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4

Rossino, Hitler Strikes Poland, 10–13; Edward Westermann, Hitler's Police Battalions： Enforcing Racial War in the East (Lawrence, Kans, 2005), 124–8. Jürgen Matthäus, Jochen Böhler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War, Pacifcation, and Mass Murder 1939： The Einsatzgruppen in Poland (Lanham, Md, 2014), 2–7. Jürgen Matthäus, Jochen Böhler and Klaus-Michael Mallmann, War, Pacifcation, and Mass Murder 1939： The Einsatzgruppen in Poland (Lanham, Md, 2014), 20.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London, 2010),126–8.

德国帝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消灭波兰民族与文化生活的任何遗留，并激进地重构整个区域。发动入侵之前，希姆莱的副指挥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就建立了5支特别行动队。这些队伍由4250名警察和安全部队成员组成，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警戒前线的后方区域，还要抓捕和处决波兰政治、文化和民族主义精英，就像意大利军警在埃塞俄比亚做的那样。 此举意在消灭波兰的精英阶层，让波兰社会退化到符合德国人对“东方”殖民想象的地步，这与8月希特勒向军队领导层发出的“消灭波兰”的命令有着相同的用意。 在所谓“坦能堡”行动中被杀害的男男女女的准确数量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但一定有数万人，可能多达6万人。遇害者中有些是犹太人，但这项政策针对的主要是波兰的精英阶层。弗朗茨·哈尔德在与海德里希的会议后记录道：“空间净化：犹太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贵族。” 然而，犹太人受害的方式更多：殴打、羞辱，有时还会被杀害，他们的财产被德国官员夺走，或者被德国士兵洗劫。到1939年10月，许多人都被赶进了首个大型聚居区，或者被从被占区驱逐到了波兰总督府辖区，好在还没有遭到系统性屠杀。

Furber, ‘Near as far in the colonies’, 562–3; Robert van Pelt, ‘Bearers of culture,harbingers of destruction： the mythos of the Germans in the East’, in Richard Etlin (ed.), Art, Culture and Media under the Third Reich (Chicago, Ill., 2002),100–102, 127–9; Kopp, ‘Arguing the case for a colonial Poland’, in Langbehn and Salama (eds.), German Colonialism, 146–8, 155–7. Christian Ingrao, The Promise of the East： Nazi Hopes and Genocide 1939–43(Cambridge, 2019), 5. Isabel Heinemann, ‘“Another type of perpetrator”： the SS racial experts and force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occupied region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2001), 391–2; Michael Burleigh, Germany Turns Eastwards： 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1988), 159–60, 162–3 ;Baranowski, Nazi Empire, 243–52.

帝国主义者的理想是要最终“净化”整个殖民地区的犹太人和无法“德国化”的波兰人，以德国移民取而代之，而与此同时，这些以“文明载体”自居的新的帝国统治者也带来了激进的种族隔离和奴役。 1939年10月7日，希姆莱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政委（Reich Commissar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Germandom），负责强化德占区的管理，他得到的指示是：“以人口替换的方式组织新的殖民化地区。” 希姆莱长期以来都支持建立一个可供德国移民定居的东方帝国。他给自己的新办公室起了名，然后立刻启动了筹划已久的安置德国人移民和将波兰人驱逐出东方农田的计划。他们采取了一项激进的人口登记政策，以将那些体貌特征显示出德国血统的波兰人区分出来。同年12月，希姆莱宣布，他想要一个“金发国家”，其中“蒙古人种在东方新殖民地的发展”将被强力禁止。 帝国主义者利用了一些对立的概念，如“文明／野蛮”“熟悉／异域”“文明／未开化”等，来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他者”的地位，这种做法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传统观点认为进攻波兰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但将其视为20世纪30年代各国分别建立新领土帝国的行动的最后阶段，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从这个长远视角来看，德意日三国建立新帝国秩序的努力，在其选中的地区将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经过多年的民众不满和国家受挫后，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支持建立帝国的民族共识，国家领导层体现了这种共识，但他们并非形成此共识的唯一原因。通过缩小战略选择范围，打压乃至强行消除国内反对或批评新帝国主义的声音，这三个新帝国开始冒险去实现目标，而它们越是成功，实现其长期目标的可能性似乎就越大，这样的目标将瓦解全球秩序，使意大利建立新的罗马帝国，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以及在东欧建立德意志化的帝国。但结果是个战略死胡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国扩张计划原本打算要进一步保障安全，保护国家利益，并最终让宗主国人民更富有，结果却导致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开支高涨，大部分帝国主义都是如此。它们之所以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是因为旧的国际秩序看上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它们选择止步于中国东北、埃塞俄比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并让其他强国的担忧仅限于此，它们最终就能改变现实并坐收其利。

近年来关于诺门罕的叙述，可见Alistair Horne, Hubris： The Tragedy of Wa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5), 133–56。

难题在于所有帝国扩张都存在的动态特性。新一轮的征服被证明只是无可挽回的心血来潮，就像1914年之前的诸多帝国扩张行为一样，而且它们还引发了后续的战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便陷入了对华北战略利益的争夺当中，并最终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起了大规模战争；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让墨索里尼胃口大开，如果真的用相对不大的代价就能拿下大片殖民地的话；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追求显然贪得无厌，一有机会就得寸进尺，结果在波兰引发了一场他并不想打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日本和德国虽然都极度担忧未来的苏联威胁，却都出乎意料地和后者有了漫长的边界。对日本而言，其结果便是与苏联红军的两次大规模边境冲突，1938年一次，1939年夏季一次。虽然日军在1939年被打败，但双方还是在1939年9月15日签署了停火协议，因为欧洲局势动荡不明，双方都不想冒与对方全面开战的风险。 希特勒以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推迟了与苏联的潜在冲突，但他很清楚，在波兰被占领土上的新的苏德边界不太可能永久保持下去。背景是美国眼看着各个新帝国扩张而又一言不发。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共同纽带是，决心不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而对这三个国家而言，“吃进嘴里”的都是通过征服而获得的土地，它们为此付出了“流血牺牲”，因而不能放弃，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得而复失。其他强国若想把这些新的帝国主义者从它们的新占领土上赶走，除了大规模战争外别无他法。领土问题是把双刃剑。

通往世界大战的曲折道路

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来自伦敦和巴黎，而非柏林。希特勒要的是巩固他对波兰的征服并实现德国对中欧和东欧的控制，而不是与这两个西方帝国发生大战。但事情并未如此发展，这大部分是因为1939年时英法的自信渐长，相信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从长远看足以打败德国，而且法国和英国的部分公众也逐渐下定决心，认定若要解决压抑了自己近10年的重大国际危机，唯有重新捡起1918年的枪，再打败德国一次。英法两国的宣战远比三个侵略国发动小规模战争重大得多，因为它们明白，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是全球战争，它们在各大洲所有的帝国利益都会卷入其中，而受到威胁的不是一个地区，而是三个。选择首先对抗德国，部分是由波兰危机的偶然情况所决定的，但主要原因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胜国开始认为，1919年和约遗留的问题使得第二次欧洲大战不可避免，它们希望在第二次大战后能够建立更有弹性的国际秩序，这样，欧洲的和平与帝国的和平诉求或许就能得到永久保证。

Keith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 1919–1939 (Cambridge, 2005), 328–9.

这是在数年动荡之后做出的决定，但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经历之后做出的关乎命运的艰难决定。虽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层都想过会在某个时间点面临其他国家对它们新领土帝国的挑战，并与这些国家爆发大规模战争，但他们并不希望也没想到战争会在20世纪30年代到来。另一方面，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而言，新的战争一旦到来，就将是新一轮的“总体战”，新型武器的出现会令这场战争更加血腥，代价更加高昂，而这场战争也会给经济稳定性带来深刻影响，这些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在对帝国安全和国家存亡的威胁确实足够严重而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之下，它们才会接受战争。英法两国认为，三个轴心国政权的越发好战和军力增长主要针对的是自己，认为这只是从1914年以来列强争霸的延续，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层则持有更功利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获取对帝国领地统治权的必要手段。在这三个国家中，德国是最令人恐惧的，这不仅是因为德国潜在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因为希特勒似乎是敌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代言人。整个20世纪30年代，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一直希望自己对危机的判断是错误的，希望自己面对的新一代独裁者能够像自己一样厌恶再来一次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而不会像英国政客常形容的那样做出“疯狗行为”。 这些是它们的主要考量，解释了英法两国在面临30年代国际危机时的小心谨慎，也解释了它们在1939年时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直面灾难的最终决定。

Keith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 1919–1939 (Cambridge, 2005), 257–61.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rchive, National Peace Council papers, 2/5,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13 Mar., 17 Apr. 1939. Josef Konvitz, ‘Représentations urbaines et bombardements stratégiques,1914–1945’, Annales, 44 (1989), 823–47. Daniel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prospect of war in 1938–39： “pacifism” or “war anxiety”?’, French History, 21 (2007), 439, 441. Gerald Lee, ‘“I see dead people”： air-raid phobia and Britain's behaviour in the Munich Crisis’, Security Studies, 13 (2003), 263.

英法两国政府不愿意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在战间期，两国公众中都存在一股强有力的反战情绪，他们反对以战争来解决未来的任何危机，并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恐惧。民众的各种担忧源于那些经历过堑壕战的军人，他们不想在20世纪30年代与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打仗，对他们而言，和平是一种政治承诺。如果说绝对的和平主义（或者像法国人说的“全面”和平）只局限于反战运动的一小群人，那么对新一场战争的敌意则适用于大部分人。大型反战组织，英国国际团结联盟，拥有名义会员100万人，他们在全国各处大力宣扬和平的价值，反对战争的威胁。1936年，布鲁塞尔一个大型的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发起了一项国际和平行动，旨在将整个西欧的反战与和平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其英国分会主席是国际团结联盟首脑兼主要创始人塞西尔勋爵。 直到1939年，反战团体始终致力于实现和平。英国国家和平委员会在1938年末组织了一次要求召开“新和平会议”的请愿，就在张伯伦首相向波兰做出那个历史性保证的几天前，他们收集了100万人的签名，并把请愿书提交给了首相。 人们普遍相信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必然会导致平民遭到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炸弹、毒气，甚至是细菌战，这又助长了反战运动的声势。对轰炸的恐惧如此之深，使得英法两国的政客们相信，要用尽办法避免爆发总体战，尤其是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的后果是立即让自己脆弱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空袭。 1938年4月起担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达拉第认为轰炸是“对文明自身的攻击”，而他持和平主义的外交部长乔治·博内（Georges Bonnet）则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前认为“有轰炸的战争”将会导致革命。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前夕，张伯伦告诉内阁他是如何从德国飞回伦敦的，并想象着德国高爆炸弹的火舌和烟雾笼罩着首都的样子：“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战争是对这个国家每个家庭的直接威胁。”

Lawrence Pratt,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1975), 3. Lawrence Pratt,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1975), 239–40.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442–4; Donald Watt, ‘British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war’, in Comité d’Histoire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Les relations franco-brittaniques de 1935 à 1939 (Paris, 1975), 257–8; Charles Robert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in Jean-Pierre Azéma and François Bédarida (eds.), Le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Français (Paris, 1992), 122. Donald Low, Eclipse of Empire (Cambridge, 1991), 11, 29.

在法国和英国的全球帝国中还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安全因素，令它们很难接受再次发动一场代价巨大而且危险的战争。牢记这一点十分重要：英法虽然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都是国际联盟体系的领导者，而且是军力最强的主要强国，但它们并不像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它们虽是强国但处于相对衰落之中，负担着沉重的全球义务，关键是选民不会轻易接受战争，而且其受大萧条影响的经济也尚未完全恢复，这令进行大规模军事投入的决定不得不与民主社会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期待相平衡。在这种环境下，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完整和帝国安全，同时避免大规模战争，这些都是要经过复杂权衡的。和那些蠢蠢欲动的国家不同，英法两国从自己的世界地位中获益颇丰，这么一来，它们若早早就与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开战，那将是令人惊讶的，不过当时和今天的许多批评者或许希望它们如此行事。对这两个全球帝国而言，世界由和平转向战争带来的剧变将令它们的太多利益面临危险。“我们已经拿下了世界的大部分，或者是最好的部分，”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在1934年说，“我们只想保住我们已经得到的，阻止其他人把它们夺走。” 当1936年英国议会提出要把坦噶尼喀托管地归还给德国时，时任殖民地大臣的安东尼·艾登提出了反对，认为“任何领土转让都有重大的道德和法律障碍”。 1938年，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项关于让出任意一处海外领地的民意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投票反对。约有78%的英国受调查者宁愿打仗也不愿放弃任何一处交给英国托管的前德国殖民地。作为对意大利声索突尼斯和科西嘉的回应，达拉第在1938年11月公开声称法国不会放弃“一厘米土地”。 直到1940年5月，两大帝国才开始考虑让出领土，当时它们在法国战役中拼命想要换取意大利保持中立。但是当英国战时内阁就把马耳他交给墨索里尼进行辩论时，多数意见仍然是反对，虽然只领先一票。

Matthew Hughes, Britain's Pacification of Palestine： The British Army, the Colonial State and the Arab Revolt, 1936–1939 (Cambridge, 2019), 377–84.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Empire’, July 1935, 4–5.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Imperi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Manchester, 2005), 226–32;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2014), 86–96.

尽管英法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花了很大力气来强调帝国团结以及帝国带来的诸多形式的好处，但海外领土仍然始终是不安全的来源——既有来自内部的不安全，也有来自外部的不安全。中东托管地和法属北非的阿拉伯人起义连绵不断。英国在1932年给予伊拉克托管地自治权（虽然英国的非正式控制继续存在），1936年与埃及签订《英埃条约》，同意埃及实际独立，并同意埃及参与对苏伊士运河的联合控制。英国还在巴勒斯坦驻扎了2个师以对付阿拉伯游击队以及阿拉伯和犹太居民之间的冲突。巴勒斯坦冲突是英军在两次大战之间参与的最大的军事行动，对游击队的野蛮镇压导致至少5700名阿拉伯人死亡，2.17万人重伤，有些人未经审判就被下狱，而英国对安全部队实施的严刑拷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印度，经历了一轮骚乱和刺杀之后，英国拿出“民事戒严法”，以便在高压期内关押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抗者——1930—1934年有8万人成为政治犯。罢工和反抗总是遇到成排的子弹。1931年在坎普尔，141人被打死；1935年3月在卡拉奇，又有47人死亡。 印度最终在1935年得到了一些有限的自治，但只有15%的印度人口得到了选举权，而且这没能满足国民大会党关于完全独立的要求。在遭受经济衰退严重影响的非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包括坦噶尼喀、北罗得西亚、黄金海岸和特立尼达，罢工活动和劳工反抗此起彼伏；在非洲铜矿带，工人们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袭击浪潮中被射杀；1937年在巴巴多斯，抗议经济困难的民众中有14人死于子弹和刺刀之下。

Claude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Paris, 2010), 206–7. TNA, AIR 9/8, Air Staff memorandum, 15 Jan. 1936; Air Ministry (Plans) to Deputy Chief of Air Staff, 24 Sept. 1936.

这些贫困的工人和农民发动的反抗大多被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头上，对此，所有帝国主义势力都报以残酷的驱逐、关押和镇压，但也有部分政治运动代表的是1919年以来出现的民族主义抱负，其中有些运动成功获得了有限的国家权力——例如在伊拉克和埃及——也有一些遭到了挑战，其参与者被当场逮捕，反帝组织和出版物被取缔，比如1939年法国在帝国全境宣布戒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要致力于消灭帝国主义的殖民运动，这就解释了英法两国的焦虑。当英国空军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规划设计“理想”远程轰炸机时，其航程并不是为了对付德国的威胁，而是为了应对与苏联之间可能的战争，飞机要能够从英国帝国领地的空军基地出发去攻击苏联城市和工业中心。这种远航程也能为对抗苏联时的所谓“帝国增援”发挥作用。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解释了它们对西班牙内战的矛盾态度，当时英法在形式上采取了不干涉政策，没有去支援民主的共和国政府。英法此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对全面战争的普遍恐惧，另一方面其全球帝国也很难应对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政治抗议，维持团结困难重重，因此，降低风险成了20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战略的核心。

关于绥靖的历史脉络，可见Brian McKerch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mperial defence： British grand strategy and appeasement 1930–1939’, Diplomacy & Statecraft, 19 (2008), 391–42; Sidney Aster, ‘Appeasement： before and after revisionism’, ibid., 443–80。 例见Martin Thomas, ‘Appeasement in the late Third Republic’, Diplomacy & Statecraft, 19 (2008), 567–89。

这种风险规避常常被称为“绥靖主义”，但正如其倡导者之一、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后来所说，这是个不幸的词语。西方面对独裁统治时的表现长期遭到大量抨击，“绥靖主义”成了众矢之的，就连今天西方没能强硬面对安全威胁时，人们都会用它来形容。 然而，作为对20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战略的描述，这个词却又是高度错误的。首先，这个词意味着两国之间以及负责做出战略判断的官员、政治家和军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实际上，政策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反映了多种假设、愿望和期望，这些都会根据环境随时变化，政策制定者们要考虑广泛的可选项以维护英法战略中的关键元素：帝国安全、经济力量，以及国内和平。其实，20年后冷战时代的一组常用词更适合用来在许多方面描述这一战略——遏制和威慑。 两国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国际问题时的凡此种种，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软弱和不负责任，而是一种在日益加剧的国际不稳定和保护自己帝国现状的需求之间寻求妥协的长期努力，即便这种努力有时候会前后不一。

例见Pierre Guillen, ‘Franco-Italian relations in flux, 1918–1940’, in Robert Boyce(ed.), French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1918–194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a Great Power (London, 1998), 149–61; Greg Kennedy, ‘1935： a snapshot of British imperial defence in the Far East’, in Greg Kennedy and Keith Neilson(eds.), Far-Flung Lines： Essays on Imperial Defence in Honour of Donald Mackenzie Schurman (London, 1996), 190–210; Thomas, ‘Appeasement’, 578–91。

遏制作为今天所谓的“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在很多地方，从法国努力在东欧维护盟友体系到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都是如此，后者就德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重建海军达成了一致。经济上的妥协和协定也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普遍认为贸易协定或贷款能够缓和潜在敌国的战争愿望，或者赢得新的盟友。尤其是在英国，人们认为只要让列强一起坐下来重新评估《凡尔赛和约》及其后续事务，或许就能实现总体协定——也就是张伯伦所说的“大协定”，这一想法虽然从未被认真尝试过，但展示了一种在洽谈和相互理解基础上灵活面对战后秩序的愿望。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世界新政”也与此相互映衬，他认为，一旦侵略国被孤立，和平谈判就能进行了。遏制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想法最终被证明是虚幻的，但是西方列强一直在试图限制日、德、意三国可能造成的破坏，令三国备感憎恨，这也说明各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很难用“绥靖主义”来形容。

Sidney Paish, ‘Containment, rollback,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3–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i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2010), 42–3, 45. Orlando Pérez, ‘Panama： natio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to canal security’, in Thomas Leonard and John Bratzel (eds.), Lat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 2006), 65–6. Neill Lochery, Brazil： The Fortunes of War (New York, 2014), 39–40, 61–2, 70. Sea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23.

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对新帝国主义者采取遏制战略，但更为优先的则是制止对西半球的任何威胁。罗斯福对于日本和德国可能会借道中美洲和南美洲“曲线”威胁美国给予了过多关注。西半球防御战略由于无须在国外主动发动战争并迎合了孤立主义思潮而受到欢迎。孤立主义政客们在1935年和1937年先后推动国会通过了两个《中立法案》，这束缚住了总统的手脚，但未能阻止1938年的《文森法案》将美国海军扩充到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规定的上限以遏制对西半球的任何威胁。 由于担心巴拿马运河可能会被从南美洲起飞的德国飞机炸毁，或者被日本人夺占，美国人花了很大力气扩建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最终建起了134处陆军、海军和航空兵设施。 美国同时还通过资助亲美报刊和对侵略国家所需的稀有关键性原材料进行“清空式”买断来应对日本和德国的宣传，以及它们在西半球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利益。在巴西，关于德国要来吞并当地德语地区的流言四起，于是华盛顿政府拿出了一套武装解决方案，随后又在1941年保证保护巴西免遭任何外来威胁。 但这些无一是要介入更大范围内的世界战事，罗斯福也没能拿到开战授权。1936年进行的最初一次民意调查发现，95%的受访人希望美国远离所有战争；1939年9月，只有5%的受访者愿意帮助英国和法国。

Chamberlain Paper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NC 18/1/1108,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Ida, 23 July 1939. George Peden, ‘Sir Warren Fisher and British rearmament against Germany’,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4 (1979), 43–5; Robert Shay, British Rearmament in the Thirties (Princeton, NJ, 1977), 159, 223; Joe Maiolo, Cry Havoc： The Arms Rac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1–1941 (London, 2010), 99–101.

遏制的另一面便是威慑。这个词在核威胁时代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就已被广泛使用。张伯伦在1939年波兰危机最终爆发前向他的妹妹说的话很好地总结了威慑的目的：“你并不需要一支强大到足以赢得压倒性胜利的进攻部队。你需要的只是一支实力足以让其他人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防御部队，除非他们愿意付出让胜利变得不值得的代价。” 在整个30年代，英法两国都选择把限制军事开支转为进行大规模而且昂贵的扩军备战。英法的重新武装并非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做出的突然回应，而是至少从1934年起就一直在执行的政策（这遭到了国内相当强烈的反对），只是其节奏在1936年之后更快了而已。英国政府在30年代中期就已意识到，各种潜在威胁迫使自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军事化计划。1933年后期成立的国防需求委员会在1936年提出了一份为帝国国防而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的计划，该计划优先考虑皇家海军和建设一支强大的攻防兼备的空军。一份“四年计划”草案预计国防开支将从1936年的1.85亿英镑增长到1939年的7.19亿英镑。据英国情报机构评估，可能爆发的对德战争将不会早于30年代末，这样英国与德国的军事支出都踩上了相同的节奏，唯一的区别是，1934年时英国已经武装起来，而德国没有。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 95–6, 180–86. Franco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 (Lawrence, Kans, 2012), 119–20, 154–7; Ashley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6), 17–19.

海外的防御准备是英国本土列岛防御的有力补充。英军驻扎在整个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埃及、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埃及被认为尤其重要，苏伊士运河被认为是“帝国的中心”，因为它是连接欧亚两大战区的重要海上通道。1936年与埃及签订的条约允许英国在运河驻扎1万人的守军，亚历山大港仍然是英军的重要海军基地。为了防守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英帝国的领地——约占英帝国领地的5/7——英国于1933年批准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大型海军基地，花费了6000万英镑后，这一基地在5年后竣工。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中国的局势更加棘手，想要在坚决进攻的日军面前守住香港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但英国人给中国军队提供的贷款和物资援助使得他们能够打一场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保卫英国和中国的利益。 这些措施无助于缓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时面对日本威胁时产生的孤立无援的焦虑，但英国也别无他法，由于需要照管的范围太大了，它只能把自己日益增长的防务更稀疏地摊到整个帝国中。

Eugenia Kiesling,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Frenc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War in History, 3 (1996), 215–18; Robert Doughty, The Seeds of Disaster：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rmy Doctrine, 1919–39 (Mechanicsburg, Pa, 1985),95–105, 108–10.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2–13, 323–5, 333–4.

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始扩军的，其陆军比英国陆军庞大得多，海军也颇具实力。3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拉低了军事开支的水平，但到了1936年，受到德军重占莱茵兰的刺激，新当选的人民阵线政府联合了左翼和中左翼政党，采取了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与英国和德国的同类计划一样，法国的计划也是打算在1940年达到顶峰。军事开支将从1936年的1510万法郎增加到1939年的9360万法郎。法国的优先项目是建造马其诺防线，并为其配备武器和装备：由于德法两国在人口方面的差异，此举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的军队主力不必驻守边境，法军高层在1918年击败德国的一系列战役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战术理论。这套理论以猛烈火力为核心，将其作为支援进攻和消灭来袭敌军的手段，这令步兵（仍被视为“战场王后”）得以一步步占领地盘，虽然他们的机动性有限。对火力的运用需要一种高度集中和协调的“有条不紊的作战”，诸如坦克和飞机这类辅助武器在战斗中将扮演支援角色，而非为机动作战打开通路。火炮和机枪是关键，步兵只能随着支援“弹幕”的步伐行动。 对法国本土预设战场的重视，意味着法国的规划者们对帝国领地的关注没那么多。殖民地要担负它们自己的防务开支：阿尔及利亚要找出2.89亿法郎来满足米尔斯克比尔法国海军基地的现代化改造之需；自从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元帅否决了在金兰湾建立一支潜艇部队的计划后，中南半岛就再未建造过大型海军基地，达尔朗明确提出，一旦战争爆发，法国的亚洲帝国是守不住的。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37–48.

威慑政策的框架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时就已展现得很明显了，一年后尤甚。正是遏制与威慑这对孪生策略支持了英法的战略，这些战略旨在避免战争并维持足以保护其全球经济和领土利益的力量。不要忘记，甚至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主要民主国家就已经到了与新帝国主义国家开战的边缘。在南海，日军和英军之间陷入了一触即发的武装对峙状态，双方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在1935—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英国当然做好了对意大利开战的准备，以此制约其对中东和非洲英国殖民地利益的威胁。1935年8月，28艘军舰和航空母舰“勇敢号”被派往亚历山大港，作为对意大利的警告；中东的英国皇家空军得到了加强，陆军援军也已出发。当地的海军司令急于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英军参谋长会议和法国政府都希望避免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可能会瓦解整个地区的帝国利益。 1938—1939年，轮到法国海军迫不及待想要寻机突然击败意大利舰队了，这次是英国制止了他们，英国希望墨索里尼仍然能够采取谨慎的外交政策，与希特勒保持距离。

Peter Jackson, France and the Nazi Menace：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Making 1933–1939 (Oxford, 2000), 28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