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R. D.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ects of War on Citizen and Soldier (New York,1942), 166–72; Shephard, War of Nerves, 187–9. Crouthamel, ‘“Hysterische Männer?”, 30–34; Manfred Messerschmidt, Was damals Recht war . . . NS-Militär-und Strafjustiz im Vernichtungs krieg (Essen,1996), 102–6.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03–5, 115–17;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17–20, 22–3.

英国军队精神病学筛选的发展要慢得多，只有1.4%的应征者由于明显的精神病症状而被拒收，美国新兵的这一比例为7.3%。英国的选拔者更关注候选人是否有某种特别天赋来匹配正确的岗位，尽管他们也试图筛除明显“生性怯懦和易于焦躁”的人。 在德国，心理学家也被派到选拔中心，因为德国人认为排除所有被判定为“反社会”或是具有明显人格缺陷的人在种族和军事上都是必要的，德国政府在更大范围上也想要将其消灭或者逐出族群。由于纳粹试图批量打造一代“阳刚”军人而非潜在的歇斯底里者，参加过“一战”的德国老兵们对“战争神经症”的歧视变本加厉，这体现在德国的参军筛选过程中。德国军队十分想要避免重演堑壕战带来的弹震恐慌，而且不想被迫去对付那些被视为开小差和“混养老金”的人。 陆军卫生检查处的精神病学顾问奥托·乌斯把人分成“有意愿”和“无意愿”两类，精神病学家则被用来筛除那些第二类的人，他们被认为是精神崩溃者和麻烦制造者。在战争的头两年，随着机动速胜，1914—1918年时艰苦的堑壕战再未重现，德军中精神受创的比率很低，这似乎证明了精神筛查确实消除了战争神经症。那些有记录的病例大部分被归因于易感性。“这些人没有充分的精神价值，”一名精神病学家在1940年写道，“我们考虑的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真正病症，而是价值较低的［人］。”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38–9. Jones, ‘LMF’, 439–44; Brandon, ‘LMF in Bomber Command’, 119–23. 关于轰炸机组精神状况的全面介绍，见Mark Wells, Courage and Air Warfare： The Allied Aircrew Experi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5), 60–89。 Allan English, ‘A predisposition to cowardice? Aviation psych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Lack of Moral Fibre”’, War & Society, 13 (1995), 23. Condé, ‘“The ordeal of adjustment”’, 65–72.

由于各参战国的应征入伍者中都普遍存在精神崩溃迹象，强调易感性导致军人心理崩溃的观点受到了挑战。但这种观点并未完全消失，因为在人员基数如此大的群体中显然会有不少严重精神障碍者，而认为有些人生来就是懦夫或者推卸责任者的这种观点则与军队中已经存在的偏见相符。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西西里小镇尼科西亚的美国战地医院，美军登陆西西里部队的总指挥乔治·巴顿打了一名疑似精神受创者的耳光，认为他是在装病（实际上这名士兵是被误诊为疟疾）。他后来在报告中写道：“这种人就是懦夫。” 巴顿为此受到了打压，但军方对精神受创不愿容忍的态度是本能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阿瑟·哈里斯由于鄙视那些在战斗重压下崩溃的“弱者和动摇者”而臭名昭著，但这种歧视已经融入了皇家空军对飞行机组人员的待遇中。1940年4月，空军向各指挥官发出了所谓的“动摇者信件”，建议他们迅速处理任何可以被定义为“缺乏道德品质”（LMF）的精神崩溃的迹象。“缺乏道德品质”于是成了对所有那些据说是装病或胆怯而被解除勤务的机组人员的标准描述。尽管大部分精神受创者在前线的精神医生那里得到了更有同情心的照顾，但这些军人还是有责任向他的上级证明自己不是懦夫。 英国皇家空军优先关注的是要赶在健康机组人员受到影响之前找出并移走那些情绪出问题的病例：“精神医生的重要任务不是修补劣等货，而是要在它出问题之前消除它。” 澳大利亚军队在整场战争期间的精神病学工作一直是把易感性作为首要因素的。对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士兵的一份研究确证，51%的病例是由心理先决条件导致的。于是精神科医生开始寻找那些出身孤儿院、有神经症家族史，或是父母酗酒的人，以此避免招来“酒囊饭袋和精神变态”。

John McManus, The Deadly Brotherhood： The American Combat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8), 193. Grossman, ‘Human factors in war’, 9–10, 13–15; Brown, ‘“Stress” in US wartime psychiatry’, 130–32.

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事实也越发明显：易感性、性格不佳或是所谓的种族低劣无法解释为何有那么高的伤亡率被界定为精神受创所导致的，尤其是美国和德国军队，他们都花了很大力气来按照心理状况是否适应军事职责的要求来选拔应征者。对于战场上的精神科医生而言，他们看到的显然就是极端残酷或漫长的战斗导致的应激反应，有些只是生理和心理疲劳所致，有些真正痛苦的心理反应还会导致更严重的精神障碍。人们表现出的症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似。一名美军士兵回忆道：“暗淡的眼睛人不人鬼不鬼，深深陷入眼眶，穿着过于肥大的衣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手在抖，神经质地抽搐着。” 人们无法自控地颤抖，哭泣，运动失调，大小便失禁，像胎儿那样蜷成一团，或是变得呆滞冷漠。许多人还出现了身心异常——失聪、失语、口吃、惊厥、胃溃疡（这在德国军队中很流行）。在战争爆发前，有些神经科学家就已经理解了极度恐惧对身体功能造成影响的生理原因，但还没有应用到精神受创方面。大便失禁（据一份调查显示，1/4的美国士兵经历过）常常被指责为胆怯，但这只是交感神经系统导致的正常生理反应。军事当局也逐渐认识到战斗中的大部分人既不是懦夫也没有推卸责任，只是长期危险所致压力的受害者。解决办法是发展出适当的治疗方法而非指责军人士气不高。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55–6; Cocks, Psychotherapy in the Third Reich, 309–12;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45–6. Hans Pols, ‘Die Militäroperation in Tunisien 1942/43 und die Neuorientierung des US-amerikanischen Militärpsychiatrie’, in Quinkert, Rauh and Winkler(eds.), Krieg und Psychiatrie, 133–8. Edgar Jones and Simon Wessely, ‘“Forward psychiatry” in the military： its origin an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 (2003), 413–15; Mark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British Military Medicin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Oxford, 2004), 171–3.

苏联和德国军队对精神病患者对作战的影响看得比民主国家更清楚，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将精神反应当作器质性疾病，只把一小部分精神病患者视为真正由精神障碍带来的减员。德国军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把此类疾病分成四类以便在前线就地治疗：神经疲劳和暂时性精神反应（与经历相关）可以在前线及其附近治疗；强烈的歇斯底里反应和精神病则只能到后方医院治疗，或者送回家。当1941年秋季东线战争开始造成大量伤亡时，心理原因导致的失能者首先会在前线兵站或康复中心予以治疗，那里的美食、床铺、麻醉治疗、心理辅导和陪伴都是为了让这些人尽快重返前线。德国空军在距离前线稍远处为被判定为“abgeflogen”（字面意思为“飞走”，意指“飞行压力过大”）的空勤人员建立了休养中心，1940年设了3座，分别位于巴黎、布鲁塞尔和科隆，到1943年又多了8所。 苏联红军也采取了相同的前方医疗中心体系，希望那里的美食和卫生环境能让在战斗中筋疲力尽的人变回足以返回前线的健康士兵。西方军队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供后来所称的“前方精神治疗”。北非的新西兰军队率先于1942年引入了野战休养中心，突尼斯战役中的英军和美军很快也予以效仿。美国陆军神经精神病学部门主任罗伊·哈洛伦批准成立专门的前线单位以提供精神照料，因为他们参战不久就意识到，让人离开前线太久会使情况恶化而非缓解，因为这些人会发现自己成了精神病人。第一个前方诊所于1943年3月在突尼斯建立试点。试验立刻取得了成功，于是前线康复中心便在全军推广开来。 英国陆军也建立了相似的体系，首先是专司精神看护的前方救护单位，之后又在1943年成立了前方筛选单位和军属疲劳休养中心。到战争结束时，已有大批战争疲劳症患者在前线或后方得到了照料。

Raina, World War II： Medical Services, 41.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35–7. Catherine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trauma and shell-shock in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 (2000), 43–7.

即便有了前线康复中心，关于应激反应以及以何种途径能最有效地将其最小化的不同观点间的争论仍在持续产生矛盾，并无数次导致误诊（不过很少有人会遭受缅甸前线的精神受创者那样的羞辱，他们的原始医疗记录直接称其为“疯子”）。 在对待建设性疗法的态度上，专业竞争也发挥了作用。德国的军事精神病学家反对空军医院在心理分析治疗实践影响下产生的认同长期疗法的趋势，他们提出，许多空勤人员其实都是“医术失效”的幸运受益者，而且他们违反了“军人气质纪律”。 于是，德国的精神医生很快开始处罚打击那些假装精神受创的人；实际上，在治疗制度中这种惩罚的威胁似乎也为鼓励人们自愿重返前线发挥了作用。苏联红军也是一样，主流军事文化坚持认为懒汉和爱哭鬼不应有立足之地，而士兵也知道被当成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这肯定有助于加快他们精神状态的恢复速度，这种恢复的过程已在战友情谊和睡眠的帮助下开始了。

Merridale, Ivan's War, 232;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37.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ects of War, 32–3, 191–4; Edgar Jones and Stephen Ironside, ‘Battle exhaustion： the dilemma of psychiatric casualties in Normandy,June–August 1944’, Historical Journal, 53 (2010), 112–13.

描述精神受创的那些用词本身就反映了精神病学声称需要治疗的病症的混乱之处，以及军方领导层对什么能真正算作病症的猜疑态度。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美军“亚美利加”师中唯一的精神科医生由于担心人们对精神崩溃者的态度，而把他们描述成军人更易于理解的“爆炸脑震荡”；苏联军医使用“挫伤”一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英国，“弹震”一词在战前就被废弃，以免让士兵们觉得火力下的精神崩溃是可接受的，但是新词——“努力综合征”“疲劳综合征”——也照样发挥着这些作用，直到“战斗疲劳症”一词在诺曼底战役中被引入为止。 在美国军队中，由于意识到绝大部分病例是战斗环境导致的结果，陆军士兵经常被诊断出“战斗疲劳症”，空勤人员则是“行动过劳症”。精神科医生们自己也会把那些无法在前方站点康复的病人划分成多个不同的医疗类别，这既反映出战间期他们在理解精神损伤方面的进步，同时也促使那些不想返回前线的人自视为患有某种得到承认的病症且满足了因病退役的标准。

Pols, ‘Die Militäroperation in Tunisien’, 135–7. Giovannini, La psichiatria di Guerra, 74–6. Giovannini, La psichiatria di Guerra, 137–9.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68–70; Jones and Wessely, ‘“Forward psychiatry”’, 411–15. Jones and Ironside, ‘Battle exhaustion’, 114.

最后，战争期间的精神类药物试验达到了让显出疲劳症状或是更严重精神和心理状况的士兵都能重返部队的程度。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显示他们在军事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是值得的；职业焦虑几乎必然意味着他们会把那些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治愈”，只是不再明显丧失工作能力的人送回前线或非战斗岗位。人们采用了许多不同的疗法来帮助克服疲劳和恐惧，包括麻醉剂、暗示疗法、注射胰岛素（以增加体重），有时候还会以药物诱导状态让患者在精神医生的引导下回忆某一惨剧，以释放被压抑的恐惧感。 各个神经精神病科宣布的归队率差别很大，大部分归队者被安排到前线或后方担任一些非战斗任务，但意大利前线的精神病医院只把16%的患者派回原部队，绝大部分精神受创人员还是被送回了意大利。 1943年3月，突尼斯前线的美军精神科医生们宣称，士兵们在经过仅30个小时的休息和治疗后，归队率为30%，48小时则为70%，但其他的估算则显示只有2%的人真正重返战场。 1943年英军精神受创者一周内归队的整体估计在50%—70%之间，但大部分人回归的也都是些非战斗岗位。在英国空军中，精神受创的飞行人员即使没有被正式定性为“缺乏道德品质”，也通常不会重返飞行岗位了。对于那些重新上天的人，也没人去了解他们的复发率。有些战时研究显示，再次受创的人数量很少，但对个别单位的研究则表明结果远没有这么好。一份对1943年意大利战场上346名精神受创后重返战场的步兵的研究显示，3个月后他们中只有75人仍在继续战斗。 在诺曼底几个星期的艰苦战斗之后，那些被送到前线疲劳休养中心的人中只有15%能回到自己的部队，被送回英国的则达到一半。 大部分被视为足够健康而重返前线的人已不再是有战斗力的战士。其结果便是新兵们不得不接替那些无法再打下去的人，他们常常缺乏足够的训练，在前线混乱的战斗中会迅速晕头转向，有很大概率会很快也成为精神受创者。

Cowdrey, Fighting for Life, 149–50; Pols, ‘Die Militäroperation in Tunisien’,140–42;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114.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55–6.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47–53, 73–85;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18–23, 140–43, 153–6.

对于那些无法得到前线精神病医院帮助的人来说，他们在经过后方医院和精神病诊所一路返回时会有多种不同命运等待着他们。有些人只是被简单地认定为体力耗尽就没人管了。而后来所称的“老中士综合征”（英国军队中称之为“禁卫军歇斯底里”）则是盟军在1943—1944年的意大利战役中发现的，那里有越来越多的作战记录完美无瑕的军官和士官会在前线待几个月后崩溃。这些人被认为无法康复，于是光荣退役。 在英国，那些被诊断为患有精神或心理方面疾病的人会被送回家康复，如果症状不可能好转就会退役，如果被判定足以胜任体力劳动，就会被留在军队里在基地和仓库工作，从而把健全人腾出来派到前线。 另一方面，在某些国家，人们认为那些精神崩溃者会假装或夸大自己的症状，德国精神病学家称其为“Kriegsflucht”，即战场逃亡。在苏联红军中，被判为推卸责任或是装病的人会被送到惩戒营，他们在那里很可能死得更快。在德国，那些被送回后方诊疗机构的人会被故意安排痛苦的电击疗法，有多少人在电击中发生心脏病或者骨折就无从知晓了。他们如果继续抵制治疗，或者拒绝返回部队，就会被送进后方惩罚性的“特别部门”，那里的条件和集中营差不多，而从1942年4月起他们还有可能被送进前线的惩戒营。1943年，德国陆军决定把那些因心理负担而得胃病或出现听障症状的人送进所谓的“疾病营”，把常规部队从守备和堡垒防御任务中替换出来。很少一部分被认定为有“反社会”性格而不可救药的人会被送去“安乐死”。

Aaron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Mass., 2013), 94, 95, 127.

精神受创人数之多，返回战斗岗位的比例之低，以及尚未对前线的严酷要求做好准备的新兵纷纷涌入，意味着所有参战军队都会随战争的进行而越发低效。人数的减少被大规模军工生产和部队在战役战术方面的实质性进步所掩盖，但是艰苦条件下的漫长战斗影响了部队充分利用这些物质升级的能力。尤其是在沉重的损失下步履维艰的地面部队，就像是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拳击手，发现战斗拖得越久，越难打出决定性一击。在所有战场上的小部队里，前线恐慌的例子随处可见。在当时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描述中，流动、混乱的战场上常能见到人们四散奔逃，如一名中国军官所言：“抱头鼠窜。” 然而，集体恐慌或是纪律彻底崩溃的例子却很少见。英军于1940年在挪威溃败，1942年初在新加坡岛上纪律崩溃，或是图卜鲁格的意大利师面对着6000名弹药耗尽的波兰士兵的刺刀冲锋时受到惊吓而投降，这样的事并不常见。大规模投降（至少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之前）主要发生在战争初期——1940年的法国和比利时，1941年的东非和苏联——或是再也打不下去的时候，例如斯大林格勒战役。即便是在军队一度崩溃的战例中——1940年的法军，1942年夏顿河草原上的苏联红军，以及1944年在法国大溃逃的德军——最终也还是以新防线建立，恐慌的士兵重整旗鼓，他们的恐惧得到控制而收场。尽管现代战争具有可怕的心理冲击，精神受创也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普遍，但人们还是在继续战斗。

维持“士气”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177.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ects of War, 166.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167.

如果说数以十万计的男女军人的战时情绪压力大到难以承受，其原因不难理解，那么没有陷入短期或长期精神危机的大部分人是如何克服他们对战斗的反应，并坚持作战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维持士气，但是“士气”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也是模糊不清的。它不仅用来指代关于人们为什么要打仗的许多种可能解释，还用来形容他们所有可能的反应状态，而他们在知识、社会背景、心理状况或个人处境方面的差异必定会让任何对其士气或情绪状态的单一理解都无法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机构倾向于认为，由于有了有效的训练和动员教育，军人们都可以是整齐划一的。英国陆军副官长罗纳德·亚当在1943年写道：“绝大部分人可以像受训对付德国人那样接受训练对付恐惧。” 即便是精神科医生也想象着会有一种标准类型的人能够适应现代战争和军队生活，而不会像那些“内敛或害羞、扭捏而犹豫”（一名英国精神科医生所言）的人那样无法做到。 主流观点是，大部分人被命令要克服恐惧时就可以克服恐惧。英国陆军精神病顾问医生J.R. 里斯写道：“这一信条背后的想法是，勇敢还是懦弱都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这超越了任何情绪压力……如果他被告知必须勇敢，他就能够勇敢。”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7. Merridale, Ivan's War, 282.

尽管各主要参战国的军事环境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战场环境也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差不多的，他们都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能为战斗做好准备，只有少部分人会因精神状态差而出局。战时的叙事中有许多讲的是优秀领导的重要性，或胜利前景使得士气高涨的重要性，但这些都不像“人们能够通过训练变得勇敢”那样具有普遍解释力。德国和日本军队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战败时仍在以坚定的决心继续战斗；盟军部队则在胜利似乎就要来临时明显变得越发小心翼翼，不愿拿生命去冒险。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直到1944年才引入了士气部门，此时胜利看起来已是囊中之物。 在苏联，1943—1944年态势的逆转并没有为部队的状况带来什么值得期待的改变。“打了三年，”一名苏联红军战士在1944年说，“苏联士兵们能量耗尽了，生理上和士气上都是如此。” 1943—1944年，意大利南部安齐奥滩头的美军部队并未因糟糕的整体指挥和战役误判而停止战斗，1944年末在许特根森林的灾难性战役也是如此，当时美德双方都为了无甚意义的作战遭受了可怕的伤亡。军队会在最打击士气的环境下坚持作战，没有什么关于士气的概括性说法能对此给出理想的解释。

最明显（也许不太受欢迎）的解释是军事强制力。所有军事组织天然具有强迫性，尽管惩罚并不相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从平民社会的各个角落招募军人，并迫使他们适应军队生活的组织结构、纪律和日常要求。军事审判系统也得到了扩大，以解决此举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是军事司法的关注点和民事司法领域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旨在约束几乎所有的选择自由，并对从训练场到战场为数不多的可接受行为做出规定。日常的纪律习惯是故意侵扰、拘束，而且无处不在，消磨着个性，强调集体的力量。在军事活动的每个层级，每个战场，每个兵种，军事胁迫都维系着组织，并让人们的战斗力能够被任意使用。除了纪律，还有训练（其严苛程度则随军事文化不同而变化），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有专为激发士气的行动，以及（对少部分人）晋升和奖励的机会。这些因素对那些在现代战争的陌生环境下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显然也有着重大影响，但强制力和惩罚的威胁仍然是军队对数千万以前是平民的参战者加以招募、训练和惩戒的基石。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82–3, 90–91. 这在磁带记录的德国战俘关于军人道德的对话中很明显。见Sönke Neitzel and Harald Welzer, Soldaten： Protokolle vom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 (Frankfurt/Main, 2011), 299–307。 Franzinelli, Disertori, 115–16.

然而，强制的程度却随着各国军事环境的差异而不同；总的来说集权国家军队的惩罚措施要比民主国家的军队更严厉。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文化是以其荣誉和服从的传统为基础的——日本士兵则要战斗到死。日本士兵可以因为任何一点胆怯或不服从的表现而被当众棒打，甚至因为任何一点失职而让战友对其棍棒相加。 这是一种心理强制文化，要求每位军人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要绝对服从并坚决履行责任，这是军人的最高价值观，即便这不是总能做得到。 军事司法体系和军事纪律在苏联和德国达到了极致，它们对逃兵和精神崩溃的容忍程度是最低的。在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惩罚体系中，对意识形态目标的任何形式的背离都会遭到严惩。这是一场为了德国种族的未来或是保卫苏联祖国的战争，任何未能或不愿参战者都会被视为政治背叛和违反军人行为准则，不可原谅。在意大利，法西斯党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有130名士兵因逃兵罪（尽管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的被抓的逃兵）被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以作为“典型例子”杀鸡儆猴。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161–5, 173–5.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171.

在苏联，处决所有逃兵和懦夫的命令于1941年8月从莫斯科下达到各方面军委员会，随后传达到集团军和军。为阻止大规模逃跑或撤退，苏联红军于同年9月以后方部队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人员组建了所谓的“督战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拦住打了败仗溜回来的惊慌或落单的士兵，并把他们送回原部队。在德军入侵的最初几个月里，督战队抓住了657364人，但大部分被送回了前线，只有10201人由于逃跑行为被认为过于严重，足以处死。1942年7月，斯大林下达了227号命令，“不许后退一步”，从而明确表示，放弃阵地的军人必定受到惩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估计有15.8万人因为当逃兵、当懦夫、犯罪或政治背叛而被处死。 从1943年起，苏联军人的任何背叛行为都交给新成立的安全组织“锄奸团”（Smersh）来调查；除了追查叛变的迹象，锄奸团军官还要负责对付逃兵、懦夫和自伤者。此举的目的是让士兵们害怕惩罚甚于害怕敌人。 由于政府还威胁要惩罚逃兵或投降者的家人，促使苏联士兵们克服情绪危机并坚持战斗的压力又多了一层。

Blassneck, Militärpsychiatr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47–50; Riedesser and Verderber,‘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09, 115–16, 163–6. Omer Bartov,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1991), 96–9. Knippschild, ‘“Für mich ist der Krieg aus”’, 123–6. Fietje Ausländer, ‘“Zwölf Jahre Zuchthaus! Abzusitzen nach Kriegsende!” Zur Topographie des Strafgefangenenwesens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in Haase and Paul (eds.), Die anderen Soldaten, 64; Jürgen Thomas, ‘“Nur das ist für die Truppe Recht, was ihr nützt . . .” Die Wehrmachtjustiz im Zweiten Weltkrieg’,ibid., 48.

德国军队认为，那些放弃战斗的人，无论是真正当了逃兵还是内心里当了逃兵，都不再是同胞，理应因放弃争取德国未来的战斗而遭到惩罚。随着人力短缺迫使军方把能力和适应力更差的军人投入前线，惩罚的威胁——在政府的词语表上叫“特殊待遇”（Sonderbehandlung）——也被更多地用来逼人听话。对“战场逃亡”或损害军事纪律之举的军事审判也根据军人行为准则第51条得到加强；案例中常常需要一名精神科医生提交一份报告证明犯事者不是严重的精神病例，因此能够加以惩罚。 惩罚在许多时候意味着处死，而且和苏联军队一样，对放弃职责后果的恐惧会让人们坚持战斗。 即便德国军队不像苏联红军那样肆意挥霍人力，但其处决人数也让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处决48人的数字相形见绌。估计有3.5万军人被判处死刑，其中22750人被真正处死，其中约1.5万人是逃兵，但是实际被杀的军人总数几乎肯定比这个更高。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德国国内到处都有逃兵被吊死在路灯柱上示众，或是被宪兵就地枪毙，这些人都没有登记在统计记录中。小一些的判罚就更多了，他们主要都被送进了军事监狱。战争期间被判监禁的军人总数约为300万人；其中约37万人的刑期超过6个月，23124人被判处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 这一统计数字反映了苏德两军的一个悖论：对惩罚的恐惧并未能吓住人们。东线的搏斗格外漫长、残酷和血腥。两军都用严格的纪律来确保军人们明白放弃职责的代价，但这从来不足以阻止人们过度恐惧或对打下去不再抱幻想。

Fennell, ‘Courage and cowardice’, 100. Jones ‘LMF’, 448; Brandon, ‘LMF in Bomber Command’, 120–21. Alan Allport, Browned Off and Bloody Minded： The British Soldier Goes to War 1939–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251, 256.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137–8.

在民主国家军队中，在组织和日常现实中也存在强制力，但并没有什么过度的惩罚性军事审判的威胁。当逃兵和犯罪都会受罚，但战争中只有一名美军士兵因当逃兵而被枪决，英军则一个都没有，即使英国陆军北非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上将强烈要求对放弃战斗的人恢复死刑也无济于事。 他们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对那些没有合理医学理由而放弃战斗的人进行羞辱上，包括开除军籍，或者举行正式的公开降级仪式。那些受到“缺乏道德品质”调查的英国飞行人员会被剥夺军服上的勋章和标识，游街示众，这一切都是在其精神和生理状况得到正式判定之前进行的。 对那些逃跑的人而言，惩罚体系还是有的，只不过没什么危险。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8425名英国军人被判为逃兵。 英军在整个战争中进行了30299次军事法庭审判；接近2.7万人是因为当逃兵或擅离职守，265人因为自伤，只有143人因胆怯。 美国陆军组织了170万次法庭审判，大部分是为了审判战场上的轻微违规问题，但有2.1万人因当逃兵而坐牢。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49–50; Bernd Bonwetsch, ‘Stalin, the Red Army,and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203–6; T. H.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1917–1967 (Princeton, NJ, 1968),246–9. Arne Zoepf, Wehrmacht zwischen Tradition und Ideologie： Der NS-Führungsofizier im Zweiten Weltkrieg (Frankfurt/Main, 1988), 35–9. Jürgen Förster, ‘Ludendorff and Hitler in perspective： the battle for the German soldier's mind 1917–1944’, War in History, 10 (2003), 329–31.

除了强制力，还有一种更正向的方法来维持士气，这需要通过精心安排的计划来实现。在通过常态化政治教育和士气提振谈话来激励军事人员方面，集权国家的军队同样比民主国家更加激进。在1939年的军事改革中，每一支苏军部队都设置了一名政治委员，他们的任务是提高应征兵员的政治觉悟，辨别任何政治过失，并惩处政治任性行为。讨论话题和宣传内容都是从莫斯科发出来的，士兵们都会尽可能参与其中。即便是政委的实际地位在1942年因军事领导人的坚持而下降之后，政治教育的任务也没有被放弃。苏联军报《红星报》上既有战争新闻，也有意识形态说教，它被印制了数百万份，发放到所有军人手中。苏联的战时文化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其目标是在士兵个人和只有靠更多的无私勇敢之举才能成为的理想化模范人物之间建立情感纽带。数百万在战斗中表现杰出的男女军人都获得了直接成为共产党员的机会。 在德国军队中，政治教育和鼓舞士气也在促进人们认同共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共识包括德国是在为生存而战，是与犹太敌人的战争，以及纳粹党的“民族共同体”价值观。1939年4月，军队宣传部成立，它组建了宣传连以提高士气，并下发前线读物。1940年10月，军队教育大纲出炉，基于四个基本要素：“德国人民”“德意志帝国”“德国的生存空间”“民族社会主义是基础”。 1943年10月，就在苏联军队政治教育开始降级之时，希特勒下令成立“民族社会主义领导班子”，其任务是为军队各单位指派政委。到同年12月，德军中已有1047名全职政委，另有4.7万名军官要兼顾常规军事任务和提升士气的任务。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156–8. Günther Koschorrek, Blood Red Snow： The Memoirs of a German Soldier on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2002), 275–6. Last Letters from Stalingrad, 27, letter 12.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69–72; Michael Snape, ‘War, religion and revival：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and Canadian arm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Callum Brown and Michael Snape (eds.), Secularisation in a Christian World： Essays in Honour of Hugh McLeod (Farnham, 2010), 146. Piehler, ‘Veterans tell their stories’, in Piehler and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26.

很难判定这些精心筹划的计划在帮助士兵认同战争理由和维持其纪律方面事实上起到了何种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军队都知道作战的敌人是谁，也知道胜利的必要性，但这对于支撑军人度过枯燥和危险交替的日子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意义。苏联军人常常对战斗如此疲惫，以至于调动他们投入战斗的情绪不太可能再起到什么作用，尽管他们都明白失败主义言论或政治反感无论如何都会受罚。“你变得冷漠了，”一名苏联红军士兵说，“你甚至都不乐意再活下去了。” 1944年，德国士兵中也几乎没人会再为了早先的理想而战了，如果说原先还有人这么想的话。一名年轻的坦克兵在同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他和他的战友们“参加战斗仅仅是出于灌输给他们的责任感”。 理想当然也无法支撑被困于斯大林格勒的人。最后的那批信件中有一名士兵写道：“没有哪个人能告诉我，我的同志们死时嘴里会说出‘德国万岁’或者‘希特勒万岁’这样的话。” 只有美国军队对士兵的观点进行了调研，以了解他们对自己所代表的事业的认识程度。在受访者中，太平洋战场上有37%的人，欧洲战场上有40%的人说自己完全不在乎为何而战。当盖洛普要求士兵们说出罗斯福承诺要通过战争来保卫的“四大自由”时，能想起哪怕仅仅一条的人也只有13%。 一名老兵告诉陆军研究处，他参军时“爱国至极”，但战斗改变了他：“你在为你的安全而战……前线没什么爱国主义。” 在英军部队中，军方教育部门发现士兵们更愿意谈论胜利后的世界，但是战争的性质和怎样努力打赢战争乏人问津。精心筹划的士气提升措施或许比强制性的纪律框架更有意义，但它是否能够激励士兵克服眼下对恐惧、绝望和危险的反应，却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