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3

Moore, Writing War, 112–13, 120. Edward Glover, The Psychology of Fear and Courage (London, 1940), 82, 86. Ahrenfeldt, Psychiatry in the British Army, 200–202. Fennell, ‘Courage and cowardice’, 110–11.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69–70. Irving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New York, 1951), 129–31.

激发对敌人的集体仇恨可以说也是一样。仇恨或许能被视为战争特有的一项前提，有充足的例子显示，在某一时刻，仇恨（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突然爆发的愤怒）会刺激人们为死去的同志复仇，反击无休止的狙击手或机枪火力，或是对见到的战争罪行发起报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从诸多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对仇恨的自发表达，以此作为对抗危险而且常常隐蔽的敌人的一种自我激励。 尽管如此，有许多证据显示，向军人灌输仇恨的官方做法不一定会有好结果。正如英国一名顶级心理学家在1940年所言，仇恨是“间歇性的且多变的”，这种情绪难以维持太长时间。 英国陆军在1942年决定建立作战学校时就加入了仇恨训练的内容，如一个BBC的节目所称，这是为了“教人们……仇恨敌人，以及如何利用这一仇恨”。在人们搞清楚仇恨训练包括参观屠宰场，新兵会被故意弄一身血之后，民众抗议便随之而来。这一做法在时任东南军区总司令的蒙哥马利的坚持下被废止，他认为仇恨对激发斗志无甚帮助。 社会人类学家约翰·多拉德在1943年一份关于战场恐惧的研究中发现，“对敌人的仇恨”在全部九项动机中只排第八，仅仅比“别闲着”高几个百分点。 美国陆军的士气调查发现，欧洲有40%的军人完全不把仇恨当作一项动机；这一数字在太平洋战场上是30%，但是他们在这里看到的宣传都把日本人写得尤其可恨。 这种感觉是相互的。日本军人也会经常受到反美国“强盗”的仇恨宣传。战后美军对日军士气的调查发现，40%的人表现出对敌人的极端仇恨、愤怒和蔑视，没有这些情绪的只有1/10。

Helen Fein,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National Responses and Jewish Victimization dur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79). 关于心理小集体的论述，也可见Barbara Rosenwein,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Passions in Context, 1 (2010), 10–19。

要想解释军人们怎样解决战斗的情绪负担而不至于在压力下崩溃，一个更可信的途径是到战场上去看看他们每天的经历。大规模军队当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数以千计的小型军事社会——一个步兵连，一个潜艇艇员组，一个炮兵组，一个轰炸机组——的有序组合。大量关于战时士气的文字强调了军人所处单位的重要性，它们聚焦于忠诚、投入和情绪支持方面。在前线，大部分军人甚至是军官不太知道军队的其他部分是怎么打仗的：他们不了解自己为之服务的大战略，获得的所有类型的信息都仅限于他们执行特定行动所需。对于驻扎在偏僻的太平洋岛屿、新几内亚和缅甸丛林的日本士兵来说，他们甚至无从了解战争是否能打得赢，通过官方渠道传来的消息（如果有的话）从来都是乐观的。只有历史学家才能有幸看到全局并评估其结果。在每日经历的层面上，大部分军人（苏联还有女军人）的优先事项是配合他们自己所属的小集体，这是确保生存机会的唯一手段。战士们所关心的都是些平凡的小事，就像那个德国坦克手会因为失去了他的坦克而哭泣。每个小集体都是社会心理学家所称的“责任共同体”，其中每个成员的生存都要依靠与其他人的互助。 他们的首要道德承诺对象和情感投入对象是共担危险的人，而不是任何更大范围的责任共同体。尽管人们常认为士气是自上而下带动的，但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往往才是维持士气的原因。

William Wharton, Shrapnel (London, 2012), 155.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164–7.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323–4. Simon Wessely, ‘Twentieth-century theories on combat motivation and breakdow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 (2006), 277–9. Thomas Kühne,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radeship： Hitler's Soldiers, Male Bonding and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2017), 107–11.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351–2.

这个小环境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情绪反应。人们对小团体的情感投入和忠诚，以及对放弃职责或崩溃可能带来的羞愧和自责的真心恐惧，促使着他们坚持执行任务。对数百万人来说，真正的勇敢并不是随机的英雄主义之举，而是克服恐惧的压迫感，为了身边的人行动起来的能力。一名美军老兵写道：“我发现，吓破胆和成为懦夫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被其他人发现。” 人们发现即便是伤员也会强忍泪水，因为鼓励公开表现男子汉气概的军事文化会让他们因流泪而背上耻辱。 精神病专家发现身体和精神受伤者会因自己无法忍受伤痛而感到羞愧，急于向战友们再次证明自己。对美国军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在两大战场中都有87%的人相信不丢下身边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如一名老兵所说，无论作战理由多么正义，“这也不如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来得重要”。 对苏联和德国军队的社会学研究证实，小团队的凝聚力极其重要，尽管惨重的损失意味着小团队常常会迅速解体，但随着新人补入部队，部队无论损失多大都可以保持认同感，在必要时得以重建。 评论家们正确地观察到，这种纽带同样可以存在于团乃至师一级，也可以完全不存在，它可以因共同致力于主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但对于参加战斗的基层单位来说这都是外部因素，其内部的投入感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这些基层单位的来源、构成和见解存在何种差异。 在空战中，轰炸德国的轰炸机组遭受着格外高的损失率，但一旦登上飞机，即便某一名新组员没有时间和其他人相互熟悉，这个封闭的共同体也别无选择，唯有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通力协作。出于这个原因，人们觉得在战斗中迅速移走薄弱环节（无论其心理原因是什么）以免影响其他人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任何两个这样的小单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会受到任何人群中都常见的情绪紧张的干扰，或是受到心理崩溃或军事灾难的干扰，但大规模军队的战斗只能依靠被战争环境塑造的无数这种小型的临时共同体来维系。

例见S.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the US Army and looting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21 (2014), 33–54。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63;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53–4.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92–3; Merridale, Ivan'sWar, 271, 288–9. Peipei Qiu, Su Zhiliang and Chen Lif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 (New York, 2013), 21–34;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124–35. Hester Vaizey, Surviving Hitler's War： Family Life in Germany 1939–1948 (Basing stoke, 2010), 65; Ann Pfau, ‘Allotment Annies and other wayward wives：wartime concerns about female disloyalt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eturned veteran’, in Piehler and Pa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100–105.

在这些小的团结集体中，每日生活都是由一些简单的因素决定的。获得粮食和物资是始终不变的考虑（尽管供应缺乏不会让人们停止战斗）；劫掠任何东西尤其是食物的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每一支军队都会抢劫，这从德军1939年入侵波兰时就开始了。 小的特权，无论多小都会给每一个小单位的士气带来重要影响。英国陆军花了很大力气来向即便是最遥远的战线供应茶叶，以让士兵们能够经常泡茶喝，这使得美军和英联邦士兵们在看到英国士兵甚至在战斗中也能喝茶时大为惊讶。苏联当局决定大规模免费发放口琴，这或许会对疲惫而情绪低落的部队起到提振士气的效果。 只要能找得到，所有地方的军队都会用酒精和药物来缓解恐惧的影响。苏联士兵会喝甲醇和防冻液，然后因此而死；意大利的盟军军人能够得到从中东港口持续供应的非法麻醉剂；日本士兵用陆军下发的大量酒精来缓解战场上的恐怖。 对于通常远离家乡的男性而言，性缺乏也是个问题。各国军队要么对各地的嫖娼行为视而不见，要么建立受控的妓院，并发放预防性器具以避免性病流行。日本军队野蛮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建立了性奴服务站，所谓的“慰安妇”会被强制关进这些实质上的监狱，并常常遭受日军士兵的强暴，而苏联军队专横的性侵犯也是众人皆知。这两件事都会在下一章中深入探讨。 问题不仅限于单身男性会寻求性爱，已婚男性也会面临着参军后的各种情绪问题。对常常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家庭的担心，加上看不到回家的前景，这是军队日常生活中最令人消沉的方面之一。美国女性承受着广泛的公众压力，社会要她们对被派往海外的伴侣保持忠诚，但结果显然有好有坏。1945年1月，美国红十字会公开谴责了那些写信给现役军人批判其妻子不忠的人，因为这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各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维持国内和前线之间的邮路畅通。德国为军人家庭建立了一套专用的邮递服务，好让前线的人知道家人在轰炸中还活着。收不到家信，或是家信带来了坏消息，这看起来比即将开战的前景更会打击士气。

Michael Snape, God and Uncle Sam： Religion and America's Armed Forces in World War II (Woodbridge, Suffolk, 2015), 349, 358–9;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72–4. 关于飞行人员的情况，见Simon MacKenzie, ‘Beating the odds： superstition and human agency in RAF Bomber Command 1942–1945’, War in History, 22 (2015), 382–400。 Snape, ‘War, religion and revival’, 138.

在军队生活日复一日的小焦虑和小惊喜中，男女军人们学会了各种各样安慰自己的办法。迷信和护身符在所有军队中都很普遍。美国潜艇兵们会随身携带小佛像，并在战斗前擦亮佛像的大肚子，作为好运的象征。有时候军人们会确信护身符能保证自己不受伤害。尽管精神病专家认为此种依赖是精神危机迫在眉睫的危险信号，就像其他伤员在思考自己可能会死亡时所表现出的宿命论式的恍惚一样，但这些迷信显然有助于部分人应对面临的压力。 对有些军队（尽管不是全部）来说，宗教作为应对战斗恐惧的一种方法被认为越发重要。日本士兵们明白自己在战斗中的牺牲具有至关重要的宗教意义，尽管人们必然无法确定这能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死亡的可能性。在苏联军队中，宗教是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排斥的，但在战争中斯大林放松了反宗教措施，教堂重新开启，无神论者对宗教主张的猛烈攻击也降低了调门。尽管如此，上帝并不是苏联士兵的首选寄托对象。在德国，政府对宗教的敌视反映在了陆军高层把牧师纳入部队的曲折经历中。最终这支600万人的军队只招募了约1000名牧师，而且他们若想上前线还会受到严格控制。 宗教对普通士兵的意义从斯大林格勒留存下来的信件中就能看出来，其中既有人祈求上帝保佑，也有人说信仰已被这里的经历砸碎。

Details ibid., 138–49;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73–5. Snape, God and Uncle Sam, 327, 332–3, 343.

美国和英联邦军队中的牧师就多得多，他们对宗教行为也没有歧视。美国军队中有来自许多教派的8000名牧师，英国军队有3000名，规模小得多的加拿大军队有900名。英国牧师常常在“随军牧师时刻”举行讨论，有一个议题的名称或许很恰当：“我们能否相信永生？”BBC的广播随军牧师在1941年时拥有700万听众。美军牧师接到的慰藉请求和援助需求太多，应接不暇，有些人一天就要进行50次接访；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把“宗教慰藉”列入军事医疗记录。1943—1944年对美国军人的调查显示，79%的受访者说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在战争中得到了强化。对欧洲部队的调查发现，94%的人认为祈祷对化解战斗压力有很大帮助。 宗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的应征士兵似乎会求助于“散兵坑信仰”，这引发了关于士兵在危急时刻是否能够像一名牧师说的那样进行“真正的祈祷”的争论，但对士兵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他们信仰的程度，而是祈祷能在多大程度上暂时缓解自己在战斗中经历的长期恐惧。在战争结束时进行的研究证实了祈祷和压力之间的关联。 对于那些在前线幸存下来还要继续战斗的人来说，祈祷是缓解战争伤害性心理影响的众多方法之一。

大后方的情绪

James Sparrow, Warfare State： World War II Americans and the Age of Big Government(New York, 2011), 65–7; Bromberg, Psychiatry Between the Wars, 152. 关于欧洲轰炸作战的详情，可见Overy, The Bombing War, passim。关于对日空中作战的详情，可见Kenneth Werrell, Blankets of Fire： U. S. Bombers over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96); Barrett Tillman, Whirlwind： The Air War against Japan 1942–1945 (New York, 2010)。

参战国的平民人口（军队正是从其中招募而来）也承受着他们自己的情绪压力，但历史学家对它的关注远远比不上对军队的心理和士气的关注。恐惧和不安始终存在，尽管它们传播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很少成为一种持续性的情绪状况。分离的焦虑、对亲朋死亡或受伤消息的担忧、对敌人的愤怒、对未来的绝望，混合成了居家生活日复一日的情绪现实。各国危险和贫困的程度差异非常大：美国社会从未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但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在1939年就已采取了准备措施以帮助美国人面对战争带来的“不安全和恐惧”，1940年一群学院教授又成立了“国家士气委员会”以帮助打造“强烈而持久的情绪联结性”。 另一方面，苏联社会要拼命从长时间劳动、糟糕的粮食供应中活下来，并对付那个吸走了绝大部分苏联男性的前线，无暇他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不少国家的平民遭到轰炸，让大后方的人们似乎也经历了前线的体验。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城市人口在战争中遭到了长期猛烈轰炸（共有约75万平民死亡）；法国和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其工业或战术目标也挨了炸，但其轰炸规模之大导致平民也无法避免大量死伤。在整个战争中，约有100万平民死于空袭，重伤者数量也大致相当，其原因已在第八章进行了全面探讨。 反复遭到空中轰炸的经历带来的创伤及心理的情绪体验，只有集中营的恶劣环境和驱逐所造成的影响可以相提并论。

Edward Glover, War, Sadism and Pacifsm： Further Essays on Group Psychology and War (London, 1947), 161–6; Edgar Jones et al., ‘Civilian moral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responses to air raids re-examine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17 (2004), 463–79; Shephard, War of Nerves, 178–9.

1939年世界大战到来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民众士气很可能在任何未来战争中成为打击目标，对城市区域混合使用常规炸弹、毒气和生物武器将会迫使惊恐的民众逼迫政府议和。关于未来战争的许多流行作品都强调了民众的心理脆弱性，他们没有受过士兵的训练，无力回击，被认为很容易受到集体恐慌和情绪崩溃的影响。各国政府都意识到了民众遭到轰炸给未来的战争努力带来的潜在危害，尤其是意识到了受威胁的工厂里受惊吓的工人当“经济逃兵”从而损害战争经济的风险。于是各地都进行了民防准备，建立对空防御，同时还准备好为受到威胁的社区提供照料援助和防空洞，对于轰炸可能带来的精神受创人潮，也做好了医疗服务准备。英国和德国的心理学家都认同轰炸除了生理伤害还会导致情绪崩溃的观点，于是精神病院都清空了病人，为战时受伤人员腾出空间。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2; Dietmar Süss, Death from the Skies： How the British and Germans Survived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Oxford, 2014),344–6.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 107–8;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2. UEA, Zuckerman Archive, OEMU/57/3, draft report, ‘Hull’ (n.d. but Nov. 1941). E. Stengel, ‘Air raid phobia’,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20 (1944–46), 135–43.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8–9.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59–60, 73–7.

当常态化的远程战略轰炸于1940年启动时，其情绪上的后果似乎远没有先前预期的那么严重。城市人口并未陷入集体恐慌，精神病院也没有塞满严重情绪紊乱的病患。在德军对英“闪电战”轰炸期间，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开始探究长期或顽固性情绪紊乱患者如此之少的原因。 对经常使用伦敦同一个防空洞的1100名市民的研究发现，只有1.4%的人表现出长期的心理问题。英国精神健康应急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在造访1940年9月遭到猛烈轰炸的东伦敦时，发现“没有明显的情绪紊乱病例”。 当英国国内安全部1941年在遭到猛烈轰炸的港口城市赫尔组织精神健康调查时，精神病专家报告称，他们几乎找不到“歇斯底里”的迹象（这是最常预计出现的症状）并得出结论说赫尔的人民精神稳定。 大部分英国精神病专家认为，那些确实精神崩溃的人原本就有这样的倾向，就像应征军人一样。一份关于“空袭恐惧症”的研究证实，那些为数不多向医院坦承的精神受创者全都有精神障碍病史。 有些精神病患者甚至被发现因轰炸压力而好转了，还有些人据说享受身体遭到的生理威胁。 其他遭到轰炸的人群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在德国，1945年接受美国轰炸调查组访谈的精神病专家证实，他们的诊疗机构接待的“器质性神经疾病或精神障碍”的病例少得惊人。即便是在日本，研究者也发现，在两枚原子弹爆炸之后，抑郁的水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们只是持续地忧虑。和英国、德国一样，在整个轰炸战役中接受精神治疗的人被认为屈指可数。

Shephard, War of Nerves, 181–2.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78; M. I. Dunsdon, ‘A psychologist's contribution to air raid problems’, Mental Health (London), 2 (1941), 40–41;E. P. Vernon,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air raid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1941), 457–76.

慢性疾病和高住院率表面上没有出现，但这掩盖了严酷得多的现实。出于种种原因，轰炸导致的精神受创的真正程度被那些带着专业兴趣衡量它的人低估了。这部分是由于如此多的精神科医务人员被征入军队，留下来照看其余民众的人便大为减少。与军事精神病学在战争中得以发展不同，民众无法得到常态化的精神卫生服务，也会为了既有医疗系统不堪重荷而沮丧。英国的有些高级精神病专家觉得民众太喜欢夸大自己的症状了，只要一杯茶和一通强硬的谈话就足以治好他们。 结果，大部分暂时精神受创的民众，或是遭受严重身心反应乃至更长期精神紊乱的人，只能自己照料自己的情绪危机。和士兵们一样，许多精神遭到冲击者起初被当作遭受了器质性而非心理性伤害对待，受害者也被列入了普通医疗伤亡名单，如果不是完全被遗漏的话。根据英国对布里斯托尔两条被轰炸街道上的100人的观察，人们发现很大比例的人出现了躯体上的反应，认为这可以通过成药加以治疗，而有些具有明显精神反应的人则羞于承认自己的症状。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03–4, 106–8.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88–91; Gillespie, Psychological Efects of War, 126–7. UEA, Zuckerman Archive, OEMU/57/5, Hull report, Appendix II, Case Histories. James Stern, The Hidden Damage (London, 1990), first published 1947. 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 47–8.

这些伤者被英国列为“暂时性神经创伤症”，被德国列为“闪现式反应综合征”。他们的数量无法计算（一名英国心理学家提出实际数字至少比观察到的病例多5倍），但现有证据表明轰炸带来的情绪反应导致人们普遍精神受创，即便常常只是暂时性的。和士兵们一样，那些被精神病专家看作最容易遭受心理创伤的人并非必然是易感者，而是具有被人称为“死里逃生”经历的人——被活埋，房子被毁，或是家人遇难。个人的卷入是导致严重情绪反应的关键因素，战后德国医生在接受访谈时也证实了这一因素。 其症状在有些方面与遭到猛烈轰炸或炮击的士兵相仿：过度颤抖，尿失禁，感官和运动障碍，陷入恍惚，明显抑郁，平民女性还会闭经。身心反应也很常见，包括暂时性失语、失聪、手脚瘫痪，在德国还流行消化系统溃疡。 尽管精神病专家给出了乐观的结论，但赫尔港调查中积累的案例研究证据还是显示出现了大范围的情绪障碍。有些女性受害者说她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声就会昏厥、尿失禁或呕吐，男性则承认有明显的消化不良、失眠、抑郁、酗酒和易怒。大部分人拒绝去看医生，男性会在几天或几周内重返工作岗位，尽管他们仍处于焦虑状态中。 和所有其他遭到轰炸的城市一样，轰炸造成的精神损失在这里也被当作个人危机来解决，被招来评估德国轰炸受害者的美国士气小组成员、作家詹姆斯·斯特恩称其为“隐性伤害”。 有些战后研究发现，强烈的悲惨经历对民众造成的影响是长期持续的，就像斯特恩在德国见过的女性受访者，每次听到突然的声响就会颤抖和哭泣。1948年在列宁格勒工作的医生在围城幸存者身上发现了一种“列宁格勒高血压综合征”，可以想见，饥饿、炮击和轰炸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Overy, The Bombing War, 462–3.

尽管如此，让政府感到担忧的是轰炸的心理反应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集体恐慌和士气迅速消沉。然而，即便是在最严峻的环境下，轰炸也不会让社会瘫痪。轰炸的前景和现实产生的恐惧确实引发了短期的恐慌迹象，但其形式只是逃离具体轰炸地点，这种愿望可以理解，军人们就没法如此选择了。在遭到猛烈轰炸时，民众会涌出城市前往附近的乡村，但这是出于理性判断，而非恐慌。英国城市如此，尤其是诸如南安普敦、赫尔、普利茅斯或克莱德班克这类在“闪电战”中遭受重击的较小的集合型城市；德国城市同样如此，当局并不喜欢民众逃离，但这在短期内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的日本城市也是如此，遭到燃烧弹轰炸的人们纷纷逃往农村。所有被轰炸的国家都采取了正式的疏散计划，以防止逃离发展成社会危机。在英国约有100万女性和儿童被疏散，意大利估计有220万，但在德国，这一数字到战争结束时几乎达到900万，日本则是800万。关于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能会损害战争经济的担忧被证明没有事实依据。对英国劳动力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工人都会在遭袭后几天内重返工作岗位，即便他们得每天乘车往返于工作地点和周边乡村之间。在德国，1943—1944年猛烈而持续的轰炸并未导致过高的缺勤率。只有2.5%的工时损失能直接归因于轰炸；战争经济部门在1944年3—10月的总工时数实际上还增加了，不过1944年的许多新劳工都是被迫顶着空袭劳动的外籍工人和集中营囚犯。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3–14, 17–34. 例见Mark Connelly, We Can Take It! Britain and the Mem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rlow, 2004)。 关于德国的情况，见J. W. 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Heroes in the Nazi Pantheon(Bloomington, Ind., 1990); Neil Gregor, ‘A Schicksalsgemeinschaft ? Allied bombing,civilian morale, and social dissolution in Nuremberg, 1942–1945’, Historical Journal, 43 (2000), 1051–70; Riedesser and Verderber, ‘Maschinengewehre hinter der Front’, 105–6, 163–4；关于苏联的情况，见Merridale, ‘The collective mind’,43–50。

关于遭到轰炸的城市作为社会和经济单位为何没有崩溃，有很多解释。公共当局在构建“情绪管理体制”方面发挥了作用，这种管理体制能鼓励民众接受牺牲并避免消沉的情绪表现。这些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它们确实反映了各参战国之间独特的文化差异。在日本，死亡和牺牲文化让当局致力于在民众中建立起堪比军队的对战争机器的情感投入。 在英国，“闪电战”期间的主流宣传口号“英国能撑住”突出了英国人面对危机时冷静坚定的典型形象。来自被炸城市的图片显示，人们仍在每天早上步行穿过瓦砾堆去上班，愉快的女性分发着茶杯。 在德国，独裁政权强调民众和士兵已结成“命运共同体”，在为了民族生存的搏斗中，个人的焦虑必须被弃置一旁。这些宣传图像显示了人们在面对集体的共同牺牲时严肃的决心，以及对英雄式死亡的病态痴迷。德国军队拒绝让精神病患者退役回德国，因为若让不英勇的崩溃现实出现在民众面前，这可能会对平民产生影响。苏联政府同样强调集体牺牲和英雄式奋斗，但在做法上会避免德国敌人的那种病态。

关于英国的情况，见Jalland, Death in War and Peace, 132–7；关于日本的情况，见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20–21。

尽管死亡对于遭到轰炸的平民和士兵家庭来说始终是个挥之不去的现实，但固定形式的葬礼将其与人们的情感隔离开来，这些葬礼表达了公众的决心而非悲伤。在日本，整个社区都会通过精心组织的繁杂仪式来纪念“英灵”的逝去。展现平民死亡的影像被查禁，而在英国，轰炸期间详细的伤亡数字被有意识地压下来不予公布或限制公布，显然是为了避免恐慌。 表达歇斯底里的情绪是不被允许的，当这出现在公共防空洞里时，民防队员可以在支持之下把冒犯者赶出去。“情绪管理体制”成了民众的样板，面对它，人们能够检验自己的被动忍受力和情绪稳定性。个人调整自己的情绪状况以适应战时常态现实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这种规范性框架为维持士气提供了支撑。公共形象和个人行为的一致性得到了社会压力和政府行为的强化，于是那些无法应对压力的人成了情绪不正常的人，需要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接受帮助或纪律约束。

Glover, Psychology of Fear and Courage, 62–5. Cocks, Psychotherapy in the Third Reich, 312–14.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10–11. George Gallup (ed.), The Gallup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olls： Great Britain 1937–1975, 2 vols.(New York, 1976), i, 37, 43.

物质援助对于应对轰炸后果同样至关重要。赫尔的精神病专家得出结论：“民众的精神健康的稳定性更多地依赖于其营养状况。”国家提供粮食、看护、经济补偿和住宅重建计划的努力总体上被证明收效良好，足以防止大范围的社会抗议和士气低落。对于直接受害者，休息中心和急救站提供一种“前置心理治疗”（尽管主要是随机提供的），这里还供应食品、睡眠和谈论大家近期最糟糕经历的机会，不过并没有正规的精神治疗。英国的精神病专家对正在遭受痛苦的民众采取了一种并非没有意义的应对方式，他们提出可以进行形式简单的“精神急救”——坚定的语言和轻拍后背。在他人面前隐藏恐惧被认为是优先事项，但据说激动的人可以通过一包饼干、糖或者一小口白兰地而平静下来。 公共防空洞也被视为小型的自持型社区，在这里，通过合作组织积极的地下社区生活，人们能够淡化恐惧感。即便是在德国遭到轰炸最严重的地区，防空洞也被心理学家当作“心理治疗”场所，能够让人控制情绪并帮助那些崩溃的人克服恐惧和震惊带来的后果。 精神病专家留意到了那些经常遭到轰炸的民众适应这种经历的能力，这不同于那些多次参加前线战斗的人，后者的反复参战会导致相反的效果。战后在德国进行的一项调研发现，66%的受访者声称在遭到轰炸后恐惧感不会变化或者更少，只有28%的人会更加害怕。 当“闪电战”期间英国人被问到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时，粮食供应受到威胁在两次调查中都位列榜首；轰炸则得票率最低，1940年11月只有12%，4个月后只有8%。

Vanessa Chambers, ‘“Defend us from all perils and dangers of this night”：coping with bombing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Claudia Baldoli, Andrew Knapp and Richard Overy (eds.), Bombing, States and Peoples in Western Europe, 1940–1945 (London, 2012), 162–3. Claudia Baldoli, ‘Religion and bombing in Italy, 1940–1945’, ibid., 146–8 ;Claudia Baldoli and Marco Fincardi, ‘Italian society under the bombs：propaganda, experience and legend, 1940–1945’, Historical Journal, 52 (2009),1030–32; Alan Perry, ‘Pippo： an Italian folklore mystery of World War II’,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0 (2003), 115–16, 120–23. Janis, Air War and Emotional Stress, 172–4.

和战场上的军人一样，许多民众也依靠其他应对机制来对付自己的恐惧。其形式包括迷信，依靠护身符，或是对生存的前景抱着宿命论或是听天由命的态度。日本民众被告知要在头上放个洋葱来抵挡炸弹的威胁，英国的商店里摆满了“好运”驱邪物和幸运饰品。1941年，英国的大众观察组织进行了一项关于迷信的调研，发现84%的受访女性和50%的男性承认自己会受到迷信的影响。 在德国和意大利，一项主流的迷信认为民众正在因为其政府的罪行而遭受惩罚，只有“善举”能阻止那些轰炸机。在意大利有一种影响力很强的迷信，认为有那么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绰号为“皮波”，会在亚平宁半岛的城市上空飞行，寻找做坏事的人进行惩罚，或者按有些人的说法，对即将到来的空袭发出警告。 遭到轰炸的民众也会用宿命论来应对自己的恐惧，要么相信“写有你名字”的炸弹无法躲避，要么通过精神病专家描述为“无敌状态”的心理应对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个人会由于把自己的生存交给超自然力量而承受不合理的危险。

Süss, Death from the Skies, 263–6. Chambers, ‘“Defend us from all perils”’, 156–7. Baldoli, ‘Religion and bombing’, 139–49; Süss, Death from the Skies, 267–8 ,271–2.

最后，和军人一样，有些民众开始更多地依赖宗教作为弹雨下的庇护所和抚慰。各地的观察家都发现去教堂的人增多了，或者说依靠祈祷的人越来越多，但轰炸也会炸毁教堂，驱散教众，从而妨碍宗教活动。在德国，希特勒要求教会活动在时间上不得与优先保障的民防和空袭后恢复工作相冲突。1943年，莱茵兰主教请求希特勒放宽限制以帮助人们解决空袭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越发严重的神经紧张”，但被拒绝。 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已经过于世俗，宗教难以再发挥这样的作用了，尽管“危机祈祷”迹象明显，每年9月还会举行国家祈祷日，但教会的存在感还是从1942年开始下滑。 在天主教社群中，宗教是个更有用的宽慰，他们通过祈祷、祈求神助和圣徒介入来获得安慰的文化很容易适应轰炸战争的环境。在受威胁的意大利城市，住户会为圣母马利亚或主保圣人建立小圣坛以抵挡炸弹的威胁；他们还创造了针对空中作战的祈祷，祈求圣母马利亚让轰炸机折回去。在那些圣母像在废墟中幸存的地方，教众会将其视为拯救的奇迹。在意大利北部的弗利，轰炸中完好无损的《浴火的圣母马利亚画像》前有4万人顶礼膜拜。在德国和意大利，对马利亚的信仰被强化了。当意大利贝加莫镇的一名乡村女孩说自己13次见到马利亚时，数以万计的意大利人便涌到当地寻求保护、慰藉，或是结束战争的承诺。官方的说法淡化了异象和奇迹的证据，但是对许多意大利天主教徒来说，教会已取代国家成了在炸弹之下提供实际帮助和心理救助的主要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