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一个不同的全球时代

旧秩序正在崩塌，一种新秩序正在它原来的地方崛起。在全世界，一伙人骑在其他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旧社会的基础正在被砸碎。地球上被欺压的人民正在扭转他们悲惨和潦倒的命运，他们正在反击……但帝国主义不会自行消失。

Amanke Okafor, Nigeria： Why We Fight for Freedom (London, 1949), 6.

——阿曼科·奥卡福，《尼日利亚：我们为什么要为自由而战》，1949年

TNA, KV2/1853, Colonial Office to Special Branch, 22 Sept. 1950; Security Liaison Office to Director General, MI5, 20 Oct. 1950, ‘G. N. A. Okafar’;Director General to Security Liaison Office, West Africa, 12 June. 1950. Okafor, Nigeria, 5, 30, 39.

战争结束四年后，尼日利亚的法律系学生兼共产党员乔治·阿曼科·奥卡福（他的举动遭到了英国安全部门的密切监视）在伦敦编写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从而拉开了战后非洲从欧洲人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序幕。 美国民权运动家兼歌手保罗·罗伯逊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言，赞许了全非洲“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运动。到1945年，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都已被击败并清算，这导致民众普遍反对战胜国英国、法国和被解放的比利时、荷兰继续推行帝国主义。尽管战胜国列强决意坚持对仍然生活在“原始未开化国家”（战后英国劳工大臣佩斯维克-劳伦斯勋爵的说法）的人民实施帝国统治，但大战最显著的地缘政治结果便是整个欧洲的帝国体系在不超过20年的时间里完全崩溃，以及一个民族国家世界的出现。1960年，英国手中最大的殖民地尼日利亚获得独立，用奥卡福的话说，这是恢复了“非洲人民的尊严”。

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历史中，最为突出的是战争导致的巨大人道主义危机，西方主导下全新的全球经济协作和国际合作体系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盟友之间冷战的开始。人们对帝国主义瓦解的关注固然不多，然而新老帝国的解体却是人道主义危机、新国际主义形成和冷战出现的大背景。轴心国帝国被击败和灭亡后，轴心国想要取而代之的旧帝国的临终剧痛也很快随之降临。在亚洲、中东和非洲，随着欧洲列强和日本的退出，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代替它们的是一套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政治地理局面。

帝国的终结

David Roll, The Hopkins Touch： Harry Hopkins and the Forging of the Alliance to Defeat Hitler (New York, 2013), 173–4.

1945年德国和日本的战败和投降，以及早先意大利于1943年的投降，导致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来长达14年的暴力帝国扩张突然而戏剧性地结束了。在三个轴心国里，曾经对新帝国主义大加支持的人都没打算复活它，也不想去维持曾经助长了新帝国主义的激进民族主义。这三个帝国的毁灭揭示了这种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惨痛代价，此时这种代价降临到了被困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短暂占据为殖民地或帝国领地之处的大量人口身上。消灭新帝国是从1942年1月起被称为“联合国”的盟国的一项核心目标，这个词是罗斯福在1941年12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期间凭空想出来的，但是它很快被用来定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盟国。 在关于轴心国投降的讨论中，各国认为德国（包括其欧洲盟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要放弃其所有占领的领土；意大利要被没收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和在欧洲的占领区；日本则会失去它在东亚和太平洋周围所有的殖民地、托管地和保护国。所有这三个国家都将被限制在战胜国为其划定的国家边界内。它们仍然会是国家，但不再是“民族-帝国”了。

TNA, FO 898/413, 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 ‘Projection of Britain’, propaganda to Europe： general policy papers.

最激进的国家重构发生在德国。盟国不仅决心要把德国限制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后的领土内，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后，还决定让波兰从德国东部切走一大块地盘以补偿1939年9月被苏联占去的东部领土。三大盟国还同意把德国剩下的地盘划成三个军管区由三国瓜分，而新德国的最终划分方式则仍悬而未决；在1944年法国临时政府的施压下，法国也在德国南部得到了一小块占领区。伦敦政府甚至有人提议把德国暂时转为英国自治领，让德国人学学什么是民主。 最后，各占领国还是未能就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达成一致，于是在1949年建立了两个独立国家：苏联占领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合并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的情况则简单得多。那里只有盟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麾下的一个占领当局。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和战前那些国际联盟托管岛屿都不再是日本的了。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冲绳被美国管到了1972年。根据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协议，朝鲜被从北纬38°线一分为二，就和1904年日本和俄国首次界定势力范围时一样。苏军占领北方，美军占领南方。中国的台湾和东北还给了中国，后者则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方面向苏联做了部分让步。太平洋岛屿作为联合国托管地交给了美国。

Jean-Christophe Notin, La campagne d’Italie 1943–1945： Les victoires oubliées de la France (Paris, 2002), 692–3; Richard Lamb, War in Italy 1943–1945： A Brutal Story (London, 1993), 259–60; David Stafford, Endgame 1945： Victory, Retribution, Liberation (London, 2007), 354, 469–70. Nicola Labanca, Oltremare： Storia dell’espansione coloniale italiana (Bologna,2002), 428–33; Saul Kelly, Cold War in the Deser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talian Colonies, 1945–52 (New York, 2000), 164–7. Antonio Morone, L’ultima colonia： Come l’Italia è tornata in Africa 1950–1960 (Rome,2011), 131–3, 176–7, 383; Kelly, Cold War in the Desert, 169–71.

如何对待意大利是个更棘手的问题，因为从1943年9月起意大利就已经与盟国并肩作战，到1945年5月时它已经恢复为1919年边界之内的统一国家了。战争结束时英军和南斯拉夫铁托游击队之间就亚得里亚海港口的里雅斯特的未来归属问题相持不下，以这座城市重归意大利而告终；在意大利西部阿尔卑斯山区的瓦莱达奥斯塔与法军的另一场对峙则阻止了法国对意大利领土的吞并。 意大利的前殖民地全部交给了英国军管，埃塞俄比亚1941年就在重登皇位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领导下恢复了独立国家的身份。罗马有一个民族主义游说团，希望收回意大利的部分或全部前殖民地，以此在重新洗牌的帝国世界中建立威望，但1945年的环境和1919年完全不一样了。战后的反殖民潮流意味着国际上不会有人同情意大利的这一努力，1947年2月意大利签署的和平条约第23条特地禁止了任何重建帝国统治的企图。但这并未解决前战时盟友之间关于如何处置意大利丢掉的殖民地的激烈争执。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政府要求托管至少一处意大利领地。英国和美国不想让苏联插足非洲，坚持拒绝苏联参与此事，这一态度在原本有可能实现的东西方战后合作的棺材上又钉了一颗钉子。美国也不想搞出一个助长英国在非洲帝国地位的解决方案，因此拒绝了英国关于允许其在非洲之角和未来的利比亚继续保持势力的提案。 最终，盟国各方未能达成一个可接受的妥协方案，于是把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1949年5月，联合国大会拒绝了意大利推翻和平条约裁定的外交努力，也没有让英国实现根据自己的利益重组这一地区的愿望。利比亚获得了独立，厄立特里亚最终与埃塞俄比亚组成联邦；最后，1950年12月，大会同意把索马里的联合国托管地交给意大利，这是意大利最穷最小的前殖民地。面对已经组织起来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意大利很难为执行托管找到所需的资金和人员，鉴于此，意大利官方准备让这一地区独立。1960年6月30日，意大利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丝余烬也熄灭了。

Ian Connor, Refugees and Expellees in Post-War Germany (Manchester, 2007), 8–10 on early German settlements. Labanca, Oltremare, 438–9; Gerard Cohen, In War's Wake： 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 in the Postwar Order (New York, 2012), 6. Lori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Mass., 2009), 1–3, 43–4.

随着轴心国帝国的终结，那些仍留在现已不再是其帝国的土地上的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日本人纷纷逃离，有些是自愿的，有些则是被迫的。他们大部分不是新的殖民者，而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暴力扩张开始前就定居已久的人群，有些德意志人已经在当地居住几百年了，但他们还是作为帝国野心的某种代表遭到了惩罚（其中有一部分人确实可以代表这种野心）。 许多意大利移民在1945年之前就已经回国了，包括5万从埃塞俄比亚回国的人，但在意属索马里还有超过4000人，厄立特里亚有3.7万人，利比亚东部约有4.5万人；到40年代末，从非洲返回意大利的总人数超过了20万人。此外还有25万人从意大利短暂的欧洲帝国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逃离或被赶了出来。这些殖民者很难重新融入意大利社会；许多人被安置在难民营里，这些难民营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清理完毕。 然而，这个数字和数以百万计迁回母国的日本人及德意志人相比就很少了。当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估计有690万日本军人和平民散布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盟军为遣送日本军人回国做了计划，但对平民则没什么明确的政策。美国率先提出有必要迁走日本平民，此举部分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暴力侵袭，部分也是作为其帝国扩张失败的标志。 许多平民已经长期扎根于殖民地，他们被命令离开时会失去所有的资产；其他人则是新近迁往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移民，或是使帝国得以运转的官员和商人。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 Calif., 1998), 410–11.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43–7, 97.

同为被遣返或驱逐的人，其经历却是天壤之别。在中国东北，日本人大部分是孤立无援的妇孺，他们会遭到苏军的袭扰和侵犯，也没什么交通手段，很难得到食物。他们的处境最为艰难，被遗弃在充满敌意的民众和占领军中间长达9个月甚至更久。当苏联红军杀到时，22.3万农民定居者开始向东逃离，但许多人（或许是大部分人）的财产和食物都丢掉了，数以万计的人不得不靠乞讨或偷窃为生。最终只有14万人回到了日本，7.85万人死于暴力、疾病或饥饿。 对中国东北其余日本人的有组织的遣返直到1946年夏才开始，当时超过100万平民被迁往日本的难民营。在美国和中国控制的地区，遣返计划开始得更早，由于美国提供了航运，遣返工作不像中国东北那般艰难，尽管如此，强迫迁徙和财物损失仍然存在。在美军占领的朝鲜半岛南半部，日本投降不久后的1945年9月17日当局就宣布强制遣返日本军民，而且当月就开始将其运回日本；然而许多平民选择留下来，于是1946年3月他们被强令必须在4月之前离开，否则就会面临处罚。美国军政府只允许他们携带少量财产。在中国台湾，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发出了相似的通知，1946年3月宣布强制遣返，4月底就要完成。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44.7万日本人乘船返回日本，放弃了他们的殖民历史。在日本本土列岛，从遣返中心到正常平民生活的漫长调整期随之开始。本土的日本人在自己和这些被赶回来的人之间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后者始终是失败的帝国计划及其惨痛代价的象征。

Watt, When Empire Comes Home, 47–50. Haruko Cook and Theodore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1992), 413–15, testimony of Iitoyo Shōgo, official in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在中国大陆，主要由美国船只执行的平民遣返始于1945年11月，在次年夏季便基本完成；而与此相对，许多日军部队则被中国国民党政府留下来在上海和北平维持公共秩序，以及对付中国共产党。最慢的遣返出现在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的东南亚司令部辖区。这里日本士兵和平民的处境特别糟糕。被俘军人被重新定义为“投降的军事人员”而非战俘，这样英国当局就能规避《日内瓦公约》的要求。他们被留下来充当强制劳工，即便是到了大部分日军已被最终遣返的1946年夏（这次用的还是美国船只），还有10万人被留下来充当苦力，直至1949年初，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 平民的过渡比较困难，许多人被安置在管理混乱的营地里干重体力活。印度尼西亚的一名日本政府官员回忆了在他被拘押的英国战俘营里那些痛苦的日常，在那里，打着赤膊的囚犯被逼迫顶着烈日用钢丝刷清理机场跑道，水和食物都很少；后来他被转移到新加坡旁加朗岛上一处与世隔绝的营地，那里没有遮阳棚，没有天然水源，每天的口粮只有不到半杯大米。直到红十字会前来检查后，环境才有所改善。

Connor, Refugees and Expellees, 13. Raymond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Haven, Conn., 2012), 1–2, 93–6. Raymond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Haven, Conn., 2012), 96.

到此时为止，在从新帝国涌出的被驱逐者和难民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那些在第三帝国扩张到整个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过程中无意间成为帝国一部分的德意志人，包括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中丢掉的领土上的德意志居民，这些土地在1939年后被德国夺回，现在又丢了。迁往德国占领区的人数估计在1200万—1400万之间（更准确的数字已不可考）；他们大部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补偿领土”，后者原本属于德国东部，但此时已划给了波兰。也有人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被赶回德国领土，还有设法随同撤退的德军向西逃离的苏联伏尔加德裔居民，数量不明。苏联军队还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把14万德意志人驱逐到了另一个方向，向东赶进了苏联境内的劳动营。 被驱逐的人大部分是女性、儿童和老人，许多精壮男性被当局留下来，为恢复当地的经济充当劳力。尽管盟国在波茨坦大会上表达了人员迁徙应当“有序且人道”的意愿，但德国战败后的报复性暴力浪潮还是无差别地落到了德裔少数民族身上，既不有序，也不人道。人们对被驱逐者死亡人数的估算差异很大，从50万到200万不等，但毫无疑问的是有数十万人确实死于饥饿、严寒、疾病和蓄意杀害。 战争结束后的最初6个月是所谓的“野蛮驱逐”时期，德国侨民被迫长途跋涉、跨过国境，进入四个盟国占领区，或是被塞进肮脏的火车车厢，在他们前往德国领土的漫长而令人疲惫的旅程中几乎没有食物和衣物。在第一轮报复中，警察和士兵们以当年前往东方的犹太人所受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德意志人。在1945年6月的一次暴行中，捷克斯洛伐克士兵逼迫265名苏台德德裔在霍尔尼·蒙斯特尼斯下火车。这群人中有120名女性和74名儿童，他们被迫在火车站后面挖了一个巨大的墓坑，之后他们被从脑后一枪射杀，扔进坑里。 许多时候，被驱逐者只提前几个小时接到通知，有时只提前几分钟，因而随身带不了什么东西。闷罐车被塞得满满的，因此被驱逐者只能站立着，相互倚靠，火车出发时车上也没有水和食物；死去的人就在沿途车站被丢出去。有些人起初被关在临时营地里，男性充当强制劳工，其环境和所有集中营都差不多——糟糕的食物、虱子、斑疹伤寒，还常常挨打。

Raymond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Haven, Conn., 2012), 126, 149. Raymond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Haven, Conn., 2012), 124–5, 160–11, 309; Ruth Wittlinger, ‘Taboo or tradition? The “Germans-as victims” them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until the mid-1990s’, in Bill Niven (ed.),Germans as Victims (Basingstoke, 2006), 70–73.

对盟国来说，有些地方的德意志人面对的粮食和善后问题已经足够困难，在这些地方，头几轮人员驱逐是个难以对付的事。有时候接收地当局会拒绝他们进入。美国官员们担心，这些当局是串通好了做这种事的，有人称之为“可怕而且没人性的事”。英国官员们向伦敦报告了他们看到的日常暴行，但外交部的观点是要避免指责捷克人和波兰人，以免英国背上“毫无必要地对德意志人心软”的名声。 最终，盟国同意要给驱逐行动强加上某些秩序。1945年10月，“联合遣返行动处”成立，负责设计运输方案，把被驱逐者运往德国和把“难民”运回原籍国，总运量超过600万人。11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公布协议，为每个占领区分配了被驱逐者的数量（苏占区275万人，美占区225万人，英占区150万人，法占区15万人），并提出第二年还将继续在盟国监管下进行驱逐行动。尽管盟国已努力为被驱逐的德意志人的待遇和运输建立规范，他们的处境仍然糟糕，不过德国国内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盟国没有预计到会有如此多的德意志人离开东欧和中欧，这些人于是被安置在临时营地甚至是前集中营里，食物和生活设施很有限，就业的前景也不乐观。到1945年底，苏占区有625个营地，西方占领区还有数千个。和在日本一样，被驱逐者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被证明漫长而艰难，本地德国居民中的很多人不信任这些新来者，而且不同意为供养他们而花钱。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2010), 170.

当被驱逐者从新帝国朝德国国内的方向流动时，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孤儿、强制劳工或俘虏等千百万男女老幼却在相向而行，他们要么是回家，要么是到海外寻找新家。这些新一轮帝国扩张的受害者数以千万计，他们遭受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强制迁徙。在东亚，最大规模的强制迁徙发生在中国，蒋介石政府估计在战争结束时已有4200万人“背井离乡”。而据战后估算，全部难民人口，包括那些迁徙了不止一次的人，达到9500万人，全国人口的1/4在战争的某个时刻离开了家乡。在北方和东部的沦陷省份，逃离的人口占比在35%到44%之间。其中大部分人会竭尽所能地返回前沦陷区，这常常要经过数月跋涉，而国家却只能为其中不超过200万人提供协助。有些人放弃了返乡的努力，永久留在了迁居地。那些返乡的难民发现他们的家庭网络已经解体，家园和财产都被留下来的人占据，这一结果使得他们对没有逃离日占区、反而可能投靠日本的人越发怨恨。 安排那些强制劳工、被征入日军的殖民地部队以及大量被强迫卖淫的“慰安妇”返乡则是美英占领当局的义务。1945年，当局基于对国籍的大致估计，实施了遣返计划，送他们回家。

G. Daniel Cohen, ‘Between relief and politics： refugee humanitarianism in occupied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3 (2008), 438. Jessica Reinisch, ‘“We shall build anew a powerful nation”： UNRRA, internation alism,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Po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3(2008), 453–4. Mark Wyman, DPs： 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 1945–1951 (Ithaca, NY, 1998),39, 46–7.

在欧洲战场，战时盟国在战争结束前很早就意识到，通过剥削奴隶劳工、激进流放和恐怖政策建立的第三帝国已经造成了可能无限严重的移民问题。在这里，流动人员并非德国新秩序之下的难民，他们大部分是从家乡被带走为德国战争机器服务或送进集中营的人。其中有些人是自愿为德国军事机器服务的东方沦陷区的人，现在因德国战败而滞留。1943年，在正式的联合国组织成立的两年前，试运营阶段的“联合国”创办了“善后救济总署”（UNRRA），试图提前为解决德国及其盟友被击败后需要面对的此类问题做准备。用罗斯福的话说，要向“德国和日本野蛮行径的受害者”提供救助。 善后救济总署最终在欧亚16个国家采取行动，于1945—1947年发放了价值100亿美元的食品援助。在西欧，它以小组的形式开展工作，每个小组13人，包括医疗人员、福利救济人员、神职人员和组织人员，其中超过一半来自欧洲大陆，以解决预计会出现的语言问题。在苏联的地盘上，善后救济总署代表团可以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地方当局协作，但物资必须在港口或边境移交，由政府机构而不是善后救济总署进行分发。 在1945年夏季，有322个小组管理着德国西部地区的约227个难民中心和奥地利的25个中心；到1947年，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的中心达到762个。

Mark Wyman, DPs： 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 1945–1951 (Ithaca, NY, 1998), 17–19, 37, 52. 1946年3月有844144名难民依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8月为562841人。

非德意志人口的迁徙总数估计为1400万人，但准确数字同样不可能统计出来。由于善后救济总署无法直接在苏联地盘工作，苏联红军占领区的迁徙人数无法确定。战争结束后的几周内，就有数百万人在美国卡车和享有优先通行权的火车的协助下踏上了归途。在德国的120万法国被驱逐者和俘虏中，到1945年6月只有40550人还留在德国。到7月，有320万难民回了家，留下180万人还在善后救济总署设置的难民中心里。起初的条件一片混乱，难民都被安置和供养在临时营房里。尽管难民获得了优先关注，但食物仍然很少。到1947年，营地中仍住着超过50万难民，他们每人每日的热量摄入只有1600卡路里，远远低于维持完全健康所必需的水平。

Cohen, ‘Between relief and politics’, 445, 448–9. R. Rummell, Lethal Politics： Soviet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17 (London,1996), 194–5; Mark Edele,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Oxford, 2017), 139–42. Nicolas Bethell, The Last Secret： Forcible Repatriation to Russia 1944–1947 (London,1974), 92–118; Keith Lowe,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London, 2012), 252–62.

西方盟国认为，所有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在经历磨难后都想要回家，但实际上遣返一事远不是一帆风顺。犹太人难民获得了一个特殊地位“联合国国民”，以保护他们不被送回到会迫害他们的地方。 主要问题在于数百万东欧人不愿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到1945年9月，约有200万苏联公民从欧洲各地回了家，但西方并不知道这种迁徙对这些男男女女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回归时受到的对待就像是接触法西斯主义后被污染了一样。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军事情报机构“锄奸团”的筛查后，有些人被放回了家，其他一些人则被迫前往苏联的偏远地区，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送到劳动营。在被遣返的550万苏联军民中，约有300万人受到了某种形式的惩罚。约240万人被放回家，但其中63.8万人后来又被再次逮捕。 苏联要员和军官来到西方的难民营地，寻找那些被算作待遣返苏联公民的人。西方军队起初会配合，强行把那些不情愿的被驱逐者交到苏联人手中，唯一的例外是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国民，这些国家已因1939—1941年被苏联占领而不再独立。数千曾经与铁托游击队作战或是支持保王党的南斯拉夫人被英军强行送了回去，他们在回国后就被杀或被监禁。

Cohen, In War's Wake, 26. Wyman, DPs, 186–90, 194–5, 202–4.

到1945年10月，那些回到苏联的人再遭磨难的证据已经足够多了，作为西方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正式发出指示，允许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自行选择是否返回。尽管苏联强烈抗议，这一决定还是得到了1946年2月联合国大会的认可。苏联代表安德烈·维辛斯基哀叹道：“这种所谓的宽容，在历史上有个名词：绥靖！”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两年里，善后救济总署及其后继者“国际难民组织”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来劝说苏联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回家。有45万最坚决的苏联军民拒绝返回。最后，由于战后劳动力短缺，西方国家干脆同意大量难民移民。在英国，11.5万曾在西线作战的波兰部队老兵被允许留下来；到1951年底，加拿大接收了15.7万人，澳大利亚接收了18.2万人。在跨党派游说团体“难民公民委员会”的压力下，杜鲁门总统被说服，于1948年6月和1950年6月通过了两项授权法，允许40万难民在美国定居。到1952年，无去向的难民只剩下15.2万人，大部分是些老人、残疾人或患有慢性肺结核的人。1957年，联邦德国政府关闭了最后一个难民中心。

用鲜血换独立

James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Britain's Struggle with America to Dominate the Middle East (London, 2018), 22. Jessica Pearson, ‘Defending the empire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olonial oversight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5 (2017), 528–9.

联合国在着手解决轴心国帝国的遗留问题初期，曾期望对民族自决的尊重能得到更广泛支持，这一原则被载入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并于1945年6月最终获得同意。这不仅仅是对一些国家毁于轴心国帝国之手的回应，它还暗示其他那些资格更老的殖民帝国，应当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帝国主义的毁灭视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全球计划的前奏，该计划最终将会消灭所有领土帝国。“殖民的日子过去了，”罗斯福的共和党竞争对手温德尔·威尔基在1942年环游世界时宣称，“……这场战争必须终结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欺压。”没几个美国人会不同意这一点。 “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无论是老是新，”1945年2月《美国信报》的一篇社论写道，“维持旧暴政所需的日复一日的暴力几乎和新的侵略一样不可原谅。”

Jan Eckel, ‘Human rights and decolon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and open questions’, Human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ism and Development, 1 (2010), 114–16. Stefanie Wichhart, ‘Selling democracy during the second British occupation of Iraq, 194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 (2013), 525–6. Eckel, ‘Human rights and decolonization’, 118; Dane Kennedy, Decolon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16), 1; W. David McIntyre, Winding up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Pacifc Islands (Oxford, 2014), 90–91.

1945年的终战带来了和1919年彻底不同的结果。1919年时民众要求自决的呼声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抵制面前烟消云散，而1945年时四大战胜国中的三个——美国、苏联和中国——都反对帝国势力和殖民地制度继续存在。尽管英国和法国作为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希望这个新的国际组织能帮助它们在多年的战争危机后恢复帝国统治，但它们也很快醒悟了过来。这场战争是欧洲帝国的分水岭。反殖民主义者主张，这场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为的是让所有民族获得政治独立，而非只是让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独立。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者纳姆迪·阿齐克韦（尼日利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借用了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和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的词句，于1943年起草了《自由宪章》，以保障包括生存权、表达和结社的自由以及自决权在内的各种权利。阿齐克韦提出，先前这两份文件证明了“所有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要在其下生活的政府形式”。 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给丘吉尔写信说，他相信“《大西洋宪章》的起草者们不会找不到办法让联合国为阿拉伯人［独立］提供保障……” 结果，联合国直到1950年12月才把“民族自决”确定为一项重要权利，而到1960年12月联合国第1514号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后，这个决定才具备法律约束力，这份决议的标题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英国殖民地部评论道，这成了“联合国的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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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想要的结果。它们原以为1945年的情况将和1919年十分相似，自决原则会在欧洲重新建立（尽管在苏联控制区会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但不会用在帝国领地。在战争的善后工作中，所有帝国主义强国都会优先重建和平时期的经济和开发帝国领地，以此在战时政治和道义权威突然崩塌后重建政治信任和威望。美国战略情报局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提醒道，1945年7月取代战时联合政府的英国工党政府“和丘吉尔的前任保守党政府一样满是帝国思维”。 新任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认为，“简单交出”殖民地领土“既不情愿也不可行”。当升任英帝国总参谋长的蒙哥马利于1947年11—12月访问非洲时，他向政府报告说他认为非洲仍然“完全未开化”。他倾向于继续剥削帝国殖民地“以让英国存续下去”。 1944年，戴高乐将军在法属刚果的布拉柴维尔会议上呼吁殖民地和法国要更加团结，摒除“任何自治的想法，任何向法国帝国集团之外演变的可能性”。 荷兰政府回到本国后立刻开始在重建的帝国中发展一种新的“荷兰联邦”模式，此时，任何让荷兰人到东面被打败的德国定居的前景都已不复存在。 战时所有的帝国主义盟国都明白，想要在新的战后秩序中获得尊重，它们就不得不重视对帝国领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就像它们在战间期所做的那样，同时还要避免给予独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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