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排一个穿红格子衬衣的学生举手提问：“你刚才说你不同意对恐怖分子的理念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个说法。请问这是为什么？”
自“九一一”以后，关于阿拉伯、伊斯兰和《古兰经》的问题像暴风雨般席卷美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每个提问都会快速地从学术理论切换到过去的十年间在西方世界多次发生的屠杀事件。
“因为用词不当。”马丁教授说，“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回归基本原则’。但在火车上、公交车上和购物中心安放炸弹的人并不是要回归原本的伊斯兰教。他们是在撰写他们自己的新教义，然后反向论证，试图在《古兰经》中找到一些段落，去证明他们的战争具有正义性。
“所有宗教都有原教旨主义者。基督教僧侣遵守教规，宣誓一生坚守清贫、自制、禁欲和顺从——这些人才是原教旨主义者。苦行僧在所有的宗教里都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崇尚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男女老少。这是一个关键词。用这个词去判断所有的宗教及其内部的宗派，你们就会发现，希望回归基本原则的学说并不是恐怖主义，因为任何宗教，包括伊斯兰教，都不是以鼓吹杀戮作为其基本原则的。”
在讲台的侧翼，那个来自米德堡的人试图引起马丁博士的注意。马丁朝旁边看过去，发现了这个理着短发、穿着熨帖的衬衣和深色西服的年轻人。他浑身透出一股政府工作人员的味道。他指了指戴在自己腕上的手表，意思是请抓紧时间。马丁点了点头。
“那你如何称呼当前的那些恐怖分子呢？‘圣战战士’吗？”
这次提问的是坐在更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子。根据她的外貌，马丁判断她的父母肯定是来自中东地区，印度、巴基斯坦或是伊朗。但她头上没戴那种象征严格穆斯林的头巾。
“用‘圣战’也不妥当。当然，圣战是存在的，但它也有规则。要么是指个人为成为更虔诚的穆斯林而作出的奋斗，但这是完全没有进攻性的；要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圣的战争，即保卫穆斯林的武装斗争。恐怖分子声称的正是后一种圣战。但这是他们对经文的断章取义。
“首先，真正的圣战只能由一位公认的、合法的《古兰经》权威人士来宣告。本·拉登及其随从都是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即使西方真的攻击、伤害、破坏、羞辱或污蔑了伊斯兰教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那也仍要遵循规矩，因为《古兰经》里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
“教义禁止对没有冒犯或伤害你的人实施攻击和杀戮；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禁止绑架人质；禁止虐待、拷打和杀死俘虏。‘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及其追随者每天都在违反这四项禁令。而且别忘了，他们杀害的穆斯林同胞在数量上远比基督徒或犹太人多得多。”
“那你如何称呼他们的战争？”
讲台边的那个人开始变得不耐烦了。这是一位上将给他下达的命令。他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回去报到的人。
“我想称之为‘新圣战’，因为他们违背神圣的《古兰经》律条从而背叛了真正的穆斯林，自创了一种非神圣的战争。真正的圣战并不是野蛮的，但他们的行为是野蛮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礼堂内响起了一阵收拾整理书本和笔记的声音。前排有人举起了手，这是一个满脸雀斑的学生，身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上面印着一支学生摇滚乐队的广告。
“所有的人体炸弹袭击者都声称是烈士。他们怎样为这种行为辩护？”
“很难自圆其说，”马丁博士说，“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还是被骗了。在一场真正宣告过的为伊斯兰而战的圣战中死去，完全可以被称作是一名烈士。但前面说过，《古兰经》中对此是有专门界定的。一位勇士是不能死于自己之手的，即使他自愿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也不行。他不应该预知自己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自杀正属于此列。自杀是明令禁止的。穆罕默德在世时曾断然拒绝为一个自杀者的尸体施以祝福，尽管那个人是因为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滥杀无辜的人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他们上不了天堂。而那些教唆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伪布道者和伊玛目[8]将在地狱里与他们会合。好了，今天的课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
听众对他的精彩演讲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使马丁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他拿起西装，走到了讲台的侧翼。
“对不起，打扰你了，教授，”来自米德堡的人说，“上面通知请古兰经委员会委员到米德堡开会。汽车就停在外面。”
“很急吗？”
“是的，先生。要紧事情。”
“大概是什么事情？”马丁问道。
“这个，我可不知道，先生。”
当然，“须知原则”是一条铁律。如果你没有必要知道某事，那么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马丁的好奇心只能再等等了。汽车是常用的那种黑色轿车，车顶上装有天线，因为需要随时保持与总部的联络。司机是一名下士，虽然米德堡是一个军事基地，但那人并没有穿军装，只着便服，没有必要张扬。
司机为他拉开车门，马丁博士钻进了轿车后座。陪同的人坐到了副驾驶座上。他们开始在车流中穿梭，朝巴尔的摩公路驶去。
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那个想把谷仓改造成退休住宅的人，此刻在果园里的篝火旁躺了下来。他对现在的状态非常满意。如果他能在荒山或雪地上睡觉，那么在苹果树下柔软的草地上自然睡得更香了。
篝火的燃料不成问题，他有许多废旧木板，够烧一辈子的了。他的那只铁罐在火焰上发出了“咝咝”的响声，他正在烧一壶茶水。可口的饮料有很多种，但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一个战士最喜欢的还是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事实上，下午他放下屋顶上的活计，去梅恩斯托克村的杂货店为周末大采购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已经买下了那座谷仓，而且正在亲自修葺以供自己居住。大家都对此颇为赞赏。现在的农村，经常有富裕的伦敦人出现，他们炫耀着手里的支票本，想来当乡绅财主。村民们在他们面前报以礼貌的微笑，背后却耸耸肩。但这个黑头发的单身男士却与他们不同，他自己动手改装房子，晚上就住在自家果园的帐篷里。他是一个好榜样，越来越受到村民们的尊重。
据邮递员说，此人邮件似乎不多，只有少量正规的、厚厚的信件，即使只有这些，他也要求投递到村里的羊头酒馆，以免邮递员走那么长的泥泞土路去他家——这令邮递员十分感激。信件上的收件人称谓写着“上校”，但他在酒吧里喝啤酒、在杂货店里买报纸和食物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他总是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当地人越来越喜欢他，同时，也对他产生了好奇。许多“新移民”都既傲慢又冒失。他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为什么要选择来梅恩斯托克定居？
那天下午，他在村中漫步，去参观了古老的圣安德鲁教堂，并与牧师聊了一会儿。
这位老兵认为，他将会在他所选择的地方享受生活，可以骑着他那辆破旧的山地自行车，沿着南安普顿路去德洛克斯福德的农贸市场采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去探寻他从屋顶上看到的那些迷宫般的小巷；可以去那些老式木梁结构的酒馆里品尝啤酒。
两天后，他要去圣安德鲁教堂作礼拜日晨祷。在那座用石块砌成的幽暗教堂里，他将会虔诚地祈祷，如同他经常作的那样。
他将会向他所真诚信仰的上帝祈求，宽恕他杀过人，祈求所有那些人的灵魂得到安息。他将祝愿那些在他身边牺牲的战友，愿他们永垂不朽。他还要感谢上帝，让自己从未杀过妇女或儿童，也从未杀死任何无辜的人；他还将祈祷有一天自己能赎清原罪，进入天国。
然后他就会回到山坡上，继续他的劳作，那里只剩一千块需要铺设的瓦片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办公楼确实很大，但它只是米德堡一个很小的部分。米德堡坐落在华盛顿至巴尔的摩之间、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以东四英里处，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那里有大约十万名军人和两万五千名文职雇员。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具备了一个小城市应有的全部设施。基地的情报部门位于一个角落，周围戒备森严，马丁博士以前从未来过。
轿车载着他驾轻就熟地穿越军事基地内蛛网般的道路，直至来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在大门口，几双警惕的眼睛透过车窗把这位英国学者审视了一番，警卫检查了通行证，在陪同人员证明了马丁的身份后，才让车辆通过。进去后行驶了半英里，汽车在巨大主楼的一扇边门前停了下来，马丁和陪同下车走了进去。门厅里摆着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军方人员。又一次证件检查，并且打电话核对，再按指纹，通过虹膜识别，最后才放行。
又经过一条似乎漫无尽头的长廊之后，他们来到了一扇没有标志的门前。陪同在门上敲了敲就进去了。马丁发现自己终于来到了熟人中间，他认出了朋友、同事和古兰经委员会的成员。
与许多政府机构的会议场所一样，这里没什么特色，纯是功能性的。没有窗子，不过有空调保持空气清新。中间是一张圆桌，周围摆放着包着皮革的直背椅子。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屏幕，在需要时可以播放幻灯和图像。边桌上放着咖啡和点心，以应付美国人的好胃口。
会议的主持人不是学者，而是两位情报官员，他们不失礼貌又谨慎地作了自我介绍。一位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由将军亲自指派前来参加会议；另一位是华盛顿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
包括马丁博士在内，在座的共有四位学者，他们彼此熟识。同意加入这个非公开的专家委员会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阅读彼此的专著或参加研究交流活动而互相熟悉了。毕竟，研究《古兰经》的学术圈子并不大。
特里·马丁向其他几位学者寒暄致意，他们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路德维希·施拉姆博士，兰德公司的本·乔利博士，以及布鲁金斯学院的哈利·哈里森博士——他的本名并不是这个，但是大家都叫他“哈利”。这几位学者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是本·乔利，他身材高大，蓄着一把大胡子。他无视副局长不悦的表情，迅速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用石南根制成的烟斗并点上了火，待烟斗像秋天的篝火般烧旺之后，他就开始美滋滋地吸了起来。头顶上方的抽气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把烟气完全排出去。
副局长开门见山，说明了召集学者们来开会的目的。他分发了两份文件的复印文本，一人一本。里面是阿拉伯语的原文，是从“基地”组织财务总管的笔记本电脑里弄出来的，还有局里的阿拉伯语处翻译出来的译文。四个人直接拿起阿拉伯语文本，静静地读了起来。乔利博士在吞云吐雾，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则在不安地挪动身子。四人差不多同时看完了。
然后他们开始阅读英语文本，看看是否遗漏了什么，并从中了解把他们召集至此的原因。乔利抬起头看着那两位情报官说：“嗯？”
“‘嗯’什么，教授？”
“是什么问题把我们召集到这里来的？”阿拉伯语专家问道。
副局长俯身向前，拍了拍英译本的一个部分：“问题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说些什么？”
四位专家都已经在阿拉伯语文本中发现了《古兰经》的字句。他们无须翻译。每个人都多次见过这条短语，并研究过它的各种可能的含义，但那都是在学术著作里。现在它出现在当代的信件里。在一份信件里被引用了三次，另一份只有一次。
“你指的是‘伊斯拉’？这一定是某种代码。它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奇遇。”
“请原谅我们的无知，”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伊斯拉’是什么？”
“你来解释一下吧，特里。”乔利博士说。
“好的，先生们，”特里·马丁说，“‘伊斯拉’是指先知在世时的一次神示。时至今日，学者们还在争论，他是真正遇到了神示的奇迹，还是仅仅灵魂出窍了。
“简而言之，在他从出生地麦加迁徙去麦地那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他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或者说是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次神授的奇迹。简洁起见，我们暂且称之为梦。
“在梦中，他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腹地穿越沙漠和山脉被送到了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还只是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两大宗教的圣城。”
“什么年份？是我们西历的哪一年？”
“大约是公元六二二年。”
“然后呢？”
“他发现了一匹拴着缰绳的马，一匹有翅膀的马。他依神示骑了上去。马飞上了天空，先知遇上了万能的真主。真主向他传授了一位真正信徒所需要的一切祈祷仪式。他记住了，日后经口述又记录下来，成为《古兰经》中六千六百六十六[9]个章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句被保留下来，并成为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
其他三位教授都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相信这个？”副局长问道。
“我们也别太居高临下，”哈利·哈里森尖锐地打断他说，“《新约全书》里说，耶稣基督在荒野里绝食了四十个昼夜，然后遇到了魔鬼本人并回绝了他。其实，一个人长时间地孤身独处又没有进食，肯定会产生幻觉。但对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来说，这是圣书，是不容置疑的。”
“好吧，对不起。那么，‘伊斯拉’就是指穆罕默德与真主的会面喽？”
“不是，”乔利说，“‘伊斯拉’是指那次旅程本身。按照真主本人的旨意所进行的一次奇妙的旅程，一次神奇的旅程。”
施拉姆博士插话说：“它被称为是一次穿越黑暗，走向光明的旅程……”
他是在引用一段古代的评语。其他三名学者都对此十分了解，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一个现代的穆斯林和一名‘基地’组织的高级官员如果用了这个词儿，会意味着什么？”
学者们这才第一次得到了关于文件来源的一条模糊的线索。不是偶尔截听来的，而是缴获的。
“这东西是不是戒备森严？”哈里森问道。
“为不让我们看到，已经死了两个人。”
“哦，原来是这样，可以理解。”乔利博士审视着手中的烟斗，另外三个人则盯着地面，“恐怕这是关于某个项目或是某个行动的，而且规模不小。”
“大行动？”国土安全局官员问道。
“先生们，虔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那些狂热分子了——是不会轻易使用‘伊斯拉’这个词的。对他们来说，这是改变世界的大事。如果他们把某个项目或行动命名为‘伊斯拉’，那么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或行动。”
“有没有显示也许会是个什么样的行动？”
乔利博士看了一下桌子周围。他的三位同事都耸耸肩。
“没有暗示。两个文件的作者都祈求真主保佑这个行动，就这样。因此，我认为我们几个都会建议你们去查明它指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们绝不会仅把递送一个炸弹包裹、炸毁一辆公交车或摧毁一个夜总会之类冠以‘伊斯拉’这个名称。”
没人在作记录。没有必要。每句话、每个词都被录了音。毕竟，这座楼是被同行们称之为“迷宫”的地方。
两位职业情报官员将在一小时之内获得录音稿件，然后将连夜写出他们的联合报告。该报告将在黎明前被装进密封袋，离开这座大楼，由快递员送出去，在武装卫兵的保护下送至上层，很高的上层。美国的最上层，就是白宫。
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特里·马丁与本·乔利合坐一辆商务轿车。这辆车比他刚才来时所坐的轿车更大更宽敞，前座与后部之间有一块隔板。通过这块隔板玻璃，他们能够看到两个后脑勺：司机和那位年轻的陪同军官。
年长的大个子美国人把烟斗揣进兜里，若有所思地盯着车窗外闪逝而过的风景，田野上满是褐色和金色的秋叶。年轻的英国人则看着另一个方向，也陷入了沉思。
在他的一生中，他真正爱过的只有四个人，但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三个。先是年初时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他们只养育了他们兄弟两个，现在都是三十几岁，两位老人都七十多岁了，差不多是同时去世的。前列腺癌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不想活下去了，她给两个儿子分别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吞下一整瓶安眠药，永远地睡着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去和你们的爸爸作个伴”。
特里·马丁悲恸欲绝，但幸好有两位坚强的人给他以支持。这两个他深爱的人，是仅有的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一个是与他相处了十四年的伴侣戈登，一个高大英俊的经纪人，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但在三月的一个夜晚，一个醉酒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一阵金属与人体的剧烈碰撞声之后，戈登便躺在了太平间。在令人尴尬的葬礼上，戈登的双亲顽固地拒绝了他的眼泪。
他一度打定主意要结束自己悲痛的生命，但他的哥哥麦克似乎洞察了他的想法，赶来与他同住了一个星期，开导他渡过了这个危机。
自他们在伊拉克的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着他的哥哥，后来在英国赫特福德镇郊外的海利伯雷公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如此。
麦克在各个方面都一直比他强。肤色黝黑对比他的苍白，身材精瘦对比他的肥胖，性格坚强对比他的懦弱，反应敏捷对比他的迟缓，作事果决对比他的胆怯。此时此刻，坐在那辆商务轿车里，遥望着窗外美国马里兰州的景色，他的思绪回到了与汤布里奇对抗的那场橄榄球决赛，麦克将就此结束他在海利伯雷五年的学习生活。
当比赛结束两支球队走出赛场时，特里一直站在用绳索分隔的通道旁边微笑着。麦克伸出手捋了捋弟弟的头发。
“嗨，我们赢了，兄弟。”麦克说。
后来，当终于要告诉哥哥他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时，特里已经紧张得浑身都没了力气。那时候，哥哥麦克是伞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刚结束马岛战争返回英国。他得知消息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宽容地微笑着，引用电影《热情似火》[10]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宽慰他：“嗯，谁都不是完美的。”
从那个时刻起，特里就开始无限崇拜他的哥哥。
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太阳正在下山。在同一时区的古巴，太阳也在西沉。位于这个岛国东南部的关塔那摩半岛，一个人铺开他的祈祷毯，面朝东方跪了下来，开始祈祷。在囚室外面，一个美国大兵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这一切，警卫以前都见过，见过很多次了，但他接到的指示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媒体通常把这里称为“吉塔摩”，即关塔那摩湾的简称。那个祈祷的人已经在这里关押了将近五年了。以前被关在X营，现在转至D营，他已经熬过了早期的折磨和痛苦，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哭喊和尖叫。他已经忍受了对他的肉体和信仰的多次羞辱，从未吭过一声。每当他盯着施暴者时，对方能看出从他的黑胡子上方那双黑眼睛里射出来的满腔仇恨，于是他遭到了更多的殴打。但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时代，当局鼓励囚犯去检举揭发其他囚犯换取优待，他始终保持沉默，因此没有获得优惠待遇。鉴于这种情况，其他囚犯纷纷告发他以获取特殊待遇，但这些诬告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他从不理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档案室里满满当当的囚犯资料案卷，是审讯官的工作业绩。里面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也不少，但几乎都不是他的口供。几年前有一位审讯官曾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提问。这才勉强有了一份关于他生平的过得去的记录。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审讯官能听懂他的母语，所以审讯时译员必须寸步不离。但译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他们往往能从一些成功的审讯中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对审讯的翻译工作挑挑拣拣。
四年以后，在作祈祷的这个人被认定是不合作的、顽固不化的。二○○四年，他被转移到了海湾对面的E营。这是一座终年与世隔绝的地牢。这里的牢房更小，四周只有白色的墙壁，放风只能在夜间进行。整整一年，那个人没有见过阳光。
没有家人为给他争取自由而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政府打听他的消息，没有任何律师要为他申报上诉。同牢房的囚犯们被他搞得精神错乱，只能被转移出去接受治疗。他还是默默地待着，默诵他的《古兰经》。这一天傍晚，正当他在祈祷时，囚室外面的卫兵换岗了。
“该死的阿拉伯人。”下班的那个卫兵说。
上岗的卫兵摇摇头说：“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你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特里？”本·乔利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凝视着坐在商务车后座里的马丁，问道。
“似乎有点棘手，不是吗？”特里·马丁回答，“你留意过我们那两位密探朋友的脸色吗？他们觉得我们只是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就这样离开他们肯定很不满意。”
“可是也没有其他结论了。他们只能自己去发掘这个‘伊斯拉’行动的详情。”
“怎么发掘呢？”马丁问道。
“嗯，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六日战争’[11]以来，我一直在尽力为他们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咨询。他们有许多途径，内部情报来源、投诚的特工、窃听、密码破译和空中侦察，而且电脑能提供很多帮助，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交叉核查，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我猜想他们会调查清楚这件事，并能够阻止它。请别忘了，一九六○年加里·鲍尔斯的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还有一九六二年我们的U2飞机拍摄到了古巴导弹的照片，自那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长进。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他因自己的年长而自负地笑了起来。特里·马丁点点头。
“也许他们在‘基地’组织内部有人。”马丁提示道。
“我很怀疑，”年长的乔利说，“如果在内部高层有人，那么这会儿他早就把‘基地’组织领导层所在的方位报告给我们了，而我们则已经用精确制导炸弹把他们的老窝端掉了。”
“嗯，也许他们会派一个人渗透到‘基地’组织内部，摸清情况后报告回来。”
老人又摇摇头，这一次很坚决。
“算了吧，特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很容易变节，背叛我们。至于一个非阿拉伯人，那就更别提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来自庞大复杂的家庭、家族和部落。只要询问一下家庭或家族的情况，这个渗透者就会露馅，就会暴露。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完美的履历。此外，他还必须看上去像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完全混同他们。在祈祷时，只要有一个词发音不准，那些狂热分子马上就能听出来。他们一天祈祷五次，从来没有漏过一个节拍。”
“那倒也是，”马丁说，他知道他的提议已经没有指望了，但他还是沉浸在想象中，“不过可以找一个人学习《古兰经》，并编造出一个无法追查的家庭。”
“算了吧，特里。没有一个西方人可以混迹在阿拉伯人中而不被发现。”
“可我的哥哥就可以。”马丁博士说。这话一出口，他就追悔莫及。还好，没事。乔利博士哼了一声，抛开这个话题，去看窗外华盛顿郊区的景色了。在玻璃隔板前面，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的那两个脑袋都没有动静。马丁宽慰地松了一口气。汽车里的录音话筒应该没有打开。
但是他错了。
3
根据古兰经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仔细撰写的米德堡报告在周六黎明时分就完成了，它扰乱了好几个人的周末度假计划。其中一个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他星期六夜晚在老亚历山大的家中接到通知，让他回自己的办公室报到，不要问为什么。
当他抵达办公室时，这个“为什么”已经摆放在他的书桌上了。这时候的华盛顿，天还没亮，但在远处东方的乔治王子镇，朝霞已经映红了山丘。帕塔克森特河就是从那里的山上流下来，汇入切萨皮克河的。
中央情报局总部简称为“兰利”，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马雷克·古米尼的办公室位于其中一栋巨大的椭圆形大楼的六层，也是最顶层。这栋楼最近被称为“老楼”，以区别于自“九一一”以后正在扩张的中情局“新楼”。
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局长往往是政治上的任命，真正干实事的是两位副局长。行动副局长负责情报的收集；情报副局长主管对情报的核对和分析，把粗糙的信息加工成有意义的描述。
在行动和情报两个部门下面，有反情报处(肃清中情局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和反恐处(正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情局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前苏联转移到与来自中东的新威胁作斗争)。
自从一九四五年冷战开始以来，中情局的副局长一直是苏联问题专家担任，而苏联处和东欧处一直是情报官员发展职业生涯的最吃香的处室。马雷克·古米尼是第一个被任命为副局长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作为一名年轻的特工，他曾经在中东工作过多年，掌握了该地区的语言(阿拉伯语和伊朗的波斯语)，了解那里的风俗文化。
即使在这座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大楼里，在周六的黎明时分想弄来一杯他喜欢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黑咖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亲自动手烧煮。当咖啡壶在冒热气时，古米尼凝视着放在书桌上的那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一份薄薄的、打着蜡封的卷宗。
他知道是什么事。米德堡方面复原、翻译、分析了文件。但原始文件是在白沙瓦缴获的，而在白沙瓦与英国和巴基斯坦反恐中心开展合作的正是中情局。中情局驻白沙瓦和伊斯兰堡情报站已经发来了许多报告，让他们的领导随时掌握事情的进展。
卷宗里面包含了从“基地”组织财务总管电脑里下载的所有文件，但重点是占满了三张纸的两封信。这位副局长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土语，但在书面阅读方面往往要困难些，所以他得反复参照译文。
他阅读了古兰经委员会的报告，是由参加会议的两位情报官共同起草的，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对他来说，文中提及的“伊斯拉”，即先知穿越黑暗的旅程，显然只能是某个重要项目的代号。
这个项目现在必须起一个可供美国情报界内部使用的名称。不能叫“伊斯拉”，光是这个词就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已经发觉了。他查阅了一下密码手册，想给“基地”组织的这个项目找个名字，不管它到底是个什么项目。
为保密，代号是由电脑程序随机挑选的。中情局这个月的代号程序安排的是鱼的名字，电脑选择了“黄貂鱼”，于是，“伊斯拉”项目的内部代号就是“黄貂鱼”。
文件里最后的那张纸是在星期六晚上添加上去的，内容简单扼要。是出自一个不喜欢繁文缛节的人的手笔。那是六个主管之一的国家情报局局长。显然，米德堡的这份文件先直接送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史蒂夫·哈德利、国家情报局局长和白宫。马雷克·古米尼猜想，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人一定也在挑灯夜读呢。
最后的那张纸是国家情报局局长专用文件纸，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
“伊斯拉”是什么？
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还是传统武器？
查清它是什么，以及何时何地使用。
时间要求：从即刻起
限制条件：无
权力范围：无限
约翰·内格罗蓬特
下面有一个潦草的签名。美国有十九个主要的情报收集和档案管理机构。有了手头上这封信，那么他马雷克·古米尼的权限就会超过他们所有人了。他的目光回到这张信纸的上方。信是写给他本人的。这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
是行政部的一位年轻文员送来一份新的文件。古米尼向这位年轻人露出了一丝鼓励的微笑。显然，这个小伙子以前从来没有走上过这么高的楼层。古米尼伸手在签收夹板上签了字，确认已经收到，然后等着年轻人离开。
新来的文件是米德堡的同事的一份好意。两位《古兰经》专家在返回华盛顿的汽车上有过一段对话，他们录了音并整理了文本记录。其中一位专家是英国人。他的最后一句话被米德堡的人用红笔在下面划了线并加上了一个问号。
在中东工作期间，马雷克·古米尼经常与英国人打交道。与他那些在伊拉克混日子的同事不同，他并没有自大地否认中情局最亲密的盟友的价值。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吉卜林所说的这场“大博弈”[12]中，关于约旦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这片穷山恶水，英国人拥有大量的隐知秘闻。
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是作为旧帝国的侵略者、管理者，还是偏执的冒险家，英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这个地区的沙漠、山区和牧场，这片土地现在成了全球的情报定时炸弹。英国人给美国中情局起的外号是“表弟”或“公司”，而美国人称英国秘密情报局为“朋友”或“企业”。马雷克·古米尼有一位“朋友”，和他一起当过外勤特工，他们曾分享过快乐时光，也共度过艰难岁月。现在他在兰利总部工作，而他的朋友史蒂夫·希尔已脱离外勤工作，被提升为“企业”总部的中东处处长。
马雷克·古米尼认为与这位英国朋友通个话应该没有坏处，说不定还会有好结果呢。安全方面没有问题。他知道，英国人应该已经有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情报。他们会把白沙瓦的那台笔记本电脑里挖掘出来的文件发送到他们切尔特纳姆总部的监听站和译码室，也会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也同样会分析那些加密信件里的奇怪的《古兰经》引文。
马雷克·古米尼已经知道英国学者在美国的一辆汽车后座里说过一句奇怪的话，而伦敦很可能仍对此毫不知情。他在办公桌上的控制板上按了一个号码。虽然局里的总机连线很方便，不过现在的电话技术已经可以让高层主管直接通过自己的卫星电话上的快速拨号更快地连上线。
在伦敦郊外萨雷镇的一座普通民宅里，一部电话响了。这时是美国兰利的上午八点，伦敦则是下午一点，住宅的主人正要坐下来享用烤牛肉午餐。在电话响了三声铃之后，一个声音回答了。史蒂夫·希尔刚刚打了一场高尔夫，现在正要享受盘子里的牛肉。
“你好。”
“是史蒂夫吗？我是马雷克。”
“哦，老朋友，你在哪儿？在英国吗？”
“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们用安全线路讲话好吗？”
“好的。等我两分钟。”然后是电话那端的背景声音，“亲爱的，烤牛肉暂时不要端上来。”电话断了。
在接下来的通话里，来自英国的声音小了一点，但不会遭到截听。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希尔问道。
“猜得真准啊，”古米尼承认道，“来自白沙瓦的消息，你应该知道得与我一样多吧？”
“没错，我是昨天看完的。刚才我还在想，你是不是会打电话过来。”
“史蒂夫，我有一个你也许不知道的情况。有一位伦敦的学者来我们美国讲学。星期五晚上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知道一个叫马丁的人？”
“马丁，姓什么？”
“不，马丁是他的姓。在我们这儿的是他的弟弟特里·马丁博士。想起来了吗？”
史蒂夫·希尔不再打趣了。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凝视着空中。哦，对了，他想起了马丁兄弟。早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期间，他本人当时是驻沙特阿拉伯的情报站站长，当时这位学者的哥哥潜入巴格达，就在萨达姆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伪装成一名卑微的花匠，把从独裁者的内阁中获得的珍贵情报发送回来。
“想起来了，”他承认说，“怎么了？”
“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美国人说，“面谈。我可以飞过来。我这儿有一架‘格鲁曼’飞机。”
“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飞机上睡觉。早饭时抵达伦敦。”
“好的。我给你在诺思霍尔特机场安排一下。”
“还有，在我飞行时，你能不能把这个马丁的全套档案准备好？见面时我再向你解释。”
在伦敦西郊通往牛津的路上，有一个叫诺思霍尔特的皇家空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里，它是伦敦的一座民用机场，当时希思罗机场才刚刚开始建设。希思罗建成后，它降为备用机场，最后沦为只为私人飞机和公务飞机服务的一个机场。但因为产权仍属皇家空军，所以进出的航班既可以安排得完全保密，也无须办理通常的那些繁琐的手续。
中情局在兰利附近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还有一支小型的公务机队。马雷克·古米尼凭借手中那张具有无限权力的纸条，动用了一架“格鲁曼”V型飞机。在飞行期间，他美美地睡了一觉。史蒂夫·希尔在诺思霍尔特机场等着他。
希尔没有把他的客人带到沃克斯霍尔桥附近泰晤士河南岸的那座黄绿色建筑里——那是秘密情报局的总部——而是把他带到了更安静的克利夫顿宾馆。这里原来是一座私人别墅，坐落在私有庄园里，距机场不到三十英里。他已经预订了一个带有小会客室的私密套房，还叫了送餐服务。
在那里，他阅读了与英国切尔特纳姆的分析如出一辙的美国古兰经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以及在那辆汽车后座上的对话录音稿。
“傻透了，”看到最后时，他嘟囔了一声，“另一位阿拉伯学者说得对。这不可能。这不单单是方言和诵经的问题，还有其他所有的考验。任何陌生人、外人根本不可能混进去。”
“那么，根据上面的指示，你有什么建议？”
“在‘基地’组织中挑一个人，威逼利诱一番。”希尔说。
“史蒂夫，如果我们在‘基地’组织的高层中有内线，我们肯定会那么做的。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这种人。”
“等着瞧吧。肯定还会有人再次使用‘伊斯拉’这个词的。”
“我方不得不假设，如果‘伊斯拉’是下一个大行动，那么它的目标就是美国。侥幸心理安抚不了华盛顿。此外，‘基地’组织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缴获了那台电脑。所以现在的情况也许是，他们再也不会使用那个词了，除非是两人之间的面谈。”
“嗯，”希尔说，“我们可以到处宣扬，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获悉并在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因此放弃，然后逃走。”
“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会一直煎熬着，不知道‘黄貂鱼’项目是否终止了。如果没有终止呢？如果它得逞了呢？如同我的上司所说的，它是核武器，生化武器，还是传统武器？在何时何地？你们的那个马丁真的能混同阿拉伯人？他真的有那么优秀吗？”
“他曾经是，”希尔咕哝着说，并把一个卷宗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
卷宗有一英寸厚，是标准的浅黄色马尼拉纸，只是简单地标了一个名字：麦克·马丁上校。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丁兄弟的外祖父曾经是印度大吉岭的一个茶园主。他在那里作出了一件几乎离经叛道的事。他娶了一位印度姑娘。
英国茶园主的圈子很小，人情淡薄、疏远。新娘都是从英格兰迎娶过来的，或在当地英国公务员的千金中寻觅。兄弟俩见过外公特伦斯·格兰吉尔的照片：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蓄着金色的大胡子，口里叼着烟斗，手中提着猎枪，站在一头被射倒的老虎旁边。
他们也见过英迪拉·波舍小姐的照片：温柔、可爱、美丽非凡。当特伦斯·格兰吉尔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时，英国茶叶公司没有把他解雇——那样会使丑闻外扬，他们把这对年轻的夫妇放逐到了靠近缅甸边境的荒凉的阿萨姆。
这似乎是一个处罚，但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格兰吉尔和他的新娘爱上了那个地方，爱上了这沟壑纵横、猎物和猛虎四出的乡野。一九三○年他们的女儿苏珊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一九四三年，战火朝阿萨姆蔓延而来，日军穿过缅甸逼近了印缅边境。特伦斯·格兰吉尔虽然已经过了当兵的年龄，但他坚决要求志愿参军，并在一九四五年跨越伊洛瓦底江时不幸战死。
英迪拉·格兰吉尔带着一份茶叶公司发放的微薄的抚恤金，别无去处，只得返回她的家乡。两年后，新的麻烦出现了：印度闹分裂了。阿里·真纳坚持在北方成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潘迪特·尼赫鲁则在南方建立起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两股不同宗教的难民潮分头向着北方和南方滚滚流动，随即爆发了武力冲突。格兰吉尔夫人担心女儿的安全，便把苏珊送到了先夫的弟弟——英国萨里郡的一位建筑师那里寄养。六个月后，格兰吉尔夫人死于骚乱。
十七岁的苏珊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她从未见过的先辈们的故乡。她在一所女子学校读了一年，又在法恩汉姆总医院修了三年护士课程。二十一岁那年，苏珊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申请当空中小姐。她长得美丽动人，有一头瀑布般的栗色头发、一双继承自父亲的蓝眼睛和一身蜜色的皮肤。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把她分配到伦敦—孟买航线，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当时的航程又长又慢：伦敦—罗马—开罗—巴士拉—巴林—卡拉奇—孟买。一个机组无法飞完整个航程，第一个机组的交接班地点是伊拉克的南方城市巴士拉。一九五一年，她在巴士拉的乡村俱乐部结识了石油公司的会计师奈杰尔·马丁。他们于一九五二年结婚。
十年后这对夫妻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麦克，又过了三年，第二个儿子特里出生了。但兄弟俩长得截然不同。
马雷克·古米尼凝视着档案中的那张照片。黑乎乎的皮肤，不是被太阳晒黑的，而是天生的黝黑，还有黑头发和黑眼睛。他明白这是外婆的基因隔代遗传给了外孙。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弟弟——那个正在乔治城讲学的学者——弟弟的粉红色脸庞和姜黄色头发源自他的父亲。
他回想起本·乔利博士的反对意见。任何渗入者要想经得住“基地”组织的考验，不光要看上去像他们，还要能说他们的语言。于是，古米尼继续翻阅剩余的关于麦克孩提时代的记载。
兄弟俩相继进入英国人与伊拉克人混编的学校学习，同时，还从他们的父亲和保姆那里学到了许多。他们的保姆叫法蒂姆，是一位来自边远山区的温和、丰满的姑娘，她打算把工资积存起来以便日后回乡嫁一个好丈夫。
还有一份参考资料，肯定是来自于对特里·马丁的一次采访。在巴格达郊区沙顿的那座别墅的草坪上，那个年长的男孩穿着伊拉克白袍快活地奔跑着，而他父亲的那些伊拉克朋友们则欣喜地说：“奈杰尔，他更像是我们的人啊。”
更像是我们的人，马雷克·古米尼沉思着，更像是一个阿拉伯人。本·乔利提出的两个条件已经实现了。他看上去是阿拉伯人，能混同于阿拉伯人。当然，经过强化学习，他应该能够掌握祈祷仪式吧？
中情局副局长又看了一些。一九七二年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对外国石油公司——包括英-伊石油公司——开始实行国有化改造时，奈杰尔·马丁又坚持了三年，于一九七五年才举家返回英国。男孩麦克已经十三岁，可以去海利伯雷上高级学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