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4

Elena Skrjabina, Siege and Survival： The Odyssey of a Leningrader (Carbondale,Ill., 1971), 39–41, entries for 15 and 26 Nov. 1941. Elena Skrjabina, Siege and Survival： The Odyssey of a Leningrader (Carbondale,Ill., 1971), 24, entry for 5 Sept. 1941.

在平民遭受的各种苦难之中最为极端的是，在苏德战争的巨大战区，千百万平民陷入了被驱逐出境、种族灭绝屠杀、大规模暴行和战争的旋涡。这里没有“前置心理治疗”，没人想要阻挡最极端创伤压力的粗暴影响，没人关心情绪管理体制或管控病态。在遭到轰炸的列宁格勒城中，一名饥饿的幸存者写道：“死亡统治了一切，死亡成了每次转身都能看到的事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无动于衷……同情消失了。没人在乎他们。” 千百万受害者的情绪和心理状况，从幸存者的回忆、口述证词或当时的日记和信件中可见一斑，但加害者从未顾及这些，千百万死者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历史学家们没有足够的记录来了解当时创伤性反应的样子，那正是不受制约的暴力（不同于战场上有控制的暴力）把人类推向野蛮边缘的时刻。上文那个列宁格勒的日记作者写道：“我们回到了史前时代。”

Olga Kucherenko, Little Soldiers： How Soviet Children went to War 1941–1945(Oxford, 2011), 204–6, 226–7. 关于这些报告和病例的详情，可见Wanke, Russian/Soviet Military Psychiatry,74–8。

当苏联红军解放了苏联西部被德军占领了两年多的地区时，苏联精神病专家突然有了机会去了解情绪伤害的程度。他们特别关注了能找到的儿童的状况，数以千计的儿童都在占领军的暴力之下遭受了深刻的心灵创伤。恐怖不仅指向成人，还指向他们的孩子。德国占领军把孩子们都当作疑似游击队员或未来的强制劳动力对待，甚至是那些9—10岁的孩子也无法幸免。有时占领军还会杀害他们取乐，女孩则被送进战地妓院。许多儿童成了孤儿，不得不在街上靠偷窃食物为生，这更让他们成了占领军肆意施暴的对象。 这就是沦陷区千百万身陷战火者的日常生活经历。在解放区，苏联医生照料了最极端的精神崩溃病例，他们见到的孩子们要么目睹了双亲或邻居被害，要么从屋子里逃走但全村人都被烧死，或是见过了酷刑折磨和肢体残缺的场景。1943—1944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研究发现，生活在“长期恐惧和焦虑”中的孩子们要么表现出常见的焦虑症状——昏厥，梦游，尿床，头痛，极端易怒——要么就是有麻痹、神经性抽搐、口吃、失语或恍惚状态之类的躯体化反应。报告显示，患儿对休息和安全环境的反应相当好，但是反应综合征很顽固。巨大的声响或爆炸会让他们感到一阵恶心，大便失禁，颤抖和浑身冒汗，其反应很像那些遭到轰炸的人或是在战斗中精神受创的士兵。 极端恐惧带来的心理反应会在危险过去后很长时间里持续存在，但急缺资源和人手的苏联精神医学单位只能照料很少一部分精神受创者。

Ruth Gay, Safe Among the Germans： Liberated Jews after World War II (New Haven, Conn., 2002), 44–5; Dan Stone, The Liberation of the Camps： The End of the Holocaust and its Aftermath (New Haven, Conn., 2015), 1–26.

有少量苏联儿童是逃脱灭绝的犹太人，但见识过大屠杀又活到1945年的人，即所谓“幸存残余”，只是很少一部分。似乎没什么人想要照顾或观察那些幸存者的情绪状态，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似乎更需要医疗而非心理康复，而“解放”文化也制造出了一种悲惨经历已经结束的错觉，尽管它对快要饿死且不知所措的集中营囚犯没什么意义。 在欧洲战争结束三个星期后的一场“解放音乐会”上，在一家满是犹太病人的医院工作的扎尔曼·格林贝格医生试图捕捉那些经历过磨难者的情绪状态：

Gay, Safe Among the Germans, 74–5.

我们属于那些在集中营中被毒死、吊死、折磨死、饿死、劳作和蹂躏致死的人……我们并没有活着，我们仍然已经死了……在我们看来，现在的人类还不理解我们在这期间遭遇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在我们看来，我们在未来也不会被理解。我们忘了怎么笑，我们再也不能哭，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自由，这或许是因为我们仍然处于我们死去的同志当中。

Joseph Berger, ‘Displaced persons： a human tragedy of World War II’, Social Research, 14 (1947), 49–50; Ralph Segalman, ‘The psychology of Jewish displaced persons’, Jewish Social Service Quarterly, 23/24 (1947), 361, 364–5. Gay, Safe Among the Germans, 67–8.

对于幸存者们来说，大部分人遇害了，他们自己还活着，这也会带来负罪感和羞耻感。发现家人和朋友已经遇害带来的痛苦情绪常常会持续很久。据一名观察者说，在“难民营”里，犹太幸存者起初居住的环境令人消沉，他们一直处于“持续的恐惧、焦虑和不安心的状态”。想要解决难民营管理问题的官员们在幸存者身上发现了破坏性、神经质、不配合行为的迹象，包括尿床、回归幼稚、小偷小摸和不讲卫生，这显然体现了严重精神创伤和持续不安定带来的精神反应。 更令人惊讶的是犹太幸存者营地里出现了积极重建犹太文化和族群的迹象。尽管精神创伤带来的焦虑会导致营地中出现阳痿和永久性闭经，但1948年犹太幸存者的出生率在全世界位居前列，是幸存德国人的出生率的7倍。

Daniel Pick, The Pursuit of the Nazi Mind： Hitler, Hess and the Analysts (Oxford,2012). Tadeusz Grygier, Oppression： A Study in Social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London,1954), xii, 20–23, 27, 42. David Boder,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e： I：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Journal of Psychology, 38 (1954), 4–8.

直到战争结束一年之后，心理学家才获准造访德国的难民营，绝大部分剩余的犹太幸存者住在这里。在西方，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通过识别和描述“纳粹思维”来理解加害者的情绪状态，而不太关注确凿的迫害行为在情绪上对受害者意味着什么。 1946年4月，急于研究“压抑对人类思维的影响”的波兰心理学家塔德乌什·格里吉尔获准找一批当过集中营囚犯和强制劳工的人作为研究素材，但是犹太人难民营拒绝了他的申请，格里吉尔将这一结果归因于“极端压抑”的影响。 同年7月，一名俄裔美国生理心理学家戴维·博德（原名阿隆·门德尔·迈克尔逊）也获准在难民营进行访谈计划。他对于研究“前所未有压力下的人格”感兴趣，将犹太集中营幸存者看成明显的目标人群。他本人就是犹太人，因而没有遇到格里吉尔碰到的问题，研究了很多幸存者，其中既有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也有生活在战时德国好得多的环境下的外籍强制劳工。

Alan Rosen, The Wonder of Their Voices： The 1946 Holocaust Interviews of David Boder (Oxford, 2010), 134–5, 183–6. 访谈的完整内容被译成德文并出版，见David Boder, Die Toten habe ich nicht befragt, ed. Julia Faisst, Alan Rosen and Werner Sollors (Heidelberg, 2011), 125–238。 Rosen, The Wonder of Their Voices, 195–8; Boder, Die Toten habe ich nicht befragt, 16–17. Boder,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e’, 4, 16, 42–7.

博德起先使用了标准的“主题统觉测验”，向受访者展示一组图片，认为受访者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他很快发现测验几乎给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他的受访者常常不予回应，或是怀疑对方无法准确理解受迫害者的情绪世界。18岁的阿布·莫恩勃鲁姆问道：“心理学家们现在真的如此先进，能这么好地理解人的本性了吗？”当博德表示心理学正在探索新途径时，他的受访者反驳道，心理学家们“绝对没有能力评估真正可能发生的事情”。 博德随后显然放低了姿态，因为幸存者们向他详细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作为心理学家的目标和那些幸存者面对的难以想象的现实之间的脱节令他震惊。他把最终于1949年出版的一系列记录命名为《我没有访问死者》。报告中他建立了他所谓的“创伤索引”（在后来的版本中更名为“创伤清单”），其中包含了12个他用来定义“这些人心理上发生了什么”的类别。这份索引覆盖了他们方方面面的经历，这些经历剥夺了他们在当前的文明世界中本来应有的正常情感和健康状态，转而将他们抛入了原始而野蛮的过去，例如第7条：“生理和精神耐受力持续超负荷”。 尽管博德对“创伤”一词的用法与当前以之描述遭到压抑的应激反应的用法并不一致，但他的意图是要描述受迫害的经历给这一小群幸存的受害者留下的累积心理创伤。他最后试图用“灾难单位”来对他们遭受的苦难进行量化，并毫不意外地发现，集中营幸存者承受的创伤负担至少比外籍劳工大3倍。

Pfau, ‘Allotment Annies’, 107–9.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0–22; Erin Redfern, ‘The Neurosis of Narr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iatry during World War II’,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 2003,16–25.

战争期间有千百万遭受情绪危机的人没能从战斗前线或炸弹下活下来，或者是沦为了暴行、饥荒和种族灭绝的平民牺牲品。到战争结束时，德国、苏联和日本军队共有约1800万人死亡，西方军队也死了约100万人。这意味着西方军队中还有千百万人要回家并重新融入平民社会。就和集中营幸存者一样，男女军人们现在要带着遥远战场留给他们的情绪和精神包袱，去适应价值观颇为不同的世界，学着重建平民行为规范和传统情感纽带，这不会是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只有在美国，精神调整才被当作一件急事。1945年美国出版了数不清的指导手册，包括《老兵亲友精神科学入门》，书中解释说回家的军人很容易“不耐烦，具有攻击性，以及招人厌”。 人们普遍担忧回家的军人会引发一轮犯罪浪潮，或者他们的精神障碍会挑战和平时期社区的复苏，这让美国陆军在1945年资助了两部公益电影，一部是关于“战斗疲劳症”的，另一部则不恰当地被命名为《精神神经病患者的归来》。第二部影片由约翰·休斯顿执导，介绍了纽约精神病院帮助严重障碍患者恢复正常生活的疗法；但是陆军认定，美国公众尚未认识到战争给屏幕上被称为“获救者”的人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心理伤害，这些画面对他们来说过于病态。于是，尽管电影被改名为《上帝说要有光》，但陆军还是禁止了其公映，直至1981年。

Halliwell, Therapeutic Revolutions, 20, 25. Axel Schildt, ‘Impact of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war on West German society’, in Jörg Echternkamp and Stefan Martens (eds.), Experience and Memory：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New York, 2010), 200–201. Lori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Mass., 2009), 134–5, 202–3.

战后在军人中进行的一些调研，显示了战争的情绪伤痕会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在美国，41%的老兵因为精神障碍而领取了残疾补贴。战争部于1946年发表的另一份调研报告则显示，战争中所有接受医疗救治者中40%—50%是战斗疲劳症患者。 在英国，人们进行了不少小规模调查来跟踪战时退役回归社区的精神病患者。调查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守住一份工作，或是难以重建自尊。尽管德国、苏联和日本似乎没有对回归平民生活的老兵进行系统性调研，情感的重新融入仍然是个艰难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德国和日本有时还会被长期拖延，因为英国、法国和苏联决定把德国或日本俘虏留下来在战后重建中长期充当苦力，其时间之久超过了《日内瓦公约》允许的期限。 当日本俘虏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终被从苏联放回日本时，民众普遍对这些曾经屈辱被俘、现在又被证明会在回归平民生活时引发混乱和“好争吵”的人忧心忡忡。

Stephen Casey, When Soldiers Fall： How Americans Have Confronted Combat Losses from World War I to Afghanistan (New York, 2014), 49–59, 99.

只有美国要求把国外的战死者的遗体尽可能于1945年后运回国。那些在海外服役的盟国和轴心国的男女军人一般都会在战死的地方就地埋葬。美国公众则极其强烈地希望死在数千英里之外的海洋上的军人能重新被埋葬在美国的土地上。其结果便是打破了战时美国的情绪管理体制，当时的官方宣传想要掩盖战死人员的事实和规模，现在美国第一次允许进行片刻的集体哀悼，只要组织好就行。1947年10月，首批6200具棺材从欧洲送了回来。他们随机挑选了一位不知名的军人遗体，庄严的马车队抬着他的棺材，当着50万人的面沿纽约第五大道行进；中央公园还为15万观众组织了服务站。 有些人哭了，有些人不忍卒睹，这一刻捕捉到了人们在战争年代被压抑的情绪。“那是我的儿子。”人群中一名妇女哭道。数年来，千百万男女军人不得不应对他们个人的恐惧及焦虑与军队对于纪律及自我牺牲的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全世界的平民也必须生活在强调忍耐的公共文化和个人现实的悲哀伤痛之间的矛盾中。

一群犹太小孩被送到波兰的海乌姆诺集中营，他们将被送进毒气室用一氧化碳毒死。大屠杀的组织者想要杀死小孩，以确保犹太民族不会复苏，不会再威胁德意志的帝国。

图片来源：Prisma/Schultz Reinhard /Ala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