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公寓陷入比先前还要寂静的寂静之中，平时甚至听不到一点声音。布里特-玛丽日复一日地擦着窗户，等待变化的发生。
有一天，肯特出现在楼梯平台上，前一天是她母亲的葬礼。他说自己离婚了，带着两个孩子。
等待太久的布里特-玛丽觉得这一定是她的幻想。肯特对她微笑的时候，就像阳光照在脸上，从那一刻开始，她就把他的梦当成了自己的梦，把他的人生视作她自己的人生。她擅长这个，人总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人总希望某些人知道他就在那儿。
现在，肯特来到博格，出现在她的门口，还捧着花。他在微笑，有如阳光照着她的脸，一旦知道从头开始有多难，你就很难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
“你在等人吗？”肯特不安地问，仿佛又变回了当年站在楼梯平台上的那个男孩。
布里特-玛丽震惊地摇了摇头。他笑了。
“我收到了你的明信片。我……好吧……会计查了你的取款记录。”他有些尴尬地说，指了指外面那条通往镇上的公路。
布里特-玛丽不知道该说什么，肯特继续道：
“我在披萨店里打听你。那个坐轮椅的女人不想说你在哪儿，有两个喝咖啡的哥们儿倒是非常愿意告诉我。你认识他们吗？”
“不。”布里特-玛丽低声说，不确定他是不是在瞎编。
肯特举起花束。
“亲爱的……我……该死，对不起！我，她，那个女人，我们什么都不是。已经结束了。我爱的是你。该死。亲爱的！”
布里特-玛丽这才发现肯特拄着一根棍子，慌忙问：
“你这是怎么啦？”
“啊，不用大惊小怪。医生说我心脏病发作之后需要用这玩意儿拄几天，没事。就好比汽车在车库里停了半个冬天，车底盘可能会有点儿生锈！”他笑了笑，冲着自己的腿点点头。
她想握住他的手。
请他进屋似乎不合适，哪怕他们回到小时候也不行，她母亲不许她把男孩领进卧室。肯特是她第一个领进卧室的男孩，而那时她母亲已经去世了。那个男孩留了下来，把她的家变成自己家，把自己的人生变成她的人生。所以，他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钻进肯特的宝马，因为他们只有在车里的时候才最自在——他开车，她坐副驾，假装只是路过这里，离开博格，好像他们不过是半路下车，在这儿寄张明信片而已。
他们真的开车去了镇上，又开回来。肯特右手一直握着换挡杆，好让布里特-玛丽把左手没受伤的那只手的手指搭在他手上，通过这样做让两人获得一种齐心协力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的感觉。他的衬衣皱巴巴的，肚子那儿还有咖啡渍。布里特-玛丽想起萨米说别人会以为那些穿脏衣服的孩子住在树林里，肯特看上去真的像在树林里住过，而且在树上睡觉时摔了下来，在每一根树枝上碾了一遍才滚到地上。发现她在打量他的衬衣，肯特抱歉地笑了笑。
“我找不到那个该死的熨斗了，亲爱的。你不在，家里全乱套了，你知道吧。”
布里特-玛丽没说话，她在担心别人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说，肯特的老婆甩了他，留下他一个人拄着拐棍乱转，像只没头的苍蝇？她觉得左手无名指冷飕飕的，幸好有绷带挡着，肯特看不见它。她明知事实是他让她失望了，然而无法不考虑是自己对不起他的错觉。要是在你爱的人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所谓的爱还有什么意义？
肯特咳嗽了几声，脚从油门踏板上抬起，可前方的道路上什么障碍都没有。
布里特-玛丽从来没见过他毫无原因地放慢车速。
“医生说我的情况不太好。很早以前说的，我的意思是。那时觉得我都不像我自己了，每天都得吃该死的药片，抗抑郁还是什么的。”
他的语气就像在谈论什么商业计划，计划的结果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仿佛很晚才回家，还带着一身披萨味只是计划的副产品，很容易纠正，所以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她想问问他为什么没给她打电话，毕竟她还有部手机，但又意识到他可能觉得她不会开机，于是继续保持沉默。车开进博格，他望着窗外。
“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对不对？你妈都怎么说乡下来着？‘除了平凡就是平庸’？简直太逗了，你妈。可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养老，真就有点儿讽刺了，对不对？况且你都四十年没出过家门了！”
他像讲笑话一样地说着，这种表达方式让她有点儿接受不了。但当他们停在银行家门口的时候，从他粗重的呼吸中，她听出了他内心的苦痛，并且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了。他自己的母亲下葬时，他都不曾哭过，只是紧抓着布里特-玛丽的手而已。
“结束了，我和她。那个女人。她从来都算不得什么。而你不一样，布里特-玛丽。”
他握起她没受伤的那只手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低声说：
“我需要你在家里，亲爱的。我需要你回家。别把我们过了一辈子的生活丢下不管，就因为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布里特-玛丽拂掉裙子上看不见的碎屑，举起手中的花束嗅了嗅。
“男孩不许进我的卧室，过去不行，现在也不行。”她小声说。
他大声笑起来。她的脸红了。
“明天？”布里特-玛丽走下车，肯特在她身后喊道。
她点点头。
因为选择一种生活跟买鞋不一样，甚至跟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关系也不大。过日子的意义在于抱团，和另一个人身上的你自己抱团，还需要回忆、墙壁、碗橱、餐具抽屉等等来帮助你知道各种东西都放在哪里。
这是一种有条理的完美生活，但需要你去适应；是一种流线型的存在方式，但建立在两套人格的基础上：水泥和石头、遥控器和填字游戏、衬衣和小苏打、浴室柜和第三个抽屉里的电动剃须刀。为了这种生活，肯特需要她，如果她不在那里，这些东西都将失去它们的意义。
她上楼来到自己房间，打开抽屉，叠好毛巾。
手机响了，劳动就业办公室女孩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但布里特-玛丽按了拒绝接听键，独自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夜，守着打包好的行李。
24
“你这样看着我，好像对我有意见似的。但我要让你知道，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这样。”布里特-玛丽坚决地说。发现对方没有回应，她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也许你并不打算像对我有意见似的看着我，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对方依旧没说话。她在凳子上坐下，两手扣在膝盖上，说：
“我得嘱咐你一句，毛巾会一直放在老地方，你可以继续用它擦爪子，那可不是什么装饰品哟。”
老鼠啃了几口士力架，什么也没说，然而布里特-玛丽明显感受到了它的腹诽。她自我辩护般地解释道：
“对于人类来说，爱情不一定都意味着烟花和交响乐。如果你认为就应该是烟花和交响乐，当然也没有错，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爱情还可以是别的东西，理智的东西！”
老鼠又啃了几口士力架，伸出爪子蹭了蹭毛巾，然后接着啃士力架。
“肯特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当然不会坐在这儿听一只老鼠给我讲道理。”布里特-玛丽说，又想了想，交换了一下两手的位置，补充道：
“当然，我并不是批评你，做老鼠应该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
老鼠似乎并不打算反驳她，布里特-玛丽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说：
“只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过得挺抑郁，你必须明白。”
老鼠啃着士力架，孩子们在娱乐中心外面的停车场踢球。透过门廊，布里特-玛丽看到肯特的宝马停在外面，他也在和孩子们踢球。他们喜欢他。初次见到肯特时，人人都喜欢他，需要好几年才能看到他不那么好的一面。在给人的印象方面，布里特-玛丽恰好和他相反。
她其实不知道“忧郁”这个词用得对不对，想找个更准确的词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就好像做填字游戏那样，这次的谜面是“沮丧”“感觉不开心”，或者“心情不好，有时候还会胃疼”。
“也许‘垂头丧气’这个词更合适。”她想了想，谨慎地告诉老鼠。
布里特-玛丽已经垂头丧气了好一阵子。
“你可能会认为这很可笑，可从某些方面来说，我在博格却比在家的时候开心一点……但我并不是被迫选择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我本可以做出改变，可以找份工作。”布里特-玛丽说，她觉得自己更像是在为肯特辩解。
不过，这么说也不完全是一厢情愿。刚结婚的时候，她的确可以找一份工作，只是肯特觉得再等等更好，只需要再等一年左右。他指出，如果布里特-玛丽出去工作，家里就没人照顾，而且听他的口气，他是肯定不会自告奋勇承担起这个责任的。
于是，在家照顾母亲几年之后，布里特-玛丽又在家照顾了肯特的孩子们几年，后来肯特的母亲病了，布里特-玛丽又照顾了她几年。肯特认为这是最好的安排，因为那时候他的事业正处于过渡期，各种计划尚未就位。而且，邀请他的德国客户到家里吃饭时，如果布里特-玛丽能够在家就再好不过了，这样对全家都好。他所谓的“全家”显然是指除了布里特-玛丽之外的家里的每一个人。“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娱乐消费可以免税。”肯特总是这样说，但他从来不提谁会是免税的受益人。
就这样，一年变成了几年，几年变成了一辈子。直到某天早上她醒来，才发觉光阴虚掷，来日无多，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本来可以找份工作的，是我自己选择留在家里，我并不是受害者。”布里特-玛丽说。
但她没说自己做出过怎样的努力：她去参加过不少工作面试，但并没有告诉肯特，因为他只会问那工作给多少钱。听了她的回答，他会讥笑道：“还不如你留在家里，我发钱给你呢！”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开个玩笑，布里特-玛丽却接受不了，所以久而久之，她再也不愿告诉肯特。每次面试她都准时到场，每次总有人比她先到。等候室里清一色几乎都是年轻女性，有一次，其中一位和布里特-玛丽搭话，因为她不相信年龄这么大的人会出来和她找同一份工作。她告诉布里特-玛丽，自己被丈夫抛弃，独自拉扯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还有病。轮到这个女人面试时，布里特-玛丽起身回家去了。你尽可以说布里特-玛丽这里不好那里不对，但她绝对不会和更需要工作的人争夺工作机会。
显然她不会告诉老鼠这些事，不想让它觉得她在博取同情。而且，谁知道老鼠每天过的又是什么样的日子。
说不定它在可怕的事故中失去了全家，这种事情报纸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肯特的压力很大，你必须理解。”她解释道。
他的压力的确很大，养活一家人需要时间，也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一个人。”布里特-玛丽对老鼠说，声音越来越小。
肯特走路时喜欢用脚跟碾着地面，不是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些，然而这就是他。他睡觉时会蜷着身子，好像觉得冷，无论布里特-玛丽轻轻给他盖上多少条毯子都没用。他还恐高。
“他懂得很多知识，尤其是地理方面！”她说。
和精通地理知识的人分享同一张沙发时，你可以在对方的协助下轻松解决填字游戏，这十分难得。爱情不一定都要像烟花那样绚烂，帮助另一半做填字游戏，答出“五个字母组成的国家首都名称”或者“知道另一半的鞋跟什么时候该换了”也是爱情的表现方式。
“他可以改。”布里特-玛丽想大声说出这句话，甚至还清了清嗓子，然而声音却像蚊子叫。
他当然能改，甚至无需彻底改头换面，只要变回出轨之前的样子就够了。
他在吃药，现代医学可以创造种种奇迹。
“几年前他们克隆了一只羊，你能想象吗？”布里特-玛丽问老鼠。
老鼠决定告辞。
她把盘子洗净收好，擦了窗户，看肯特和奥马尔、恐龙踢球。她也可以改，她敢肯定，这样就能摆脱令人厌烦的无聊生活。当然，跟肯特回去之后，生活未必有所改观，但至少可以回归正常。
“我还没做好面对这种反常生活的准备。”布里特-玛丽说，说完才意识到老鼠已经走了。
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而且她并没有做好了解其他人的准备，还是先学会自重比较好。
她站在门口，看到肯特踢进一个球：他拄着拐棍跳起来，踮着一只脚转了一圈，虽然医生可能不推荐心脏病康复期的病人做这个动作，但布里特-玛丽不打算责备他，因为他看上去是那么快乐，她觉得保持心情愉快应该也对心脏病的康复有好处。
奥马尔嚷嚷着要坐宝马兜风，目的是体验传说中“爽到爆”的感觉。布里特-玛丽同样觉得这是好事，所以也没打算责备奥马尔。肯特抓住良机，想方设法让孩子们明白了宝马有多贵，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惊吓。兜第三圈的时候，他让奥马尔开车，奥马尔的反应仿佛肯特是让他去骑一条龙。
走进披萨店的时候，斯文破天荒地没穿他那身警服，所以直到走到布里特-玛丽近前，她才注意到他。他看看宝马，又看看布里特-玛丽，清清嗓子。
“您好，布里特-玛丽。”他说。
“您好。”她说，有点儿惊讶。
她紧紧地攥住手提包，他像个中学生那样用力把手插进衣袋。今天他穿了衬衫，头发整齐熨帖，似乎蘸着水梳过，不知道这个发型是否为她而梳，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防止自己说出什么鬼迷心窍的蠢话，她的理智率先开了腔：
“那是我丈夫！”
她指着宝马。斯文的手在夹克口袋里插得更深了。
看到他们，肯特停下车，一手拄着拐杖，摇摇晃晃但自信地走过来和斯文握手，不过握的时间有点儿长。
“肯特！”肯特洋洋得意地自我介绍道。
“斯文。”斯文小声嘟囔着说。
“我丈夫。”布里特-玛丽再次提醒斯文。
斯文把手收回夹克口袋，整件衣服都跟着皱了起来。
布里特-玛丽攥手提包的手越来越紧，手指头都攥疼了，可能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在疼。肯特得意地笑起来。
“这群孩子挺不错！那个鬈毛想当企业家，他对您说过没有？”
他朝奥马尔那边笑笑，布里特-玛丽低头盯着地面，斯文抬头看着肯特，表情严肃。
“您不能把车停在这里。”他说，肘关节朝宝马晃了晃，手还在兜里插着。
“噢，没错。”肯特满不在乎地说，不耐烦地朝他摆摆手。
“听着，您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而且我们这儿也不允许小孩开车。这是不负责任！”斯文坚持道，布里特-玛丽头一次听见他用这种恶狠狠的语气说话。
“您用不着那么紧张，好吗？”肯特笑道，带着明显的优越感。
斯文浑身发抖，他在衣兜里伸着两根食指，顶着夹克的衬里。
“无论怎么样，您都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而且让小孩开车是违法的，您必须承认，不管您是从哪里来的……”
最后几个字的音量很低，似乎刚说出来就后悔了，肯特倚着拐棍咳嗽起来，有点儿不知所措。
他看着布里特-玛丽，但她没看他，所以他只好盯着斯文。
“您以为您是谁——您是干什么的？警察吗？”
“没错！”斯文说。
“好吧，是我该死。”肯特笑道，接着便换上一本正经的表情，挺直腰杆，冲着斯文嘲讽地敬了个礼。
斯文的脸红了，眼睛盯着自己的夹克拉链。布里特-玛丽的呼吸急促起来，她向前走了几步，似乎打算站在他俩中间，但最后只是重重地跺了两下脚，说：
“拜托，肯特，你为什么不把车挪一下？都停到足球场中间去了。”
肯特叹了口气，调皮地冲她点点头，做了个投降的手势，仿佛有人在威胁他。
“当然，当然可以，如果警长坚持这样要求的话。没问题，您只要别开枪就好！”
他夸张地走了几步，向布里特-玛丽靠过去。她已经不记得他上次亲她的脸是什么时候了。
“我去镇上的旅馆看了看，那儿的房间简直像该死的老鼠洞一样，你知道吧，这种地方都这样。不过我发现旅馆对面有家餐馆还算不错，就这种环——境——而言。”他故意提高声音让斯文听见，说到“环境”两个字时，他以充满优越感的姿态，依次指点着披萨店、娱乐中心和那条公路。挪车时，他故意狂轰油门，引擎发出炫耀的鸣响。挪好车，他又给奥马尔一张自己的名片，因为除了告诉别人他买来的东西有多贵，肯特还喜欢分发名片。他的这几招让奥马尔深受触动。布里特-玛丽不记得斯文是什么时候转身离开的，等她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她独自站在披萨店外面，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敲得粉碎。她试着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因为她从来不曾把自己的内心感觉放在第一位，开始新的生活已然太晚。
她和肯特在镇上的那家餐馆吃了晚饭，那儿有白色的桌布和一本没有照片的菜单，对待餐具的态度似乎也很严肃，或者至少可以说，这家餐馆没把餐具的选择看成是一个笑话。肯特告诉布里特-玛丽，她不在，他觉得很孤独。其实他的原话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看起来他对待她的态度也挺严肃，至少没把她当成笑话。她注意到，他把以前的旧皮带找出来系上了，看起来破破烂烂，而她走之前刚刚修理过他经常系的那根皮带，他显然是没找到。她想告诉他，它就在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已经整整齐齐地卷好了。在他们的卧室。她希望他大声喊出她的名字。
然而他只是搔了搔胡茬，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问：
“可这个什么库珀，那个……他……你们是怎么成了……朋友的？”
布里特-玛丽也尽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
“他只是个警察，肯特。”
肯特点点头，然后用力眨眨眼。
“你必须相信我，我真的知道错了，亲爱的。已经结束了。我不会再联系她。你不能因为我走错这一步就惩罚我一辈子，对不对？”他越过桌子伸过手来，轻轻握住她缠着绷带的那只手。
他还戴着结婚戒指。她觉得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白印子火辣辣的，似乎在谴责她。他拍着绷带，似乎不曾想过它为什么会缠在布里特-玛丽手上。
“好啦，亲爱的，你已经表明了你的想法，很明显！我明白！”
她点点头，因为这是真的，因为她从来不想让他受苦，他只需要知道自己错了。
“你一定觉得足球队的事很荒唐。”她低声说。
“你在开玩笑吗？我觉得那很棒！”
食物端上来时，他立刻松开她的手，她马上开始想念手被他握住的感觉——好比你去理发，理发师剪掉的头发比你期望的还要多，那走出理发店时，你心里难免空落落的。
她把餐巾整齐地铺在腿上，像哄孩子睡觉那样轻柔地拍打着它，小声说：
“我也是。我也觉得那很棒。”
肯特面露喜色，俯过身来，深深地看着布里特-玛丽的眼睛。
“嘿，亲爱的，我有一个主意：你留在这里帮助那些孩子参加杯赛，就是鬈毛今天说的那场比赛。等一切结束后我们再回家，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怎么样？”
布里特-玛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非常用力，以至于吸到一半时差点漏气。
“那就太好了，谢谢你。”她低声说。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亲爱的。”肯特点头道。他叫住女侍者，请她把胡椒研磨瓶拿来，可桌上的菜他还没有动过。
当然，这儿的食物十分正常，没有稀奇古怪的品种。布里特-玛丽差点把她试吃墨西哥卷饼的经过告诉肯特，然而常识阻止了她。她还想把最近遇到的各种事告诉他，最后也都没说，因为说与不说大概已经没有那么重要。无论如何，肯特都会把话题转移到他和德国人的生意上。
布里特-玛丽点了炸薯条做配菜。她不吃炸薯条，因为不喜欢，但和肯特出去吃饭时，她总会点这个，因为怕肯特吃不饱。
肯特伸过胳膊来够她的炸薯条时，布里特-玛丽瞥了一眼窗外。直觉告诉她，街上可能会有一辆警车，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她的想象。她羞愧地低头看着腿上的餐巾。她在这儿，一个成年女性，对紧急救援车辆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幻想。别人知道了会怎么说？
肯特开车送她去停车场监督孩子们练球，在他的宝马里一直等到训练结束。银行也在那里，所以布里特-玛丽让银行指挥大家训练，她自己大多数时间都是拿着花名册站在旁边看着。训练结束后，布里特-玛丽甚至想不起今天都练了什么、自己和孩子们说没说话、有没有和他们道别。
肯特开车送布里特-玛丽、银行和她的白狗回银行家，银行和狗没问他的宝马值多少钱就钻出车外，肯特很是不满。银行的棍子不小心敲在了车身的漆面上——前两次肯定不是故意的。肯特摆弄着他的手机，布里特-玛丽坐在他旁边等着，因为她十分擅长这样做。最后，他终于说：
“我必须走了，明天得去见会计。准备和德国人谈重要的事，你知道吧，大计划！”
为了强调计划很大，他坚定地点着头。
布里特-玛丽鼓励地微笑着，敞开车门。就在此时，一个想法突然冒出来，她不假思索地问：
“你支持哪支足球队？”
“曼联。”他惊讶地回答，连手机都不看了，抬起头来看她。
她点点头，下了车。
“晚餐很好，肯特，谢谢你。”
他身体一横，斜靠到副驾驶位上，仰脸看着她。
“等回了家，我们就去剧院，就我们俩，好吗，亲爱的？我保证！”
她站在门厅里目送肯特的车开走。正要关门时，发现路对面的那两个老太太扶着助行器站在花园里盯着她看，她连忙旋风般地躲进屋内。
银行在厨房吃培根。
“我丈夫支持曼联。”布里特-玛丽告诉她。
“他妈的一目了然。”银行说。
布里特-玛丽却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25
布里特-玛丽把第二天早晨的时间全部贡献给了清洁阳台家具。她会想念它们的。扶着助行器的两个老太太出现在路对面，颤颤巍巍地去信箱拿报纸。布里特-玛丽朝她们招手，可她们只是瞪她一眼，然后用力关上门。
布里特-玛丽下楼时，银行在煎培根，可她显然没打开排气扇。布里特-玛丽非常羡慕银行，因为她丝毫不觉得烧焦的猪肉味道难闻，也不关心邻居会怎么想。
她犹豫着走到门厅和厨房之间的分界线上。银行似乎不知道她过来了，于是她清了两遍嗓子，因为感觉自己似乎欠房东一个解释。
“我猜，您一定觉得我该对您解释一下我丈夫的事。”布里特-玛丽说。
“不觉得。”银行坚决地说。
“哦。”布里特-玛丽失望地说。
“培根？”银行咕哝道，往煎锅里浇了一勺啤酒。
“不，谢谢。”布里特-玛丽说，当然，她不是觉得啤酒煎培根恶心，肯定不是。她继续道：
“他是我丈夫。我们没真的离婚。我只是临时出门，就像度假一样。不过现在我得回家了，您必须理解。我知道也许您并不明白这种事，但他是我丈夫。在我这样的年纪离开丈夫，绝对不合适。”
银行看上去并不想讨论布里特-玛丽和肯特的关系。
“你确定不想来点培根吗？”她喃喃地说。
布里特-玛丽摇了摇头。
“不，谢谢。我想让您明白，他不是坏男人。他犯了错，可任何人都会犯错。我敢肯定，他以前也有大把的机会犯错，只是没做而已。不能因为一个错误就彻底否定一个人。”
“培根真不错。”银行说。
“我有义务。婚姻义务。不能轻易放弃。”布里特-玛丽解释道。
“要是有鸡蛋，我会给你煎个蛋，可是狗把鸡蛋吃了，所以你只能凑合吃点培根了。”
“您想想，怎么能抛弃和您过了一辈子的人？”
“所以说，你愿意来点培根了？”银行探询地问，打开了排气扇。
从银行的反应可以推断，比起煎培根的味道，她更讨厌布里特-玛丽的声音，于是布里特-玛丽用力跺了跺脚。
“我不吃培根！胆固醇太高。肯特现在也很注意身体。我告诉您，他今年秋天去看了医生。我们的医生很有水平，是个移民，您知道吗，从德国来的！”
银行把排气扇的抽力调到最高挡，布里特-玛丽必须扯着嗓子才能压过排气扇和煎培根的噪音，所以她最后几乎是喊出来的：
“在丈夫心脏病发作时离家出走，这样其实很不厚道！我不是那种女人！”
一个盘子被重重地掼在她面前的桌子上，里面的肥油应声溅到了盘子边缘。
“吃你的培根吧。”银行说。
布里特-玛丽把培根喂给了白狗，但她没再说关于肯特的话，至少试着不去说。她想了想，问：
“支持曼联代表什么？有什么含义吗？”
银行嚼着满嘴的培根回答：
“曼联总是赢，所以支持这支队的人觉得他们天生就是赢家。”
“哈。”
银行没再说别的。布里特-玛丽站起来，把她的盘子洗净擦干，然后站在那里，以防银行还有什么话要补充，可银行似乎忘记了布里特-玛丽还在那儿。布里特-玛丽只好清清嗓子，不容置疑地再次强调道：
“肯特不是坏男人，他也不总是赢。”
白狗看着银行，仿佛她干了什么亏心事。银行似乎感应到了白狗的目光，因为她心虚地继续低头吃饭，甚至比平常还要沉默。布里特-玛丽离开厨房，来到门厅，穿上大衣，利落地把小本本塞进手提包，这时她听到白狗在厨房里冲着银行“呜呜”叫了几声，银行也低沉地咆哮着回应，好像在回答它的质问。过了很长时间，银行仿佛终于下定了决心，朝门厅里喊道：
“你想搭个便车吗？”
“您说什么？”布里特-玛丽说。
“要我开车送你去娱乐中心吗？”银行问。
布里特-玛丽走到厨房门口，惊讶地瞪着银行，手提包差点滑落在地。
“开车？您怎么会……我……不，不用……谢谢您。我不想……我不知道……我当然没有偏见，可您怎么……”
看到银行脸上得意的笑容时，她闭了嘴。
“我几乎失明了。我不开车。我开玩笑呢，布里特-玛丽。”
白狗鼓励地看着银行，布里特-玛丽整了整发型。
“哈。那个……还是该谢谢您。”
“不用担心那么多，布里特-玛丽！”银行在她身后叫道，布里特-玛丽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应这种毫无来由的安慰，嗯。
布里特-玛丽步行来到娱乐中心，打扫了卫生，擦了窗户，透过窗玻璃往外看。现在她能看到第一天来博格时看不到的东西，菲克新帮了大忙。
她在门口放了士力架，走到她原本以为只是停车场的足球训练场对面。斯文的车停在披萨店外面。跨入店门之前，布里特-玛丽做了个深呼吸。
“您好。”她说。
“布里特！您还好吧？”坐轮椅的女人端着一壶咖啡，摇着轮椅冲出厨房。
斯文站在收银台旁边，穿着警服。他迅速摘下警帽，两只手握着它。
“您好，布里特-玛丽。”他说。他在微笑，而且似乎长高了几英寸。
接着窗户那儿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
“早上好，亲爱的！”
肯特坐在一张桌子旁喝咖啡。他已经脱掉了鞋，脚架在对面的椅子上，这是他最大的本事之一：无论在什么地方喝咖啡，都能表现得像在自家起居室那样无拘无束。不管到哪儿他都很放得开，像在自己家一样，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他。
斯文的身高又缩回去了，好像漏气了一样。布里特-玛丽感觉自己的小心脏用力蹦了两下，连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以为你去见会计了。”她过了半晌才说。
“我马上就走，但那个叫奥马尔的孩子说要给我看点东西。”肯特笑着说，仿佛全世界的时间都是他的，接着他戏谑地朝斯文眨眨眼，大声说：
“别担心，警长，我今天没违章停车，我停在路那边了。”
斯文在裤腿上蹭蹭手掌，看着地板回应道：
“您也不能把车停在那里。”
肯特认真地点点头。
“警长要罚款吗？警长接受现金吗？”
他掏出钱包搁在桌上。他的钱包很厚，甚至需要动用橡皮筋捆起来才能塞进裤子后袋。然后他笑起来，似乎刚才的对话完全是在开玩笑。他擅长这个，肯特擅长把所有事当成笑话，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不会觉得受到冒犯，所以他才总是可以说：“啊，得了吧，您难道没有幽默感吗？”在这个世界上，那些缺少幽默感的人总是输的那一方。
斯文再次低头看地板。
“我不开违章停车罚单，我不是交通督导员。”
“好吧，警长！好吧！可是警长自己显然愿意在哪儿停车就哪儿停车。”肯特咧嘴笑着，朝警车点着头。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停在外面的警车。
斯文还没来得及说话，肯特就朝坐轮椅的女人嚷嚷道：
“别担心警长的咖啡，我给他付钱！反正警长的工资也是我们这些纳税人发的，所以都记在我账上！”
斯文没理肯特，拿出几张钞票放在柜台上，低声对坐轮椅的女人说：
“我的咖啡我自己付钱。”
然后他眼睛盯着布里特-玛丽，对坐轮椅的女人说：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打包。”
坐轮椅的女人想说点什么，却被肯特打断了。
“瞧瞧这个，亲爱的！我让奥马尔印了这个！”他摇晃着手里的一大把名片喊道。
发现披萨店里的人没有马上跑到他的桌前围观，肯特叹息一声，故作委屈地站起来，仿佛别人都没有幽默感，他只穿袜子就走到柜台边——如此不文明的举止成功引发了布里特-玛丽内心的咆哮——递给斯文一张名片。
“拿着，警长！拿张名片吧！”
他又朝布里特-玛丽笑笑，给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奥马尔——企业家”。
“那个什么镇上有家印刷店，今早加急印出来的，店里的人乐坏了。可怜的家伙们，平时基本没什么顾客！”肯特快活地告诉他们，说到“镇”这个字时，他还在空中比划着引号的手势。
斯文站在原地，用力咽下一口唾沫。坐轮椅的女人把他的咖啡倒进一只纸杯，斯文立刻拿起纸杯，径直朝门口走去。
经过布里特-玛丽身旁时，他放慢了步子，非常短暂地与她对视了一下。
“祝您……今天心情愉快，您肯定会的。”他喃喃自语道。
“您……好吧，我是说……您也是。”布里特-玛丽说，吸着腮帮子。
“您可得多保重呐，警长！”肯特用美国口音喊道。
斯文停下脚步，目光聚焦在地板上。布里特-玛丽看到他紧紧握起拳头，指关节泛白，然后他强迫自己把手插进裤兜，如同把猛兽套进麻袋。门在他身后愉快地叮当作响。
布里特-玛丽站在收银机前，感到一阵失落。肯特最擅长的就是在她觉得不自在的时候表现得十分自在。他敲敲布里特-玛丽的背，举着名片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拜托，肯特。你最起码应该把鞋穿上吧？”她低声说。
肯特惊讶地看着他的袜子，扭了扭从一个破洞里伸出来的大脚趾，好像这才发现自己没穿鞋。
“好的，好的，亲爱的，当然可以。反正我现在必须走了。等那孩子过来的时候把这些给他！”
他夸张地抖动手腕，手表发出咔哒咔哒的脆响，布里特-玛丽知道那是一块很贵的表，肯特也会让所有在加油站排队交钱时偶然遇到他的人知道这一点。他把名片塞给布里特-玛丽，亲了亲她的脸颊。
“我今晚回来！”他出门时喊道，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布里特-玛丽站在那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当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会采取一贯的处理方式：打扫卫生。
坐轮椅的女人什么都没问。她要么根本不关心，要么就是太在乎。
奥马尔在午餐时间出现了，他一进店门就扑向布里特-玛丽，仿佛地球上只剩他们俩，而最后一袋薯片在她手里。
“肯特在这儿吗？他来了吗？他在吗？”他扯着布里特-玛丽的胳膊嚷道。
“肯特去见会计了，他今天晚上回来。”
“我给他的宝马搞来了最棒的轮辋！非常酷炫！您想看看吗？我给他特价了……您知道吧！”
布里特-玛丽没问这是什么意思，但她感觉一定又有被迫停在博格的卡车或者别的什么车满载而来，轻载而归了。
布里特-玛丽把名片给奥马尔时，他突然安静下来，捧着那些小纸片，仿佛它们是昂贵的真丝做的。门又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薇卡进来了，她看都没看布里特-玛丽。
“你好，薇卡。”布里特-玛丽说。
薇卡没理她。
“你好，薇卡！”布里特-玛丽重复道。
“快看我的名片！太牛逼了！肯特给我的！”奥马尔叫道，两眼放光。
薇卡无动于衷，一头扎进厨房，很快便传来她刷盘子的声音，但又像有什么爬行动物钻进了水槽，她正想方设法把它打死。坐轮椅的女人从厨房出来，歉意地朝布里特-玛丽耸耸肩。
“薇卡很生气，你知道吧。”
“您是怎么知道的？”布里特-玛丽问。
“十几岁的小屁孩，竟然不用大人吩咐就主动刷盘子，显然是气疯了，对不对？”
布里特-玛丽不得不佩服她的逻辑推理能力。
“她为什么那么生气？”
奥马尔热情地回答：
“因为她知道肯特在这儿，所以她觉得你要走了！”
听起来他自己倒不怎么生气，因为用足球教练交换轮辋生意订单在他看来还是比较划算的，是一桩好买卖。
“我会暂时留在博格，等比赛结束了再走。”布里特-玛丽说，有点儿像自言自语，而不是对别人说的。
奥马尔似乎没在听她说话，甚至都没给她纠正用词错误：是“杯赛”，而不是什么“比赛”。连布里特-玛丽自己都有点儿希望他能这样做。后来，戴帽子的两个络腮胡进来了，又开始喝咖啡、看报纸，照常把布里特-玛丽当空气，不过今天他们明显轻松了许多，仿佛知道很快就不用再假装当她不存在一样。
薇卡显然已经把能摔打的东西都摔打了一遍，所以她旋风般冲出厨房，朝店门口扑去。
“哈。我猜你要走啦？”布里特-玛丽尽可能友好地问。
“说得好像您在乎似的。”薇卡怒道。
“你会准时参加训练吗？”
“训不训练又他妈的有什么关系？”
“起码穿件外套再走！外面挺冷——”
“滚吧，老太婆！带着您的蠢老头滚回去过你们的傻逼日子吧！”
薇卡用力甩上门，店门先是“砰”的一声，然后照旧愉快地叮叮当当起来。奥马尔匆匆收好名片，跟着跑了出去。布里特-玛丽在后面叫他，可他要么没听到，要么不在乎。
两个孩子走了以后，布里特-玛丽板着脸，把整个披萨店打扫了一遍，没人敢上前阻止她。
干完活儿，她一屁股坐到厨房的凳子上，坐轮椅的女人坐在她旁边，喝着啤酒，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啤酒，布里特-玛丽。要不要来点儿？”
布里特-玛丽朝她眨眨眼。
“好呀，您知道吗？当然可以。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想来点啤酒。”
于是她们坐在那里喝啤酒，一句话都没说。布里特-玛丽刚喝了两三口，店门又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她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进来，也许因为今天下午是她第一次喝了这么多啤酒，感觉头昏脑涨，所以才没有马上意识到年轻人的脸上蒙着个头套。
但坐轮椅的女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放下啤酒，摇着轮椅来到布里特-玛丽身后，用力拽拽她的衣袖。
“布里特-玛丽，快趴下，就现在！”
这时候，布里特-玛丽才看见那把手枪。
26
直视着黑洞洞的枪管会给人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那里面的黑暗仿佛能把你吞噬，又好像在吸引你掉进去。
几个小时后，一些警察从镇上来到披萨店，问布里特-玛丽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年轻人的特点，比如他的衣着、身高、口音什么的，然而她能描述出来的只有“他拿着一把手枪”。有个警察开导她说：“请不要有顾虑，罪犯并不仇恨您。”因为抢劫犯只是为了抢钱。
也许对于警察而言，这样说很容易，但无论是谁被人用枪指着，恐怕很难不往心里去——至少布里特-玛丽是这么想的。
“把他妈的钱箱打开，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抢劫犯对她叫道。
后来她才想起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仿佛把她当成一件工具，而不是一个人。坐轮椅的女人想摇着轮椅到收银台那边去开钱箱，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布里特-玛丽挡了她的路。
“打开！”抢劫犯吼道。坐轮椅的女人和那两个戴帽子的络腮胡同时抬手捂住脸，好像这样能有什么用似的。
然而布里特-玛丽没有动，她已经吓得忘记了害怕。人在被枪指着脸的极端状态下做出的反应，常常连自己都理解不了。所以，听到自己嘴里说出的话时，布里特-玛丽吓了一大跳，坐轮椅的女人和络腮胡们也震惊了，只听她说：
“您得先买点东西才行啊。”
“打——开——它！”抢劫犯嚎叫道。
布里特-玛丽还是没动。她把缠着绷带的手放到另一只手的手心里，两只手都在颤抖。她一向讲究凡事有度，可眼前的事态已经超越了正常的限度，所以她想了想，非常周到体贴地回应道：
“您必须输入一个金额，然后才能开钱箱。您瞧，否则收据会出错的。”
抢劫犯又惊又怒地晃了晃手里的枪。
“那就他妈的随便输点什么啊！”
布里特-玛丽改用缠绷带的手握住没受伤的手。她的指头上全是汗，又湿又滑，可心里却在暗自筹划。她决定和自己的常识拼一拼，在坏人面前，一步也不能退让。
“您必须明白，不能随便输金额，否则收据会出错的。”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他妈的收据，你这个老东……”抢劫犯尖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