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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译者:孙璐 当前章节:15492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1:31

“我该去哪儿找清洁工具?”布里特-玛丽问。

“什么?”女孩问。

“您说过,如果我遇到工作上的问题,应该给您打电话。”

女孩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句,声音仿佛是从一只铁罐里传出来的。

“现在您必须听我说,亲爱的。您告诉我先去邮局拿娱乐中心的钥匙,我现在正在找邮局,不过,您要是不告诉我清洁工具在哪里,我是不会走进那个娱乐中——”这时,她又听到了足球的声音,它正从停车场的另一头向这边滚过来。布里特-玛丽不喜欢这样,也不是单单讨厌这只足球,所有的足球她都讨厌,完全没有偏见。

两个小孩正跟在球后面追,身上脏兮兮的,当然球也很脏。

他们穿着破到大腿的牛仔裤,跑着追上了球,朝相反的方向一踢,又跟着球往娱乐中心后面跑去,其中一个小孩跑的时候没控制好平衡,差点歪倒,顺手在娱乐中心的窗玻璃上一按,留下一个黑乎乎的手印。

“怎么啦?”女孩问。

“那些孩子难道不用上学吗?”布里特-玛丽感叹道,决定在“买菲克新!”的备忘条目后面再加一个感叹号——如果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有超市的话。

“什么?”女孩问。

“这儿有几个小孩!”

“好吧。不过,拜托,布里特-玛丽!我根本不了解博格!去都没去过!而且我听不清您说话——我猜您……您是不是把手机拿倒了?”

布里特-玛丽仔细看了看手机,把它调了个个儿。

“哈。”她对着话筒说,似乎拿倒了手机这件事应该埋怨电话那头的人。

“好啦,终于听得清了。”女孩鼓励道。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部手机拨电话,世界上还是有不爱煲电话粥的正派人的,您知道吧。”

“噢,别担心,和您一样,新手机刚买来的时候我也不太会用。”

“我当然没在担心!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手机,已经买了五年了。”布里特-玛丽纠正道,“以前我可不需要什么手机,别的事就够我忙的了,您知道吧。我只给肯特打电话,而且是用家里的座机,像文明人那样。”

“可是,如果您出门在外呢?”女孩问。她根本想象不出手机发明之前人类是怎么活下来的,如果不能随时随地找到别人,日子还有法过吗?

“亲爱的姑娘,”布里特-玛丽耐心地解释道,“我都是和肯特一起出门的呀。”

布里特-玛丽很想再说些什么,可就在这时,她看见一只老鼠,跟普通花盆差不多大,正在停车场的冰面上狂奔。如果放在以前,布里特-玛丽早就妥妥地尖叫起来。遗憾的是,这一次她还没来得及尖叫,就觉得眼前一黑,接着便躺倒在地,失去了意识。

布里特-玛丽第一次接触博格的足球,就是被这只半空飞来的足球狠狠砸中了脑袋。

5

布里特-玛丽在一间屋子里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地板上,有人低头对她说了些什么,可此时她最担心的是地板脏不脏,还有别人会不会以为她死了。不是经常有人突然倒在地上死掉吗?真是太可怕了,布里特-玛丽想。死在肮脏的地板上更可怕,别人看见了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难听的呢。

“嘿,你——该怎么说来着,你是去世了吗?”有人问,但布里特-玛丽还在专心想着地板的事。

“嘿,女士?你,那个什么,你死了没有?”对方又问了一遍,似乎还吹了声口哨。

布里特-玛丽讨厌口哨声,而且她的头还疼着呢。

地板上有股披萨味。闻着披萨味,头疼着死掉,这样的下场实在悲惨。

她一点都不喜欢披萨,因为肯特每次从德国开会回来时浑身都是披萨味,布里特-玛丽记得与他有关的每种味道,印象最深的是医院的病房味,虽然病人收到的鲜花的香味占了很大比例(不知怎么,人们总喜欢给犯过心脏病的人送花),但布里特-玛丽仍然记得肯特丢在床边的衬衣上飘出来的香水和披萨味。

那时他正在睡觉,微微打着呼噜。她没有叫醒他,最后一次握了握他的手,叠起那件衬衣,放进自己的手提包。回到家,她用小苏打和醋搓干净衬衣领口,又把整件衣服洗了两遍,这才挂起来晾干。然后她用菲克新擦了窗户,清理了床垫,把阳台上的花盆收进来,打包了行李,平生第一次打开手机,她以为孩子们会打电话来询问肯特的情况,可他们没有,只是发了一条短信。

孩子们刚成年的时候,曾经保证每年圣诞期间来看望肯特和布里特-玛丽,后来便假装有事,找理由不来,最后连理由都懒得找,索性直接不来。人生都是这样。

布里特-玛丽一向喜欢看戏,演员虚情假意的一通表演,竟然能在谢幕时赢得观众的掌声,这令她着迷。然而肯特的心脏病发作,还有那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的声音迫使她再也无法假装下去,既然在电话里听到了那个人的声音,你就不能假装她不存在。既然演不下去,布里特-玛丽就失去了获得掌声的资格,所以她离开了那间病房,带着一件有香水味的衬衫和一颗破碎的心。

还是别指望什么掌声和鲜花了。

“我操!你……你不会是挂了吧?”有人焦急地问。

布里特-玛丽发现,打断别人的死亡过程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让濒死者听到粗俗可怕的语言更是不敬,况且,除了“我操”这样的字眼儿,还有许多更得体的词语足以表达说话者当下的感受。她抬眼望着站在自己旁边的那个人,对方也在低头看她。

“请问这是哪里?”她疑惑地问。

“嘿!你醒啦?这里是医疗中心。”对方高兴地说。

“怎么有股披萨味?”布里特-玛丽问得有气无力。

“是啊,医疗中心也是披萨店。”对方点头道。

“那怎么能保证卫生呢?”布里特-玛丽虚弱地嘟囔道。

对方耸耸肩:“这里本来就是披萨店,他们把医疗中心给关啦,都怪经济危机,那可真是一泡屎,所以你瞧,现在我们只能凑合着过日子。不过没什么好担心的,你想感受一下医疗急救吗?”

布里特-玛丽觉得对方好像是个女的,只见这个女人快活地指了指一个打开的塑料箱子,箱盖上有个红十字标记,写着“急救”字样,她又举起一只臭烘烘的瓶子晃了晃。

“其实根本不是急救,顶多算‘慢救’!你不试试吗?”

“您说什么?”布里特-玛丽捂着被撞的额头,痛苦地叫道。

她起先以为女人是站着的,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她坐在那里。女人递给布里特-玛丽一杯不明液体。

“他们把卖酒的商店也关了,所以我们只能另想办法。拿好!听说这是爱沙尼亚的伏特加,可上面的字母有点怪,八成不是伏特加,不过至少也是和伏特加差不多的狗屎玩意儿,喝着辣舌头,但你会适应的,这玩意儿治发烧时烧出来的水疱特别管用,那东西叫什么来着?流感水疱?”

布里特-玛丽痛苦地摇摇头,突然一眼瞥见自己的外套上有些红色的污渍。

“我流血了吗?”她震惊地喊道,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

要是血流到这个女人的地板上,那就太丢人了,无论后来擦没擦干净,都极其不妥。

“不!不!那他妈根本不是血!虽然你的脑袋确实挨了一下,不过这只是些番茄酱,你瞧!”女人嚷道,急忙抄起一张纸巾,要把布里特-玛丽衣服上的污渍擦掉。

布里特-玛丽这才注意到(其实很难注意不到),女人坐在一辆轮椅上,似乎还喝醉了——这是布里特-玛丽不带任何偏见、冷静观察得出的结论:首先,她身上有伏特加味;其次,她拿着纸巾抹了半天,愣是没擦对地方。

“我刚才一直守着,让你看上去不那么像死人。后来我饿了,就吃了点午饭。”说到这里,女人指着凳子上半块吃剩下的披萨,嘿嘿傻笑起来。

“午饭?现在这个时候吃午饭?”布里特-玛丽喃喃自语,还不到十一点呢。

“你饿了吗?来块披萨吧!”女人说。

布里特-玛丽突然想起对方刚才说过的一句话。

“您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脑袋挨了一下?打中了没有?”她惊叫道,摸着头皮寻找脑袋上的弹孔。

“对对对,你的脑袋被足球砸了。”女人点点头,往披萨上浇了点伏特加。

见到这一幕,布里特-玛丽露出宁愿吃枪子儿也不愿吃披萨的表情,在她的想象中,枪子儿至少没那么脏。

坐轮椅的女人四十来岁的样子,她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两人合力把布里特-玛丽扶起来。女人的发型……布里特-玛丽从没见过这么丑的发型,大概是受了惊的猫帮她抓出来的。女孩的头发稍微像样些,可牛仔裤却碎成一条一条的,露着大腿上的肉。很可能是为了赶时髦。

女人又自顾自地傻笑起来,根本不在乎周围的人怎么想。

“天杀的小杂种,天杀的足球!不过你别生气,他们不是故意的!”

布里特-玛丽碰了碰额头上的包。

“我的脸脏不脏?”她问,语气里充满了谴责和焦虑。

女人摇摇头,摇着轮椅去拿她的披萨。

布里特-玛丽的目光自动落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那儿坐着两个留连鬓胡子、戴帽子的男人,桌上摆着咖啡和晨报,想到自己刚才无知无觉地躺在准备喝咖啡的顾客面前,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可那两个人看也没看她。

“你不过是昏睡了一小会儿。”女人把整块披萨塞进嘴里,轻描淡写地说。

布里特-玛丽从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开始揉额头。虽然她觉得晕倒在地很丢人,但醒过来之后还顶着一张脏脸更丢人。

“您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她问,这次只带着一丝谴责的语气。

“因为球砸中你了啊!”女人笑道,胳膊比划着,“要是他们故意瞄准你的脑袋踢球,肯定踢不中!这帮小杂种根本不会踢球。”

“哈。”布里特-玛丽说。

“我们其实没那么差劲儿……”一直站在她俩身旁的那个小女孩说,看上去受到了冒犯。

布里特-玛丽发现她手里捧着个足球,从捧球的姿势看,似乎随时都想把球抛起来,开个大脚。

女人朝小女孩做了个鼓励的手势。

“我叫薇卡,我在这里工作!”小女孩说。

“你不应该去上学吗?”布里特-玛丽问,眼睛始终盯着那个球。

“您不应该去上班吗?”薇卡反问,像抱着自己喜欢的人那样抱着足球。

布里特-玛丽紧抓着提包的手又紧了紧。

“告诉你吧,我正要去上班,谁知被球砸了。我是娱乐中心的管理员,这是我第一天上班。”

薇卡惊奇地张开嘴巴,仿佛布里特-玛丽的话拥有改变一切的魔力,但她没出声。

“管理员?”女人问,“你为什么不早说?女士!我这儿有给你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挂号信!里面装着钥匙!”

“人家让我去邮局拿钥匙。”

“这儿就是邮局!他们把以前的邮局关了,你明白吗!”女人摇着轮椅钻到柜台后面,手里一直拎着伏特加瓶子。

大家一时间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门口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一个穿着脏靴子的人踩着没擦过的地板走进来。女人叫道:

“嘿,卡尔!这儿有你的一个包裹,等着!”

布里特-玛丽转过身,差点被新来的人撞倒在地。她抬头向上打量,只看到一蓬浓密的胡须,胡须上方是一顶脏得出奇的帽子。胡须和帽子同时朝她这边转过来,似乎在打量她。

帽子和胡子中间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咆哮:“看路!”

布里特-玛丽不为所动,深感不解。她使出更大的力气攥紧手提包,然后开口道:

“哈。”

“是你撞了她!”站在她身后的薇卡气愤地说。

布里特-玛丽不喜欢这样。每当有人替她辩解(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她都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替她辩解。

女人拿着卡尔的“包裹”出现了,卡尔愤怒地瞪了薇卡一眼,又带着敌意扫了扫布里特-玛丽,然后气呼呼地朝坐在角落里的两个男人点点头,对方似乎更加生气地点头回应。卡尔迈着大步,慢慢地踱出去,店门在他身后欢快地叮当作响。

女人安抚般拍了拍布里特-玛丽的肩膀。

“卡尔就是个王八蛋。他有点儿……嗯……你们都怎么说的来着?刺儿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人生啦、宇宙啦什么的,他全都讨厌。这里的人不喜欢城里来的人。”她告诉布里特-玛丽,说到“这里的人”时,还刻意朝角落那两个男人抬了抬下巴。那两个人一直低头看报纸,喝咖啡,仿佛眼前的两个女人并不存在。

“他怎么知道我是城里来的?”

女人翻了个白眼儿。“来吧!我带你看看娱乐中心,怎么样?”她叫道,说着便摇起轮椅,向门口滑去。

布里特-玛丽打量着这个既是披萨店,又是医疗中心和邮局的地方,这里甚至还有卖食品和杂货的架子,看来还兼小超市。

“请问,这里还卖杂货吗?”

“他们把超市关了,你知道吧,我们只好另想办法啰!”

布里特-玛丽想起娱乐中心的脏窗户。

“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这里卖不卖菲克新?”

布里特-玛丽没用过菲克新以外的清洁剂,她小时候在父亲读的晨报上看过菲克新的广告,对它一见钟情。那则广告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站在干净的窗口向外张望,下面写着“菲克新带您看世界”。布里特-玛丽喜欢那张图,等她长到拥有自己的窗户的年龄,她就开始用菲克新擦窗,每天都擦,坚持了一辈子,因此从没遇到过看世界方面的问题。

只是这个世界没有看到她。

“我知道这个牌子,可是,现在没有菲克新了……你明白吗?”女人说。

“那是什么意思?”布里特-玛丽问,当然,她的语气里只有一丝谴责的意味。

“菲克新不再属于生产商的——怎么说来着——产品范围了!因为不赚钱,你理解吧。”

布里特-玛丽双目圆睁,微微喘息。

“可是……不过……这样合法吗?”

“不赚钱。”女人耸耸肩。

这也能叫回答?

“现在的人都可以这么干了?”布里特-玛丽忍无可忍地诘问道。

女人又耸耸肩。“别管它了,好吗?我还有别的牌子!你要不要俄国货?绝对的好东西,就在那——”她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薇卡跑过去拿。

“当然不要!”布里特-玛丽打断她,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我用小苏打!”

你没法改变布里特-玛丽看世界的方式,一旦布里特-玛丽对世界形成了固定的看法,谁都别想改变她。

6

布里特-玛丽被门槛绊了一下。除了博格的人,连博格的建筑都想把她撵走。她站在披萨店门口的轮椅坡道上,缓缓蜷起脚趾,在鞋子里面紧成一团,缓解脚上的疼痛。一辆拖拉机从路上开过,迎面又开来一辆卡车,然后整条路重归寂静荒凉。布里特-玛丽从没来过这样的社区。有时肯特会开车带她经过这样的地方,免不了要对此嘲讽一通。

布里特-玛丽恢复了沉着冷静,更加坚定地攥紧手提包,大步走下轮椅坡道,穿过停车场的碎石地面。她走得很快,仿佛被人追赶,可是身后只有一个摇着轮椅的女人。薇卡抱着足球奔向一群孩子,他们齐刷刷穿着破到大腿的牛仔裤。她没跑几步就停了下来,瞅着布里特-玛丽,含糊地嘟囔道:

“我们踢球砸到您的头了,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

接着她又挑衅地对坐轮椅的女人说:

“如果我们瞄准的话,也一样能踢中!”

她转过身去就是一脚,球从男孩们旁边飞过去,砸向娱乐中心和披萨店中间的木篱笆,一个男孩截住被篱笆弹回来的球,对准篱笆补了一脚。布里特-玛丽方才明白在停车场听到的沉闷的撞击声是怎么来的。刚才她挨的那一下,恐怕是有个孩子对着篱笆踢球,结果球弹回来,恰好砸中布里特-玛丽的脑袋,角度之刁钻简直匪夷所思。在不良少年的种种烂泥糊不上墙的行为里,这次命中堪称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

球慢慢滚到布里特-玛丽脚旁,孩子们似乎在等她把球踢回去,不料布里特-玛丽赶紧退开,仿佛那只足球准备朝她吐痰。球继续向前滚,薇卡跑了过来。

“您为什么不踢呢?”她迷惑不解地问。

“我为什么要踢?”

两人怒目相视,彼此都认定对方精神不正常。薇卡把球踢回男孩们那边,跑走了。布里特-玛丽拍拍裙子上的灰尘。坐轮椅的女人灌下一大口伏特加。

“你瞧瞧,天杀的小杂种,球踢得像屎一样。就算站在船上,他们也没本事把球踢进水里!可他们没有地方玩儿,对吧?议会把球场关了,地皮也卖了,打算在那儿建公寓楼。然后经济危机来了,一切都变成了狗屎:他们说,不会有公寓楼,也不会有球场了。”

“肯特说的是,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了。”布里特-玛丽友好地为她扫盲。

女人冷冷地“哼”了一声。

“也许这个叫肯特的家伙……嗯,怎么说来着?脑袋夹在了屁股里——啥都看不见!”

布里特-玛丽不知道哪一点让她更生气:是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她隐隐约约猜出了这话的意思。

“在这方面,肯特很可能懂得比您多,他是个企业家,您必须理解。他非常成功,和德国人做生意。”她谨慎地纠正道。

女人不为所动,举起伏特加酒瓶指点着孩子们,说:

“他们关了球场,解散了球队,好球员只能加入镇上的屎球队。”

她朝公路的一头扬扬下巴——布里特-玛丽猜想,那儿就是“镇上”——又朝孩子们努努嘴。

“镇上,离这儿十二英里远。你知道吧,这些孩子都是球队刷下来的,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来着?菲克新!让人排挤出生产线了,因为不赚钱。必须得赚钱。所以这个什么肯特,嗯,他的眼睛一定被屁股完全挡住了,对不对?也许经济危机已经从城里搬出来了,可它喜欢博格,眼下正住在这里呢,真是个杂种啊!”

布里特-玛丽注意到,女人说起十二英里外的“镇上”和她的大本营“城里”时,语气截然不同:尽管两个她都鄙视,但是鄙视的层次不一样。女人灌了史无前例的一大口伏特加,眼泪都辣出来了,继续说:

“以前,博格人人都有卡车,你知道吧,这儿有个什么……什么卡车公司!然后经济危机那个杂种来了,现在这儿的人比卡车多,卡车比工作多。”

布里特-玛丽一直牢牢抓着手提包,不知怎么,她很想为自己辩护,证明这一切不是她的错。

“这儿有老鼠。”她嫌恶地说。

“老鼠也得有地方住,不是吗?”

“老鼠很脏,它们住在自己制造的垃圾堆里。”

女人掏了几下耳朵后,入迷地注视着从耳朵里拔出的那根手指,然后喝了几口伏特加。布里特-玛丽点点头,尽量用关怀体贴的语气补充道:

“如果把博格打扫得干净一点儿,也许经济危机就没那么愿意住在这里了呢。”

女人好像没有仔细听她说话。

“那是胡说八道。老鼠也分家老鼠和野耗子,家老鼠每天像猫一样把自己舔得干干净净,野耗子就很脏,到处拉屎。家老鼠有自己的茅房,总在一个地方拉屎。嗯。”她突然用酒瓶指了指布里特-玛丽的车。

“你应该把车挪走,他们会瞄准它踢球的。嗯。”

布里特-玛丽耐心地摇摇头。

“挪不了,我停车的时候,车爆炸了。”

女人笑起来,摇起轮椅围着汽车转了一圈,盯着副驾驶门上的那个足球形状的凹痕看了一会儿。

“啊,飞来石。”她轻声笑道。

“什么?”布里特-玛丽问,她不情愿地凑过去,凝视着足球形状的坑。

“飞来石。修车店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的时候都这么说。”女人又轻声笑了笑。

布里特-玛丽从包里摸出笔记本。

“哈。我能问问哪里有修车工吗?”

“你眼前就有一个。”女人说。

布里特-玛丽怀疑地盯着她看——当然是盯着她本人,不是她的轮椅,布里特-玛丽从来不以貌取人。

“您会修车?”

女人耸耸肩。

“他们关了修车店,我们只好另想办法。不过还是别废话了!我带你到娱乐中心去吧?”

她拿出装着钥匙的信封,布里特-玛丽接过来,看看女人手中的酒瓶,继续紧紧抓住自己的包。

然后她摇了摇头。

“这太好了,谢谢您,但我不希望麻烦您。”

“不麻烦。”女人满不在乎地摇着轮椅,灵活地前后移动。

布里特-玛丽灿烂地一笑。

“我从没觉得这对您来说是个麻烦。”

她轻快地转过身,迅速穿过砾石庭院,免得女人又在她身后跟着。她从车里拿出行李箱和花盆,拖到娱乐中心,打开门锁走进去,又从里面锁上门。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她不喜欢坐轮椅的女人,跟喜欢不喜欢没有半点关系。

只是因为女人身上的伏特加味道让她想起肯特。

她环顾四周,娱乐中心的外墙传来“砰砰”的声音,地板的灰堆上有老鼠的脚印,所以,布里特-玛丽做了她遇到紧急情况时一贯会做的事:打扫卫生。她拿一块破布蘸着小苏打水擦了窗户,用醋打湿报纸,把窗户上的小苏打水抹干。虽然小苏打几乎和菲克新一样好用,可好像总差了那么一点儿。她用小苏打和水刷了厨房的水槽,拖了地,用小苏打和柠檬汁的混合液擦了厕所的瓷砖和水龙头,又混合着小苏打和牙膏清理了水池,最后往她带来的花盆里撒了小苏打——不然里面会生蜗牛的。

那些花盆里面看着似乎只有土,可土层深处埋藏着静候春天等待发芽的花种,严酷的寒冬要求养花人从信念中汲取力量,不被表象迷惑,坚持不懈地给花种浇水,相信光秃秃的花盆中迟早会钻出希望的嫩芽。布里特-玛丽不再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怀有信念或是希望,也许两者她都没有。

娱乐中心的墙纸冷漠地看着她,墙纸上贴满了人和足球的照片。

到处都是足球。每当足球的图案跳进布里特-玛丽的眼角,她都会更加奋力地挥舞手中的海绵,直到足球撞墙的声音消失,孩子们抱着球回家去了,她才结束清扫。太阳落山之后,布里特-玛丽才意识到室内只有厨房的灯能亮,她只好待在厨房,困在那座被人造光源照亮的小岛上,守着一家即将关门的娱乐中心。

厨房被堆积如山的盘子、一台冰箱和两张木凳占领。布里特-玛丽敞开冰箱,发现里面几乎是空的,仅剩一包咖啡。她暗骂自己怎么不带点香草精过来,香草精和小苏打混合,可以让冰箱气味清新。

她迟疑地站在滴漏式咖啡壶前面,它看起来很有现代感。她已经很多年没煮过咖啡了,因为肯特很会煮咖啡,布里特-玛丽早就得出结论,咖啡还是等他来煮最好。这只咖啡壶上有个带灯泡的亮闪闪的按钮,这是她许多年来见过的最奇妙的东西之一,所以尝试着打开应该是咖啡粉投放口的盖子,然而盖子卡住了,按钮愤怒地闪烁起来。

布里特-玛丽深感羞愧,沮丧地用力掀扯壶盖,按钮更加疯狂地频频闪动,在闪光的刺激下,她手上不由自主地加了把劲儿,结果一下子弄翻了整个咖啡壶,盖子“啪”的一声弹开了,里面的咖啡粉和水全部洒在布里特-玛丽的外套上。

他们说,人出门在外的时候会变得和平时不一样,因此布里特-玛丽讨厌旅行。她不希望改变。

所以,今天遇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是旅行的错,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失去往常的自制。当然,刚结婚的时候,肯特穿着高尔夫球鞋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那一次不算。

她抄起拖把,使出浑身的力气,用拖把的手柄猛砸咖啡壶。壶身上的按钮眨了几下眼睛,壶肚里传出碎裂的声音,按钮终于不再闪烁了。布里特-玛丽片刻不停地敲打着,直到她的手臂颤抖,眼睛模糊得再也看不清碗碟架的轮廓。最后,她气喘吁吁地从包里拽出一条毛巾,关掉厨房的顶灯,在黑暗中坐到一张木凳上,拿毛巾捂住脸,抽泣起来。

她可不想让眼泪滴到地板上,会留下印子的。

7

布里特-玛丽一夜没睡,她已经习惯了,为别人而活的人迟早都会习惯。

她始终坐在黑暗之中,如果大半夜开着灯,路过的人难保不会怀疑娱乐中心里发生了罪案。

布里特-玛丽之所以没睡,是因为她想起打扫卫生之前,娱乐中心的地板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如果她在睡梦中死掉,尸体不仅会散发臭味,还会逐渐被灰尘盖住,她不敢冒这个险,而且娱乐中心的沙发也不是什么睡觉的好地方。沙发已经脏透了,往上面撒小苏打的时候,布里特-玛丽不得不戴上双层乳胶手套。也许她可以睡在车里?也许吧,如果她是一只动物的话。

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坚持让布里特-玛丽住到十二英里开外的镇上的旅馆里,但仅仅是想到自己要睡在别人铺的床上,布里特-玛丽就觉得不自在。她知道有些人整天无所事事,一心只想着到别处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可布里特-玛丽的理想是待在家里,过一成不变的日子,自己给自己铺床。

每当和肯特外出住旅馆时,她总会先在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亲自铺床、整理房间,并非她看不上别人的服务,或是忍不住说三道四,而是因为她知道清洁工可能正是热衷说三道四的人,她可不想让清洁工们晚上凑在一起点评423号房间住客的生活习惯。

有一次在外地,肯特记错了返程的登机时间,(他还振振有词地声辩:“是那些王八蛋把王八蛋机票上的时间打错了。”)等两人发现他们必须半夜赶到机场时,已经来不及在旅馆里冲个澡再走了。于是,在匆忙离开旅馆的前一刻,急中生智的布里特-玛丽跑进浴室,拧开花洒,让水往地上流了几秒钟,这样清洁工进房打扫时会发现浴室地面有水,等到他们开讨论会时,就不会得出“423号房间的客人没洗澡就跑了”之类的结论了。

肯特对她的做法嗤之以鼻,说她总是太他妈的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布里特-玛丽的内心一直在尖叫:其实她最在意的是别人对肯特的看法。

她不知道肯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关心别人对她的看法。

她记得很久以前,他曾经在乎过,那时候从他看她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知道她就在那里。我们没办法预测爱情什么时候开花,直到突然有一天,你醒来时发现它已经开花了,爱情的花朵枯萎起来也是这德性——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为时已晚。在这方面,爱情和阳台植物具有相似的习性,只是有时候连小苏打都救不了它。

布里特-玛丽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什么时候溜出她手心的,无论多少只杯垫都阻止不了婚姻的磨损。他也曾握着她的手入睡,她则做着和他相同的美梦。布里特-玛丽不是没有自己的梦想,而是因为他的梦想更大,在这个世界上,梦想越大的人越会是赢家,这是她学到的道理。所以她甘愿待在家里照顾他的孩子,甚至都没打算生自己的孩子。孩子们长大后的几年里,她继续留在家里,把房子维护得体面像样,支持肯特的事业,不曾想过开创自己的事业。发现邻居叫她“絮叨婆”时,她担心的却是丈夫的德国朋友来做客时可能会看到门厅的垃圾,或者闻到楼梯间有披萨味。她自己没有朋友,只有脾气古怪的熟人,通常是肯特的商业伙伴的妻子。

有次晚餐聚会结束后,其中一位熟人自告奋勇帮助布里特-玛丽清洗餐具,接着又开始整理布里特-玛丽的餐具抽屉——先把餐刀放到最左边,再依次摆放勺子和叉子。布里特-玛丽惊恐地质问她怎么可以这样做,熟人笑着说:“这有什么要紧?”简直不把排列餐具的正确顺序放在眼里——自此她们的熟人关系宣告结束。肯特说布里特-玛丽不够随和,所以她又在家里待了几年,让肯特代表他们两个人社交,充分表现他的随和。后来,“几年”变成了“更多年”,“更多年”变成了“一辈子”,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并非布里特-玛丽选择不去期待什么,只是某天早晨醒来,她突然意识到所有的期待都过了保质期。

她觉得肯特的孩子喜欢她,可孩子们会长大,长成大人的孩子会叫她这样的女人“絮叨婆”。她居住的街区也有别的孩子,他们独自待在家里时,布里特-玛丽偶尔会给他们做饭。可这些小孩家的大人们总会回家,等他们长大后,布里特-玛丽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絮叨婆”。肯特老说她缺乏社交能力,她觉得他说得肯定对。最终,她的全部梦想化作一个阳台和一个不会穿着高尔夫球鞋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丈夫,他偶尔会自觉把衬衫丢进洗衣篮,无需她提醒,有时候不用她问就主动表达一下自己对饭菜的喜欢。她想要一个家,希望孩子们(虽然不是她生的)无论如何都能回家过圣诞节,即便不来,也至少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她想要井井有条的餐具抽屉,时常去剧院看场戏,想要能看到外面世界的干净窗户,希望某个人会注意到她精心打理的发型,或者至少假装注意到了,或者至少,允许布里特-玛丽去假装。

她希望这个人每天回家之后,走在拖干净的地板上,享用热腾腾的晚餐时,偶尔能发觉她的努力。肯特病房里那件混合着披萨和香水味的衬衫只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将布里特-玛丽的那颗心击得脆弱不堪的元凶,是简单的心愿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绝望。

第二天早晨六点,布里特-玛丽准时打开厨房的灯。她其实并不需要照明,只是因为可能有人注意到了昨晚的灯光,知道她在娱乐中心过夜,如果这时不开灯,别人会觉得她太懒,这么晚了还不起床。

沙发那儿有台旧电视,也许打开电视就不会感到孤单了。可她不敢开,因为害怕屏幕上出现足球。足球是现今的热门话题,与看球相比,布里特-玛丽宁愿选择孤独。娱乐中心的寂静仿佛是她的保镖,为她带来安全感。滴漏式咖啡壶依旧倒在台面上,不再对她眨眼睛。她坐在咖啡壶前的木凳上,想起肯特的孩子们形容她“消极挑衅”,肯特听后乐不可支,就像他在看球赛时喝饱了伏特加和果汁之后那样哈哈大笑起来:肚皮上下起伏,几乎喘不动气,笑声中偶尔夹杂着猪哼一样的鼻音。笑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评论道:“她才不是什么狗屁的‘消极挑衅’呢,是为了消极而挑衅!”接着他又笑起来,直到把果汁洒在长绒地毯上才作罢。

布里特-玛丽觉得受够了,默不作声地把那块地毯移到了客房,显然不是为了消极挑衅,而是因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肯特的话并不让她难过,因为他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觉得受到了冒犯,只是因为肯特发表评论之前没有先看看她站得是否足够近,能不能听清他说的话。

她凝视着咖啡壶,突发奇想:要不要试着修好它?然而这个想法稍纵即逝,她很快便恢复了理智,把它赶出自己的脑海。自从结婚以来,她没修理过任何东西,每次都觉得,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等肯特回来修。每当电视上播出的搭建或装修类节目中出现女人时,肯特总说:“女人连宜家的家具都组装不了。”他觉得这是“先天决定的”。布里特-玛丽喜欢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肯特看电视,她就默默地玩填字游戏,遥控器放在腿边,等待肯特摸索遥控器,准备换台看球赛时,指尖经常碰到她的膝盖。

她搬出更多的小苏打,又清扫了一遍娱乐中心。往沙发上撒第二袋小苏打时,传来了敲门声。布里特-玛丽过了很久才去开门,因为她先跑进洗手间,对着镜子做了个发型。不会亮的电灯令整个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只见披萨店的女人坐在门外,双手捧着一个盒子。

“哈。”布里特-玛丽对着盒子说。

“高级红酒,你瞧瞧。便宜。卡车后厢里掉出来的,哈哈哈!”女人沾沾自喜道。

布里特-玛丽没太听懂她是什么意思。

“可是,你知道吧,我只能把酒倒进有标签的瓶子里卖。税务局会查的。”女人说,“我们店里叫它‘招牌红酒’,要是税务局的问起来,你就这么说,好吗?”女人半塞半扔地把红酒盒子交给布里特-玛丽,接着强行钻进娱乐中心,轮椅撞得门槛咔咔作响,她摇着把手在室内四处乱转。

布里特-玛丽惊恐万分,像看一泡屎一样盯着轮椅在地板上留下的雪水和泥沙。

“请问,我的车修得怎么样了?”她问。

女人洋洋得意地点点头。

“很他妈的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嘿,我想问你一件事,布里特-玛丽:你在乎颜色吗?”

“您说什么?”

“你瞧,我弄来的车门,嗯,非常可爱的一扇车门,哈,不过可能跟你的车颜色不一样。也许……更偏黄一点。”

“我的车门怎么啦?”布里特-玛丽一脸惊愕。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问问!你觉得黄的车门不好吗?你的旧车门——那个词怎么说来着?被氧化了!其实我弄来的那扇门也不算是黄色的,几乎是白的呢。”

“反正我肯定不会在我的小白车上安一扇黄色的门。”

女人舞动两只手掌,在半空中画起了圆圈。

“好的,好的,好的,你冷静,冷静,冷静。修好白色的门,没问题。不过,白色的门,需要一点那什么……交货时间!”

她心不在焉地朝红酒盒子点点头。

“你喜欢红酒吗,布里特?”

“不。”布里特-玛丽说。其实她不讨厌红酒,可如果回答喜欢,别人可能以为她是酒鬼。

“人人都喜欢红酒,布里特!”

“我的名字是布里特-玛丽。我姐姐才叫我布里特。”

“姐姐,嗯?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你?真是太妙了!”

女人咧着嘴巴笑起来,仿佛听到一个笑话,可布里特-玛丽只觉得她是在取笑自己。

“在我们小时候,我的姐姐就死了。”她告诉女人,目光没有离开红酒盒子。

“啊……真他奶奶的……你……那个词怎么说来着?节哀。”女人黯然道。

布里特-玛丽在鞋子里紧紧蜷起脚趾。

“哈,您真贴心。”她平静地说。

“这种酒好是好,就是有很多……叫什么来着?杂质!得用咖啡滤纸过滤几次,嗯,然后就能喝了!”她熟门熟路地解释道,接着便瞥见布里特-玛丽的行李箱和地板上的花盆,于是笑得更灿烂了。

“我本想把这瓶酒送给你,祝贺你得到新工作来着,现在看来,它更像是给你的……叫什么来着——乔迁礼物!”

受到冒犯的布里特-玛丽不情愿地捧着红酒盒子,仿佛那是颗定时炸弹。

“我得跟您说明一下,我不住这里。”

“那昨天晚上你在哪儿睡的?”

“我没睡觉。”布里特-玛丽说,心里很想把酒盒子扔到门外去,然后捂住耳朵。

“你可以住旅馆。”女人说。

“哈,我猜您还是开旅馆的吧?既然披萨店、修车行、邮局、杂货店都是您开的,也不差旅馆了,一条龙服务,还真是省心啊。”

女人的笑容消失了,明显吃了一惊。

“旅馆?我为什么要开旅馆?不不不,布里特-玛丽,我还是坚持……叫什么来着——坚持主业!”

布里特-玛丽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最后终于踱到冰箱前,把红酒盒子放了进去。

“我不喜欢旅馆。”她宣布,然后重重地关上了冰箱门。

“不!该死!别把酒放冰箱里,酒里会结块的!”女人叫道。

布里特-玛丽瞪着她。

“真的有必要一直说脏话吗?难道我们是部落里的野蛮人?”

女人摇着轮椅向前几步,依次拉开厨房的抽屉,翻出一包咖啡滤纸。

“屁!布里特-玛丽,你瞧,必须得过滤,没关系的,也可以和芬达掺着喝,你想要的话,我有便宜货,中国的!”

她突然停下轮椅,盯着那个滴漏式咖啡壶——或者说是咖啡壶的残骸。布里特-玛丽浑身不自在,两手交叉,紧紧地扣在肚子上,像是想找个地洞,把洞边上那些看不见的灰尘拂掉,再跳进去躲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女人问。她先看看拖把,又把目光转向咖啡壶上那些和拖把柄端完美吻合的凹坑。布里特-玛丽沉默地站着,脸像被火烧过。她很可能在想肯特。终于,她清清嗓子,挺直腰杆,盯着女人的眼睛回答:

“飞来石砸的。”

女人看看她,又看看咖啡壶,再看看拖把。

接着她便笑了起来,笑得很大声,然后开始咳嗽,咳嗽完之后又笑,声音比先前更大了。布里特-玛丽深受冒犯:这根本没什么好笑的,至少她这么想。她记得自己已经有许多年没说过惹人发笑的话了,笑声很容易让她受到冒犯,因为她觉得对方是在取笑自己。如果你有一个随时都想表现幽默感,却不允许妻子比自己诙谐的丈夫,就更容易产生这样的倾向。在他们家,肯特负责搞笑,布里特-玛丽负责做饭和打扫。这就是他们的分工。

坐轮椅的女人已经快要把轮椅笑翻了,这让布里特-玛丽极为不安。每当没有安全感时,她本能的反应是愤怒。她带着明显的怒气向吸尘器走去——还得清掉沙发套上面的小苏打呢,毕竟撒了厚厚一层。

女人的狂笑逐渐转为执着的傻笑,继而又开始乐颠颠地反复嘟囔“飞来石”之类的字眼儿。“真是太他妈好笑了,你知道吧。嘿,你知道你车里有个大得要死的包裹吗,嗯?”

说得好像布里特-玛丽应该为此惊讶似的,从女人的语气里仍然听得出她在窃笑。

“我当然知道。”布里特-玛丽冷冷地说。

女人摇着轮椅朝店门走去。

“你,那个什么,要我帮忙把它搬进来吗?”

布里特-玛丽用打开吸尘器的动作回答了女人的问题。在吸尘器的巨大噪音中,女人扯着嗓子喊道:

“不麻烦的,布里特-玛丽!”

布里特-玛丽捏紧吸尘刷,狠狠按在沙发垫上,死命地搓来碾去。

女人等了半天,始终没见布里特-玛丽回应,只得无奈地喊道:“那好吧,要是想喝红酒,别忘了像我说的那样掺上芬达!还有,它和披萨很配!”听到关门的声音后,布里特-玛丽关掉吸尘器。她不想表现得不友好,可又真的不希望让别人帮忙处理那个包裹,这是目前她最不愿意干的事情。

因为包裹里是一件还没组装的宜家家具。

布里特-玛丽打算自己组装它。

8

博格旁边的公路上不时有卡车经过,每次娱乐中心都会被震得抖上几抖——布里特-玛丽推测,娱乐中心很可能建在两块大陆架之间的断层线上,因为“大陆架”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填字游戏里,所以她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知道博格是她母亲所谓的“穷乡僻壤”,在她母亲眼中,只要不是城市的地方全都是穷乡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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