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4

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London, 1992), 141–2.

比雷格卢兹诺的屠杀只是数以千计的同类事件之一，它也带来了德军在当面处死犹太人时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些杀戮和波兰、罗马尼亚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大屠杀不一样，那里的人会在民族仇恨引发的阵发性极端暴力中杀害身边的犹太人，掠夺大多只会持续一天，最多数天。而德国人的杀戮则是系统的，持续的。执行了大部分杀戮任务的治安警察单位发现自己要做的不是一次屠杀，而是一次又一次屠杀。预备役警察第101营于1942年7月13日在约瑟夫乌杀害了约1500名犹太人，这是他们屠杀生涯的起点，但9个月后，这个单位就已参与杀害了超过8万犹太男女老幼。 和那些怂恿当地人发起大屠杀的煽动者不同，这些德国刽子手并不认识他们的受害者（尽管他们要靠当地奸细来帮助找到这些人），本身也没有理由恨他们。这些杀手只是冷血地执行任务，这和20世纪其他种族暴力的事例相反，和本章介绍的其他类别罪行也都不同。这些刽子手怎么能若无其事而且无差别地杀人，追杀每一个只有抱定赶尽杀绝之心才能找到的犹太人，这一直挑战着历史学和心理学上的各种解释。

Jürgen Matthäus, ‘Die Beteiligung der Ordnungspolizei am Holocaust’, in Wolf Kaiser (ed.), Täter im Vernichtungskrieg： Der Überfall auf die Sowjetunion und der Völkermord an den Juden (Berlin, 2002), 168–76. Stephen Fritz, Ostkrieg： Hitler's War of Extermination in the East (Lexington, Ky,2011), 374. 例见Westermann, ‘“Ordinary men” or “ideological soldiers”?’, 43–8。在第310营中，每个警察连的党员比例从38%到50%不等。

我们很容易认为当局的反犹意识形态在各个施暴者群体中足够深入人心，得以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并打消他们任何可能的顾忌。显然，所有参与屠杀的人都知道自己服务的是一个反犹的当局，把犹太人妖魔化为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其核心主题。面向前线人员的宣传旨在强调，现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打造“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欧洲”，1941年12月的一份出版物就是这么说的。 而那些普通士兵和警察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关于犹太人是德国“世界之敌”的说法和他们杀害的那一群群惊恐、迷茫和穷困的人联系到一起，则更值得怀疑。关于东线屠杀单位的大部分记述强调了煽动者的重要性，也就是那些安全部队和警察部队中的中低级军官，他们接受了额外的政治教育，包括要定期上课，课上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全世界犹太人阴谋的邪恶本质。关于犹太人威胁的想象在安全部队、党卫军和军队的对话和通信中频繁出现，足以显示德国政府在用妄想来为大规模屠杀开脱这方面准备得多么充分。1944年时一名德军士兵对战败前景的理解是：“那时犹太人就会骑在我们头上，消灭德国人的一切，会发生残酷而可怕的屠杀。” 有些部队的军官和士官中纳粹党员或党卫军成员的比例很高，他们之间明显存在竞相用残酷高效的方式执行任务的因素。 军警官兵中的杀人者很难用单一模式来理解。他们代表着德国社会的不同部分，有些人全心投入当局的事业，有些则不是。但无论他们是否有疑虑，热情还是漠然，那些没想到被招来充当杀手角色的人都很少拒绝参加。

今天，关于那场浩劫中各种罪行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已是汗牛充栋，见Richard Overy, ‘“Ordinary me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istorians, social psychologists and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0 (2014), 513–38;Arthur Mill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 (New York, 2004), ch. 9。 Rein, ‘Local collaboration’, 394–5. Edward Westermann, ‘Stone-cold killers or drunk with murder? Alcohol and atrocity during the Holocaust’,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0 (2016), 4–7.

关于施暴的社会心理学表明，人们会找到各种办法来对付他们被命令执行的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 刽子手们出身背景不同，个性也各不相同，他们会用自己的办法来让自己适应这种杀戮。一旦标准流程建立，分工就让每支部队中的一部分人可以自愿担任司机、警卫或办事员，从而完全避免了杀人。拒绝参与也是可能的，但是有些拒绝过的人总有一天会接受另一次任务，因为当他们的同伴不得不接替了自己的工作时，他们会感到羞耻。其他一些人则会在第一次杀戮之后对杀人表现出积极的热情，他们有时甚至不得不克制一下。很可能有些人对受害者生出了仇恨，认为当初是后者的命运逼着自己不情愿地成了杀人者，将发生的一切怪罪给犹太人而不是自己。无理由的残暴无处不在，士兵和警察为受害者被酷刑折磨时的场景拍照的做法也是一样。围观人群的数量使得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穆勒发出了指示。1941年8月，他告诉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处决时要防止人群围观”。 在希姆莱的坚持下，有人会发给刽子手们大量的酒，常常是在杀人前或者杀人时下发。乌克兰辅助人员醉酒后的残暴臭名昭著，据说他们会把小孩扔到空中然后像打鸟一样射杀。在杀人的盛宴后，这些人会被鼓励聚在一起彻夜痛饮狂欢。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大规模处死3.3万犹太人和苏联战俘后，杀手们大摆宴席来纪念这一事件。这种夜宴是党卫军领导层专门用来淡化杀人的心理冲击的，不这样做的话，这种心理冲击就可能会损害刽子手们的“头脑和性格”。希姆莱希望他们能够像进行困难工作的正常德国人那样团结起来，防止滑向残暴和“忧郁”。 有些杀人者会被天天杀人的压力压垮，神经崩溃。他们会被送回德国，作为考验神经的艰难任务的受害者进行治疗。

有观点认为行凶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暴行的受害者，也需要安慰和恢复，这种观点只是让德国的屠杀得以维持的众多黑白颠倒的说法之一。关心屠杀参与者的健康导致真正的受害者完全得不到考虑，在刽子手及其指挥官所处的扭曲的道德世界中完全不被看见。犹太人群完全处于杀人者的道德世界之外，杀人者只对本部队的其他人和完成任务负责。这些被现代神经科学称为“他者化”的心理过程的影响是深刻的。犹太受害者在毁灭他们的残忍仪式中只是个工作对象。在屠杀单位幸存者的所有记述和证词中，几乎找不到杀人者对要杀的人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同情姿态的例子，因为同情会把受害者纳入自己的道德世界。相反，刽子手们会抛开一切负罪感，转而担心自己表现出任何犹豫或心软的迹象而让战友们失望。他们都属于共担罪责的人群，这让他们得以完全不将其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犯罪。

性暴力与战争

Ilya Ehrenburg and Vasily Grossman, The Complete Black Book of Russian Jewry, ed. David Patterson (New Brunswick, NJ, 2002), 382; de Zayas,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 189; Peipei Qiu with Su Zhiliang and Chen Lif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 (New York, 2013), 2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女性的犯罪一直说不清到底是狭义的战争罪行，还是反人道罪行。敌军对待女性受害者当然是毫无人性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1941年6月德军入侵拉脱维亚时，来自符腾堡-巴登掷弹兵团的一群人从里加大学抓来两名女学生，把她们脱光衣服绑在两把椅子上，把椅子的软垫抽掉换成锡皮板，在下面点起两个汽油炉，然后围着挣扎扭动的受害者跳舞。一年后，当德军重新攻入克里米亚的城镇时，他们发现了一些被苏联士兵折磨、强暴的红十字会护士一丝不挂的尸体，有些乳房被割掉，有些阴道里插着扫帚柄。在亚洲的战事中，对女性的暴力很常见。在华北的北票县，日军当着其家人的面强暴了所有女性。一名孕妇被扒光绑在桌子上遭到强暴，并被用刺刀挑出胎儿。日本兵们还会拍下照片来纪念这些可怕的场景。

Gloria Gaggioli, ‘Sexual violence in armed conflic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96 (2014), 506, 512–13. Nomi Levenkron, ‘Death and the maidens： “prostitution”, rape, and sexual slavery during World War II’, in Sonja Hedgepeth and Rochelle Saidel (eds.),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 (Waltham, Mass.,2010), 15–17.

这些丑恶的事显示出他们都是些无底线的虐待狂；他们常常残暴地利用女性来取悦男性，从而导致了这些“二战”中特有的暴行。尽管其出现并无规律，但这种事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不同背景下发生。由于罪行和受害者的性质，国际法对这种战时性侵女性的行径基本上保持沉默。在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对“家庭荣誉和权利”的保护是不允许伤害平民的要求之一，其中“荣誉”通常被理解为女性在战时不应受到侵犯。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特别要求女性俘虏得到“因其性别而所需的所有考虑”。但是性犯罪直到1949年第四个《日内瓦公约》中才获得定义，“强奸、强迫为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非礼之侵犯”最终被定为非法。 然而，强奸在大部分军事审判体系中被视为犯罪。就像士兵们不能劫掠敌人或友军一样，猎艳也被视为一种会让军队蒙羞并危及军队纪律的罪行。然而就像打劫一样，性犯罪也无处不在，尽管其规模不可能搞清楚。性犯罪或其他被定义为“性骚扰”的行为的女性受害者也不愿提及自己的遭遇，或找不到途径让她们受到的侵犯得到严肃对待。 社会不认同公开揭露性犯罪，男性也不愿接受，这都强化了这种羞耻文化。

Tanaka, Hidden Horrors, 96–7; George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in Peter Duus,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Princeton, NJ, 1996), 310. Nicole Bogu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brothel in memory’, Holocaust Studies, 22 (2016), 208. Annette Timm, ‘Sex with a purpose： prostitution, venereal disease, and militarized masculinity in the Third Reic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1 (2002),225–7; Janice Matsumura, ‘Combating indiscipline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Hayno Torao and psychiatric studies of the crimes of soldiers’, War in History, 23 (2016), 96. Regina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sexual violence by German soldiers during the war of annihil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1941–45’, in Raphaëlle Branche and Fabrice Virgili (eds.), Rape in Wartime (Basingstoke, 2017), 35,40–42.

在战时，性肯定是个大问题。数千万男性一连数年远离家乡，身处几乎全是男性的环境中，离开部队回到家乡的家人或伴侣身边的机会也越发渺茫。他们许多人长期处于高压和不正常的攻击性环境下，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性意愿和性压抑感。军方当局理解这些问题，但也明白性需求不加管束或男性得不到足够安全用品而可能导致性病流行的风险。日本军部认为，向部队提供妓院服务对这些人的心理健康和战斗精神有“特别好处”。军部的一份指示声称，提供性抚慰会“有助于提升士气，维持纪律，并防止犯罪和性病”。战争期间他们向部队发放了3200万个安全套以防性病蔓延，但发放时间不固定，当局鼓励士兵们把它们洗干净再次使用。 海因里希·希姆莱觉得不仅德国士兵定期逛妓院能提高效率，强制劳工和集中营囚犯也是一样。于是他们在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营地里开设了10个妓院营区，为获得优待的囚犯提供服务。 这也是控制性病的一种方法。为了保证士兵和党卫军成员们不会依靠错误的解决办法，希姆莱禁止了一切形式的安全用品，只有安全套例外，而且还免费提供。 发给部队的关于性行为的指导意见书要求“约束自己，尊重异性”，但军队和党卫军还是为治疗性病建立了卫生所，毕竟优先问题不在于羞辱不约束自己的人，而是把他们送回作战部队。

Emma Newlands, Civilians into Soldiers： War, the Body and British Army Recruits 1939–45 (Manchester, 2014), 124–35; Mark Harrison, Medicine and Victory： British Military Medicin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2004), 98–104.

英国军队不提供妓院，一般也不反对军人们去逛妓院，只有开罗的“贝尔卡”红灯区例外，那里的性病太多了。军队卫生当局的态度是假定英国士兵们会举止得体，拒绝嫖娼，或拒绝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军官们被认为应当为了荣誉拒绝买春，若这么做是可以被开除军籍的。中东英军医疗勤务总监E. M. 考埃尔少将宣称，节制性欲“是一个人自己的责任，为了他的家庭和战友”。军方鼓励进行剧烈运动以作为替代，但那些未能顶住欲望的士兵还是能够得到预防性器具（肥皂、药棉、消毒药膏）。“沉湎于肉欲的蠢家伙。”一名高级性病学家如此说他们。如果英军士兵得了性病去治疗，他们就会被迫戴上红领带以示羞辱；如果患了病不报告，他们就会失去军饷或被降军衔。在中东战场上，英军的性病感染率从1940年的每千人34人到1942年的每千人25人不等，但在意大利，战争结束时的感染率是每千人71人。这些比例不算高，表明英军关于自我约束和健康运动的呼吁也不算全错。

Raffaello Pannacci, ‘Sex, military brothels and gender violence during the Italian campaign in the USSR, 1941–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5 (2020),79–86. Timm, ‘Sex with a purpose’, 237–50; Levenkron, ‘Death and the maidens’,19–20; Helene Sinnreich, ‘The rape of Jewish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in Hedgepeth and Saidel (ed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110–15;Jeffrey Burds, ‘Sexual violence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 1939–1945’,Politics & Society, 37 (2009), 37–41.

对于德国和日本军队而言，妓院成了他们战时文化的核心特点。早在1936年，德国军方当局就认定“急需”军妓。1939年9月9日，德国内政部下令建造专门的营区，以把娼妓集中起来为军人服务。在这里，她们会例行接受体检，士兵们也受到管束，平均每个月只能来此造访五六次。军妓院在东线战场上增加得很快，这和西欧的情况截然相反，西线的士兵们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红灯区。那些被抓起来送往军队的娼妓实际上都是被关押了起来；拒绝为军队服务的人会面临被送进集中营的威胁，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一些妓女因所谓“自私”而被送了进去。为了填满军妓的定额，警察会把那些据说生活放荡和水性杨花的女性或女孩作为扩充军妓的候选人送过去。妓院里来自东欧沦陷区的女性、吉卜赛女性甚至是犹太女性越来越多，尽管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已被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所禁止。很难找到苏联女性来当妓女，因为在她们所处的社会中很少有人从事这个行业，这意味着许多人仅仅是由于饥饿和贫困带来的绝望才“自愿”来到妓院的。一名在苏联为意大利军队服务的意大利警察描述了来到满是当地女性的妓院时看到的荒凉景象：“［她们］瘦弱，吃不饱，身体很差，衣衫褴褛，双眼惊恐，坐在冰冷、肮脏的凹室里。”很大一部分因艰难所迫前来报名当妓女的女孩是处女，许多人被打发了回去。德国组织者开始征召波兰女性，而意大利的妓院老板则开始从罗马尼亚引进女孩子。 当1943—1944年德军撤离占领的苏联领土时，“焦土政策”也用到了那些被迫充当妓女的女性身上。当德军于1943年11月离开基辅时，100具妓女的尸体被扔进了娘子谷。

Peip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1, 9–11, 37–8; Hicks, ‘The “comfort women”’,311–12.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312; Tanaka, Hidden Horrors, 98–9; Michael Seth,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Korea (Lanham, Md, 2016), 81–2.

规模最庞大、最具强迫性的军妓服务是日本军队安排的。从1931—1932年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战争初期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时有数以千计的强征军妓在战败之辱来临时的暴力高潮中被杀害），日本军方建立了庞大的性服务体系，包括常设军妓院、随同战线行动的临时或短期性服务所，还有规模较小而且通常未经许可的拘押中心，女性被关押在里面遭到强暴。其中有些是中国的投敌者操办的，他们使用当地的妓女或把成年和未成年的女性绑架来满足日军的要求。这诸多不同的设施通常都以一个讽刺性的称呼“慰安所”来指代，里面是所谓的“慰安妇”。“慰安”一词意指战争的受害者是男性，而不是这些被强迫卖淫或遭受性奴役的女性。这一体系的规模非常大。据日本军方当局计算，每70万日本军人就需要约2万女性。一个女性平均每天要“服务”的男性数量在30人到35人之间。 有些女性是日本警察从日本的大量娼妓中征来的；朝鲜娼妓无论愿意与否也被强征来为军队提供性服务，还有不明数量的朝鲜女性被绑架或诱骗而来。“慰安妇”人数估计在8万到20万之间，其中4/5是来自朝鲜。 日本妓女的环境最好，可以签合同，还能收小费；其中许多人被放在为军官建立的慰安所里，他们付钱也更多。但她们也不能自由来去，奇怪的是她们还会像军人一样因擅离职守而受罚。

Peip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30–38, 48. 用活人进行刺杀训练的事情是由日军第14师团的一名老兵讲出来的，战争末期他驻扎在华北。

对于数万被关押在更多而且常常是非正式的性服务场所中的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来说，她们是被强迫的。在中国的沦陷区，以及之后在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女性被用虚假的工作机会诱拐，或被其家人卖掉以满足日军不断扩大的性需求。有些被俘的欧洲女性也会被以死亡相威胁来强迫其卖身。所有这些受害女性都是字面意义上的“性工具”。她们在日军后勤组织中被列为“军需品”。在中国，可能有多达20万女性在性服务所里受虐，她们被作为囚犯关押，想要逃跑就会受到重罚，有时候，一个逃跑女性的全家都会被砍头以作为惩罚和对其他女性的警告。各部队建立的众多前线性服务所受到的监管很少或是干脆没有；有些拘押所（有时被称为“堡垒”）关押着几名女性，她们会被那里的士兵反复强暴。幸存下来的中国人提到了频繁的暴力、糟糕的食物和迅速垮掉的健康。在沦陷的海南岛上有超过60个站点为占领军小部队服务。在岛上被迫成为性奴的300名中国女性中，到战争结束时有200人死亡。她们遭的罪基本没人过问，因为只要再诱拐一批人来替代她们就行了。怀孕或生病的女性通常会被杀掉。在华中的一处“慰安所”里，在多次强暴中怀孕的女性会被赤裸地绑在柱子上，供先前对她们施虐的士兵进行刺杀训练。 再多的诡辩和文字游戏也无法掩盖这些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所付出的可怕代价。她们遭受到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所有士兵的强暴，任何被迫卖身而又在虐待之下存活了100天的女性都可能会被强暴多达3000次。

Brigitte Halbmayr, ‘Sexualis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Nazi “racial” persecution’, in Hedgepeth and Saidel (eds.),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33–5;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37–8. Wharton, Shrapnel, 189.

日本“慰安”体系有诸多残酷的讽刺之处，其中之一是日本军方当局声称希望这能减少不受管束的强暴和疾病蔓延的风险，同时向当地人保证，这种安抚手段不会导致性犯罪无法约束。但恰恰相反，日本军队一边用军妓院“慰安”，一边在占领区到处随意强暴女性。强暴是战争期间女性遭受的苦难中最极端的形式，但性骚扰还有其他算不上性侵的形式。女性俘虏常常被迫脱光衣服接受审讯，以增加她们的焦虑感和羞耻感；男性的贴身搜查侵犯了女性的自尊；对女性的折磨常常包括殴打生殖器官或威胁强暴。 虽然男性一直在为怎么样才算“同意”而争执，但强暴的定义是很明确的：未经女性同意而对其进行性侵犯。尽管如此，当时对强奸罪的审判方式却在评估罪行程度方面留下了许多灰色地带，而且影响了男性军事机构看待强暴的方式。威廉·沃顿是名小说家兼战时老兵，他后来回忆道，那些“像追逐一头鹿或一只兔子”那样追逐女性的苏联兵和用香烟、口粮来引诱绝望女性的美国大兵并无太大差别，后者“十分接近强奸了，只是不算肆无忌惮地施暴”。 实际上，数以千计的女性都要依靠短期卖身来缓解艰难和饥饿，这就把自愿性行为的概念延伸到了极限。

David Snyder, Sex Crimes under the Wehrmacht (Lincoln, Nebr., 2007), 137. J. Robert Lilly, Taken by Force： Rape and American GI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 (Basingstoke, 2007), 11; Elisabeth Krimmer, ‘Philomena's legacy： rape,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 German Quarterly, 88 (2015),83–4. Miriam Gebhardt, Crimes Unspoken： The Rape of German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17), 18–22. Peip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37–8.

女性很难向一个由男性组成的机构去控诉强暴，也很难获得适当的赔偿。在苏联，德国军事审判当局坚持只有当女性提出正式控告并能找出肇事者时才会对强奸案进行调查，这一决定意味着实际上大部分强奸案不会上报也不会被调查。 羞耻感或是家人的不接受也会降低受害者站出来揭露自己所受欺凌的意愿。这么一来，战争期间所有战区发生的强奸案数量就无从知晓了。1945年被苏联士兵强暴的德国女性数量的估计值从20万一直到200万。近期有人估算，美国军人在欧洲的强暴次数约为1.8万，这是根据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声称只有5%的强奸案会被举报的犯罪学调查所做的估算，这种外推的结论无法被证实。 新近还有人根据德国的私生子女数量记录进行估算，认为美军在占领期间发生了19万次强暴。所有这些估算都只是统计猜测。 真正受到调查的美军强奸案只有904起，但显然还有许多未被记录在案。1946年对中国4个省的法庭调查显示，日本占领军犯下的强暴案达到36.3万起，而在亚洲战区，数以千计的女性遭到强暴后被杀害，这让战后调查几乎无从着手。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98–9. Weiner, ‘Something to die for’, 114–15. Merridale, Ivan's War, 268. Alexandra Richie, Warsaw 1944： The Fateful Uprising (London, 2013), 283,302.

强暴的定义很简单，但它在战时有许多表现形式，也是多种不同动机的产物。在有历史记录的许多强暴罪行中，轮奸很常见，有时只涉及两三名男性，有时则有多得多的人反复凌虐一个受害者。在新几内亚战役中，澳大利亚士兵路过一具巴布亚女性的尸体，尸体被四肢摊开绑在屋檐下，周围散落着一堆用过的安全套，数量多达70个。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兵常常多人对受害者施暴，有时会把她们关在她们自己家里轮奸数日。在苏军攻入德国的最初几周，人们可以看见成群的苏联士兵围在躺在路边的德国成年和未成年女性周围，等着轮到自己。 也有些强奸案是罪犯孤身犯案，随机发生，这更像是和平时期社会上的强奸案，但轮奸的目的不仅是追求性满足，还想要把人们团结成一个团体，并强化被战争的恐怖和危险弱化了的阳刚之气。如果某名士兵对加入其中犹豫不决，他可能宁愿被迫加入，也不愿让人怀疑他没有男子气概或是被人指指点点。有名苏联军官战后撰文回忆了他在犹豫是否接受从一群受害者中挑出来的一个德国女孩时的紧张，因为他担心别人觉得他阳痿或是懦夫。 大规模的强暴常常都是在酒精助推下干出来的，这时候任何仅存的克制都会无影无踪，许多时候他们还会表现出一副虐待狂的样子，旁观的和参与的士兵都一样享受，1944年华沙大起义中奸杀红十字会女护士的精神变态的迪勒万格旅就是如此。大规模强暴后，他们把赤身裸体的女护士绑住脚倒挂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上，枪击她们的胸腹，周围则挤满了色眯眯的德国兵、苏联盗匪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

Elisabeth Wood,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recen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96 (2014), 472–4. James Messerschmidt, ‘Review symposium： the forgotten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masculinities and rape in Berlin 1945’,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2006), 706–9. Schrijvers,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 210–12; McLauchlan,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364–5. Lilly, Taken by Force, 12; Tanaka, Hidden Horrors, 101–3; Joanna Bourke, Rape： 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7), 357–8. Robert Kramm, ‘Haunted by defeat： imperial sexualities, prostit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war Japa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8 (2017), 606–7.

在近期的战争中，强暴被用作一种蓄意的策略，以行使男性权力和统治、打击敌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大规模或系统性强暴的影响范围很大，其背后的动机则更难以确定。所谓“补偿性强暴”显然是沮丧而紧张的士兵们想要以性为战利品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这是男性的一项战争特权。 用强暴来展示对敌国族群的彻底统治，则表明施暴者更公开地将强暴作为一种策略来实施。在中国和德国，日本士兵和苏联士兵常常当着其家人的面强暴成年或未成年女性，将任何前来阻止的男性枪杀或砍头，从而凸显敌国男性的无力和施暴者的权力。1945年柏林的大规模强暴，据一名受害者写道，不亚于“男性的失败”。由于任何年龄或状况的女性都能成为强暴对象，因此统治的欲望是无差别的。 在几个月艰苦的战斗之后，胜利的前景突然到来，压力的释放也让更多大规模的强暴随之出现。在意大利中部，法国军队，尤其是来自北非的殖民地部队，对意大利女性的强暴，是对德军防线崩溃和劫掠、侵犯当地民众的机会突然出现的一种反应——有些殖民地士兵根据自己对殖民地暴力的亲身经历，将这一前景视作理所当然。1945年在德国和同年稍后在日本，上报的美军士兵强暴事件突然增多，也是同样的“胜利淫欲”的产物。在德国，上报的美军强暴事件为552起，而在法国和比利时只有181起。在美军攻打冲绳时，估计有1万名女性遭到强暴、绑架，有时还会被杀害。 日本本土列岛被占领时，美国和英联邦士兵也爆发了一阵轮奸热潮，敌人自己的性暴力似乎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公平报复。在日本的一个县，被占领的头10天里就报告了1336起案件。为了保护日本女性免遭更多侵犯，日本当局于1945年8月下旬批准建立“慰安所”，并起了个委婉的名称“休闲娱乐协会”，由2万名日本妓女来替代其他女性承受强暴。 在一座港口城市，妓女们被告知，她们必须满足美军的性欲来拯救日本民族：“这是来自神的旨意……你们肩负着全体日本女性的命运。”

Lilly, Taken by Force, 22–3. Julie Le Gac, Vaincre sans gloire： 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français en Italie (novembre 1942–juillet 1944) (Paris, 2014), 432–46.

在所有的军事司法中，强奸无疑都是一项罪行，但是其非法属性和军方是否愿意很严肃地对待这一罪行之间还有很大区别。在欧洲战场上被实际指控强暴的904名美军士兵中只有461人被定罪。性侵只占美国军事法庭审判案件的3.2%。然而，那些被定罪者却遭到了十分严厉的惩罚以阻止其他人犯罪，还有70名被定罪者遭到处决。大部分被定罪者是黑人或拉美裔士兵（占72%），这表明对性犯罪的管制也有着强烈的种族主义特征。 在意大利，法军当局对强暴浪潮的反应也是重罚北非部队。当地意大利人一般都会责怪“那些摩洛哥人”，尽管法国白人士兵也有参与，有时还是和他们的北非战友一起轮奸。性侵浪潮主要于1944年5—7月发生在意大利的拉齐奥和托斯卡纳两个大区；在突破德军古斯塔夫防线，夺取罗马和向佛罗伦萨推进的3个月期间，意大利当局统计到1117起强暴或强暴未遂案件。在恢复纪律的努力中，他们仅给156名士兵定了罪——比强暴的数量少得多——其中144人是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马达加斯加的殖民地士兵。同期，意大利当局报告的美军士兵强奸案只有35起，英帝国部队只有18起；这些案件中有40起是黑人或印第安人干的，这又是个与白种军人相对数量不成比例的数字。

Annette Warring, ‘Intimate and sexual relations’, in Robert Gildea, Olivier Wieviorka and Annette Warring (eds.),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Daily Life in Occupied Europe (Oxford, 2006), 113. Snyder, Sex Crimes under the Wehrmacht, 149, 157–8. Birthe Kundrus, ‘Forbidden company： dome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rmans and foreigners 1939 to 194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1 (2002),201–6.

德国军方也将强暴判为犯罪，但他们对性犯罪的态度并不是出于关心受害者，而是担心军人荣誉受损和强暴给治安策略带来的威胁。强暴在西线战场得到了更多关注，在这里犯罪很容易被抓住，当地人也可能起来抗议——尽管如一名德军军官向来访的法国地方官所说：“我们是胜利者！你们被打败了！……我们的士兵们有权取乐。” 尽管如此，在法国只有16起强奸案被送上法庭，6人被定罪并被判劳役；在意大利，这样的案件也很少，因为德国军方想要防止民众反对1943年9月开始的德国占领。 强暴在东线战争中更加常见，密切监督在那里更为困难，而且德军对苏联和波兰女性的态度也受到了殖民计划的影响。德军士兵们明白关于种族玷污的法律应该限制他们在东线对性的渴望，但是证据表明军方大部分时候会对这些法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种族玷污在德国国内被当作管束机制，那里的波兰和苏联战俘或强制劳工如果被发现和德国人交往，就会被绞死或送进集中营。1943年1月司法部下发的指导意见警告那些与敌人战俘发生两性关系的德国女性，她们“背叛了前线，给国家荣誉带来了巨大伤害”。这些女性一旦被发现，就会失去公民权并面临牢狱之灾。

Walke, Pioneers and Partisans, 152;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38–9. Snyder, Sex Crimes under the Wehrmacht, 138–42; Mühlhäuser, ‘The unquestioned crime’, 41–2.

然而，在东线广大的德占区里，性犯罪的机会还有很多，虽然没什么轮奸的迹象。德军士兵和安全人员会以搜查反抗者为借口，对被逮捕或搜查的女性进行性骚扰；他们进行性折磨时也不会有什么愧疚。德军士兵尤其痛恨苏联女狙击手，即所谓的“猎枪夫人”。她们一旦被俘，就会面临性折磨、生殖器受损和被强暴的前景。她们的尸体有时会被四肢摊开扔在街道上，身上只套着一件军服外套，以此警告女性不要在男性的世界里挑战男性。 军事审判机构确实调查并惩处了一些强暴案例，尤其是如果这些强暴案还涉及其他形式的无正当理由的暴力或杀人，有些时候还会重判。但大部分性犯罪换来的只是两个月到两年的刑期，大部分时候要在惩戒营里做事，若工作表现杰出还能减刑。更优先的事情是要送这些人重返现役。强暴并没有被定为“重罪”，也没人同情苏联女性——据德国人对苏联社会的看法，她们本身也“不干净”。保留下来的案例显示，这些人获罪不仅是由于强暴，还有玩忽职守或反社会行为，对军队的影响很坏，阻碍平定广大东方地区的努力：“损害了德国军队的利益”，“损害了军队的声誉”，危害“治安工作”，等等。这些“自私的”士兵受到了重得多的处罚。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打击性犯罪是由于其对占领区男性军队的声誉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施暴者的道德败坏或是受害者遭受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