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

Eri Hotta, Japan 1941： Countdown to Infamy (New York, 2013), 93.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63. Yap, ‘Prisoners of war and civilian internees’, 323–4; Tanaka, Hidden Horrors,16–18.

德军手中的苏联俘虏和日军手中的盟军俘虏死亡率格外高，是缘于那些从战场的悲惨遭遇中活下来的人遭到了蓄意虐待、漠视和杀害。20世纪30年代，日军对战俘的态度完全是负面的，当时“为天皇英勇牺牲，决不投降”的意识形态达到了高峰。以被俘为耻的观念已经被灌输到了每个日本新兵的心里。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大将向所有士兵发了一本小册子《战阵训》，再三警告他们“生不受虏囚之辱”。 结果便是日本军队将敌人俘虏完全视若草芥。被俘的中国人会被当作“匪徒”杀害，一名日本军官说他们不是人，而是“猪”。 随着1942年2月新加坡投降，三个月后科雷吉多尔投降，大批盟军战俘落入日军手中，他们面对着捉捕者的怀疑和蔑视，也常常遭受虐待。日本在1929年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上签了字但没有批准，不过在1942年1月日本政府提出，如果盟军遵守其规定的话，日军也会这么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同意遵守的规定中不包含禁止使用战俘为敌国战争机器充当劳力的条款，东条英机（现在是首相了）发布了命令，要求将战俘视为资源，用来为日本军队修筑道路、机场和铁路。事实上，盟军俘虏没有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那些负责管理战俘营并看守战俘的日军也没被要求遵守公约。日本俘虏情报局的负责人上村干男中将喜欢残酷对待这些俘虏，作为向被征服的殖民地人民显示“日本民族优越性”和白种人衰落的方式。

Tanaka, Hidden Horrors, 26–7.

随之而来的高死亡率有着多种不同的具体原因。战俘营的看守大部分来自朝鲜和中国台湾，他们被灌输的观念要他们把俘虏当作禽兽，他们能够随意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待俘虏。看守们常常会遭到日本士兵和军官的野蛮对待，自己的粮食和医药也常常不够，于是就把自己的沮丧发泄到了被关押者身上。他们普遍认为俘虏的处境应当比日本兵自己本已恶劣的处境更加恶劣。战俘营指挥官和工作班子的首要任务是完成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不是保护俘虏免遭虐待。俘虏们得不到足够的口粮和医药供应，几乎都患上了热带疾病和地方性痢疾。他们会对俘虏随意施暴，用棍棒和鞭子殴打，折磨被认为懈怠的人，因为一点小小的违规行为就把俘虏长时间关入黑牢。关入黑牢的人三天没水喝，七天没饭吃。他们如果尝试逃跑，就会被枪毙。负责政治监控的“宪兵队”特勤队一旦怀疑俘虏有抵抗的计划，就会严刑逼供。为达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其中有一种“米刑”，受刑者会被喂食大量生米，之后灌水；米会在胃里膨胀，让人疼痛数天。为了让毒打更难以忍受，他们会往受刑者的皮肤上揉湿沙子，让被打的地方满是血痕。 挨打的人要么在受审时当场死亡，要么屈打成招，供出各种离奇的密谋。一旦他们招供，一个私设法庭就会宣判他们死刑或是长期监禁。受刑者都已经遭受长期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能不能活下来要看运气，取决于当地日军军官的一念之间，如果遇到疾病不那么流行、看守不那么有施虐倾向的情况，就算幸运了。

Habeck, ‘The modern and the primitive’, 87. Christian Hartmann, ‘Massensterbung oder Massenvernichtung?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n im “Unternehmen Barbarossa”’,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9 (2001), 105; Merridale, Ivan's War, 122–3; Bartov, Eastern Front 1941–1945, 111–12. Christian Streit, 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 fangenen, 1941–1945 (Bonn, 1978), 128.

在轴心国和苏联的战争中，俘虏的高死亡率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因素。由于德国军队被告知要无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他们便没有义务体面地对待被俘的苏联士兵和飞行人员。1941年9月，此时已有数百万苏联士兵被俘，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首脑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发布了一份指示，称既然苏军战俘不比罪犯强多少，他们就无权要求“作为荣誉士兵的待遇”，德军应当相应地以对待罪犯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鉴于巨大的俘虏数量，对他们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被俘苏军会被赶进临时营地，他们常常不得不步行数百英里才能到达那里。战俘营也不过是用带刺铁丝网和机枪围起来的野地；没有水，食物稀少而且质量很差，没有医疗服务，除非被俘苏军自己有医护人员。军服和靴子会被德国看守抢走。尝试逃跑的人会被枪毙；在战俘营中被枪毙的不仅有被德国安全部队找出来的犹太人和共产党员，还有任何触犯了严酷营规的士兵，比如有一次两名俘虏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饿死，因为吃人而被枪毙。 那些仍然足够健康的人被送去干活，但是除了斑疹伤寒的流行，他们还要忍受严寒和饥饿。有些人之所以在1941—1942年的囚禁中活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意作为“志愿勤务人员”为德国军队做事，但是大批俘虏会在被囚禁几个星期内不再具有有效的劳动能力，于是被抛弃等死。到1942年2月时，已有200万苏军俘虏死亡；德国人也没花什么心思来让他们活着。

Stefan Karner, Im Archipel GUPVI： Kriegsgefangenschaft und Internierung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56 (Vienna, 1995), 90–94; Russkii Arkhiv 13, Part 2, 69, 76,159–60; Giusti, I prigionieri italiani, 127.

和日本一样，苏联也没有批准1929年《日内瓦公约》，而且不再承认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包括两次《海牙公约》。1941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试图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去让德国人同意双方都应当尊重俘虏应有待遇的条款，但德国政府拒绝了。到了那个阶段，两军都已经违反了任何可能达成一致的条款。由于战争突如其来，苏联军队完全没有准备好接纳战俘。到1941年底，苏联只有3个战俘营，仅能容纳8427名想方设法从前线屠杀中活下来的德国兵；到1943年，营地数量增加到31个，可容纳人数最高达到20万人。根据1941年7月1日关于使用战俘劳动力的法案，俘虏们被送去干活。他们被当作劳动营的苏联囚犯对待，得到的伙食也是相同的。和苏联囚犯一样，他们也能通过努力工作来挣得更多食物，但是帐篷和简陋营房的恶劣环境，加之越来越少的粮食供应，让许多俘虏过于虚弱，无力劳动。德国俘虏并没有像苏联俘虏那样被故意饿死，但是1942—1943年粮食供应体系的崩溃让苏联劳动营的数十万囚犯同样死于非命。1942—1943年冬季，轴心国囚犯的死亡率达到52%；11.9万人死于极端营养不良。从1941年6月到1943年4月，296856名被俘人员中有171774人死于疾病、寒冷和缺医少药。

Karner, Im Archipel GUPVI, 94–104. Giusti, I prigionieri italiani, 100–102, 110–11, 125–9.

从1943年春季起，根据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恶劣的条件开始逐步得到改善，到战争结束时，死亡率降到了4%。此时苏联当局开始尝试对德国俘虏进行再教育，把他们从法西斯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活下来的人中有1/5参加了共产主义“自由德国”运动。 意大利俘虏的大量死亡也不是政策有意为之，而是忽略、饥饿和严寒导致的。在苏联于斯大林格勒击败轴心国后建立的首批战俘营中，死亡率格外高。来到这里的俘虏已经遭受了几个星期的粮食不足，而且在冰点低温中无力御寒，已经十分虚弱。在切伦诺沃战俘营，1943年1月的26805名俘虏中，两个月后只剩298人还活着。这一次，战俘营指挥官因无视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战俘待遇的指示而被逮捕，他们的劳动力此时对于苏联的战争机器已然至关重要。意大利俘虏对他们将要经受的磨难没有准备，他们所在的战俘营也是最差的。1943年1—6月又有31230人死亡，有些死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有些死在最初的收容中心，大部分则在到达的营区中死于饥饿、体温过低和流行性斑疹伤寒，就像那么多死在德国人手里的苏联俘虏一样。

各国议定的作战规则无人遵守，战俘待遇也没人尊重，这显示了所有国际条约在制止战争罪行可能性方面的无力。《海牙公约》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找到一些各方同意的手段来保护平民在战争中免遭伤害，但是如同军人之间的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环境下激增一样，军人对平民也是罪行累累。平民在战争中的安全被总体战的需要所拖累，这不仅是因为平民完全可以被视作敌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也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平民们会选择自己动手对抗占领军。同样的拖累还有军事力量的庞大规模，数百万人的军队在敌我双方领土上横冲直撞，丝毫不顾及其路线上的不幸平民。那些在1907年起草了《海牙公约》的人根本想不到签约国对平民安全的侵犯能达到何种程度。

Seth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the US army and looting in German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in History, 21 (2014), 35–6. Neville Wylie, ‘Loot, gold, and tradi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s financial warfare strategy, 1939–194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1 (2009), 301–2; Ball,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15–16.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35–6. Rutherford,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107–8.

所有军队都免不掉的一种违法行为是劫掠，尽管在世界大战的战争环境下，国家才是最主要的责任方。海牙的《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的第46和47款规定“不得罚没个人财产”以及“禁止掠夺”。 但它并未定义清楚什么是劫掠。根据国际法，征服者有权利用被征服国家的公共财产，包括黄金库存和货币储备，但需确保被占领国民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国家能拿走许多财物，个人士兵却被要求尊重民众的个人财产，完全禁止掠夺。 这甚至在起草时就已经是个过于理想的愿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律约束几乎不可能起作用，而对于那些本应强制执行限制规定的军官和宪兵而言，这项任务即便有心，却也无力。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美国军队不许抢劫，但士兵们还是在大规模劫掠，甚至是抢劫那些正在被这支军队解放的民众。 在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星期，德军指挥官命令部队从农民手里拿走东西时要付钱，不能直接抢夺，但是几个星期之后抢劫就被认为无法避免也无法控制，干脆认可了。 抢劫或掠夺的程度和性质随环境和时机而不同。有人在被用作军队临时住所的民房里偷一些货品、食物和酒，有人则毁灭性地将财物洗劫一空。抢劫在有些时候还伴随着对住户家女人和女孩的强暴，把她们当作性战利品；在东线战事中被德国士兵和民兵抢走了最后一点财产的犹太人那里，劫掠是被屠杀的前奏。这都是些综合性的暴行，本章后文部分将会论及。

Zygmunt Klukowski, Diary of the Years of Occupation 1939–1944 (Urbana, Ill.,1993), 28–30, 47, entries for 20, 23 Sept., 30 Oct. 1939. Mark Mazower,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New Haven, Conn., 1993), 23–4.

占领国将劫掠视作理所当然。从1939年德军攻打波兰的最初几天起，士兵们就会随意取用波兰人的财产。一名波兰医生齐格蒙特·克鲁科夫斯基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日复一日的掠夺——“到处破坏和抢劫仓库”“德国人特别喜欢找好吃的、酒、烟草、雪茄和银器”“今天就连德国军官也开始搜查犹太人的家，拿走所有现金和珠宝”。他还看到德国士兵从当地天主教堂里偷东西，宪兵就站在旁边，视若无睹。 在德国征服西欧时，劫掠总的来说要克制一些，但还是有成车皮的食品、饮料和家具被送回到德国家庭里。在它征服巴尔干时，劫掠和在波兰时一样。在希腊，城市里的一切都被抢走了，从博物馆的珍宝到家里的东西，军官士兵都一样醉心于此。雅典一名震惊的旁观者想不通为什么德国人“都变成了贼”。他看到“他们把屋子里所有看上眼的东西都洗劫一空……从当地的穷人家里抢走床单和毯子……甚至连门的金属把手都被拆掉了”。

Ball, Prosecuting War Crimes and Genocide, 64; Harries and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411. Rutherford,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105–10.

德军从1941年入侵前夕就已准备好要对苏联城乡的平民进行彻底的抢掠。和入侵中国、东南亚的日军一样，德国军队也要尽可能地不依靠本土而生存。在苏联和中国广大的沦陷领土上，入侵军队会从沿途的贫穷农夫那里夺走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没人想要维持当地的生活水平。这些地方的生活水平原本就很低，搜罗战利品的机会也相应很少。尽管如此，沦陷区的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还是如同蝗虫一样突然降临。日本在1940年发布了应对中国人游击战的指示，在其推动下，日军对当地人民施以恐怖政策，中国的受害者称其为“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在战火蔓延的华中和华南各省，牲畜被抢走，村舍被烧成平地，乡村被毁灭，城镇也被炸为废墟。在苏联，行进中的军队会夺走任何可以用作补给的东西，德国士兵们会随意掠夺苏联人的厚衣服以抵御严寒。德军为了维持进攻，进行了彻底的掠夺。一名向列宁格勒推进的德军士兵评论说，部队“别无选择，只能掠夺庄园……被辎重队抢走的东西都是那时穷人们赖以为生的。我们后面还有其他队伍也会这么干……”。另一名军官看到部队从穷困的农民那里夺走了所有饲料和牲畜，知道能抢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33, 46–7. William Wharton, Shrapnel (London, 2012), 182–3.

当盟军在德国被最终击败和占领前的几个月开始大规模抢劫时，其动机更加复杂。英美军队在1944年下半年穿越法国时开始擅自劫掠。早在1940年，英军的劫掠就已难以控制，当时的英国远征军常常偷东西，这让当地法国民众对他们产生了敌视，而1944年的劫掠规模更是要大得多。英国政府最终花了6万英镑来补偿英国士兵的偷窃行为。美国军人会抢走食品和饮料，以及暖和的衣服和毯子来对付1944—1945年极端寒冷的冬季；难民留下的空房子也成了对盗贼们的公然邀请。而一旦踏上德国土地，劫掠对部队来说就不再是偷窃，而是胜利者猎获战利品的正当之举，后来这被称为“解放德国人”。只有那些被宪兵现场抓住、人赃俱获的人才可能受到处罚，如果说有人因此受罚的话。“我们就是毁灭，”一名美军中士在1945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所过之处什么都剩不下——照相机没了，手枪没了，手表没了，珠宝剩不下多少，见鬼的处女也没几个。” 被德军从法国抢走的大批酒水，现在又被解放者抢了回去。在科布伦茨，甚至当最后的战斗还在进行时，一名年轻士兵就发现了一间堆满香槟酒的酒窖。他的部队把这些酒倒进了洗澡池，轮流进去“洗酒浴”，“就像某部电影裸星那样”，希望德国人不要来反击。

Amir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a lot to kill for”：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in Kassimeris (ed.),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102–5. Givens, ‘Liberating the Germans’, 45–6.

开进德国领土的苏联士兵也洗劫了能找到的任何一种酒，甚至会喝掉有毒的酒精。有士兵被发现淹死在地窖里，淹死他的是从酒桶弹孔里流出来的酒。有人故意破坏医院以寻找任何喝起来像酒的东西。但是苏联士兵的大肆劫掠还有其他动机。经历了数年的困苦之后，掠夺战利品被当作无法抑制的战争特权。他们沿途的住宅和农舍被抢掠一空，还常常被故意毁掉。激起普通苏联红军士兵怒火的是贫困的苏联生活和相对富裕的德国生活之间的显著差别。他们想不通，已经享受如此富足生活的侵略者为什么要来抢苏联人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6年前，正是同样的反差让苏联人在占领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时进行了劫掠；现在，大肆抢劫的行为爆发了，军官和普通士兵都卷入其中。 偷窃得到了官方支持，士兵们获准每个月向苏联家庭寄回5千克包裹，军官则是14.5千克。军用邮政系统被洪水般送回苏联家庭的物品淹没，他们已经几年没见过精美的食品和消费品了。

Gianluca Fulvetti and Paolo Pezzino (eds.), Zone di Guerra, Geografie di Sangue： L’atlante delle stragi naziste e fasciste in Italia (1943–1945) (Bologna, 2016),96–122. Massimo Storchi, Anche contro donne e bambini： Stragi naziste e fasciste nella terra dei fratelli Cervi (Reggio Emilio, 2016), 11–12. Peter 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s on anti-partisan warfare in France 1943–194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1 (2008), 797–9, 818–19.

劫掠仅仅是对平民所犯罪行的冰山一角。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的整个过程中，千百万平民被杀害或饿死，其中不知道有多少是践踏其土地的军队和安全部队所犯暴行的受害者。就像军队之间的罪行一样，平民死亡也是由诸多不同动机和环境造成的。然而，想要找出遇难人数和暴行目的却被证明困难重重，因为从来没有过关于遇难人数和总体损失的准确记录。有一个例外是在意大利发生的暴行，整个半岛上的受害者人数和各种暴行的具体情况都已被登记在册。在1943—1945年，德国军队和意大利法西斯党民兵（墨索里尼的傀儡“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队）有5566起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导致23479人遇难。他们被杀要么是作为对意大利游击队袭击的报复，要么是作为对其在军队眼中的反抗之举的集体惩罚，有几次还是由于村民在接到离开前线地区的命令时拒绝行动。几乎1/3的受害者是在未持有武器的情况下被围捕抓住的男女游击队员，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尽管在不少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女性和儿童也遭到大量杀害，但意大利87%的遇难者是男性，大部分是兵役年龄。 对女性和儿童的杀戮只发生在几次格外残暴的惩罚性屠杀中，包括发生在博洛尼亚附近索洛山的暴行，770人遇害，从而成为西欧战场上单次被杀人数最多的暴行。 在法国，最臭名昭著的暴行是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部队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的屠杀和毁村事件，事件中有642人遇害，其中有247名女性和205名儿童，这次屠杀是作为对当地法国抵抗运动的报复。德军对法国平民的屠杀导致了在盟军进攻诺曼底期间法国游击队袭击的升级，在此前的数年里，他们一直在尽可能避免采取暴力。1944年6月，7900名平民遇害，其中4000人是被“帝国”师杀害的。

Alastair McLauchlan,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n Okinawa：guilt on both sides’,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13 (2014), 364–77.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2003), 284;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119–21.

在东欧、东南欧和亚洲的战争中，被杀、饿死或遭受折磨的平民数量让西欧的暴力完全相形见绌。在轴心国与苏联的战争中，平民死亡总数估计达到1600万人（其中150万是苏联犹太人）；死于波兰者达到600万人，其中一半受害者是犹太人。没有关于中国遇害平民的准确数字，但估计在1000万到1500万之间。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占区也有数十万平民丧生，其中菲律宾在日本占领的最后阶段死了15万人。约有10万冲绳人（都是日本公民）在这座岛屿的残酷攻防战中死亡，死于日美两军之手；他们身陷残酷的前线，死于空袭和炮击，被双方夺走了食物，被赶出避难所而被机枪火力扫倒，如果他们想要投降，就会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捅死或是炸死。 在游击战争中，平民们一旦被怀疑与敌人合作，或是想要故意隐藏粮食，不交给前来征粮的游击队，就会死于游击队的暴力之下。在缅北，有些游击队半兵半匪，他们掠夺当地民众，把村庄夷为平地，杀害抵抗其掠夺的农民。乌克兰的苏联游击队对待本应要去解放的民众毫不留情，会公开绞死疑为投敌者的人。 苏联的民众也会由于被疑投敌，而成为他们自己政府的牺牲品。战争期间，数百万人被驱逐到苏联境内流放地，包括1939—1941年被苏联占领的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数十万人：1941年，伏尔加德裔（18世纪移居俄国的人口）的后裔被整体指控为从事第五纵队活动；女性和儿童被送到中亚的临时营地，男性则被送到劳动营，数以千计的人死在那里。1944年，轮到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非俄罗斯人，他们被赶出家园，迁徙到西伯利亚。每个苏联公民都有可能因为轻微的违法或渎职行为而被指控为蓄意破坏或失败主义，这可能会让他们被送进劳动营，1940—1945年有97.4万人丧生于此。

关于东线德国占领当局的殖民性质，见Wendy 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Chapel Hill, NC, 2005), 19–29。关于德军在东线和西线的不同做法，见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s’, 797–8 ,802–3。 Patrick Bernhard, ‘Behind the battle lines： Italian atrocities and the persecution of Arabs, Berbers and Jews in North Africa in World War II’,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6 (2012), 425–32. Patrick Bernhard, ‘Die “Kolonialachse”. Der NS-Staat und Italienisch-Afrika 1935 bis 1943’, in Lutz Klinkhammer and Amedeo Guerrazzi (eds.), Der ‘Achse’ im Krieg： Politik, Ideologie und Kriegführung 1939–1945 (Paderborn, 2010), 164–8. 关于意大利军队所犯暴行的总体研究，见Gianni Oliva, ‘Si Ammazza Troppo Poco’： I crimini di guerra italiani 1940–43 (Milan, 2006)。

即便如此，欧洲和亚洲的绝大部分遇难平民是死于前来征服的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之手。占领欧亚大陆之举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困难。日本军队发现自己占领了一块有1.6亿人的地盘，自己的军队和军事管理机构在沦陷区已不堪负荷；德国和其他轴心国军队占领了有6000万人的苏联地区，而守卫这些地方的军事和安全部队只有几十万人。治安对于日本和德国的指挥官来说都是优先事项，但是这一任务之艰巨令人生畏，抵抗行动无处不在，难以预料。苏联和中国有着仿佛无穷无尽的空间，危险也同样无穷无尽。侵略者怀着恐惧和藐视态度戕害当地民众；这都是些被认为适合殖民的地区，他们对民众的残酷对待也呼应了暴力殖民扩张的漫长历史。那些抵抗殖民计划的人是得不到国际法保护的。德军对待东方民众的态度与西欧和北欧截然不同。 殖民地模式同样被意大利人用在对付战前埃塞俄比亚民众抵抗和战时利比亚起义的暴行中，那里的军队和意大利非洲警察在镇压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起义时使用的方法——大规模处决、公开绞刑和鞭笞——被认为在殖民过程中是可接受的。当地殖民者自己也会报复起义者，有些起义者被用手榴弹炸死，有些被活活烧死，有些被拿来当作打靶练习。 意大利殖民地警察会配合德国安全部队，为德国自己的东方殖民地警备部队提供顾问和训练。相似的安全措施也扩大到了意大利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统治，他们在那里焚烧村庄，处决平民，这都呼应了他们在非洲的所作所为。

Alex Kay, ‘Transition to genocide, July 1941： Einsatzkommando 9 and the annihilation of Soviet Jewry’,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7 (2013), 411–13; idem, ‘A “war in a region beyond state control?”’, 112–15.

侵略者在苏联和中国的治安策略都是出于一种需要，即为在遥远前线作战的军队主力营造安全的后方地域。在这两国，侵略者发现自己面对着的不仅是对方的正规部队，还有各种非正规抵抗，这些抵抗来自脱离了自己部队的士兵、民兵，还有决心抵抗殖民计划的民众。在中国，正规军士兵会脱掉军服，混入民众，加入在日军后方活动的大量游击队。在苏联，有些社区很难监管，抵抗者可以扮作普通工人而不被注意，就像那个在德国白俄罗斯政委威廉·库贝的明斯克总部里将其刺杀的年轻女孩那样。在这两国，日本军队和德国军队都把非正规军的反抗视作对其军队的安全和状态的深刻威胁，要坚决而残酷地加以解决。在日本，军队被准许用“严重处分”或在战场上“现地处分”来对付反抗。当地指挥官经常面临着伏击、刺杀和狙击的威胁，基本可以恣意妄为，让部队随意杀害平民，烧毁村庄，以及不加限制地处死人质。德军从侵苏战争开始时起，就获准使用所有手段来确保治安。1941年7月，希特勒在他的东普鲁士大本营要求将领们尽可能快地安定被征服地区，“枪毙任何哪怕只是看起来可疑的人”。7月25日，陆军总司令部签发一份指示，要求“无情镇压”所有对德国军队的非正规攻击和暴力行为，如果找不到袭击者，就要采取“集体暴力措施”。这些指示从战争伊始就为针对任何疑似威胁的极端暴力打开了通路。非正规军人被公开绞死，杀鸡儆猴，村庄被夷为平地。德军在入侵几周内就处死了数以千计的人质。安全部队首脑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当月发布了一份指示，允许在战场上处决所有“激进分子（破坏者、造势者、狙击手、刺客、煽动者等）”，为无限制的暴力松开了缰绳。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283–4. Tanaka, Hidden Horrors, 186–92; Harries and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405.

随着苏联和中国的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对平民和游击队威胁的处置变得激进。到1941年5月，中国战场上估计有46.7万游击队员，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则是从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渗透进来破袭日军交通线的部队，其总数比利用日军后方法外之地捞取好处的匪帮成员多一些。 日本士兵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恐惧，被投射到了游击队出没地区的无助民众身上。前来惩罚的日军对待中国平民十分极端。日本兵不仅会把他们的沮丧、受到的残暴训练和持续焦虑发泄在沿途的民众身上，还常常会带有蓄意而丑陋的虐待倾向。有时候这是部队推进时突发的暴力冲动的产物，就像他们在南京的肆意屠杀正是由胜利狂热和复仇心态的恶性结合所致。有些时候他们似乎纯粹是为了通过残酷的景象来取乐，就像新几内亚一个美国特派团的年轻姑娘被捂住嘴砍掉脑袋，或是荷兰小孩被迫爬上椰子树，直到力尽跌落，摔在下面等着他们的刺刀上。有时候这是古怪计划的产物，最奇怪的是南太平洋新爱尔兰岛上30名被拘押平民的死，包括7名德国神职人员，他们是日本的德国盟友的人。这些人不是简单地被枪毙，日本军官蓄意安排了令人惊恐的杀人方法。日本人让被拘者背个包去码头边，等着坐船去另一个地方。随后他们被一次一个地带过去坐在码头边，彼此互不知晓。到了这里，他们头上被套上一条帽兜，之后站在两边的人迅速拉紧绳套。无声的勒杀之后，他们的尸体被用绳子绑在一大块混凝土上，然后被扔到大海里。

Henning Pieper, ‘The German approach to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57 (2015), 631–6; Alexander Prusin, ‘A community of violence： structure, participation, and motiv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1 (2007), 5–9. Storchi, Anche contro donne e bambini, 29; Ben Shepherd, ‘With the Devil in Titoland： a Wehrmacht anti-partisan division in Bosnia-Herzegovina, 1943’, War in History, 16 (2009), 84; Edward Westermann, ‘“Ordinary men” or “ideological soldiers”? Police Battalion 310 in Russia, 1942’, German Studies Review, 21 (1998),57. 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 806; Shepherd, ‘With the Devil in Titoland’, 84–5. Storchi, Anche contro donne e bambini, 23; Lieb, ‘Repercussions of Eastern Front experience’, 798.

随着非正规抵抗愈演愈烈，德军的镇暴行动也变得激进。和日本一样，残酷的集体惩罚也被用来警告民众不要对抗德国的要求，也不要为游击队提供任何帮助。德国的回应措施由正规军和在后方工作的警察单位共同执行，他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和对付游击活动，安全警察和保安处都会参与其中。他们围捕嫌疑者，严刑审讯，大部分时候会将其处死。 德国当局认为自己打的是一场老式的恐怖战争，自己可以合法地以足够严酷的恐怖手段来阻止更多的恐怖行动。从1941年起，德占区各地的暴动者都被定性为“匪徒”或“匪帮”，以强调他们的罪犯身份，避免任何让他们被当作战士的危险可能性。反恐的论调渗透在了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指示中，从希特勒的指挥部发出，沿着指挥链传播开来。1942年8月，希特勒指责了“多到无法忍受”的恐怖袭击，下令采取“灭绝政策”。这道命令之模糊，足以让前线部队肆意屠杀。12月，希特勒最终批准了使用“最残酷的手段……女性和儿童也适用”，尽管德军部队和安全人员早就在反游击扫荡中杀害女性和儿童了。1944年7月30日，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关于“与恐怖分子和破坏者的战斗”的进一步指示，明确在需要采取激烈措施时不应顾虑平民。 在地方层面，指挥官们也会用自己的理解来解读中央指示。1943年在克罗地亚的大规模镇暴行动中，德军指挥官发布了这样的指示：“所有能确保部队安全的手段……都是合法的……没人会因为过度残暴的行为而承担责任。”从乌克兰调到法国担任指挥官的卡尔·基青格将军指示说“更强硬的方法”总是“正确的那个”。 研究显示，并不是所有单位都会如此行事，但军官们还是受到巨大压力，上面要求他们不要羞于屠杀平民。驻法德国空军副司令胡戈·施佩勒元帅警告他的指挥官们，他们如果行动“软弱而犹豫”就会受罚，但是“太残酷的措施”是可以容忍的。士兵们也被告知，那些怀有道德顾忌的人是在“对德国人民和前线士兵犯罪”。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91–2;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117–21. Giovanni Pesce, And No Quarter： An Italian Partisan in World War II (Athens,Ohio, 1972), 211.

德国极端的镇暴政策覆盖了整个族群，男女老幼皆不能置身于事外，这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抵抗者确实使用了恐怖战术来对付占领军，想要打一场1945年后在全球蔓延的那种非对称战争。占领军（尤其是在战场后方地域）那种深刻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源于对手无法预知的行动，这些对手藏身于视线之外的遥远群山密林之间，或隐于城市人群中。反抗者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将不会有法律保护，因此对敌人也毫不留情。在苏联，被游击队抓住的德国士兵通常都会被处死。一名年轻的游击队员后来回忆道，两名德国兵被抓住时就连“小孩都想要至少用棍子揍他们”。这种报复在苏联游击队员中实在算是太柔和了，他们还会毒打俘虏，挖掉他们的眼睛，割下耳朵和舌头，再把他们的俘虏砍头或者淹死。 一名意大利游击队员乔瓦尼·佩谢在战后撰文，讲述了这场双方都毫不留情的战斗：“我们用恐怖对抗敌人的恐怖，用报复对抗敌人的报复，用伏击对抗敌人的围捕，用突然袭击对抗敌人的抓捕。” 在米兰几个星期的战斗中，佩谢的旅取得的成绩显示了他经历的战役的恐怖性：

Giovanni Pesce, And No Quarter： An Italian Partisan in World War II (Athens,Ohio, 1972), 176.

7月14日（1944年），两名游击队员重伤了法西斯党奸细奥迪拉·贝托罗蒂，当天晚上，两名游击队员在突尼斯大街摧毁了一辆大型德国卡车。一名想来阻挡的德国军官被打死了。从7月20日到8月8日，八辆大型卡车和两辆德国军官车被毁。三辆大型卡车被用“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烧掉。在莱奥帕尔迪街，一辆德国坦克被烧，两名军官被打死。

佩谢等人进行的恐怖活动的代价落到了当地平民身上，德军下发的指示中称他们为“匪徒的帮凶”，他们的村庄被摧毁，居民则被一轮轮暴行屠杀。最后，轴心国对恐怖袭击的打击导致数百万平民丧生，而其目的只是要消灭数千危及其部队的人。

Merridale, Ivan's War, 269.

盟军地面部队一般不会杀戮沿途平民，因为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战，也希望人们能如此看待他们。苏联红军确实会报复那些与轴心国占领军合作的苏联人，但通常都是先审判再处决。在东普鲁士，第一支踏上德国土地的苏联红军部队对进入的首批村镇进行了断断续续但极度暴力的毁灭，是他们途经的被毁灭的苏联乡村让他们如此愤怒。“当你驱车穿过燃烧的德国城镇时，快乐是发自内心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我们在为所有一切复仇，我们的复仇是正义的。以火还火，以血还血，以死亡还死亡。” 但在最初几天的暴行后，苏联指挥官开始以更严格的纪律减少对财物的毁坏和对德国平民的杀戮（但对大量的强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多少平民死在最初的复仇渴望中已不可知，但那些以各种形式为希特勒独裁政权服务的德国平民后来被抓起来，送进前德国集中营，那里在1945—1946年有超过4.3万人死亡，主要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