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大家的畅所欲言可能有些过了头，以至于课堂讨论演变成激烈的争论。一些学生会因为在争论的过程中被激怒而直接愤然离开教室。她说：“当然，他们还是会回来。我感觉我所有的学生都像是水面的泡泡，很小的事情就能让他们爆发。”
她的目标是允许学生们腾出空间来安置自己的感情，以此处理游行前、游行中和游行后发生的事情。作为社会心理学家，她还认为这些讨论是使她的学生了解科学价值的方式。“在我看来，让他们辩论这些事情真的很有用，因为该课程的重点是探讨我们拥有的价值观和偏见，正是这些价值观和偏见塑造了我们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她说，“通常，随着讨论的进行，学生们会看到偏见的作用变成讨论的焦点，然后他们就会说：‘好吧，快跟我们讲一讲这背后的心理学原因。’”
但是，对于游行带来的影响的讨论并不总能以这种方式解决。在这个主题下设定界限会更加困难，不仅要让学生尽可能大胆地探索替代视角的作用，还要避免让他们感到生气、受伤或侮辱。
安妮设定的基本规则一如既往，简单明了：在评论的语气和内容上要尊重他人。但是这次，她说：“学生真的为此挣扎良多，很难遵守预设的规则，这真叫人惊讶。”他们的论点太过两极分化，而且他们在讨论中也投入了太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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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也度过了艰难的时期。在访问的最后一天，我在两个讨论组里约见了十几名学生。在几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谈论了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之后需要注意什么。他们反复提出的一个主题与言论自由的概念有关，而言论自由的概念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这也是我在校园内听到的有关游行事件的一个主要论调：即使我们鄙视和质疑听到的信息，也需要保护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大学是宪法权利的拥护者，学生情感上的创伤仅仅是附带损害。
你可以谴责人们的言论，但你不能谴责其发表言论的合法权利。这是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校园运动取得成功的固有条件。许多学生认为，他们没有给那些抵制并试图压制游行者口头攻击的人以足够的支持。似乎道德制高点属于那些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而不是那些为维护他人尊严生活的权利而行动的人。全国各地的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和领导者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但通常来说，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强调法律赋予的价值，而不是被贬低和去人性化的生活价值。人们急于保护法律，但是在保护校园中的平等准则方面却步履蹒跚。
我理解为什么教授在权衡问题上会产生冲突，以及为什么大学不想煽风点火或鼓励这种暴力纠纷。但是许多学生告诉我，他们认为其他同学发表的偏见或不敏感言论在课堂上其实不会受到质疑和挑战。如果忽略这些评论，就会错过教育每个人的机会。
来自普林斯顿市的就读法学系的黑人学生布列塔尼，与我分享了她的一个朋友在宪法学习课堂上的经历。在该课堂上，一名同学在讨论平权行动时侮辱黑人学生，一直暗示班上的黑人学生根本没有资格上法学院。
对于这种言论，“教授完全没有回应，”她说，“说这所学校的所有黑人学生其实都没有资格来上学，或暗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生物学上的能力，这本身就有悖于事实。因此，作为老师来说，肯定需要及时制止这种行为，而不应出现‘我正在展现我的偏见’或‘我要让我的课程继续下去’的情况。”被边缘化的学生只能为自己辩护。布列塔尼说：“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学生来说，这并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负担。”
另一个法学院的大四学生告诉我们：“如果你从来没有作为班里唯一的黑人和一群白人学生坐在一起学习奴隶制相关主题的经历，你就绝对无法对黑人的难受感同身受。”
这种身份威胁如果不加以解决，可能会影响学生对学校的依恋，以及他们在学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如果一直有人在挑战你存在的权利，你就很难静下心来学习。这可能会影响学习成绩，甚至会付出灵魂被扭曲的代价。
布列塔尼曾帮助大学进行招聘，也交了很多朋友，但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对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切那么痴迷。她说：“我没法和以前一样参与学校活动了。即便是那些联系得特别、特别紧密的事物，在我眼中都是支离破碎的……我无法摆脱这种想法，而且因此一直无法忘记发生的事情，因为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不信任，我感觉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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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右翼”集会可能是这一代白人至上主义者最大的公开聚会，但它不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在出现可能的伤亡之前，这个游行就先被制止了。
这是夏洛茨维尔市的政府报告中的结论。撰写这份报告的是蒂姆·黑非，他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曾担任过律师。他调查发现，警察过了很久才开始认真对待这次集会，而且他们担心，一旦插手这场纷争，人们可能会觉得警察处理得太过激进。
警察的这番顾虑被证实了，许多夏洛茨维尔居民指责警察反应迟钝且准备不足。一些居民认为警察根本不在意这次集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与那些种族主义的恐怖分子站在同一阵营。
在8月12日游行的一个月前，三K党就在夏洛茨维尔办过一次集会。四十名三K党成员参与了集会，当时来了一千多个抗议集会的人。这次集会仅持续了四十五分钟，之后警察将其驱散，并护送三K党成员离去，抗议者们欢呼着庆祝。但是，当那群前来抗议的人未能迅速解散时，警察返回现场，宣布他们在非法集会，并使用催泪瓦斯对付他们。
蒂姆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这在抗议游行的人看来，就是“警察护送种族主义者，保护他们，却对我们使用催泪弹”。当时，警察部门因过于激进而受到抨击。
因此，当8月12日的游行到来时，警察们干脆袖手旁观了。他们不想保护任何一方。游行者和抗议者混在了一起，无法区分。当人们被嘲讽、被威胁和被殴打时，现场警务人员没有进行干预。正是因为警方的不作为，一些高举着反法西斯旗帜的武装抗议团体参与了进来。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超现实的事件转折，现场乱成一团。
那位犹太教牧师的丈夫吉奥夫回忆，当一个主持不同信仰团体的教堂遭到极右翼分子袭击时，“拐角处的警察根本没有理会。我既是商科学生，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受到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保护”。
调查证实了公共安全违规行为。蒂姆对我说：“我们身上带的摄像机拍到了这一幕，警察们就站在路旁二十英尺之外的路障后面，无所作为。我认为人们会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这将产生长期影响。”
他的报告于2017年12月1日发布。不到三个星期后，夏洛茨维尔警察局局长下台了。
蒂姆的职位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是母校弗吉尼亚大学的顾问，并渴望为他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提供服务。
蒂姆告诉我，在那个夏天之前，人们一直将夏洛茨维尔视为“这个田园诗般的社区……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很难说了”。
这种不安全感席卷了整个城市。在游行发生的时候，许多白人抗议者深感不安全，而且没有得到警察保护，这让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黑人经常体验到的那个世界的滋味。
实际上，沃尔特·海内克教授对我说了很多，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非白人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生存会觉得有多么不安全，那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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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纳粹分子走出宿舍，手持火把并大喊反对犹太教徒的口号之后，这种不安全感也向黛安袭来。三个月后，她仍然觉得“自己深陷其中”，她说：“有时候我感觉一切都回归了正常，但有时候，当我晚上在草坪上行走时，我总觉得我看到了那晚的火焰。”
她感到“精神上和情感上都筋疲力尽，受到创伤”。即使是志趣相投的同学的某些举动，也可能引发某种恐慌，使她再次感到恐惧。不止一次，在看到守夜的烛光或听到低沉的吟唱时，她会误以为纳粹分子又来了学校，后来她才意识到这是宣扬和平与正义的集会。
这种恐惧感跟随她进了教室。她发现自己条件反射般地“突然数出班上有多少有色人种……并且会克制不住地默数班上有多少犹太人”。
黛安一直知道自己是处在这个白人主流社会中的非白人，但现在她感到自己非白人的身份是一种威胁。她说：“在教室里的心理安全感只是一方面。”让她感到焦虑的不只是这一点。黛安还给我说了她受到的其他几个影响，如“无法集中注意力专注于课堂内容，因为我始终心有不甘，为什么这些白人都可以继续他们的生活，而我还被困在过去”。
我试着去体会黛安这种突然失去安全感的感觉，于是我回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父亲去世时的情形。父亲在五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世，当时我还在读研，希望将自己的思维方式训练得更像一个心理学家。他的去世让我的世界变得动荡不安，我意识到我的安全感与父亲的存在息息相关。好像我和他一起经历了人生，不管我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他都会提供一个看不见的力场来保护我，他死去的那一刻，那个力场就消散了。黛安给我讲述的内容让我觉得非常熟悉。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她的故事似乎是关于失去的安全感与自由。
当然啦，黛安仍然坚持并致力于保护弗吉尼亚大学，她不会让恐怖分子获胜。“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所大学不是因为当年右派的集会，而是因为这所大学真的非常优秀。有时我会觉得伤心，因为我必须为这里辩解。人们总是说：‘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你为什么要去那里？那里不是有一堆很坏的人吗？’”
黛安还继续在做大学校园向导，她也一直在寻找更好地谈论那个充满仇恨的夏天的方式。在带领申请大学的高中应届生们参观校园的时候，她说：“我坦率地承认，对于那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确实感到害怕。”而此外，她会继续告诉他们，大学计划采取新的更好的安全措施，以提升校园里学生的勇气和同情心。
不过，在介绍这里的历史时，黛安感觉还是很难驾驭。在叙述中，她曾经提到一条“奇妙的弧线”，她会先提到夏洛茨维尔和弗吉尼亚大学过去的一些不太光彩的历史，如奴隶制、种族征服、种族隔离和歧视，然后再着眼于城市和大学是如何从当年的历史中跳脱出来求得发展的。现在，再谈论这些发展反而变得有些讽刺。相反，她不得不承认我们仍然面临的危险，并强调我们正在倒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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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总是觉得，对于北方人来说，夏洛茨维尔属于南方，因此他们都愿意来夏洛茨维尔；而对于南方人来说，这个小城则属于北方，南方人也很乐意过来生活。在这里，不同的南北世界碰撞共生。而弗吉尼亚大学就在这种碰撞的中心，这是托马斯·杰斐逊所建的学校，他仍然站在这所大学华丽的圆形大厅的大理石基座上。
我能感觉到他在校园里的存在，人们讨论着他的事迹，定期参加关于他的讲座，发表关于他的正式演讲，以及有关他的日常对谈。每天我踏入校园时，我都会看到他的画像，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或他的想法。在这里，杰斐逊一直活着——他的精神得到了支持和培养，成了指导之光。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不仅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立者，还是一位有远见的建筑师，他建立了一个致力于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机构。每一天，他的门徒们都对他表达称赞，并向他鞠躬。
2017年8月，杰斐逊缔造的这座“学术村”却成了游行者的眼中钉。在挥舞着火炬的新纳粹分子走过杰斐逊珍爱的草坪的时候，弗吉尼亚大学正准备庆祝成立两百周年。学生们手拉着手围住杰斐逊的雕像，不让游行者们靠近。
游行者来参加一场种族战争。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那场种族战争其实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杰斐逊本人其实就是这种冲突的体现。这个宣扬独立与平等的人比几乎所有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白人拥有更多的奴隶。他笔下写着“人人平等”，但他自己却坚信白人至上，认为黑人在“身心”方面均不如白人。作为知识分子，杰斐逊相信科学具有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但也相信黑人无法在智识方面有所成长。
杰斐逊奴役黑人劳动力建造了弗吉尼亚大学。白人学生入学，而背后的工作却都是由黑人奴隶完成。根据杰斐逊的设计，这些黑人奴隶被隐藏了起来，他们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临时帐篷里，或住在校园的蛇形墙后，每天被迫工作。在建造蒙蒂塞罗庄园时，杰斐逊也使用了类似的方式，在该住宅的后方路堤中专门建了独立的地下空间，作为奴隶的休息区和工作区。把黑人移出我们的视野，自由的人们就可以和平生活。
作为一个国家，即使我们试图稳步朝着杰斐逊的平均主义理想迈进，并摆脱了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观念，但偏见仍在我们内部寻求庇护。在夏洛茨维尔，被我们奉为历史遗珠的种族主义面具被无情撕破。实际上，偏见一直都在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地方默默积聚力量，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承认这种偏见的存在，不管是对自己还是他人，即使它已经触及我们的灵魂并影响我们的行为。
在这个国家，黑人已经提醒了我们重新注意那些我们一直以来拒绝看到的种族偏见。确实，黑人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象征。在大学校园这个塑造新一代的环境中，这一点甚至显而易见。“美国黑人学生在这所大学里总是感到疏远和不受欢迎，”弗吉尼亚大学的约翰·梅森教授说，“原因很难说清，但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历史有关……奴隶制在这里确实根深蒂固。”
我与黑人学生交谈，这些黑人学生对质疑黑人人性的叙述感到厌倦。在埋葬奴隶尸骨的地方，人们往往最能感受到这些非人化的叙述话语，而且这种叙事方式在全美和全世界范围内仍然非常活跃。它们在我们的思想中流通，并为我们的文化注入活力。它们也驱使着人们为了和平和自由而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