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
“我觉得谣言太容易传播了。”
蒲生先生虽然年轻，却是个消息灵通、能客观看待事物并表达观点的人。
关于草薙先生的谣言，我的想法很单纯。
我不希望再发生早川医生那时的事了。仅此而已。
我不希望草薙先生的妻子遇上和早川医生同样的事。
“你也不认为草薙先生的妻子会是危险人物吧？”我对着茜的遗像说话，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往前踏出了一步。
我想帮草薙先生。
这是否违背了我的一贯主张？
从爷爷和爸爸的死，我受到了“帮人就没好事”的教训。
但我做不到视而不见。坦白地说，我必须有个明确的目标。这有点类似于一个买了电吉他的初中生，让他在家没头没脑地反复练习指法，还是定下一个月后要开演唱会更能让他情绪高涨地学。
为了帮佐藤君而像个过路魔杀手似的实施了暴力一事让我很亢奋。虽然我不想承认，但这就和纵火犯或色情狂犯罪成瘾、抑或毒品上瘾差不多，我显然也沉迷了。
我找到了正当充分的动机。
我要跟和平警察对抗。
因为他们隐瞒了鸥外君的死，又把无辜的早川医生处刑，这次还要逮捕草薙美良子女士。
于是，我制订了适用于我的规则。
我没法救所有人。但如果救了一个人，就必须去救其他人，一旦无法保证公平性，就会被批判为伪善。
该怎么办？
那我就只救自己店里的常客吧。最多再算上他们的家人。
我不可能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剪头发，我只剪来店里的人。与此相同，我允许自己“在知道常客有危险时去救他们”。
我可以这么想：爱护店里的客人是服务业的基本规则，这绝非行善。
要救草薙女士就是反抗和平警察。
挑衅和平警察，就好像与巨人歌利亚对抗的少年大卫一样。不，我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失去妻子、惧怕死亡才想要大闹一通。虽然这和大卫的英勇正相反，但我还是得认清以寡敌众、理发师对公权这样的实力差距。为避免一个不小心被街上的监控拍到而暴露身份，我预先做了准备。
首先是勘察草薙女士住处的邻近地区黑松。我掌握了监控摄像头所在的位置，于是可以通过网络地图看到在路上拍摄的实景照片。然后就是亲自前往，佯装路人，寻找尽量不会被摄像头拍到的路线。
移动手段也是一大未解难题。
不能使用我的轻型摩托车，因为有可能立即暴露身份。
我首先想到的是甲野车行。甲野老先生经营的二手摩托车店，对钥匙的管理很松。因为可以轻易拿到车，不良少年们就像去摩托车租借处一样反复借了还、还了借。我以前曾听佐藤君说过那儿。
甲野老先生的店铺开了几十年，一直是棚屋或临时住宅一般的感觉，那里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在决定保护草薙女士的当晚就侵入了甲野老先生的店，连钥匙带摩托车一并掳走了。有那么一刻我也烦恼要选哪种车，后来因为对蒲生先生经常骑的那辆250cc的小型摩托车心存憧憬，便在发现有与之相似的摩托车后选了那辆。为了随时能骑，我把它停在了理发店的停车场里，并盖上了车罩。对我来说这样的准备已算万无一失了，我还遮掉了一部分车牌号。
我不知道和平警察什么时候会去带走草薙女士，甚至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频繁往返于草薙女士家，打探情况。
虽然理发店已重新开业，但我限制了营业时间，并且会不定期休息——也就是说我还没什么精力做接待客人的生意。总之，白天时我可以自由行动。
差不多就是在那时，我救了水野先生的女儿。
那天，我又前往草薙女士家附近，确认了今天和平警察也没来拉人后，就骑着自行车来到河滩，用磁铁和木刀做自发性训练。这已经像是每天的惯例了。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骑着自行车的水野先生的女儿。我曾在街上与水野先生一家数次擦肩而过，对他们的长相并不陌生。
我和她在一条昏暗的小路上交错而过，当我想到“刚才那个是水野先生的女儿”而回头时，正瞧见有人影向她周围涌去。
我定睛一看，却看到她被架上了一辆面包车，原地只留下了她的自行车。
我只觉大事不妙，当即记下面包车的车牌号，踩着自行车回到理发店后马上发动了摩托车的引擎，出发。我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那条路，但显然已不再有面包车的踪影。我骑车行驶在大马路上，正暗想到底还是跟丢了时，发现了那辆车。
救水野先生女儿的时候很顺利。我成功地用磁铁和木刀狠狠地教训了那群野蛮的学生，磁铁撞上对方挥动的铁管时发出的音效几乎令人感动。
但或许是我太得意了吧。几天后，当我面对草薙女士被带走的一幕时，采取的行动明显太强硬了。我把鸥外君的磁铁掷向一名搜查员，那堆磁铁撞击过他的腹部后，被附近写有“当心色狼！”的标牌吸引而飞了上去。趁搜查员注意力分散时我挥起了木刀。木刀狠狠地击中了搜查员的头，那冲劲儿让人担心会不会直接把他的肉体砸烂了。看到搜查员往后倒去的模样，我丧失了仅存的理性，从那一刻开始，我已无法把握眼前的状况了。
尽管事后几乎没留下什么记忆，但我还记得在我单手拿着木刀大打出手后，一眼瞥见写有“当心色狼！”的标牌就在一旁，于是横着滑动吸附在上面的磁铁，拼命想把它们扒下。这时枪声响起，我回头一看，草薙先生的妻子已然倒下。我趁搜查员的注意力转向那边时，硬是把磁铁扒下回收。等他们回过神来，我已经骑着摩托车逃跑了。
都怪我。不，如果她就那样被和平警察带走，草薙美良子女士就会被当作危险人物处刑。结果是一样的。不，不如庆幸她不用受苦，我是这么劝自己的。虽然这样的借口很自私，但若不这样做，我的精神恐怕会变得不正常。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我心中的某个念头愈发坚定。
虽然我很恶劣，但和平警察更恶劣。那些肆意摆布他人珍贵的、仅有一次的人生，玩弄他人命运的家伙是最坏的。
我从报纸上得知了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被捕的新闻。
是那个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吗？
报纸上写，他们是在打探和平警察的情报，或是为了妨碍和平警察工作而进入和平警察大楼时被捕的。
我先是对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相识一事感到意外。虽然他们都是我这家理发店的客人，但来店的日子和具体时间都不同。因此，尽管我能想到这两个人应该是在我这里、这个无关的场合认识的，却还是觉得吃惊。
回想起他们来理发时的对话片段，我相信他们“对和平警察不满”一事属实。水野先生曾经说过“他们和特高警察一样用刑”，而蒲生先生在说“我认识的人被抓了，但我没法相信，一定是弄错了”时虽然语气平静，态度却显然愤愤不平。他的那个朋友大概是被当成危险人物拘留、受审，最后在拘留所里上吊了。蒲生先生说起这件事时似乎真的很难受。
他们会闯入和平警察的大楼，是基于此而产生的反抗心理吧。我得出了结论：他们一定是我这一方的。
而与此同时，恐惧也开始抓紧我的脚踝。
如果查到他们俩是我这家店的常客，警察会不会直接来店里回收监控数据？
当然，录像只存三天的份，即使被带走也不是什么麻烦事。但我怕的是我被怀疑，而且还可能联系到草薙美良子女士的事。
必须在被调查之前救出他们。
翌日的白天，我思考着这些，并决定付诸行动。
我在做计划时，社长来到了店里。
因为店前的三色柱没有转，店门上还挂着“CLOSE”的牌子，所以我放松了警惕，就在店里为闯入和平警察大楼做准备。我摊开鸥外君双肩包里的东西，挑选着磁球，思考应该带哪些去。这样有些像小时候为郊游做准备，不过行李只有简单的磁铁、面罩，以及皮手套之类的东西，另外我的心情也和郊游前不同，丝毫不觉得兴奋。
我挑选了大小磁铁各五只，又觉得不够，于是又各拿了五只。我认为筒状的武器也应该带去。在河滩的实验中，它似乎是一件相当厉害的远射型武器，应该会有用。不过，想到它似乎是一次性武器，我又对是否该就此用完而苦恼。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最后的对决，我想着还会有下一次。虽然这样的想法毫无根据，但就结果来说确实是正确的。
看到门口有人影时，我正在收银台附近轻抚其中的一根筒状武器。透过门上的窗，我知道站在那里的是社长。他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往里面张望。
我想要锁门的，但似乎没锁，门缓缓地打开了。我立刻把手边的磁球和筒状物藏到了收银台下面，又把其他东西塞进双肩包。
“社长，今天休息哦。”
“还请通融一下啊。”社长冲我拜了拜，“接下去要去谈个很重要的生意……”他低着头说，不知道这话有几分是真的，“你就把这当成缘分吧。”他继续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把我逗笑了。
这时我才知道收银台里侧是铁质的，藏起的磁球砰地吸了上去。
虽然从社长的方向看不见，但他听到了声音，还是侧过头问：“怎么回事？”我灵机一动，先把筒状物吸到了磁球上。也就是说，磁铁吸在了收银台内侧，而筒状武器吸在磁铁球上。
双手总算获得了自由，我若无其事地走出收银台。
“那么，就破例给你剪吧。”我指着正中间那把理发椅，对社长说，“请坐。”
“谢啦。”
自上次那通电话后，社长来过两次。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在新港附近看到过鸥外君的事，加上一直记挂着茜的死，于是总是含着泪，近乎执拗地鼓励我。虽然他表现得有些夸张，但因为我很了解社长平日豪放磊落的性格与言行，所以也能很自然地接受。
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念头时，我正在用喷雾器打湿他的头发。社长对我说：“说真的，久慈君，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就说。”
此前我都把这种话当成客套听过就算，但在当时，我却脱口而出：“我有个请求。”
社长径直看向镜子的视线发生了些许变化，他望向镜中的我的脸。那一瞬间，我感觉真实的自己和镜子中的自己分离开了，我正看着映在镜子里的、和我一模一样的那个人在说话。
“那是……”社长的眼神锐利，他问，“那是我能做到的事吗？”
“大概。”
“那我就包了。”
“咦？”我还是有些慌，“请在听了内容以后再回答。”
“没事的，我相信久慈君。我知道你不会拜托我去做些不合常理的，比如违法的事。那样我就能帮忙。”
我感受到了罪恶感，同时背上袭过一阵后悔——或许我不该拜托他。但此刻我已没法后退。于是我说：“其实是违法的事。”我这么说有一半是为了坦白真相，另一半是想看一看光明磊落的社长动摇的样子。
“原来如此。”社长的眉毛微微一动，“那么，是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我杀了没能治好我妻子的医生。”
社长终于瞪大了眼睛。
“假的啦。”我刚想继续往下说，却听到社长回答了一句“什么呀，小事一桩”，不由得吓了一跳，同时意识到原来社长才是最冷静的那个，他似乎知道我是在开玩笑。
“不过啊，杀医生这种事到底还是不行的。”
“我想拜托你的事比这个要好一点。你知道哪里有空着的独栋公寓吗？”
社长沉默了，他的表情像是在思考智力测试的答案。
“我不是想买房子，而是有想要帮助的人。”
“是流浪汉吗？”
“不是。不过这么想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或者……”
“或者什么？”
“我打算把理查德·金波(2)藏起来。”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是要让他住那里吗？”
我点头道：“而且，那个人是谁我连社长都不能告诉。有什么可以秘密出租的地方吗？”
这实在是太乱来的请求，我都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表情，不过我也知道嬉皮笑脸是不好的。最终，镜子里映出了我似笑似愁的表情。
“要说有……还是有的。”社长说。
“咦？”
“那样的房子，有是有的。不过不在市内，而是在富古町那里。买了以后就没动过，有一层空着。”
“一层？”
“是的，我本来想能不能用来当员工宿舍的。”
我想起这事以前听社长说过。“那里还空着吗？”
“我想过立刻卖掉，但又觉得那样也很浪费。”
“能用吗？”我脑中已开始思考闯入和平警察大楼、救出蒲生先生他们之后的事。如果就那么让他们回家，肯定会被再次带走。也就是说，必须实施某种交易或策略，为此，必须先把蒲生先生他们安置在可以确保其人身安全的地方。
我没注意到又有别的客人来。“请问……”听到有人在一旁说话，我吓了一跳。眼前站着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他问我：“剪头发吗？”
我正想要说“不，今天要打烊了”，又觉得这么做很麻烦，于是回答：“啊，好的。能请您等一会儿吗？”
社长没再就刚才的事多说什么，而是开始了他一贯的话题。“有什么能起到宣传作用的点子吗？”
剪完头发，社长结了账，然后说：“多亏你了。再见。”正要出去时，他又在门口说，“刚才的事，以后再慢慢告诉我，我会准备好的。”然后，他“啊”了一声，扭过身子，指着架在墙上的摄像头，“有这个在记录，说那种事没关系吗？”他微微皱起了眉。
“没关系的，我之后会删掉。只要按下重置键，录像数据就会消失。”
“这么做，不要紧吗？”
“严格来讲，是违法的。”但对我来说，“法律”已经远不是能保护我的东西了，它无非是敌人手中的一件武器。
我不太记得救出蒲生先生他们时的事了。虽然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但或许也伴有未曾经历过的兴奋。
和平警察的大楼自然和街上的其他建筑没什么区别，硬要说的话，就是外观看起来比其他建筑更古老。而这也营造出怀着坚定信念始终屹立在同一处的顽强审判者的威严。
我把轻型摩托车停在了北四番町通的公寓停车场，夹在一条东西走向的狭窄过道里。供来客用的停车区域几乎一直空着，我确认过那里没有监控摄像头。我背着双肩包，把装有筒状武器的袋子扛在肩头，走在路上。
我走在民居与民居之间，选择私有道路前进，偷偷摸摸地向大楼靠近。然后在已经倒闭的拉面店后面脱下外套，露出一身骑手服的行头，并戴上了面罩。防风镜则是在快要到大楼时戴上的。
至于大楼后门处的认证装置是不是能用磁石破坏，我选择了听天由命。如果无法解锁，那我撤退即可。可以说我的准备也就只到这个水平了。
门开了，我迈出了无法回头的一步。
然后就浑然忘我了。走在走廊上，不时会有像是搜查员的人冒出来。虽然会吓我一跳，但比起对方，我更有心理准备。不管是装备还是心理，我都已准备完全，能攻个出其不意。
他们的皮带上似乎都镶有铁牌，我发现我放出磁球后他们就会失去平衡。接着我就乘机用木刀打他们的头，再用胶带把他们绑起来。我用这样的方式连续对付了好几个人。起初我还有些慌张，渐渐地，感觉就像给店里的常客剪头发一样，可以按照既定步骤冷静而熟练地行动了。
磁铁的效果超乎我的想象。拆下包装滚出后，马上就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再加上如果磁铁附近有能产生反应的物体——比如贴在墙上的牌子或是紧急出口大门，磁铁就会狠狠地撞上这些物体，发出声音，对方也会被声音吸引。
我遇上的穿制服的警察里，有一个企图拿出手枪，但那把枪也对磁铁有反应，举在他身前的枪口明显歪了。或许是因为他的手臂太晃导致瞄不准，虽然他对我开了枪，但也打不中我。
对手动摇之际被我的木刀打中。每打倒一个人，我唯一在意的就是回收磁铁。
我先找到了水野先生。在二楼，有条走廊上是一整排房间，切切实实地营造出这里关着人的氛围。沉重的门上设有小窗，我从外面张望，一个一个看过去。有的人横躺着，有的人看起来疲劳得像死了一样，还有的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留意到我在外面后，他们就求助般地凑近，像在诉说什么似的不停赔罪。
我心中一阵难受，但没有理会他们，专心寻找水野先生和蒲生先生。
我脑中只有“没法救所有人”这个教训。
我要救的是我剪过头发的客人，仅此而已。
水野先生醒着。我无声地把磁铁贴到电子锁上，打开了门。发愣的水野先生看到身穿骑手服的我有些害怕，但我半强迫地把他拖了出来，并告诉他：“我是来救你的。”由于戴着面罩，我的真实身份大概没有暴露。看起来也不像暴露了。
“蒲生先生呢？”
“如果不在这里，就是在审讯室。”水野先生说。他极度疲劳，多半还神志不清，根本不理解状况。
随后，我大概是忽然犯了所谓的职业病。水野先生的头发长了好多啊……我凝视着他的头发想到，随即就想骂自己：你也太放松了。
水野先生的脚步踉跄，思绪也没跟上，即使这样，他还是回头看着身后说：“还有田原君也在……”
我的常客名单里没有叫田原的人。
我不能救田原君。虽然我嘴上没说，内心的回答却很坚定。
不可能救所有人。千万不要妄图去救所有人。
你这个伪善者！我感觉有人正对着我发怒。这不是在做好事，这是宣传活动，我对自己说。
审讯室在上面一层。虽然我告诫自己要冷静，但当我偶然闯入一个房间，看见一名年长的女性拼命地吊在器械上，一群男人正笑嘻嘻地看着她时，这样的光景还是让我的大脑瞬间空白。
之后的事我记不太清了。
我抛出磁铁，用木刀揍人，然后捡起对方掉在地上的像是橡胶做的警棍打他们。我感觉有人的头似乎被我打烂了。
接着我走进隔壁房间，蒲生先生就在那里。
我不假思索地殴打穿着制服的男人。由于我下手毫不留情，所以也不知道他最后还有没有气。剩下的男人没有穿制服，尽管因为我这个突然的闯入者而吃了一惊，却还是表现出一副尽在掌握的态度。他是既愤怒又兴奋吧。
显然他对武力习以为常，但磁铁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
它吸引了对手的注意，并让他动摇。
我企图用木刀揍他，却被他避开。
对方有一股威慑力，我能感觉到他的气压，不禁产生危机感。等我回过神——简单来说是因为我害怕了——我已经拿出筒状武器，并按下了按钮。这是“仅有的两根中的一根”，我的想法是，在这里不用还能什么时候用。
我在弥漫的烟雾中带着蒲生走到外面。由于听到蒲生先生冲着隔壁房间里的女性喊了声“妈”，我便一共解救了三个人。我一边想着三个人大概还行，一边又想“还好这位女士是蒲生先生的母亲”。
若非如此，那么，为了遵守自己定下的“只救常客和其家人”的规则，我就必须对她弃之不顾。先不说我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不可避免的是我一定会苦恼的。
从两边的房间收回磁铁后，我走出大楼，沿着来时的路返回，朝着公寓的停车场进发。
我把便笺和车钥匙交给了蒲生先生。
我事先在便笺上写了社长的车停在停车场的哪里以及车牌号。还写了大意为“请逃到设定在导航仪上的公寓楼的四〇五室，车上的衣服可以穿，之后的事情我在公寓里留有说明”。
虽然不知道处于混乱状态的蒲生先生到底能对眼下的情况掌握到什么程度，但我还是耐心地嘱咐他：“请加油找到车，然后逃跑。”
蒲生先生回答：“我知道了。谢谢。”
之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可以说我没有责任心，但我的想法很坚决：该怎样就怎样，是吉是凶我都没有办法了。
我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穿上外套，骑上了轻型摩托车。
回到店里后，恐惧在我换衣服时再次苏醒，我当即蹲下，因为颤抖而站不起身。我留意到摄像头正在拍摄，于是删除了监控的数据。之后，一阵疲惫袭来，于是我睡了一会儿。休息时我还在后悔没能破坏那栋大楼里的监控摄像头。
我所做的事，若说是为了自我满足，那么也太过自我满足了；但若说是为了救人，那我犯下的罪似乎更大。
被我用木刀击中的人应该受了相当重的伤，而被筒状武器击中的刑警恐怕已经没命了。此外，我很可能还夺走了其他人的性命。
我突然觉得我的日常生活很超现实。
如果有一天有人就这一连串事件来采访我，问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事”——“那种事”可能是“效仿‘正义的伙伴’”，也可能是“针对警察组织的恐怖行为”——我一定会这么回答：“因为我的妻子突然逝去，我对一个人的人生感到不安，而且很孤单。”
这样一来会有一大片喧嚣的责难声吧。因为对人生感到孤单而闯入警方的大楼，杀伤为大家服务的刑警。一定会有人对我扔石头，说这就和“想要被判死刑而随机杀人”的杀人魔毫无区别！
不一样！我有想要帮助的人。警察不是还轻易地扼杀了鸥外君的人生吗？
但即便抗辩，最终也只是对自己有利的自我辩护吧。
我没有真实感。也不觉得恐惧。
我记挂的是蒲生先生他们的安全。
我在交给蒲生先生他们使用的车辆的驾驶席上放了妻子茜的智能手机。在电池耗尽之前我可以搜索到它的方位信息，因此我已得知他们抵达了公寓。在公寓的房间里，我留有写着指示的便笺。
我希望他们能不引人注目地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衣着低调地在附近的商店里进出应该没什么关系，只要小心别做出会暴露身份的行为就好。不要回家自然不用说，也不要和家人联系。如果就此回家，又或者被人发现藏身之处，你们就会被再次带走，所以还请务必忍耐——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我还在纸上补充了一句“希望你们能忍二十天”，但这个天数其实并无根据。只是因为我觉得要是拜托他们无限期地“忍耐”太残酷了，事实上他们也忍不住。我的想法是，先让蒲生先生他们躲起来生活，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我去跟和平警察谈判。虽然不知道谈判能不能成，但我只能这么做。
我觉得两星期太短，而一个月或许会给蒲生先生他们带来过分的不安，所以才有了“二十天”。
二十天里能想出办法吗？在这二十天里蒲生先生他们会怎样？会承受不住吗？还是可以把期限再延长？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首先是对付欺负佐藤君的高中生，再到打倒袭击水野先生女儿的大学生，一切都还算好。但之后阻止草薙美良子被抓失败，又在听说了蒲生先生他们被抓的新闻后想到“如果被发现他们都来过我这里理发我就会被怀疑”而乱了阵脚，然后急不可耐地去救了他们。
结果还是有问题。救蒲生先生他们果然是失败之举。我的心情就像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养了动物却因为不知如何照顾而后悔，还感受到责任感的沉重压力。
我想要抛下一切逃走。
因为一时兴起而鲁莽行动，于是一步步深陷泥沼。我苦笑着想，如果能以我为鉴而留下“久慈做好事”之类的谚语倒也不错。
然而，在被和平警察发现之前，我已被其他人注意到了。
他是第一次来光临的客人，看起来不年轻但也不老，头发略长于板刷头。他说：“请把我的头发剪平。”当我剪到他头顶附近的头发时，他忽然说：“其实我看到了。”
“嗯？看到什么了？”那时我自然以为他是要聊天，还很乐观地想如果能从这个初次见面的客人的兴趣或喜好的体育项目上找到话题就好了。
“前几天我在和平警察的大楼附近，看到你出来了。”
我顿时脸色发白，脚底有一阵凉意袭来。“和平警察的？”
“你在跟和平警察战斗吗？”客人的嘴角扯出一抹笑。
“啊？”
我的大脑再次被“和平警察”这个词敲击。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会狠狠地击溃我吗？我想着是不是该当场丢下剪刀逃走，如果我脚下有力，多半就这么做了吧。
镜子里映出了短发的他，他道歉道：“恕我冒昧了。”从他的表情看不出感情。他继续说道：“和平警察错了。他们就像秘密警察和战争时的特高课似的，超出了限度、随心所欲地在全国各地处刑无辜的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沉默。
“那时，研讨会的伙伴——”
“研讨会？”
“是的。我的伙伴在那栋大楼里。确切地说，在和平警察里也有我的伙伴。”他继续着话题。
我像是自动机器人一样，持续着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理发动作。他所说的“那时”、“那栋大楼”，除了指我去救蒲生先生一事以外可以不作他想。
“我的伙伴在管理监控摄像头和审讯录像的房间里得到了情报。”
“那个时候的？”
“是的。据说监视器显示出陌生侵入者在和平警察的大楼里大打出手。那个男人穿着连体服，带着被拘留的几个人走了。我接到联络后急忙赶了过去，然后，跟在他身后。”
“跟在摩托车后面？”这时的我已经放弃了。
“是的，我也骑着摩托车。”
我下意识地往店外望去，想看他今天是否也骑着摩托车前来。不，没有。我记得他是从对面的马路穿过斑马线后进店的。
而他似乎对我的视线产生了误会。“你没有清除那里的监控数据吗？我在外面看到你爬上梯子摆弄过。你删除了吧？”他眯起眼，“今天的对话，也请在之后删除。”
他连这些都知道了吗？
“你是在独自对抗和平警察吗？”我感觉到他锐利的眼光扫向了我，但我却专注地剪着头发，不去迎合他的视线。
“久慈先生，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啊，头发快剪好了，接下去就是洗发和刮胡子。”
他脸上浮起略带嘲笑意味的浅笑。“不，我不是说这个。”他像是揭开了之前戴着的假面具，但很快又绷紧了面孔，“和平警察会逮捕无辜的人，并处刑。”
“嗯。”
“接下去，连高中生也……”
“啊？”
他表示这是从和平警察内部得到的情报，说会有高中生被带走。不，如果只是那样还算好，他又补充了一句恐怖的说明：“佐藤诚人是这家理发店的常客吧？”
佐藤君要被处刑？
我的脸抽搐了。我的表情明明白白地映在镜中。那既不是担心或同情佐藤君，也不是对和平警察的愤慨，而是因为这适用于“只救店里的客人”的规则而心生厌烦。我被自己定下的规则折磨着。
不救不行吗？
当然，此刻在这里说话的他应该不知道我的这个规则。
“我还知道警察会在什么时候、走什么路线去带走佐藤诚人。你需要吗？”
他静静地利用镜子的反射将视线投向我，像是在挑衅，又像是在观察我。
“这位客人您到底……”我试探性地问他。
“我是对抗和平警察组织中的一员。”
“对抗组织？有那种东西吗？”充斥于我体内的或许并不是怀疑和警戒心，而是“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底气。
“我们以一位名叫金子的教授为中心，称为金子研讨会。久慈先生要不要也成为研讨会的伙伴？”
就结论而言，救佐藤君是失败的。我原本的计划是过了根白石那条很长的直线道路后，在小路上袭击警方的车辆，从最前面的车里带走佐藤君。但佐藤君不在车里，当时我就混乱了。
计划失败了。
到底该怎么办……
这两个念头在我的体内翻腾，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思考不了。我和现身的刑警以及穿制服的警官大战——不，那并不配被称为战斗，只是发狠拼死的恶斗。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不被当场抓获。幸运的是，车身对磁铁有反应。
鸥外君的磁球如杀手锏，陆续滚出、撞击，也狠狠地飞向车辆。对手显然被那势头与声音吓到，而停下了动作。
我趁机挥动木刀。我也准备好了筒状武器，打算最后用它在周围造成混乱，然后逃走。但是，佐藤君不在，而且警察一副等我出现的姿态，这样下去要糟，我背后发凉。
老老实实地当场认输也行。我还有以被警察逮捕而结束的选项。或许这样反而轻松些。
我正要逃跑的时候，车辆爆炸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被点燃了。在我看来，那辆警车就像是自行膨胀、破裂了一样。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又迅速起身跳上了轻型摩托车，马力全开地从那条路上逃跑了。摩托车以几乎要从地面上浮起来的势头逃离。
翌日，自称金子研讨会的人再度来店。
虽然是工作日，但一开店就来了好几个常客。像往常一样，就我一个人，能同时接待的人数有限，于是我临时安排了时间表。一个一个剪完头发后，已经过了下午一点。这时，金子研讨会的人来了，就像是瞄准了这时我的工作会告一段落一样。
几天前我刚给他剪过头发，不过我还是打算请他坐到椅子上，因为这样说话才不会显得不自然。在我开口之前，他已经坐下了。
我一边给他披上理发用围布，一边说：“失败了。”警察抓人路线的情报是他给我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话，以及“金子教授和他的组织”有几分可以信赖，不过他确实遵守了“我会在过了根白石的直线道路往南的地方设置障碍物让警车停下”的约定，因此警车才会停下，我才得以发起袭击。他没有说谎。“最后佐藤君怎么样了？”
“似乎之后被别的车送到了和平警察的大楼里。”
“怎么会……”
“对不起，我这里的情报出了问题。”
被这么坦诚地赔罪，我反而觉得其实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麻烦。不幸的是那场爆炸中的受害者。
“爆炸是怎么回事？”
我按照一贯的步骤用喷雾器打湿他的头发，然后把头发梳平，打算至少上个洗发水。
“和平警察在那场爆炸中有死伤。”
“是吗？”虽说在那场爆炸中有死伤者出现并不奇怪，但我恐惧人的“死亡”，所以语气很自然地加重了。
“根据DNA鉴定，去世的似乎是从东京来的特别搜查员。唔，已经碎成了肉块，不会活着了吧。”
“爆炸的是什么？”
“大概是原本设置在车里的爆炸物启动了。”
“为什么会有爆炸物？”
“目标可能是久慈先生。没让高中生上车，反而设置了炸弹，这么做或许是打算把来救人的人炸飞的战略。”
“我没被炸飞算是运气好喽？”这话我说得毫无真实感。
“是吧。”有那么一瞬，他说话的语气像在背书，我不由感到背上蹿过一阵寒意。当下我几乎要怀疑他是不是希望我被炸飞比较好，但我仍专心仔细地整理着他的发尖，没工夫去想多余的事。
虽然才剪过不久，但有意思的是，一旦打算剪，还是能找到应该修一下的地方的。
“看来是要被处刑。”他说。
我停下动作，挺直身子望向镜子。披着理发用围布、留着板刷头的他一脸严肃地说：“那个高中生，会在下一个处刑日被押上断头台。”
“佐藤君真的要被……他可是高中生啊。”
“大概……他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引人。”
我没有问他要引谁。毫无疑问，就是我。因为我公然反抗了和平警察，他们也动真格的了，而结果就是，佐藤君被卷入。
我的错。
一切不是都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吗？
我的脑中闪过爷爷和爸爸的事。好心有好报……这话是不对的，帮了人，谁都不会有好下场。
“请当心剪刀。”被镜中的他一说，我才发现自己握着剪刀的手正在用力。我冲动地想用它刺向自己的脖子。
“打算怎么做？”
“只能到时救他。”
“在处刑日？”
“很难再次侵入和平警察的大楼了。毕竟他们会有所警戒。这样一来，想救在那里的佐藤君，最大的可能就是等他出来的时候。而处刑时，他一定在广场。”
“但是，要怎么做……”一定会有许多人去车站东口的广场。既有纯粹看热闹的人，或许也有要亲眼见证“做了坏事就会被惩罚”这一现实的人。既会有公司职员，也会有青少年和带孩子来的人吧？我无法想象佐藤君在这么多人面前被凄惨地割下首级的画面。
佐藤君在死之前会做什么？他有可能惊慌失措、毫无形象地乞求饶命。不要说他，他的父母也定然会心碎的吧。而且，他是被冤枉的。
如果是战国时代、江户时代也就罢了，这真的是会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事吗？
“如果我自首的话……”我说，这才发现，为了让事态不再继续恶化，只能由我去结束一切。
坐在椅子上的他的脸上第一次出现纹路。虽还算不上抽搐，却明显透着困惑。我不知道我的话到底哪里让他为难了。
“很可惜，如果久慈先生自首，也只会是久慈先生和高中生一起被处刑。”
“怎么会……”
“这个可能性很大。”
我无法否认。和平警察做出的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常识与道德范围。
“那么，要怎么做？”
“去救他只能。”他说。他惯常谨慎的措辞间突然冒出这句混乱的话语，我虽感到些许不自然，也并没怎么在意。我没想过他之前不过是在我面前装得很礼貌，或许是因为我不想怀疑他。“我们会制订计划。”
“计划……”我并不想为上次的不顺利而责怪他，但可能是我的语气让他觉得被指责了吧，他的语气也变强硬了。
“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计划。不过，我们有好几个能钻对方空子的计划。”
“和平警察的空子吗？”但事实是，我并不觉得能钻到国家权力的空子。
“当天，你靠近广场，然后放走处刑前在那里排队的佐藤诚人他们。”
“放走？那之后……”眼下蒲生先生和水野先生今后的安排都没有头绪，我不认为自己还能支援其他逃亡者，“比起这个，到底要怎么放走他们？”
“我们自有方案。”
然后他开始讲述计划的概要。
听完后，虽然我并不怎么相信这样就一定能赢，但也消极地认同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最后，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久慈先生被和平警察抓住了，请把我们金子研讨会的事全部告诉警察，你不必为是否该出卖同伴而犹豫。”
镜中的他点了点头，说道：“同生共死。”
他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但那笑容仿佛被风吹过的烛火一般，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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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芋煮会是日本东北地区盛行的季节性活动，秋日，在河边架一口大锅煮芋头，大家聚在一起吃。
(2) 出自一九九三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亡命天涯》（The Fugitive）。影片中的理查德·金波由哈里森·福特扮演。
第四部
二瓶
“晴天真是太好了。”刑事部部长说。
东口广场位于仙台车站的东面，是以促进居市民交流为名义，让以前那些鳞次栉比的店铺搬迁后建成的。广场北侧地势略高，举办活动或演唱会的时候会设为舞台。此时二瓶就站在这个舞台的一侧，他作为便衣搜查员，正警惕着周围。
刑事部部长出口搭话的是警视总监。和平警察举行集会、行刑时，警视厅的警视总监都会出席。此举在名义上被美化为“负责任的送行”，但在二瓶看来，归根结底会不会就是警视总监也想近距离地观看处刑？感觉就像要求备好内场特等席一样。
刑事部部长点头哈腰地请警视总监去到舞台一边，似乎是去用集装箱搭出的临时休息室了。虽然那谄媚的态度多少让人不屑，但就协调组织这个作用来说，这种角色的人或许也是必需的。
二瓶面前聚集了许多市民，三好说气氛就像摇滚音乐节一样。二瓶嘴上称是，心里可完全不觉得聚集在这里的观众身上有那种全心等待摇滚乐队登场的开朗。在这里的众人都散发着阴郁的紧张感。
天气很好。正是所谓的万里无云，天空蓝得发白，没有深浅，仿佛打定主意不会对接下来的这一天表露出任何表情——也就是，像那些回答着“无可奉告”的政治家一样，摆出一副冷淡的态度。
“喂，二瓶，你认为他会来吗？”坐在一旁的三好问。二瓶看向他，他正嗤笑着用手揉着鼻梁的一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