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3

非洲那些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的自由仍有待争取。在第一波去殖民化浪潮之后，这里成了全世界仍然由帝国主义列强实施明显殖民统治的唯一地区。殖民者相信，一旦战争的干扰结束，他们在非洲的地位就会稳固。亚洲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支难以对付的力量，而非洲的民族运动则还没有发展起来。尽管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在口头上说自己正在把非洲地区发展成为“自由帝国主义”的样板，但它们普遍认为，对于这些尚不适合管理自己的人来说，民族自决还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英国殖民大臣亨利·霍普金森于1954年宣称，有些地区“永远也别指望完全独立”。 英国历史学家休·塞顿-沃森痛惜地说，把民主扩大到非洲人就意味着“文明的悲剧性衰退”和“向野蛮开倒车”。他还说，欧洲人将会被“山羊、猴子和丛林”替代。 尽管如此，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要“承担义务……保障属民的进步”，这就包括迈向民族自决的进步。当全亚洲都已获得独立时，再要阻止民族自决向非洲殖民地和保护国扩展就难以在政治上站得住脚了，对于联合国的托管地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大部分在非洲。这时的托管国正是先前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国掌管这些地区的国家，但现在它们的托管行为要受到联合国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监管，而为委员会提供信息的则是“非自治地区和托管顾问委员会”。这个顾问委员会中有8名成员来自托管国，但另有8人是从联合国大会参与国中选出来的。这样，特别委员会成了殖民者和其批评者之间的战场，因为其许多成员来自刚刚独立的地区。英国和法国拒绝在托管地年度报告中提供关于政治和宪法方面的信息，认为这些都是内部事务，外国无权干涉。但1951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托管国提交额外的人权信息。帝国主义国家此刻发现，自己对待非洲人民的方式受到了审查，这一因素推动了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竞相放弃殖民地模式。

Terretta, ‘“We had been fooled into thinking . . .”’, 338–43.

即便是在审查之下，托管地还是会有政治镇压出现。在法属喀麦隆，1948年，独立运动“喀麦隆人民联盟”在“民族自决现已成为正式人权”的原则上成立，但遭到法国殖民当局无止境追杀，并于1955年被当作共产主义组织，因而遭到禁止，这是托管地区首个被禁的政党。运动领导人逃亡到了相邻的托管地英属喀麦隆，但法国人还是找到了他们，并刺杀了其主席。英国人也于1957年6月仿效法国查禁了这个组织，把几位领导人驱逐到了苏丹。纽约的人权监督机构“国际人权联盟”认定，法国和英国至少违反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五项主要条款。仅仅在1956年，联合国就从喀麦隆收到4.5万封涉及侵犯人权的请愿信。

Daniel Branch, ‘The enemy within： loyalists and the war against Mau Mau in Keny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48 (2007), 298. Thomas, Fight or Flight, 218–19, 223–6. Branch, ‘The enemy within’, 293–4, 299.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2014), 176–7. David Anderson, ‘British abuse and torture in Kenya's counter-insurgency, 1952–1960’,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3 (2012), 701–7; French, ‘Nasty not nice’,752–6; Thomas, Fight or Flight, 232–3.

在托管委员会审查不涉及的地方，殖民统治就会和东南亚一样残酷。在肯尼亚，基库尤人起义反抗土地被占和白人殖民者的剥削，导致了1952年10月当局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茅茅人”（字面意思是传统部落权威的“贪吃者”）组织了一支土地自由军，其有些领导人还曾在缅甸和英军一同打过日本人。有人宣称：“我们不会再接受那种欧洲人比非洲人优越的看法。” 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他们拿着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组成队伍，随意杀戮白人农场主和他们的家人。 当局对这次起义的回应是英国所有镇暴行动中最极端的。基库尤人被无差别地指责为暴力的罪魁祸首，要对另一场殖民地内战中施加到反抗者头上的大部分暴力事件负责，即便当地也有些基库尤人在配合殖民政府的“本土自卫军”中服役。 和在马来亚一样，“新村”体系得到了强化，100万基库尤人被赶了进去；在偏远地区建立了拘押中心，被收押人员在高峰时达到7万人，他们进行着繁重的劳动，常常挨打，而执行者则是其他那些为殖民当局工作的肯尼亚人。 超过1000名茅茅头领被绞死，11503人在“自由射击区”和治安清剿过程中被杀（这是官方数字）。被拘押者会受到正式审讯，审讯目的是从那些宣誓加入茅茅的人处获取口供，但审讯中免不了经常出现折磨、殴打、威胁阉割，以及捆住双手或头朝下吊起来的情况。当局对这些暴行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霍拉拘留所（这里因多年恶行而臭名昭著）有11名被拘者被打死的消息最终于1959年公之于众为止。 在遭遇数年的镇压之后，起义的基库尤人被迫屈服，乔莫·肯雅塔领导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向政府求和，保证尊重白人定居者的权利以换取独立。1963年，肯雅塔如愿以偿。到了这个阶段，英法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理由再拒绝独立了，于是1959—1961年，有23个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

Jean-Charles Jauffert, ‘The origins of the Algerian war： the reaction of France and its army to the two emergencies of 8 May 1945 and 1 November 1954’,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1993), 19–21.

只有一个非洲国家例外，这里出现了帝国终结过程中最暴力的一幕。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放弃了“法兰西联邦”的想法，转而想要组建由前殖民地组成的法兰西共同体，各国可以作为普通的独立国家相互合作，同时又与法国保持紧密联系，正是利用这一框架，几乎所有法国非洲殖民地都在国内全民投票后于1962年之前获得了独立。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却是个例外。尽管这里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被当作殖民地人口对待，但它不是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被划分为若干个行政区，有大批法国定居者选民。大战中，阿尔及利亚先是忠于维希政权，直至1942年11月被盟军占领为止，当时有数以千计的阿尔及利亚人被动员起来加入了战斗法国军队。1945年，当欧洲人在欢庆欧洲胜利日时，法国定居者（他们因欧洲人穿的鞋子而被称为“黑脚”）和抗议的阿拉伯人在塞提夫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导致约3000阿尔及利亚反抗者在随后的镇压中丧生，这标志着漫长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一直打到1962年。

Thomas, Fight or Flight, 288. Kennedy, Decolonization, 56–7.

由于阿尔及利亚被巴黎的政客们当作法国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也就被视为复杂的内部威胁，即便阿尔及利亚本土社会与宗主国法国的现实相距甚远。1955年1月，雅克·苏斯戴尔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宣布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是不可分割的：“法国不会丢掉阿尔及利亚，就像它不会丢掉普罗旺斯和布列塔尼。” 而就在几个月前，“民族解放阵线”（FLN，其有些领导人是塞提夫起义的老兵，坐了很长时间的牢）已经开始行动，向法国管理者、定居者和阿尔及利亚“投敌者”发动零星的恐怖袭击。法国人则回以新一轮暴力镇压，并且像在肯尼亚那样加快建设更大规模的移民社区，以便进行有效保护。熟悉的镇暴行动又开始了，伴有随意拘押、自由射击，经常杀害手无寸铁的嫌疑人，以及对游击队和其所谓的同伙滥用酷刑。但这么做的结果适得其反：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数量增加了，战斗力也增强了。他们强迫当地民众协助自己，并把民众放在双方之间的火线上。到1956年，阿尔及利亚有45万法军，其中大部分是应征兵员。最终共有250万法国士兵先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体现了法国回应的规模。在这些法军士兵中有1.8万人战死。阿尔及利亚人的死亡数字据统计为50万人，包括因战争、报复性屠杀、饥荒和疾病而死的人。

Keith Sutton, ‘Population resettlement-traumatic upheavals and the Algerian experienc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5 (1977), 285–9. Thomas, Fight or Flight, 318–28.

法国决定模仿东南亚的重新安置计划，这摧毁了阿尔及利亚社会。在莫里斯·帕蓬（此人在战时负责把法国犹太人送去处死）的指示下，政府启动了一项旨在将反抗者与广大民众隔绝开的计划，采取了重新安置政策，迫使被安置者住进粗陋的现代村庄里，从而摧毁了传统的村落和游牧生活方式。当局在村庄周围采取了焦土政策，还为任何愚蠢到擅闯其中的人准备了自由射击区。到1961年，当地建起了2380个重新安置中心；官方数字显示被安置人数为190万人，但新近的估计数字为230万人，这是该国农村人口的1/3。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约40万牧民被重新安置，他们失去了90%的牲畜。大规模的迁徙重创了阿尔及利亚的农业：从1954年到1960年，小麦和大麦作物的产量下降了3/4，让数以千计的人陷于饥荒的威胁之下。阿尔及利亚全国的森林面积中估计有75%被凝固汽油弹摧毁。 这种孤立策略和大规模兵力投入最终沉重打击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基础，其规模到1958年估计只剩下5万人。在法军、6万“哈吉斯”（harkis，为法国人效力的阿尔及利亚民兵）和定居者自发武装力量的追杀下，游击队的实力到1959年时已被削弱一半。 但是此时，任务棘手和代价高昂的镇压行动已经导致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战时领袖夏尔·戴高乐的回归。他明白，法国公众已经受够了这场打不赢的殖民战争，对反殖民化浪潮的抵抗毫无意义。1959年9月16日，他宣布自己将寻求停战，进行特赦，组织选举并开始推动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移民人群的激烈反抗于1960—1961年达到高峰，当时，支持秘密军组织进行残酷反游击作战的将军们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政变，掀起了一轮暴力浪潮。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在民族解放阵线首脑艾哈迈德·本·贝拉领导下独立，他是战时参加过意大利战役的老兵，因在卡西诺战役中的贡献而获得过勋章。

就像轴心国帝国完结时一样，旧帝国漫长的崩溃过程导致再次出现一轮重新安置的浪潮，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殖民者、官员和警察要去找新家了。“黑脚”们离开了阿尔及利亚，138万人移民法国，5万人去了西班牙；30万荷兰人离开了印度尼西亚；9万比利时人则于1960年比属刚果最终获得独立时离开了这里。据估计，在大战之后及其漫长而暴力的余波中，有540万—680万人从前帝国领地回到了欧洲。对被殖民国家来说，赶走帝国的最后一击在所有起义地区都造成了大量的人死于战火、民族冲突、宗教冲突、饥荒和疫病——从印度尼西亚到阿尔及利亚或许死了多达100万人，尽管大部分统计只是推测。不仅如此，强迫劳动、不审而拘、强制迁居、流放和驱逐也都让当地社会陷入混乱，并让强权者得以大规模地肆意凌虐。这是西方的第一场“恐怖战争”，它们违反的不只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还有在审判德国主要战犯后获得认可的《纽伦堡原则》。这些恶性事件通常都不会公开，施暴者也没有受到惩罚。殖民地的“战后之战”为新领土帝国主义时代提供了一个混乱而暴力的尾声，这个时代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高潮，到60年代崩溃。

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

关于法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见Frederick Cooper, 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Princeton, NJ, 2014), 5–9。

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的终结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当联合国阵线于1942年成立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其名称里用的词就是“民族国家”（nation），即便英国和法国都是帝国（empire）。两位领导人主要考虑的是欧洲和新大陆已有的国家，在此之外的考虑不多，但是20年来的去殖民化让来自亚洲、非洲的“第三世界”独立国家占据了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尽管帝国世界的边界划分并没怎么考虑到文化和民族差异，但1945年之后的大部分独立运动还是不得不在殖民国家设定的边界内来进行。超越国家概念束缚的联邦或共同体的观念在非洲说法语的地区尤其流行，但最后还是败在了民族认同的迷人吸引力面前。 联合国成立大会有51个国家出席。它们都是不迟于1945年3月8日向轴心国宣战的国家。出席国家中包括在盟国间引起诸多争议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包括印度，它还没有独立；还包括波兰，是否承认这个国家是冷战期间争论的焦点，而此时它还要先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战。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时，联合国有了76个会员国，包括前轴心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到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分别在1962年和1963年获得独立时，联合国成员达到112个国家，包括了所有主要殖民地，仅有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例外，它们分别要到1975年和1976年才最终独立。日本于1956年获得承认，两德则要到1973年。尽管联合国组织在当时和今天都一直因其在保证和平和促进人权方面的能力而备受批评，但它十分明显地象征着一个全球帝国的世界演变成了民族国家的世界。

David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58 (Oxford,2006), 299–302, 326–7; Aiyaz Husain, Mapping the End of Empire： American and British Strategic Visions in the Postwar World (Cambridge, Mass., 2014), 14–15,135–42; Thomas, Fight or Flight, 68–70.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94–6;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232–3.

1945年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主权国家中有一些中东国家：埃及、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它们的到来掩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1945年时这些国家全都处于英帝国军队和官员的占领之下，这一战时的结果实质上损害了它们的主权；根据1941年秋达成的协议条款，伊朗的一半还在苏联手中。战争期间，保住这一地区成了英国总体战略的核心优先事项，而所有这五个国家名义上的独立早已被英国军队践踏。此外，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仍然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地由英国掌控，其托管地位在联合国初建时一度得以保留。然而，到1945年时，战前英国和法国的统治很明显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在1941年维希法军被英军打败后宣布独立。1944年，这两国得到了苏联和美国的承认。战争结束时，戴高乐的战斗法国希望恢复法国在叙利亚的地位。1945年5月下旬，当地法国驻军开始炮击大马士革市中心，以作为对反殖民示威的报复。英国军队制止了此举，英军指挥官宣读了战争法，并把法国部队赶回兵营。英国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法国在中东重建势力，因此它们也就乐于支持独立了。1945年6月21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联合起来，拒绝了法国在托管地保留权力的任何主张，其独立因而得到了保障。最后一支盟军部队于1946年夏离开了这里。 在与阿卜杜拉国王达成协议后，英国在外约旦的托管也迅速画上了句号。根据协议，英国可继续在当地驻军，甚至可能会支持国王的个人野心，帮他缔造一个由邻近地区组成的“大叙利亚”，直至美国国务院拒绝了约旦人扩张的任何可能性为止。1946年3月，外约旦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但由于它与英国利益的联系过于紧密，美国和苏联未予承认，直至1949年这个被称为约旦的国家取得联合国席位为止。

Edward Judge and John Langdon,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Lanham, Md, 2018), 11–12. Alexander Shaw, ‘“Strong, united, and independent”：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ranian politics 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1945–46’,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2 (2016), 505–9 ,516–17.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126–30, 134–9. Calder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British Intelligence, the Cold War, and the Twilight of Empire (London, 2013), 288–92.

法国被逐出中东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考虑就反映了战时的优先需要：阻止苏联染指中东，保护英国在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利益，并维持对苏伊士运河的战略掌控，它是通往东方帝国的要道。其中伊朗的情况看上去最为危险，在这里，英国人对苏联插手的担忧和对伊朗石油供应受威胁的顾虑是密切相关的。战时协议规定，英国和苏联军队要在战争结束六个月后离开伊朗。英军于1946年3月撤出，苏军却没有撤走。苏联政府试图向此时由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卡瓦姆领导的伊朗政府施压，要求其交出该国北部的石油特许经营权，并支持伊朗北部阿塞拜疆人建立自治区的努力。1946年5月，苏联觉得卡瓦姆已经同意签约，接受苏联要求，便撤走了军队，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的强大压力下，伊朗政府拒绝了条约。斯大林又一次让步了，他不想在忙于东欧政治重构之时再来一场战争。 然而，随着伊朗人民党的兴起和一轮罢工与民众抗议的浪潮出现，共产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于是，英国外交部和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地方官员们发动了一场反共宣传行动，并为此贿赂了官员和报纸编辑，当1946年7月人民党发动的大罢工冲击阿巴丹油田时，欧内斯特·贝文命令部队开进伊拉克巴士拉的英军基地作为威胁。罢工虽然结束了，但从次月起，卡瓦姆就再也不接受外国对伊朗事务的任何干涉了。 将近五年后的1951年3月，伊朗新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获得了议会支持，将英国石油资产国有化。贝文死后继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赫伯特·莫里森想要派遣7万人的部队去伊朗保护英国利益，但美国要求他们谨慎行事——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说他们“完全是疯了”。1951年10月，英国被赶出了伊朗。“他们在中东已经失去威望了。”一家埃及报纸报道说。 这话说早了。1953年，英国秘密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配合，在德黑兰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石油仍然继续流向设于伊朗的英国和美国公司，直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为止。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07–11.

伊拉克也处于英国阻击苏联威胁的最前沿，英国在这里拥有空军基地，能够对苏联目标开展行动。伊拉克尽管名义上独立，但从1941年起义被镇压到大战结束，仍然如同托管地。当地政客接受了英国势力的存在，而在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虽然至少在名义上恢复了独立，但英国势力仍然没有离开。伊拉克是贝文在中东建立“条约帝国”（empire by treaty）的愿望的主要样板。尽管到1947年时英国行政机关和大部分英帝国军队已离开伊拉克，双方还是谈妥了1930年独立条约的补充条款，谈判地点是在英帝国扩张的象征、朴次茅斯港中的“胜利号”战列舰上。1948年1月，双方达成了《朴次茅斯条约》（不要和1906年在美国缅因州的朴次茅斯签订的结束日俄战争的条约混淆了），允许英国继续在伊拉克拥有军事特权。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样，英国在这里也低估了反帝潮流的力量。在遍地开花的反英暴动后，伊拉克摄政王阿卜杜拉拒绝签订条约，英国在这里的利益也就一日不如一日了。1948年，伊拉克退出英镑区，四年后又达成协议，英国把利用石油经营特权获得的一半收入付给伊拉克。1955年，两处英国空军基地被移交给伊拉克，英国原打算从这里发动空袭以对付苏联威胁。1958年，一场军事政变最终结束了伊拉克与英国仅存的联系。

Robert Vitalis, ‘The “New Deal” in Egypt： 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commercial competition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fall of neocolonialism’, Diplomatic History,20 (1996), 212–13, 234.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124; John Kent, ‘The Egyptian bas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Middle East 1945–1954’,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1993), 45.

对英国来说，没什么比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保持势力更重要的了，在战争初期，英国一直死守在这里。参谋长会议将这条运河视为连接英国及其亚洲帝国的关键大动脉，甚至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也仍然如此，认为想要对付东方阵营，就需要基地来向可能受苏联威胁的地区投送空中和地面力量。英国执着于在此维持军事力量，因此有两件事格外重要：一是与埃及政府达成协议；更重要的是要稳定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地，当时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未来的问题已争论多年。英国与埃及国王及政府的关系在战争期间就不怎么样，盟军胜利后更是迅速恶化，因为美国已替代英国成为当地的主要投资者和商业援助来源。 埃及国王法鲁克想要废除1936年的防卫互助条约，正是这一条约在大战期间让英帝国军队得以在埃及土地上作战。1945年时，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有10座机场、34座陆军兵营和20万人的部队。 战后，军队人数随复员而下降。1946年，英帝国军队从其他埃及领土上撤离了，唯独把守着运河区。但埃及政府坚持要英国人全部撤走，并废除1936年的防卫互助条约，这让把守苏伊士的英军再次增兵，达到8.4万人。这一地区在埃及非正规武装（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持续袭击面前变得难以防守，而英军对这些袭击的暴力反击却又招致了美国的强烈谴责。

Kent, ‘Egyptian base’, 53–60; Judge and Langdon,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78–9. Martin Thomas and Richard Toye, Arguing about Empire： Imperial Rhetoric in Britain and France 1882–1956 (Oxford, 2017), 207–12, 215–27.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298.

1952年法鲁克国王被军事政变推翻后，英国继续谈判，试图在埃及保持势力，以避免丘吉尔（他现在又是首相了）所称的“在全世界面前遭受长期耻辱性打击”。 然而，他还是在两年后的1955年10月同意关闭运河基地，撤走英军。但故事还没完。1956年7月，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领导的埃及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发了英法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最后一搏。英法决定与以色列政府合作，强行夺取运河区，这个决定是一场灾难。战争于10月24日打响，但到11月6日英法就在国内民意和联合国的共同压力下被迫停火后撤。 而随着前自治领对英国行动的谴责，连英联邦都面临崩溃的危险——“就像发现一个受爱戴的叔叔因强奸被捕一样。”加拿大总理抱怨道。 苏伊士危机真正结束了英国在中东保持重要地位的努力，也是旧帝国传统的最后一次徒劳挣扎。

Husain, Mapping the End of Empire, 29.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24–8, 61;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84–5.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205–6.

鉴于对埃及的占领出了问题，英国政府从1945年起开始寻求利用巴勒斯坦托管地作为替代的战略基地，这个基地由英国直接掌控，而不依靠条约。实际上这却是个战略幻想。巴勒斯坦是1945年大战结束以来长期军事危机的发生地，阿拉伯民众普遍要求恢复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而犹太人则希望让自己重返这里的家园，并成立犹太民族国家。关于如何处置巴勒斯坦的问题被推迟到双方冲突结束后再定。英国人倾向于避免做任何会疏远阿拉伯民意的事情，他们需要得到民意的支持才能在中东维持势力，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对犹太人的建国要求做出任何妥协。英国的政策仍然取决于1939年5月的白皮书，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拒绝赋予犹太人自治权。然而，在战争期间，代表着居住在托管地的约65万犹太人的犹太事务局却为建国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犹太人应当如同自己就是巴勒斯坦的国民一样行事，”事务局负责人戴维·本-古里安宣称，“而且应当一直如此，直至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犹太事务局设有一个犹太人“议会”、一个执行处和非法的准军事武装“哈加纳”，必要时可动员起至少4万名战士。1942年5月，锡安主义者们在纽约的一家酒店开会，起草了《比尔特莫尔宣言》，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自治行政区，并由犹太人来控制移民。美国对他们的支持不仅来自提供了大批资金的无数美国犹太人，也来自美国领导层。1944年10月，罗斯福呼吁“开放巴勒斯坦，不限制犹太移民”，英国在当时和战后初期一直坚决反对这一政策。 于是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派开始将英国视为犹太建国的最大敌人，尤甚于德国。在战争期间，有两个组织开始向英国目标发动恐怖袭击，分别是“莱希”（意即“以色列自由战士”，更知名的名称是因其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而得名的“斯特恩帮”）和“伊尔贡”（意即“民族军事组织”，其领导人之一是梅纳赫姆·贝京）。“哈加纳”在公开场合反对暴力，但在私下里支持恐怖分子们的目标。1944年11月，埃及代理国务部长莫因勋爵被“莱希”组织成员刺杀，就连原本支持锡安主义目标的丘吉尔也被震惊到要重新考虑他“过去如此坚持”的信条。

Stefanie Wichhart, ‘The formation of the Arab League and the United Nations,194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4 (2019), 329–31, 336–41. Eliezir Tauber, ‘The Arab military force in Palestine prior to the invasion of the Arab armi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1 (2016), 951–2, 957–62.

英国更同情阿拉伯人的目标。1945年3月，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成立了阿拉伯联盟，其优先目标之一就是要为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未来的巴勒斯坦）的天赋主权而战。 英国在托管地重新开放党禁之后出现了6个阿拉伯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贾迈勒·胡塞尼领导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党，他们的要求最高——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在英国的默许下，分成小群的阿拉伯“纳吉达”（字面意思是“准备救援”）武装分子以运动俱乐部网络的名义四处活动，他们实际上是一支准军事部队，在为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训练。1946年2月，阿拉伯联盟鼓励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在阿拉伯高级执行处下属的高级别委员会下行事，领导这个执行处的是大穆夫提阿明·胡塞尼。还有其他一些准军事组织，包括“圣战军”和“救助军”，他们主要由流亡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志愿人员组成，基地设在叙利亚，这两支力量都致力于以暴力消灭犹太国的威胁，但训练和装备都太差，难以胜任真正的战斗。 面对刚刚抬头的内战，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向巴勒斯坦派驻了10万人的军队，由2万名武装警察配合。街头英国军人的处境是如此危险，以至于他们的基地被戏称为“贝文格勒”，得名于把他们派到这里来的人。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73–4;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87–8.

犹太恐怖分子的袭击越发频繁。1945年10月的仅仅一个晚上，当地铁路系统就遭到了150次袭击。1946年6月，英国高级专员被授予自由行事权，以对付突发的犹太人暴力。英帝国总参谋长蒙哥马利坚持了他不恰当的指示，要求犹太人“必须被彻底打败，他们的非法组织要被永远砸碎”。 同年夏天，英国托管当局已经把犹太事务局和恐怖行动直接联系到了一起。6月29日，占领军发动了“阿加莎行动”，突袭了事务局总部，逮捕了2700名嫌疑人。执行此次突袭的英国士兵们被恐怖主义搞烦了，他们反复喊着“我们需要的是毒气室”，还在打下来的建筑上涂抹上“犹太人去死”的文字。作为回应，贝京下令对英军司令部所在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进行炸弹袭击，这家酒店于7月22日被炸毁，困在其中的91人死亡，其中28人是英国人。这次爆炸袭击成了一个转折点，让英国公众开始反感代价高昂、牺牲惨重的占领，使驻巴勒斯坦的英军面临着在公众眼皮底下进行残酷镇暴行动的前景。当几个月后英方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时，这一举措因涉及政治风险而被推迟了两周。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84–8; Thomas, Fight or Flight, 117.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105–6.

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当局用粗暴的手段阻止犹太人绕过仍然有效的硬性限制向巴勒斯坦非法移民。移民船在巴勒斯坦领海之外被非法拦截，船员被关进监狱，难民们则被送到塞浦路斯的难民营，像美国锡安主义者们捐款建造的“本·赫克特号”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贝文发出秘密指示，允许英国特工在欧洲港口里破坏用于运送犹太难民的船只，包括污染粮食和水，并使用水雷。最著名的是1947年的“出埃及号”事件，船上挤满了因病弱而被挑选出来的难民——老人、孕妇和儿童——该船遭到两艘英国驱逐舰的撞击而受损（它险些没能躲过用水雷将其击沉的计划）。它被拖到巴勒斯坦的港口，乘客们被赶下船，重新登上三艘移民船，被送往汉堡，等着他们的是拿着水龙带、催泪瓦斯和警棍的英国军警，其任务是把这些筋疲力尽的犹太人拉下船并送回德国难民营。 此举的结果是一场公关灾难。殖民地部一名官员写道：“我们如此顽固地视而不见的明显事实是，在这次紧急拘留事件中，我们是在照着纳粹的样子做事……”

Wyman, DPs, 138–9, 155; Cohen, In War's Wake, 131–40.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63–4. Barr, Lords of the Desert, 88–90.

移民问题成了英国最终放弃托管职责的核心原因。它让美国与英国对巴勒斯坦危机的回应产生了分歧，而且损害了英国的国际声誉。1945年夏季，德国西部和奥地利起初只有约2.7万犹太难民，但是波兰和苏联政府以“无法遣返”的名义从东欧源源不断送回来的犹太人很快就加入了他们，此举表面上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但实际上是为了赶走犹太人以规避战后反犹气氛中的人口融合问题。到1946年夏，当地犹太难民的数量估计达到25万人，他们大部分住在环境更友好的美国难民营里。难民营的居民有着一种压倒性的愿望，要向英国托管地移民。善后救济总署对1.9万名犹太难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想把新家园安在哪里，结果18700人写了巴勒斯坦。1945年，一位犹太老者解释道：“我们在外人的土地上劳作和奋斗得太久了，我们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 杜鲁门总统派遣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厄尔·哈里森去调研欧洲犹太人的困境。他的报告成了对犹太人处境的血泪控诉，而且毫不含糊地支持他们移民巴勒斯坦的权利。杜鲁门要求艾德礼接受10万移民，但英国政府支吾搪塞。贝文希望移民数量足够“安抚犹太人的情绪”就行了，而让大批难民涌入巴勒斯坦只会激化危机并得罪阿拉伯民意。 尽管人们认为，杜鲁门此举只是旨在讨好美国庞大的犹太选票集团的政治赌博并避免由美国自己接纳大量犹太难民，但美国的意见对英国的立场通常至关重要，美国希望英国政府能对犹太人的移民愿望做出更圆满、更人道的回应。欧洲的难民组织开始将犹太难民定义为“无国籍者”，之后又定义为“无领地民族”，这实际上承认了他们的民族国家地位。1946年10月4日，杜鲁门呼吁建立“可实现的犹太人国家”以满足犹太人的建国要求。对英国政府而言，棘手的巴勒斯坦冲突已经和印度危机一样，不再是能够单方面解决的了。1947年2月，贝文提出了让双民族的巴勒斯坦作为托管地由英国再统治至少5年的方案，但很明显当地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接受它。同月，英国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贝文最后留下一句话：“巴勒斯坦或许是要分治了。”

Tauber, ‘The Arab military force in Palestine’, 966–77; James Bunyan, ‘To what extent did the Jewish Brigade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Israe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1 (2015), 40–41; Fieldhouse, Western Imperialism, 193–5. Wyman, DPs, 155.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2017), 213–14.

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也得出结论，认为把这里划分成犹太和阿拉伯两个国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他们的报告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强烈支持，并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上戏剧性地投票通过，美国在会前向拉美和西欧国家施加了强大压力，以确保这些国家服从。英国在投票中弃权，并拒绝执行特别委员会起草的分治方案。英国政府转而宣布自己将于1948年5月15日前单方面撤出托管地，驻扎在巴勒斯坦的大量部队将不再走出兵营。内战由此爆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始在特别委员会设计的分治地图上划给本方或对方的各个地区打了起来。阿拉伯“救助军”在来自波斯尼亚、德国、英国和土耳其反犹志愿兵的配合下，从叙利亚基地渗透进入巴勒斯坦。阿卜杜拉国王麾下受过英国军官训练的阿拉伯军团也开进约旦河西岸，以保卫耶路撒冷免遭犹太人攻击。犹太事务局指示“哈加纳”发动进攻，他们此时已有3.5万到4万武装人员，包括5000名战时犹太旅的老兵。经过一系列规模不大但格外血腥的战斗，犹太人控制住了划给自己的地区，并进攻了阿拉伯人定居点，以争取占据更多土地。 与其阿拉伯人对手相比，犹太人部队的装备、纪律和领导更好，到英军撤离前一天，即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之时，犹太国家已经足够稳固，能够立刻开始运转了。阿拉伯联盟随即宣布发动战争，消灭新来者，但是阿拉伯军队资源匮乏，也未能相互配合。联合国提出临时停战，但基本无人理会。到1949年，巴勒斯坦已有65万阿拉伯人成为难民，超过其阿拉伯总人口的一半。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没能成为现实；约旦控制了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临时居住的约旦河西岸，埃及则控制了加沙地带。联合国最终于1949年促成了一系列停火协议，当年5月11日，以色列国得到联合国承认。1948—1951年，331594名欧洲犹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 缺席了联合国最初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后于1949年10月建立的国家。当时代表中国的是台湾当局，蒋介石于1949年带着他的国民党和军队残部逃到了这里。在1945年后塑造了战后全球新秩序的所有剧变中，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最重要的事件都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把抗日战争留下的战火频仍而且分裂的中国打造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抗日战争结束时，国共双方都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战争的混乱和动荡来建立新秩序。从1945年8月下旬起，共产党的主要谈判人员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后，毛泽东即返回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以探索能否通过谈成合作带来一个新中国，但这次会谈却暴露了双方对新中国前景的展望明显存在分歧。 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等根本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多次做出让步，蒋介石仍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统一”，以致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甚至当谈判正在进行之时，双方的战斗就已经在长江流域和北方省份爆发了，而共产党军队也开始在苏联红军占领部队的密切关注下进入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