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空气，我觉得。”布里特-玛丽非常小声地补充道，小声到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究竟说没说话。
第二个层次的需求是“安全”，第三个层次是“情感和归属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自尊”，她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叫马斯洛的家伙显然很受填字游戏作者的欢迎。“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我觉得我现在就有这个需要，肯特，我想自我实现。”
她咬着嘴唇。
“你一定认为这很傻，我猜。”
肯特从手机上抬起头来，看着她，呼吸粗重，发出他快要睡着之前打起呼噜时的那种动静。
“不，绝对不！我都他妈的理解，亲爱的，我明白，这很棒，真的棒！自我实现。棒极了。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赶快实现一下！我们明天就回家了！”
她继续咬着嘴唇，松开他的手，紧紧抓住花瓶，钻到车外面。
“该死，亲爱的！怎么又生气了！我是说，你这份工作还要做多久？他们雇你到什么时候？”
“三个星期。”她强迫自己说。
“然后呢？三个星期之后，你就没有工作了？你打算留在博格当无业游民吗？”
她没有回答。他叹了口气，也下了车。
“你明白吧，这里不是你的家，对吗，亲爱的？”
她已经走开了，但她知道他说得对。
他跑过去，从她手里接过盛着郁金香的花瓶，拿进银行家，她慢慢地走在他身后。
两个人站在门厅里。“对不起，亲爱的。”他说，双手轻轻地托着她的脸。
她闭上眼睛。他吻了她的眼皮，她母亲刚去世的时候，他经常这样做。她一度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他出现在公寓楼的楼梯平台上时，她就不再那么孤独了，因为他需要她。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孤独。所以她喜欢他亲吻她的眼皮。
“我的压力有点儿大，因为明天的会，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保证。”
她想要相信他。他咧嘴笑笑，亲亲她的脸颊，告诉她不要担心，他明早六点来接她，这样可以错开早高峰。
接着他打趣道：“不过，如果博格的所有汽车都开出来的话，也许会造成一点点的交通堵塞！”她微微一笑，仿佛这句话很有趣。前门关上了，她站在门厅里，等他离开。
然后她来到楼上，铺好床，按顺序放好行李，叠起所有毛巾，又来到楼下，出了前门，步行穿过博格。外面很黑很安静，仿佛没有人住在这里，足球杯赛也从未举行过似的。
不过披萨店的灯亮着，她听到银行和坐轮椅的女人在里面笑。
还有别人的说话声、碰杯声、关于足球的歌声，银行还唱了别的歌，至于歌词，布里特-玛丽认为根本不值得细究。
她打开娱乐中心的门锁，按亮厨房灯，坐在凳子上，希望老鼠会出现，可是它没来。于是她坐在那儿，双手捧着手机，好像它是水做的，随时都会从她指缝间流走。她等了很长时间，才做好了打电话的准备。
打到第三遍，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才接起电话。
“布里特-玛丽？”她问，听起来昏昏欲睡。
“我想辞职。”布里特-玛丽低声说。
女孩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又撞倒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盏灯。
“不，不，妈妈在打电话，亲爱的，回去睡觉吧，宝贝……”
“您说什么？”
“抱歉，我刚才在和我女儿说话，我们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不知道您有个女儿。”
“我有两个女儿呢。”女孩说，她似乎走进了厨房，打开了灯，煮起了咖啡，“现在几点啦？”
“应该不是喝咖啡的好时间。”布里特-玛丽回答。
“我能为您做什么，布里特-玛丽？”
“我要辞职，我得……回家。”布里特-玛丽小声说。
“杯赛怎么样啦？” 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女孩问。
不知怎么，这个问题刺激到了布里特-玛丽，也许本进球时的那一跳真的让她变了个人，但她也不敢确定，反正她做了个深呼吸，把自己在博格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女孩。
比方说博格的道路布局、那儿的老鼠、博格人喜欢在屋里戴帽子、小伙子们是怎么约会的、披萨店的墙上挂着球衣……一切全部从她嘴里倒出来。还有菲克新和竹帘子、包着玻璃纸的啤酒瓶、宜家家具。手枪、两个络腮胡把报纸上的填字游戏让给她做。警察和企业家。在卡车头灯的照明下练习“白痴往返跑”。蓝车门和对抗赛。紫色郁金香、威士忌、香烟和曾是卡车司机的逝去的母亲。流感。汽水罐。一个女孩儿用脸挡住了进球。整个宇宙。
“我猜，您一定会觉得我讲的这些非常……愚蠢。”最后她总结道。
电话另一头的女孩声音有点儿发颤：
“我告诉过您我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工作吗，布里特-玛丽？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但如果您在劳动就业办公室上班，接电话时会听到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垃圾话，也会遇到各种刻薄的人。真的是‘垃圾话’，布里特-玛丽，我一点都不夸张。有一次，有人给我用信封寄来一坨屎，好像经济危机都是我的错，是我让他失业的。”
布里特-玛丽咳嗽起来。
“我想问问，他是怎么弄进那个信封的？”
“怎么把屎弄进去吗？”
“是啊，肯定很难……对准吧。”
女孩大声笑了好几分钟。布里特-玛丽很庆幸自己的嗓子哑了，因为这样女孩就听不出她也在笑。也许是宇宙的缘故，也许不是，反正当下的情绪让她的身体仿佛从凳子上飘了起来。
“您知道为什么即使整天听垃圾话，我也要留在这儿工作吗，布里特-玛丽？”
“为什么？”
“我母亲干了一辈子社会服务工作，她总是说，在这些成堆的垃圾话里面，在垃圾山的中间，你总能发掘出一个阳光灿烂的故事。就凭这一点，这份工作也值得做。
“您就是我的阳光灿烂的故事，布里特-玛丽。”
布里特-玛丽吞吞口水。
“大半夜的不适合在电话上聊天，我明天再联系您。”
“做个好梦，布里特-玛丽。”女孩轻声说。
“您也是。”
布里特-玛丽坐在凳子上，双手拢着手机。
她发现自己热烈盼望那只老鼠的到来，以至于听到敲门声时，她高兴地想着“一定是它”。然而她很快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老鼠不会敲门，因为它们没有指关节，至少她觉得它们没有。
“有人吗？”萨米在门外问。
布里特-玛丽跳下凳子。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平静地靠在廊柱上。
“没有，您为什么这么问？”
“现在是半夜，萨米，如果没出什么事，哪能像吸尘器推销员那样大半夜的随便敲人家的门呢！”
“您住在这儿吗？”萨米咧嘴笑道。
“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您别急，布里特-玛丽。我只是开车经过，看到这里亮着灯，就过来问问您想不想抽支烟，或者喝上一杯。”他笑嘻嘻地打趣道。
她根本不领他的情。
“当然不想。”她愤怒地说。
“好吧，没关系。”他笑着说。
她整了整裙子。
“不过，要是你喜欢士力架的话，就请进来吧。”
他们各自搬了一只凳子坐在厨房的窗户前，透过博格最干净的窗玻璃仰望遥远的星空。
“今天太棒了。”萨米说。
“是的，非常……棒。”她微笑道。
她想告诉他，她明天一早必须离开博格回家去。可没等她开口，他就说：
“嗯，我必须到镇上去，我得帮助一位朋友。”
“什么朋友？大半夜的。”
“马格努斯，他和镇上的几个家伙闹摩擦，欠他们钱，您知道吧？”
布里特-玛丽瞪着他。他点点头，自嘲地笑笑。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可这里是博格，在博格我们互相原谅。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不这么做，什么朋友都留不住，至少你可以先对着他们发火再原谅他们。”
她站起来，轻轻拿走他的盘子，犹豫了很久才抬起缠着绷带的那只手，温柔地按在他的脸颊上。
“你没有必要老是做那个管闲事的人，萨米。”
“不，有必要。”
她开始洗盘子，他站在旁边，把洗净的盘子擦干。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您能帮我照顾奥马尔和薇卡吗？确保他俩的安全？您能向我保证，您会找到好人来照顾他们吗？”
“为什么你会出事？”布里特-玛丽问，血色从她脸上褪去。
“啊，我不会出事的，我是他妈的超人。不过，万一我出了事，您能不能保证他俩会和好人生活在一起？”
她故意拿起毛巾拧了拧，不让他发现她的手在颤抖。
“为什么问我？为什么不问斯文或者银行或者……”
“因为您不是那种甩手不管的人，布里特-玛丽。”
“你也不是啊！”
他站在门槛上，点燃一支烟。她站在他旁边，吸着二手烟。
太阳还没出来，她从他的夹克袖子上捡走一根头发，放进一块手绢里，把手绢叠好。
“你母亲支持哪支足球队？”她悄声问。
他笑了，仿佛答案显而易见，接着便用天底下所有儿子都会有的骄傲语气回答：
“我们的球队。”
他开车把她送回银行家，吻了她的头发。她守着打包好的行李坐在阳台上，目送他的车离开博格，朝镇上驶去。他还让她保证过，不会坐上一整夜，等着他的车回来。
不过她还是等了一整夜。
33
“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辞职了，我必须回家，你明白吗？”
布里特-玛丽摩挲着左手无名指上的绷带。
“当然，我非常明白你并不明白，可我和肯特生活在一起。人必须有家，但我的意思显然不是说你也必须有个家，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假设你有一个体面正常的家。”
老鼠坐在地板上，看着面前的盘子，似乎盘子踩到了它的尾巴，还骂它“大白痴”。
“我没有士力架了。”布里特-玛丽歉意地说。
老鼠看着搁在盘子上的几只罐子。
“那瓶是花生酱，这瓶是能多益可可酱。”她自豪地说，“杂货店里的士力架卖完了，但老板向我保证过，它们的味道加在一起和士力架是一样的。”
下半夜的时候，坐轮椅的女人被布里特-玛丽吵醒。尽管她不怎么高兴，但布里特-玛丽没法一直守着行李坐在银行家的阳台上，她受不了，所以跑到披萨店和女人道别，然后跟老鼠和全博格道别。
布里特-玛丽站在窗前。拂晓几乎已经到来，坐轮椅的女人关掉了披萨店里所有的灯，继续睡觉去了，只希望布里特-玛丽不会再为了花生酱和巧克力来砸她的门。披萨店昨晚的派对早已结束，马路上空无一人。布里特-玛丽拿起一块涂了小苏打的土豆，揉擦着她的结婚戒指，因为这是清理婚戒的最佳方法，她经常这样清理肯特的结婚戒指，他经常把它遗忘在他那边的床头柜上，因为每当需要和德国人见面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
布里特-玛丽通常会把肯特的婚戒擦得闪闪发光，这样他起床时就不会注意不到它了。
这是她第一次清理自己的婚戒，第一次没有把它戴回手上。她低声对老鼠（却没有看着它）说：
“肯特需要我，人需要被需要，你必须明白。”
她不知道老鼠是否也会整夜不睡，坐在自家厨房里，思考生活该如何继续的问题，或者考虑谁该和它一起生活。
“萨米告诉我，我不是那种甩手不管的人。可你必须明白，我其实就是这样的，无论我选择怎样的生活，都会有人被我甩在身后。所以唯一正确的做法，也许就是乖乖回到原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布里特-玛丽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番话。老鼠舔舔它的脚，用口水在餐巾纸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半圆，然后跑到门外去了。
她不知道老鼠是否嫌她啰嗦，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坚持到娱乐中心来，大概是为了士力架。然而她希望它不仅仅是为了士力架才来。她端走盘子，用保鲜膜裹住里面的花生酱和可可酱，然后把盘子放进冰箱。这是她的老习惯，因为她不会轻易丢弃食物。她再次仔细地擦了擦自己的婚戒，用纸巾包好，塞进外套口袋。摘掉绷带、重新戴上婚戒时的感觉一定会很不错，就像长途旅行归来后睡到自己的床上。
正常生活——她只想要正常生活。她本可以做出其他选择，她告诉自己，但她最终选择肯特。一个人或许无法选择环境，但她可以针对环境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她冷静地劝说自己。萨米说得对，她不是那种甩手不管的人，所以她必须回家，那里需要她。
她坐在厨房里，凝视着墙壁，等待一辆黑色的汽车。它还没有来。她想知道萨米觉得人应该如何生活，如果他拥有这种奢侈的话。一个人显然无法选择环境，而且在萨米的人生中，环境的决定性明显大于各种偶然事件。她想知道，是选择还是环境让每一个人变成了现在的模样——或者说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如今的萨米。她想知道怎样做对一个人最好：成为敢跳的人，还是不敢跳的人？
她想知道，一个人在老去之后，灵魂中还剩下多少自我改变的空间，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怎么看待她，会如何让她认清自己。
萨米去了镇上，去保护某个值得他保护的人。为了同样的原因，布里特-玛丽也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因为如果我们连自己爱的人都不原谅，人生中还能剩下什么？如果我们做不到爱他们——即使他们并不值得我们爱——爱何以称其为爱？
公路的那头突然闪出两道光柱，原来是一辆车的头灯。它缓缓从黑暗中驶来，经过“欢迎到博格来”的路牌，那两道光柱仿佛伸出水面的两条胳膊。
那辆车在公交车站附近减速，拐进了碎石铺就的停车场，布里特-玛丽已经站在门口了。
后来，每当谈起这件事，人们会说：某天凌晨，几个年轻人在一家酒吧外面找到了马格努斯，其中一个年轻人带着刀。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站在了这群人和马格努斯之间，他是那种总喜欢插手管闲事的人。
汽车缓缓停在砾石地面上，引擎在关闭之前发出一声轻柔的叹息。头灯熄灭后，披萨店的灯光随即亮起，在某些特定类型的社区里，如果有汽车在黎明之前开过来，停在自己的窗外，居民们总能猜出这意味着什么，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坐轮椅的女人已经摇着轮椅出现在了门廊里，看到警察的制服时，她的动作停了下来。
斯文双手抓着帽子站在警车旁，下嘴唇全是牙印，显然是为了接受什么他根本接受不了的事情时咬出来的。他的脸上挂满了绝望，以及在绝望中痛哭后留下的红色印记。
布里特-玛丽尖叫一声，向地面倒去，仿佛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的体重缓缓压在了她的身上。
34
悲痛是突如其来的，并没有经过所谓的“五个阶段”——否定、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而是五种感觉一齐上阵，同时折磨着你，凝聚成一股从内心深处燃烧起来的足以吞噬万物的火焰。布里特-玛丽躺在地上时，这道火焰把她的氧气消耗殆尽，火舌舔过砾石地面，叫嚣着索要空气。在烈焰的烘烤下，她的身体干瘪蜷缩，仿佛没有了脊椎，又像是极力向内挤压，想要扼杀这股从身体里面燃起的毁灭之火。
死亡是无力的终极形态，无力则是终极的绝望。
布里特-玛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站起来的，也不知道斯文怎么把她弄进了他那辆警车，大概是把她抱进去的。他们在从公寓楼到娱乐中心的半路上找到了薇卡，她正躺在石子堆里，头发粘在脸上，无意识地张着嘴，发出不连贯的声音，仿佛肺部已经被眼泪灌满，快要淹死在内心涌出的悲伤之中。
“奥马尔，我们必须找到奥马尔，他会杀了他们的。”
布里特-玛丽坐在后座，紧紧抱着薇卡，可分不清究竟是她抱着薇卡，还是薇卡抱着她。
晨曦温柔地叫醒了博格，仿佛用阳光和各种美好的承诺呼唤自己的爱人起床。曙光快活地落在羽绒被上，挠得人心发痒，像刚煮的咖啡和新烤的面包。然而它不该这样做，今天不该这么美，可晨曦根本不在乎。
警车披着第一缕曙光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斯文的手指蜷曲得厉害，紧紧卡住方向盘。他一定会觉得疼，他好像必须要让自己感觉到疼。看到另一辆车出现，他加快车速，因为那辆车上坐着唯一需要在这么早的时间离开博格的人，因为薇卡仅剩的那个兄弟还等着她去拯救。
每一场死亡都不公平，每一个哀恸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寻找责任人，然而在无情的理性面前，我们的愤怒总是显得那么无力，按照理性的逻辑，似乎没有人该为死亡负责任。可如果真的有人应该负责呢？如果你知道是谁抢走了你爱的人呢？你会怎么做？你会坐上哪辆车？你的手里会拿着什么？
警车呼啸着截住了另一辆车，两辆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斯文已经推开车门，脚踩在了沥青路面上。他独自站在路中央，脸上挂着泪水留下的红印子，嘴唇上是白色的咬痕，仿佛过了永恒那么久，一扇车门才缓缓打开。奥马尔走出来，孩子的身体，成人的眼神，这是否意味着童年的终结？
无论如何，对于刚刚过去的那个夜晚，有些人永远难以忘怀。
“你来干什么，斯文？你打算告诉我什么？我不能什么都不顾，只想着报仇吗？可我他妈的还剩下什么？”
斯文伸出双手，看到奥马尔手里拿的东西。他的眼睛闪了闪，用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说：
“告诉我，报仇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奥马尔？你杀了他，他们会杀了你。告诉我那以后又会怎么样。”
奥马尔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也在关注着自己身体某处的疼痛。那辆车后面还坐着两个年轻人，但他们没下车，只是坐在里面等待奥马尔做出选择。布里特-玛丽认出了他们，他们和萨米、马格努斯一起踢过球，萨米用大黑车给场地照明……上一次他们踢球是什么时候？几天前？几周前？仿佛像是一辈子之前。他们看上去几乎还是一群孩子。
死亡是一种无力，无力是一种绝望，绝望的人选择绝望的做法。薇卡打开车门下去的时候，布里特-玛丽的头发被风掀动起来。薇卡看着她弟弟，他已经跪在了地上。她把他的头按在她的喉咙上，低声问：
“萨米会站在哪里？”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重复道：
“萨米，会，站在，哪里？”
“我们中间。”他喘息道。
两个年轻人最后看了斯文一眼，也许现在不是劝说他们的好时机，也许改天可以尝试制止他们，但今晚不行。
汽车离开了，留下布里特-玛丽、斯文和两个孩子。
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他们。
警车慢慢开回博格。穿过博格后，从另一头出来，拐上一条石子路，继续开下去，直到布里特-玛丽分辨不出自己是睡着了还是感觉麻木了的时候，警车才停在一个湖边。
布里特-玛丽找出包里所有的手绢，一层层地把那把手枪裹好。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主要因为她不想弄脏女孩的手，因为薇卡坚持说这件事应该她来做。她走下车，用尽全力把枪扔进了湖里。
时间流逝，布里特-玛丽却浑然不觉。夜晚，她睡在两个孩子中间，在萨米的床上，伸出手掌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心跳。她在那儿待了好几晚，这并非她的计划，也不是她的决定，她只是凭本能留在了那儿。黎明之后是黄昏，黄昏过去又是黎明。她模糊记得自己和肯特通过一次电话，但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她觉得自己可能让肯特做过一些什么安排，也许是让他给别人打电话，他擅长做这种事，大家都说肯特擅长做这种事。
一天下午，她忘记了当时是几点，斯文来到公寓，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一位社会服务机构的年轻女人。她态度和蔼，性格开朗，斯文忍不住把他所有的想法都讲了出来。女人让大家围坐在厨房桌子边，轻柔和缓地说着话，然而没有人能集中注意力去听。布里特-玛丽一直看着窗外，一个孩子盯着天花板，另一个盯着地板。
第二天晚上，布里特-玛丽被公寓里的撞击声惊醒。她起身摸索电灯开关，风顺着阳台的门刮进来，薇卡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疯狂地整理和擦洗她找得到的每样东西，双手似乎始终没有离开碗碟架和煎锅。
擦、擦、擦，一遍又一遍，那些厨具仿佛是阿拉丁的神灯，可以满足她的愿望，把失去的一切都变回来。布里特-玛丽伸出去的手犹豫地停在半空，没有碰薇卡颤抖的肩膀。
她握紧拳头，依旧没有碰她。
“对不起，我知道你一定感觉——”
“我没有时间去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必须照顾奥马尔。”女孩面无表情地打断她。
布里特-玛丽想碰她，但女孩走开了，于是她拿来自己的包，找出一些小苏打。女孩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只有悲伤，言语无法表达的悲伤。
尽管小苏打也无力帮助她们消融内心的失落，她们两个还是一起刷洗起来，直到黎明再次降临。
一月的某个星期天，六百英里之外，利物浦队对战斯托克城队。也是这一天，萨米葬在他的母亲身旁，身上铺满红色的郁金香。他的弟弟妹妹哀悼他，整个社区怀念他。奥马尔在墓园里留下了他的围巾。
布里特-玛丽给披萨店里的所有人端去咖啡，确保每一位吊唁者都有杯垫可用。博格的人全来了。停车场的砾石地面四周点起一圈蜡烛，木篱笆上整齐地挂了一排白球衣，有些球衣是新的，有些很旧，已经变成了灰色，但它们都会记住这一天。
薇卡站在门口，穿着一套刚刚熨过的衣服，头发也梳了。她平静地接受了人们的慰问，仿佛他们比她自己还有权利哀悼。她机械地和他们握手，眼神空洞，好像有人关掉了她身体里面的某个开关。外面的停车场传来撞击声，但没人有心思管它。布里特-玛丽想劝薇卡吃点东西，可薇卡连话都懒得说，像睡着了一样，被人家领到桌旁，身体落进椅子里，不由自主地转脸面对墙壁，似乎不想和任何人产生身体接触。撞击声变大了。
布里特-玛丽陷入了更深的绝望。遇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悲剧时，各人的反应不一样，对布里特-玛丽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自己无法劝说别人吃东西，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会在她心中放大一千倍。
在她耳中，拥挤的披萨店里的低语声变成了飓风般的啸叫。她向后摸索薇卡的肩膀，仿佛那是悬崖的边缘，然而那对肩膀移开了，朝墙边退去。布里特-玛丽发现女孩目光躲闪，她盘子里的食物也没有动过。
停车场上的撞击声甚至变得更大了，仿佛想要证明什么。布里特-玛丽恼火地向门口走去，两手紧紧扣在一起，连手指上的绷带都挣松了。她正要对着外面呵斥几句，就感觉女孩的身体从她旁边挤过去，穿过人群，跑了出去。
麦克斯站在外面，架着双拐，胳肢窝以下的身体几乎是悬空的，没受伤的那条腿来回晃荡，以固定的角度不停地踢着一个足球：球先是飞到娱乐中心的墙上，然后弹到挂着白球衣的木篱笆上，最后滚回他脚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像心跳。
薇卡走近了，他没有转身，只是把球传给了她。球朝女孩滚去，停在她脚前，她的脚趾透过鞋尖触碰着它。她蹲下来，手指摩挲着缝合起来的皮革。
然后，她不顾一切地失声痛哭。
六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利物浦队5∶3获胜。
35
奥马尔和恐龙首先跑出去和薇卡踢起了球。起初他们放不开手脚，仿佛每一个动作都受到了悲伤的牵制，但接下来很快恢复了正常，好像这是再平凡不过的一次对抗赛。他们暂时忘记了所有事，因为不知道除了这样做还能如何。更多的孩子加入了他们：蛤蟆、本和其他所有人。布里特-玛丽不是每个孩子都认识，但他们都穿着破到大腿的牛仔裤，像每一个住在博格的孩子那样踢着球。
“布里特-玛丽？”斯文严肃地对她说，她并不习惯这种语气。
他领着一个很高的男人走过来，这个人高得惊人，布里特-玛丽甚至担心他会影响室内的采光。
“哈？”她说。
斯文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告诉布里特-玛丽，这是恐龙的叔叔，但布里特-玛丽没有批评他的口音，她不是那种吹毛求疵的人。
“您好。”布里特-玛丽说，整场交谈里面，她只说了这两个字。
她不是不会讲英语，而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在不觉得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白痴的情况下讲英语，她甚至不知道“彻头彻尾的白痴”用英语怎么说，这一点更说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那个很高的男人——实在是高得相当不科学——指着恐龙说，来到博格之前，他们先后在三个国家的七个城市住过，斯文自告奋勇地帮他们翻译。布里特-玛丽虽然可以毫无障碍地听懂英语，但没有阻止他的帮忙，因为如果没有斯文的掺和，她就得亲自开口说话。说到“小孩子不善于记事，这是一种福分”的时候，高个子男人的嘴巴忧郁地打着颤，然而恐龙早就长到了足够的年纪，可以牢牢地把自己的见闻印在脑子里，也清楚地记得他们为什么不得不逃离。
“他说，恐龙现在还是不爱说话，只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斯文指着窗外解释道。
布里特-玛丽两手相扣。高个子男人做了同样的动作。
“萨米。”他用一种非常有韵律感的方式念出了这个名字，照顾到了每一个音节的独特之处。她的睫毛泛起一阵湿意，变得沉重起来。
“他说，萨米看到恐龙独自走在路上，薇卡和其他小孩问他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踢球，但恐龙听不懂他们的话。于是萨米把足球朝他推过去，恐龙踢了一脚，后来就和他们一起玩了。”斯文说。
布里特-玛丽看着高个子男人，很想告诉他，有次她和肯特住旅馆，有人在房间里留下一份外国报纸，她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报纸上的英文填字游戏。然而常识没有让她开口。
“谢谢您。”高个子男人说。
“他想感谢您给球队当教练，这非常有意义——”
布里特-玛丽打断了他，因为她听得懂。
“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
斯文开始给高个子男人翻译，但对方也打断了他，因为他也能听懂。高个子男人按住布里特-玛丽的手。
她回到披萨店，斯文跟在后面，帮助坐轮椅的女人收拾桌上的杯子盘子。
“很美的葬礼。”斯文说，因为的确应该这么说。
“非常美。”布里特-玛丽说，因为谁都不得不同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交给她——她的车钥匙。正在这时，他的目光闪烁起来，因为他透过窗户看到肯特的宝马开进了停车场。
“我猜您现在要回家了，您和肯特。”斯文眼神黯淡。
“最好是这样。”布里特-玛丽吸着腮帮子，可接着又脱口而出，“除非有人需要我在这里……比如薇卡和奥马尔……”
斯文惊讶地抬起头，意识到她想知道两个孩子是否需要她，而不是他是否需要她。
“我……我，当然，当然，我联系了社会服务机构，他们派了一个女孩过来。”他严肃地说，似乎忘记了几天前他刚刚领着那个年轻女人到薇卡和奥马尔家里去过。
“当然。”布里特-玛丽说。
“她……您会喜欢她的。我以前和她一起工作过很多次。她是个好人，很为孩子们着想，她不像……不像您想象中的那种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布里特-玛丽用手帕擦掉眉毛上的汗水，这样她擦眼睛的动作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我答应过萨米，他们会没事的。我保证过……我希望……他们有机会……他们的人生中必须出现阳光灿烂的故事，在某个时候。”过了很长时间，她终于说。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一切我们能做到的。”斯文说。
“当然，当然。”她低着头说。
斯文的手指揉着警帽的边缘。
“议会派来的那个女孩，没错，她会先和孩子们待一阵，等他们情绪稳定下来。她非常周到体贴，您不用担心。我，嗯，他们让我今晚开车送孩子们回家。”
过了几秒钟，布里特-玛丽才理解了他的言外之意：她不再被人需要了。
“当然，当然，这是最好的安排，很明显。”她低声说。
外面的停车场上，肯特已经钻出宝马，显然也透过窗户看到了布里特-玛丽和斯文，因为他略显不高兴地两手插在口袋里，仿佛站在街角的迷途者，但又不太愿意承认自己迷了路。他从来不善于谈论死亡，布里特-玛丽知道，他只擅长处理实际事务，比如打电话，亲吻她的眼皮，但感受事物从来不是他的强项。
从他的眼神看，他似乎很想走进披萨店，然而他的脚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做了几个动作，好像打算回到宝马车上去，但这时候孩子们的足球滚过来，停在他脚边，奥马尔站在几英尺之外。肯特踩着球，看着奥马尔，把球踢还给他，奥马尔用脚的侧面一挡，球反弹到肯特那边。
三十秒后，肯特就钻进了孩子群。他的衬衣皱了起来，下摆搭在腰带外面，头发乱糟糟的，然而他的心情很快变好了。足球飞向他的膝盖，他对准它用力一踢，结果没踢到球，反而把脚上的鞋子甩了出去，鞋子越过木篱笆，飞向娱乐中心的外墙。
“圣母玛利亚。”布里特-玛丽站在窗户里嘟囔道。孩子们看着鞋飞出去，又转头看着肯特，他回头看着他们，开始笑起来，他们也笑了。肯特穿着一只鞋踢完了后面的比赛，进球之后还绕着场地转圈，肩膀上扛着奥马尔。
奥马尔紧紧拥抱了肯特，用的力气有点儿大，时间有点儿长，就像那种在踢球的时间之外不太有机会表达感情的青少年。肯特也用力回抱了他，因为足球场上的气氛可以让他很自然地做到这一点。
斯文转身背对着窗户，喃喃地说：
“不要不喜欢我，布里特-玛丽，就因为我没早点给社会服务机构打电话。我只想给萨米一个机会把事情安排好，我想……我……我……我只想给他一个机会。不要因为这个不喜欢我。”
她的手指在两人之间的空气中划动，指尖离他很近，他仿佛可以感觉到它们。
“恰恰相反，斯文。恰恰相反。”
他似乎想说点什么，所以她迅速插嘴道：
“今天的孩子比平时多，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
斯文把警帽扣回头上，但扣得有点儿歪。
“杯赛结束后，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这里，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博格的球队就会变成俱乐部啦。”
布里特-玛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听上去似乎很美好，她觉得萨米会喜欢的。
“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哪怕遇到了这种事，他们踢起球来还可以这么开心。”她几乎有点儿羡慕地说。
斯文用胡茬刮着手背，看上去很疲惫，她从来没见过他疲惫的样子。过了很久，他目光闪烁着看向她，嘴角微微颤抖地说：
“足球强迫生活继续下去。总有新的比赛、新的赛季。人们总会梦想一切变得更好。这是一项神奇的运动。”
布里特-玛丽拉直他衬衫上的一道褶皱。她的手好像花丛中的蝴蝶，轻轻接触着布料，但没有碰到衣料下面他的身体。
“如果您不介意，我想问您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斯文。”
“当然不。”
“您支持哪支足球队？”
斯文先是惊讶了一下，然后仿佛如释重负。他若有所思地回答：
“我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我想这是因为我太喜欢足球了。有时候，对某一支球队的偏爱会妨碍你去爱整个足球运动。”
这个回答非常符合斯文的性格。比起相信激情，他应该更相信爱，正如他是个比相信法律更相信正义的警察。很符合他，布里特-玛丽想，但没告诉他这么多。
“像诗一样。”她说。
“没错。”他微笑道。
她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也许他也一样。然而最后他只是支支吾吾地说：“我想让您知道，布里特-玛丽，每次在家听到敲门声，我都希望是您。”
也许他还想说些更重要的话，但忍住了，转身就走。她想叫住他，可是太晚了。
店门在他身后发出愉快的叮叮当当声，因为门这种东西显然不会察言观色。
布里特-玛丽拿出手帕，开始擦脸，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她其实是在擦眼睛。接着她穿过披萨店，走向坐轮椅的女人。店里仍然有不少人，比如本的母亲、恐龙的叔叔、蛤蟆的父母，还有些布里特-玛丽想不起名字的熟悉面孔，她只记得他们都去看过杯赛。这些人正在打扫卫生，排列桌椅，布里特-玛丽很想过去再重新整理一遍，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
“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很美的葬礼，不是吗？”坐轮椅的女人说，嗓子有点儿哑。
“是的。”布里特-玛丽表示赞同，接着迅速拿出钱包，“我想问问您，车门多少钱？”
坐轮椅的女人敲打着轮椅的边缘。
“好吧。我一直，你知道吧，一直在想着那辆车，嗯，布里特-玛丽。我这儿没有技术好的汽修工，所以也许修得不好，你明白吗？所以你首先应该看看修得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再回来付钱。”
“我不明白。”
坐轮椅的女人挠挠腮帮子，这样别人也不会发现她在擦眼睛了。
“布里特-玛丽是个非常诚实的人，嗯。布里特-玛丽不讹东西，所以我知道布里特-玛丽会回到博格付钱的，嗯。”
“当然，”布里特-玛丽回应道，转身离开，“当然。”
她想打扫卫生，让自己忙起来，这时才惊恐地发觉披萨店里的其他人已经打扫完了，坐轮椅的女人显然早就告诉了他们该怎么做，现在没有什么需要打扫的了。
因此，这儿更加不需要布里特-玛丽了。
她独自站在门口，一直等到孩子们踢完球，一个接一个地回家去。斯文站在远处耐心地等待薇卡和奥马尔，允许他们慢慢来。薇卡直接钻到车后座，关上了门，但奥马尔在木篱笆那儿溜达了一会儿，手指在那排白色球衣上摸了一遍，然后蹲到地上的蜡烛旁，小心地拿起一根已经熄灭了的，就着其他蜡烛的火焰重新把它点燃，放回原处。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看到了门口的布里特-玛丽，他搁在屁股上的那只手轻轻抬了抬，似乎是朝她挥手，来自年轻人的挥手远比小孩子的挥手意义重大得多，于是她奋力朝他挥手，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让他看到自己在哭。
警车拐上大路，朝孩子们的家驶去。她这才来到停车场里，肯特正等着她，满头大汗，衬衣皱皱巴巴，松松垮垮地挂在皮带上，硕大的脑袋顶着一头乱发——而且依然只穿着一只鞋，看上去像个十足的智障儿，让她想起他小时候的模样，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在乎别人会冲他不赞许地摇头，从来不害怕自嘲，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除了她的。
他抓住她的手，她把眼皮压在他的嘴唇上，急促地说：
“别看薇卡平时脾气很大，她其实很害怕。奥马尔看起来似乎胆子很小，其实一直在生气的人是他。”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肯特对着她的头发说。
“我答应过萨米，会让他们好好生活。”布里特-玛丽啜泣道。
“他们会很好的，你必须让政府照顾他们。”肯特冷静地说。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他们不是你的孩子，亲爱的。”
她没有回应，因为她知道这话没错，她当然知道。她直起腰，拿纸巾擦擦眼睛，抚平裙子上的一道褶皱，又抚平肯特的衬衫上的许多道褶皱，定了定神，双手扣在肚子上，问他：
“我想在这里最后办一件事。明天。去镇上。如果不麻烦的话。”
“我和你一起去。”
“你不用每次都和我一起，肯特。”
“不，我自愿的。”
他微笑起来，她也很想微笑。
然而，当他走回宝马车的时候，她留在了原地，脚跟碾进砾石地面，就像你终于受够了的时候那样说：
“不，肯特，你不能去！我绝对不会和你一起去镇上，如果你不先把两只鞋都穿好的话！”
36
沿公路而建的社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你可以找到各种理由离开或者留在这里。有些人就喜欢不停地收集这两类借口，乐此不疲地在“走还是留”的想法之间荡秋千。
最后，葬礼几乎过去了整整一个星期，布里特-玛丽才钻进自己的白车（公平地讲，有扇门是蓝的），沿着公路离开博格。当然，这不完全是镇议会工作人员的错，他们可能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不知道布里特-玛丽是一个严格按照清单办事的人。
葬礼结束后的第一天（星期一），一个在镇议会前台工作的年轻人（临时工）误以为布里特-玛丽是来搞笑的。前台上午八点上班，八点零二分的时候，布里特-玛丽和肯特才出现，因为布里特-玛丽不想让人觉得她过分拘泥于时间。
“博格？”临时工问，仿佛在拼读童话故事里野兽的名字。
“亲爱的小伙子，既然您在议会工作，肯定不会不知道博格也属于这个镇吧！”布里特-玛丽说。
“我不是这儿的，我是临时工。”
“哈。这倒是个可以掩饰各种无知的好借口。”
然而肯特在旁边鼓励地戳了她一下，小声告诉她，应该委婉一点。于是她严肃地定了定神，然后微笑着对年轻人说：
“我觉得您很有勇气，敢戴着这样一条领带出门，因为它看上去非常滑稽。”
接下来便是一段无法完全用“委婉”来形容的辩论，不过最后肯特设法让双方辩手冷静了下来，并且让年轻人保证不把保安叫来，又说服布里特-玛丽答应不会再用手提包殴打临时工。
沿着公路建起来的社区还有个有趣的特点，你不用在那儿待很长时间，就能在听到小年轻们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感觉深深地受到了冒犯。
“告诉您吧，我来这里是申请在博格建足球场的。”布里特-玛丽拿出女神般的耐心，告诉临时工。
她指着自己的清单给他看，年轻人却没理睬她，找出一份文件翻了翻，转向肯特，说了些关于什么“委员会”的话，而且这个“委员会”现在好像正在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