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2

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战争结束时力量平衡的变化是难以接受的。凭借着帝国领地的存在，它们在1939年时曾是世界两大强国，现在想要恢复其大国地位，或许仍然要靠帝国领地。英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甚至还宣称帝国统治是“保卫自由的庞大机器”，应当被保留。 两国政府都担心美国会在1945年5月成立联合国时坚持把所有殖民地都变成托管地，交由国际监管。它们在旧金山会议上成功在《联合国宪章》中引入了第二条第七款，确定殖民统治是一项国内事务，不应被干涉，这就允许两国再次发展其帝国统治以巩固其全球地位。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帝国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他秉持着英国外交部于1945年5月提出的“三元体系”的主张，将帝国统治视为在苏联和美国之外建立“第三势力”的手段，以确保欧洲战胜国能获得与苏美对等的待遇。 贝文反对印度独立，希望把英帝国扩张到利比亚，而且不喜欢联合国托管模式。他们十分想要拓展“英联邦”这个概念，使之被视为全球第三势力，而所谓的英联邦是个独立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定义也很松散），由英国主导。［1949年，“British Commonwealth”（英联邦）这个表述中的“British”被去掉，以避免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 贝文还让外交部拿出了另一项主张，提议建立一个欧洲帝国集团——英国、法国、比利时——利用“欧非”（Eurafrica）来确保“与西半球集团及苏联集团地位平等”，1948年1月他在内阁就是这么说的。 财政大臣休·多尔顿觉得，通过利用非洲的资源，“我们将会让美国依赖我们”。 由于法国对此的态度不冷不热，这一计划渐渐无疾而终。法国自己的计划是为其帝国建立一套新的宪法框架，向殖民地被奴役人民许诺公民地位和有限的地方自主，从而把殖民地与宗主国法国更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在1946年的一次全民公决之后，“法兰西联邦”成立，但人们很快就明白此举是要确保殖民关系长期存续，殖民地人民无法享受和法国人相同的选举权、民权、福利或经济机会。联邦无意让民族独立，它只是意味着把帝国更加牢固地捆绑在一起。

Jason Parker, ‘Remapping the Cold War in the tropics： race, commun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West Indie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4 (2002),337–9.

恢复帝国的计划大部分只是一厢情愿。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面临着恢复经济的严峻问题。英国因战争而几乎破产，法国经济也在数年沦陷中遭到严重破坏。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是无可避免的，而帝国作为经济力量的来源，其复兴之路也受到美国的阻碍，后者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订后坚持要废除封闭的帝国贸易体系和货币区，代之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1947年“欧洲复兴计划”（通常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启动，让欧洲帝国更加依赖美国。当英国拒绝了美国无条件获得牙买加铝土矿的要求时，1949年的马歇尔援助贷款便改成以英国低头为条件了。 如果说帝国是一种市场和原材料来源，那它也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为表现得不那么殖民化，英国和法国都拿出了开发计划——1945年英国的《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案》，以及一年后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资金项目——但大部分资金被用来资助帝国领地里那些有助于恢复宗主国人口生活水准的经济项目，而非被统治人民所需。英国为了避免花费本国纳税人的钱而耍了个花招，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都是来自战争期间被扣在伦敦的未付出的殖民地借款。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 Conn., 2006), 318–19. Leslie James, ‘Playing the Russian game： black radicalism, the press, and Colonial Office attempts to control anti-colonialism in the early Cold War,1946–50’,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3 (2015), 511–17. Balázs Szalontai,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Vietnam”： the Bao Dai factor and Soviet attitudes toward Vietnam 1947–1950’,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20 (2018), 16. Eckel, ‘Human rights and decolonization’, 122, 126.

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意识到，帝国的存亡之争会把联合国变为一个战场，成为战时联盟转变为冷战的一个主要因素。从1946年起，苏联选择重新启动了反帝措施，这一做法原本已在苏德战争开始时就被抛弃了。在1947年一次向欧洲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代表们做的被广为传播的演讲中，安德烈·日丹诺夫宣布，苏联认为现在的世界上有“两大阵营”，帝国主义者和反民主阵营，以及反帝国主义和民主阵营。苏联的目标是要与“新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做斗争。 英国殖民地部开始监控苏联作为“殖民地人民捍卫者”的一举一动。1948年，贝文向所有外交使团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反击苏联对殖民主义的攻击”。 1947年4月，一名法国内政部官员警告美国大使，苏联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瓦解现有的殖民地归属关系”以削弱殖民强国，让它们更容易被“共产主义最终统治”。 处于批判殖民主义和要求民族自决（包括1960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联合国第1514号决议的支持）第一线的人是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团。然而，联合国大会中的主要潮流本来就反对保留帝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更是如此了，之后的反殖民运动常常引用这一文件。一名英国官员在1947年发现，自从两年前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的注意力就集中在殖民地问题上”。十年后，英国一份联合国工作报告正确地总结道，这“相比于国际联盟成立时，对西欧的利益极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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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旧帝国崩溃的主要驱动力来自被殖民世界日甚一日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浪潮，正是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激励了它们。即便没有战争，对于自治和独立的要求也已在挑战着殖民体系，1919年时便是如此，但1945年之后旧帝国之所以加速消失，是因为全世界都对传统形式的帝国抱有敌意，而且战时动员之后产生了反帝网络。这一变化的象征是1945年10月泛非会议在曼彻斯特举办，当时来自60个国家和反殖民运动的代表齐聚一堂，以推动实现脱离殖民统治并终结种族歧视的目标。战时工会和劳工队在帝国招募人员，为有组织地抗议提供了另一项基础，让它们与特立尼达人乔治·帕德莫尔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联系到了一起，从经济权利的角度来看待与帝国的斗争。 牙买加的“人民民族党”创始人诺曼·曼利曾与在纽约哈莱姆成立的“牙买加进步联盟”合作，他劝说美国黑人工人不仅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还要为“全世界的少数民族和殖民地族群”而战。 这些网络甚至能够触达殖民帝国最偏远的角落。1945年，在战争中最具戏剧性之一的战役发生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时曾是所罗门群岛劳工队一名中士的乔纳森·斐斐在与美国黑人士兵们并肩奋斗后，想要创建一项民族政治运动。“我们感到愤怒，”他后来回忆道，“我们被英国人当作垃圾一样对待。”他和其他人援引《联合国宪章》，共同发起了“进军法则运动”（Maasina Ruru，意为“兄弟会法则”），在运动中建立了一套替代性的部落权力体系，拒绝纳税并抵制英国的“原住民委员会”。对此，英国当局的回应是在所罗门群岛进行“灭虱行动”以镇压这项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初，已有数千人因煽动叛乱而被关进监狱。

Yasmin Khan, The Great Partition： The Making of India and Pakistan (New Haven,Conn., 2007), 25. Mary Becker, The All-India Muslim League 1906–1947 (Karachi, 2013), 225–9 ;Khan, Great Partition, 38.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Wars： The End of Britain's Asian Empire (London, 2007), 77.

这次反帝民族主义浪潮被证明无可逆转，旧帝国势力对此软硬兼施，既报以权宜妥协，也施加了极端暴力。帝国危机的到来并非不可预测，就像地震一样，但其影响也同样宛如地震般深远。1946—1954年，欧洲帝国的亚洲领地在短短8年时间里土崩瓦解，终结了几个世纪的帝国扩张。这正是英国的一个核心顾虑，因为从印度、缅甸到马来亚和新加坡这片巨大的帝国弧线是其整个帝国中最大最富庶的部分；因此有人主张，它对于维持英国在亚洲的势力及其全球地位是至关重要的。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导致的印度战时危机已经被镇压下去，但是战争年代也催生了一轮群众运动。民众的想法是，在战争中承担义务并付出牺牲后，自由和自治必须随之而来。“我们在战争中受了苦，”一名印度士兵于1946年说道，“……我们忍受了这些，因为我们可能会获得自由。”1945年，超过50万印度人被复员，回到了已经被战争改变了的村庄和城镇。 政治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维持着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愿望，现在这个愿望已经成了最流行的大众呼声。“全印穆斯林联盟”从20年代末仅仅超过1000名成员的小党成长为1946年时200万人的大党。1940年，这个联盟发布了“拉合尔决议”，开始寻求建立由穆斯林掌权的巴基斯坦。 到战争结束时，印度国民大会党成了受民族主义力量欢迎的大联盟，在城乡都有众多追随者。1945年6月14日，当国民大会党领袖最终被从监狱里放出来，继续推动结束英国统治时，他们发现这一运动已经不一样了。重获自由的该党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警告新上台的英国工党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独立已不可避免：“人民越来越绝望……不能再搪塞他们了。”

艾德礼政府的态度并不明朗，但迫在眉睫的这场危机之重大不容任何怀疑。粮食短缺，普遍的工人抗议，以及1946年春孟买港印度水兵发动的全军哗变，都被大众媒体和当地印度政治家拿来和更大范围的印度自由一事联系到了一起。印度政府错误地决定把印度国民军成员送上法庭，审判他们与日本敌人勾结一事，这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导致了暴力抗议。实际上英国的势力过于薄弱，无法掌控住一块对英国继续统治涌动着敌意的次大陆。1946年，整个印度只有估计9.7万英国人，而军队和警察大部分是印度人。1946年春举行的大选让改革者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穆罕默德·真纳的全印穆斯林联盟赢得了所有穆斯林占多数的邦，国民大会党则控制了其他邦。印度总督韦弗尔元帅在把这场逐渐展开的政治大戏通报给伦敦政府时，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悲观情绪；印度到1946年夏季时已经快要无法统治了。伦敦政府对于局势变得多么危急理解有限，但他们最终决定派出一支以印度事务大臣佩斯维克-劳伦斯为首的内阁代表团前往印度，为英国治下的独立印度自治领商量出一个合乎宪法的未来。1946年6月，代表团最终拿出了一套复杂的联邦制架构，全印度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政策，而以穆斯林为主或以印度教信徒为主的省级邦则负责大部分国内事务。要选出一个选举人大会，同时组建印度临时政府。这一提案很快失败了：国民大会党担心英国人计划把印度“巴尔干化”；全印穆斯林联盟则想要在巴基斯坦独立建国一事上得到可靠承诺，并开始支持分裂。英国人发现自己已不可能制止愈演愈烈的暴力，于是地方政府被很快交到印度人手里。

Ranabir Samaddar, ‘Policing a riot-torn city： Kolkata, 16–18 August 1946’,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2017), 40–41, 43–5.

到了1946年8月中旬，英国政府显然已经无法挽回印度的危机了。真纳在回应英国提案时呼吁在“直接行动日”展开行动，当天在加尔各答，对立的穆斯林和印度教信徒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骚乱。这次暴力冲突与在印度北部宗教断层线上的旁遮普邦和孟加拉邦一年多来发生的冲突如出一辙，但规模更大，死人更多。成群的暴徒在城市里横冲直撞，用自制武器互相杀戮和残害，把商店、房屋连同其居民一起烧成灰烬，绑架和强暴成年和未成年女性，但印度总督直到6天后才命令英军、印军和廓尔喀部队进入平乱。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从官方数字4000人到多达1.5万人不等，超过10万人受伤。接下来的加尔各答骚乱调查委员会什么也决定不了，英国人的军事力量太少，无力阻止暴力进一步蔓延。 1946—1947年冬，杀戮不断升级，这部分是由于人们一直搞不清英国人在内阁代表团失败后想要做什么，而且生活于其处于少数地位的地区的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族群害怕自己被划在宗教分界线的错误一侧。

1947年3月，蒙巴顿勋爵接替韦弗尔担任印度总督，伦敦政府给他的指示是，找到任何能让英国脱身的解决方案。他断定，把印度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伊斯兰国家和一个印度教国家，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英国内阁被说服之后，他就于1947年6月3日通过广播宣布，南亚次大陆将被分为两个有独立主权的英国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一决定以并不恰当的草率方式实施了。独立日期被定为1947年8月15日，英国军队和官员的撤离则是立即开始。分治边界很快便划定了下来，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印度教信徒和少数锡克人（他们的意见基本上被忽略）发现自己身陷一个实际上处于内战中的国家。接下来的死亡人数无法准确估计，但大致在50万人到200万人之间；还有300万难民跨过了宗教分界线。英国突然对印度撒手，这留下的后遗症花了几年时间才得以解决。1949年，两个新国家都成了共和国，拒绝继续保持英国治下自治领的地位。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253–7.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08–9.

没什么能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更加有力地确定帝国的终结了。1950年，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了第一个获准独立的英国直辖殖民地。当印度处于独立的阵痛中时，缅甸民族主义者也在日本治下短暂“独立期”的刺激下开始了赶走英国人的行动。昂山（人们常称其为“将军”）麾下的缅甸独立军已经换了边，从配合日本转为与盟军并肩作战，他们希望英国放弃其早已名声败坏的统治。昂山是主要民族主义政党的首脑，这个组织有个奇怪的名称，“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准军事单位，“人民志愿军”，以动员乡村参与民族事业，并贮存战时遗留下来的英制和日制武器。在印度发生的事情的迹象激励了缅甸的民族主义者。缅甸也在1946年变得几乎无法管理，大片农村地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英国的控制。秋季的一轮罢工浪潮让国家面临瘫痪的威胁，而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很可能就要发生。蒙哥马利告诉参谋长会议，由于不能再用印度部队来镇压反英起义，英国的人手不足以守住缅甸。1946年12月20日，艾德礼在议会宣布，英国现在将要“尽快提前缅甸实现独立的时间”。不过，他仍然希望缅甸能留在英联邦内，并通过贸易和国防条约而紧密依靠英国。 1947年1月，昂山访问伦敦，双方达成协议，缅甸将于1948年1月独立。1947年7月，昂山被腐败的右翼政客吴素手下一群全副武装的民兵刺杀，此人想要与英国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他因此被审判、定罪并绞死。1948年1月4日，缅甸成为独立国家，但它是一个共和国，不是英联邦成员。直到此时，这个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不稳定势力才开始长期武装对抗。和印度一样，这次英国也是赶在不得不由英军来面对暴力之前就撤离了。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163–5, 173.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170–71.

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那里沦入日军之手的殖民地又被通过一轮轮暴力镇压夺了回去，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都是如此。和放弃印度及缅甸的做法相反，英国、法国与荷兰都在1945年之后的几年里派出了大批军队夺回这些殖民地，并阻止民族主义运动迅速终结殖民统治。对所有这三个帝国主义强国而言，东南亚作为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始终存在，尤其是能够贡献它们急需的美元收入；对这三国来说，对共产主义蔓延的担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它们为何最终施加如此程度的暴力——它们已将共产主义视为击败轴心国后新的全球对手。最重要的是，起义队伍针对撤退的殖民者表现出来的暴力，导致了旨在重建控制权的残酷战争，这在许多方面和轴心国在欧亚发动的镇暴行动十分相似。在印度尼西亚，日本人资助了独立运动，并最终在投降前夕向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授予“独立权”，致使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和缅甸、印度一样，战争期间民粹主义运动也是遍地开花，致力于实现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自由独立的理想。爪哇年轻人成立的“青年团”造就了激进、叛逆的一代人，他们专注于暴力抵抗荷兰人的归来。“我们这些极端主义者，”充满号召力的青年领袖苏托摩公开宣布，“……宁愿看到印度尼西亚淹入血海，沉入海底，也不愿看到再次被殖民！” 然而，西方盟国认为它们能够恢复某种形式的荷兰统治，于是1945年9月，英帝国部队被派往爪哇和苏门答腊，次年春天第一支荷兰分遣队也跟着来到。英军指挥官发现回来的荷兰官员在恢复控制的问题上丝毫不肯妥协。战时他们许多人在澳大利亚的“哥伦比亚难民营”里度过，等待恢复原来的殖民习惯，对民意的变化毫无察觉。当目光短浅的副总督许贝特斯·范·穆克于1945年10月来此重新履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他看不懂的标语。他的助手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标语写的是“范·穆克去死”。

William Frederick, ‘The killing of Dutch and Eurasians in Indonesia's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49)： a “brief genocid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4 (2012), 362–4.

英军在那里待到1946年11月，夹在荷兰人拒绝承认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民众滥施暴力的荷兰军警，以及不停收走荷兰人性命的无组织起义者三方之间。这并未阻止青年团将英国视为赢得独立的另一个障碍。英帝国部队在撤离前，于1945年11月在港口城市泗水与民族主义军队打了一场恶战。青年团民兵凭借即将撤离的日军提供的装备全副武装，夺取了城市，杀死了当地英军指挥官，对被困在城中的荷兰人和欧洲人进行了残忍的报复性屠杀，割掉他们的头颅、四肢和生殖器。 英军的回击规模大得多。先是舰炮猛轰，之后是2.4万人的部队、24辆坦克和24架飞机发动突击，把泗水大部分地区化为废墟，打死的印度尼西亚人估计有1.5万人，大部分人是死于交叉火力之下，英军也死了600人。如此毁灭带来的后果却不如预想中那般严重；英国人与起义者商议停火，并赋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半独立地位，但1947年夏，谈判破裂了。

Petra Groen, ‘Militant response： the Dutch use of military force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1993), 30–32; Luttikhuis and Moses, ‘Mass violence’, 257–8. Jennifer Foray,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 2012), 296–7, 301–3. Gert Oostindie, Ireen Hoogenboom and Jonathan Verwey, ‘The decolonisation war in Indonesia, 1945–1949： war crimes in Dutch veterans’ egodocuments’,War in History, 25 (2018), 254–5, 265–6; Bart Luttikhuis, ‘Generating distrust through intelligence work： psychological terror and the Dutch security services in Indonesia’, War in History, 25 (2018), 154–7. Kennedy, Decolonization, 53–4;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 2008), 435–6, 450–51. Vincent Kuitenbrouwer, ‘Beyond the “trauma of decolonization”： Dutch cultural diplomacy during the West New Guinea question (1950–1962)’,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4 (2016), 306–9, 312–15.

荷兰强硬派坚持要求军事报复。1945—1949年，荷兰向印度尼西亚派出了16万人的军队和3万名武装警察，以及一支“打击部队”（由雷蒙德·威斯特林率领的“驻地特别部队”），以让民族主义抵抗者畏惧。 荷兰的战时抵抗和对印度尼西亚人的残酷镇压之间并无联系，甚至那些主张镇压的政客自己曾经就是抵抗者。 一句流行语——“如果东印度丢了，就把它变成废墟”——让荷兰公众投入了一场违背了传统交战规则的战争。为了避免被控战争罪，荷兰军队将他们的战役称为“警察行动”。不审而拘，严刑拷问，以及任意杀人，这成了镇暴的结构性要素。“在这里你必须铁石心肠，”一名荷兰士兵写道，“你不能让痛苦和悲惨落到你头上。”从荷兰来到此地的士兵们的警句是：“赶在你被击中前开枪，不要相信任何黑人！” 在4年的冲突中，估计有10万—15万印度尼西亚人被杀，有些死于交叉火力之下，其他则是民族间暴力的受害者。荷兰政府为这场战争付出的生命代价和金钱代价最终被证明过于高昂，无法向越发挑剔的民众交代。1949年12月27日，在达成两国将会是平等的“联邦伙伴”的协议之后，朱丽安娜女王主持仪式，将权力移交给了苏加诺总统。 但这一协议很快便由于荷兰坚持要保留新几内亚西部的剩余部分以安抚国内殖民势力而失败。把这里打造成模范殖民地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而且印度尼西亚的主张几乎把两国再次拖入战争，直到荷兰把这一地区交给联合国组织后，危机才告化解，而联合国立刻就于1963年把这里交给了印度尼西亚。

Robert Schulzinger,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New York, 1997), 16–17.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148–9.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20;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24–5.

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起初也是在越南的对峙线上，当时英帝国部队占领了这个国家北纬16°以南的南部，中国国民党军队则控制了北部。和印度尼西亚一样，日本的投降在这里也被共产党领导的越盟民族主义组织用作了尽快宣布独立的机会。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于1945年8月下旬来到河内，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当天，他引用了联合国对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承诺，向大批情绪高涨的人群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 管辖被占越南全境的临时政府随之成立。几天后，英国陆军将领道格拉斯·格雷西成为越南南部司令，法国将领菲利普·勒克莱尔也带着一支远征军不日抵达此地，他们的目的，用勒克莱尔的话说，似乎是重建“白种人在亚洲的未来”。 解放后的法国士兵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绞死西贡越盟“人民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他们是河内政权的代表。英国人对装备低劣的越盟向西贡的进攻反应激烈，他们实施了战时法律，命令部队看到任何“武装的安南人”都予以射杀。 法国殖民地部队的猛烈反攻很快就让英军的镇压相形见绌，下令反攻的是被任命为法国高级专员的海军将领乔治-蒂埃里·达让利厄，他是个狂热的基督徒、前教士，想要越南人接受基督教文明的权威。达让利厄没有听从巴黎的指示，而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交趾支那共和国”（这也是后来南越的核心），并在越南南部残暴地实施法国统治。在北方，越盟于1946年10月在河内召集全国大会，选举胡志明为主席。当确定法国想要越南成为法兰西联邦的准成员而非独立国家时，越盟和法国之间的公开战争便爆发了，尽管有时也会尝试妥协，但战争还是持续了8年。

François Guillemot, ‘“Be men!”： fighting and dying for the state of Vietnam(1951–54)’, War & Society, 31 (2012), 188–95. Szalontai,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Vietnam”’, 3–4, 26–9.

在美国日益加强的支援下，法国与越盟游击队打了一场消耗战。1949年，为了达成折中方案，法国当局选择了前安南皇帝保大作为法兰西联邦中统一的越南国家的领导人，他曾在1945年由日本人短暂扶植。这个临时中央政府于1949年7月2日正式成立。法国仍然有效控制着越南，而保大的任命也没有给战争带来丝毫改变，因为越南拒绝接受除了完全独立之外的任何方案。到20世纪50年代初，越南有15万人的法国和殖民地部队，配合其作战的还有新招募的约10万人的本地越南人部队，这些人由法国军队训练并由法国人担任军官，去打这场对他们来说是内战的战争。 驻扎在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法军部队并不安全，基本上以共产党为核心的越盟控制着广大农村。此时，越南起义者已经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解放战争中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而斯大林在1950年之后终于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结果，这场战争现在成了冷战的一个侧面。 这片地区现在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政府，一个是西贡政府，另一个位于胡志明在国家中部和北部控制的农村地区。1954年初，法军司令亨利·纳瓦尔将军计划与越盟军队最后摊牌；他们选择了北越与老挝边境附近的小村奠边府，在此引诱对手前来会战。这里被改造成了一座巨大的堡垒，1.32万名伞兵飞来以加强当地实力。纳瓦尔希望越盟会以无效的正面进攻来攻打这座堡垒，从而被消灭。

Kennedy, Decolonization, 51, 54.

纳瓦尔预计这场战役将会决定法国在越南的未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来自北方友邦的重武器增援下，越盟指挥官武元甲率领10万士兵和辅助人员翻山越岭包围了奠边府。1954年3月，他们开始围攻法军基地而没有发起正面攻击。越军重炮摧毁了临时起降场，阻止了法军获得更多空中增援。法军布置在主要堡垒以外的小型火炮被逐一摧毁，持续的炮击也让缺粮少弹又没有医疗物资的守军疲惫不堪。5月6—7日夜，法军投降。第二天，在英国和苏联召集的日内瓦会议上，旨在解决越南危机的谈判便开始了。法国的失败令其殖民愿望不可避免地破灭了。各方达成一致，法国放弃中南半岛，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尽管并不对等。估计有50万越南人在为了独立而进行的第一场战争中丧生，法军和殖民地部队则死亡4.6万人——比1940年战败时遭受的损失少不了多少。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355–6.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428–32; David French, ‘Nasty not nice：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doctrine and practice, 1945–1967’,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3 (2012), 747–8.

当法国在越南打一场全面战争之时，英国则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恢复了殖民统治。英国在马来亚成功避免了像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那样的大规模起义，这常常被归功于英国赢得了“民心”，而不是去打一场残酷却失败的治安战役。但这里的起义者还是发动了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战争，从1948年一直打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是亚洲的最后一场殖民战争。日军的占领在这里塑造了一种鼓励拒绝殖民统治的氛围。而中南半岛上的大量华人，约占总人口的38%，组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共产党，他们在对抗日军占领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战争结束时，军队解散了，但战争年代的激进主义留了下来，而日本占领时期的动荡导致的大面积饥荒和失业，更是火上浇油。在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针对英国军管和随后重建的文官殖民政府治下恶劣的工作条件的罢工和抗议屡见不鲜。战争还带来了重建殖民势力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当地对英国再次商业掠夺中南半岛的仇恨。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还有马来亚国民党和“青年觉醒一代”（API），后者仿效了印度尼西亚青年运动的模式，打着“Merkuda dengan darah”（用鲜血换独立）的口号要求结束帝国统治，这个口号正是其领袖艾哈迈德·博思达曼1947年被定罪时的原话。 英国人指望利用马来亚的政治和民族分歧来阻止一场统一的起义，并于1947年建立了更有利于马来亚多数民族的马来亚联合邦，但秩序崩溃的迹象还是在这个半岛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随着殖民政府对待媒体和政党的态度越发专制，一场全面冲突最终于1948年酝酿成形。1948年6月，英国总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基于1939年战争爆发时通过的《应急权力法案》的一项法律措施，允许这里的殖民政府（后来还有肯尼亚、塞浦路斯和阿曼的殖民政府）不仅可以审判抓人，把嫌疑人关进拘留所，刑讯逼供，实施宵禁，给“反政府言论”定罪，甚至可以就地杀死通缉犯。最初的遇害者之一是前抗日游击队的指挥官，三年前他曾率领马来亚特遣队参加伦敦的胜利阅兵，1948年7月警察对一栋偏远小屋发动武装突袭时将其杀害。

Bruno Reis, ‘The myth of British minimum force in 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s during decolonization (1945–1970)’,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4 (2011),246–52; French, ‘Nasty not nice’, 748–9. Steven Paget, ‘“A sledgehammer to crack a nut”? Naval gunfire support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8 (2017), 367–70. Keith Hack, ‘Everyone lived in fear： Malaya and the British way of counter insurgency’,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3 (2012), 671–2;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39–40.

紧急状态又持续了10年时间，其间英军和马来亚安全部队用尽手段来扑灭抵抗。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中活跃的起义部队最多不过七八千人，但他们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就像在抗日战争中一样，起义军大部分是华人，但并非全部是华人。尽管他们不全是共产党，但英国当局却不这么认为，于是这场起义也和帝国对更大范围的冷战的恐惧联系到了一起。和印度尼西亚一样，西方回应这里的力度也大得不成比例。尽管英军在当时和后来始终坚称自己只使用了“最小规模部队”，但野战手册只提到了必不可少的最小规模部队，这是可以任意解读的。英国国防大臣告诉议会，这必需的部队“也将是相当多的部队”。 英军经常凭推测用舰炮炮击小规模游击队营地；在1955年“拿骚行动”的8个月间，舰炮的轰鸣声几乎每晚都会响起。 在1952年高峰时，当地有4万英军、6.7万警察和25万武装的马来亚人“地方军”（他们大部分是敌视华人和共产主义的马来人）来强制执行紧急状态。在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地方，这个安全警戒水平是格外高的。

French, ‘Nasty not nice’, 748. Hack, ‘Everyone lived in fear’, 681, 689–92.

当局对待反抗者时几乎完全不顾合法性。为了给镇压找借口，殖民当局没有使用“起义者”一词，而是用了“匪徒”，就像大战中德军在欧洲对付游击队时所做的那样。1949年时的总督亨利·格尼爵士私下里承认，“警察和军队每天都在犯法”。 直到1952年，殖民当局才禁止在以搜查敌人为目的的反游击行动中取人头颅。同年，“匪徒”一词被弃用，换成了冷战专用缩略语CT（当局眼中的“共产党恐怖分子”）。紧急管控让“合理使用武力”表面上合法化，这被解读成可以在所谓的“自由射击区”里射杀嫌疑人而不遭到起诉；可以建立拘留所，嫌疑人不经审判也可被关押在此；紧急条例第17C条赋予了当局驱逐权，这让当局把2万华人驱逐到了中国。 为了阻止当地民众支援起义者，英军最终批准了一项强制安置计划。约50万华人被从密林旁的村庄迁移到围着带刺铁丝网、架着炮楼、入口有人看守的“新村”里。村民们被要求说出游击战士在哪里，说不出来就会面临减少口粮、关店和宵禁的惩罚。到1954年，当地已经有了480座新村，另外还有60万劳工被搬迁以便控制。3年后，超过2/3的起义者已死亡，共产主义的威胁真的结束了。1957年，马来亚在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领导下获得独立，他在1955年第一次全国大选中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而获胜。

大战结束之后，战时的暴力和强迫在东南亚又维持了长达10年，才让这里迎来了帝国的终结。独立既是当地人赢来的，也是帝国主义强国给予的，因为它们不清楚怎样才能对丢失的地盘重新殖民。1955年4月18—24日，印度尼西亚城市万隆举行了亚非会议，这成了全亚洲帝国崩溃的历史性里程碑，也是最终胜利的庆典。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9个国家（包括中国）和地区，代表着15亿人口，超过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会议总结了在独立运动中形成的明确拒绝“西方化”的主张。会议最后的公报呼吁消灭所有仍然残存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做法。会议的组织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赞扬这是“世界历史的新起点”，亚洲和非洲国家在此终于获得了“自由、主权和独立”。

Kumarasingham, ‘Liberal ideals’, 816. Ian Hall,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decolonis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in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ought, 1945–7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3 (2011), 47. Pearson, ‘Defending the empire’, 528–36; Meredith Terretta, ‘“We had been fooled into thinking that the UN watches over the entire world”： human rights,UN Trust Territories, and Africa's decolonisatio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34(2012), 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