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推着五个月大的儿子走进帕洛阿托附近的塔吉特百货时，我对我作为一个母亲的细致入微感到十分满意。婴儿车就停在我的脚边。当我挑选架子上的婴儿衣服时，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地看着我。
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女孩在拐角处蹦蹦跳跳地朝我们走来。我还不太擅长推测儿童年龄，但她看上去只有三岁左右。她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穿着可爱的小礼服，那头纤细的金发中绑着一个小小的蝴蝶结。
当她看到我的婴儿推车里的艾比时，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听见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凝视着他，然后大声尖叫起来。在我听来，这尖叫声更像是透着喜悦。她接着又跳了起来，不停地挥舞着双手，仿佛兴奋之情使她的小身体无法承受。紧接着，她就跑走了，到处喊着她的妈妈。
我把艾比从婴儿车里抱出来，跟随小女孩的声音。小女孩一直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她找到妈妈的时候，我都能从过道上听到她的声音。“妈妈，妈妈！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她的声音因自己的发现而兴奋地颤抖着：“猜猜我看到了什么！一个棕色的婴儿！一个棕色的婴儿！那边有一个棕色的婴儿！”
她是如此兴奋、如此纯真，我禁不住大笑了起来。我低头看着艾比，他也用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我。然后我暗暗想：“嗯嗯，他确实是一个棕色的婴儿。”他的皮肤是牛奶巧克力的颜色，头发是卷曲的，深浅不一的铜棕色在头顶卷成一团，而且我今天给他穿着一身棕色的衣服。
我径直走向女孩和她的母亲。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爱了，而且也很有趣。我面带微笑地走近两人，准备和她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但是小女孩的妈妈看上去很生气，她的白皮肤泛起了明亮的红色，她的脸、脖子、胸口都向我传达了她所感到的尴尬。她很担心我对她女儿的轻率举动有所反应，也许她没有注意到我脸上的微笑。我看着她飞速转身，带着她的女儿迅速跑走了。
就在几分钟之前，我还以为我们就要建立起同作为母亲的纽带了，毕竟那位女士也是一位母亲呀。我对她的反应感到惊讶，像她女儿一样，我的眼睛也瞪得大大的。在一次短暂的相遇中，我目睹了肤色的力量，既愉悦又分裂，让这位母亲尴尬地逃开了。
我们一家刚刚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托，后者的黑人人口仍然仅占2%。我们住在斯坦福大学校园最边缘的公寓大楼里，每天在我的周围会经过数百张面孔，而我们唯一看到的另一个黑人是孔多来扎·莱斯，我经常看到她出门开车或是倒垃圾。
这种现实意义上的种族隔离并不是硅谷的独特现象（但在硅谷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随着城市地区的多样化，全国各地的多民族社区越来越多，但是黑人和白人仍然有可能在不同的社区中结伴而出。这个小女孩的惊讶之情反映了这种残余鸿沟，这种鸿沟源于历史、根植经济，并伴随日积月累的偏见力量得以持久。
被隔离的空间
我们今天生活的种族隔离模式是我们国家并不那么遥远的过去的遗产，当时公共机构和私人力量串通一气，通过限制黑人的居住地来使白人社区保持白人至上状态。
联邦政府在创造隔离的空间中刻意地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如拒绝在种族混合的社区中支持抵押贷款、补贴全白人郊区的私人发展，以及限制《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住房福利——黑人退伍军人只能购买少数族裔社区的房子。
这些政府行为受到当地法律和习俗的支持和加强，使种族隔离的范围扩大到了学校、医院、酒店、饭店和公园。歧视，而非收入、个人选择或便利程度，决定了黑人的住所。
早在20世纪初，许多城市的分区法规就禁止黑人进入白人社区。试图融入白人社区的黑人家庭经常遭到暴力对待。民权组织向法院寻求补救，最终，1917年，最高法院取缔了种族的区域划分条例。但是，该裁决却为新的种族隔离工具铺平了道路，这种新的隔离工具同样有效且更难应对。种族限制契约是一种书面协议，要求白人拒绝将财产出售、出租或转让给“非高加索人（白人）以外的任何人”，任何敢于违反契约的人都可能被起诉或被迫搬家。
从加利福尼亚州、蒙大拿州、马里兰州到纽约州，全国各州的法院都维持把黑人从所购房屋中驱逐出去的裁决，这种契约裁定与正式种族分区限制不同，这些属于自愿性私人合同。结果，到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城市中80%的社区禁止黑人进入。
1948年，最高法院才宣布这种契约无效。但是，由于联邦政府的行动和法令，这种契约创造的居住模式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仍然存在。
联邦资金有助于确保种族隔离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蓬勃发展。在大萧条时期，他们用纳税人资金建造公共住房，但会指定该住房是供给黑人居住还是白人居住。私人建筑只有在其房契中加入种族限制，才能获得联邦政府支持的贷款。为使房屋所有权易于使用而成立的联邦机构拒绝给黑人批准银行贷款，甚至还会拒绝居住在黑人附近的其他居民。
直到1962年，因为民权运动进展顺利，住房机会均等的原则才成为举国关注的问题，约翰·F.肯尼迪总统下令停止住房歧视。两年后，1964年的《民权法案》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组织进行种族歧视。
但是，没有哪种补救措施可以对由私人经纪人、银行家和建筑商推动的房地产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四年后，经过城市骚乱，1968年，国会通过了《公平住房法》，并全面禁止在建筑、营销、融资、租赁和出售住宅物业上的种族歧视。
但是在那之前，得到政府背书的歧视手段（分区限制、种族契约、拒绝黑人抵押贷款，以及建造仅向白人开放的建筑）已经对黑人造成了不良影响，黑人家庭不得不挤在设施稀少的欠发达地区，可供居住的住房余量不足，经常进行廉价建造，街道两旁是工厂，这些工厂排放了很多工业污染物。
这些歧视性习俗的残余如今仍然存在，助长了陈规定型的观念，使人们对黑人和黑人社区进行污名化。研究表明，这些刻板印象的力量可以塑造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决定之一：我们在哪里安家。与其他任何群体相比，非洲裔美国人更有可能居住在隔离的社区中。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无论是经济意义上还是社会范畴中，非洲裔居民的聚居隔离现象都持续存在，令人震惊的偏见性的联想使这种隔离现象更加根深蒂固。
超过一半的白人表示，他们不会搬到黑人占30%以上的地区，因为他们认为在那里住房储备不足，犯罪率很高。实际上，根据社会学家林肯·基里安和德瓦·佩哲的研究，一个社区中的黑人越多，人们就越会想到犯罪率，无论统计数字是否能证明这一点。这与恐惧和偏见有关。他们认为自己的邻居“肤色越黑”，白人就越有可能受到犯罪的侵害。某个空间中黑人的存在与否完全变成了衡量危险的真实指标，它扭曲了安全感，并给人们带来了危险感。
种族也会影响人们对周围物理环境的判断。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和斯蒂芬·劳登布什发现，附近的黑人与社区中的黑人越多，人们“感觉”自己会看到的乱象也就越多，即使他们并没有实际看到很多涂鸦的标语、木板房子或街道上乱堆乱放的垃圾。而且，不仅是白人，其实黑人自己在黑人聚居社区中也会“感觉”更容易出现混乱的景象。
这暗示了一种隐性偏见，它更多地与我们通过历史和文化所吸收的固有联想有关，而非明显的种族歧视，不过二者结果都一样悲惨。数十年的研究表明，白人回避有黑人的社区是种族隔离的主要驱动力，这种种族隔离加剧了从学校到就业再到医疗保健等生活各个领域的不平等现象。
种族、空间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我2016年与社会心理学家科特尼·博南和希拉里·博格西埃克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的主题。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我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种族中立的，集体定型观念也会塑造个人的住房选择。与种族和自然空间相关的负面看法会加强隔离，阻止我们彼此了解，拉远社会距离。
在一项在线研究中，我们要求人们列出与黑人相关的空间特征。每个种族的人都对这些特征达成高度共识：贫困、犯罪、破败、危险、肮脏。正如人们有着对社会群体的相同刻板印象一样，他们对这些群体所占据空间的刻板印象也如此类似。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在克雷格网(1)上找了一批房屋中介。我们伪造了一个姓托马斯的家庭，并且放出消息说这个家庭正在出售一栋房子，让他们来评估这栋房子卖出的可能性。这栋三居室的房子位于郊区，占地四分之一英亩，所有研究参与者都阅读了有关其功能和改造的相同描述。我们仅更改了一个变量：房主的种族。我们向一些参与者展示了一张黑人家庭的照片，他们站在屋子的空房间里。其他参与者则看到了一张白人家庭的照片。
我们发现这些中介对黑人托马斯一家出售的房屋的评价比白人托马斯一家的同一个房源更为负面，并预测，如果要卖黑人托马斯一家的房子，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吸引买家。实际上，仅仅想象一下这家人附近的其他黑人家庭，他们就将房屋价值降低了近2.2万美元。即使我们根本不给他们任何有关周围社区的信息，当潜在卖方是黑人托马斯一家时，他们自己就在脑内描绘出了周边的情况——没什么购物区、劣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很普通的学校及维护不善的社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其根源在于房地产历史。五十年前，放贷者通常会在黑人聚居区域周围的地图上绘制红线，并拒绝将贷款借给想在那儿购买房屋的人，因为金融投资被认为风险太大，劣质社区不太可能保持其价值。正是这种红线塑造了当下的感知和现实。就连思想开放的买家，在看黑人托马斯一家的照片时，都会产生不少的负面联想，让研究参与者觉得自己和邻居“没有什么联系”。即使这个黑人家庭搬走，他们也会在社区留下污点，仅仅因为他们曾经住过，他们的住所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甚至都不需要黑人托马斯一家的全家福照片，就可以触发这种联想。在我们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要求参与者从一家化工公司雇员的角度出发，为一家可能会存在危险的化工厂选址。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中有一半被告知考虑选址的社区主要是黑人聚居地，而另一半则被告知该社区居民多数是白人。当参与者考虑在黑人社区建厂时，更有可能假设那里已经有工业设施，他们个人与该社区的联系会有所减少，对在该地区建设化工厂的反对也减少了。黑人聚居区域陈规定型的样子受历史和当今种族不平等的支配，使我们的研究参与者可以想象出黑人聚居的社区已经受到了污染。这种形象使他们减弱了对空间的保护，更倾向于加剧现有的环境威胁。
被污染的人
也正是同样的联想让我们将黑人聚居空间判断为肮脏和受污染的，这种定型的联想可以超越这些空间界限，并同时将这种联想扩展到那些将这些地方称为家的人身上。在整个历史中，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承担了这种基于地点的偏见的负担，这种偏见认为，出身于这些臭名昭著的地方的人身上必然也带着相同的恶臭。他们故国的异味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了新的国家，影响了他们的公众话语，并限制了他们做出的选择。
研究表明，对移民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大量新移民的文化影响的担忧以及他们与当地主要居民的差异造成的。这使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制定了限制移民的政策。
美国曾出台移民旅行禁令，还有对于难民和庇护所的限制，不允许合法移民将家人带到这里的“链条式移民”，墨西哥移民在穿越国境时如果被抓捕，则会强行把父母与孩子分开。
在欧洲，由于非洲和中东的人潮涌入曾经基本上是同一人种的国家，移民被视为一种安全风险。在欧洲大陆，关于移民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急剧上升，这和美国种族隔离的原因很像，都是人们对社会分裂的担忧和固有的劣等民族观念所导致的。
通常，人们会以暗示污染的词语描述新来的移民：“肮脏”“污秽”“病态”。这些看法会自发地引发一系列保护冲动，甚至在支持移民或欢迎新移民的人中也是如此。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尔及其同事研究了移民状况与对疾病的恐惧之间的联系，发现这种联系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更加根深蒂固。
2009年猪流感疫情盛行时，巴尔进行了一项在线评估移民态度的研究，研究参与者在就其与移民有关的感受进行调查之前就已经了解了猪流感病毒的威胁。之后，巴尔询问他们是否已接种流感疫苗。巴尔发现，与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人相比，未注射流感疫苗的人对移民的态度更为负面。他们对疾病的脆弱感与对被感染的移民的恐惧有关。
从偏见的角度来看，移民不是唯一患病的非社会主流群体。无家可归的人在社会图腾柱上的地位更低。社会心理学家拉萨娜·哈里斯和苏珊·菲斯克发现，无家可归的人被认为非常污秽，以至于对他们的污名化已经可以反映在我们大脑的内部运作中了。通常，当你看着另一个人时，随着神经元开始剧烈放电，被称为左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区域会活跃起来。
但是，当哈里斯和菲斯克向研究参与者展示无家可归的人的照片时，在研究神经影像扫描仪中，研究参与者在看见他人时通常具有的高度反应的神经元活动性明显降低。相反，与厌恶有关的大脑岛叶区域和杏仁核则更加活跃。无家可归的人的处境使我们对他们的自然反应变得迟钝，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与我们同属于人类。没有家的舒适生活，不仅减少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让他们作为人类的身份开始消失。
即使非主流群体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这种接受也可能是暂时的，通常与主流文化、政治和经济政策有关。当好的时代过去，犯罪或社会问题加剧时，非主流群体就很容易成为指责或迫害的目标。
我在斯坦福大学遇见的一个学生，毛里西奥·沃沃维奇与我分享了他的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姐姐和父母死于意图消灭犹太人的纳粹政权的手中。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是“不被需要的”种族，并认为这对雅利安(2)种族纯正血统构成威胁。毛里西奥的祖父当时年仅十五岁，父亲是鞋匠，母亲是裁缝，他们家中有六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在纳粹占领波兰的时候，他们住在距离华沙几百英里处的一个小木屋里。纳粹分子将犹太人聚集在村庄的一座城堡中，然后将他们塞进圈养牲畜的牛车，运往德国最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毛里西奥说，当他们从牛车上卸下纳粹俘虏时，“给他们排了两行队列，一队是身体比较弱的人，另一队则是有工作能力的人。我爷爷的父母和姐姐直接被纳入了毒气室的那一队……这是我的祖父最后一次见到家人的时刻。”
他的祖父认为，他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很注重外表清洁和强身健体。毛里西奥解释说：“祖父认为，在纳粹选择要把谁送去毒气室，谁留下来工作的时候，外表确实很重要。”
在寒冷的天气里，犹太囚犯们只能在室外洗澡，但他的祖父每天都会洗澡。他时刻注意自己的鞋子，一沾上灰尘和污垢就会立刻擦掉。而且，他一直都在用自己的口粮——两片面包——来换取更好、更合身的衣服。他认为，如果他看上去不那么不修边幅，纳粹分子就会认为他还有可以剥削的价值。他无法摆脱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地位，但他可以展现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让他继续活下去。
毛里西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听着祖父的故事。他九岁那年，祖父去世了，但是他仍然记得在祖父的胳膊上有两处标示囚犯身份的数字刺青。其中一组数字被划掉了，然后又文上了第二组数字，“因为当时纳粹搞错了号码，他们对待他的手臂就像一张纸一样……哦，这是错误的号码？那就划掉然后再文一个。”
毛里西奥的祖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了两年半，直到他十八岁那年，这个营地才被解放。后来，他祖父独自搬到以色列，后来发现他的一个远亲在墨西哥安家落户。那里就是毛里西奥出生的地方。
毛里西奥祖父的故事突出了一直以来刻板印象的力量。自中世纪起就有这种迫害犹太人的言论，宣称“肮脏犹太人”的言论通过报纸、小册子和日常对话渗透到20世纪德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丑陋的绰号已进入普通市民的脑海。毛里西奥的祖父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即使他竭尽全力抵抗德国集中营的污秽、肮脏和致命的威胁，有时还是不能有效地消除刻板印象的污点。在美国，欧洲移民经过几代之后就能够洗净污垢，并被美国主流社会吸收。然而，深色皮肤呈现出不同的困境，深色皮肤的人总是和破败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形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
早在18世纪末，托马斯·杰斐逊在考虑南部各州黑人奴隶的困境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弗吉尼亚笔记》中，他提到了“永远无法移动的黑色面纱”，这将永远是非洲的代名词。他写道，这种“不幸的肤色差异，是这些人求得解放的强大障碍”。即使是独立宣言之父，也做出了这样的暗示，美国黑人可能会因为肤色而永远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两百年后，著名的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也精疲力竭地如此承认。美国的黑人就像“牛奶中的苍蝇”，他写道：“黑人遭受歧视并且受到惩罚不是因为他们个人违反了赋予美国社会秩序的规则。”
确切地说，是因为我们的黑皮肤。
近墨者黑
黑色皮肤的部分污名与文化联想有关，这种联想会将白人与纯洁绑定在一起，而将黑色赋予其他含义。确实，研究表明，人们迅速而轻松地将黑色与不道德联系在一起。社会心理学家盖里·舍曼和杰拉尔德·克劳尔在一系列涉及颜色命名任务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自然关联的证据。研究参与者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了一系列单词。每个单词都以白色字体或黑色字体出现。研究人员发现，当用黑色字体显示与不道德行为有关的单词（例如“粗俗”）时，研究参与者会比以白色字体显示相同单词时更快地说出单词。同样，当看到白色（而不是黑色）字体显示与道德相关的单词时（例如“善良”），他们会更快地说出这个单词。人们认为：“罪不仅是肮脏的，而且是黑色的；道德美德不仅是干净的，而且是白色的。”
这些联想允许隐性偏见将肤色变成价值判断的依据。但是肤色实际上只是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的标志。数万年来，随着人类在全球范围内迁移，我们的肤色已发生变化，以满足新家园环境的需求。
当太阳发出有害紫外线辐射击垮了早期人类时，我们身体产生的黑色素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黑色素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保护，我们的身体产生的黑色素越多，我们的皮肤就会越黑。很多物种都会产生黑色素，从青蛙到枣，都像人类一样，其外表颜色会根据其栖息地的环境而变化。人类学家尼娜·贾布隆斯基解释说：“肤色是人类生物学变异最明显的模式之一。”黑色素对我们所处的物理空间具有高度的响应能力。
就像物理空间可以改变我们的外观一样，特定空间的细节也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做出的判断。我特别喜欢夏天，于是，有一年夏天，我和丈夫以及我们三个十几岁的儿子一起去牙买加度假。
我的丈夫瑞克喜欢冒险。因此，当他决定带领我们穿越蒙特哥湾嘈杂、拥挤的城市街道，以及蜿蜒曲折不知名的乡间小路时，我有些担心。在牙买加，他们的马路是英式的，车道是靠左行驶，方向盘的位置也和美国的车型相反。我丈夫在靠右行驶的规则下开了三十五年的车，我作为科学家的心蠢蠢欲动，想知道长期靠右行驶的经验是否已经在他的大脑神经通路上留下了印记。但同时，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我只是希望我的家人能毫发无损地到达目的地。
“我们是美国人。”当我们驾驶车子进入陌生地点时，我提醒瑞克。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相反的一面，路灯和标志也是如此。男孩们看到他们的父亲坐在汽车的另一侧操纵方向盘，也觉得大吃一惊。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被任命为哨兵，我要确保我们能够安全行驶在这个与传统完全相反的异乡道路上。
刚刚出发，我就感觉到我们有麻烦了。我坐在左侧的位置，这个位置本应该坐着驾驶员，因此我花了好久才克制住我自己才是那个开车的人的感觉。我必须努力防止自己的手臂向上移动，以抓住不存在的方向盘。当我们遇到堵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右脚会不自觉地向下压，想踩刹车。
第一次看到汽车从相反方向驶向我们时，我感到惊慌失措。“往左！往左！”我大声警告着丈夫。然而，即使我大声喊出正确的建议，我内心的某些声音仍在暗示我应该往右。这种精神上的角力让我的心怦怦狂跳。我们要遇到大麻烦了，我心里这样想着，紧接着从我们身旁就又开过去一辆车，那个方向总让我觉得是错误的方向。我的脑子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的身体直观感觉到的却是恰恰相反的东西。我内心一直不断在自发地给我发出提醒：“这是错误的。你有危险！快往右边开。”
当我们到达市中心时，上下班高峰时间已经到了。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交通高峰时间，更别提在这道路交通完全和加州相反的外国了。我们在拥挤的大街上行驶，路上不仅有汽车、自行车、摩托车，还有站在街中间兜售商品的人。但此时此刻，我需要保持镇定。
我们终于开上了通往乡村的高速公路的偏远路段。我们这才放松下来，开始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甚至在当地的旅游胜地做了短暂停留。但当我们度假结束返回城镇的时候，我丈夫作为驾驶员的神经就要崩溃了。
当瑞克并道驶上高速公路时，男孩们开始在后座尖叫。我转过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也被吓得不轻。我看到两个巨大的18轮重卡以惊人的速度并排驶下高速公路，直奔我们而来。但是瑞克没注意到这两辆车，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道路的另一侧——在加州开车并道时应该看的方向。我也大叫了起来，但瑞克专注于眼前的任务，慢慢地并入高速公路，并且进入了卡车的车道，他的眼睛仍然看着道路的另一侧，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大惊小怪。
卡车司机没有减速，他以为我们肯定会停下来让行。谁会傻到挡大卡车的路呢？情急之下，我用我最大的声音喊道：“停车！停车！现在就停车！”我的恐慌使我丈夫猛踩刹车，我们看着卡车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距离我们的车头只有几英寸。我满头大汗，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们沉默地坐了好一会儿。
在美国，一辈子在道路右侧驾驶对我和我丈夫的影响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仅影响了我们将车辆放置在道路上的方式，还影响了我们倾向于看的地方、转向的方式和时间，以及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物。它塑造了每个司机做出的一系列反射选择。
我们大脑内部有一个复杂而协调的系统，在我们的意识范围内运行，而且很难被超越。其实，在驾驶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动作，但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它们。尽管我们之前学过开车，但久而久之，我们更多是根据“本能”进行操作。那天在车上，我希望能提供额外的眼睛来提供帮助，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恰恰是我们的没有驾驶经验的儿子看到了我和瑞克忽略的卡车，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限制，只能以某些方式或期望的方式去看待或看到特定的事物。
在许多方面，这就是偏见的运作方式。尽管我们有意识层面的动机和渴望，但偏见仍然制约着我们看待世界和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即使这种制约会给我们带来危害。就像驾驶员会受到自己国家道路建设习惯的制约一样，我们也受到种族叙事的制约，种族叙事缩小了我们的视野并让我们在看待周围人的时候带有偏见。
迁徙
在任何一个地区待上足够长的时间，都可以让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舒适区域。对于20世纪初美国南方的白人来说，要想维持自己的舒适区，就必须让非洲裔美国人屈从于白人的优势，而这种观念根植于自奴隶制以来对黑人种族的贬低。
我父亲的曾祖父和他的两个兄弟在19世纪中叶出生于佐治亚州。家里的所有男孩都被卖给了另一个奴隶主。一个兄弟成为赫德家族的财产，另一个兄弟成为费腾思家族的财产，而我父亲的曾祖父则属于埃伯哈特家族。1865年废除奴隶制后，三个人都跟从了他们主人的姓氏，并获得一小块位于他们被奴役处附近的土地，他们耕种这一小块土地，成了佃农。
在奴隶制废除之后，因为害怕要与黑人分享权力，美国南方的白人建立了种族等级制度，继续按照习俗和法律压制黑人。凭借《吉姆·克劳法》(3)中规定的限制措施，南方的白人建立了一个物理环境，以支持和强化黑人属于劣等民族的认知。他们通过日常的活动使每个人都了解并接受自己的地位，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在人行道上相遇时，黑人男性必须走下人行道让白人男性先行通过，黑人女性从来不会被尊称为“某某夫人”。这种劣等种族的叙事被铭刻在他们所见、所做、所触碰到的一切上。
1910年，即奴隶制正式结束近五十年之后，非洲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10%，而其中90%的黑人仍然生活在南部，在那里，社会重建承诺被白人至上的恐怖主义和《吉姆·克劳法》所破坏。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黑人和全球其他受苦的移民族群一样，以被压迫换取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所扩大，南方的黑人开始涌入北部城市，并受到北方城市的诱惑，因为北方有着更自由的生活前景。这种迁徙趋势会改变芝加哥、匹兹堡、纽约、克利夫兰和底特律等城市工业中心的复杂性。
1921年，我父亲的祖父母约克·埃伯哈特和艾玛·埃伯哈特离开了他们在佐治亚州哈特威尔的老家，成为第一批离开南方的黑人移民。他们与其他一百万名黑人一路向北，受到各行业的吸引，北方黑人的报纸上刊登着各种广告，提供交通补贴和高薪工作，吸引南部的黑人。我父亲的祖父母最终决定定居克利夫兰，约克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在煤场的工作，后来又去克利夫兰铁路供职。他们搬进了后来成为中央大街贫民窟的社区。该社区曾经是贫穷的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的聚居地，但南部来的新移民泛滥成灾，便也挤进了这个社区。正是在克利夫兰，他们的儿子霍伊特遇见并娶了一位名叫贝西的年轻姑娘，这姑娘是他妹妹最好的朋友。他们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我的父亲哈兰生于1936年。
我母亲的家人参加了第二次移民浪潮，该浪潮始于1940年，吸引了五百万南部黑人移民去到北方城市。我的外祖父母都在阿拉巴马州的安尼斯敦长大。他们于1948年离开南方，移民定居克利夫兰，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去世。
我认识的许多南方黑人移民家庭都经常回南方探亲，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回去过。我从未去过安尼斯敦，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突然离开。直到我开始写这本书时，好奇心才促使我寻找自己家族树上散开的每一个枝叶，以了解他们的旅程。我在芝加哥找到了外祖父的表亲，她帮助我填补了家族历史的拼图。九十二岁的吉恩仍然对早年和我外祖父在安尼斯敦一起成长时的往事记忆犹新。
我的外祖父和他的弟弟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于是，两个男孩就搬去与吉恩和她的母亲一起生活。吉恩回忆说，即使还那么小，西德尼也已经“相当老成”，他很活跃，善于交际，“和周围所有人打成一片”。男孩们一天天长大，西德尼一直四处奔波，直到他爱上一个名叫玛贝尔的姑娘。1935年，他们结婚了。他们买了一间小房子，育有两个孩子，儿子叫桑尼，女儿就是我的母亲，他们都喊她小玛丽。
西德尼在安尼斯敦的一家钢铁厂工作，工作地点和吉恩家就隔着一条街，但是，一夜之间，他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恩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她看见西德尼穿着工作服，匆匆忙忙地往家的方向跑去，她觉得西德尼肯定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她说，西德尼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乐天派，她从未见过他如此慌乱焦虑的样子。吉恩回忆说：“他来问我有没有钱，因为他要离开安尼斯敦，而且即刻就要出发。”
她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钱，西德尼接过钱，就顺着库珀大街朝市区的方向跑去了。他登上了火车，甚至没来得及与他的妻子和孩子告别。他到了克利夫兰才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他有一个姐姐住在克利夫兰。几周后，玛贝尔带着桑尼和小玛丽也登上了前往克利夫兰的“满是黑人的火车”。
吉恩一直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西德尼匆匆逃离安尼斯敦。既然西德尼没有说，她也就没有开口问，但她仍然记得当时表哥脸上的恐惧。“当时，我几乎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很需要钱。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我知道肯定有事。”
吉恩跟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脑海中想象着我当时只有九岁的母亲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父亲消失不见的情形。我能想象她当时受的苦。后来一家子搬去克利夫兰的时候，我的外祖母是怎么跟她解释的呢？她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让她的父亲突然离开家呢？离开舒适的家去到北方一个遥远的神秘地方，她对此又有什么想法呢？
无论那天外祖父在安尼斯敦遇到了什么危险，他都不能去找警察寻求帮助。别人的经验告诉他：走为上计。“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最要避开的其实就是警察。”吉恩向我解释道，“如果你脑子一热叫了警察，你可能就被杀了。”吉恩说到这里的时候，若有所思地顿了顿，然后接着说，“我生活在安尼斯敦那么久，从来没有听过有黑人会向警察求助。”
吉恩的话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南方黑人之所以会举步维艰，不仅在于人们不断地提示他们二等公民的身份，如黑人和白人分开设立的饮水机、学校、餐厅、洗手间，以及按肤色划分的等候区、就座区、站立区和康复区。更严重的在于，他们不断受到暴力威胁，而且得不到任何的保护或救济。种族隔离成了一种规则，警察则普遍被认为是三K党(4)的余众，他们正是种族隔离的践行者。“我告诉你，有色人种只能自己保护自己。”吉恩向我解释道。
对于有色人种的女孩来说，南方尤为危险，这些女孩经常会被白人男子当作“猎食”对象，因为白人男子知道强奸和殴打这些女孩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根据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录，直到1965年，也就是在我母亲的家人离开南方很久以后，白人在安尼斯敦对黑人实施犯罪行为才会被判刑。
吉恩仍然记得黑人女孩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必须记住的规则：如果她们独自走在路上，并感觉被人跟踪，她们应该躲进最近的安全屋，直到朋友或家人到达后再出来。“他们有专门的场所可以让你打电话求救，看有没有人可以过来帮你。”吉恩回忆道。每个女孩都必须知道那些安全屋在哪里。
那时的安尼斯敦，有着你能够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种族隔离形式。黑人别无选择，只能坚决抵制侮辱。吉恩还记得当时去市区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公园，她沿着公园的小径看到了一个游泳池，“白人孩子在泳池里嬉戏，而黑人孩子则只能眼巴巴地站在边上，不能下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分界线是如此严苛，以至于那些与黑人“太过亲密”的白人也会被视作受到了污染，并被贴上“可怜的白人垃圾”的标签。
人们的所有行为，无论大小都会被评估，要看看这些行为是会维持社会秩序，还是会挑战社会秩序，而任何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都会用暴力来解决。在吉恩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灵就已经被现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天，一群白人开始聚集在从安尼斯敦通往亚特兰大的一条狭窄的两车道公路上。由于离得太远，吉恩看不清他们，但是当这些人从镇上走过时，她可以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她可以感觉到空气中积聚的愤怒，并感到周围黑人的恐惧。那也让她感到害怕。她竖起耳朵听着亲戚和邻居们的窃窃私语，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远处的骚动是一群暴民在集会，他们想聚众行刑，吊死一个黑人，而这个黑人的罪名是“过于富有”。“他的农场比其他所有农场都要好。”吉恩解释道。苦苦挣扎的白人农民在大萧条期间所积累的财富减少了，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这群暴民由牧师领导，这个牧师在安尼斯敦最大的白人浸信会教堂中传教。直到今天，吉恩还是觉得这一点特别讽刺：“教会里传教的牧师怎么可以领导暴民对人用私刑呢？”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每当吉恩的家人开车经过这条通往亚特兰大的高速公路时，吉恩都会在他们经过教堂的时候望向窗外，脑中不由得回想起那一天的情景，一群白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要去处死一个黑人。她对此感到困惑极了，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如此讨厌我们？”
她经常问她的母亲，但每次都得到同样的让人无奈的答复：“因为我们的肤色。”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那么简单、那么令人不满意吗？是什么使普通百姓不愿意透过肤色去看一看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仇恨黑人，甚至要以致命的侵犯来表现这种仇恨？
八十多年后，吉恩仍然对此感到困惑。“我只是，我只是一直都想不通。珍妮弗，我从来都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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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吉恩交谈仅一个月后，2018年4月25日，我抵达阿拉巴马州参加蒙哥马利国家和平与正义纪念馆开幕仪式。这座纪念馆也被称为“私刑遇难者纪念馆”，这是在布莱恩·史蒂文森的领导下的平等司法倡议活动期间创建的，旨在纪念所有经历过种族恐怖私刑的家庭。确实，人们四处奔波，寻求承认，寻求问责，寻求真相与和解。人们希望这座纪念馆能成为一个疗愈之地，就像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或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博物馆一样。私刑遇难者纪念馆已成为我们看待种族主义和民族遗产方式的有力象征，不管从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来说都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解决偏见，甚至是最糟糕的那些偏见。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很多人都遭受了私刑，施暴者却从未被起诉，这种迫害发生在美国各地，但在南部尤为猖獗，尤其是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私刑遇难者纪念馆位于山丘之上，俯瞰着南方邦联最早的首都——蒙哥马利市的市中心。这是一座开放式建筑，几乎没有外墙，建筑本身和访客都会受到外界的风吹日晒。纪念馆内悬挂着八百个长方形金属纪念碑，每个纪念碑高六英尺，并对应一个经历过种族恐怖的私刑的县，刻在纪念碑上的是被私刑处死的受害者的名字。越往里走，地板随着山坡的走势越来越低，纪念馆的参观者被迫抬头看着生锈的金属纪念碑，每个金属纪念碑都悬挂在一根长杆上，并固定在天花板的架子上——就像私刑受害者的尸体在树上晃来晃去一样。
我发现了一系列刻有短句的小牌子，讲述了一个个阿拉巴马州黑人面临的日常危险。最早受到私刑的是杰克·特纳，他因组织黑人选民投票而在1882年被杀。1888年，有7个黑人因从白人的井里喝水而被处以私刑。1894年，杰克·布朗利因为让殴打他女儿的男子被捕而被处以私刑。遇难者名单很长，仅在1877年至1943年，就有340个黑人在阿拉巴马州被处以私刑。最后一条私刑的记录是在1940年：杰西·桑顿因为没有使用“先生”来称呼白人警察而被处以私刑。
我站在那儿，仔细咀嚼着那些肆意的野蛮言论，开始重新思考是什么导致了我的外祖父疯狂而恐惧的退缩。当他在克利夫兰寻求安全和慰藉时，他又逃脱了怎样可怕的命运？在新的家园与偏见战斗，从屈从到自由，我们一家人的跋涉反映了全国和全世界各少数族裔仍在进行的旅程。他们的举动不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更反映出另一个事实：空间已经变成征服人们的方式，居住方面的限制会压抑人的潜力。无论是依据规则、习惯还是环境，当你可以决定其他人的住所、吃饭的地方、可以坐的地方、可以游泳的地方时，空间就会成为一种隔离和孤立的污名化力量，把人限制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并践行社会的不平等。
但空间也可以让人得到解放。人们离开原本令人压抑的物理空间，通常是出于对生活的基本要求：他们想要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安全的街道。但是因此而得到的回报可能是超出他们基本需求的。搬家提供了一种利用社会流动性的方法，来超越陈规定型观念，并最终钝化偏见的影响。
就在吉恩帮助我外祖父逃离安尼斯敦后不久，她自己也离开了那里，定居在芝加哥。她之前曾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郊的一所黑人大学陶格鲁学院接受教育，后来又去读了亚特兰大社会工作学院。因此，她到达芝加哥的时候，是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去的。吉恩对她的美好生活充满希望。然而，北方没有提供她想象中的避难所。她的种族地位仍然禁止她从事某些工作，她也无法去某些商店购物，或是在某些街区生活。实际上，北部的种族隔离似乎比南部的种族隔离更为严格，虽然可能不那么明显。
吉恩还记得，当她和她的丈夫来到芝加哥的新家的时候，周围的白人邻居是怎样迅速搬离的。当黑人搬进社区时，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通常会故意提出对犯罪率上升和财产价值下降的担忧。很多白人会想在街区逐渐被黑人占据之前亏本出售房屋，以迅速摆脱困境。吉恩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白人邻居，他们一家住在马路对面，但是他们只遇到过一次。“他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和他的妻子是不会搬走的。”她回忆道，“我丈夫麦克斯却笑着对我说：‘你觉得他们会在这里待多久？’我当时回答说：‘应该待不过一周。’”结果如他们所料，那个白人邻居当周就搬离了。
在南方，黑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即使没有被完全接受，他们也能适应。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数百万名黑人向北部迁移，他们被视为一种丑陋的入侵力量，因此北部城市必须进行重塑和加固，以抵御黑人来袭的风暴。
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罗斯坦在他的《法律的颜色》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私人和政府合谋阻止黑人融入社会，并企图以此维护他们统治的社会秩序。一位杰出的城市规划者解释说，必须保护白人社区免受“种族入侵”，“为了公共和平、秩序和安全，种族分区至关重要”。
房地产经纪人被警告不要向“某些种族”出售房产，特别是黑人和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只会“降低社区其他房屋的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郊区社区非常实惠，但黑人不被允许搬入这些社区。在黑人家庭搬移到北部新家后的数十年间，种族进步引起的恐惧、厌恶和应享权利让偏见也跟着一起迁移到了新的空间。社会流动性让阶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却仍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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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推动20世纪移民迁徙的同时，也掩盖着它。今天，在21世纪，偏见有了技术的助力，可以放大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但同时，也使我们忽略了所见背后的某些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