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皮带上和胸前都绑着武器，想要发动一场种族战争。他们大喊纳粹口号，拿着印有联邦标志的装备，高举着火把，模仿当年穿着白袍到处放火的三K党。这群人包围了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夏洛茨维尔市的困局让针对美国种族和偏执的对话转移了，向着我们十年前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向转移。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那种无意识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如此安静地存在着，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努力去证明这种偏见真的存在。现在，我的客厅中正放着电视影像，这些影像中的内容本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现在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一直致力于解释和消除隐性偏见，这也让我们忽视了一种可能性，隐性偏见可能会再次变得明显和危险。现如今，社会和政治常态发生了改变，那些曾经相对封闭的、对种族很偏执的人再次有了发声的可能性。
我试图想象，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运动会对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他们这一代人生长的年代里，已经有一位黑人曾连续两届担任总统了。但他们的校园却仿佛见证了时代的倒退，反而掀起了白人至上主义运动。虽然夏洛茨维尔市市民也站了出来，向游行者发起挑战，但损害已经产生了。
从本质上讲，大学一直是广泛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大学也可以反映出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不受狭隘看法的束缚，对社会不公反应激烈，他们不怕挑战权威，渴望改变世界。
1960年，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四名黑人大学生走进了伍尔沃思学院，他们坐在“仅限白人参加”的午餐会场，并拒绝离场。自那时起，民权运动就提上了国家议程。这引发了数月的抗议，而且导致了“自由乘车”(1)和“选民登记”运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组成了多种族联盟，与南方的种族歧视势力做斗争。
给美国越战画上句号的反战运动其实就来源于校园运动。1970年，在肯特大学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有四名学生被国民警卫队士兵开枪打死，人们无法对这一暴行视而不见。随后的示威浪潮吸引了四百万名学生，四百多所大学校园因此关闭。在纽约大学，一个窗口悬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他们无法杀死我们所有人”。
那种群情激愤的感觉至今仍然存在。实际上，根据对新生的调查，大学生对校园运动和公民参与的投入，比过去五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自1973年以来，现阶段有更多的学生表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这种趋势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明显。
但是，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激起了自由派学生的愤怒，同时鼓舞了右翼边缘团体，使大学校园成为捍卫权利、向公众发声的战场。
2017年8月12日，这种价值冲突在弗吉尼亚大学爆发。数百名手持枪支和同盟国国旗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中心集会，抗议该市拆除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游行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暴力冲突的闹剧，一名白人民族主义者驾车冲撞反对游行的人，一名妇女当场死亡。
而在集会的前一天晚上，一百多名手持火炬的新纳粹分子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大胆地游行，这是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制定的种族平等规范的挑衅。
大学是年轻人发现和重塑自我的地方。在大学里，我们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规范，但同时，这一系列规范又在不停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从校园中酝酿的思潮会逐渐影响更大的文化。这使大学成为新社会运动的孵化器，也成为衡量美国前进方向的“晴雨表”。
夏洛茨维尔的暴力游行是整个国家的倒退，而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还太过年轻，无法牢记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我想知道那个讨厌的夏天是如何影响教室内外的学生和教授们的。他们会如何思考和谈论偏见？这次游行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我们要如何尝试继续前行？这些问题一直萦绕着我，我不得不在2017年11月1日前往夏洛茨维尔，亲自找出答案。
···
我的航班降落在夏洛茨维尔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觉得很疲倦。在接下来的七十二个小时中，我安排了二十七位采访对象。我的思绪早就已经飘向了事件发生的时刻。因此，当我的优步司机问我“你来这座小镇要做什么”的时候，我才毫无防备地被拉回了现实。这是个很普通的问题，但当下的情况却并不普通。
我该如何回答这个来自南方的中年白人男性？毕竟纳粹主义者不久之前还拿着枪支，手持火炬在街上游行，叫嚣着要开展种族战争。他会是其中一员吗？
“我来这里采访，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种族偏见的书。”我在后座上紧张地回答。
我不知道司机对我的回答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坐在后面，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他那顶破烂的棒球帽下面支棱出一撮灰色的短发。
我的回答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抚养他的女人，他真的很爱她。她叫丽塔，不久前去世，享年九十岁，是个黑人。丽塔不仅是在他家工作多年的保姆，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一个把他当亲生孩子一样照顾的女人，而他自己的母亲却忙着照顾残疾的妹妹。他在回忆她的时候，声音明显哽咽了。
想到眼前这个白人与一名黑人女性之间的联系，我的紧张感减少了一些。他突然沉默了，而后似乎换了一个情绪，用一种与刚才截然不同的沉闷声音说：“但我觉得我的种族偏见是与生俱来的。”
天哪……
“你怎么知道？”我试探道。
“我能感觉到。”
“什么时候？”我接着问，“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他思考了片刻，厘清了思路。“当黑人的数量比我们白人多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就感觉到了我自己的种族偏见。”
当他是环境中唯一的白人时，他会产生种族偏见。这不仅仅是针对弗吉尼亚州的黑人，而是针对所有的“异类”。他说，他在佛罗里达州居住了多年，周围是拉丁裔，在那里他也感觉到了自己的种族偏见。
他这种坦率的诚实使我震惊。在他自己的车里，他遇到了我这么一个研究种族偏见的专家，于是，他开始坦白这种让他不得不接受但又无法理解的心态：即使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发自内心地爱着那位黑人女性，但种族偏见还是蛰伏在他的内心，随时可能会爆发。
当他倾吐完自己的心结后，车刚好停在了我入住的酒店门口。我向他道了谢，下了车，走进酒店登记入住。我的脑海中仍然在思考他的每一句话和这些话背后的含义。
我们的相遇将为我在夏洛茨维尔的任务打下基础。在美国，白人地位的变化是他们民族主义燃起的诱因。当白人是主流，而其他异族是“少数群体”时，对于我今晚遇到的这名司机这样的人来说，一切就显得安全又舒适。
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到21世纪中叶，白人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少数族裔。社会心理学家莫琳·克雷格和珍妮弗·里奇森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只是点出美国白人人数正在减少的事实，就可能会使白人对黑人、拉丁裔和亚洲人展现出更为消极的态度。
我的司机无法解释他身上出现的“种族偏见”，但是社会科学可以解释。其他族裔人数上的反超，对于一直以来白人的统治和特权地位而言，会是一种威胁。这可能会引发恐惧和不满的情绪，从而加大他们破罐子破摔、想要回统治地位的可能性。人们常常说“种族格局正日趋多样化”，而这导致一些白人会更强烈地倾向于只与自己种族群体的成员进行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他们会感到社会对白人的歧视反而正在增加，他们会更加赞同更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政策。
但是社会科学只能部分解释白人的种族偏见。要想真正了解夏洛茨维尔和其他地区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回顾历史。
···
这个夏天的仇恨之火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点燃的，他们来到夏洛茨维尔市抗议提议——拆除在美国内战中担任南方将领的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塑，该雕塑位于城市市中心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园。该提议是夏洛茨维尔当时领导人的一项政绩工程，他们希望研究历史是如何在公共场所传达的，并规划出一条新思路来讲述更完整、更准确的夏洛茨维尔历史。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梅森，担任该市蓝丝带委员会的副主席，该委员会主管种族、纪念馆和公共空间设计方面的事宜。约翰的职责是筛选出夏洛茨维尔的历史要素，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在当下应该建造一座怎样的纪念馆，以及这座纪念馆需要传达怎样的理念。
这意味着他不仅要考虑突出南联邦的象征，还要提高对有关非洲裔美国人历史象征的关注。
约翰指出：“弗吉尼亚州是主要的奴隶输出州。”在南北战争之前的三十年里，弗吉尼亚州有五十万人被卖到南方农场种植棉花。“其中一些奴隶步行去南方，一些被装上船运往南部，还有的被火车运往南方。每个奴隶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破裂的群落，人们失去了朋友、家人，断开了一切与熟悉环境的联系。”
夏洛茨维尔市广场上的奴隶拍卖场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牌子，埋在人行道上，每天都被人们踩在脚下，不被重视”。约翰哀叹道。
该委员会也在重新评估罗伯特·李将军的纪念雕像。“但是，当我们对此进行公开听证会时，有关雕像的讨论却是压倒性的。大家谈到雕像的去留时，紧张气氛一触即发。”他说。
罗伯特·李将军骑在马背上的铜像自1924年以来就一直凝望着这座城市，它坐落于弗吉尼亚州一位富有的白人商人捐赠的一片草地上。当时正值三K党恐怖统治的鼎盛时期，距内战结束已近六十年。竖立这座雕像其实是一种蓄意的恐吓行为，提醒着当地人民白人的力量：这是出于卑鄙的目的，而不是充满玫瑰色浪漫的历史怀旧情怀。
在夏洛茨维尔，去除这种南邦联象征的想法已有数年之久。罗伯特·李雕像是弗吉尼亚州在南邦联里最夸张的象征，它永远提醒人们，黑人只适合被奴役。
反对将其拆除的白人居民认为，这座雕像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礼物。约翰告诉我，这群反对拆除的白人居民告诉蓝丝带委员会，他们都有着在“李将军”的注视下在公园里玩耍的“美好回忆”。“他们的语言里几乎没有种族色彩，却有着对白人民族主义和南方民族主义的明确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让人们觉得，南方白人的历史才是‘正史’，以其他任何方式理解南方历史都是错误的。”
雕像之争成为一个窗口，从里面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城市分裂问题——是应该坚持经过美化的历史，还是与曾经确实存在过的白人霸权做斗争。
“南北战争的故事深深植根于这么多人的内心深处，对此我并不感激。”约翰告诉我，“很多人认为南邦联虽败犹荣，南邦联在南北战争中的失败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可怕的悲剧。”
在他担任委员会委员之前，这位身为黑人奴隶后裔的历史学教授一直很疑惑，历史学家所谓的“败局命定”理论为什么依然影响着许多人。“在他们心中，对罗伯特·李将军的羞辱就是对他们的羞辱，是对他们灵魂的打击。”因对李将军这位令人尊敬的南邦联代表怀揣着同样的情感，全美，从里士满、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巴尔的摩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进行了大讨论。
在夏洛茨维尔，关于雕像的公开讨论其实已经不再倾向于拆除或移动雕像了。但是，当白人进步主义者开始在委员会会议上露面时，情况突然改变了。当地居民加入了种族公正组织（SURJ），该组织的宗旨是“打破白人至上的地位，并努力实现种族正义”。
约翰回忆说：“他们比我更激进，他们说：‘不，不，不。不需要转型。摆脱它们。’右翼人士以为我是激进的黑人炸弹客。而左翼人士觉得我是屈服于白人的‘汤姆叔叔’一派的。”
他们的抵抗模糊了种族分歧。“听到这么多白人谈论白人至上确实是重要的。”约翰说，“真的，真的很重要。”他们的肤色使他们免受典型的针对黑人的指责。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打种族牌或是宣传种族分化。
最终，委员会投票通过，将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移出李公园，夏洛茨维尔市议会表示同意。而法院的质疑使该计划陷于停顿，这座雕像的未来再次变得不确定起来。雕像仍然在那里，但在2017年6月，雕像立起来的一百年后，李公园更名为解放公园。
···
新纳粹分子来的那天晚上，黛安正在校园拆行李。那是8月中旬，还有一周才会开学，但她早早就搬进去了，因为她非常兴奋能够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能住进校园中心沿草坪的那个历史悠久的宿舍。
晚上八点半左右夜幕降临，她的手机屏幕显示收到一条学校发来的短信。她记得那是一条非常直接的警告信号：“纳粹分子九点会来学校。”好像是在宣布一个期待已久的访客。
每个人都知道第二天计划要举行的大规模的“团结右翼”集会游行，届时，将有数百名新纳粹分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出现在夏洛茨维尔市中心。但是，没人想到他们会在那个星期五晚上，把目光投向距离集会地点两英里的校园。
九点钟悄悄地到来了，周围的一切是如此安静，黛安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了下来。接着，她就听到了口号声：“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你们不会取代我们！”她看向窗外，看到了“成百上千愤怒的暴民”。他们大喊着，高举着火把，穿过校园草坪，径直朝着她所在的宿舍楼走来。他们越来越近，她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纳粹万字文身。
她摘下了所有可能证明自己是犹太人的配饰。然后，她从后门逃进一条小巷，小巷通往附近的教职工居住的综合楼。那天晚上，她就在教授家的阳台上看着这混乱的一幕。
最后，她收到了学校发来的另一条信息，“意思大概是‘校园安全了，他们走了，离开学校了’，就好像在说‘好了，你可以回房间睡觉了’一样轻松。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是不想待在那里。”黛安那天晚上去了住在市里的朋友的家里过夜。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这种被人当成目标的感觉。黛安是一个棕色皮肤的犹太女孩。她的母亲是犹太裔白人，父亲是印度裔天主教徒。她的家人都不会谈论种族或宗教。她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三个女孩都在马里兰州长大。黛安说：“但我认为我是姐妹中最像犹太人的。我的父母根本不了解作为一个有色人种是什么感觉。”黛安在学校里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好友圈，这是她第一次感到自己像校园里的局外人一样，处于危险和不安全之中。
我对黛安故事的理解远比其具体内容要深。这不仅仅是对于潜在的人身伤害的恐惧。黛安感觉到的，是三年来她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弗吉尼亚大学本身带给她的威胁。她曾是班级的副班长，参加了许多活动，同时也是大学校园里的向导，会带领游客和想来这里上学的学生们参观校园，了解这所学校的历史。这是她之前对自己的定义。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多重自我。到底哪一个自我会主宰我们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这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具体在哪个时刻出现哪个自我，其实不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在那个星期五晚上的几分钟里，黛安的身份从“弗吉尼亚大学的女学生”变成了没有归属感的犹太人，她从校园中心被驱逐到了边缘。
···
在黛安逃离游行者集会的当晚，沃尔特·海内克教授则冲向了暴风眼。
周五晚上，沃尔特甚至还制订了应对其他可能发生事件的计划，以更好地应对离夏洛茨维尔越来越近的右翼袭击。
当晚，他正准备去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对面的圣保罗纪念教堂，却发现了“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手持点燃的火炬，正在大学校园里活动。那天晚上，来自各个种族和宗教的近一千人聚集在教堂里，沃尔特赶忙冲去教堂。
就在布道和演讲结束之时，有人抓住了麦克风，告诉所有人冷静：“另类右派带着火把过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教堂立刻被封锁了。对教堂里的人们来说，好像整个城市都被包围了。
沃尔特冲出了教堂，赶回了学校。他看到，携带火炬的暴民们已经去到了黛安住的那栋历史悠久的宿舍附近的圆形大厅，并且威胁学生们，后者在保护大学创始人托马斯·杰斐逊雕像。“有一百五十名举着火炬的愤怒白人大喊：‘你们不会取代我们！犹太人滚回老家！’”沃尔特回忆道，“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是你能想象到的关于种族最恶毒的话。”
“事件不断升级，你能感到紧张和危险在空气中发酵。我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我从来没有陷入那种种族仇恨和暴力之中。”
学生们开始高呼：“黑人也很重要！黑人也很重要！”游行者们则不甘示弱地大喊着：“白人才重要！”
沃尔特和弗吉尼亚大学校长艾伦·格罗夫斯穿过游行队伍，走近了学生们。“我开始一个一个跟学生们确认：‘你还好吗？你想不想离开这里？’只要学生自己想走，我们都会帮助他们离开这里。”沃尔特说。但是没有一个学生想离开。
突然，一根火炬从游行队伍中飞出，刚好打在了格罗夫斯校长的身上，划伤了他的胳膊。沃尔特回忆说：“很快，情势就失控了，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砰！砰！砰！”
游行者开始挥舞起棒子。“几个游行者开始殴打学生，向他们投掷火把。当时的场面非常暴力，有很多肢体冲突。”他说。
然后他们听到警笛声，警察来了。“新纳粹分子就开始撤离，”他说，“这场在大学校园里的闹剧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真正的恐怖即将开始。
现身
安息日刚好是一个星期六。早晨，信徒们在教堂的礼堂举行了礼拜。这时，三十名新纳粹分子突然包围了礼堂，一名男子在过道上高举手臂，摆出纳粹的敬礼姿势，大喊：“希特勒万岁！”祈祷结束后，信徒们被迫从一扇侧门离开圣殿。
尽管如此，吉奥夫还是松了一口气，幸好没有发生更糟的事情。吉奥夫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而他的妻子则是夏洛茨维尔唯一的犹太教堂——贝斯以色列公会的牧师。游行的前一天，他们从犹太教堂的休息处取回了一部18世纪的捷克神圣经卷《摩西五经》，以保护历史文物免受掠夺者的伤害。
纳粹分子在欧洲恐怖统治期间没收了成千上万件宗教文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百部捷克古卷被救出，并最终进入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堂。
这种营救行动本身就带有一种让人痛苦的讽刺意味，也让吉奥夫颇为困惑。“那些古卷原先归属的犹太社区都被灭绝了。而我们抢救出来的这部古卷，现在再次受到纳粹分子的威胁。”
因此，吉奥夫和他的妻子在周六离开犹太教堂后，就毫不犹豫地成了抵抗游行集会的抗议者。
吉奥夫解释说：“当人们说‘别走’时，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欧洲的时候互相转达的事情。‘就让他们来吧，他们只是很少的一群人。他们只是一小群人，他们不是认真的。如果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就会自己走开。’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已经证明对他们听之任之是一种失败的策略，所以这一次，我们想主动出击。”
对偏见视而不见的策略确实未能阻止歧视，然而强大的阻力会让人们无法直面偏见，即使他们认为自己确实应该这样做，在看到歧视行为出现时采取的小规模行动——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挺身而出或指责某人使用种族侮辱语言，也需要花费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精力和承担更多的风险。
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高估他们反对偏见的程度，尤其是当他们自己不是偏见攻击的目标时。公然反对种族主义是很危险的，死于夏洛茨维尔的街头的希瑟·海耶证明了这一点。当一辆汽车冲撞抗议游行的人群时，这名三十二岁的女性不幸身亡，还有数十人受伤。驾驶汽车冲撞人群的司机叫詹姆斯·亚历克斯·菲尔兹，这个来自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男青年自称是新纳粹分子。这次游行事件结束十六个月后，2018年12月，二十一岁的詹姆斯被夏洛茨维尔陪审团裁定犯有谋杀罪，建议判处他419年监禁。
在我到访夏洛茨维尔的时候，痛苦的情绪仍在这座小城蔓延，每个和我交谈的人几乎都会提到希瑟·海耶的惨死。在菲尔兹撞死海耶的地点，人们仍然在纪念她，人们用彩色粉笔写着：同为人类，不再仇恨，永不忘记。我们停止反击之时，即是种族主义胜利之时。
···
在那场游行开始的那天早晨，吉奥夫和他的妻子决心加入抵抗游行的队伍。他们前往解放公园，在那里，他们看见一群信仰不同的神职人员跪在地上对抗狂热的仇恨。
后来，一位旁观者告诉我，那些宗教领袖在跪下时，被白人至上主义者嘲弄，他们还朝这些宗教领袖的脸上吐唾沫。
在这个黑人与白人的历史断层线分明的南方城市，犹太人被迫面对的不仅是部分反犹太主义的明显复苏。这些口头攻击还意味着向其他所有人发出信号，即犹太人不再被视为白人。他们的身份还处在试用期当中，在威胁时期就会受到威胁。
通过贬低和非人化黑人和犹太人这种古老的刻板印象，白人至高无上的语言一直以相同的中世纪风格来妖魔化黑人和犹太人。夏洛茨维尔游行由激进的右翼分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旨在动员新一代的种族仇恨势力，将时代倒推回过去那个黑人和犹太人都知道自己位置的时代。
根据反诽谤联盟的数据，美国的反犹太人事件在2016年至2017年跃升了近60%，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活动的大学校园中。那一年，校园中的反犹太事件几乎翻了一番。在对夏洛茨维尔的暴力游行进行全面报道之后的几个月里，关于威胁、人为破坏以及对攻击犹太象征和机构的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激增。
在我去到夏洛茨维尔时，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指称“团结右翼”组织。他们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纳粹，是新纳粹主义者，是克兰斯曼，是白人民族主义者，是白人分离主义者，是另类右派，或者仅仅是不合时宜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渗透了多年，蛰伏在地下。分歧性的政治言论和新的宣传工具使他们的愤怒逐渐浮出水面。
他们愿意挥舞着明显的种族主义符号，如火把、邦联旗帜、纳粹万字，使原本不可想象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削弱了平等主义准则的掌控，而这种平等主义准则是重视多样性的，至少能够容忍多样性。准则的转移是使隐性偏见现出原形的原因。
“团结右翼”集会是当代白人至上主义者最大的一次公开集会。研究仇恨团体的专家说，社交媒体使人们更容易建立联系，同时让防止种族主义的护栏越来越低，使得种族主义者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
2016年，针对在推特上蓬勃发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关系网的一项研究发现，两个主题标签吸引了最多的转发：#白人种族屠杀#和#唐纳德·特朗普#。
···
坎贝尔来到夏洛茨维尔是因为他热爱南方。他在纳什维尔长大，是一个白人，对种族和政治持开放态度，他想研究法律，这样他可以修改那些支持不平等的法律。
当白人至上主义者带着枪支和邦联旗帜出现时，他才刚开始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第二年的学习。
面对他们丑陋的言辞、对于种族主义的骄傲，坎贝尔并不觉得吃惊。他更多的是感到羞耻，以及某种责任感。
他告诉我：“这些人和我是一个社群的。他们有可能是我的堂兄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此也有责任和过错，我需要采取行动纠正他们，这是很重要的。”
夏洛茨维尔市中心抗议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坎贝尔和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黑人女同学布列塔尼正准备去参加一个聚会，在路上，他们看到弗吉尼亚大学草坪附近的小火把。他们觉得学生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为第二天抗议游行做好准备。
布列塔尼说，对于一个南方男人和一个黑人女人来说，远处的景象看起来“非常像三K党”。她和坎贝尔开玩笑说，这些学生模仿“三K党”真的很幼稚。
然后他们意识到，他们看到的确实是三K党。白人至上主义者在他们的校园中游行，挥舞着火把，喊着纳粹口号，还发出猴子一样的声音。
布列塔尼说：“我始终不敢相信他们居然真的举着火把。”在大学校园里，仿佛突然冒出了白袍种族主义者和燃烧的十字架。
坎贝尔和布列塔尼那天晚上都没有在聚会上待很久。布列塔尼解释说：“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出去玩，而当纳粹分子在草坪上游行时，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就是这种认知失调的感觉。”
对于布列塔尼而言，这是种族差异变得清晰明确的时刻之一。她的白人同学在听说这一幕后，可以选择保持距离，独善其身。“他们可以说：‘哦，这太可怕了，但我不会让这件事影响我。’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事情。”她说。
对坎贝尔来说，这种不和谐因为传承和意识形态的错流而变得更加复杂。
他说：“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知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要去抗议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人的运动，而参加那个聚会的大多数人都像没事人一样，那个聚会上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真正关心。”
“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已经开始转移，并变得模糊。在夏洛茨维尔，火把已经不是用于和平守夜，而变成宣泄仇恨的工具。坎贝尔希望与自己站在一起反对种族主义的同学们似乎都不在意这一切。而他计划反对的那些人，在他看来都是那么熟悉。
当坎贝尔在周六早上到达抗议游行现场时，他穿过了一片人群，那些人“拿着枪走来走去，穿着迷彩服……很难分辨出谁是警察，谁是弗吉尼亚警卫队队员，谁是民兵”。
随着冲突加剧和小规模冲突的爆发，坎贝尔发现，把坏人与好人区分开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后来的估计，反对游行的抗议者大约有两千人，比游行者的人数多，比例大概是4∶1。
坎贝尔并不畏惧，但还是有点担心，因此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我当时就说：‘嘿，就是告诉你一下，我今天在市区购物中心。我会没事的，但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至少得知道我在这里。’”
他遇到的所有反对游行的抗议者来自各个行业，有神职人员、教徒，有社会主义者，有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学生、“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社会活动家、激进的反法西斯战士、“乡下人起义”组织左派人士，还有一些训练有素的负责安抚双方情绪的专业人士。
游行者们则拿着长枪，穿着防弹背心，身上带着南邦联徽记。他们统一的制服也显示出他们与坎贝尔深爱的这个州的联系。
“有几个人穿着田纳西州的衬衫，我的女朋友指给我看了。”他说，“我来自田纳西州，也非常喜欢田纳西人。看着自己的同乡举着南邦联的旗帜参加游行，虽然我并不惊讶，但觉得很难受。”看起来，坎贝尔成了同乡眼中的“异类”，好像他在为自己而战。
这可能会引起忠诚和身份问题，坎贝尔无法与他长大的地方切断联系，但是他可以选择到底要成为哪一个自我。
他说：“如果你是南方的一个自由派白人，那么你就不可能不长久地为种族问题而苦苦挣扎和思考。与种族相关的事保持距离并不是你想做或能做的事。”
“我认为，被8月12日的游行震惊到的大多不是本地人，但清一色是白人。因此，他们更可能产生的想法是：‘嗯，反正我明年是要回纽约的，这些南方人都是些土包子。’”
···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苏菲·特拉沃尔特本来要在周六下午的大学活动中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是针对游行抗议的，但落脚点是要智慧地反思民主。”
但是她希望年幼的儿子，用她的话说，“可以像平时一样度过那一天”，所以在那个周六的上午，他们一直待在家附近的室内游乐场里。
在开车回家时，苏菲看到了一个不祥的景象：一群拿着机枪的男人站在她家附近的街角。
她四岁的儿子很安静，直到他们进了家门，他才问了他母亲害怕他会问的问题：“妈妈，那些人为什么拿着大枪？”
苏菲没有多想，脱口而出道：“你知道，今天有些人来到了我们镇上，他们可能是被吓坏了，因此很生气，所以就拿枪来这里吓唬别人。我觉得他们是来这里打架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多管闲事了，好吗？”
她的丈夫对这个答复并不满意。他觉得，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一切太难理解了。
于是，他们反思了一下，用孩子听得懂的话跟孩子讲述了这一切。她说：“我们与他谈过，为什么有些人会因为其他人跟他们不是同一个种族而讨厌他们。因为生气就刻薄地对待别人，这样不好。仅仅因为别人的长相就对素不相识的人生气，这样也不好。善良的人会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
跟小孩谈论种族歧视可能会很尴尬，特别是对白人父母而言，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也不会处理种族问题。但是，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丑恶一幕迫使全美各地的父母不得不就仇恨、种族和历史与孩子进行不舒服的对话。
通常情况下，对于许多白人父母来说，他们的本能就是干脆不谈论种族问题，以这种方式来告诉孩子们，种族其实不重要。成为一个好父母就意味着不能注意到肤色。“色盲”是宽容的标志，是所有正确美德的象征。但是对于大多数黑人父母来说，他们的本能则是相反的：帮助孩子理解种族的重要性，并向他们展示如何在可能有偏见的人中生存——这些是保护他们，并让他们为立足于世做好准备的对话。实际上，研究表明，黑人父母会比白人父母更早、更频繁地与孩子谈论种族。
苏菲的儿子当时只有四岁，他还不了解种族的概念。她说：“他不了解种族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但是他确实知道，他的保姆和保姆的女儿都是黑人，他们赚的钱比自己的爸爸妈妈少，他们住的社区也不太好。
苏菲告诉我：“我们想与他谈谈这些事情。”他们买了一本关于罗莎·帕克斯的儿童读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她的儿子还不是很能理解。“他感到震惊，因为他以为我们的保姆艾博妮仍然必须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面。书里并没有说明这其实是很早以前的事。”只要想到周围有人会因为艾博妮是黑人而故意刁难她，他就会忍不住哭起来。
苏菲说，有时她儿子还会问他自己是白人还是黑人。在当地一家全食超市里有一张黑人小男孩的照片，他的笑容和她儿子的很像。“每次看到海报时，他都会说：‘妈妈，看！那是我！’”
我很难告诉这样一个男孩，尽管那些支持种族主义的新纳粹分子正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镇中游行，尽管他们讨厌像他的犹太父亲和黑人保姆那样的人，但他是无辜的。所以，他应该是安全的。但是苏菲感到不得不与她的儿子谈论游行，因为“毕竟这些事情正在上演，而他是目击者。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为他解释这一切，让他认知到这件事的同时，又不会心生恐惧，真是一件很具挑战性的事”。
不过苏菲本人倒是很难不被吓到。当她在手机上观看“一个年轻人被一群持棒球棍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殴打”时，她必须控制自己不尖叫出声。夏洛茨维尔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苏菲原定的在大学的演讲也已经取消。苏菲看到的袭击视频发生的位置距离他们家只有三个街区。那天下午，苏菲一家人决定收拾行装离开，直到游行者离开再回家。
他们不得不选了一个不同于平常的出城路线，以避免刚好遇上游行队伍。苏菲的婆婆就是犹太人，她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惧。她想让他们站出来，与反犹太主义做斗争。她当时说：“我不敢相信我们现在还得逃避纳粹分子。太疯狂了。”
苏菲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害怕。”她被自己的双重身份和必要的平衡行为困扰着。作为一个母亲，她必须承认留下来很危险，而且她还有一个孩子需要保护。但是作为心理学教授，她知道这种时候只有站出来才能展示力量。
在两种身份的斗争过程中，母亲的身份胜出了。在事后三个月，我与苏菲见面时，她仍在为当时的选择而感到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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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教授安妮·科夫林在周六游行期间担任医务人员，她因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生活也变得意外地复杂。
在游行期间，她和丈夫都自愿担任医务人员。他们有面包车、水、绷带和一些医疗用品。他们负责照顾那些被催泪瓦斯攻击的人、被殴打的伤员，并且安抚那些被所见所闻震撼到无法停止哭泣的人。几天来，她始终感觉嘴里有一股催泪瓦斯的化学剂味道，这股味道挥之不去，不断提醒她那些受伤的身体和灵魂。
作为一个有社会正义倾向的刑法教授，她想让学生思考系统性种族偏见。但是，随着游行者和抗议游行者在教堂外的人行道上发生冲突，这些种族之间的对抗就已经超越了学术意义。
她看到了“载有新纳粹分子和右翼人士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你身边开过，你看着他们就会觉得……真是吓人”。他们举着纳粹和邦联的旗帜，数都数不清。但是让她震惊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像是从综艺节目《鸭子王朝》里走出来的人，而是其中那群很认真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都很像她刑法课上的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带着武器，脸上写满仇恨。
她说，在那之后的几周里，“每次见到白人，我都会觉得害怕。看到一个白人本科生的时候，我的心里会觉得他也许是个另类右派……一个穿着蓝色西装外套和休闲裤的白人男孩走向兄弟会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害怕，因为那些极右翼人士的装扮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南方的年轻绅士”。
这场游行让她将白皮肤与暴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之前一直都将黑人与暴力联系在一起一样。她的生活仿佛一瞬间被颠覆了，这位漂亮的白人女律师突然开始以黑人的视角审视生活。
教堂是抗议游行者的聚集地，教堂入口有金属探测棒检查来访者是否携带了武器。安妮告诉我：“他们让所有人都通过了，但我的丈夫被拦下来单独接受检查。他们对他说：‘我们很抱歉，但是所有白人都……’”然后他们意识到，“哇！这是对白人的种族思维定式。因此，他们开始检查所有人，我认为这有点反应过度。”
但是，当看到教堂外的一个白人至上主义游行者身上带着枪时，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安妮赶紧快速地让所有的年轻黑人进入教堂，确保他们的安全。她告诉我：“其中一个黑人被激怒了。他离我很近，却并没有看我，只是向我大喊：‘我们也有枪！’‘我们也有枪，’我想，‘好吧，快进教堂吧。’”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对着安妮和她的帮倒忙的队员发火了。“他开始用最脏的字眼骂白人自由主义者。‘你们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们绝对不会支持你们！在与纳粹分子、三K党打交道时，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但对白人自由主义者……’”
“这时，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我能认出他是犹太人，因为他戴着毛线帽……他转头对那个黑人说：‘你说得对，我们现在做得很糟糕，未来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这就是我的故事。”安妮说，“我该怎么做？”
后续影响
安妮似乎已经动摇了。我来夏洛茨维尔是为了收集信息，但是我发现自己在接受安妮提供的信息的同时，也在吸收她的痛苦。仅仅作为后续影响的见证人，我就已经感受到比我想象中更多的东西了。我曾近距离目睹过人类的斗争、暴力冲突，及其后续的影响。
几十年来，安妮一直是促进平等运动的倡导者。但在这个充满仇恨的夏天，过去的努力似乎都变得一文不值。她告诉我：“一直以来，我都把自己当作他们的盟友，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角色了……他们认为我是假的盟友。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在夏洛茨维尔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努力被误解，并最终导致他们功亏一篑，这位年轻的黑人谴责“白人自由主义者”显然刚好击中了她的痛处。
但是我对她说，即使失败了，黑人也想知道你们曾经为他们努力过。在民权运动中挺身而出的黑人，在暴力面前游行示威、保持稳定的黑人，觉得他们已经胜利了，整个世界即将向他们开放，我父母的家人逃离了南方，所以我们不用再忍受《吉姆·克劳法》的暴政。他们期望我们——他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希望跨过民权运动的终点线。而现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都觉得我们仿佛在驾驶室里睡着了。但是，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事与我们所有人有关。
我们一直在犯的错误，我们所有人一直在犯的错误，就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会使我们不断前进。我们所看到的任何进展都将促使我们避免历史的倒退——点燃十字架、藏匿《摩西五经》。
但是夏洛茨维尔的这一刻则会成为我们的命运、我们留下的遗产。这是我们的历史和大脑机制一次又一次困扰我们的地方。向前迈进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它要求我们不断关注自己是谁、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我们有能力成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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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充满仇恨的夏天过去之后，弗吉尼亚大学恢复正常教学是非常困难的。学生感到不安和抗拒，教授们想用游行这件事来教导学生，但又不想延长或加剧这种创伤。
苏菲说：“对于教师而言，很难真正知道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为此感到困惑，因为目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她教授的许多课程都涉及这些问题，因此她很难绕开种族这个话题。她告诉我：“我在所有课程中都会谈论种族、性别、社会阶层和地位。相比以往任何时候，今年谈论这些都变得更加充满挑战。”
在“团结右翼”游行仅一周后，她就向八十五个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公共政策专业的本科生讲授关于价值观和偏见的内容。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似乎比她教过的任何其他学期的学生都更有参与感。但是，并非每个学生都能从同一角度看待游行和游行所引发的问题。
有些学生会和这类问题保持距离，注重探讨问题背后的思想意义，以此来检验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投入或历史周期性的象征。而其他学生则将其视为对生存的挑战。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相当丑陋且充满负面情绪的经历，是一次近似于恐怖主义的全面袭击。
尽管如此，她仍很高兴她的学生愿意克服彼此认知的差距。“但是我得承认，这个学期是我从事教学工作以来经历的最为活跃的课堂，有的时候讨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让我觉得不舒服……”
像大多数大学一样，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群体倾向于自由主义，但是它又比普通的大学更为保守。在这里，保守的学生往往“相当保守”……“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主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容易成为目标，”苏菲说，“我认为学生们自己能够畅所欲言地说出自己的感想，就已经是我们这堂课的一个伟大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