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固然有帮助，但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措施，即使在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偏见也能持久带来影响。我们继续用棒球比赛举例。没有一场棒球比赛以平局告终。因此，如果你看过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你一定知道，一旦一场比赛进入了加时赛，你就无法确定比赛何时结束。这会给球员和球迷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也给裁判员造成了损失，在无限的加班期间，这些裁判员的劳动没有得到一分钱。这促使研究人员迈克尔·洛佩兹和布莱恩·米尔斯研究裁判员不想加班的心态是否会导致他们在判罚的时候出现偏见。
他们发现，在“很难判罚”的情况下，裁判更有可能做出马上就能结束比赛的判罚，无论是好球还是坏球，也无论哪个队伍会最终胜出。在棒球行业对行业内人员进行激励的过程中，偏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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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时间、金钱和责任等因素的影响外，人际关系也会引发隐性偏见，尤其是在这些关系涉及亲密关系、相互依存或努力实现共同目标的时候。
我的外甥女塔妮莎是俄亥俄州一家犹太疗养院的一名护士，她在那里工作超过了十四年。她刚开始工作时，所有在疗养院里生活的患者都是犹太人，其中大多数是东正教徒。护士是白人，但助手、管家和厨房工作人员是黑人。塔妮莎那时是一名助手，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也很乐意回到学校接受培训成为一名护士。
在过去十年中，这家犹太疗养院的患者和员工的种族结构变得更加多样化，但是塔妮莎的使命没有改变。“当你进行长期照护的护理时，你必须让患者们保持很好的状态，确保他们每天都能好好吃饭，并确保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
由于疗养院里的患者大多数是临终的人，因此塔妮莎的身份既是专业医疗人员，又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你每天与这个人在一起，每天工作八个小时，那么你们之间将结成某种纽带。”她说，“当你们达到那个状态时，种族和宗教的因素就会消失，人们不再在意种族和宗教，因为生死之前无大事。”
研究表明，来自不同群体的人，假如建立了亲密关系，就会影响到原有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态度。患者和家人可能会忽略他们所依赖的照料者其实是一个“异类”，因为他们自己对照料的需求会抵销固有的偏见。这种关系的开放性可以超越时间的界限，并延伸到某个特定的人身上。
塔妮莎在患者生命的特定关头扮演的角色会将她带入患者家庭的轨道，并模糊可能造成自然分裂的界限。“这更像是一种抱团取暖。”塔妮莎告诉我，“你会惊讶地发现，有多少人与以前从未认识的人建立了联系，即使这些人属于其他某个大家以前避之不及的群体。”
塔妮莎承认，这里的很多患者可能已经是“很多年的种族主义者”，但是他们也患有精神或身体疾病。“他们有的患有痴呆症，有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其实已经不再是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了。”有的时候，塔妮莎会被指名道姓地侮辱，或是被人颐指气使地使唤。“他们会说：‘黑人，快去给我买些棉花。’但是我从来不会放在心上，因为他们的心智本身就有问题。即使他们以前确确实实也是那样的人，但至少现在，他们是病人，你就不能对他们不好。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塔妮莎愿意忽略种族歧视，因为她直接越过了过程，转而聚焦在每个人身上。
尽管塔妮莎在上班的时候可以接受患者的无心侮辱，但下班的时候她还是会将听诊器悬挂在汽车的后视镜上，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不会因为“自己是个黑人”就随便被拦下。她发现，在她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她的肤色经常会让她被误认为是助手或清洁女工。
“直到今天，还是会有不认识我的病人或者病人家属走过来跟我说：‘嘿，我需要和护士谈谈。护士在这里吗？’我就说：‘我就是护士。’他们会说：‘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护士。’我心想，我的徽章上明明写着我是护士长，而且我坐在护士站里，还在用电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不知道我是护士。”
她回想起一个病人的女儿走过她的身旁，直接找到年轻的白人女助手询问病人的病情。“那个可怜的白人小姑娘当时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我不知道，塔妮莎。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来找我。你正坐在那里。你穿着护士制服。’我不想告诉她‘因为你是白人’。”当病人的女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她向塔妮莎道歉。“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接忽略了你，并自动认为这个白人姑娘是护士。’我表示：‘是的，这也不是一两次了，不过我不介意。’”
的确，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次。但是，塔妮莎对弱势群体的照料与爱也一直延续着。塔妮莎住在疗养院附近，多年来经常遇到她照顾的患者的家人。他们拥抱她，围在她身边，有时在分享回忆时，大家会哭成一团。她说：“即使是我在沃尔玛购物的时候，碰见我照顾的患者家属，他们看见我，都会说：‘噢，我的上帝啊。塔妮莎，我太爱你了。’”这种关系既尴尬又坚固。
科学表明，跨越民族、宗教或种族边界的密切关系可以迅速消除随着时间积累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基本联系。对于进入塔妮莎生活中的患者及其家人来说，黑人这个种族特征与奉献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懒惰联系在一起。黑人象征着能力，而不是愚蠢；黑人象征着温柔，而不是侵略性；黑人象征着爱，而不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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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价值观、规范和实践支配也反映着塑造社会的文化力量。它们可能有助于消除偏见的各种社会变革，但这个过程既不简单也不廉价，更不会一帆风顺。
星巴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费城星巴克逮捕两名黑人的事件让星巴克把“对每个人进行偏见培训”作为一种团结企业的战略，但在这件事发生的三年之前，这家全球最著名的咖啡公司就已经开始了尝试，想让种族话题变得不那么沉重。但他们推出的“种族共处（Race Together）”的咖啡杯标签却被群嘲，以至于这场运动仅持续了一周左右。在2014年警方对非武装黑人的一系列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这被认为是一种促使全美探讨种族话题的方式。
“我们的目标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要激发彼此的对话、同情心和同理心。”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在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解释道。正如批评家所言，这可能是痴人说梦或是太过虚浮。但是，那个贴着“种族共处”的白色杯子确实传达出一个信息：“嘿，种族很重要。我们对此很在意，希望您也这样做。”即使很多人会对此置若罔闻，但它仍是一个强有力的价值观声明。这也为几年后星巴克应对两名年轻黑人在费城分店被捕的策略奠定了基础。
该公司通过关闭门店来培训所有员工以认识和抵制隐性偏见，确保这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一个四小时的课程和系列影片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完全摆脱偏见。但是，行业领导者的这种大胆而普及的举动却可以结束我们去合理化周围那微妙、主观和正在发生的歧视。
这就是使价值观成为社会范式的途径。从本质上讲，星巴克正试图调整公司的价值观，要求每名员工都与这种价值观看齐，要求所有员工都参与培训。对于一个国家或公司而言，重置规范并不容易。但是，下一步——重塑公司内允许或保持偏见的规范——则更为复杂。这种规范涵盖了从员工招募到邀请谁与老板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各个方面。
企业表示，他们其实已经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进。他们正在修改职位描述，以消除性别偏见的语言，并使用在线写作工具来构建新的语言。他们依靠视频平台来分析与求职者的面试——答案的内容、他们的身体语言、声音的语调——以评估传统测试难以衡量的“软技能”。就像是技术合乎逻辑的军备竞赛，我们想从偏见面前脱身。
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传统的措施，重新调整它们，以服务于新的手段，如在古典音乐演奏者的面前挂上厚重的窗帘以遮掩其身份、性别。当然，这种类型的偏见已经越来越少出现，使得顶级乐队雇用的女性人数大大增加。现在，帷幕访谈已成为一种常态，它通过隐藏许多可能引发偏见的因素（体重、肤色、身体残障）来平衡环境。对于许多交响乐团而言，这也带来了更丰富的多样性和更广泛的音乐风格。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增加多样性作为对隐性偏见的补救方法：所有共同努力必将抵销定型观念的力量，并消除我们过时的思考方式。
事实证明，尽管多样性可能是消除偏见的一种途径，但多样性本身并不是消除偏见的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愿意去忍受由多样性带来的不断增长的痛苦。我们了解到，不同的群体其实更具创造力，他们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但他们并不总是最幸福的群体。差异更多，因此容易产生更大的不和谐。特权转移，角色改变，新声音不断涌现。在我们彼此学习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彼此，并且做出更深层次的努力，改变可能会孕育偏见和排斥“异类”的环境。
成功也要求我们必须忍受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适。这不仅仅是一个是非题——“我到底是不是种族主义者？”或是“通过培训我就可以改变这一点吗？”。偏见其实在某种更高的层面上运作，将我们必须努力理解和控制的因素及条件联系起来。在所有人参与的情况下，它应该引起全局性的广泛回应。
在与偏见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只是震惊于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纳粹分子的行为是不够的，我们还不能忽略我们依靠刻板印象来边缘化我们当中陌生的“异类”的方式。反对显性偏见的斗争是在一个非常公开的舞台上进行的，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已经公开反对了在过去的时代里想都不敢想的事。
棒约翰比萨连锁店的创始人约翰·施纳特在2018年被迫辞职，因为他在开电话会议的时候使用了种族歧视性语言。约翰·施纳特的头像从公司标识和广告中被抹去，而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也不再将其比萨作为其官方指定比萨。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美国广播公司突然取消了全美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播出，因为主持人罗珊娜·巴尔在深夜的一条推文中将贝拉克·奥巴马的知名顾问瓦莱丽·贾瑞特比作猿猴。巴尔首先归咎于安眠药安必恩，然后狡辩说她不知道贾瑞特是黑人。“我误以为她是白人。”巴尔说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贾瑞特的肤色。然而，由于广告商扬言要抵制巴尔，巴尔的同事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抨击她，因此，电视台的负责人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决定取消巴尔的节目。
此举预计将使美国广播公司损失数千万美元，但公司领导者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选择立场，整个品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这足以说明公民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使得对公开的种族主义的容忍度正变得越来越低。隐性偏见虽然可能不那么容易识别和解决，但仍然是可以解决的。事实证明，相信隐性偏见可以解决正是我们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
结论
刚刚奥克兰一个居民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差点丧生。与此同时，我刚刚结束在警察总部举办的关于隐性偏见的培训。这时，一名警察走进礼堂，穿过下了课鱼贯而出的人群，朝我走来。
他是一个有着深色皮肤的黑人，身穿黑色制服，个子高高的。当他快要走近我的时候，我可以看出他的不安，他挥舞着双手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因痛苦而显得厚重。
他向我描述了枪击事件受害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情况。受害者的朋友和家人守在急诊室里，急诊室里一片混乱，人们心里充满怨恨，空气里还弥散着恐惧的情绪。他们哀号着、哭泣着、对着医护人员尖叫。但是当警察们走进来，想要了解袭击者的情况时，人们却陷入了生硬的沉默。即使面对如此不幸，他们也不愿跟警察扯上任何关系。
他说，他想让我知道，面对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却无法帮助他们的感受，以及当你尝试提供帮助却被拒绝或受到侮辱时的感觉。这意味着你必须一直奋力地游向上游，试图挽救因冷漠和不信任而变得越发沉重的生命。
他告诉我，之前有一次，他接到了“开枪”的报警电话，当他去到现场时，他发现受害人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弹穿过房屋的墙壁时，她就坐在客厅里，这枚子弹让她从此瘫痪。但是警察对此却无能为力。
他还分享了自己在一条拥挤的住宅街上与一个黑人小姑娘相遇的经历，那个小姑娘正在祭奠亲人，她抓着盖布的一角，说“愿他安息”。这位警察试图和她搭话，表示同情，但她的长辈警告她不要说话，仿佛他就是那个杀了他们亲人的人。
在他说话时，我的目光被他闪闪发光的秃头顶上的巨大伤口吸引住了。新鲜的血液在伤口边缘变黑，并在缝线周围凝结，使他的那块皮肤看起来皱巴巴的。
当他在空气中挥舞双手的时候，他描述了所有的枪击、刺伤和杀戮事件，我突然注意到他身上还有一处旧伤口。他的小拇指最后一节在关节处垂下，悬在那里，与整只手的运动都不同步。他执勤生涯中的每一天都命悬一线，-添加微信 969796723，帮你找书找课。每次出勤似乎都会从他的身体里抽离掉一点东西。
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无奈，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使命感。这些警察陷入了任何培训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中。他们在大街上所经历的是种族差异的影响，种族差异反映并产生了偏见，使警察和社区关系分裂。
当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们也不大可能在这种重要时刻和警察合作——即使当时当刻打电话报警可能有助于制止犯罪或追踪暴力犯罪分子。信任的缺乏阻碍了调查和案件侦破，这对警察和社区成员来说都是不利的。
有关偏见的讨论通常都围绕着我们内心对外界事物的整理、判断和分类。但是，种族差异明显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总是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谁会被警察拦下，谁会受到搜查，犯罪嫌疑人如何被起诉，谁会进入监狱等待审判，谁最终会被判入狱——这些不同的结果塑造了人们被偏见控制的思维定式。当公众目睹这些差距时，许多人得出结论，黑人更容易犯罪，因此，他们受到负面的待遇也是应该的。差异是我们用来构建不平等的原始材料。
这些叙述不断涌现，证明不平等待遇不仅存在于刑事司法领域，也存在于我们的社区。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这种叙述也得到了证明，这解释了为什么黑人家庭会搬离白人社区。这也让我们的教育资源更加地不均衡，因为那些来自少数族裔社区的贫困孩子会更容易被淘汰。这也使我们能够接受科技行业中女性短缺的事实，就好像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世界中，支持不平等现象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省去生活中的不少麻烦。但这也缩小了我们的视野，将“异类”束缚在了机会鸿沟的错误一侧。当我们以牺牲自己的舒适为代价时，这就是一种社会成本，最终会对每一个人带来消极的影响。
因此，解决偏见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也是一种社会进程、一种道德立场。每个社会都有作为偏见目标的弱势群体，当我们因为对某些群体错误想象而将他们置于不利的地位时，我们最初的偏见便形成了。在我们完全理解并去质疑、挑战造成这种偏见的差异之前，这些偏见会不断地自我加固。消除差异的第一步就是，不要再相信这些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奥克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过去的奥克兰，警察局与公众之间消极的关系世代相传，后来，法院下令进行彻底改进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通过近十年来政策和惯例的转变，该部门不仅改善了警察与社区的关系，还让减轻警员之间的偏见变得更加容易。奥克兰警局调整了追踪可疑人士的政策，在可疑人士进入后院或消失在小巷尽头时就不再继续跟随。相反，警局鼓励警察们在这种时候退后一步，放慢脚步，呼叫支援，并仔细考虑当前情况。政策的变化不仅降低了普通平民被误杀的概率，也使警察更加安全。警察们的工伤率下降了70%，与警察有关的枪击事件也有所减少，从过去的每年平均八次下降到五年中总共只有八次。尽管逮捕率保持稳定，但犯罪率却持续下降。
这些小小的政策调整减少了可能影响警察决策的偏见。因为无论我们是在工作场所、教室还是街头，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偏见最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思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选择余地有限，就会被迫迅速采取行动。
奥克兰警察局是最早使用可穿戴式摄像机的部门，如今大多数城市警察局都在使用这种摄像机。事实证明，这种摄像机会影响警察的行为。自2010年推出摄像头以来，无论是奥克兰市民的投诉，还是警察使用武力的情况，都急剧减少。摄像机让警察有更高的责任感，并提醒他们提高自己行为的标准。因为现场的所有行动都有了可视化的记录，整个社区都被赋权。
奥克兰对技术的使用已超越了可穿戴式摄像机。我们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帮助警察策划出了在路上拦住人的新方法，并使用了复杂的算法来分析穿戴摄像机的录像。这些指标促使警察在例行拦下路人进行检查的时候，依靠的是可靠的信息而非直觉，因为他们的直觉更可能会制造冲突。而且，通过对摄像机录像的分析，该部门可以分析表面上看似没有任何问题的警察行为是如何影响与社区的关系的，如警察们在例行道路检查的时候使用的语言。
技术和数据已帮助该部门更透明、更准确地进行决策。政府鼓励奥克兰街头的警察们更深入地思考为什么要拦下某些人，而不拦下另一些人。该部门的高层管理人员正在考虑，如何让警察们不再遭遇最有可能被偏见影响的情况。
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过去一直鼓励警察们尽可能多地拦下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而很少会考虑这样对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理念还被标榜为负责任的警务工作。而现在，在法院命令、政府命令、昂贵的诉讼费用以及社区活动的驱动下，执法机关开始寻求新的方式，可以在不对社区造成影响的情况下，降低犯罪率。
与警察部门的合作使我深信，即使在冲突似乎最难以解决的地方，也可能发生重大的机构变革，而这些变革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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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做出改变——改变我们自己，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我的儿子艾维利特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就在去年夏天，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从体育馆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亚裔女孩在宽阔的道路上慢跑。当女孩抬头看到艾维利特时，主动偏离了方向，离开了大路。
这个简单的动作引起了艾维利特的注意。“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害怕我。”艾维利特在和我讨论的时候解释道。
“你不认为她只是想给你更多的空间吗？”我问。
“不，”艾维利特坚持说，“那条路很宽的。”
我又提出异议：“好吧，也许她想跑一条更安全的路，因为怕被撞倒之类的。”
艾维利特已经考虑了这一点。他说：“就好像在大路中央慢跑比走小路更危险一样，尤其是我在那里。”
“这让我感到……”说到这里，艾维利特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他想找到一种新方法来描述这种新体验，“……我也许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自觉，也应该对我如何与他人交往更加自觉。”他顿了顿，接着说，“这让我感觉……有点伤心。”
这也让我伤心。无论是在奥克兰有着高犯罪率的街道上，还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边缘的绿树成荫的社区中，我的儿子现在都必须设法处理他自己的存在。他必须习惯这样的事实：人们一看到他就可能会感到害怕。十六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感觉到周围人群的不适——他努力想给这种不适感找一个名字。
他五岁时也曾经偶然地认为我们飞机上唯一的黑人男性乘客可能是个危险的强盗，他自己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了。而十一年后的今天，他自己也成为偏见的目标。慢跑的那个人换了一条路，却让我和艾维利特不得不去涉足一条我们都不想踏足的路线。这也让我们对未来前景的恐惧浮出水面。
我想到了那些在奥克兰的中年中国妇女，她们害怕年轻的黑人男子可能会抢走钱包，但她们却无法分辨这些黑人男性的脸。我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为普通黑人中的一员，会引发原始的恐惧，加剧内隐的偏见。但是我也认识到，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会进行反思，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可行的真理。
我想到了我的侄女塔妮莎，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治愈者，这让她免受偏见的影响并改变了周围的人。我想到了夏洛茨维尔的数千人，他们反对种族主义，为自己的社区而战，为我们的民主价值观而战。我想到了夏洛茨维尔的优步司机，他认识到自己的种族主义，向我坦诚地说出了心中的负担。我想到了唐纳德法官的代数老师，他在几十年后为自己的种族主义而道歉，而唐纳德法官本人则忍受了种族主义，战胜了种族主义，并且回到了曾经歧视她的地方，跳出了自己的过去。
我想到了刑事司法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圣昆丁的囚犯从未停止过思考人们思想的自由度。奥克兰警局的阿姆斯特朗副巡长从未停止过对种族主义的战斗，他想救赎他所爱的城市。我在一次培训中遇到的那位德国警察，他反思了自己看待黑人的方式。在双胞胎哥哥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后，蒂凡尼·克拉彻一直致力于弄清偏见的运作机制，并努力改进警务工作。
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正在探索、接触偏见，寻求以最好的方式去做善事。纯粹的反思行为充满希望。这就是力量所在，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我儿子以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这一点。“我不太确定。”艾维利特在讨论为什么慢跑者躲开他的时候告诉我，“但我认为她也许只是紧张了。”
他们经过彼此之后，艾维利特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那个女孩又已经跑回到大路上了。他也继续前进，踩着脚踏车，回家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道格·安布朗姆斯及其在Idea Architects的整个团队。感谢您找到我，与我联系，感谢您意识到在当前的世界里，我们已经等到了可以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在您的眼中，我不仅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为广大读者写作的信念坚定而不可动摇。通过您，我学会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并开始更好地欣赏书籍改变生活的力量。我以前从未与任何图书代理人合作，但我无法想象，谁能像您这样出色。在我刚刚提出这本书的想法时，您就一直支持着我。而如今，这本书已经出版，您仍然给予我支持。我将永远感激不已。
当然，我还要感谢由布莱恩·塔特领导的维京出版社。感谢您以多种方式支持这本书，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你们时的激动。凯洛琳·科勒伯恩的宣传工作令人赞叹。我的编辑温迪·沃尔夫一直陪着我，我常常会因为写不下去而影响她的编辑工作，但她始终鼓励着我，让我一直处在正确的轨道上。感谢大家的奉献和指导。
我还要感谢我在英国的编辑汤姆·艾弗里，他是这项工作的早期支持者，还有外国版权代理人——里海·丹尼斯、艾伯纳·斯坦和Marsh出版社，他们觉得美国以外地区的读者也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感谢我的写作教练（也是我的姐夫）桑迪·班克斯，你真是我的宝藏。你救了我很多次，有了你，我找到了写作的感觉。你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并一直站在我的身边。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我在写作时尽量保持客观，不带一点感情。是你教了我如何将情绪带回到字里行间。能够与一位著名作家、《洛杉矶时报》的新闻工作者，同时真正对种族、对科学感兴趣的人一起工作，而且这个人还是我的家人，那么了解我，我真的太幸运了！你已经给了我一切，我非常感谢有机会与你一起经历这一旅程。
我想感谢那些参与我在书中介绍的科学知识的创造者——我在社会心理学及其他领域的同事，以及与我合作的研究合作伙伴。我们致力于将有关种族和种族偏见的科学发现带给世界，从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研究到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现场研究，我都有很多合作伙伴。我想特别感谢两位为这项工作做出了宝贵贡献的同事，贝诺·莫宁出色地展示了如何使用数据来转变制度文化，丹·尤拉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所有如何使用基于语言的复杂工具来分析警察身上的可穿戴式摄像机录像，两种方法都在有效改善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感谢斯坦福SPARQ的工作人员。我们喜欢称自己为“行动团”，而不是“智囊团”。我们是与从业者直接合作的研究人员，致力于解决刑事司法、教育、经济发展和健康方面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对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有益，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社会。我也向资助SPARQ项目以及书中提到的一些较新项目的团队及个人表示感谢，包括约翰·D.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保德信基金会以及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
如果没有麦琪·佩瑞在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帮助，我就不可能写出这本书。当我开始整理起草本书所需的信息时，她对细节的关注非常宝贵。她非常敏锐，能力卓著，效率很高，一丝不苟，并对科学改变生活的能力充满信心。在这个项目期间，她也表现得耐心、镇定，并且总是愿意加倍努力。谢谢你，麦琪。
感谢海泽尔·马卡斯（也是重要的合作者）、克劳德·斯蒂尔、琳达·达令哈蒙德、瑞贝卡·赫特、尼克·坎普、达普纳·斯皮瓦克和阿姆里塔·迈特雷伊，谢谢你们在阅读本书的初稿后提出的宝贵而友善的建议。
我亲爱的朋友西玛，感谢你一直愿意做我的读者和听众。每当我们交谈时，我都会对世界和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你一直是我最愿意去找的人，一直都是。
我想特别感谢那些与我分享故事并允许我与世界分享的人。你们启发了我，你们是这个令人不安的时代中令人平静的力量。
感谢我的兄弟姐妹，小哈兰、凯文、贾斯汀和斯蒂芬妮：长大后，我以不同的方式尊敬着你们所有人，始终如此。感谢我的父母，哈兰·埃伯哈特和玛丽·埃伯哈特：你们的爱与牺牲改变了一切，我真希望你们今天还能和我们在一起，我真的很想你们。
谢谢我的儿子们——艾比、艾维利特和哈兰，感谢你们的故事和回忆。我尤其感谢艾维利特，感谢你对妈妈的书的关注，而且一直在想办法为这项工作做出贡献。
最后，感谢瑞克，我的伴侣，也是我的爱人，感谢你在这个项目以及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所付出的努力，感谢你给予的指导、支持和祝福，你真的很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