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说，历史是可以为刻板印象消毒的“杀菌剂”。它允许我们“去思考我们的想法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如何产生这种想法，又为何接受了这种想法”。
历史塑造了我们对当下的看法。我们开授了全面的历史课程，准备充分的老师们将为学生提供解决当今困扰我们的无聊问题的环境——从反犹太主义的兴起到奏国歌时跪下的黑人足球运动员形象。然而，研究表明，我们在教育的两端都没有达到要求：在学生方面，大多数学生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严重不足，而且常常带有严重的偏见；在教师方面，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这门学科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根据针对在德国的犹太人物质索偿会议的一项调查，在21世纪的年轻成年人中，有22%表示他们从未听说过大屠杀。其中三分之二（四成是美国人）不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死亡集中营。
教授像奴隶制这样的带有种族歧视性的历史知识可能尤其具有挑战性，因此，老师通常会直接跳过这个部分。2017年，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对高中生和社会学科教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学生们甚至回答不出有关黑人奴隶制的基本问题。只有8%的高中生可以说出奴隶制是导致南方脱离联邦的主要原因，而将近一半的学生说这是为了抗议进口商品税。
调查发现：“教师们会认真对待关于奴隶制的教学，但是在课堂上对此主题缺乏更深入的解读。”九成高中社会课老师说，他们其实都很认真地在教奴隶制这一部分，但六成老师发现他们的教科书上对这一部分的论述并不充分。到2015年的时候，美国最大的教科书公司之一仍在得克萨斯州的高中地理教科书中把奴隶描述成“工人”，他们从他们的家乡非洲乘船来到美国南部，辛苦耕作，发展农业。
教科书和老师们倾向于美化奴隶制这个曾经玷污美国国家历史的主题。这使学生免受这种机制所带来的真正恐惧。但是，这也使他们失去了探索压迫的残酷和忍耐的勇气，他们也无法了解奴隶制留下的遗产仍然在塑造今天我们国家的种族关系，奴隶制在以一种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影响我们。调查证实：“正如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老师们在努力就种族问题进行公开、诚实的对话。”“他们如何在课堂上谈论奴隶制对种族暴力的影响而又不让黑人学生感到自己被针对？他们如何在不引起白人学生的愤怒或防御感的情况下进行相关讨论？”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老师告诉民意调查者，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这部分很难教。她担心教授这部分内容会对黑人学生造成的情感影响：“尽管我是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教授这个主题，但事实就是，这是我们国家过去普遍接受的一种做法，这就很容易让学生觉得，黑人的低人一等似乎是正确的。就好像是，因为这件事发生了，所以这件事就一定是对的。”
伯妮斯的成长与回报
当我站在田纳西州唐纳德法官那装修精美的司法办公室里时，我无法停止凝视那张挂在深色木板墙上的画。画布上打上了秋天的色调，红色、橙色和暴风雨的灰色混在一起，一群穿着工作服的黑人在棉花田旁排成一排，身上背着棉花。这群黑人等待穿着西装的白人称量他们的收成，并决定他们的劳动价值。
三十六年来，伯妮斯·唐纳德法官不断给自己的办公室添置了越来越多的高雅家具、昂贵的地毯和光彩夺目的装饰，而这一切都让墙上挂的这幅画显得那样格格不入。但是我知道那幅画对她意味着什么。
伯妮斯·唐纳德小时候就曾是采棉者之一。她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棉田一路爬到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她的家乡奥利夫布兰奇，她是最早去上白人中学的黑人学生之一。她也是自己家族中第一个从高中、大学、法学研究院毕业的人。她更是田纳西州第一位被任命为法官的黑人女性。
伯妮斯·唐纳德法官这一路非常艰辛，但是她从未忘记当年那个住在奥利夫布兰奇的伯妮斯，她早年的经历推动了她前进的步伐：那一年，她独自坐在那所高中代数课上，遭到老师的羞辱和同学的嘲笑。她与荣誉学会一起前往纽约市，在那里她终于了解了融合的感觉。她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时，其他所有孩子都穿着扎染的衬衫和牛仔裤，而她穿着母亲特地为她的开学迎新日定制的高跟鞋和蓬松的粉红色连衣裙。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经历，伯妮斯忍不住笑了。她和母亲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们看起来像火星人，因为其他人都穿着牛仔裤，”她回忆道，“而我穿着一件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还穿着蕾丝袜子。”
她的过去教给她一件事，就是不要被同龄人的任何想法所困扰。她说：“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我遇到了很多人，对此我感到很兴奋。”
孟菲斯大学离家很近，但是伯妮斯不确定要如何驾驭陌生的大学生活。她努力平衡学习与工作，还要时不时地帮衬家里。大一那年，她父亲喊她回家帮忙。她父亲在城镇上为一名妇女打工，但是在报酬上出了一些问题。“伯妮斯，”他说，“我要你穿西装，我要你和我一起去，我们要一起去把我的报酬拿回来。你来做我的律师。”
她在奥利夫布兰奇高中的岁月给了她信心，她穿上蓝色西装，和父亲一起开车去那个女人家。她告诉那个女人，她的父亲，博伊德先生，如果拿不到他应得的报酬，就准备提起诉讼。女人看了看他们，关上了门，然后手里拿着钱回来了。
当伯妮斯决定上法学院时，她父亲很高兴。她对我说：“我爸爸觉得，律师才是真正捍卫人民权利的人。”他们是“站在压迫与自由之间”的人。
作为法官，她高坐在上，面对房间，作为正义的最终仲裁员，周围环绕着提供支持的律师、法警和书记员。当我们在舒适的会议厅里讲话时，我想象着年轻的唐纳德法官被迫独自坐在奥利夫布兰奇高中的代数课堂中，只有她一个人是黑人。她成了嘲讽的对象，无法回头或表达自己。她成了田纳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黑人女法官，唐纳德法官被邀请回到奥利夫布兰奇高中接受表彰。尽管伯妮斯现在已经完全与过去和解，但是她仍有一个心结。
她几年后才得知，学校校长禁止大学辅导员向黑人学生提供有关其学术成就的奖学金的信息。因此，伯妮斯本来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但由于没有获得相关信息，她不得不在读大学的时候打零工以维持生计。
她回忆说：“我们的校长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欺骗，因为你会认为他确实相信平等……但他显然发自内心地认为，所有的黑人学生都没法儿上大学。”
但是，除了欺骗手段、种族歧视和其他负面对待之外，她的代数老师的行为使她每天都感到被羞辱，这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疤。再次回到奥利夫布兰奇，伯妮斯想起了过去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但这也给她提供了面对过去然后继续前进的机会。
唐纳德法官接受了邀请，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发表了讲话，她的整个讲话都很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痛苦。之后，当人们排队向她致意时，她认出了当年的代数老师琼斯先生，他也排在了队列中。她顿时觉得非常不安。因为她不确定琼斯老师会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作何反应。当琼斯老师走到她身前的时候，她发现他的眼睛里都是泪水。伯妮斯只是站在那儿，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你能原谅我吗？”琼斯先生轻声问，“我们错了。”
伯妮斯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代数课上的屈辱，所以琼斯先生其实也不需要特意来道歉。他们俩都知道他做了什么。在那一刻，她还没有准备好原谅他。伯妮斯说：“我觉得真正困扰我的是，我知道我有义务原谅他，但我就是无法说出‘我原谅你了’这句话。所以，我只能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原谅了他，但显然我还没有完全走出当时他给我带来的伤害。”
但在那一刻，唐纳德法官突然意识到琼斯先生的举动也对他自己造成了影响。他的眼泪其实也表明，琼斯先生自己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有偏见的人和被偏见伤害的人都被迫停留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中。
我这才开始理解为什么这种侮辱最难治愈。即使过了五十年，偏见造成的伤害仍然存在。唐纳德法官和琼斯先生都没能够逃离这样的伤害，因为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伤害。他们仍走在治愈之路上，我们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