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4

Beverley Loke, ‘Conceptualizing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great power：China's participation in negotiations toward a post-war world orde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4 (2013), 213–14. Robert Bickers,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London, 2017), 230–31; Xiaoy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1996), 153.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4, 25–6.

由于东北有苏联军队，南方有美军军事顾问和装备，战后中国的未来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蒋介石的战时西方盟友对于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秩序持有不同观点。罗斯福起初坚持让中国成为维护战后安全的“四警察”之一，1946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在丘吉尔看来，中国要求成为大国的主张只是“装模作样”。英国官员们也依然以类似的态度看待中国，还认为它将可能再次成为英国的“非正式帝国领地”，英国曾于1943年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一地位，当时蒋介石坚持要求废除让西方人在中国的各个主要贸易港口享有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 英国内阁的远东委员会提出要全力以赴地“尽可能恢复我们先前在中国的影响力”，但主要强调的是经济特权。1945年9月，英国带着这个意图进行试探，皇家海军违反了与蒋介石达成的允许中国军队收复香港的协议，重新占领了这里。美国拒绝接受既成事实，用尽办法来确保英国无法恢复先前地位。1944年末，罗斯福就派遣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作为自己的特使来到中国，明确提出要中国“提防欧洲帝国主义”。 美国庞大的在华军事势力和商业势力阻碍了英国的行动，但主要的障碍还是蒋介石，国民党一直坚持认为欧洲和日本影响下的旧秩序已经灭亡，他无意改变这一点。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55.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94–5; Sarah Paine, The Wars for Asia 1911–1949 (Cambridge, 2012), 234. Debi Unger and Irwin Unger, George Marshall： A Biography (New York, 2014),371.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2009), 339–43. Odd Arne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Calif., 2003), 35; Taylor, Generalissimo, 343;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375.

1945年之后的英国想要中国虚弱而分裂，这样或许仍能让英国榨取到区域特权，但是它面对的美国政府致力于实现乔治·马歇尔将军（他接替赫尔利担任驻华特使）所描述的“强大、民主、统一”的中国。 英国在华的势力受到了削弱，中国人也几乎不再容忍英国势力，而美国对战后中国却大量介入。1945—1948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8亿美元的援助，超过整个“二战”期间对华援助的总价值。美国军事顾问对国民党部队的16个师进行了全面训练，并为另20个师提供了基本训练，蒋介石80%的军事装备也来自美国。 美国的政策是明确支持蒋介石而非共产党，但条件是其领导人要愿意让中国迅速走向美式民主，这一要求显示了美国在战时结盟四年后，对中国的了解是多么少。1945年12月，杜鲁门派遣马歇尔前往重庆充当调停人，推动两大政治派别“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达成合作。 他组织起由马歇尔、周恩来和国民党外交官张群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以再次商量出一个协议来。1946年1月，该小组商量出了一套双方停火、建立联合政府并整合双方军队的解决方案。蒋介石随即启动了中国的民主化工作，毛泽东也提出了中国的民主主张。 马歇尔对这一结果很开心：“我们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解决了问题，这是惊人的……在我们来之前什么都做不成。”他乐观得太早了。蒋介石在他1946年1月下旬的日记中说，马歇尔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他写道：“马歇尔尚不觉悟共党之失信背约也。”而毛泽东告诉他的军队将领们，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

Liu,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282. Taylor, Generalissimo, 350; Paine, Wars for Asia, 239–40.

当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可靠协议之时，国民党却完全无视了名义上1月中旬生效的停战协议，在华北和东北挑起战端。东北成了主战场，与重庆谈判相去甚远。对蒋介石来说，控制这片地区是一个优先事项，主要是因为1931年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里打响的，而当时国民党的回应彻底失败了。1945年8月，蒋介石成功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苏军把占领的中国东北还给中国政府。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苏联控制东北的两处关键港口，苏联也承诺为蒋介石在整个中国获得无可争议的统治权提供“道义、军事和其他物质援助”。 中国共产党不是条约的签约方，也搞不清斯大林的态度。在抗战结束的最初几个月里，十几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开到这一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并在农村建立地方党支部。而进入东北城市的努力却遭到了苏联红军的反对，因为斯大林已经把这块地盘许诺给了蒋介石。从1945年末起，国民党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把22.8万人的部队及其装备运到东北，包括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在随后几个月里，蒋介石的70%的军队来到了东北。 1946年3—4月，苏军开始撤离，混战立刻发展成大规模战役。3月，苏军撤出了沈阳，4月，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就消灭了长春的国民党守军。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知道，停火必定无法实现。这几个月发生的事让马歇尔幡然醒悟，他最终说服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武器禁运，令其手中的美制武器在随后的战役中始终缺乏弹药和零备件。解放战争现在有了自己的原动力，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已不再能够加以控制了。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47, 150–53. Diana Lary, 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 (Cambridge, 2015),3; Paine, Wars for Asia, 226.

这场决定中国未来的战争并没有预先注定的结局。在停火被打破后的18个月里，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共产党在南方、华东和北至长城范围内控制的城市、乡镇和农村。到1946年底，共产党失去了165座城镇和17.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向陕西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延安。由于提前得到了消息，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层把所有东西都从这座城市搬迁到了北面和东面的基地里。留下来的象征性防守延安的部队被击退，但胡宗南得到的只是共产党丢下的一座空城。攻占延安被国民党领导层和媒体吹嘘成了一场历史性胜利，甚至是这场战争的胜利巅峰。 然而，这场“胜利”却是个错觉，因为中国共产党尽管在18个月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仍然扎根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建立和保卫根据地，并发动朱德所称的“麻雀战”，向孤立之敌发动短促而突然的袭击，之后遁入周围地区，以此消耗敌人。共产党的口号是“农村包围城市”，正是在广大农村，通过发动社会变革，共产主义在中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Lifeng Li, ‘Rural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anti Japanese war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9(2015), 103–9.

战后的中国局势更有利于实现共产党对未来的设想，而非国民党的设想。战争的动荡导致了人们普遍流离失所和倾家荡产；人们对政府的信任随着日本占领的重压和国民党战局不利而瓦解，再加上家庭的破碎，主导家庭生活和对权威的态度的传统儒家价值观也随之崩溃。中国的年轻人尤其会受到秩序崩溃和挣脱传统社会束缚的新思潮的影响。那些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人中，一半都在20岁以下。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战争是个痛苦的经历。1944—1946年，湖南省连续发生饥荒。地主、黑市商人和匪徒在中国各地剥削和掠夺村民。在共产党管控的地区，农民可以得到保护，并进行土改。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重新分给在其上耕作的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暂停的阶级斗争现在成了共产党号召力的核心。北方的农村举行了“诉苦大会”，当地农民和劳工被鼓励站出来揭露那些曾经压迫自己的人。此举的目的是要促进穷苦农民认识到其贫困的根源，并集中力量打击阶级敌人。有些受过教育的“诉苦人”被派到社区，他们要表现出自己的凄苦并激发民众的怒火。 人们对剥削者的报复是严厉的，常常是就地正法；那些投靠了日本人或国民党的人也会遭到惩罚。

Lary, China's Civil War, 89–90. Bickers, Out of China, 264–6. Taylor, Generalissimo, 381.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说，战时应急措施导致的财政和社会危机在战后几年里反而恶化了。恶性通货膨胀仍在继续，耗费几乎2/3国家支出的军费开支更令其雪上加霜。中国法币兑美元的汇率从1946年6月的1美元换2655法币跌到一年后的1美元换36826法币，再到1948年1月的1美元换18万法币。这种巨大的通胀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城市的消费者和储蓄者影响很大，但对共产党扎根的更能自给自足的农村地区，其影响则要小一些。当蒋介石坚持要把日占区货币以1：200的比例兑换成法币时，那些为日本占领军工作或是在黑市上暴富的人便遭到了重创。 那些投靠了日本人或是被认为投靠过日本人的人被从家里赶了出来，他们的财产被冲进来的国民党党徒抢掠一空，此举得罪了许多过去的商界和政界精英，而在罚没中暴富的新精英却从中获益。随着人们为了有利地位甚至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你争我夺，那些曾严重拖累了战争努力的腐败和犯罪行径在战后几年里始终难以消除。真心想做事的善后救济总署的中国分支机构看到了大规模的腐败，物资被劫掠一空或卖给商人，而未能送到急需它们的赤贫难民手中。 尽管在战场上占据了优势，但持续的战争和好战的蒋介石政府疏远了中国人民。1948年2月，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各地的人民正在失去信心。

Unger and Unger, George Marshall, 379–81. Paine, Wars for Asia, 245, 251.

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消除共产党的抵抗，巩固在华北和东北的胜利。在战略上选择重视东北对蒋介石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这里的战斗可以确保实现斯大林关于将这些省份交还给中国的承诺，而共产党军队也将会被受过美国训练的美械部队消灭。然而，东北却被证明难以增援，那里如此遥远，只有一条铁路线，且很容易被对手破坏，而美国的武器禁运也让美械装备的优势因缺乏弹药供应而荡然无存。马歇尔对自己的角色变成“信使”而失望透顶，1947年1月初，他离开中国，回国担任国务卿。 美国政府也开始避免直接支援蒋介石，因为进一步军援所需的代价很可能没有回报。援助直到1948年9月才再次抵达，但为时已晚。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244–7.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 (London, 2013), 4–5.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 (London, 2013), 6–8.

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退入了农村，国民党军队也就只能困守各大城市，除非彻底胜利，否则无法回到南方。北方的恶劣气候和环境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日渐低落。在1946—1947年的失利之后，共产党进行了整编，从城市中被压迫的贫困年轻人中补充了新一批志愿加入者，并在东北中苏边境利用苏联的装备支持重建了解放军。到1947年秋，东北解放军再次达到了将近100万人，有男有女。同年12月，在零下35摄氏度的严寒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冬季攻势，包围沈阳城，拉开了解放东北城市的序幕。约2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在这座400万人口的城市中被围困了10个月，导致粮食和燃料极度匮乏。共产党部队切断了主要铁路线，让东北国民党军队失去了获得支援的一切可能。共产党没有空军，但4倍的炮兵优势足以弥补这一缺憾，苏联技术顾问也帮助这支游击队转变成为能够进行大规模作战的现代军队。 1948年5月，林彪包围了更北面的长春。 全面围攻战从5月一直打到10月。长春外围设有一圈由带刺铁丝网、碉堡和堑壕构成的防线。当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争取突围时，他的半数部队发生了兵变。10月19日，郑洞国投降，长春获得了解放。

Taylor, Generalissimo, 400.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251.

长春解放后，接着是沈阳，经过激烈的肉搏战之后，沈阳国民党军于11月1日投降。1948年11月，为了攻占铁路枢纽徐州市，双方爆发了解放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在这些围绕城市的战斗中，蒋介石失去了他的大部分最精锐的军队，总损失估计高达150万人。共产党的每一次胜利都会让大批敌军士兵倒戈加入，而许多精英人士——所谓的“风派”——也弃暗投明，以期获得更多利益。东北的失败让国民党在其他地方的失败变得几乎无法避免。接下来的战事在地理上和10年前日军的进攻如出一辙。北平被包围了40天，最终于1949年1月22日开城，20余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蒋介石画像也被换成了毛泽东画像。由于无法承受北平的丢失和各地的战败，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把总统一职交给了他的副手李宗仁，李宗仁得到了“代”总统一职，以及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谈判结束内战。蒋介石在日记里抱怨道，失败是由于一直未能给难管教的国民党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军队未能改组。 共产党军队此时已经遍布华北。在南方，蒋介石的首都南京于4月23日被解放，之后是武汉，接着在5月是上海。尽管蒋介石在当月赶在对手到达前来到了这座城市，宣称上海将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大使莱昂内尔·兰姆在给伦敦的信中写道，南方的中国人现在都认为“中央政府的垮台已经注定”。

Donggil Kim, ‘Stalin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Cold War History, 10 (2010),186–91. Odd Arne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2012), 292. Dikötter, Tragedy of Liberation, 41.

几个月前，斯大林再度出手干涉，要求毛泽东看在苏联的面子上不要南渡长江。他想要中国南北分治，就像朝鲜那样。他的动机似乎是担心共产党治下的统一中国不仅他自己难以认清，也会打乱与美国商定的利益划分，得罪美国。南北分治的想法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而英国和美国政府则担心就算蒋介石能保住南方，分治也不会有利于他。 但是毛泽东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共产党军队尽管在连续数月的残酷战斗中损失不小，也不确定南方的民众会如何反应，但他们还是跨过长江。到10月，他们已经夺取了南方的主要港口城市广州。蒋介石再次逃往重庆，但是不同于日军，解放军夺取了这座战时陪都。蒋介石只好于1949年12月9日飞往台湾。有些地方的国民党负隅顽抗，把战斗拖到了1950年，但一个新的统一国家已经成了现实。在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胜利宣布，国民党政府及其帝国主义后台已经完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来到北京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热情民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一天他“如此充满希望，如此开心；剥削和苦难，外国人的压迫，全都一去不复返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中有英国。它于1950年1月6日违背美国意愿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百余年来的帝国主义宿敌，仍然希望获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的承认还要再等上约20年。1971年7月，阿尔巴尼亚提出动议，当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代表辩称国民党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的贡献证明其会员地位是正当的，但这一主张被驳回，他也被赶出了会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位。

新帝国是不是老一套？

Roland Burke, Decolo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Philadelphia, Pa, 2010), 27–8. Dane Kennedy, ‘Essay and reflection： on the American empire from a British imperi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Review, 29 (2007), 83–4.Joshua Freeman, American Empire： The Rise of a Global Power,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2012)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世界大战催生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它们都加入了后帝国时代秩序的重建之中，并成了冷战中的主要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帝国灭亡的诸多危机所造成的。1945年之后不久，时人便开始反思这两个超级大国自己是否会变成“帝国”，成为已灭亡的旧秩序的继承者。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苏联帝国”和“美帝国”成了在冷战背景下对这两个联邦国家霸权的常见描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领导人担心旧帝国主义的灭亡只是为新形式的帝国铺平了道路。伊拉克代表贾拉勒·阿布杜警告其他领导人，新的苏联式侵略者会“以新的形式复活殖民主义”，并颠覆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人民的主权和自由”。 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支持者们则将1945年之后崛起的美国全球势力视为披着伪装的帝国。苏联对美国实行全球帝国主义的指责融入了共产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直到1991年苏联集团终结为止。美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由派批评者也同样乐于用这个说法形容美国对后殖民时代的越南战争的长期介入。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帝国主义”这个词也在美国单极强权的背景下得到了普遍接受。

Alexander Gogun, ‘Conscious movement toward Armageddon： prepar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War in orders of the USSR War Ministry, 1946–1953’,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2 (2019), 257–79. McIntyre, Winding up the British Empire, 88–9.

苏联和美国利用它们从“二战”时继承下来的巨大军事优势，成为战后世界的强权力量，并都有着向全球施加影响力的政治野心，这是毫无争议的。但它们在战时和战后也都是反殖民的力量。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谴责了帝国主义，并接受了罗斯福关于所有殖民地在战后都要交给国际监督的主张。在冷战开始时，苏联领导人想要的并非只是托管，而是普遍的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两极对抗成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苏联战略计划和战略思维的中心支柱。 在1960年11月一次争吵激烈的联合国会议上，苏联代表瓦莱里安·佐林指责帝国主义是“人类生活中最可耻的现象”，并要求所有殖民地人民在一年内获得独立。英国代表则指责苏联对“过时的列宁主义口号”老调重弹，并强调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民族自决，但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实际策略上都正式致力于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介入殖民解放斗争。

Simon Davis, ‘“A projected new trusteeship”：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ran’, Diplomacy & Statecraft, 17 (2006), 37. Neil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Stanford, Calif., 2003), 351–5.

美国战时领导人反对殖民主义，不仅是因为罗斯福推崇自由理想主义，也同样出于一个实用主义愿望，即通过废除战前帝国经济体系中的贸易特惠来建立开放式全球经济。1943年前往中东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将军抱怨道，英国拿了美国援助“不是为了建设一个以《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为基石的美好新世界，而是为了英国的征服、英国的帝国统治和英国的贸易垄断”。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以及后来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署，都是美国为了废止战前和战时帝国经济体系中标志性的封闭集团、贸易和货币限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经济野心和去殖民化的计划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美国国务院地区委员会从1942年就开始探索在战后让未独立地区与封闭的帝国统治脱钩的途径。当年11月，委员会提出了“国际托管”的想法，这后来体现在了新的联合国托管组织中。 罗斯福是终结传统帝国主义的领衔代言人。他想要对所有未独立地区实施普遍托管，而且早在1945年之前制订计划时就以结束传统的帝国构架为明确目标，尽管其英国盟友反对这样。战争结束时，华盛顿基于向“民族自决结合国际经济援助”发展的理想，为未独立世界设想了一些不同形式的托管。

Parker, ‘Remapping the Cold War in the tropics’, 319–22, 328–31.

英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对意味着全面托管体系在联合国启动大会上未能通过，但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对于恢复旧帝国的态度并不比其前任宽松，这从其政府对英国试图在中国和伊朗恢复传统的“非正式帝国领地”的敌视态度上就能看出来。然而，美国对于重建殖民地的反对确实不够坚决，因为对苏联共产主义日甚一日的担心让美国领导层不再那么坚持把全面托管作为各地快速实现独立的道路。在加勒比地区，尽管1948年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一直在游说要结束新世界所有殖民统治，但美国担心如果英国受到的去殖民化压力太大，其南翼会受到威胁，于是便转而支持英国努力识破和对付共产主义者为争取独立而发动的“敌人渗透”行动。 在中南半岛，罗斯福对恢复法国殖民统治的强烈反对，在1945年后因担心没有美国支持将会导致越南共产主义化而让了步。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由于共产主义威胁不大，杜鲁门便有了更多的回旋空间来促使荷兰实施民族自决并结束镇暴行动，荷兰若不同意就可能受到制裁。

Daniel Immerwahr,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U. S.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40 (2016), 373–4. A. G. Hopkins, ‘Globalisation and decolonis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5 (2017), 738–9.

美国政策对反殖民的重视在1945年后美属领地的去殖民化进程中也能看出来，战时的动荡和贫困在那些地区引发了对美国势力及投靠美国者的激烈抗议。1946年，菲律宾获得了早在战前的1934年就被允诺过的独立，但社会冲突引发了一直持续到1954年的内战，并让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大为强化。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在佩德罗·阿尔比祖·坎波斯的领导下发动了暴力抗议行动，包括枪击美国众议院，甚至计划要刺杀杜鲁门总统。 1952年，波多黎各获得了“自由联邦”地位，发展资金也纷纷涌入，以压制各种激进要求。1954年，民主党在夏威夷群岛的选举中获胜，随后，这里于1959年从保护国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州。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夺取的古巴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密切依赖美国，这一状况直到1959年革命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才告终止，两国的关系随即中断了超过半个世纪。艾森豪威尔政府确信这是共产主义在加勒比地区的“渗透”，于是采取了孤立和消灭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其结果是古巴和莫斯科建立了短暂但密切的联盟，而此前几乎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联系。

苏联和美国显然不能被直接称为“帝国”。但“帝国”是个很有弹性的概念，被不太精确地用在从古典世界到21世纪的众多历史事例上。1945年发生的变局终结的是一种定义特征更为明确的“帝国”：让当地人民直接成为属民并失去主权的领土帝国，无论是在殖民地、保护国、托管地、特殊定居点，还是在共管地区。“二战”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及那些老牌欧洲帝国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有些老帝国的历史已长达400年。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霸权地位并非基于这种形式的领土帝国，这种帝国形式在1945年之后就再未死灰复燃过。事实证明，前帝国主义国家广泛实施新帝国主义，许多时候还很成功，甚至在对方独立很久之后仍能在前殖民地保持其文化、经济和防务利益。

Alexander Statiev, 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Cambridge, 2010), 131. Alexander Statiev, 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Cambridge, 2010), 117, 125, 133. Alexander Statiev, 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Cambridge, 2010), 177, 190. Commiss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Latvia, The Hidden and Forbidden History of Latvia under Soviet and Nazi Occupations 1940–1991 (Riga, 2005), 217–18, 251.

说苏联是帝国，主要是由于它与1944—1945年从第三帝国手中解放出来的中东欧地区之间建立的权力关系。在这些地方，苏联红军和安全部队与乌克兰、波兰、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些不愿接受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这些大规模平叛行动始于1944年苏军收复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重新并入苏联的过程中延续下去，在波兰同样打响战斗，当地国家军的民族主义者们仍在抵抗苏联统治的前景。暴乱分子也使用残暴手段胁迫当地民众被动或主动地支持自己。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夸口说，他们从不顾惜自己原本要去解救的民众，其军事联队的指挥官告诫下级：“不用打招呼，直接消灭。不要担心人们可能会指责我们残暴。” 这种解放战争让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4—1946年，游击队的抵抗导致了2.6万名苏联警察、士兵、官员和平民死亡；1945—1946年则估计有10万暴乱分子丧生，其中很大一部分死在乌克兰西部。战斗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最后的游击队被逮住消灭才告结束。从1944年到1953年，2万立陶宛游击队员被杀，但在抵抗的最后一年只有188人死亡。 苏联会把暴乱者及其家人大规模驱逐到苏联的流放地去。大规模的驱逐不仅是为了清除各地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还要通过消灭“阶级敌人”——富农、地主、神职人员、民族主义政客，以及被认为投靠德军的人——来实现东欧的社会重建。1945—1952年，108362人被逐出立陶宛；在乌克兰西部（原先是波兰领土，后被并入苏联），203662名“匪徒帮凶”和富农被流放到了苏联的“特殊定居点”。 1949年3月，拉脱维亚有4.3万民族主义者、被抓住的游击队员、富农及其家人被大规模驱逐到西伯利亚。此外还有15万人因被苏联定性为政治犯而受罚。

Commiss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Latvia, The Hidden and Forbidden History of Latvia under Soviet and Nazi Occupations 1940–1991 (Riga, 2005), 182. Roberts, Stalin's Wars, 247–8. Mark Kramer, ‘Stalin, Soviet poli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1941–1948’,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270–71. Mark Kramer, ‘Stalin, Soviet poli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1941–1948’,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 280–81; Roberts, Stalin's Wars, 314–19.

除了驱逐阶级敌人和“匪徒”——几乎所有反抗苏联的游击队员都被如此称呼——苏联当局还在新占领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民族重构计划，以防从1919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东欧新成立国家的民族冲突问题在战后导致抵抗。到1945年11月，100万波兰人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驱逐到新的波兰国家，51.8万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则从波兰回到苏联。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吞并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协议，将多达3.5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从这一地区遣返。 这种民族和社会重构计划意在巩固东欧和东南欧那些被苏军解放的地区出现的人民民主。斯大林最初的反应并非实施共产主义统治，而是鼓励广泛协作，这样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就会随着社会和经济沿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增长。1946年7月，斯大林对捷共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说：“打败希特勒德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统治阶级被消灭……广大人民觉醒了。” 事实证明，很难做到用多条道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与斯大林想要建立亲苏国家屏障来确保前敌人们不会再威胁苏联安全的优先事项相矛盾。 共产党主导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的新政府。随着冷战局面于1947年确定下来，苏联领导人开始对西方可能的干涉忧心忡忡。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正是斯大林这一担心的象征，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却又十分想要加入。于是东方集团拒绝了这一计划，将其视为“强化帝国主义、准备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 1948年2月，总统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政府上台。到1949年德国苏占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东欧国家已全部由共产党领导，并站到了苏联这一边。

Norman Naimark, Stalin and the Fate of Europe： The Postwar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ss., 2019), 18–25.

但这就是苏联帝国了吗？反对这一说法的理由也很明显。是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确实被并入苏联，成为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东欧重建的那些国家原本是第三帝国殖民计划中的一部分地区，现在恢复成了主权国家，它们的人民也受到了公民而非奴仆的待遇，尽管还没有通常所说的公民权。如斯大林在1946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言，其目标是“恢复［共产党所理解的］民主自由”，而构建“人民民主”的倡议部分来自当地的共产党，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权决定自己人民的未来。 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尽管并不喜欢共产党，但还是为红色阵营做了辩护，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它们的主权，这就不是殖民主义”。尽管它们的政治体系并不是任何西方形式的民主，但那和一位总督奴役属民的统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你可以怀疑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数据，但东欧的新国家确实经历了工业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普遍制定了社会福利政策。

Walton, Empire of Secrets, 224–5.

苏联的野心本身也是有限的。斯大林在1945年之后的希腊内战中没有援助希腊共产党；铁托的南斯拉夫于1948年3月与斯大林当局决裂，并在6月被赶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继承者）；阿尔巴尼亚也于1961年跟随其后，指责苏联违背了反帝国主义路线。斯大林尊重了芬兰主权，并坚持让意大利和法国庞大的共产党配合恢复传统的西方民主。在欧洲以外，斯大林也表现得不愿意被拖入去殖民化的战事。他同意把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交还给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他直到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年后才予以承认，且没怎么提供直接支援，不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那样全力以赴；他在伊朗没有选择和英国对峙；1950年时他鼓励朝鲜试探美国的决心，又在随后的战争中退避三舍，中国则再次被卷入战争；在南亚、中东和非洲，苏联对民族主义和解放运动没有给予什么支持，尽管西方对此一直很担心。而苏联的安全部门克格勃，也只是在最后一轮去殖民化和独立浪潮中的1960年才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开设了一个部门。

Kennedy, ‘Essay and reflection’, 98–9.

说美国是帝国也同样有问题。美国新建立的权力是通过政治施压、经济威胁、全世界的情报监控和全球驻军而表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是领土帝国。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美占区，军政府帮助恢复公共服务，为重建项目提供资金，并为这些前敌国恢复议会制政体下的完整主权做了准备。从那之后美国的势力是由驻扎在专用基地的陆空军组成的，但既然这些也同样存在于英国，那么它们就很难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证据，除非进行粗略的类比。不过美帝国被形容为“基地帝国”。到21世纪，美军在至少38个不同国家里设有725个基地，全球每个区域都有其司令部。 这些军事基地让美国得以向全球投送力量，但这和英国、法国作为殖民强国时的所作所为并不相同。当罗斯福思考是否应当接管加勒比海的英国殖民地以守卫通过1940年“驱逐舰换基地”协议获得的新军事设施时，他选择了拒绝，因为这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精神相悖。和斯大林一样，美国领导人最关心的也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对抗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想要建立任何历史意义上的“帝国”。因此，各种区域安全条约纷纷签订，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是1949年生效的北大西洋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