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辆卡车轰隆隆地开过去，车身是绿色的，墙壁跟着抖动起来。
博格曾经是卡车送货的目的地，现在来这儿的卡车却只是纯路过。绿皮卡车让布里特-玛丽想起了英格丽德：当年布里特-玛丽透过车后窗看到的也是一辆绿皮卡车，那时她还是个孩子。那一天过去之后，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孩子了。
这么多年以来，有个问题布里特-玛丽思考过无数次：当时她到底有没有时间尖叫。如果尖叫了，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她们的母亲叮嘱过英格丽德系好安全带，而英格丽德从来不系，把母亲的话当作耳旁风，母女俩为此吵了起来，所以她们没看到绿皮卡车。但布里特-玛丽看到了，因为她总是系着安全带，因为她想让母亲注意到自己。母亲显然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因为布里特-玛丽从来不需要被人注意，她总是不用别人提醒就能做到每一件事。
绿皮卡车是从右边开来的，布里特-玛丽只记得这一点。它在右边出现之后，父母的车后座就全是碎玻璃和血。失去知觉之前，布里特-玛丽最想做的事情，是把车后座清理干净，让它体面像样。在医院里醒来后，这是她做的第一件事。清理，让一切体面像样。姐姐下葬后，几个穿黑衣服的陌生人来父母的房子里喝咖啡，布里特-玛丽在每只杯子底下垫上杯垫，洗干净所有盘子，擦亮每一块窗玻璃。父亲回家越来越晚，母亲变得沉默寡言，布里特-玛丽不停地洗啊，刷啊，洗啊，刷啊。
她始终期待着，有一天母亲起床后会说：“你把家里打扫得真干净啊。”可这件事始终没发生过。他们从不谈论那次事故，正因为不谈，别的话题也谈不下去。有人把布里特-玛丽从车里拽出来，她不知道是谁，但知道她母亲一直在暗自生气，因为他们救错了人，不是这个女儿。也许连布里特-玛丽本人也无法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救出的这个孩子一辈子都在害怕突然死掉，害怕自己躺在屋里默默发臭，无人问津。有天早晨，她读了父亲的晨报，看到一则窗户清洁剂的广告，于是按照广告上推荐的生活方式过了一辈子。
现在她已经六十三岁，站在一处穷乡僻壤，透过娱乐中心的厨房窗户凝视博格，怀念着菲克新，怀念着广告教给她的世界观。
她站的位置很巧妙，与窗户拉开一定距离，能看到外面，外面的人却看不到她。可这样做实在让她惭愧，仿佛自己是个偷窥犯。她的车还在院子里，跳车的时候她忘了拔钥匙。宜家家具的箱子就在车后座上，非常沉，她不知道如何把它弄进娱乐中心，也不知道箱子怎么就这么沉，因为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家具。她原本想买个凳子，跟娱乐中心厨房里的凳子差不多的那种，可去宜家的仓库提货时，好不容易找到正确的货架，却发现所有的凳子都卖完了。
布里特-玛丽筹划了一上午的“买凳子回去自己组装”的宏伟计划破灭，在货架前呆立了很久，久到她都开始担心仓库里的其他人会好奇地对她指指点点。他们会说什么呢？很有可能怀疑她是小偷。布里特-玛丽越想越恐慌，在恐惧的刺激下，她体内的超能力突然觉醒，从旁边的货架上胡乱拖下一只沉重的箱子，扔进购物车，又慌忙调动全身上下的表演细胞，假装这只箱子里面装的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家具。她几乎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把箱子弄进车里的，大概像电视上经常演的那样，母亲在危急之中迸发出奇迹般的力量挪动巨石，救出困在下面的孩子。而为了打消别人的怀疑、维护自己的清白时，布里特-玛丽也能迸发出这样的神力。
安全起见，她站得离窗口更远了一点。十二点整，她把午餐端到沙发旁的桌子上，所谓的午餐不过是一罐花生和一杯水，可“文明人都在十二点吃午餐”这句话是不会错的，而布里特-玛丽是不折不扣的文明人。她往沙发上铺上一条毛巾，坐在上面，把罐头里的花生倒进一只盘子，强迫自己在没有刀叉的情况下吃掉它们。用餐完毕，她收拾了碗碟和桌子，又格外仔细地打扫了整个娱乐中心，差点用光所有的小苏打。
在娱乐中心的小洗衣间里，有一台洗衣机和一台滚筒式甩干机，布里特-玛丽用仅剩的一点小苏打清洗了两台机器，如同一个饥饿的人把最后一点干粮穿在了鱼钩上。
她这么做不是因为想洗衣服，而是不愿意让机器们脏着。她在甩干机后面的墙角里发现了一大袋印着号码的白T恤，知道这是球衣。整个娱乐中心里挂着许多穿这种T恤的人的照片，照相时，他们的衣服上很可能还粘着草叶和泥土，布里特-玛丽一辈子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穿着白色的球衣从事户外运动，实在太野蛮了。对了，不知道那个小超市兼披萨店兼修车行兼邮局卖不卖小苏打。
她取下自己的外套，前门那里贴着不少擅长踢足球的人与足球的照片，旁边挂着一件黄色的10号球衣，数字“10”的上方印着“银行”两个字。球衣正下方有张照片，上面的老头手里擎着一件一模一样的球衣，露出得意的笑容。
布里特-玛丽穿好大衣，打开门，猛然发现外面站着个人，对方似乎正准备敲门，他的脸上到处沾着鼻烟渣子。对于这么一张脸，布里特-玛丽压根儿不想多看，因为她痛恨鼻烟。不到二十秒钟，她就把对方轰走了，离开时，“鼻烟脸”还嘟囔了几句什么，听着很像“絮叨婆”之类。
布里特-玛丽拿出手机，给她用这部手机拨过的唯一一个号码打了电话，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没接听，布里特-玛丽又打了一遍，因为她觉得电话不是你不想接就可以不接的。
“什么事？”铃声响了好多遍，电话才接通，女孩嘴里显然正嚼着东西，“抱歉，我在吃午饭。”
“现在？”布里特-玛丽惊奇道，仿佛女孩在开玩笑，“亲爱的姑娘，我们又没在打仗，用不着一点半才吃饭吧？”
女孩用力嚼着饭，勇敢地尝试转移话题：
“杀虫员去了吗？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打电话，最后才找到一个不用预约、能立刻上门的，而且——”
“来了个女杀虫员，还吸鼻烟。”布里特-玛丽说，似乎这两个特点可以指向一个明显的结论。
“没错。”女孩说，“她处理老鼠没有？”
“没有，当然没有。”布里特-玛丽肯定地说，“她的鞋太脏了，而且我刚拖过地。她还吸鼻烟，说要撒老鼠药，这是她的原话，您真的觉得她可以这么做吗？想在哪里撒药就在哪里撒药？”
“不可……以？”女孩猜测着问。
“当然不可以，会出人命的！我也这么告诉她了，然后她就站在那里翻白眼儿，脚上趿着脏鞋，脸上沾着鼻烟，说要不然她先布个老鼠夹子试试，用士力架当诱饵！巧克力！放在我刚拖干净的地板上！”布里特-玛丽用变了调的声音说，内心是满满的咆哮。
“好吧。”女孩说，刚说完就后悔了，因为她蓦然惊觉布里特-玛丽的语气可是一点都不好。
“所以我说，还是撒药吧，然后您知道她告诉我什么吗？您可得听好了！她说，即便老鼠吞了药，也没法确定它能不能死。也许会死在墙上的老鼠洞里，躺在那儿发臭！您听过这种话吗？您把这个吸鼻烟的女的请了来，她竟然和我说，她觉得让老鼠死在墙洞里、把整个地方熏得臭烘烘是正常的！”
“我只是想帮您的忙而已。”女孩说。
“哈。您可帮了我的大忙。您知道吗，我们中的有些人其实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没时间整天都和什么女杀虫员打交道。”布里特-玛丽意味深长地说。
“您说得实在太对了。”女孩说。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街角的小超市——也可以说披萨店兼邮局兼修车行，你觉得是什么都行——排起了长队，仿佛这地方的人在这个时间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
布里特-玛丽先前见过的那两个戴帽子的络腮胡占了一张桌子，正在喝咖啡、读报纸。卡尔排在队伍最前面，准备取包裹。他还真是走运，布里特-玛丽想，整天这么闲。在她前面站着个体型像方块的女人，三十来岁，戴着墨镜。在屋里戴墨镜，真时髦，布里特-玛丽暗忖。
女人还牵着条白狗，这可不太卫生。她买了一包黄油、六听啤酒，啤酒罐上印着外国字，是坐轮椅的女人从柜台后面的什么地方搬出来的。女人还买了四包培根和许多巧克力曲奇，布里特-玛丽相信文明人绝对不需要这么多的巧克力曲奇。坐轮椅的女人问牵白狗的女人要不要赊账，牵白狗的女人拉着长脸点点头，把东西一股脑划拉进袋子里。布里特-玛丽当然不会形容这个女人“胖”，因为她绝不是那种喜欢贴标签的人，可对方在高胆固醇水平下安稳存活的能力实在令她惊叹。
“你是瞎了还是怎么的？”女人转过身，冲布里特-玛丽咆哮道。
布里特-玛丽惊讶地瞪大眼睛，连忙整了整头发。
“肯定没有，我的视力很好。验光师告诉我的。他说：‘您的视力很好！’”
“既然没瞎，能不能别挡路？”女人咕哝道，举起一根棍子，朝布里特-玛丽晃晃。
布里特-玛丽盯着棍子，又看看女人的狗和墨镜。
她嘀咕道：“哈……哈……哈……”抱歉地点点头，点完头才意识到这个动作没啥用。盲女和狗从她身边挤过去，不过更像是从她身上碾过去的。大门在一人一狗身后欢快地叮当作响，除了叮当响它好像也不会干别的。
坐轮椅的女人摇着轮椅经过布里特-玛丽身边，安抚般地摆摆手。
“别理她，她和卡尔一样。刺儿头，你明白吧。”
女人伸出胳膊，比划了个手势，布里特-玛丽猜想她是在说明盲女和卡尔有多差劲儿，接着便看见她搬起一摞空披萨盒子搁到柜台上。
布里特-玛丽整整头发和裙子，本能地摆正最顶上那只有点儿歪的披萨盒，酝酿了一下情绪，尽量摆出优雅的姿态，用绝对体贴的语气说：
“我想知道，我的车修得怎么样了。”
女人挠挠头发。
“当然，当然，当然，那辆车，嗯。你知道吗，我得问问你，布里特-玛丽：你觉得门重不重要？”
“门？为什么……您到底什么意思？”
“你瞧，我只是问问。颜色对你很重要，我明白。黄色的门：不行。所以我问你，布里特-玛丽：你觉得门重不重要？如果不重要，那么布里特-玛丽的车……怎么说来着？修理完成了！如果门重要……你瞧，也许就该那什么……延长交货时间！”
她看起来很高兴，布里特-玛丽却并不高兴。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的车必须有门！”她怒道。
女人连忙挥舞手掌自卫。
“没错，没错，没错，别生气。就是问问。门：时间得长一点！”她伸出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长一点”有多长。
布里特-玛丽意识到，在这场谈判中，女人占了上风。
肯特真应该过来，他热爱谈判。他总是说，要赞美和你谈判的人。所以，布里特-玛丽定了定神，说：
“博格的人似乎就愿意下午买东西，对您来说生意一定很轻松，很悠闲。”
女人的眉毛抬了抬。
“你呢？忙吗？”
布里特-玛丽很有耐心地把一只手放进另一只手里。
“我非常忙，真的，非常非常忙。可我现在必须出来买小苏打，您的……店里……有小苏打吗？”
她慷慨大度地选择了“店”这个字眼儿。
“薇卡！”女人立刻吼道，布里特-玛丽吓得向上一跳，差点撞倒那摞披萨盒。
昨天那个小女孩出现在柜台后面，仍旧抱着足球，旁边站着个小男孩，年纪和她差不多，头发比她长。
“给女士拿小苏打！”坐轮椅的女人像演话剧那样夸张地朝布里特-玛丽鞠了一躬，但布里特-玛丽根本不领她的情。
“是她。”薇卡对小男孩说。
小男孩立刻看过来，仿佛布里特-玛丽是他失而复得的钥匙。他跑进库房，两只胳膊各抱着一只大瓶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菲克新。布里特-玛丽觉得肺里的空气全没了。
她觉得自己此刻的感受可以用填字游戏里见到的“灵魂出窍”来形容，有那么一瞬间，她忘记了自己站在一个杂货铺兼披萨店里，忘记了络腮胡子男人、咖啡和报纸。她的心脏在欢呼雀跃，仿佛它刚被人从监狱里放出来。
小男孩把瓶子搁到柜台上，好像一只抓到松鼠后来找人类邀功的猫。布里特-玛丽伸出手指，摩挲瓶身，直到尊严命令她缩回去才勉强收手，久久回味着那简直像回家一样的美妙感觉。
“我……我还以为它停产了。” 她轻声说。
小男孩急切地指着自己：“别担心！没有奥马尔解决不了的事！”
他又更加急切地指着两瓶菲克新。
“所有外国卡车都会在镇上的加油站加油！我知道它们都在那儿！您的事都可以交给我解决！”
坐轮椅的女人睿智地点点头。
“他们把博格的加油站关了。你知道吧，不、赚、钱。”
“但是我能弄到罐装汽油，您需要的话，免费送货！如果您需要，我还能弄到更多菲克新！”男孩大声嚷嚷。
薇卡翻了个白眼儿。
“是我告诉你她需要菲克新的。”她没好气地对男孩说，把盛着小苏打的罐子放到柜台上。
“东西是我弄到的！”男孩没有示弱，眼睛一直盯着布里特-玛丽。
“这是我弟弟，奥马尔。”薇卡叹了口气，对布里特-玛丽说。
“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奥马尔抗议。
“一月份和十二月份，没错。”薇卡哼了一声。布里特-玛丽倒觉得弟弟看上去比姐姐大一点儿，他们虽然还是孩子，说话却很在理。
“我是博格最好的代办中介，城堡里的国王，您明白吗？不管您需要什么，都可以找我！”奥马尔对布里特-玛丽说，还自信地朝她挤挤眼，他姐姐照着他的小腿踹了一脚，他理都没理。
“夯货。”薇卡叹息道。
“母牛！”奥马尔回击。
布里特-玛丽明白姐弟俩说的词是什么意思，她不知道是否应该表现出来或者为此觉得自豪，但还没来得及多想，就看到奥马尔捂着嘴巴躺到了地板上。薇卡一手拿着足球，另一手仍旧握着拳头，跑到门外去了。
女人低声嘲笑奥马尔。
“你真是……怎么说来着？一脑子棉花糖！老是不长记性，对不对？”
奥马尔擦擦嘴唇，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比一个小孩把冰淇淋掉到了地上，刚准备哭，突然看到一只闪闪发光的溜溜球，立刻破涕为笑。
“如果您需要新的车轮罩，交给我搞定。别的东西也没问题，比如洗发水、手提包什么的，我全都能弄来！”
“还是先弄点创可贴吧。”坐轮椅的女人指着他的嘴唇揶揄道。
布里特-玛丽把手提包抓得更紧了，还不停地整理发型，仿佛男孩是在讽刺她的手提包和头发。
“我当然不需要什么洗发水和手提包。”
奥马尔指着菲克新。
“每瓶三十克朗，不过您可以先赊账。”
“赊账？”
“博格的人买东西都赊账。”
“我买东西当然不会赊账！你们这儿的人可能不明白，但有些人是从不赊账的，他们能买得起！”布里特-玛丽怒道。
最后半句她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并不是故意要这么说的。
坐轮椅的女人不再笑嘻嘻的了。小男孩和布里特-玛丽顶着两张大红脸，但羞愧的原因不一样。布里特-玛丽迅速把钱放在柜台上，男孩拿起来，跑出门去。不久，“砰砰”的踢球声再度响起。布里特-玛丽站在原地，不敢与坐轮椅的女人对视。
“我还没拿到收据呢。”布里特-玛丽小声说，当然，她觉得自己的语气一点儿都听不出心虚。
女人摇摇头，抿了一下嘴唇。
“你觉得他是宜家的老板吗？他可没开什么公司，你瞧，他就是个小孩，只有一辆自行车，能给你开收据？”
“哈。”布里特-玛丽说。
“你还想要点什么吗？”女人把小苏打和菲克新放进一只购物袋，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
布里特-玛丽尽量客气地赔着笑。
“您明白吧，买东西必须开收据，否则没法证明东西的来路。”她解释道。
女人翻了个白眼儿，布里特-玛丽不清楚她为什么要翻白眼儿。
女人在收银机上按了几个键，钱箱开了，里面没有多少钱，然后收银机吐出一张浅黄色的收据。
“六百七十三克朗五十欧尔。”女人说。
布里特-玛丽瞪大眼睛，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就买个小苏打？”
女人指指门外。
“还包括修你车上的坑。我给它做了个那什么……车体检查！我不想……怎么说来着？侮辱你，布里特-玛丽！所以你不能赊账。六百七十三克朗五十欧尔。”
布里特-玛丽差点把手提包掉到地上——情况就是如此糟糕。
“我……您……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哪个文明人平时都不会带着这么多现金出门的吧。”
她故意提高了声音，让店里的人都听见，以防被贼惦记上。不过，眼下店里只有那两个喝咖啡的络腮胡，他们根本连头也没抬。当然，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也留着络腮胡，但布里特-玛丽绝对不会以貌取人。
“可以刷卡吗？”她问，感觉一股明显的热流从颧骨升到脑门。
女人用力摇摇头。
“打扑克的人才喜欢花花绿绿的小卡片，布里特-玛丽，我们这儿只认现钞。”
“哈。那么我得问问最近的提款机在哪儿。”布里特-玛丽说。
“镇上。”女人冷酷地说，两臂交叉抱在胸前。
“哈。”布里特-玛丽说。
“他们把博格的提款机关了。不赚钱。”女人挑着眉毛说，朝开好的收据努努嘴。
为了不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涨得血红的脸颊，布里特-玛丽拼命对着墙壁眨眼，墙上挂着件黄色的球衣，和娱乐中心里面那件一模一样，号码“10”的上方印着“银行”两个字。
发现她在看球衣，女人关了收银机钱箱，把柜台上盛着小苏打和菲克新的袋子推到布里特-玛丽这边。
“你瞧，赊账没什么丢人的，布里特-玛丽。也许你那里的人觉得丢人，但博格的人不会这么想。”
布里特-玛丽拎起袋子，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女人喝了一大口伏特加，朝墙上的球衣点点头。
“那是博格最好的球员，外号叫‘银行’，你知道吗，因为银行代表博格踢球的时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像把钱放在银行里一样！非常保险！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经济危机没来的时候。后来，你知道吗，银行生病了，嗯，跟遇到经济危机差不多，然后银行就搬走了。”
她冲门外点点头。又一声足球撞击篱笆的闷响传来。
“银行的爹训练所有的小杂种踢球，嗯，不许他们偷懒，也不让全博格的人偷懒，你明白吗？大家都喜欢他！可是上帝，你知道吧，上帝那个糊涂老头也不管谁赚钱、谁不赚钱，一律让他们犯心脏病。一个月前，银行的爹死了。”
木头墙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像老房子和老年人一样。读报纸、喝咖啡的络腮胡男人之一来柜台边拿走更多咖啡，布里特-玛丽发现这儿居然还能免费续杯。
“他们在那个什么地方找到了他……厨房的地板上！”
“您说什么？”
女人指指黄色球衣，耸耸肩。
“银行的爹，在厨房地板上，有天早上，死了。”
女人说着打了个响指。布里特-玛丽惊得一跳，想起肯特也犯过心脏病，他就是属于那种一直非常赚钱的人。她更加使劲儿地攥住装着菲克新和小苏打的袋子，静静地站了很久，最后连坐轮椅的女人都露出关心的表情。
“嘿，你还需要别的吗？我有那个什么……百利甜酒！巧克力味！你瞧，虽然是山寨的，但可以再掺点欧宝可可粉和伏特加，然后就能喝了，等你喝下去，你知道吗……很快！”
布里特-玛丽赶紧摇摇头，朝门口走去，但厨房地板的故事似乎拖慢了她的脚步。她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接着又改变主意，慢慢转了回去。
你必须明白，布里特-玛丽不是个非常“遵从本能”的人，“遵从本能”是“不理性”的代名词，她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她的性格和“不理性”八竿子打不着。换句话说，让她遵从本能可不那么容易。她虽然转了一个身，但马上改了主意，又转了回去，所以她的脸最后还是冲着门的。她压低声音，调动起自己驾驭得了的全部本能，问道：
“您这儿有士力架吗？”
一月份的博格，天黑得很早。布里特-玛丽回到娱乐中心，坐在厨房里的木凳上，开着前门。她不怕冷，也不怕等，她已经习惯了，确实能习惯。她有很多时间考虑自己现在是不是正在经历一场人生危机。她读过关于人生危机的描述，人随时随地都可能遇上人生危机。
晚上八点零六分，一只大老鼠从敞开的前门门缝里溜进来，趴在门槛上，十分警惕地盯着士力架。士力架放在一只盘子里，盘子底下铺着毛巾，布里特-玛丽严厉地瞪着老鼠，一只手牢牢地握住另一只。
“从现在开始，我们六点吃晚饭，像文明人那样。”
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了半句：
“文明的老鼠也得六点吃晚饭。”
老鼠看着士力架，布里特-玛丽已经剥掉包装，把赤裸裸的巧克力条直接摆在盘子中央，旁边还备了一条折叠整齐的餐巾。她瞅着老鼠，清清嗓子。
“哈。我不是特别擅长这种对话，我缺乏社交能力，我丈夫就是这么说的。他很有社交能力，大家也都这么说。他是个企业家，您明白吧。”
老鼠没吱声，她又补充道：
“他非常成功，非常、非常成功。”
她想给老鼠讲讲自己的人生危机，想和它讨论人在孤独的时候为什么难以认清自我，尤其在你总是为别人而活的情况下。不过她决定还是不麻烦老鼠了。她抹平裙子上的折痕，非常正式地说：
“我打算邀请您做一份工作：每天晚上六点钟来这里吃饭。”
她指了指士力架。
“要是我们双方都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好处，那么假如您死了，我不会让您躺在墙洞里面发臭，您也要为我这么做，如果人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的话。”
老鼠朝士力架迈出试探性的一步，伸长脖子嗅了嗅它的味道。布里特-玛丽拍拍膝盖上看不见的碎屑。
“活着的东西死了以后，身上的碳酸氢钠 [1] 会消失，您必须理解，所以人死了会发臭。这是英格丽德去世后，我在书上读到的。”
老鼠怀疑地抖抖胡须，布里特-玛丽歉意地清清嗓子。
“英格丽德是我姐姐，您知道吗，她死的时候，我担心她会发臭。为了中和胃里的酸性物质，人体会产生碳酸氢钠，可死人的尸体不会再产生碳酸氢钠，所以酸性物质会吃掉皮肤，最后流到地板上，臭味就是这么来的，您必须明白。”
她还想补充说，她一直认为（她这个想法是有理有据的），人的灵魂就住在碳酸氢钠里面，碳酸氢钠带着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就什么也不剩了，只剩下抱怨尸臭的邻居。但她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不希望引起麻烦。
老鼠吃掉了布里特-玛丽为它准备的晚餐，可并没说喜不喜欢这顿饭。
布里特-玛丽也没问它。
[1] 译注：碳酸氢钠，俗称小苏打。
9
从这个晚上开始，一切都变得真诚温和。天气不那么冷了，雪在从天而降的过程中变成了雨。孩子们摸黑踢着足球，根本不把黑暗和雨当回事。停车场里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光，来自披萨店的霓虹灯招牌和娱乐中心的厨房窗户，布里特-玛丽就站在窗口，躲在窗帘后，远远望着他们。坦白说，大多数孩子的球技都很糟糕，就算有更多盏灯照明，也只能让他们的弱点表现得更清楚。
老鼠已经回家了。布里特-玛丽锁上门，又洗刷了一遍整个娱乐中心。她回到窗口，望着外面的世界，足球时不时地跃过地上的几个水坑，砸到路面上，然后孩子们就用猜拳决定谁去捡球。
大卫和佩妮拉小的时候，肯特曾经告诉他们，布里特-玛丽不能和他们玩，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玩。但这不是真的，布里特-玛丽非常明白怎么玩猜拳，她只是觉得把石头放进布袋子里有点儿脏而已。至于剪刀，根本连想都不用想，谁知道来历不明的剪刀曾经剪过什么东西。
当然，肯特总说布里特-玛丽“消极得要死”，这是她缺乏社交能力的旁证。“该死！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开心点儿？”肯特拿出雪茄分给客人，布里特-玛丽打扫卫生、收拾家务，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肯特还算有点儿快活劲儿，布里特-玛丽总是臭着一张脸。也许生活就是这样，要是你每次都负责打扫别人留下的狼藉，恐怕很难高兴起来。
薇卡和奥马尔姐弟俩踢球时，薇卡比较冷静，精于算计，用脚的内侧轻轻拨球，就像你熟睡时无意识地在你家另一口子身上蹭脚指头那样。她弟弟却爱耍脾气，患得患失，紧追着球不放，好像足球欠了他一屁股债。连布里特-玛丽这种对足球一窍不通的人都看得出来，薇卡是停车场上最棒的球员，至少不会是最挫的那个。
奥马尔的风头总被他姐姐压着，和场上其他小孩一样，她让布里特-玛丽想起英格丽德。
英格丽德就从不消极。这种人有个特点，你很难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太积极，但也许积极的原因恰恰是每个人都喜欢她。英格丽德比布里特-玛丽大一岁，身高也比她多出五英寸——当然，要想压过妹妹的风头，不用高出这么多就能做到。布里特-玛丽已经习惯了给姐姐当背景，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
有时候，布里特-玛丽也会真的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渴望到几乎忍不住，这感觉简直要人命，不过它不会赖着不走，忍忍总能过去。
英格丽德当然总是渴望得到各种大大小小的东西——比方说她想当歌手，认为自己命中注定会出名，所以邻居家的男孩太普通，配不上她。布里特-玛丽却觉得，邻居家的那些男孩太不普通，以至于看都不看她一眼，而对姐姐来说，他们又太普通，哪方面都配不上她。
与她们住同一层楼的邻居家男孩是兄弟俩，阿尔夫和肯特。布里特-玛丽不明白的是，他们不管为了什么事都要吵架，而她却是姐姐的跟屁虫。然而这个问题从未困扰过英格丽德。“就咱们俩，布里特。”她常常在晚上这样低声告诉布里特-玛丽，说她们将来会去巴黎生活，住进一座满是仆人的宫殿里，这也是她叫妹妹“布里特”的原因——“布里特”听上去像美国名字。
诚然，巴黎居民有个美国名字似乎也挺奇怪的，但布里特-玛丽从不会提出不必要的反对意见。
薇卡性格严肃，可当她的球队冒着雨，在黑暗的院子里把球踢进两只饮料瓶组成的球门里时，她的笑声听上去竟很像英格丽德。英格丽德也喜欢玩。和所有爱玩的人一样，很难弄清她究竟因为爱游戏才擅长游戏，还是因为擅长游戏才爱游戏。
一个红头发小男孩的脸上被球狠狠地砸了一下，倒栽在泥坑里。布里特-玛丽不禁打了个寒战。砸中小男孩脸的那只球正是砸过她脑袋的同一只，看到那些泥巴，她很想给自己打一针破伤风，然而又很难不看孩子们踢球，因为英格丽德也会喜欢看的。
当然，如果肯特在这里，他会说这些小孩踢起球来太娘们儿了。肯特就是有这个本事，能用“太娘们儿了”五个字来形容所有的糟糕事。布里特-玛丽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反讽，但她敏锐地注意到，眼前的比赛中，踢得最不娘们儿的那个恰恰是个小女孩儿。
布里特-玛丽终于恢复了理智，不再犯傻似的盯着外面，在别人发现她之前离开了窗口。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娱乐中心沉浸在黑暗中，布里特-玛丽摸黑给她的花盆浇了水，往土里撒了小苏打，越发思念起她的阳台来。即便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也不算彻底的孤单，街上那么多汽车、房子和人都陪着你，你既属于他们，又不属于他们，这就是阳台最大的妙处。第二个妙处在于，她可以一大早（肯特起床以前）就站在阳台上，闭上眼睛，感受风从发间穿过。布里特-玛丽经常这样做，感觉就像在巴黎。当然她从没去过巴黎，因为肯特不和那边做生意，但她解决过许多关于巴黎的填字游戏，它是世界上跟填字游戏最有缘分的城市，住着各种有钱的名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清洁工。英格丽德喜欢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们到了巴黎会有多少仆人，只有这点布里特-玛丽不太同意——她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的姐姐不擅长打扫，以至于到了请别人帮忙打扫的程度。布里特-玛丽的母亲就曾经用蔑视的口气谈论这样的女人，所以她不希望别人也这样谈论英格丽德。
既然英格丽德将来注定要精通外面的世界，布里特-玛丽就想象自己擅长家里的各种事，比如打扫卫生、收拾屋子。她姐姐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注意到了她。布里特-玛丽每天早晨都帮她绑头发，英格丽德跟着她黑胶唱片里的旋律摇头晃脑的时候，从来不忘评论一句：“谢谢你，你绑得很好，布里特！”布里特-玛丽就从来不想要什么唱片，假如你有一个能真正看到你的姐姐，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呢？
门上传来一声巨响，似乎有人拿斧头劈了门板，布里特-玛丽惊得跳了起来。薇卡站在门口，虽然没拿斧子，但也和拿了斧子差不多糟糕：她身上的泥巴混合着雨水，滴滴答答淌了一地板，布里特-玛丽的内心在咆哮。
“您为什么不开灯呢？”薇卡眯缝起眼睛，盯着黑魆魆的屋内说。
“灯坏了，亲爱的。”
“您没试着换个灯泡？”薇卡皱着眉头问，语气似乎原本想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上个“亲爱的”，后来硬生生地憋住了。
奥马尔从她身后跳出来，他连鼻孔里都沾着泥巴。请注意，的确是鼻孔里面。布里特-玛丽根本想不出他是怎么做到的，地球上难道没有重力这种东西吗？
“您需要买几个灯泡？我有最好的节能灯泡！特价！”他热情地介绍着，不知从哪里拖出个背包。
薇卡踹了他的小腿一脚，脸上带着青少年特有的想装老成却放不开的紧张神情。
“我们能在这儿看比赛吗？”她问。
“什……什么比赛？”布里特-玛丽反问。
“那个比赛！”薇卡回答，跟人家问你“什么教皇”，你回答“那位教皇”时的语气差不离。
布里特-玛丽交叉着扣在肚子上的两只手无意识地拧了一下。
“比赛什么？”
“比赛足球！”薇卡和奥马尔吼道。
“哈。”布里特-玛丽嘀咕道，反感地打量着他们泥水斑斑的衣服。当然，她只对脏衣服有意见，可不是针对孩子们。她一点都不讨厌小孩。
“他总是让我们在这儿看球。”薇卡指着门里墙上挂着的照片说。照片上是那个举着黄色球衣的老头。
旁边另一张照片上，这个老头站在一辆卡车前，穿一件白球衣，衣服前胸有两只口袋，一只上面印着“博格足球”，另一只印着“教练”。这衣服该洗洗了，布里特-玛丽想。
“我怎么没听说？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得找他去。”她说。
两个小东西都没说话，沉默得仿佛要把屋子里的氧气吸光。
“他死了。”过了很长时间，薇卡盯着自己的鞋尖说。
布里特-玛丽看着照片里的老头，又看看自己的手。
“那真是……哈，真是太遗憾了。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呀。”她说。
薇卡恨恨地瞥了她一眼，接着拿胳膊肘捅了捅奥马尔，有些愤怒地说：
“走吧，奥马尔，我们去别的地方。别他妈的指望她了。”
薇卡转身要走的时候，布里特-玛丽发现几英尺开外的地方还有三个小孩在等着，全都只有十来岁的样子。一个红头发，一个黑头发，一个从体态看胆固醇明显偏高。三个人同时用控诉的眼神瞅着她。
“我能问问你们吗？为什么不在披萨店或者修车铺或者……管它是什么……看球赛呢？如果这个比赛那么重要的话？”布里特-玛丽礼貌地问，一点儿都不咄咄逼人。
奥马尔一个大脚把球开到停车场对面，平静地说：
“他们在那儿喝酒。要是输了的话。”
“哈。要是赢了呢？”
“赢了喝得更多。所以他一直让我们在这儿看球。”
“你们不会回自己家看吗？家里没有电视吗？”
“我们全队都要在一起看，谁家的地方都不够大，装不下这么多人。”薇卡突然斩钉截铁地插话道。
布里特-玛丽掸了掸裙子上的灰。
“你们的球队不是没了吗？”
“我们有球队！”薇卡咆哮道，跺着脚大步朝布里特-玛丽走来。
“我们在这儿，不是吗？我们还在这儿！我们还是一个队！就算他们关了王八蛋球场、王八蛋俱乐部，我们的王八蛋教练犯了王八蛋心脏病上了西天，我们还是一个球队！”
孩子眼里的怒火竟然让布里特-玛丽抖了起来，这种表达方式显然不适合正常的人类。薇卡的脸颊上出现两行泪水，布里特-玛丽拿不准这孩子是打算扑过来拥抱她还是和她拼命。
她觉得这两样自己都有点儿受不了。
“你们先等一下。”她惊慌地说，关上了门。
嗯，一切就是这样开始变得真诚温和起来的。
布里特-玛丽站在门里，呼吸着湿漉漉的花土和小苏打的气味，想起肯特看球赛时总是酒气熏天、吵吵嚷嚷，但他从来不到阳台上去，所以阳台只属于布里特-玛丽，对她来说是个非常独特的处所。至于她的那些花，她都谎称是自己买的，因为她知道，如果照实告诉肯特它们是从垃圾房或者街上捡来的（邻居搬家时丢掉不要了），他一定会说些非常难听的话。花花草草让她想起英格丽德，英格丽德喜欢有生命的东西，就因为这个，布里特-玛丽日复一日地拯救无家可归的植物，以此纪念她没有能力拯救的姐姐。只有这样做，她才能鼓起勇气想起英格丽德。你是没法和肯特解释这样的事的。
肯特不相信死亡，他相信进化。“那是进化。”有次电视上播出一档自然节目，看到一头狮子咬死了一匹受伤的斑马时，他点头赞许道，“就该这么对待弱者，不是吗？只有这样，物种才能延续下去，如果你不是最好的，就得接受自然规律，给强者让地方，对不对？”
和这样的人没法讨论阳台植物的事。
也没法讨论想念别人的感觉。
布里特-玛丽拿起手机，指尖微微颤抖。
拨了三次号，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才接起电话。
“喂？”女孩气喘吁吁地说。
“您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吗？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布里特-玛丽？我在健身房！”
“您可真棒。”
“有什么事吗？”
“来了几个孩子，他们说想在这儿看什么球赛。”
“噢，是的，那场比赛！我也准备看呢！”
“我怎么不知道我的职责还包括看孩子……”
女孩在电话那头呻吟了一声，好像撞到了什么地方。老实说，这一声听起来很矫情，似乎故意想让布里特-玛丽听见。
“布里特-玛丽，抱歉，我其实不应该在健身时接电话的。”
然后她叹了口气，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不过……您想想……这也是件好事，要是孩子们在您那里看足球的时候，您突然去世了，就不愁没人知道了！”
布里特-玛丽干巴巴地笑了几声，接着再也没说话。
女孩无奈地深吸一口气，然后传来跑步机关闭的声音。
“好了，对不起，布里特-玛丽，我只想开个玩笑。我不该那样说，我不是故意的……喂？”
布里特-玛丽已经挂了电话。半分钟后，她打开门，胳膊底下夹着一叠刚刚洗净折好的球衣。
“你们可不能穿着带泥巴的衣服进来，我刚拖了地！”说到这里，她突然闭了嘴。
在孩子们中间站了个警察，矮墩墩胖嘟嘟的，发型像一天前刚举办过自助烧烤聚会的草坪。
“你们这回又打算干什么？”布里特-玛丽咬牙切齿，低声质问薇卡。
警察看起来进退两难，眼前的这个女人和孩子们说的不一样。没错，她确实既挑剔又霸道，可也有点儿别的什么，比方说坚决、爱干净，还有种莫名其妙的……独特。他傻呵呵地盯着布里特-玛丽研究了一会儿，想对她说点什么，但最后觉得还是采取最文明的手段比较保险。于是，警察拿出一只大玻璃罐子，递给布里特-玛丽。
“我叫斯文，欢迎您到博格来。这是果酱。”
布里特-玛丽看着果酱罐子，薇卡看着斯文，不知所措的斯文茫然地拉扯着警服。
“蓝莓酱，我自己做的。上课学的，在镇上报的班。”
布里特-玛丽从头到脚扫了他一眼，又从脚到头扫了第二眼，每次扫到警服衬衫的时候，她的目光都会停一停。衬衫紧紧地绷在斯文的肚子上。
“我可没有适合您穿的球衣。”她告诉斯文。
斯文脸红了。
“不不不，不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想……欢迎您到博格来，只为了这个。没别的事。”
他把果酱罐子塞给薇卡，踉踉跄跄地跨出门槛，穿过停车场，向披萨店走去。薇卡瞅着果酱罐子，奥马尔瞅着布里特-玛丽没有戒指的左手无名指，咧了咧嘴。
“您结婚了吗？”他问。
布里特-玛丽被自己脱口而出的速度吓了一跳。
“我离婚了。”
这是她第一次大声说出这个事实。奥马尔的笑容更明显了，他朝斯文的背影点点头。
“斯文现在单身，告诉您一声。”
布里特-玛丽听见别的孩子嘀嘀咕咕起来，她把球衣往奥马尔怀里一塞，从薇卡手中夺过果酱罐子，消失在黑漆漆的娱乐中心里。六七个小孩愣愣地杵在娱乐中心门口，翻着白眼儿。
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
10
足球是一种奇怪的运动，它不会死乞白赖地求着你爱它，只会颐指气使地命令你爱它。
布里特-玛丽像个坟墓被人改造成迪斯科舞厅的怨灵那样，在娱乐中心里没着没落地乱飘。
孩子们坐在沙发上，身穿清一色的白球衣，喝着软饮料。当然，在布里特-玛丽的督促下，他们的屁股和沙发之间统统隔着一条毛巾，因为她可没那么多小苏打把每个孩子从头到脚刷一遍。当然，每个孩子的饮料罐下面都压着个杯垫，虽然不是什么正经杯垫——每一片都是布里特-玛丽用两截厕纸叠的。事急从权，可是“权”他老人家自己也想不明白为啥不能直接把易拉罐搁到桌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