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战争中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情绪

过去几个晚上我一直在哭，我受不了了。我看到一个同志也在哭，但他的原因不同。他哭是为了他失去的坦克，他对那辆坦克极度骄傲……我在过去三个晚上哭是为了那个死掉的苏联坦克驾驶员，是我杀了他……夜里我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Last Letters from Stalingrad, trs. Anthony Powell (London, 1956), 61–3.

——摘自斯大林格勒某个士兵的最后一封信，1943年1月

Last Letters from Stalingrad, trs. Anthony Powell (London, 1956), v–vii. Last Letters from Stalingrad, trs. Anthony Powell (London, 1956), 24–5.

德国士兵从斯大林格勒发出的最后的信件最终未能送到他们的亲友手中。德国陆军接到命令，要把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发出来的最后7个邮包的信件扣住，这样就能对必死无疑的士兵们的士气状况进行一些评估。结果并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对这些信件的分析显示，只有2.1%的人对战争表示认同，37.4%的人表现出疑虑或麻木，60.5%的人则是质疑、否定或强烈反对。有人计划把这些信件用在以伏尔加河畔英勇战斗为主题的宣传册上，约瑟夫·戈培尔拒绝了：“这整个事情就是在送葬！”所有这些信件都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被销毁了。有约39封信被宣传官员复制了下来，他准备把它们写在一本书里，并在战后出版。 就像本章开篇中那位哭泣的士兵一样，这些德国士兵的观点和举止与英勇的种族战士形象完全不符，他们本应与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斗争，以解放欧洲。一名幸存者写道：“我们周围满是死者——有些没有胳膊，没有腿，没有眼睛，还有一些肚子被撕开。应该有人来拍一部电影，那些光荣的死法从此就再也没人信了。这是一种肮脏的死法……”

Cited in Pat Jalland, Death in War and Peace： A History of Loss and Grief in England 1914–1970 (Oxford, 2010), 172–3. Svetlana Alexievich, 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 (London, 2017), 135–6, interview with Olga Omelchenko.

斯大林格勒的人们的情绪反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非独有。这是士兵们对共同身处的恐怖战场和幸存希望渺茫的反应。这种反应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导致严重的精神或身心反应，让数十万军人暂时或永久失能。对于那些面对各种形式战斗的人，包括经历了飞机和大炮轰炸的平民，他们共有的主要情绪通常被定义为恐惧。作为一个通用词，“恐惧”不过是个大筐，许多不同的情绪状态都能装进去——长期焦虑、惊恐、歇斯底里、恐慌、急性抑郁，甚至好斗——它还会导致同样广泛的神经病、精神病或身心症状。这种反应是由极端形态的恐惧造成的，今天人们更普遍地将其理解为创伤性应激反应，尽管这在战争中很普遍，但它并不一定会让经历它们的人失能。战斗中的士兵们常常面临着令人抓狂的多种情绪。一名在缅甸作战的英国士兵被“吓得要死但没有变傻”，他形容自己的情绪状况是乱七八糟地混杂着“暴怒、恐怖、高兴、放松和惊喜”。 一名苏联前线部队的女性回忆道，当进攻开始时，“你会摇晃，会颤抖。但那都是在开第一枪前……当你听到命令，你就不会再想其他事了；你会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向前跑。你再也不会想到要害怕了”。不同的是，她总结道，战争让参战者“爆发出某种兽性”。 对于军队领导人和战时政府来说，这种战争暴力导致的情绪状况只有在可能转化为失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问题，所谓失能包括降低军队效能，或者在大后方造成大规模恐慌和士气消沉。管理军人和平民对于战斗现实的真实情绪反应成了每个参战国战争行为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应对战争创伤则是数千万身陷总体战的男男女女的尖锐现实。可他们的精神病反应常常得不到照料，在战后那些关于战争岁月的讲述中也常常被忽略。

“战争神经症源于战争”

David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the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 of close combat’, in Michael Evans and Alan Ryan (eds.), The Human Face of Warfare： Killing, Fear and Chaos in Battle (London, 2000), 10. 今天，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都认为，被杀和杀人的风险是战斗环境下的主要“压力源”。 Thomas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World War II and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in David Cantor and Edmund Ramsden (eds.), Stress, Shock and Adapt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chester, NY, 2014), 123. Ann-Marie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Australian psychiatric casualt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 Society, 15 (1997), 65–6. Emma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War, the Body and British Army Recruits 1939–1945 (Manchester, 2014), 156;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4–5 ;Walter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5 (New York, 1982), 162.

军队中普遍出现情绪危机的情况必须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定战争背景中去理解。当时的军队规模格外庞大，几乎完全依靠征召民众参军（其中很少一部分人做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工作），他们的预期和价值观都是来自其平民社会背景。战时的军队代表着他们来自众多不同的社会层面，其社会阶层、教育程度、个性和性情也有巨大不同。尽管军队机构努力按自己的需要塑造这些男男女女，但并不存在标准化的军人性格。年轻的老百姓面对着的是最极端的压力形态：被杀的危险和杀人的要求。 因此可以确定，在现代战场上，军人们会表现出大量不同的生理和精神反应。而由于武器的先进性，作战环境也让精神伤害的可能性最大化。飞机在战场上对部队的空袭和在远程轰炸中对平民的打击都会对地面上的人造成一种无力感，加之不知道打击会落在何处，因此人们感到格外恐怖。在地面战斗中，众多类型的现代火炮的威力，以及坦克隆隆碾过暴露的步兵阵地带来的威胁，对最勇敢的人也是一种考验。如战时一名精神病学家所写的，“持续不断的爆炸、冲击波、机枪的嗒嗒声、炮弹的呼啸声、迫击炮的砰砰声、飞机引擎的嗡嗡声”，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会消磨人的抵抗力”。 普通士兵（还有遭到轰炸的平民）不得不去接受常常出现的死亡和残缺不全的尸体、堆满残肢烂肉的战场或街道，这种可怕的场面是日常平民生活中从未见过的。而军队的环境本身，由于其刚性纪律、反个人主义，以及对本性的压制，导致在远未到达战场之时就出现了澳大利亚精神病学家所说的“精神翻船”。 1941年，驻扎在本土的英国军队每个月都会出现1300例精神受创者。在遥远北方的阿留申群岛驻守的美军士兵在没有参加战斗时也会被诊断为“战斗疲劳症”。对从新几内亚归来的澳大利亚士兵进行的精神病学筛查发现，2/3的精神神经受创者并未参加过战斗，由此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战斗是精神神经问题的唯一诱因。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7; Paul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Soviet military psychiatry during World War II–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16 (2003), 92; Paul Wanke,‘American military psychiatry and its role among ground forces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3 (1999), 127–33. Robert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1958), 175–6, 278; Terry Copp and Bill McAndrew, Battle Exhaustion： Soldiers and Psychiatrists in the Canadian Army (Montreal, 1990), 126. Frederick McGuire, Psychology Aweigh! A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Navy 1900–1988 (Washington, DC, 1990), 99–100.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94. 该文提出，参照美军伤亡人员中的精神受创者占比，红军18319723名伤亡人员中，精神原因造成的伤亡者约为1007585人。也有人给出的数字没那么高，见Catherine Merridale,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2005), 232。真实的数据当然会更高，因为许多病例没有接受诊疗，还有许多人在精神症状确诊前就已战死或被俘。 Peter Riedesser and Axel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Militärpsychiatrie (Frankfurt/Main, 1996), 146–7, 168;Klaus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ürzburg, 2000),35–7. Paolo Giovannini, La psichiatria di guerra： Dal fascismo a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Milan, 2015), 73–6.

这种情况下，精神受创的人数可能会很庞大，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美国因精神神经问题拒收了200万应征新兵，但还是有130万人在战争中被诊断为精神受创，其中50.4万人退出了部队。在欧洲战场，美军全部伤亡人员中的38.3%被确定患有某种精神障碍。据估计，所有从诺曼底战役中活下来的步兵中有98%受到过某种精神创伤。 同一场战役中，英国陆军10%—20%的伤亡是精神问题导致的，加拿大陆军则是25%。在英美陆军因需要治疗而退役的人中，1/3是精神受创。 美国海军的这一比例要低得多，这部分是由于战场完全不同，没有面对面的杀戮，激烈的战斗也只有很短时间。从海军退役的人中只有3%患有精神障碍。 德国和苏联军队中的这一数字则更难判断，因为神经症在那里常被忽略或被当作器质性症状对待，受其影响者会被列入卫生减员。有一份估算认为苏联红军中有100万精神受创者，另一份估算则认为只有10万人，但这不太可信。 德国军队中，精神病例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突然激增，成为最重要的减员原因。到1944年1月，估算显示德军每月有2万—3万名精神受创者，而到1944—1945年之交时多达每月10万人。1943年之前的数字显示，德军退役者中19.2%是精神病例，但随着战场环境的恶化、伤亡可能性的增加，以及更年轻和更年老的人被征入军队，这一数字在1944—1945年肯定更高。 意大利的记录过于残缺，无法提供整体统计数字，但地方上的证据显示意大利士兵也遭受着和其他军队同样的削弱战斗力的精神障碍。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63; Copp and McAndrew, Battle Exhaustion, 135; Roger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The Red Army's Military Efectiveness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Kans, 2011), 238–9.

除了精神问题，也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可以避免参加战斗，躲避危险，但那些自伤、当逃兵，或者向敌人投降的士兵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或多或少遭受着恐惧、悲惨经历或是军旅生活的压抑带来的精神反应。自伤很危险（有时也会死人）。他们通常是往自己的手上或脚上开枪。记录显示，大部分军队都会发生这种自伤，但数量很少。在欧洲西北部的战役中，美军约有1100名军人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相对安全；1944年的这场战役中加拿大军队也有232例自伤记录。在苏联红军中，自伤的人很快就会被处决；他们都会被视作放弃职责的可耻例子。在美国的军队医院中，此类伤员都会被挑出来在病床上方挂上“SIW”标识，受到医护人员的歧视待遇，尽管不会有什么正式惩罚。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173–5.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Oxford, 2017), 30–31, 111. Samuel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Kans,2015), 159. 美国的数据取自Paul Fussell, The Boys’ Crusade： American G.I.s in Europe： Chaos and Fear in World War Two (London, 2004), 108；英国的数据取自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Appendix B, 273；德国的数据取自Dieter Knippschild, ‘“Für mich ist der Krieg aus”： Deserteure i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in Norbert Haase and Gerhard Paul (eds.), Die anderen Soldaten： Wehrkraftzersetzung, Gehorsamsverweigerung und Fahnenflucht im Zweiten Weltkrieg (Frankfurt/Main, 1995), 123, 126–31; 意大利的数据则来自Mimmo Franzinelli, Disertori： Una storia mai racconta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Milan, 2016), 133–49。

逃兵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苏联红军中，逃兵（包括那些投敌者）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38万人。其中280万人被定性为战线苏联一侧的开小差者或逃避兵役者，21.24万人始终未被找到（可能实际上已经死了）。许多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逃兵，而是在1941—1942年的大撤退中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或是在合围战中设法溜过了德军封锁线，这些士兵通常都会回到部队。 在那些被列入逃兵名单的人中，有一些是叛逃到了德军防线上，有些是出于对苏联体制的幻想破灭，有些是由于条件恶劣或领导太差，或者仅仅是希望能有更大的生存概率（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据估算，1942—1945年至少有11.6万人叛逃，1941年则可能多达20万人，尽管这两个数字都可能错得离谱。 全球美国军队共有4万逃兵，其中欧洲有1.9万人。英国军队的战时逃兵总数为110350人，其高峰是在相对平静的1941—1942年，其原因在于没有行动和离家太近，而非战斗经历。德国军队的逃兵人数仅涵盖了被抓住并作为逃兵被判死刑的人，仅此就有3.5万人。在关于亚洲战事的记述中，日本和中国军队的逃兵被抓住都会被枪毙，但是战场太过混乱，没法指望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根据日本陆军的官方数字，1943年和1944年分别只有1023和1085名逃兵，外加60人投敌，但是当时还有许多士兵逃入丛林或山区躲避敌人，无法计入统计数字。 当逃兵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出于情感因素，有些是因为战争导致的神经症，有些是因为犯了罪，有些则是以此作为政治抗议和基于良知的抗议，但他们全都被当作想要逃避战斗来对待。逃兵的规模会给军队系统带来防止大规模恐慌的严重压力，尽管大部分逃兵没有被枪毙，但他们还是会受到惩罚和羞辱，以免逃跑行为扩散开来。

Jonathan Fennell, ‘Courage and cowardice in the North African campaign： the Eighth Army and defeat in the summer of 1942’, War in History, 20 (2013),102–5. 关于意大利的情况，见Albert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American Military Medicin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4), 149–50; Copp and McAndrew,Battle Exhaustion, 50–51。关于印缅战区的情况，见B. L. Raina, World War II： Medical Services： India (New Delhi, 1990), 40–41。

放弃战斗或躲回去对付精神神经危机的决定显然并不多见。这更多地取决于士兵们所面对的具体环境而非其本人的个性。在死伤惨重的战场上，人们面对求助无门的困境、亲密战友的突然死亡，或是在身旁爆炸的炸弹或炮弹，出现应激反应的可能性非常高。在1942年的北非战役中，英帝国和英联邦军队在与装备更精良、统帅更杰出的敌人战斗时士气低落，使得选择放弃战斗投降以及擅离职守的人数激增。1942年3—7月，英军第8集团军有1700人死亡，但“失踪”人数高达5.7万，大部分是投降了。 在人员补充体系把新兵一点点送进陌生单位的情况下（美国陆军就是这种情况），新兵阵亡或精神崩溃的比例就很高。在一些对人的耐受力要求很高的战场地形中——中国的水网和山地、东南亚的丛林、冬季的苏联前线，或是意大利山区前线的艰苦环境，霜冻、大雪、泥泞和疾病都会让人们付出沉重代价。在意大利南部的第一次冬季战役中，盟军精神受创的比例激增；在缅甸战役中，热带丛林的可怕环境，连同通常会产生应激反应的疾病，让找不到准确病因的减员比例居高不下。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127.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51; G. Kurt Piehler, ‘Veterans tell their stories and why historians and others listened’, in G.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sh (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2010), 228–9; Rebecca Plant, ‘Preventing the inevitable： John Appel and the problem of psychiatric casualties in the US Army in World War II’, in Frank Biess and Daniel Gross (eds.), Science and Emotions after 1945 (Chicago, Ill., 2014), 212–17.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20.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7–8; Edgar Jones, ‘LMF： the use of psychiatric stigma in the Royal Air For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0 (2006), 449;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51; Ahrenfeldt,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72–3; Plant, ‘Preventing the inevitable’, 222.

从所有战线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最极端的环境下，没人能够对精神崩溃免疫。美国精神神经病学家罗伊·格林克和约翰·施皮格尔在1943年写道：“战争神经症源于战争。” 美国陆军研究处于1941年10月成立，以监控军队的社会与心理状况。他们得出结论，战争期间没人能免于战斗的心理扭曲效应。在军事精神病学家约翰·阿佩尔来到意大利进行了为期六周的战场考察之后，美国卫生局长诺曼·柯克在1944年12月向全体陆军指挥官发布了官方报告，认为“精神受创就像枪伤和弹片伤一样不可避免”。 即便是对“健全人也会在火力下崩溃”的观点常常怀有敌意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也在1942年给出了神经症治疗指导意见，承认“战斗力突出的军人”并不比任何其他人更能对情绪压力免疫。 1944年，军事精神病学家对于普通士兵能忍受多少天的战斗进行了争论。英国的估计是400天，但要频繁间歇和有短期休息；美国医生则觉得无论在哪里极限也就是80—200天。1945年5月，美国陆军将参战上限规定为120天。对于对德作战的轰炸机组来说，15—20次出击被认为是上限，但机组通常都会飞30次任务，有些人还会重返前线飞第二个30次。由于只有16%的人能从第二轮30次任务中活下来，大部分飞行人员在被归类为精神耗竭者之前就已经死了。现代研究则显示，在60天的战斗后，军人便不再有战斗力。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绪危机，例见Michael Roper, The Secret Battle： Emotional Survival in the Great War (Manchester, 2009), 247–50, 260–65。 关于德军对“弹震症”态度的变化，见Jason Crouthamel, ‘“Hysterische Männer?” Traumatisierte Veterane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ihr Kampf um Anerkennung im “Dritten Reich”’, in Babette Quinkert, Philipp Rauh and Ulrike Winkler (eds.), Krieg und Psychiatrie： 1914–1950 (Göttingen, 2010), 29–34。美国的看法见Martin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Medicine, Psychiatry and American Culture 1945–1970 (New Brunswick, NJ, 2013), 20–27；英国的看法见Harold Merskey, ‘After shell-shock： aspects of hysteria since 1922’, in Hugh Freeman and German Berrios (eds.), 150 Years of British Psychiatry： Volume II： The Aftermath (London, 1996), 89–92。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58.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军事机构都不得不建立和发展出一套体系来应对情绪创伤，这能够减少正常人遭受情绪“污染”的可能性，并让尽可能多的人重返前线。早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斗疲劳症（常被认为是“弹震症”）的经验对这场新战争中的军方预期有一定影响，但是当时的许多教训要么被遗忘，要么被神经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新发展所替代。 最重要的进展是战间期的弗洛伊德革命，这让人们普遍相信某些人格更容易受到童年经历带来的无意识心理冲突的影响。尽管精神科的医生们并不信任弗洛伊德及其同僚的心理学主张，但遗传学关于精神缺陷遗传的思考所取得的进展强化了这种关于“易感性”的思想，这让精神病学家们相信，是“易感性”以某种方式决定了精神反应。 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都在与神经病学竞争，神经病学的执业医师们认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有其大脑运作和神经系统方面的器质性原因，对心理“疾病”的说法不予认同。所有这些观点以及代表并捍卫它们的科学家都在战时军事精神病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但结果是，在何为正确的治疗方式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大量悬而未决的争议和困惑。对于那些鼓励把精神崩溃视为可接受的卫生减员形式的医学从业者，军方许多将领表现出了不信任，这让情况雪上加霜。在爱达荷州一处征兵站，一名被招来评估应征者状况的心理学家被主管军官直白地告知，这里不需要他的帮助：“我知道怎样对付那些脑子里有屎的人。”

Paul Wanke, Russian/Soviet Military Psychiatry 1904–1945 (London, 2005), 91–2. Wanke, ‘American military psychiatry’, 132. Gerald Grob, ‘Der Zweite Weltkrieg und die US-amerikanische Psychiatrie’,in Quinkert, Rauh and Winkler (eds.), Krieg und Psychiatrie, 153; Cowdrey,Fighting for Life, 139; McGuire, Psychology Aweigh!, 35–41. Edgar Jones and Simon Wessely, Shell Shock to PTSD： Military Psychiatry from 1900 to the Gulf War (Hove, 2005), 70–71, 76; Ben Shephard, A War of Nerves： Soldiers and Psychiatrists, 1914–1994 (London, 2000), 195. Jones, ‘LMF’, 440, 445; Sydney Brandon, ‘LMF in Bomber Command 1939–1945： diagnosis or denouement?’, in Freeman and Berrios (eds.), 150 Years of British Psychiatry, 119–20.

不同文化和学科对情绪压力的理解存在差异，这能够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精神病学在各国应用的显著不同。它完全融入了美国的军事机器，这反映了美国公众对心理学发展的广泛热情。而它在德国、苏联和日本军事体系中融入的程度最低。 在美国军队中，陆海两军都在最高层级上建立了神经精神病学部门。战前，美国有3000名执业的精神科医生，但只有37人在陆军医疗队供职。 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500名精神科医生被招募进了军队的卫生和医疗部门。1943年，每个陆军师都分配了一名精神科医生。美国海军则于1940年成立了神经精神病学处，在全军建立了多个精神病学单位，各包括一名精神科医生、一名心理医生和一名神经学家，如此安排或许是为了缓解他们彼此间的学术矛盾。 精神病学融入英国军队是个缓慢的过程。起初军队招募的精神科医生非常少，直到1940年4月英军才决定给每个集团军司令部配备一名精神病学顾问。而照料和处置精神病例的官方系统的建立则要到1942年1月，陆军精神病学部门的建立则要到当年4月，这或许反映了丘吉尔的偏见：精神病学“可能很容易沦为骗术”。到1943年，整个英国陆军中仍然仅有227名精神科医生，其中仅有97人在海外。 在战争头几年里频频出战的英国皇家空军，于1940年成立了神经精神病学处，由一名英国顶尖神经病学家率领，应对战斗飞行的压力问题。其辖下的特别中心最终达到12个，以评估被推定为“未诊断的神经症”的情绪创伤。分配给皇家空军的大部分医生是精神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80–81.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21. Geoffrey Cocks, Psychotherap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Göring Institute (New Brunswick, NJ, 1997), 308–16;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41–5;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35–8.

在德国和苏联，精神科医生是被军方拒之门外的。这部分是由于两国政府对心理科学的不信任，他们对集体健康的重视远胜于个人需求。他们认为军人（苏联还有女性）应当献身于意识形态，在此鼓励下克服情绪危机。1934年，苏联军事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系主任写道：“苏联红军士兵的士气水平，长期的阶级觉悟，会让他更容易地克服精神病反应。” 对于德国士兵而言，一名精神病学家写道，在真实的危险环境下自我保护的简单动机“已被他追求高级价值观和完美主义的信念所征服和克服”。 在德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被招进军队协助招募兵员，在战争期间则在各个主要集团军群里充当咨询顾问。德国军队卫生处主任手下最终有60名精神科医生，为陆军和空军就士气和医疗护理提供建议，但在战地，病患的照料则是军医的职责。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在空军医疗部门中融入得更加彻底。1939年德国空军成立了心理治疗处，他们最终建立了11所精神病医院以医治因应激症状而失能的飞行人员。但是在1942年，正当民主国家扩建其军事心理学机构之时，希特勒的命令却让德国军队在此方面一夜归零，先是5月在空军，继而两个月后轮到陆军。精神病学在前线的地位一直摇摇欲坠，那里的人们认为精神崩溃者需要的是严厉的士兵价值观教育，而非各种各样的治疗。

Wanke, ‘“Inevitably any man has his threshold”’, 92–7. Janice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Hayno Torao and psychiatric studies of the crimes of soldiers’, War in History, 23 (2016),82–6.

精神病学在苏联的处境更加紧张，苏联始终缺少受过精神病学教育的人手，并强烈认为精神症状没有器质性根源，能够由普通医护人员解决。军事卫生总局下属的精神病学家们最终于1941年9月被要求建立精神科医院，但他们仅去对付最棘手的病例。军医院为精神病患者分配了仅仅30张床位。1942年，一部分精神科医生被派到各大方面军担任顾问，有些人还下到了师里。而苏联绝大部分情绪崩溃的病例是在前线由那些没什么经验和同理心的医生来应对的。 日本军队先入为主地认为军人应当表现得不怕死，因此几乎毫无精神病学照护。他们认为那些崩溃者都是罪犯或者怪人，于是把他们送进军队的“惩戒队”，当作精神堕落者对待。军队中为数不多的精神病学家特别需要针对为什么有些士兵会做出精神变态的犯罪行为（包括时常出现的杀害军官的行为）进行解释，但不是为了维持军队其余人员的精神健康。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5.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123–4 (the quotation is from a 1944 publication by Merrill Moore and J. L. Henderson);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53–8;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5; Ellen Herman, 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Experts (Berkeley, Calif.,1995), 86–8. 关于同性恋，见Naoko Wake, ‘The military, psychiatry, and “unfit” soldiers, 1939–1942’,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2(2007), 473–90。 McGuire, Psychology Aweigh!, 101–2;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7–8. Herman,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110–11; Shephard, War of Nerves,235.

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军队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运用方式，反映了两派科学观点的冲突，一派倾向于认为人的易感性决定精神崩溃，另一派则将精神受创视为战斗对人心理和生理双重高要求的产物。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人们普遍相信更有效的入伍选拔流程能够提前排除那些背景或个性更容易导致精神崩溃的人。一旦战斗打响，人们还有一个同样普遍的观点，即相信那些表现出失能情绪状况的人原本就会如此，如一名澳大利亚军官所言：“越脆弱的船越容易散架。” 只有美国军队坚持要让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参加每个征兵选拔小组。精神状况访谈通常耗时3—15分钟，这样的时长基本不足以真正发现人的焦虑状况或精神异常。评估者被告知要关注那些表现出22种可能状况中任何一种的人，从“孤单”（lonesomeness）到“公认的古怪”（recognized queerness）再到“同性恋倾向”（homosexual proclivities）。如此武断的筛选机制导致超过200万应征者被拒之门外。美国的精神病学家都认同家庭背景和个性是最重要的——“战争神经症是‘美国制造’”——只需要简单测试就能测出来。 澳大利亚和美国军队中的精神病学家们都提出了标准化的问题以排除潜在的精神受创人员。典型的问题是：“你常常担忧吗？”或“你很容易灰心吗？”但这些问题不太可能得到坦白或有用的回答。 为帮助那些入选参军的人，美国陆军制作了一份手册，《战斗中的恐惧》，解释说人们都会感到恐惧，但恐惧也可以通过一套情感“调整”过程而加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