的反抗。希姆莱下令，只要有可能就尽快清理犹太区。于是，大批党卫军、警察和乌克兰辅助部队集结了起来，准备在重武器的支援下执行下一次大规模驱逐行动。萨梅恩-弗兰肯内格在最后一刻被党卫军少将于尔根·斯特鲁普接替，上级期望他下手无情，迅速彻底荡平任何反抗。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309–10. Kazik, Memoirs of a Warsaw Ghetto Fighter, 34. Krakowski, War of the Doomed, 211–13; Stone, ‘Jewish resistance in Eastern Europe’, 101–2; Friedman, ‘Jewish resistance’, 204; Corni, Hitler's Ghettos,317–20.

提前收到德军正在筹划大规模行动的警报后，两个主要战斗组织终于协作起来，建立了抵抗阵地，并将能搞到的有限武器收集了起来。到起义之时，犹太战斗组织只有一支冲锋枪，几支步枪，手枪、手榴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则多一些。波兰国家军为这支基本独立的民众武装提供了有限的训练和少量武器，但不肯拿出更多，因为未来的总起义还需要这些武器。 当以德军为首的大约2000人的军队开进犹太区时，他们面对着的是750—1000个守在关键地点的起义者。随后的战斗完全挫败了德军的计划。一名幸存者还记得当他看到想要躲避突然出现的地雷和狙击手的“德国士兵恐慌地尖叫着乱跑”时是多么开心。 尽管起义者的资源少得可怜，但对仅有资源的精心运用以及初始时的突然性，使起义持续到了5月的第一周。德军改变了战术，依靠火炮、空中轰炸和纵火，一条街一条街地摧毁犹太区。在一处战士们藏身的脆弱碉堡里（这样的碉堡有很多），阿涅莱维奇为了避免被俘而自杀。小规模的游击队作战延续到夏季，已被夷为平地的犹太区的废墟被清理，最后的犹太人都被送到特雷布林卡处死。估计有7000人战死，包括犹太战斗组织和犹太军事联盟的大部分战士，可能另有5000—6000人在大火中丧生。绝大多数死者是躲藏的犹太人，他们被火焰喷射器和毒气弹逼出来，或者被进攻方引燃的大火活活烧死。斯特鲁普宣称仅损失了16人，有鉴于战斗的旷日持久，这似乎不可能，但更高的数字只是猜测。

起义只不过把驱逐行动推迟了几个星期，让更多犹太人逃出犹太区而已。尽管注定要失败，这次起义还是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犹太人在战斗。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次起义只是个麻烦，他们的计划依旧在整个1943年里照常实施，直到华沙犹太区的最后一个居民被消灭。和欧亚其余地方的抵抗运动不同，犹太人的抵抗的独特背景在于种族灭绝，而不是更大范围的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犹太人的命运原本并不重要。只有当犹太人加入更大范围的非犹太抵抗和游击运动时，他们的角色才是为自由而战。在这种时候，犹太人会陷入双重危险，既是抵抗者，又是德国人所认为的种族敌人，何况德国人觉得大部分武装抵抗是犹太人推动的。对付种族灭绝的战斗并未成规模，也不可能成功，战斗的一方是武器匮乏甚至手无寸铁的平民，另一方则是武装到牙齿的安全部队。犹太民众没有想过会打这样的仗，也没有做好准备，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如此。1939—1945年，在所有类型的全民战争中，犹太人对大屠杀的抵抗是最不对等，也是牺牲最大的。1943

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时两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其中一人在等待战斗时手里拿着十字架。世界各地的士兵们都要依靠这种小东西或者是护身符来化解对战斗的恐惧。

图片来源：Albatross /Ala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