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3

Manfred Weissbecker, ‘“Wenn hier Deutsche wohnten”： Beharrung und Veränderung im Russlandbild Hitlers und der NSDAP’, in Hans-Erich Volkmann (ed.),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1994), 9. Milan Hauner, ‘Did Hitler want a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15–32.

然而，当1933年2月希特勒第一次把“在东方建立生存空间并将其无情地德国化”作为一项长期目标向军队领导人提出时，人们并不太确定他到底打算做些什么。 虽然历史学家们努力想要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以来的各种零散表述中挖掘他的意图，但除了想要向欧亚大陆扩张未来德国的生存空间之外，他们并没有找到他有任何详细计划的迹象。希特勒本人显然受到了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接触到的关于“生存空间”说法的影响，他后来的思维大多是在此框架下发展的。希特勒关于要在概念上的“东方”进行征服的想法来自延续了40年的德国帝国主义思想，但是除了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态度和关于德国人民的未来“在东方”的常见表述外，30年代以来并没有什么东西能表明希特勒的具体目标或者他脑子里的“东方”到底是什么。关于他想要最终“统治世界”的观点仍然只是个推测，虽然他明确想要德国进行扩张，为建立一个堪比英法甚至美国的全球大帝国提供基础。 就希特勒而言，关于哪些事情在现实中可行的想法更多地来自对现实的回应，而不是原本的计划，他的战略是机会主义的、短期的，只有对获得生存空间的痴迷从未变过。

‘Colloquio del ministro degli esteri, Ciano, con il cancelliere del Reich, Hitler’,24 October 1936, in 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 8 serie, vol v, 1 settembre–31 dicembre 1936 (Rome, 1994), 317. Bernhard, ‘Borrowing from Mussolini’, 623–5.

到30年代中期，谁是希特勒的朋友已经比较明显了，谁是敌人却还不太清楚——除了犹太人，在希特勒眼里他们始终是德国人民为国家诉求而奋斗时的主要敌人。在整个1936年里，日本和意大利这两大帝国主义侵略国家与德国越走越近。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协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进来）。1938年，德国和意大利双双承认了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6年10月，意大利与德国达成了一项非正式条约，由于墨索里尼宣称欧洲现在将要以罗马和柏林为“轴心”旋转，这一条约后来也被俗称为“轴心条约”。在会上，希特勒同意认可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海”，还向意大利领袖保证说，德国的野心现在“指向东方和波罗的海”。 意大利在国际联盟强国的反对之下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这给德国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37年，德国出版的许多图书赞许了意大利向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殖民，其关键论调都指向了英帝国——“一个海盗国家”“掠夺了半个世界”。在汉斯·鲍尔（Hans Bauer）写的《殖民地与第三帝国》（Colonies and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被捧为德国的榜样，德国要仿效意大利，撕毁《凡尔赛和约》，夺取自己的殖民地生存空间。

Wolfe Schmokel, Dream of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1919–1945 (New Haven,Conn., 1964), 21–2, 30–32; Willeke Sandler, Empire in the Heimat： Colonialism and Public Culture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2018), 3, 177–83. Robert Gordon and Dennis Mahoney, ‘Marching in step： German youth and colonial cinema’, in Eric Ames, Marcia Klotz and Lora Wildenthal (eds.),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Lincoln, Nebr., 2005), 115–34. Linne, Deutschland jenseits des Äquators?, 39. CCAC, Christie Papers, 180/1,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Göring’, 3 Feb. 1937,pp. 53–4.

在德国国内，呼吁海外殖民的声势再次高涨，这体现了人们对希特勒战略方向的猜测。随着《凡尔赛和约》迅速失效，曾在20世纪20年代闹腾个不停的一小群殖民主义拥趸开始希望希特勒或许能找到办法收复在非洲和太平洋失去的领地，或者找到新地盘。1934年，纳粹党成立了一个殖民地政治处，由前殖民地长官（兼纳粹党头目）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将军负责，1936年，现有的殖民地组织被“整合”进了冯·埃普领导的新的“帝国殖民地联盟”。1933年，殖民主义游说团体只有3万名支持者，但到了1938年，新的联盟成员多达100万人，到1943年超过了200万人。 关于殖民地的宣传品数量也在激增，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区区几本出版物增长到同年代后半期的每年45—50本。德国年轻人被英雄式的殖民地冒险故事和电影鼓动。德国还出版了一本《在校希特勒青年团殖民地手册》，让年轻人做好未来接管殖民地的准备。 沙赫特还鼓动了许多关于非洲无论如何都能缓解稀有金属的匮乏并能提供大量异域美食的议论。这位经济部长在莱比锡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对于一个工业国家来说，拥有殖民地以获取原材料并扩大国内经济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希特勒政权在1936—1937年利用了人们对海外殖民的热情，试图在英法之间制造矛盾，但实际上这种殖民主义呼声对新的德国领导层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德国领导层对领土的胃口在大陆，而不在传统的殖民地。“我们想要在东欧放手干。”戈林在1937年2月对来访的英国人士说。作为回报，德国将会尊重英国的帝国利益。 至于非洲帝国的想法，则要到1940年夏季老牌帝国被打翻在地后才被重新提起。

Colonel Hossbach,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in the Reich Chancellery, November 5 1937’,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Ser. D, vol. I, (London, 1954),29–39. Geoffrey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Kans, 2000),41–8.

直到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才在帝国总理府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明确的扩张计划，这次会议后来因他的陆军副官弗里茨·霍斯巴赫（Fritz Hossbach）的评论而臭名昭著。当时他召来军队的各位司令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伯爵，向他们阐明了自己关于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和族群未来问题的已有战略构想。德国人民的数量和种族稳定性令他们“有权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国家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空间需求的解决”。他认为海外殖民地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在欧洲找到的原材料产地更有用，离帝国更近。”英帝国已经衰落，不太可能插手，离开了英国，法国也会袖手旁观。希特勒告诉他的听众，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养活500万至600万德国人，如果国际环境允许，它们早晚会在1938年的某个时间成为德国的生存空间。但军队和外交部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担心这会危及德国经济和军事复苏的成果。 军队司令们和冯·诺伊拉特的冷淡态度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1938年2月，军队指挥机构更替，战争部长被解职。希特勒自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职，并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来服务他的新职务。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被解职，由纳粹党外事发言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取而代之。沙赫特仍然在批评未来重新武装的风险，也不愿放弃围绕非洲利益的努力，结果被纳粹党新闻官瓦尔特·冯克（Walter Funk）取代，这是个奢侈而无能的人，此时唯戈林马首是瞻。

即便是这一新的战略路线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希特勒明白，德国启动扩张的时机有赖于其他列强的态度，以及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因担忧日本和意大利的威胁，或者是苏联日益增长的潜在威胁而分心。但是最终，1938年作为可能的启动日期是定下来了的。“霍斯巴赫”会议一个月后，军队被告知要为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应急计划。1938年3月，希特勒判定，情势已经足够有利，能够采取第一步行动了。此举的后果无法预料，希特勒就像在莱茵兰采取行动时一样再度犹豫。最后，戈林牵头强迫奥地利人屈服，并同意德军于3月12日开进该国。此事并未引发严重的国际抗议，这为下一个决定铺平了道路。5月28日，希特勒召集军队领导层开会，确认了“绿色行动”作战计划，下一步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征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将记录了希特勒对动手机会的评估：“俄国：不会参与此事，没有准备好主动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担心俄国人突袭，不会采取行动对抗德国。东亚：英国主要关注的是这里。”希特勒的结论是，动手的时机到了：“必须抓住有利时机……闪电式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就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一样，在中欧的决定性武力行动同样标志着德国此时已不再顾虑旧的国际秩序，想要单方面建立一个新秩序。

之后的英法干涉，以及9月30日签订《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地区的事情就是耳熟能详的了。虽然希特勒想要的是一场短促的帝国战争——至少不能像日本和意大利打的那种仗一样——但发生在欧洲的危机比发生在遥远的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的危机引来了更多的国际关注。9月28日，希特勒在戈林和冯·诺伊拉特的劝说下勉强同意分步骤拿下捷克斯洛伐克，此前一天，他刚刚会见了英国特使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派他来告诉德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将导致战争。有些高级军官开始担心起希特勒的冒险来，他们开始考虑在1938年秋发动政变推翻这位独裁者，但这场政变还要再等6年，并经历几次大败仗之后才成为现实。最终，希特勒放弃了他的小规模战争，接受了妥协，这让德国几乎立刻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0月1日，德国占领了这里。捷克人不得不接受自己国家斯洛伐克半边事实上的自治，并接受不利的对德经济协定。6个月后，即1939年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赫（Emil Hácha）被召到柏林，被迫屈服于德国领导人施加的沉重的、无法抵抗的压力，随后，德军开进了布拉格。第二天，希特勒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省实施托管。斯洛伐克傀儡政府成立。

Bryant, Prague in Black, 29–45; Alice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ohemia and Moravia’, in Richard Overy, Gerhard Otto and Johannes Houwink ten Cate (eds.), Die ‘Neuordnung’ Europas： NS-Wirtschaft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 (Berlin, 1997), 84–8. See too Winkler, Age of Catastrophe, 658–60.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50–58.

这些吞并行动的帝国特征显而易见，虽然这种帝国主义与仅仅20年前还统治着这片区域的传统王朝帝国的帝国主义并不相同，更像是欧洲之外常见的帝国模式。尽管奥地利是在全民公投几乎一致通过的情况下并入大德意志的，但这仍属于德国帝国扩张过程的一部分。奥地利人发现自己要遵守的法律体系是之前煽动他们加入德国的那群人没有告诉过他们的，而为这一地区取的名字，奥斯特马克（Ostmark），也很像是1914年前这里内部殖民地的称呼。为了强调这里属于德国，奥地利人的历史遭到了抹除。作为《慕尼黑协定》的结果，苏台德区也以相似的方法被并入了大德意志，这也终结了当地德语民族主义者关于建立独立苏台德国的野心。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托管”很像是中国东北的境遇：德国的保护官是这一地区的总督，负责对外事务和防务，一套地方政府体系则管理着警察、地方行政和执法，所有法律条文最终都是来自柏林政府。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套以哈赫为首的行政管理体系得到保留，以组织托管工作的日常运转，但是根据1939年3月16日的法令，其工作开展必须“与德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要相协调”。约1万名德国官员监督着40万捷克人的工作。 德国军方还对关键性战略资源、民防、出版和宣传，以及对捷克斯洛伐克德裔居民的征兵实施了专门的军管。在所有被吞并地区和托管区，“公民权”成了按种族区分公民（citizen）和奴仆（subject）的关键因素，就和在埃塞俄比亚一样。在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公民权只留给那些经过认证的纯种德国人，犹太人和非德裔则只是奴仆；在托管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能够享受德国公民权（虽然许多人实际上享受不到），但捷克人仍然只是德国保护官的奴仆，犹太人则连这点可怜的权利都没有。与捷克人通婚的德裔将失去公民权，这就在托管区形成了种族隔离。公民和奴仆适用的法律框架是不同的：公民受德国法律的约束，捷克人则受总督制定的规章和条文的约束。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者遭到了不受任何约束的镇压，就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日本在中国所做的那样。

详情可见Ralf Banken, Edelmetallmangel und Grossraubwirtschaft：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Edelmetallsektors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5 (Berlin, 2009), 287–91, 399–401。 Overy, War and Economy, 147–51. Overy, War and Economy, 319–21;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89–92.

在整个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托管地，关键的经济资源都被德国国有企业和银行霸占，而黄金和外汇，无论是属于国家还是当地犹太人的私产，都被抢走送进德国中央银行。 其中的关键机构是“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这家1937年6月成立的公司具有国家背景，旨在由国家掌控德国的铁矿石供应。通过逼迫个人投资者把他们的股份卖给国家，帝国工厂很快获得了奥地利主要铁矿和机械制造部门的控股权。在苏台德区，德国的“四年计划”机构早在吞并之前就已经梳理出一系列重要的矿产资源，现在，帝国工厂立刻采取行动，控制了褐煤的供应，并借此在当地的布鲁克斯（Brüx）发展石油合成工业。 托管地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矿产和大量炼铁厂、炼钢厂，还有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斯柯达和捷克斯洛伐克兵工厂。到1939年底，帝国工厂组织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企业的控股权。那些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拥有或部分拥有的企业都依照“雅利安化”犹太人商业利益的法规被掠夺，这一进程从希特勒刚刚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之时就开始了。路易斯·罗斯柴尔德也被德国占领军扣下来当作人质，直到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托管地的大量资产全部交给德国才被释放。帝国工厂的资本最终超过了50亿帝国马克，是最接近它的德国企业化工巨头法本公司的5倍。和落入日本之手的中国东北的物产一样，这些资源也帮助德国维持住了高水平的军工生产，在这个完全由柏林掌控的紧密的经济体里，这些举动还为殖民地开发提供了所需的资本。

Bryant, Prague in Black, 121–8. Teichova, ‘Instruments of economic control’, 103–4.

希特勒表现出来的对“生存空间”的理解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虽然他在霍斯巴赫会议上放言要从奥地利驱逐100万人，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200万人，但实际上人口迁移主要涉及的是大约50万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犹太人，他们试图到国外寻求避难所，以逃避德国对这些领土进行种族重构的明确计划。负责新占领土的德国官员们常常为了未来政策是应当基于种族同化还是种族隔离而进行探讨。直到后来的战争中，德国政府才开始探索将托管地作为德国移民区对待，并驱逐所有无法“德国化”的捷克人——预期占捷克人口的一半。 一项剥夺捷克农民财产，并将其田地分给德国人的计划开始小规模实施，但扩大化还要到后来开始：到1945年，占地55万公顷的1.6万个农场被没收。

Roman Ilnytzkyi, Deutschland und die Ukraine 1934–1945, 2 vols.(Munich,1958), i., 21–2.

尚不清楚希特勒是何时决定“东方生存空间”这一概念更适合波兰的。直到1938年底，波兰人都被认为是德国主导的反苏联盟的潜在盟友，人们觉得他们会把在凡尔赛拿到的德国土地归还给德国，并自愿成为德国的卫星国。直到波兰政府一次次拒绝德国关于建设横跨波兰走廊但归德国管理的铁路和公路，以及将国际联盟直管的自由市但泽归还给德国的要求后，希特勒才决定向波兰发动曾在1938年未能实现的小规模战争，并武力掠夺波兰的资源。波兰此时占据了原本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煤钢产区的大部分，但也提供了大片区域给德国移民，并输出了丰富的农产品以满足德国人民所需。在1939年5月23日的会议上，当希特勒向军队领导人提出他进攻波兰的意图时，他宣称：“这次的目标不限于但泽。对我们来说，这次要全部拿下我们在东方的生存空间，得到我们的粮食供应。”希特勒继续说，粮食供应只能来自东方，因为那里人口稀疏。德国成熟的农业技术将会把这一地区的农业产量提高数倍。

对这一主张最强烈的推崇，见Gerhard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Chicago, Ill., 1980)，以及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London, 2006), 332–5, 662–5。另一种不同的理解，可见Overy, War and Economy, 221–6。 Overy, War and Economy, 238–9. IWM, Mi 14/328 (d), OKW minutes of meeting of War Economy Inspectors,21 Aug. 1939; OKW, Wehrmachtteile Besprechung, 3 Sept. 1939.

然而，向波兰发动的帝国战争会与一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样面临欧洲其他强国干涉的风险。只要波兰能够默许德国的威胁，希特勒或许就会第二次接受托管解决方案，但是出乎希特勒的预料，1939年3月底，英国公开宣布保证波兰主权不受侵犯，法国也紧随其后。在整个夏季，德国军队都在精心进行战争准备，德国外交机构试图离间波兰和担保国之间以及两个担保国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成功。宣传机器开动起来，以保护波兰德侨免遭所谓波兰人的暴行为由，在国内煽动起了对发动战争的支持，并制造波兰即将进攻的假象。既然英国和法国对波兰的支持无法动摇，于是希特勒寻求与苏联达成共识以保证苏-英-法联盟不会阻碍他的小规模战争。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希特勒拿来向周围的人证明西方国家将不再敢前来干预。虽然人们常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在1939年想要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是因为重新武装给他脆弱而不堪重负的经济带来的代价迫使他必须赶在为时过晚之前向西方发动战争，但是几乎所有证据都显示，希特勒要的是一场能让他向东扩张生存空间的局部战争，而不是向英法帝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这是十年帝国扩张的完结，而非世界大战的序幕。 夺取更多土地和资源的经济动机自然是有的，但这并不是要发动世界大战，如果大战真的打起来，这些额外的资源最后也会被用掉。在希特勒看来，只要做好在1942—1943年爆发大战的准备就行了，到时候扩军计划就会完成。 1939年8月21日，希特勒仅仅授权进行有限的经济动员，为的只是区域性和短时间的冲突；启动全面经济动员的命令要到英法对德宣战后才下达。

Richard Overy, 1939： Countdown to War (London, 2009), 31–40. Hildegard von Kotze (ed.),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5： 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Stuttgart, 1974), 60, entry for 29 August; IWM, FO 645,Box 156, testimony of Hermann Göring taken at Nuremberg, 8 Sept. 1945,pp. 2, 5. Cited in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1976), 571.

然而，随着计划进攻日期的临近，风险开始倍增。希特勒再一次犹豫了。入侵原定在8月26日，当英国与波兰结盟的消息传来，意大利又说它不会遵照5月签订的钢铁协议在更大范围的战争中加入德国一边时，这个时间被推迟了。来自伦敦的情报显示，这回英国要动真格了。 但希特勒克服了自己的疑虑，下令8月28日军队开拔，9月1日早晨发起战役。他始终认为，英法帝国已经衰朽，因害怕意大利在地中海、日本在东亚的野心而畏缩不前，他确信一旦波兰确定在军事上无法挽救，西方国家就会想办法丢掉波兰。他的一名军事助手发现，他明确地表达了他想要和波兰人打仗，但“完全不想和其他国家开战”。戈林后来在战后审讯中坚持，希特勒确信他能与西方就波兰达成一致，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那样。“如我们所见，”戈林声称，“他对此十分确定。” 希特勒拒绝了所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不想在他的第一场帝国战争中就因为领导层的意见不统一和不恰当的焦虑而受到欺骗。“我决心已下，”他告诉他的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不再听那些人的意见，他们已经误导了我十几次，我要依赖我自己的判断，这对我的帮助每一次（从莱茵兰到布拉格）都比优秀专家更大。”

Vejas Liulevicius, ‘The language of occupation： vocabularies of German rule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World Wars’, in Robert Nelson (ed.), Germans, Poland, and Colonial Expansion in the East (New York, 2009), 130–31. Alexander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Blitzkrieg, Ideology, and Atrocity(Lawrence, Kans, 2003), 6–7. Alexander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Blitzkrieg, Ideology, and Atrocity(Lawrence, Kans, 2003), 7, 24–5, 27. Winfried Baumgart, ‘Zur Ansprache Hitlers vor den Führern der Wehrmacht am 22 August 1939’,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9 (1971), 303.

这个突然而大胆的决定，和1935年墨索里尼断然拒绝关于不要为了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计划而冒战争风险的怯懦建议颇为相似，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动摇。就和意大利的非洲冒险一样，战前的扩军备战令放弃战役成为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德军许多指挥官欢迎这场进攻波兰的新战争，认为它重启了其中很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过的东线战斗，也延续了1919—1920年沿着新的德波边界发生的一系列战后冲突，当时许多退伍士兵加入了自愿组建的自由军团，去与波兰军队作战。波兰被认为只是个“季节性国家”，是《凡尔赛和约》的私生子，十分适合德国人移民过去。 德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在1939年春季向军事学院的听众说，对波兰开战被纳入议事日程让他“如释重负”。“波兰，”他继续说，“不仅必须被打倒，还要尽快进行清算。” 1939年夏季，德国士兵们被告知，他们面对的敌人“残忍而狡诈”；一份关于波兰武装部队的报告给当地农业人口打上的标签是“残暴、野蛮、无信义、满口谎言”。哈尔德觉得波兰士兵是“欧洲最蠢的”。德国军官们很容易就接纳了这种反波兰的偏见，并觉得波兰是咎由自取，因为它阻挡了德国向“自古以来的德意志土地”扩张，正如一位步兵师师长在入侵前夜向他的部下说的那样：“这是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 希特勒并未把即将到来的战争视为一场传统的强国间的冲突，而是视为对野蛮人和危险敌人的打击，因此在作战时不应表现出任何同情，他在8月22日告诉他的指挥官们，他们应当拿出“最大限度的残酷，毫不留情”。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又说要在一块应“消灭其人口以供德国移民”的土地上从肉体上消灭波兰人。

Elke Fröhlich (ed.),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Band 7： Juli 1939–März 1940 (Munich, 1998), 87, entry for 1 Sept. 1939; Christian Hartmann,Halder： Generalstabschef Hitlers 1938–1942 (Paderborn, 1991), 139.

8月31日下午4点，希特勒下令第二天早晨开始进攻。他向哈尔德保证说“法国和英国不会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元首不相信英国会介入。” 当晚，德国发动了代号为“希姆莱”的行动，伪造了波兰人进攻德国前哨阵地的假象：党卫队在霍希林登（Hochlinden）海关丢下了6具穿着波兰军服的集中营囚犯的尸体，在格莱维茨（Gleiwitz）广播电台用波兰语播出了一段无礼的消息，还在地上丢下了一具波兰囚犯的尸体，作为波兰人侵犯边境的证据和发动战争的理由。这和1931年日军在中国东北破坏铁路的做法一样拙劣。9月1日凌晨5点前不久，第一架德国飞机空袭了波兰小镇韦伦（Wieluń），同时，正在访问但泽港的德国训练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向港内的波兰堡垒开炮。接下来的战役应当迅速结束，西方列强只能接受既成事实。“白色计划”从1939年4月就开始制订，到9月1日已有150万德国士兵进驻东普鲁士、德国东部和斯洛伐克，支援他们作战的有1929架飞机和3600辆装甲车辆，大部分装甲车辆被编入10个摩托化师和5个新组建的装甲师。这些都是高度机动的多兵种军团，拥有大量坦克，在一批批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的支援下深入波兰领土，他们将为普通部队担任进攻矛头，那些靠步行和骡马的普通部队将紧跟其后，扩大装甲铁拳的打击成果。

关于军事平衡，可见Klaus Maier, Horst Rohde, Bernd Stegmann and Hans Umbreit,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 Die Errichtung der Hegemonie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Stuttgart, 1979), 102–3, 111。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84–5. Halik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84; Maier et al.,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II,133. Soviet figures in Alexander Hill, ‘Voroshilov's “lightning” war–the Soviet invasion of Poland, September 1939’,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7(2014), 409. 关于空军，见Caius Bekker, The Luftwafe War Diaries (London, 1972), 27–78,466。

波兰军队要到当天晚些时候才完全行动起来，他们怕激怒德国人。从表面上看，这支军队的实力并不比德国人弱多少，各军种共有130万人，但支援其作战的只有900架大多已过时的飞机和750辆装甲车辆。 波兰的战争准备依据的是更传统的作战经验。波兰人的希望是，波兰军队能够在边境附近顶住进攻，同时国内完成动员，之后部队有序撤退，在预设的坚固支撑点周围固守。波兰空军很快被打垮，半数飞机在第一周的战斗中被摧毁，100架残余的飞机被命令飞往罗马尼亚的基地以免被全歼。 推进的德军面对着各地的顽强抵抗，但仅仅一个星期后他们就打到了距离华沙仅仅65千米处。正如人们常提到的，这并不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9月13—16日，双方沿着波兰首都前的布楚拉河爆发了一场恶战。德军装甲部队的飞机损失不断增加。之后，9月17日，在德国的催促下，100万苏联军队从东边发动进攻，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占领了划给苏联的一片波兰领土。波兰人在两线进行着实力悬殊的战斗，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由于波兰人拒绝宣布华沙为不设防城市，这里从9月22日起便遭到了炮击和轰炸的严重摧残。5天后，华沙陷落，波军最后的堡垒莫德林也于29日失陷。小规模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初。约有69.4万波兰军人走进了德国的战俘营，23万人落入苏军之手，还有估计8.5万到10万人逃往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波兰军队总共战死6.63万人，受伤13.37万人；德军损失是13981人战死或失踪，30322人受伤，几乎与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损失相同，苏军面对着弱小而士气低落的防御波军，最后也有996人死亡和2000人受伤。 虽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领先于对手，德军飞机的损失仍十分严重：285架飞机被摧毁，279架受损，总共占参战飞机的29%。 9月28日，苏联和德国的代表会面，签署了第二份协议，划定了双方的占领区边界。四个星期内，波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便不复存在。

这场短暂的战役几乎未受9月3日英法两国信守对波兰的承诺而对德宣战的消息的影响，但是当天德国大街上展现出来的却是一片紧张和泄气的氛围，而非1914年时那种爆发的爱国热情。在几个星期里，希特勒仍然确信英法两国的宣战只是做做样子，一旦波兰被瓜分，它们就会想办法抽身。西方列强几乎没有向波兰提供任何军事或物质上的援助，它们只是私下里将波兰从战争胜利后需要收复的地区名单中勾销了。

Jürgen Zimmerer, ‘The birth of the Ostland out of the spirit of colonialis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n the Nazi policy of conquest and extermination’,Patterns of Prejudice, 39 (2005), 197–8.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 552, 570. 关于殖民地模式，见Shelley Baranowski, 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2011), 237–9。

在希特勒担心的大规模战争的阴影之下，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帝国计划被更野蛮地用在了波兰，1914年之前常用的殖民化语言被重新拿出来定义和明确被占领区人民的奴仆地位。虽然西方对德宣战后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但德国的计划人员、安全部队和经济官员还是在解决战时应急需求的同时开始在这一地区采取长期的帝国移民措施。这一措施的目标，正如在东普鲁士的一名德国规划师在入侵当天所言，就是“全面的殖民行为”。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是纳粹党律师协会会长，也是波兰人保留区（即所谓“波兰总督府”）的总督，他将自己的封地视为“殖民地管理的实验室”，虽然柏林方面不想称它们为“殖民地”，但弗兰克的经济负责人沃尔特·艾默里奇（Walter Emmerich）觉得德国的统治事实上就是“殖民政策的欧洲特别版”。

M. Riedel, Eisen und Kohle für das Dritte Reich (Göttingen, 1973), 275–6, 301– 2; Kochanski, The Eagle Unbowed, 100. Catherine Epstein, Model Nazi： Arthur Greiser and the Occupation of Western Poland (Oxford, 2010), 135–7, 140. Lora Wildenthal, German Women for Empire, 1884–1945 (Durham, NC, 2001),197–8.

被占区最终的宪制安排饱受争议。德占区被人为划分成若干不同的行政区：波兰根据1919年和约接管的波森省，被改为德国的新行政区瓦尔特兰（Wartheland）；更北方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前普鲁士地区成了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波兰的其余地区，包括华沙，成了“波兰总督府”，首府设在克拉科夫。在1920年的全民投票中脱离德国的上西里西亚重新并入德国。这里的工业资源被德国托管部门接管，其中许多被交给“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监管。总共20.6万家波兰工商企业被接管后交给了德国企业主或国有企业。 瓦尔特兰和但泽大区成了“东部并入区”，一道“边境特别警戒线”将它们与德国其余部分区分开来，以防波兰人随意进入德国。在瓦尔特兰，占据多达85%压倒性多数的人口是波兰人，德国人只占6.6%，在其新首府波森市德国人更是只占2%。 然而，所有不同地区的新的统治阶级都是德国人。纯血统德国人都被要求戴上特别徽章（因为肤色无法说明其血统纯正）。波兰人被当作殖民地居民对待，他们要在大大小小的道路上向任何德国人脱帽敬礼并让路，而且被禁止进入仅供德国人使用的剧院和公共建筑。在德国北部小镇伦茨堡的殖民学校接受过培训、原本准备在未来的海外殖民地承担工作的一批德国女性，现在被转而分配到了东方，把原本打算用在非洲人身上的手段用到了这里。 波兰人只是奴仆，不是公民。他们受当地总督的统治，这些总督负责各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成为当地政府和柏林各部门之间的桥梁，安全机构则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操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