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伯妮斯六岁，她在密西西比州的奥利夫布兰奇开始上学。当时的校舍只有两间教室，没有自来水，厕所还是露天的。她用的教科书是白人学生用坏丢掉的，在书页上还能看到他们潦草的签名。在每个新学年开始后的几周里，那些黑人联邦学校会停学一段时间，这样伯妮斯和她的同学们就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去田里工作了。在收割庄稼时，他们会看到载着白人学生的公交车向白人学校驶去。
其实早在三年前，学校内的种族隔离就已经被裁定为违宪了。但是对于南方的黑人孩子来说，仍然无法和白人孩子共用设施，他们只能使用破旧的校舍，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也远不及白人。直到1959年，奥利夫布兰奇才为黑人修建了一座有室内卫生间的高中校舍。时隔八年之久，密西西比州才在联邦资金的威胁下被迫遵守联邦法律，允许黑人儿童与白人孩子一起上学。
那时，密西西比州制订了一项“选择”计划，黑人学生可以选择去所在地区的白人学校就读。这种新的政策避免了种族隔离的混乱局面，但即使有了这样的政策，也很少有黑人孩子会离开他们的学校前往城镇，涉入他们未知的地方。那时，伯妮斯还在读高中。当一个朋友决定去白人学校就读时，她同意和她一起去。那年，只有四名黑人学生去往全是白人的奥利夫布兰奇高中就读十一年级，而且四个学生都是姑娘。1967年，伯妮斯才第一次坐在有白人的教室里-添加微信 969796723，帮你找书找课。
“真是太恐怖了，”伯妮斯回忆着说，“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从来没有和白人交流过……我曾经在他们经常去的商店里打过工，在他们某些人的家里工作过，还与我母亲一起在办公楼里工作过，为他们打扫卫生、洗碗，为他们服务。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坐在全是同龄白人的环境中。”
而且事实证明，白人学生并不想接受黑人作为同伴。他们给黑人女孩取难听的绰号，拒绝与她们交往。学校迅速放弃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和社会活动，甚至连舞会都不办了，以免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混在一起。“他们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伯妮斯回忆道。
当然啦，她去上学也不是为了和白人学生交朋友。她是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黑人女孩，而且有些口吃，她只是想在白人学校里获得黑人学校所缺乏的大量资源：新教科书、科学实验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指导顾问，还有言语治疗师。她曾经是母校东部高中的杰出学生，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学习能力。然而，在奥利夫布兰奇高中，即使在教室里，她也会被白人排斥。
她的一些老师对黑人不屑一顾，其中一位甚至直接表现出敌对的情绪。上代数课的时候，班里的其他学生都是白人，琼斯老师直接给伯妮斯在教室的最前排安排了一个座位，让她一个人坐。
伯妮斯说：“他不允许任何其他学生和我坐在一排。我当时在教室里，但我却无法融入课堂。”仿佛她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这同时也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在整个学年中，她都独自坐着，听着坐在她后面的学生发表讽刺言论，却无法转身面对。每天，她都感到老师在强化同学的优越感和她的低人一等。琼斯老师拒绝教黑人，也不允许白人学生坐在伯妮斯身边，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白人学生的一种侮辱。他就当作伯妮斯不存在。
“我一点都不懂代数，我就是不明白，”伯妮斯告诉我，“只是坐在那里，我就会很尴尬，觉得非常丧气，这种经历真是太可怕了。”
与众不同的肤色只是让伯妮斯落后的原因之一。她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个孩子，父母二人都没有读完小学，全家自己种地，自己做衣服。她的祖母在她的一位白人同学的家中做家务。
在她原先就读的学校里，无论你是用糖蜜桶装午餐还是用旧麻布袋装午餐都没关系，没有人会因此对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所有人都一样穷。但是在这里，情况则完全不同，贫穷使人感到羞耻。
伯妮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工作，这是针对来自贫困家庭学生的勤工俭学计划。每个星期五，学校都会用广播喊她拿工资，当她走出教室领取工资支票时，她的同学就会取笑她，因为她是唯一需要靠这份工资维持生计的学生。她不禁为家里的窘境感到羞愧。她的父亲自学了机械，做了一名机械师，每天放学，工作了一天的父亲都会开着他那脏脏油油的故障车，去学校接她。伯妮斯发现自己会默默祈祷他迟到，这样同学们就不会看到她的父亲。父亲每日的出现成为她需要忍受的另一种侮辱，因为这又一次地提醒她，她不属于这个地方。
但伯妮斯没有抱怨，她不想让父亲感到压力或无奈。她尤其想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最终使父亲陷入危险的行动。当时，她的父亲正积极参加支持黑人普选权的活动，仅此就足以招致白人的暴力威胁了。因此，伯妮斯一直保持沉默。
她是否后悔过选择就读白人中学？“有时候会后悔，但大多数时候不会。有些东西是我在以前的学校里绝对学不到的，不可能的。”
通过治疗，她的口吃痊愈了。图书馆种类繁多的书籍扩大了她的视野。在第一年末，她的成绩非常出色，她也成了奥利夫布兰奇高中荣誉学会的第一位黑人学生。
她的经验证实了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去综合学校学习时，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会更好，而有色人种学生的加入也不会影响白人学生的成绩。社会经济学在这一结果中起着关键作用：中产阶级和富裕地区的综合学校往往资源更丰富。与低收入社区的隔离学校相比，这些白人学校更有可能拥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学生的父母也都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高的学业期望。通过追踪学生的考试成绩、毕业率和大学成绩，结果显示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更难以衡量的是伯妮斯所忍受的社会后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支持学校停止种族隔离的人认为，不同种族孩子间的亲密接触将使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变得更加宽容，并能最终改善种族关系。
那时，种族偏见通常被视为无知的产物。因此，这样宽容的想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名字、长相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实来代替大面积存在的刻板印象，简单地使人们互相接触就可以减轻敌对的种族关系。一旦隔阂变小，社会融合会使少数族裔得以崛起。
对于人人都能平等接受教育的乐观期待已经成为现实，在综合学校学习了至少五年的黑人学生成年后的收入要比单一种族学校的同龄人多25%，并且他们到中年时的健康状况也要好得多。种族融合带来的好处已超越种族界限，并延续了几代。就读于种族多元化学校的学生比就读于单一种族学校的学生更有可能结识其他种族的朋友，他们会更有可能选择在种族混合的社区生活和抚养子女，并且会有更高的公民参与度。
但是，想通过种族融合来消除校园里的种族偏见却遇到了倡导者们意料之外的障碍。事实证明，仅仅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不足以修正陈旧的偏见，跨种族接触带来的好处是有条件的。
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其1954年的经典著作《偏见的性质》中所概述的那样，当互动满足一长串条件时，才有可能消除偏见。这些条件包括：交流必须是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间展开，这种交流是得到权威支持的，并且是不浮于表面，而是深入到各自个性中。
当你有伯妮斯在代数班里一样的遭遇、被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时，这种污名会传达给周围的人，并由周围的人吸收。如果你一直被代表着权威和信任的教师所鄙视，那不平等的准则就会得到班级里其他人的认可。如果没有人想和你一起深入交流，偏见就不会受到质疑，刻板印象会延续下去。尽管在今天的校园里，种族隔离可能不像伯妮斯那时那么严重，但要满足所有前述条件也确实是一个挑战，许多学校仍然做不到这些。
长期以来，即使是研究人员，对于交流接触可以消除偏见的看法也不是完全支持的。奥尔波特的“接触假设”指出了这种极简方法的陷阱。如果你和你确定不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实际上反而会固化本已有之的偏见：我之前就觉得这些人很愚蠢，现在发现果然如此。奥尔波特发现，如果接触交流可能会产生竞争或是焦虑感，非但不会减少冲突，反而会加剧冲突。接触和交流必须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且频率够高，才能使参与其中的人彼此适应并感到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或纽带，这才是交流能帮助消除群体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种族隔离的前提。
最终，这为大家真正接受伯妮斯铺平了道路。在她高三那年，荣誉学会计划去纽约市旅行。因为伯妮斯入选了荣誉学会，所以她也受到了邀请。但她对此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她以前从未离开过家，她也真的非常不想和一群对她总是抱有敌意的白人学生一起旅行。但这其实都不是重点，主要是她知道她的家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负担她旅行的费用。
但伯妮斯的母亲却对她所焦虑的事情感到非常骄傲。她收入很低，但通过做裁缝、帮人打扫房子、卖手工做的皱纹纸花，最终还是凑够了钱为伯妮斯买机票、订酒店。她也知道她的女儿旅行会花比其他学生更多的钱，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她住一间，她只能一个人负担房费。
总之，克服了所有困难之后，伯妮斯踏上了旅途。她与其他的荣誉学生一起在曼哈顿漫步，并且很高兴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她和其他学生一样，对他人的善意很敏感。但是，当她身边的同学们试图微笑并与陌生人交谈时，他们并没有得到陌生人们的回应。“我们走在曼哈顿的大街上，看着纽约人，不停地向他们打招呼说‘你好，你好’，”伯妮斯回忆道，“他们会直愣愣地看着我们，就像我们是火星人一样。曼哈顿的人都行色匆匆，走得非常快。”突然，伯妮斯和她的同学都变成外来人士了，在曼哈顿，所有人集体被降为二等公民。这种经历是一个转折点，她说：“这使我们专注于彼此的共同之处，而不是不同。”
这种团结的感觉持续了整个旅程，使她最终可以享受这次她本来觉得肯定会丢脸的用餐体验。伯妮斯是该小组中唯一从未去过餐厅的人。当她和白人同学一起在纽约市地标绿苑酒廊用餐时，她都不知道要点什么。她扫了一眼菜单，拼命寻找自己认识的菜，她觉得非常尴尬，也没有办法向服务员或同学寻求帮助。“我终于看到了一道菜，叫‘可尼西鸡’，然后我想到‘鸡。那就是鸡肉，我就吃这个好啦’。所以，我就点了这道菜，”她回忆说，“我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当她的菜上来时，整个菜看起来就像一只小鸟。伯妮斯根本就不想动这道菜，因为她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于是，她只吃了蔬菜，把这盘菜给了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看起来非常想吃这只“鸡”。没有人嘲笑她，大家都坐在一起，笑着聊天。
当时的伯妮斯并不知道，其实在这一时刻，有一种力量正在削弱偏见。研究表明，当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时，我们之间的偏见可以因为团结一致的求生冲动而暂时消除。我们受到威胁时，即使是最严酷的群体界限也可以重新调整。由于纽约人对所有人都视而不见，因此，伯妮斯的同学们第一次看到了她，也使她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她终于尝到了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感觉——也许她的同学们也第一次亲历了被人群抛弃的感觉。
并肩而行
我小时候，只知道克利夫兰的格雷斯蒙特小学，而且我觉得这个学校不错。教室很干净，老师们也过得去，篮球架篮板上有链环网，沥青操场也够大，课间可以在操场上踢足球。但是，1977年，我的父母决定搬家，从全是黑人的社区搬到几乎都是白人的比奇伍德郊区，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比奇伍德当地的学校现代化而宽敞，教室都很大，运动场上绿草如茵。资源的差异是如此鲜明，并且带有明显的种族特征，使我对种族间的不平等产生了终生的兴趣。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父母搬家的决定会为我之后的发展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到我十二岁时，我不再需要隐藏自己对学习的热爱，每天不断地培养和加强我学习者的这个身份。
在比奇伍德高中，大学被视为常规教育之路的下一个阶段，而不是只有少数精英才可以选择的道路。尽管我原先住的街区离比奇伍德并不远，骑自行车就能到达，但我确定，如果我们没有搬家，我可能都不会去上大学，更不要说去哈佛读研究生了。这次搬家改变了我的生活。
然而，这种转变并非没有代价。就像伯妮斯的老师一直在提醒她，她并不属于学校。有时，在我就读的这所郊区中学里，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罢了。
中学毕业后，我在比奇伍德的朋友圈变得越来越大。我读的高中校园更大，种族也更加多元，不过所有的老师都是白人。整个学校可能有几十个黑人学生，我们平时经常一起玩。
比奇伍德高中本身对许多学科（包括艺术）所采取的进取态度让人感到自豪。因此，在高三那年，我和我的朋友玛丽·诺伍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个以社会正义为主题的艺术项目。在我们的美术老师斯科特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我们使用彩色粉笔和水粉画了一个巨大的画。
我们画了一个乍一看很像雪山的东西，但如果你仔细看，我们画的其实是三K党戴的兜帽。在这个“山顶”上，还有一个看起来像大树的东西，那其实是一只棕色的手臂，手臂上的血管清晰可见，它们突破重重阻碍向太阳所在的方向延伸，太阳中心印了马丁·路德·金先生的照片。整张图是为了两个80年代的郊区黑人少女所做的严正声明。斯科特先生对这幅画印象深刻，他将这幅画装裱起来，并挂在学校主要走廊上的显眼位置。
能在学校里留下我们的艺术品，即使只是自己认为的艺术品，也让我和玛丽感到非常骄傲。这幅画装裱完成后，我们邀请了几个女生朋友去学校地下室的木头商店提前看最后的成品。
我们从地下室上来，走在楼梯上时，所有人仍然在兴奋地交谈。就在我们过了拐角转到主要走廊时，我们注意到我的前代数老师柯林斯女士在盯着我们。我们迎面朝她走去，她的目光一直跟着我们。当我们离她越来越近的时候，她的眼睛眯了起来，走路的步子也越来越快。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敌意在空气中蔓延开来。
柯林斯老师离我们更近的时候，我们头也不回地往艺术教室的方向走去。她开始随便喊黑人女孩会叫的名字：“多利西亚！塔尼莎！谢里塔！伊希亚！”没有人转身理她。我们小组中没有人叫这些名字。
“别往回看！”我和我的朋友们说道，心中升起了一股怒气，“除非听到你的名字，不然就继续走，我们不需要停下来。”柯林斯老师加快了她的步伐，我们也加快了步伐。她不停地喊着不同的名字：“沙妮可！德里卡！”这简直荒唐可笑，接近侮辱。她没有喊出珍妮弗，也没有喊出玛丽。对她来说，我们不过是成群出现的她的刻板印象而已。
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校规，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好像和其他黑人女孩一起走路本身就是在拒绝服从她一样。可是我确定我们不会退缩。最终，柯林斯老师放弃了，她转身离开了，没有再继续追我们。但我知道我们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回到艺术教室时，我告诉斯科特先生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停下来。而且，她甚至都没有办法正确地喊出我们的名字。”我说。我的美术老师马上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当柯林斯老师和校长一起出现时，他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他们要求我离开房间，然后他们才能交谈。我不知道美术老师到底对柯林斯老师说了什么，但是我没有因为那件事受到惩罚，而且我告诉自己，以后绝对不要再和柯林斯老师遇上。
被人隔绝并一路跟回美术教室的经历，毁掉了我原本非常美好的一天。而这种基于偏见的猜疑还在影响着学校间的交流沟通，加剧了不同学校学科和学术表现方面的差距。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斯科特老师这样一个值得信任的老师，我可以向他寻求帮助。斯科特先生愿意帮助我，证实我的观点，发现我的才能，听见我的声音。他对我的鼓励仍然在我的生活中振荡出阵阵涟漪。
···
综合性学校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全球公民，欣赏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并且能够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在这样融合的空间里，我们对于跨种族交流更加习以为常。的确，跨种族和民族的人际交往常常能够钝化或减轻偏见。但是，正如研究和现实生活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种族融合空间的存在也可能加剧成为偏见目标后受到的威胁。因为自己的族裔受到贬低、诋毁，对于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承受之重。
作为一个黑人母亲，我的三个儿子都去上过主要是白人学生的学校。我可以看到这背后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我也看到这些成本和收益是如何在我孩子身上显现它们的效用的。
我最小的儿子哈兰即将升入八年级时，他去做了一个在他的黑人朋友中很受欢迎的高渐层发型。他剃掉了两侧的头发，只留了头顶的头发，微微卷曲着，发尾还染成了金色。我必须说，他真的很适合这个发型。
但是，当我和丈夫过完周末回家时，我发现哈兰金色的发尾消失了。他剪掉了发尾，当然不是自愿去剪的。他告诉我们，如果他不剪掉金色发尾，学校管理员就会扣留他，因为学校手册明令禁止学生“染发”。
哈兰就读的私立学校有严格的着装要求。有关于头发颜色的规定是为防止学生顶着一头绿色、蓝色或紫色的头发来上学。但是哈兰知道，他的许多女同学都染过头发。他觉得，不仅是他的发型，更多的是他的身份也受到了挑战，他因与众不同而被单挑了出来。实际上，他的许多同学都同意这个观点。当大家得知他被迫剪掉金色发尾的时候，几个女孩都对他表示了同情。她们告诉他，自己的头发其实也染了发尾，但是没有人指责她们违反了校规。女孩们把这看作是否能平权的事情，而我和我丈夫却认为这事关种族。
哈兰没有要求我们介入，而是给教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感受：“我染头发这件事确实影响很大，我会在周二之前把染过的发尾剪掉。但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所有在学校的白人女孩都能把头发染成金色，而我却不能。我知道有些人（在这里就不说她们是谁了）已经染了好几年，但是她们却从来没有被询问过染发的事。此致，哈兰。”
我们阳光又感性的孩子被迫失去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东西。于是，我和我丈夫决定与教员见面。
她向我们解释说，她并没有针对哈兰，但她也不愿意为他打破校规。她说，她的职责就是执行这套规则。“暑假结束后，我通知了所有染过头发的孩子处理他们的头发。他们都照做了，而哈兰却没有。”因此，她给了哈兰一个选择：“要么剪下你的发尾，要么染回原来的颜色。”
她承认，她不知道还有哪个学生染过头发。“其他学生染发真的很不明显，但哈兰染的金发就真的很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的儿子因为无法掩饰自己的过错而面临受到惩罚的威胁。哈兰是这个教员班上唯一的黑人男孩，因此，不论哈兰做什么，总是会特别显眼。女孩子们违反校纪就没问题，而我们的儿子就必须被杀鸡儆猴，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在我们和教员交谈时，她开始逐渐理解了我们的意思，她逐渐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潜在的影响也让她吓了一跳。“哈兰觉得我是在故意针对他……”她顿了顿，仿佛整个人都僵住了，她的眼睛开始湿润起来。她抽了几张纸巾，这才继续说。她说：“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和哈兰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但他竟然觉得这是一个种族问题，这太让我伤心了。”
我们的谈话使她措手不及。她一直试图以平等的方式执行校规，但她没有意识到，其实哈兰觉得这背后还有更大的原因在起作用。
她的眼泪也使我们措手不及。我回想起来，教员对我们的儿子一直很友善，哈兰平日里对她也很亲近。我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也希望她能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待事情。
我向她解释了这一切是如何超越头发本身的。哈兰受到的谴责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因素，他并不只是简单地决定要剪一个古怪的发型，让教员觉得不适的恰恰是年轻黑人男性的归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兰通过做这个发型，在一家白人学校里彰显自己的黑人特质。这也是多样性应有的样子。但是，如果他人对于他这种选择的反应是想约束他，他会觉得，他只有选择隐形才会避免别人的指责，而他的真实自我如何对他的学校毫无价值可言。
当我解释完后，教员已经泣不成声。她无意中伤害了哈兰，这让她觉得非常难过。她进入教学行业是为了培养年轻人，帮助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是被爱与支持的。
我向她保证，我们并没有责怪她的意思。我们知道她关心我们的儿子，并且也知道，她一定很想了解，她不经意间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对孩子们的关系和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还希望她把目光放得更长远，这样才能应对种族融合带来的挑战：当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时，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并不总是如想象那般容易。
值得称赞和令人欣慰的是，这位教员采取了聪明的做法来认可我们的立场，并且接受了我们儿子的身份认同。
她找哈兰谈了谈，想让他知道他们的关系对她而言很重要。她告诉他，之前没有注意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这让她觉得很抱歉。因此，她愿意重新审视学校政策。她甚至问哈兰有没有兴趣和她一起制定全新的校内发型管理条例。
她的举止成了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该如何以诚实和坦率的态度处理与种族相关的事情的模范。她愿意放下防备，听取来自外界的声音，并主动去感受我们儿子的心情。她了解到了一个看待事物的全新角度，而如果没有我们之前冒险进行的有关种族的谈话，她是绝对不可能了解到这个角度的。
我忍不住想，现在在对待其他少数族裔学生，或是其他特立独行的孩子时，我们当时的谈话究竟会对这个教员产生何种影响。我也觉得，我的儿子在这次经历中会得到让他一生受用无穷的东西：如何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用多元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尝试去分裂出更多不同的空间。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我们需要吸取的一次教训。
哈兰的经历并不只是一个艰难的时尚选择。它反映出学校内种族融合过程中所展现的价值观上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很难像考试成绩或大学录取率那样容易衡量。虽然偶尔会有这样痛苦的时刻，但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时刻的存在，多种族的学校也可以让学生有更强的能力来探索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并且更有自信在这种探索中取得成功。
尽管一路磕磕绊绊，但我们仍在进步。五十年前，在奥利夫布兰奇，伯妮斯必须独自忍受一所白人学校所有人决心抵制融合的偏执。几十年后，我有了一群黑人朋友，还有一位白人老师作为盟友，她愿意挺身而出，消除在种族融合的白人学校中表现出的偏见。去年，我的儿子得到了白人同学的支持，行政人员也十分体贴，甚至愿意重新制定可能会引发偏见的政策。就在几个月前，哈兰开始了高中一年级的生活，还做了一个雷鬼头——这才是他的本色。
新出现的差距
对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在校学生来说，种族融合似乎是成功的。很多校区虽然自身并无融合意愿，但仍然需要遵从要求在校园中创造多样性。
但是在近二十年里，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这主要是由于出台了很多法律，它们再次影响了住宅区的种族融合情况——这些法律法规禁止跨区公共交通的存在，并且终止了法院下达的去隔离计划，还禁止种族作为确保“磁力”学校多元性的因素。刚起步的特许学校运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特许学校是由私人创建的，却由政府进行资助，这类小型的学校在生源的选择上往往趋向于同一种族。白人的特许学校在种族融合的混合社区中萌芽。特许学校大多坐落于城市地区，25%的特许学校中有超过99%的非白人学生，而传统公立学校中，这一比例仅占10%。
不断发展的人口统计方法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很难就一所种族隔离学校的定义达成一致。五十年前，公立学校中白人学生的比例高达80%，而现如今，全国公立学校的学生只有大约一半是白人。拉丁裔现在约占公立学校入学人数的四分之一。随着美国白人人口的减少和种族多样性的增加，各个族裔的学生要以怎么样的比例混合才能创造出一种平均分配利益的融合方式？
美国人似乎仍然相信融合教育的价值。教育工作者专业组织Phi Delta Kappa于2017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0%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一所种族多样化的学校。但是57%的父母表示更愿意去距离近一些的学校。在所有希望孩子上种族多元化学校的父母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即使这些多元化的学校距离很远，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上学。我们长期隔离着的社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挑战。
结果，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权项目的研究，白人学生不到10%的高度隔离的学校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增长了两倍多。就读种族隔离学校的黑人学生比例增加了11%。黑人和拉丁裔往往选择在有很多贫困学生的学校就读，而白人和亚裔学生通常在中产阶级学校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发现：在美国最大城市集群的中心城市，种族隔离仿佛流行病一般蔓延开来。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是种族隔离环境最严峻的三大州。这种趋势已经危及了学术进步。
而问题还不止于此。在种族融合的学校中，黑人和拉丁裔比选择了单一种族学校的同族人表现得要好得多，但总体来说，他们仍然落后于白人和亚裔学生。长期存在的学术成就差距在根本上与社会阶层的差距有关。但是，一种更为混合型的力量正在影响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表现，与白人相比，他们对课堂体验的理解通常会有所不同。研究人员确定了可以改善学校成绩的关键因素。这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学生需要感到自己受到重视和尊重，并且他们能和教育过程中涉及的人和事建立联系。这些心理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学习的方式和程度。
一些看似简单的课堂干预措施已经证明有效果，而背后的心理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两项针对中学生的关键研究使用了特定的练习，这些练习可以增强学生的能力和联系感，并以持续且颇有成效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由社会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领导的一组学者测试了利用“价值观确认”进行干预的影响。从七年级开始，两组学生定期撰写结构化日志，一组学生需要每天写下一条关于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价值观，如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或是对音乐的兴趣；而另一组要写一条比较“中性”的内容，如他们早晨做了什么活动。研究人员发现，撰写以价值观为导向日志的美国黑人学生成绩明显高于未撰写的那些黑人学生。
这一基本练习建立起了学生与外界的联系感，这种联系感通过三种方式释放了学生的潜力：它通过提醒学生在教室外的身份来确认自我形象，这也让他们看到学校是关心他们的信仰和感情支持的场所，它还帮助教师反思过去的刻板印象，并更好地以自己的视角了解这些学生。
这项研究证实了心理状态与学习过程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于黑人学生而言，他们因为早期的学业失败而更加脆弱。这种“价值观确认”的好处在成绩差的美国黑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孩子最容易受到“不够格”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早期失败可能证明了他们不像其他孩子那么聪明，这会加强他们注定无法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刻板印象。价值观确认练习可以帮助他们感到自己是精神富足的，可以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并中断他们容易陷入的恶性循环。两年后，那些价值观受到肯定的学生仍然表现得比对照组要好。
第二项研究还考虑了建立信任干预措施的潜力，以消除偏见的威胁，并释放少数族裔学生的潜力。很明显，有建设性的反馈是促进孩子智力发展的有力工具。学业的成长需要批评，也需要赞美。研究人员研究了教师如何在不损害学生学习动机的情况下传达批评意见，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
由科恩和大卫·耶格尔领导的团队对黑人学生与白人教师之间的互动特别感兴趣。调查显示，美国黑人整体对他人的信任感要比其他族裔低，尤其是在和美国白人相处的时候。大量的研究找到了许多微妙或不太微妙的线索，如苛刻的纪律、施舍的称赞、冷漠的社会待遇，这些都会成为黑人学生不信任感的来源。
研究人员试图重新传达教师的批评，在批评的时候更强调自己对于学生能力的信任，而不只是强调学生的能力不足。这种方法其实是“智慧反馈”。
研究者们招募了一所学校的师生，其中白人学生的数量与黑人学生的数量相当，招募的教师全都是白人。他们给学生布置了一个写作作业，由招募来的老师给他们进行打分。在把作业发还给学生之前，研究人员在论文上贴上了不同的纸条，有些论文上贴着：“我给你写这些评论是因为我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我知道你可以达到我的期望。”还有一些论文上则贴着：“我给你写这些评论是为了让你得到一些反馈。”然后，学生们有机会修改并重新提交作业。
第二次收上来的作业显示，学生们对于不同纸条的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当老师在做出批评但同时表达出对学生可以达到更高水平的信任时，黑人学生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与收到那些没有表现出信任感的评论的小组相比，收到“智慧反馈”小组中的黑人学生选择修改并重新提交论文的人数高出四倍。他们新提交的论文比之前的一版更好，并且获得了更高的分数。
这是黑人学生的情况。相比之下，“智慧反馈”对于白人孩子来说，影响却没有那么明显，仅有少数白人学生会因为受到这样的反馈而修改论文。研究人员将其原因部分归于学生信任水平的差异。“智慧反馈”策略向学生传达了老师不是通过刻板印象来评判他们的信息。而白人学生作为一个整体，不需要那种明确的信任。他们会直接将批评视为可以帮助他们改进的信息，而不会认为这些批评可能带有偏见的色彩。
这种干预的结果在于学生是否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能够信任担任权威角色的成年人。研究团队指出，黑人学生会很担心自己被白人不公正地评判，这种担心会使黑人学生更容易“将批判性反馈视为评价者的冷漠、迁怒或偏见的标志，导致他们不愿接受批评意见”。这种思维定式会让他们更容易自怨自艾。
但这种偏见的影响不仅是心理层面的，根据美国民权办公室对九万六千所K-12(1)公立学校的调查数据，黑人学生被停学的概率是白人学生的四倍。这是无法用学生行为或社会经济地位的种族差异来解释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异是由教师或行政人员在主观情况下所做的选择造成的。与其他群体相比，黑人学生因为较小的违规行为而受到处罚的可能性更大。
刚入学的时候，有着善良的老师，学生们也积极进取，那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学生的纪律和行为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呢？为了探讨种族偏见可能起的作用，我和杰森·欧科诺福阿研究了教师们在面对学生行为不端时的反应。在一系列的在线调查中，我们要求全国各地不同学校的在职教师阅读一名中学生的在校表现记录，该学生在教室里有一些不太合适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对于其他学生没有影响，如上课睡觉。我们给这个学生取了一个典型的黑人名字和一个典型的白人名字。我们发现，学生的族裔起初并没有影响教师如何判断违规的严重程度。但是当我们告诉老师，同一名学生再次发生了违规行为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当第二次违规行为发生时，如果老师认为这名学生是黑人，老师们会感到更加困扰。他们希望对黑人学生采取更严厉的纪律处分。
这与早期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这些研究表明，老师们常常会认为黑人学生更容易有负面的举止，有不良行为的历史也比白人更长。经过一些小小的违规行为之后，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更有可能被标记为“麻烦制造者”。因此，当我们研究的老师认为这个学生是黑人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这两次违规是习惯性行为，也更容易觉得这个学生是一个问题学生，并且会想象这个学生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违规行为。
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会受到这些偏见的影响。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者向早教老师展示了一系列的视频，其中，4个学龄前儿童（一个黑人男孩、一个黑人女孩、一个白人男孩和一个白人女孩）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做着他们这个年纪的“传统课堂活动”。研究者们要求这些参与研究的早教老师仔细观察视频片段，寻找可能产生问题的行为迹象。研究人员使用眼动追踪设备监视他们的视线，他们发现，早教老师花了更多的时间看黑人孩子，尤其是黑人男孩。甚至在上幼儿园之前，人们就会认为黑人孩子比白人孩子有更多的不当行为。
在这么小的年龄这些黑人学生就受到格外注意，这对他们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都有严重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黑人学生会开始担心他们在学校环境中受到怎样的对待。而当他们上中学时，这些担忧会影响他们与老师的日常互动，影响他们的学术投入，影响他们对于学校环境的感知，影响他们对自己的学生身份的理解。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黑人学生越来越不喜欢和老师接触，老师也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烦躁，随着老师变得越来越烦躁，学生们变得更倾向于针锋相对，产生逆反心理。
有效的干预不仅要关注教师对黑人孩子的偏见，也要关注少数族裔学生表现出的不良行为。减少违规处理过程中的种族偏见需要老师和学生都专注于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提醒他们自己的目标，并向他们展示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这还意味着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希望去建立的彼此间的关系，而不是继续聚焦于他们害怕的恶性循环的关系。
考虑到这些原则，杰森·欧科诺福阿、大卫·鲍奈斯顾和格雷戈里·沃尔顿开发了一种新颖的共情干预方法，成功地将黑人中学生的停学率降低了一半。他们召集了31名中学数学老师，这些老师在加州5所不同的学校任教，教授过的学生总数高达1682名。他们让这些老师参加同理心练习，或者其他旨在利用教学促进学习的活动。
在同理心训练中，老师们了解了一些可能导向不信任感和不当行为的各种经历和忧虑。他们回顾了学生的故事，描述了对他们的管教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也一起学习了其他老师如何有效训练学生的例子。他们提供了自己的例子，说明了如何尊重需要管教的学生。例如，一位老师写道：“我从不怀恨在心。我试图记住，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们各自父母的心肝宝贝。”
研究人员发现，在同理心练习小组的老师们教导下的学生停学率会比对照组的学生停学率少一半。对于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以及之前被停学的学生而言，这种下降的幅度尤其大。当对学生们进行调查时，就连那些过去曾经被停学的学生的态度都积极了许多。学生们认为，同理心小组的数学老师会比对照组的老师更尊重他们。这项以建立科学关系为基础的干预措施表明，带着同理心去理解那些导致不当行为的动因，能为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带来更好的结果。
回避种族
在日常实践中，我们鼓励教师在学校环境中尝试解决种族问题时，同理心、智慧反馈、价值肯定与高质量联系这些做法往往会被老师们忽略。相反，学校最常采用的一种做法是“色盲策略”——尽量忽略学生的肤色，尽量不要考虑肤色问题。如果你自己不允许自己考虑种族问题，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有偏见。
这听起来像是很理想的做法，却没有科学的支持，而且也很难实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直觉都促使我们使用肤色作为分类工具。然而，这种“色盲策略”在美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的孩子也意识到，注意肤色是不礼貌的。还不到十岁的孩子们也会倾向于不去讨论种族，即使他们需要在一群人中去形容唯一的黑人。
成人的不适感会轻易地传达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当我们害怕、不愿或不具备谈论种族的能力时，我们会促使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看到的矛盾。实际上，“色盲策略”会阻碍我们迈向平等。当人们对肤色视而不见时，他们对歧视也很有可能视而不见。
在社会心理学家埃文·阿普菲尔鲍姆和娜丽妮·安姆巴蒂主持的一项研究中，这一想法得到了检验。研究人员向波士顿地区公立学校的六十名大部分是白人的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展示了一个录像带，内容是宣传种族平等。对于其中的一部分孩子，我们鼓吹色盲政策：“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支持种族平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我们与邻居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想向所有人表明种族并不重要，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于另一组孩子，我们鼓励他们重视多样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支持种族平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与邻居的不同之处，并感谢这种差异。我们希望向所有人展示种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种族差异使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
接下来，我们给所有孩子讲了几个故事。其中一些故事带有明显的种族因素，比如，一个黑人孩子踢足球时被另一个孩子故意绊倒了，仅仅因为他是黑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有“色盲”思维定式的孩子当中，只有50%的孩子认为该行为具有歧视性。而在重视多样性的孩子中，有将近80%的孩子认为其中含有种族歧视因素。我们让孩子自己讲述这段故事，并且录像。我们给教师们观看了描述事件的儿童的录像，采取色盲策略的老师认为这些行为的问题较少，也不太愿意进行干预以保护目标儿童。鼓励儿童们对种族因素视而不见，其实会削弱他们发现歧视的机会，这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色盲策略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反而让种族更加不平等。这让少数族裔儿童只能自生自灭，在这个环境中，威胁是看不见的，但它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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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们并不是对种族和民族分裂视而不见，这些分裂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国家肆虐。通过社交媒体，他们能看到在生活中发生的对种族进行挑衅和侮辱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戴着手铐的黑人，只因未在星巴克购买任何东西而被捕；涂黑脸(2)的白人大学生，大声唱着带有种族歧视的兄弟会圣歌；棕色儿童被困在电网的另一边，绝望地哭喊着跨越国界的父母。
我们需要帮助儿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差异和种族仇恨。我们知道，在学校、工作场合、教堂和社区中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偏见带来的影响，并模糊群体界限。
创造了“刻板印象”一词的记者李普曼说得最好：如果没有突破我们脑中分类的个体接触，我们只会注意到某个种类里的一个显著特征，并通过我们脑海中的刻板印象，填补该种类其余部分的画面。
但是，要打破制度和偏见的束缚，并创造使我们所有人进入繁荣发展的平等局面，不仅需要改进人际关系，教育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某些人或整个社会团体是怎样走到他们现在的位置的？年轻人需要了解给种族融合和公平造成结构性障碍的那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