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3

另一方面，盟军航空兵——英军、美军和加拿大军队——却在欧洲和太平洋的轰炸中炸死了约90万平民；其中超过14万受害者是他们要去解放的人，而由于他们未能保障平民不受伤害，这给任何法律或伦理审判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对敌方平民的杀害达到何种程度能构成战争罪，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无疑，炸弹会在地面上带来可怕的后果，让整个市中心陷入火海，成千上万人死于爆炸、窒息或严重烧伤。在1943年7月27—28日这单单一个晚上的空袭中，汉堡市就有超过1.8万德国人被烧死，他们死于空袭导致的火焰风暴，街道上堆着烧焦的尸体，地堡里满是由于空气中的氧气被耗尽而缓慢窒息而死的人。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空袭中有8.7万平民死亡，当年8月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时20万人死亡，这都刷新了任何参战国单次行动杀死平民人数的战时纪录。

TNA, AIR 41/5 J. M. Spaigh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Air 1939–1945’,1946, pp. 1–15. Richard Overy,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1945 (London, 2013), 247–9 ;Peter Gray, ‘The gloves will have to come off： a reappraisal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AF bombe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Air Power Review, 13 (2010),15–16. Ronald Schaffer, ‘American military ethics in World War II： the bombing of German civilia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7 (1980), 321.

战争期间所有进行过远程战略空袭的国家都明白，主流的法律观点谴责那些在空袭中故意或“非故意”伤及平民及其社会环境的轰炸。《海牙空战规则》优先考虑的是通过严格限制哪些目标可以合法攻击来保护平民免遭空袭。尽管没有正式获批，这些规则还是被视为具有国际法效力。西方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日军对中国城市的空袭，西班牙内战中意军和德军的轰炸都是恐怖攻击，它们不仅对《海牙空战规则》明知故犯，还违犯了国际法。英国人在合法性方面的立场很明确。1939年秋季欧洲战火初燃时，英国空军部和英军参谋长会议便宣布，根据主流战争法，轰炸平民城区的军事目标，或者在夜间无法辨认目标时实施轰炸，再或者蓄意攻击平民及其社区，均为非法。 1940年，当对已被妖魔化为野蛮人的敌人的夜间轰炸开始成为常态时，这些法律限制对英国飞行人员的束缚便被逐步解除了，而美军在评估可以接受何种轰炸时也基本没有考虑这些。 “我从未觉得陆军航空兵的领导人们有什么道德顾虑，”1942—1943年时任美军第8航空军司令的伊拉·埃克声称，“一个军人必须学会和习惯于做该做的事……” 明显会炸死大量平民的轰炸，无论蓄意与否，对那些发动远程战略空袭的航空兵来说都是可接受的。对这种危及平民及其社区的作战的法律顾虑，基本上都要让位于如何向敌人的大后方发动最有效空中打击的实际考量。

在从法律角度判断时，人们常认为轴心国在镇暴作战中当面杀戮平民和轰炸造成平民死亡有着显著不同。被轰炸的城市几乎总是会得到战斗机和高射炮火的保护（尽管对中国城市而言这种保护并无效果），飞行人员在飞行时也会觉得自己进行的是常规军事战斗，并不是在屠杀平民。在轰炸行动中，那些投弹的人和地面上的人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心理上都有着遥远的距离，这种距离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人觉得轰炸在某种意义上非人力所为。理论上，人们可以自由离开受威胁的地区，而遭到报复的受害者则不行。实际上，有鉴于完全撤离会带来很大问题，这种自由非常有限，但它改变了人们对平民受害者的看法。最后，大部分国家的航空兵指示轰炸机部队空袭的是最广义的军事目标，包括维持其国内战争机器所需的工业和港口目标，而不是故意攻击平民。他们这么做时知道平民会被炸死，或许还会被炸死很多，这肯定违背了1923年的《海牙空战规则》，但其意图是毁坏物质设施，而不是这样去杀人——不过这种微妙的法律区分对遭到轰炸的人并没有什么意义。

Charles Webster and Noble Frankland, 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4 vols.(London, 1961), iv, 258–60. See too Richard Overy. ‘“Why we bomb you”： liberal war-making and moral relativism in the RAF bomber offensive, 1940–45’, in Alan Cromartie (ed.), Liberal Wars： Anglo-American Strategy, Ideology, and Practice (London, 2015), 25–9. TNA, AIR 14/1812, Operational Research report, 14 Sept. 1943. TNA, AIR 14/1813, minute from A. G. Dickens for Arthur Harris, 23 Feb. 1945(Harris marginal notes).

主要的例外是英国对德国的轰炸和1945年美国对日本城市的轰炸。尽管开战初期的指示称“非故意”导致平民伤亡的轰炸属于非法，但英国皇家空军还是在政府的批准下把“军事目标”的定义扩大到了为战争机器工作的整个城市及其平民人口。从1941年7月和1942年2月的指示开始，轰炸机部队就被要求打击工人阶级的士气，直接攻击他们，摧毁平民社区。尽管英国人在为这种策略的变化辩解时称，杀死工人和让他们无家可归也是经济战的一项职能，因此这不算是故意轰炸平民，但空军部在丘吉尔隔三岔五的热情推动下发出的要轰炸“每个德国佬的洞穴”的秘密指示，却让人明确地看到杀死平民和烧掉居民区就是行动的目标。1942年12月，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中将向参谋部同僚们说，下一年的目标是炸死90万德国人，再致残100万。 1943年秋，一名隶属于轰炸机司令部的科学家撰文表达了他对最近的空袭没能对德国城市造成“毁灭一切的灾难”的遗憾。 英军激进的轰炸策略始于阿瑟·哈里斯，他从1942年2月起担任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是理想的推动者。他毫无顾忌地宣称自己的目标就是大范围地摧毁城市，杀死平民。有人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问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轰炸那些已经被先前的空袭抹平的地区，他在来信旁草草写下几笔，称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杀德国佬”。 而杀死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平民在道德上就更有问题了。英美高层将其解释为军事必要性：既然这些平民是为了其同胞的解放而遇难的，那就不能算是蓄意攻击了。而杀死德国平民，那就是故意的，盟军还在科学和技术上付出了大量努力来寻找杀死更多德国平民的最好方法。这一策略显然违背了英国军政领导人在1939年首次公布的关于空中力量使用的法律规定，也违背了1914年之前旨在保护平民免遭蓄意伤害的《海牙公约》精神。

Thomas Earle, ‘“It made a lot of sense to kill skilled workers”： the firebombing of Tokyo in March 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 (2002), 117–21. Conrad Crane, ‘Evolution of U. S. strategic bombing of urban areas’, Historian, 50 (1987), 37. Cameron, ‘Race and identity’, 564. Tsuyoshi Hasegawa, ‘Were the atomic bombs justified?’, in Yuki Tanaka and Marilyn Young (eds.), 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New York, 2009), 118–19. Crane, ‘Evolution of U. S. strategic bombing’, 36. Richard Overy, ‘The Nuremberg Trials：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aking’, in Philippe Sands (ed.), From Nuremberg to The Hague：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ambridge, 2003), 10–11.

同样的法律和道德约束若是有效，美国也就不会向日本城市发动大规模燃烧弹攻击了，航空兵规划人员此举的意图正是要让日本平民工人死亡和致残，摧毁他们工作的民居工业环境。 驻欧美国战略航空兵总司令卡尔·斯帕茨被日本遭受的火攻震撼了，他在1945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从未想过城市能被毁灭成这样，居民都死光了。” 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后来就轰炸一事向杜鲁门总统抱怨说，他不想“让美国背上比希特勒更坏的名声”。 然而，从战争爆发时马歇尔将军下令向日本实施无限制航空战和潜艇战时起，任何法律和伦理顾虑就都被弃置一旁了。由于房屋密集，大部分又是木质建筑，日本城市被认为尤其脆弱。1944年2月，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亨利·阿诺德向罗斯福提议，要以“无法控制的大火”烧毁日本城市和散布其间的日本军事工业。日本工人也像德国工人一样被视为敌国战争机器中的合法目标。1945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动员全体公民加入战争后，一名航空兵情报官写道：“日本没有平民了。” 在日本上空，美军飞行人员在烧死日本平民时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加快结束这场与被妖魔化为禽兽、疯子和罪犯的敌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知道在轰炸那座城市［指东京］时会杀死许多妇孺，”太平洋战区第21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柯蒂斯·李梅将军写道，“但不得不如此。” 实际上，这种攻击不仅违背了传统的战争法，也违背了1939年9月罗斯福呼吁参战国限制轰炸敌国城市的精神。这还与美军在欧洲战场的做法截然不同，欧洲的美军努力想要让自己的轰炸打法和英国轰炸德国城市居民区的做法保持距离，后者被认为在军事上是无效的。为了对付日本，急迫的军事必要性成了抛弃关于屠杀平民的传统道德顾虑的借口。对于英国和美国领导层来说，他们在战后对战犯的审判中不愿把轰炸作为罪行是可以理解的。当1945年夏季此事在伦敦被提出来时，英国外交部坚持要删除此项指控，否则就会让西方盟国同样难辞其咎。

种族罪行

关于殖民地暴力和种族灭绝，可见Michelle Gordon近年的著作‘Colonial violence and holocaust studies’, Holocaust Studies, 21 (2015), 273–6; Tom Lawson,‘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reading and writing colonial genocide in the shadow of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Studies, 20 (2014), 129–56。

在对平民人群犯下的众多暴行中，最核心的是针对种族的极端暴力。这种种族和民族的差异足以催生一类特定的战争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起草的任何国际法律条款都没有预见到这些。然而，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探索了指控制造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奥斯曼帝国凶手的可能性，这一倡议可能会把关于种族暴行的条款庄严地载入国际法。当时还没有“种族灭绝”这个概念——这个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首创——人们也没有普遍期望用国际法律流程来处理种族灭绝问题。由于没有各方认可的法律条款和足以胜任的国际法庭，奥斯曼帝国的先例最后被证明太过难于执行。在一个由殖民帝国统治的世界里，种族差异是一种决定性特征，种族化甚至种族灭绝式暴力都屡见不鲜，种族暴力成了一件很难被谴责的事情。当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日本代表团要求在成立国际联盟的条约中插入一条种族条款，以确保日本人不会被当作亚洲人而受到种族歧视时，其他协约国却拒绝了。种族差异根植于欧洲白人主导的帝国世界之中。现代生物科学也被拿来证明种族有优劣之分，但种族歧视主要还是依靠人们眼中的文化差异而存在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认为世界其余部分大多是半开化甚至未开化的，于是认为即便在欧洲人的统治下，种族也不可能是平等的。 这种种族主义世界观导致了对其他种族的深刻歧视，这不仅发生在殖民领地，也发生在东欧和中欧的民族大熔炉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迫使这里的大量少数民族生活在主要民族群体的统治之下，还让前沙皇帝国的犹太人聚居区横跨在人们尚不熟悉的新国界线上，欧洲的大部分犹太人住在那里。

在种族差异和种族优劣扮演着如此决定性角色的世界上，种族必然会成为20世纪30年代建立新帝国、守卫老帝国的议题之一；在一片混乱的战争中，种族仇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导致战争罪行的因素之一。希特勒德国绝不是唯一推动用种族主义看待敌人，并用种族为极端暴力开脱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帝国扩张也是靠种族主义支撑起来的，他们和早期的欧洲帝国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新纳入统治的人民天然比殖民种族更低劣，可以拿专用于被殖民者的极端蔑视来对待。在太平洋战争中，双方的残暴行为都体现了针锋相对的种族意识形态——日本人敌视白人对手，盟国则对日本人怀有种族蔑视。在大多数情况下，种族主义都不是暴力的唯一解释，但提供了一个普通军人都能理解的理由，这同时还为军事暴力找到了借口，否则施暴者就会觉得自己明显是在犯罪。

Horne, Race War, 266, 270. Peter Duus, ‘Nagai Ryūtarū and the “White Peril”, 1905–1944’,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1971), 41–7.

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斗和对平民的残暴行径中都弥漫着对敌人的种族态度。日本军方对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态度源于他们相信日本人是特殊的种族，历史选择了自己来统治其占领的地区和管辖的民族。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过是动物，若是反对日本的帝国扩张，中国人就会受到残酷对待。在东南亚的日占区，当地华人族群是被单独挑出来施暴的。在新加坡，1942年2月英军投降后，日本军队和秘密警察开始蓄意“肃清华侨”，残暴地屠杀了多达1万名华人居民。在与欧洲列强和美国的战斗中，日本对于“白人联合战线”想要打击日本种族未来的焦虑转变成了对白人敌人日益增长的蔑视和对战场暴力的漠不关心。日本媒体把美国描绘成了一个野蛮国家，其野蛮特性体现在罗斯福拿着用日本人前臂骨雕刻成的开信刀的媒体照片上。 日本人对白人敌人的种族敌意源于对西方列强几十年来插手东亚的怨恨，以及西方种族主义世界观中对日本的种族诋毁。这种“白祸”的威胁将因日军征服东南亚而被彻底打破。 中国香港陷落后，一群破衣烂衫的白人殖民者队伍被游街示众，以向外部世界显示白人自称的优越性其实是子虚乌有。

Ronald Takaki, Double Victory： A Multi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 in World War II (Boston, Mass., 2001), 148. McManus, Deadly Brotherhood, 202;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218–19. Harrison, ‘Skull trophies of the Pacific war’, 818–21.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85–7.

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日本人的看法也来自几十年来的长期歧视，但是这两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敌视是被日军的侵略及其战斗时的残忍性所激发的。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们早年对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灭绝性暴力。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认为，或许是“没有哪个敌人像日本人这样招人恨……于是自打最残酷的印第安战争以来被遗忘的情绪被唤醒了……”。 美国公众和军队都想让日本敌人灭绝；在对太平洋战场老兵的一次投票调查中，42%的人想要把日本人消灭光。在太平洋上对日本人毫无约束的暴力是由盟国媒体表现出的极端种族歧视以及部队对这种歧视的全盘接纳所塑造的。一名美军中尉写道，日本士兵“生活像老鼠，号叫像猪，动起来像猴子”。一本关于“日本鬼子兵”的陆军训练手册声称他们通常都会散发出“动物一样的气味”。 由此，士兵们把日本人当作猎物，以猎杀其为乐。“鬼子开猎季”成了流行的车贴，还有大量关于捕猎的隐喻，强调了美国西部拓荒传奇和太平洋上新前沿之间的联系。 澳大利亚军队也抱有相似的种族敌视态度，说日本人是“丑陋黄种人”或“脏兮兮的黄色浑蛋”，他们行动起来，用一名士兵的话说，就像是“有一些人类特征的聪明禽兽”。在1943年向澳大利亚军队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托马斯·布莱米将军告诉他的属下们，日本人是“一个奇怪的物种——是人类和类人猿之间的过渡”。 面对在种族上被贬损地如此不堪的敌人，过度暴力也就变得普遍了，就像过去几十年来亚洲人和西方打交道时的情况一样。

Raffael Scheck, ‘“They are just savages”： German massacres of black soldiers from the French army, 194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7 (2005), 325–40.

欧洲战争的种族性特点则完全不是一回事。西欧的战事带来了强烈的敌意，其中有些是对于敌人残忍程度的刻板印象的产物，但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种族战争。美国的投票显示只有1/10的受访者认为德国人应当被消灭或清除干净。有一个例外，是德国人对于法国在1940年法国战役中使用黑人部队的反应，种族暴行在这种情况中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暴行并非蓄谋的。对于法国使用殖民地黑人士兵的敌意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莱茵兰时期，当时这些黑人士兵被法国用来强化对赔款的声索。当德军部队遇到来自西非的塞内加尔步兵时，他们几乎不抓俘虏，在1940年5—6月的一系列暴行中杀害了可能多达1500人。黑人士兵会顽强战斗，有时会潜伏起来从侧后方攻击德军部队。德军军官们认为黑人都是野蛮人，会用他们传统的砍刀残害德国俘虏。不是所有德军部队都会杀害黑人士兵，但后者被俘后的生活环境比白人士兵更差，还会成为种族歧视者的嘲弄对象。死去的黑人士兵不会有葬礼，也没有墓碑。

例见Mikhail Tyaglyy, ‘Were the “Chingené”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Nazi policy toward the Crimean Roma, 1941–1944’,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23 (2009), 26–40。关于东方的吉卜赛人的命运，见Johannes Enstad, Soviet Russians under Nazi Occupation： Fragile Loyalt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2018), 66–70; Brenda Lutz, ‘Gypsies as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9 (1995), 346–59。 Thomas Kühne, ‘Male bonding and shame culture： Hitler's soldiers and the moral basis of genocidal warfare’, in Olaf Jensen and Claus-Christian Szejnmann (eds.), Ordinary People as Mass Murderers： Perpetrato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2008), 69–71.

德军在东线的战事从一开始就是种族性的，从波兰战役到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皆然。在这里，暴行不仅是战场环境导致的，还是德国军政领导层制定、由国家机构执行的有意为之的政策。前文已论述（见第二章）德国以种族清洗和野蛮殖民为核心的帝国扩张，但是1941—1942年德国士兵、警察和安全机构在前线当面杀害苏联犹太人的罪行是独一无二的种族暴行，这反映了德国政府的种族观。德国在镇暴和治安行动中对非犹太人的杀戮也有其种族因素，但他们是在德国人残酷的无差别安全行动中遇害的，并非主要出于种族原因。而在欧洲还有估计21.2万吉卜赛人被杀，这反映了德国人认为流浪民族很可能是奸细、罪犯或破坏者的偏见，种族歧视显然在这种迫害中起到了一部分作用。在东线，他们会被当作游击队员或其同伴对待，这意味着“被当作犹太人对待”，常常被混入犹太受害者群体，全家被杀。 施暴者对苏联犹太人的杀戮很快扩大到了消灭所有男女老幼，这就不完全是种族问题了。德军把苏联犹太人挑出来作为“布尔什维克病毒宿主”的做法为他们的种族灭绝提供了一个虚假的政治掩饰，关于犹太人是损害德国军队的首要叛乱者的说法从一开始就被用来当作大屠杀的借口。党卫军将领埃里希·冯·登·巴赫-察莱夫斯基于1941年9月声称：“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犹太人；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游击队。” 这一粗暴的推论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941年夏秋，犹太人无论年龄和性别，全都遭到了屠杀。

Jürgen Matthäus, ‘Controlled escalation： Himmler's men in the summer of 1941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occupied Soviet territorie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1 (2007), 219–20.

针对犹太人的暴行从对苏作战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他们用了一个牵强的借口，说犹太人想要阻碍德国军队推进。尽管原因仍不清楚，军队却总是夸大平民的潜在威胁。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发出的“犯罪命令”明言要消灭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机关中的男性犹太人，但没有任何命令明确指示军队和安全部队无差别杀害所有犹太人。很快，所有役龄男性犹太人都被加入了可以加害的名单。但即使对特定犹太人的杀害会得到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批准，德国领导层在最初几个星期里还是担心德国公众和东线的普通官兵会对大规模暴行的迹象有什么负面反应。很快他们就明白事实远非如此。从1941年7月起，安全部队、警察和军队，以及四支被分配到东线参加战役的“特别行动队”都被鼓励协作找出并消灭犹太人，这是在整个占领区进行的更大范围清洗行动的一部分。

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75–6; Kay, ‘Transition to genocide’, 422; Matthäus,‘Controlled escalation’, 223.

到了此时，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1941年6月23日，在立陶宛小镇加尔格日代，德国保安处以对抗德国军队的罪名抓捕了201名犹太人（包括一名女性和一名儿童），次日由当地警察部队处死。6月27日，在比亚韦斯托克（这里在1939年苏联入侵前曾属于波兰东部），德军正规军治安警察的一个营奉陆军第221安全师之命杀死了2000名犹太人，其中有500名男女老幼被关在犹太教会堂里活活烧死。没人下达过杀死女性和儿童的指示，但是到7月下旬，或许是由于希姆莱的坚持，杀害妇孺被批准为标准做法。当月，C特别行动队指挥官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在日托米尔附近的清洗行动中命令党卫军第1旅杀害1658名犹太男女。7月30日，第9特别行动组在其指挥官因未能执行新要求而遭到申斥后，在维列伊卡枪杀了350名犹太男女。从8月起，女性和儿童便经常被纳入屠杀对象。

Sara Bender, ‘Not only in Jedwabne： accounts of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Jewish shtetlach in north-eastern Poland in the summer of 1941’, Holocaust Studies,19 (2013), 2–3, 14, 19–20, 24–5. Leonid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Nazi-occupied Belorussi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0 (2006), 388.

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迅速升级发生在所谓“自我清洗”的背景之下，此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非德国人利用苏联势力突然崩溃的机会，向当地犹太人发泄了他们自己残暴的复仇情绪，这里的犹太人受到各种指责，包括被指责与苏联占领军合作。这些暴行有些时候是自发的，有些时候是德国施压的结果。在波兰东北部1939—1941年被苏联统治的地区，当地人在苏军撤退、德国当局建立之前的空白期内在至少20个城镇里屠杀了犹太人。德军东进后，波兰人又自己组织了治安会来进行复仇。1941年6月23日在科尔诺，德国士兵看着当地波兰人残杀了整个犹太人家庭；在格拉耶沃，根据战后证词，数百名犹太人被关进犹太教会堂，遭到变态的酷刑折磨，他们的手上被捆上带刺的铁丝，有些人的舌头和指甲被拔掉，所有人每天早晨都要被抽打100鞭。在拉济武夫，波兰人杀害和强暴了他们的犹太人邻居，之后把幸存者赶进一座粮仓，然后再付之一炬；其他一些藏起来的犹太人被找到后被逼着爬上梯子跳进火中。有时候，当地波兰官员在采取行动前会询问德国人是否允许杀死犹太人。一名德国官员答道，犹太人“没有任何权利”，波兰人可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处置。 柏林的德国当局密切关注着这些暴行，但没有出手阻止。“不应在‘自我清洗’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海德里希在1941年6月如此告知特别行动队，“相反，它们应当被鼓动、加强，并引导到正确的路线上，这当然不能明说。”

Simon Geissbühler, ‘“He spoke Yiddish like a Jew”： neighbours’ contribution to the mass killing of Jews in Northern Bukovina and Bessarabia, July 1941’,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8 (2014), 430–36; idem, ‘The rape of Jewish women and girls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the Romanian offensive in the East,July 1941’, Holocaust Studies, 19 (2013), 59–65.

当罗马尼亚于1941年7月2日加入侵苏战争时，罗马尼亚军队和警察也出现了一阵针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随着苏联红军匆匆撤离苏联在1940年6月占领的前罗马尼亚省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当地社群开始对他们的犹太人邻居进行一连串屠杀，这次犹太人的罪名同样是曾经帮助“犹太-布尔什维克”入侵者。几天后罗马尼亚军队赶到时，大屠杀已经在进行中了；据估计，战争最初几天的死亡人数在4.35万人到6万人之间。罗马尼亚军队和警察的到来让暴行升了级。7月4日，在北布科维纳的斯托罗金内特，士兵们枪杀了200名男女老幼，受害者的邻居们则把他们的家洗劫一空。这个省的乌克兰农民进行了格外残暴的复仇，他们用农具杀害了自己的犹太人邻居；一个还没断气的犹太教屠夫被人用他自己的工具锯成了碎块。 德军D特别行动队各部与罗马尼亚人共同行动，但是这些暴行超出了党卫军所煽动的程度。就连德国观察员都被罗马尼亚军队及其当地帮凶们表现出的残暴和无纪律的程度震惊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罗马尼亚和德军占领敖德萨城之后。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392–4; Eric Haberer, ‘The German police and genocide in Belorussia, 1941–1944： part I： police deployment and Nazi genocidal directives’,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3 (2001), 19–20.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391.

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暴行既有战前的反犹主义文化的原因，也有对犹太人在苏联占领期间据说扮演的角色发自内心的憎恨。德国当局很快行动起来，制止这种无约束的暴力和对犹太人财产的大肆掠夺。但是在1941年6—9月，德军占领的全部地区都对犹太人普遍展示出敌意，这打消了德国对于升级反犹暴行的可能性尚存的任何顾虑。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德国安全部队看到了对犹太族群的无限制屠杀之后，自己会受到鼓舞以采取更具灭绝性的做法。事实还证明，当德国的人手显然不足以扩大屠杀时，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比萨拉比亚、乌克兰的苏联沦陷区的警察和民兵队伍中很容易找到热心的反犹志愿者。他们组成了辅助队伍以帮助辨别、围捕和看守犹太人，并把他们赶进杀人基地。1941年末，这种辅助人员（Schutzmänner）达到3.3万人，1942年夏达到16.5万人，1943年高峰时达到30万人。有时候白俄罗斯人会主动杀害当地的犹太人，1941年10月对白俄罗斯的鲍里索夫犹太区的清洗便是如此，其6500—7000名居民遇害。 到处都有人告发那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或是想要隐藏其犹太人身份的人，于是德国当局建立了正式的情报所来鼓励密报；提供准确情报者可以获得100卢布赏金，有时当局还会承诺把犹太人原先的住宅奖给密报者。

Kühne, ‘Male bonding and shame culture’, 57–8, 70. 一个引人关注的案例研究是Peter Lieb, ‘Täter aus Überzeugung? Oberst Carl von Andrian und die Judenmorde der 707 Infanteriedivision 1941/42’,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0 (2002),523–4, 536–8。 Lower, Nazi Empire-Building, 78–81.

在苏联的犹太人大屠杀中扣动扳机的几乎总是德国人。从1941年7月起，希姆莱和治安警察头子库尔特·达吕格大幅度扩大了参加杀戮的人数。起初只有3000人的特别行动队增加了约6000名警察预备营的治安警察和1万名党卫军成员。尽管常常有人被开除或替换，但在随后的大屠杀期间，德国刽子手的人数始终维持在2万人上下。有需要时，这些单位可以得到保安处和安全警察的支持，还有军队野战秘密警察和野战宪兵的协助。虽然不太常见，但他们可以请求军队提供武器、弹药和补给，军队也愿意这么做，偶尔他们还会请求军队派兵来杀人。绝非所有的军队指挥官都会在明白对犹太人的杀戮是无差别的之后还热情配合，但是第6集团军司令冯·赖歇瑙元帅的看法并不少见。1941年10月，他向部下宣称：“必须以粗暴但公正的方式向不配为人的犹太种族索取赎罪。” 1941年8月上旬，在逮捕2名被认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犹太男性后，冯·赖歇瑙集团军的部队配合C特别行动队下属的4a特遣队在日托米尔围捕了402名主要是老年男性的犹太人并将其处死。在一处墓地进行的杀戮凸显了一些在早先的屠杀中已经遇到过的问题：行刑队在事先挖好的大坑旁枪杀受害者，但人们发现约有1/4的人落进坑里时还活着；射击受害者的头部被证明很难，刽子手会被喷一身脑浆和血；最后那些半死之人被后续的尸体和一层泥土掩埋。这次处决后，党卫军和军队官员们开了个会来讨论更有效的杀人方法和如何减少他们自己人承受的精神压力。

Andrej Angrick, ‘The men of Einsatzgruppe D ： an inside view of a state-sanctioned killing unit in the “Third Reich”’, in Jensen and Szejnmann (eds.), Ordinary People as Mass Murderers, 84. Dick de Mildt,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erpetrators of Genocide in the Reflection of Their Post-War Prosecution in West Germany (The Hague, 1996), 2. Matthäus, ‘Controlled escalation’, 228–9.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党卫军、警察和军队逐渐为每个杀人基地发展出了一套有章法的操作流程。1941年9月，在被占城市莫吉廖夫驻地军队指挥官的推动下，当地组织了一次关于如何处决犹太人/游击队员的课程。课程结束时还实际演示处死了32名犹太男女。这种实例教学很普遍。有些刽子手很难对女性和儿童下手，于是他们允许女性抱着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会在父母被杀前先行被枪杀。当杀死女性和儿童的命令传达到特别行动队时，第11b特遣队的头子向他的手下亲自演示，先射杀一名婴儿，接着是其母亲。 在治安警察单位里，常常有一名军官先向他的手下展示如何从脑后开枪杀人，之后要手下照办一次。在1942年初春开始的第二轮大规模屠杀中，上一年的经验被用来确保以减轻刽子手压力而且杀人效率最高的方式进行屠杀。杀人方式中还有对各个工种的精确分工，有些人被指定为当天的“射手”，有些人负责守卫把受害者运往坑旁的车队，有些人驾驶卡车，还有些人负责把坑里的尸体排整齐以容纳下一层尸体。一名在塔诺波尔遇害的犹太人留下了一封未能寄出的信，描述了屠杀看上去是多么有条理：“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先整理墓穴里的死人，好充分利用里面的空间，很有章法。整个过程用不了多久。” 刑场上犯错的人会被批评（不过一般不会受罚），杀手们则被期望保持超然和冷漠，就像那是一场有难度的外科手术而非令人厌恶的暴行。如果党卫军成员表现得格外残暴——这种人有很多——别人觉得他们的作为不像党卫军成员，有损这个组织的风气，那么他们有时就要面对受到纪律惩罚的风险。尽管如此，1943年在审议对一名党卫军军官的判决时，慕尼黑党卫军法庭提出，无论这个军官的行为多么有辱身份，“犹太人都必须被消灭；消灭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 。

Waitman Beorn, ‘Negotiating murder： a Panzer signal compan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s of Peregruznoe 1942’,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3 (2009), 185–95.

德军在前线对苏联犹太人的暴行一直持续到1942年，为了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种族毁灭而建设死亡营的项目于年初就已启动。党卫军领导层建立死亡营，部分是为了减少在苏联进行屠杀的成千上万刽子手的心理压力。然而，随着德军在这一年中继续推进，前线的屠杀仍在继续，把那些想要作为难民逃离上一年被占地区的犹太人收进了种族灭绝的大网。1942年9月，在德军前往斯大林格勒途中遇到的偏远村庄比雷格卢兹诺，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支通信兵小部队围捕了所有的犹太居民和难民——不分男女老幼，还有婴儿——借口是他们正在把情报送往遥远的苏联防线。并没有上级命令指挥官弗里茨·费舍尔中尉这么做。他是个坚定的纳粹党员和反犹主义者，他这么做或许只是想要为庞大的灭绝计划做出自己的小小贡献。这些犹太人被连夜装进几辆卡车，由一小群自愿参加或不反对军官要求的士兵驾驶着开到草原上。第一辆停下来，放犹太人下车，之后在他们四散奔逃时把他们射杀。为避免在一堆死人和将死之人中完成杀死下一批人这个令人不适的任务，这些卡车沿着道路又开了200米，来到一处干净的屠场。这些人干完活并返回营地后还来得及吃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