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5

“边缘政策”最清楚的例子出现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关于在慕尼黑会议上德国一再威胁、英法背信弃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则被迫同意德国占领苏台德德语区的故事，常常被作为软弱且具有欺骗性的绥靖政策的高潮。但实际上，慕尼黑会议时希特勒正是考虑到与英法大规模开战的风险（认为这在当时过于冒险）而被迫放弃了他孜孜以求的生存空间之战。从当时的角度看，是希特勒被迫接受了英法本已打算同意的领土变化，这是卓有成效的遏制，即便这无法令捷克斯洛伐克满意。在慕尼黑会议前的一个星期，英法两国军队都进入了戒备状态。英国皇家海军收到了动员令，人们在伦敦的公园里草草挖掘了堑壕以作为临时防空掩体。法国也于1938年9月24日下达了动员令，100万人枕戈待旦，虽然此时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长们并没有信心通过战争阻止德国，因为重新武装计划尚在进行中，马其诺防线也没有完工。

Hans Groscurth, Tagebuch eines Abwehrofiziers (Stuttgart, 1970), 124. 关于《慕尼黑协定》的这一观点，见Overy, ‘Germany and the Munich Crisis’, 193–210。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Series D, vol. 2, 772,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Hitler and Horace Wilson, 27 Sept. 1938; Wacław Jȩdrzejewicz (ed.),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Papers and Memoirs of Józef Lipski (New York,1968), 425, letter from Lipski to Josef Beck. H. Michaelis and E. Schraepler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bis 1945. Vol. 12： Das sudetendeutsche Problem (Berlin,1976), 438–40, Fritz Wiedemann über seine Eindrücke am 28 Sept. 1938. Groscurth, Tagebuch, 128, entries for 28, 30 Sept. 1938.

然而，战争动员正是1914年让欧洲陷入战火的导火索。希特勒并不希望如此，在计划中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日期的几天前，他还向他焦急的将领们坚持说英法不会干预。虽然英法担心会引发一场它们打不赢的战争，但两国政府谁也没打算允许德国最终放手入侵并征服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25日，柏林有目击者看见希特勒“在张伯伦的坚定立场前退缩了”，这与人们对这位英国领导人的通常印象大不相同。 两天后，当希特勒想要下令动员时，张伯伦的私人代表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发来了一封电报——他两次要求译电员确保希特勒明白，称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遵照条约与德国开战。威尔逊继续说，这一次“协助法国是英格兰的荣誉之所系”。 希特勒愤怒地回答说，若如此，欧洲战争将在一周内爆发，但是这次商谈也令他胆战心惊。第二天上午，法国大使确认，法国会反击德国的入侵。以赫尔曼·戈林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很快来到希特勒面前，问他是不是无论如何都想要打一场全面战争，对此，希特勒答道：“你什么意思？无论如何？显然不是！” 他气鼓鼓地同意了墨索里尼在英国怂恿下提出的建议，与英法会谈。他的陆军副官在日记中写道：“元首不想要战争”，“元首最重要的是不想与英国开战”。柏林的让步显而易见。“元首放弃了，彻底放弃。”另一个人在9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两天后，“元首做出重大让步”。

André Maurois, Why France Fell (London, 1941), 21–2. Jean Levy and Simon Pietri, De la République à l’État français 1930–1940： Le chemin de Vichy (Paris, 1996), 160–61.

一场欧洲大战在1938年得以避免，这不仅是简单地因为英法政府的畏惧，也是因为希特勒在威慑之下未能跨过那道门槛。值得一提的是，当会后张伯伦乘车穿过慕尼黑的大街时，他受到了德国民众的欢呼，他们由于避免了战争而真心放松了下来。英国和法国的反应也是发自内心地松了一口气，和平保住了。法国女人们缝制了手套送给张伯伦，供他在往返德国的飞机上御寒；巴黎的一条街道被连忙改名为“9月30日大街”；一种新的舞蹈——“张伯伦舞”——也被发明出来，虽然其用意或许有些讽刺。 慕尼黑会议次日，法国《时报》（Le Temps）评论说，承担着全球帝国义务的法国对和平的追求是“深刻而绝对的”。 此时，英法是否真的打算在1938年开战仍然值得怀疑，但最后结果是没有，因为这次希特勒认定风险太大。一年后，当德国威胁波兰主权的危机降临时，两国都接受了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仍希望希特勒会再次被吓住。直到德国在9月1日入侵波兰前的最后一刻，英法仍然认为如果自己格外明确地表达出开战的意图，希特勒就会再次放弃冒险。

TNA, AIR 9/105, chiefs of staff, ‘British Strategical Memorandum, March 20 1939’, pp. 6–7. 关于英法联合战争计划，见William Philpott and Martin Alexander, ‘The Entente Cordiale and the next war： Anglo-French views on future military cooperation, 1928–193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3(1998), 68–76。

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这让英法政府有更充分的自信在面对德国对波兰的威胁时采取强硬路线。虽然张伯伦和达拉第都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没有导致战争感到释然，但他们并没有抱什么幻想，如果希特勒继续向东欧扩张，他们就会使用武力来挡住他。这并没有排除通过外交手段或经济妥协来阻止德国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1939年这些手段都被用上了。但是当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在1939年3月15日将捷克斯洛伐克变为保护国时，各民主国家都很清楚，下一次就是战争。不久后，情报部门告诉张伯伦，德国即将进攻波兰，他便心血来潮地于3月30日在英国下议院为波兰的主权做了担保。几天后，法国也做了同样的担保，但是担保名单里加上了罗马尼亚和希腊。波兰本身对于英国和法国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几乎是出于偶然，它成了对阵双方最终摊牌的契机，而非诱因。西方列强不知道的是，由于1939年初波兰拒绝在但泽自由市地位以及穿过前普鲁士领土的波兰“走廊”问题上向德国让步，希特勒便于同年4月下令准备在当年8月末发动旨在摧毁波兰的战役。如果德国对波兰的威胁成为现实，那么英法就被绑在了战车上，无法逃避。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到波兰危机之间的这一年里，英法两国最终同意采取一致行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法国一直受制于不能确定英国在欧洲战争爆发后是否会在军事上支援法国军队。1939年2月，双方同意进行参谋部对话，一个月后，一套“战争计划”被制订出来，它复刻了曾在1918年带来胜利的战略：法国的筑垒地域将在为期三年的战役中耗尽德国的力量，经济封锁和空中作战将持续到希特勒崩溃或者无力抵抗英法的进攻为止。该计划最后总结道：“一旦我们能够调动英法帝国的全部作战力量，我们就将对战争的结果充满信心。”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494–7; Christopher Waters, ‘Australia,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 Society, 19 (2001), 93–4.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4–25; Martin Thoma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limits to mobilization in the French Empire 1936–1939’,Historical Journal, 48 (2005), 482–90.

对两国而言，最优先的事都是确保如果战争在1939年到来，自己的帝国能够切实团结起来。对英国来说，这远远谈不上确定，它的各个主要自治领不久前都决定不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开战。但是在1939年春，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争取到了国内的支持——他可以在任何可能的欧洲战争中加入英国一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也在新加坡海军基地于1938年完工后和长期以来英联邦“一个声音”的主张下紧随其后。在南非，非裔族群对于发动战争的强烈抵触导致了白人族群的分裂，分裂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之时，直至新任首相扬·史末资说服国会相信宣战也是为了保护南非自身利益免遭德国新殖民主义威胁为止。当战争到来时，印度的英国总督林利思戈勋爵（Lord Linlithgow）直接宣布印度将加入，不考虑印度人的意见。 对于急于巩固其大陆战略的法国而言，其帝国在1939年欧洲战争的准备中甚至更加重要。这部分反映在关于“le salut par l’empire”（拯救整个帝国）这样的官方宣传中，这在战争前的几个月里显而易见。达拉第下令严控整个殖民帝国中的政治反对派时，却对公众打出了“1亿精兵，我们不可战胜”的大旗。他们拿出计划要征召相当数量的殖民地士兵前往法国服役，或者把海外执勤的法国士兵替换下来，到1939年，法国组建了5个西非师、1个东南亚师，以及6个北非师，总共52万军人。 集中帝国经济能力生产更多军需物资的努力基本失败，但是对法国的原材料和粮食供给确实扩大了。无论做得好不好，在与敌人的对抗中，对帝国的依赖都被视为一个不错的优势，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可以随意切断敌人的海外物资供应渠道。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442, 446; George Gallup (ed.), The Gallup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olls： Great Britain, 1937–1975 (New York, 1976),10, 16, 21. Richard Overy, The Morbid Age： 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2009), 21–2.

《慕尼黑协定》带来的轻松感导致的民众态度的变化，与军事和战略形势的变化相辅相成。民意调查发现，《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绝大部分人就已倾向于不再向德国妥协。1938年10月，法国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70%的人反对再放弃任何东西；1939年的几次民意调查显示，76%的法国受访者和7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用军队保护但泽港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两国反战团体态度的重大变化。民众对欧洲危机的反应迥异于1914年时的那种民族主义热情。他们此时的态度更多是源于他们相信国际主义计划的崩溃和军国主义独裁统治的兴起对西方文明构成了深刻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已经无法再被忽视了。这种态度是一种无奈，战争当然不会广受欢迎，但是人们越发感受到自己对于维护民主价值观和阻止黑暗时代（今日许多作者戏剧化地视其为黑暗时代）到来的责任。1939年，伦纳德·伍尔夫写出了《门外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一书，意在警告世人，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世界是多么脆弱。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314–15.

战争并未因1939年的这些变化而成为必然，但在波兰成为德国侵略目标时变得难以避免。法国政府希望达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一边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包围德国，一边从美国那里获得更多支援。1938—1939年法国向美国发出了大批飞机和航空引擎订单。虽然保守派对苏联的动机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但双方还是在1939年夏末试图达成一项军事协议，但该协议由于无法让波兰军政高层允许苏军踏上波兰土地而被搁置。英法两国的军队高层都没有把红军视为有价值的盟军，他们都夸大了波兰军队的潜力，这样的误判缘于波兰早先在1920年打赢过苏联红军。当1939年8月24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布时（23日签订），张伯伦对“苏联的背叛”大发雷霆，但他对和苏联的军事协同从未热心过，而且这份条约也没有让英法政府对波兰（在遭受德国入侵时）的承诺发生什么变化。 关于斯大林是否会真诚地加入联盟，这仍然是个猜想，而非事实。与德国的条约更切合斯大林和苏联的利益，也更符合苏联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爆发战争，这样共产主义苏联就能最终拿下一地瓦砾的欧洲。

TNA, PREM 1/331a, note on Italian proposals, 2 Sept. 1939。 Brian Bond (ed.), Chief of Staff： The Diaries of Lieutenant 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 Volume One (London, 1972), 221.

认为希特勒见到英法帝国迅速重新武装或是各个民主国家涌起的反法西斯思潮时就将被吓阻，这样的盘算并非完全错误。1938年，一支不算强大的力量就曾迫使希特勒走下战车。情报显示德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甚至还有发生反希特勒政变的可能性。即便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张伯伦还是给他机会撤出军队以免面对一场世界大战。9月2日，意大利领导人一度提出过会谈的主张，这和墨索里尼在1938年9月的介入遥相呼应，但是英国开出的条件，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意大利同行齐亚诺所说的，是“德国军队撤出波兰领土”，这终结了和平的一切可能。 历史学家们想要寻找可信证据来证明张伯伦即便在这为时已晚之时也想要逃避他的义务，但这样的证据并不存在。只有德国完全遵从英法的要求停止使用武力，才能避免世界大战，而到了1939年9月1日，这已是最不可能的结果。这一回，遏制与威慑都不再奏效。9月3日上午11点15分，张伯伦通过无线电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达拉第则于当天下午5点宣战。帝国精英和民主反法西斯人士的短暂联盟让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成了可能。“我们不能输。”英国陆军参谋长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

帝国之战：西线战争

TNA, PREM 1/395, translation of Hitler speech of 6 Oct. 1939 for the prime minister, p. 18. Winkler, The Age of Catastrophe, 670–71.

1939年9月的宣战使20世纪30年代的对峙局面骤然间天翻地覆。希特勒将波兰之战视作为了德国的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有限战争，在他看来，原来那些欧洲大帝国也是不久之前用剑建立起来的，因此自己的做法并无不当之处。波兰投降一个星期后的10月6日，希特勒在向民主国家提出“和平提议”时，嘲笑那些骂他拿了几十万平方千米土地想要称霸世界的国家，自己却统治着遍布全球的40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另一方面，英法则将这场战争视为与新一轮帝国暴力扩张的一次搏斗，即便还没有与意大利、日本开战，它们对于这场危机的观点也本能地带有全球性。它们一度指望与德国的战争不会刺激另外两个国家利用它们被牵制在欧洲的机会，就像它们也曾一度指望苏联不会利用与德国的条约来向它们已经不堪重负的帝国施加红色影响一样。与此同时，英法还转向美国寻求道义支持，并着手从帝国领地获取人员、资金和物资。决定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态的，并非引发了战争的德国对东欧的野心，而是英法在9月3日的宣战。在德国人看来，战争是外部力量强加给德国的。在英法宣战次日对德国人民的广播中，希特勒将此时面对的战争状态不仅归罪于民主国家，还归罪于推动它们加入战争的“犹太-民主主义国际敌人”。 对希特勒来说，这是两场战争：一场是与德国的帝国主义敌人的战争，另一场是与犹太人的战争。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16–17. Maurois, Why France Fell, 73.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163.

英法宣战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与1914年时截然不同，当时从开战之日起就有数百万人提枪上阵，死伤无数。英法知道德国深陷波兰战役，无法在西线发动进攻，但两国谁都没兴趣主动去支援波兰的抵抗。两个盟国已经私下里认同波兰无法挽救，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向波兰人做出有限承诺：法国将进行动员，并在15天后发动进攻。1939年9月10日，甘末林告诉波兰驻法武官，他的一半军队已经在攻击德国萨尔区。但这并非事实。几支法军部队向前推进了8千米，打死了196名德国人，然后退回了原地。 甘末林对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他不会“用一场凡尔登战役来开战”，不会用步兵去砸德国堡垒。他计划按照法国军队的教条打一场他所谓的“科学战争”。 西线的几乎完全平静（第一名战死的英军士兵是在12月9日踩上了一枚法军的地雷后牺牲的）更坚定了希特勒战前的期望，即盟军的宣战“只是虚假的”，西方国家确实如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言，“太虚弱，太疲惫，太颓废”，打不了仗了。 在波兰之战的最初几周里，他下令在西线严守不出，他相信自己能迅速解决波兰，给英法一个既成事实。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76; Nicolaus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2001),40–41. TNA, PREM 1/395, Lord Halifax, draft response to Hitler, 8 Oct. 1939; Churchill to Chamberlain, 9 Oct. 1939; minute for Chamberlain from Alexander Cadogan (Foreign Office), 8 Oct. 1939. Willi Boelcke (ed.), The Secret Conferences of Dr. Goebbels 1939–1943 (London,1967), 6, directive of 16 Dec. 1939;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60, Conference of Department Heads, 25 Nov. 1939.

希特勒也有他的忧虑，一旦打败波兰，西线德军就不应当继续静坐防御了。9月8日，他第一次提出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的想法。在波兰投降前夕的9月26日，他召集陆军和空军高层开会，会上他强调时间是站在盟军一边的，认为盟军到1940年夏就会在法国完成部队集结，而抢先通过低地国家进攻法国将会让准备不足的敌人措手不及，确保能够通过空军和海军基地去打击英伦三岛，并保护脆弱的鲁尔工业区免遭盟军的袭击和轰炸。1939年10月9日，这套计划作为第6号战争指令“黄色计划”被签发，但在此之前，希特勒也为了让盟国接受波兰被德国和苏联瓜分这一无望现状而进行了数次尝试。 他于10月6日的讲话在西方引发了不同的反应，那里仍有一些倾向于向现实妥协的团体。达拉第要张伯伦无视它——“对希特勒先生不闻不问”——但英国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拿出了一份回应。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想要一份向“任何真诚的提议”敞开大门的草案，而最终的版本却拒绝了任何可以宽恕侵略的想法，让希特勒不可能选择通过放弃征服成果而免遭惩罚。 这一驳斥的效果便是让英国在德国人眼中成了“想要灭亡德国”的头号敌人——如希特勒对海军总司令所言。戈培尔令德国媒体不许再把张伯伦描述为无助而可笑的形象，而要改成“邪恶的老东西”。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76. Karl-Heinz Frieser, 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 (Annapolis,Md, 2012), 63–8; Mungo Melvin, Manstein： Hitler's Greatest General (London,2010), 136–7, 142, 149–51, 154–5; von Below, At Hitler's Side, 40–41.

希特勒认定在西线发动快速进攻是最安全的选项，而军队领导人则想尽办法说服他放弃这个想法。波兰战役显示，若要冒险对抗法军，除了必要的休整和整编外，军队还必须进行更多训练，升级装备，并认真思考战场战术问题。德军首席参谋次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进行的一项研究建议将大规模战役推迟到1942年。 但希特勒仍旧顽固，他将进攻日期定为1939年10月20—25日。但天气帮了军队领导人的忙。1939—1940年的冬天将会是20世纪以来最严酷的寒冬。于是，进攻日期被推迟到11月12日，继而又是12月12日，然后又是1940年1月1日，最后被改成了1940年春季，具体日期未定。与此同时，作战计划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39年10月，希特勒再次思考了直接穿过平坦的欧洲北部平原进行突击的方案；他在想能不能改为集中装甲师从更南面进攻，但新的计划并未定下来，这也反映了希特勒自己的犹疑。A集团军群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中将也相信可以集中德军装甲部队从更南面发动决定性一击，这支力量将突破敌人防线，包围进入比利时的敌军——这就是所谓的“镰刀计划”。但他的上级并不认同他的想法，于是冯·曼施坦因本人被调到东线担任一个正在组建的军的军长，好让他闭嘴。1940年1月10日，一架德国联络飞机在比利时迫降，初版“黄色计划”的机密细节落入盟军手中，希特勒和军队高层的进攻方针面临的不确定性随之大增。一个偶然的机会，冯·曼施坦因的观点经由希特勒的军事副官传递给了希特勒，2月17日，这位中将被请到柏林面呈他的计划。希特勒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即下令制定新的指导方针；当5月战役准备完成时，“镰刀计划”也已就位。

Martin Alexander, ‘The fall of France, 1940’,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3(1990), 13–21; Julian Jackso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Oxford, 2003), 75–6. TNA, PREM 1/437, press communiqué on meeting of the Supreme War Council,15 Nov. 1939.

在盟军这一边，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已经宣战了。其余所有的盘算都处于不确定之中。对于波兰能抵抗数月而非几个星期的期望破灭了，但是既然英法战争计划的基础是长期战——就像1918年时一样，德国最终将会被经济困难、民众反对，以及最后的军事对决打败，那么它们也就不急于采取行动，即便德军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转向西线也没关系。盟军的情报和思维定式都显示，德国最早也要到1940年才能做好进攻准备，甚至可能更晚，尽管到秋末时对德军进攻的恐慌已经开始出现。法国高层基本上是根据德军的初版计划来看待这场进攻的。马其诺防线将迫使敌人从比利时某处狭窄而且易于防守的战线上进攻，在这里，他们的军队将要么被击败，要么被消灭。盟军缓慢地集结必需的军力和经济资源，并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 1939年9月上旬，英法两国成立了由军队和文官高层组成的最高战争委员会，它将像1918年时那样让两国的协同正规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显然影响了盟军对于怎样最好地打一场新的战争的思考。1939年11月，“充分利用了从1914—1918年战争中获得的经验”，盟军宣布自己将综合运用宣传、军需、原油供应、粮食和经济战来对抗德国。

Brian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1939–1940 (London, 1990), 40–41, 49–51,58–9. Martin Alexander, ‘“Fighting to the last Frenchman?” Reflections on the BEF deployment to France and the strains in the Franco-British alliance, 1939–1940’,in Joel Blatt (ed.), The French Defeat of 1940： Reassessments (Providence, RI,1998), 323–6;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76–7.

军事协作被证明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经历了几个月的摇摆后，甘末林开始坚持要求法国境内的英军部队应归属法国东北战线总司令阿方斯·乔治（Alphonse Georges）将军指挥。1939年11月，甘末林制订了盟军作战计划，要部队开进比利时，沿埃斯考特河或戴尔河一线布防。甘末林最终选择了戴尔河计划，因为这将能保护法国东北部的主要工业区，尽管盟军要花8天才能抵达河边并构筑起坚固防线。规模不大的英国远征军也将和其他部队一同进入比利时。障碍在于比利时的中立地位，1936年，比利时政府回绝了签署一个法比防卫条约，而且顽固地拒绝组织联合参谋部对话，还不允许盟军进入比利时领土，以免危及其中立地位，直至德军士兵越过边界为止。 结果，戴尔河计划即便能够实施，其实施也将十分匆忙。但是甘末林对此并未动摇，他确信在中立的比利时建立有章法的攻防战线仍然是法国的最佳选择。1940年1月落入盟军手中的德国计划不但没有让盟军改弦易辙，反而强化了关于建立比利时防线是正确选择的观点。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37; Robert Desmond, Tides of War： World News Reporting 1931–1945 (Iowa City, Iowa, 1984), 93. Gallup (ed.), International Opinion Polls, 22, 30.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246; Alan Allport, Browned Off and Bloody Minded： The British Soldier Goes to War 1939–1945 (New Haven, Conn., 2015), 44.

长时间的相对平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知的“奇怪战争”（Phoney War），当然不会是真的风平浪静。民意方面，那些支持坚决宣战的国内临时政治联盟自然需要军事胜利的消息来维系。但这并非全部，法国刊物《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抱怨说，“战争的和平”就这么变成了“和平的战争”；《纽约时报》1939年10月的一期的头版头条是“38名战争记者前去寻找战争”。 波兰的战败和希特勒在1939年10月的议和进一步加强了希望通过妥协换和平的反战力量，这些力量主要是法西斯主义右翼和和平主义左翼，但是更多人对于战争的幻灭感也已显而易见。英国盖洛普公司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2月的民意调查发现，想要和平谈判的受访者比例增加了：从17%增加到29%。 1939—1940年的严冬，大批征召来的盟军部队坐在法国边境的凛冽寒风中，这些人也发现自己很难对战争保持热情，因为它看起来和自己乏味消沉的日常工作相距甚远。当时是一名前线士兵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抱怨说，他和战友们每天所做的只有吃、睡和御寒，“也就是说……人简直就像是动物”。一名被困在寒冷的简易营房里的英国征召兵觉得“戏剧已经变成了闹剧”。

Talbot Imlay, ‘France and the Phoney War 1939–1940’, in Boyce (ed.), French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265–6. TNA, WO 193/144, War Office Memorandum for the Supreme War Council, 15 Dec. 1939; 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s report,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Development of Equipment for Land Offensive’, 12 Apr. 1940. Richard Overy, ‘Air Power, Armies, and the War in the West, 1940’, 32nd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US Air Force Academy, Colorado Springs, 1989, 1–2.

虽然两国努力想要恢复前一次大战中的良好协同，但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不信任，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国政府和军队高层怀疑英国是否会大力投入一场旨在保卫法国的陆地战争。英国关于在帝国领地的关键地区保留部队和装备的决定，与法国征召大量殖民地部队来本土服役的意图背道而驰。从英法开始商讨联合作战之初，人们就明白英国远征军的组建速度太慢，难以赶上将在1940年的某一刻到来的德军进攻。法国动员了84个师，其中23个是驻守马其诺防线的筑垒师。由于法国情报部门（错误地）估算德国人将能投入175个师，所以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补。 由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军事建设的优先方向是空军和海军，陆军受到了相对忽视，英国对战争的贡献是不理想的。宣战几乎4个月后，英国陆军只向法国派遣了5个师；到德国入侵之前又增派了8个装备不足的本土防卫义勇师。英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装甲师直到战争开始后才参加战斗。英军参谋长会议最早也要到1941年底才能提供最多32个陆军师。 对法国战役的空中支援也非常有限。20世纪30年代后期战斗机和轰炸机发展的目标是保卫英伦三岛并建立一支轰炸机部队以报复德军的空袭。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放弃这一战略构想，结果导致绝大部分英军飞机留在了英国。到1940年5月，皇家空军在法国只有约250架飞机可用，只比比利时空军的184架飞机略多一点。

Guillen, ‘Franco-Italian relations in flux’, 160–61.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39–47.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195–201, 214–15.

虽然实战准备工作或多或少地将德国视为首要敌人，但谁也不确定在战乱四起的世界上还会发生些别的什么。当人们意识到墨索里尼在1939年9月做出的“非战”（选择这个词是因为它对于轴心国盟友的伤害比“中立”这个词弱）声明是认真的，意大利的立场就很难判断了。法国海军在开战时摆出了要封锁意大利贸易的阵势，但是他们9月15日就拔锚返航了，因为双方签订了经济协定，意大利将向法国军队供应飞机、航空引擎和菲亚特卡车，法国则以海外贸易和原材料予以回报（不过墨索里尼拒绝向英国提供飞机）。齐亚诺伯爵告诉法国大使，“打赢几仗，我们就会站在你们这边”。 英国也加强了苏伊士运河的守军，并为可能的第二个战场储备物资。盟国将墨索里尼视为投机主义者，对他来说，现在的机会还不够诱人。 日本的立场也尚未确定。1939年夏，日军在中国南方向英法帝国施加了与日俱增的压力，想要封锁华南的所有贸易，欧战爆发后，日本的绞索又进一步收紧了。英法军队撤出了天津的租界，英国皇家海军的中国分舰队也转移到了新加坡。中国香港被日军封锁，往来此地的中国内地船只会时不时遭到日本海军的炮击，甚至被击沉。英国并不想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盟国还是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而在1939—1940年冬保住了在中国的利益。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time vision of the peace, 1939–1945’, in Timothy Snyder and Ray Brandon (eds.), Stalin and Europe： Imitation and Domination 1928–1953 (New York, 2014), 234–6; Martin Kahn, Measuring Stalin's Strength during Total War (Gothenburg, 2004), 87–9. TNA, WO 193/144, War Office memorandum ‘Assistance to Finland’, 16 Dec.1939 (‘we cannot recommend that we should declare war on Russia’); Kahn,Measuring Stalin's Strength, 90–92. Gabriel Gorodetsky (ed.), The Maisky Diaries： Red Ambassador at the Court of St James's, 1932–1943 (New Haven, Conn., 2015), 245, entry for 12 Dec. 1939.

最危险的不确定性在于苏联的态度。自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时起，两个西方盟国就开始将苏联视为潜在敌人，将这份条约视为事实上的结盟。现在人们知道，斯大林是想通过这份条约在欧洲建立围绕“苏德轴心”的新“平衡”。他对里宾特洛甫说：“这次协作代表着一股足以让其他所有联合体让道的力量。” 在苏联占领波兰东部，接着迫使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接受苏军入驻其领土并接受自己的保护之后，盟国做了最坏的设想。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共产主义怀有很深的敌意，担心与德国开战可能会让苏联向中东或者英法的亚洲帝国推进。10月，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发回了一份长篇报告，分析了与苏联开战的可能性，虽然英军参谋长会议仍然反对任何可能扩大战争的冒险，但此事一直被放在盟国的不确定事项中。 11月30日，苏联由于芬兰政府拒绝把基地交给苏军而向芬兰发动了进攻，英法两国立即响起了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它们召回了在莫斯科的驻苏联大使，并在12月14日挑头将苏联排除出了国际联盟。在伦敦，被凶猛的反苏宣传激怒的苏联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谁才是1号敌人？德国还是苏联？”

Patrick Salmon, ‘Great Brit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Finland’, in John Hiden and Thomas Lane (eds.), The Baltic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91), 116–17; Thomas Munch-Petersen, ‘Britai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Winter War’, in Robert Bohn et al.(eds.), Neutralität und totalitäre Aggression： Nordeuropa und die Grossmächteim Zweiten Weltkrieg(Stuttgart, 1991), 87–9; John Kennedy, The Business of War (London, 1957),47–8. TNA, PREM 1/437, Reynaud to Chamberlain and Lord Halifax, 25 Mar.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