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对我来说，克利夫兰就是一个“全黑”的世界。因为我身边的家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乃至每一个我日常接触的人，都是黑人。因此，当我的父母宣布我们将要搬到一个叫比奇伍德的郊区时，我感到既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因为我们可以住进一间更大的房子，紧张是因为比奇伍德是一个白人社区，我很担心自己会无法融入新环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受到新同学的欢迎。
我担心他们会取笑我——笑我的棕色皮肤，笑我又硬又细的头发，笑我又大又黑的眼睛。我还很担心自己黑人式的说话方式，比如说话的节奏、词语的选择，我甚至还很担心自己的声音是否好听。
然而，那年秋天，当我正式转学进入新的班级时，我的白人同学们热烈地欢迎了我。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做了自我介绍，对我非常热情。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午餐，还带我参观了学校，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学校里我可以参加的许许多多眼花缭乱的活动。我在这所学校里享受的一切正是我父母一直梦寐以求的。我可以在唱诗班唱歌，可以参与戏剧表演；我可以学习手语，也可以学习体操；我还可以尝试加入排球队，或是在学生会中争取一席之地。
我的同学们似乎真的有兴趣帮助我融入这个新的地方，顺利度过过渡期。对此，我非常感激，但我还是在交朋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会在给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弄错他们的名字；我在学校礼堂见到同班同学时却没有认出他们而没有打招呼；我甚至会忘记前一天在自助餐厅里和我一起吃午餐的女孩是谁。当然啦，我的同学们并没有因此疏远我。他们知道我每天都要见很多很多人，而且作为转校生，我每天都要吸收很多东西。但我知道，我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每一天，我都面对着许多白人同学的面孔，我却无法区分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
我不知道怎么去识别白人的脸部特征，对我来说，所有的白人都长一个样。我可以详细地描述我在商场里遇到的某个黑人女人的脸部特征，但我却无法从人群中找出每天坐在我旁边上英语课的白人女孩。
我发现自己经常迫不得已地使用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的白人同学。比如说，我会不停地告诉自己，穿红色毛衣的女孩说了这件事，穿灰色运动衫的那个女孩说了那件事。这可以帮助我暂时跟上她们的对话，但到了第二天，她们换了衣服，我就又变得不知所措了。
我试着训练自己有意地去注意同学们的脸部特征，注意他们眼睛的颜色、金发的色调以及脸上的雀斑。我在和黑人朋友们相处时从来不会注意这些特征。我试着记住我遇到的每个人最明显的特征，但是，所有的面孔最终会在我的脑海里再次融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担心我的新朋友会疏离我。毕竟，谁会想和一个根本记不住自己的女孩交朋友呢？
因为没有“认脸”这项最基本的技能，在搬家之后，我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人——我常常感到尴尬、不确定、犹豫，容易退缩。我害怕犯错误，害怕感到尴尬，也担心这会伤害到那些我在乎的人的感情。
到了春季学期，每当我看到班上的女同学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时，我都会怀疑她们是不是对我完全失去了耐心。她们是在谈论我吗？我忍不住这样想。我也想加入她们的谈话，但每当我出现的时候，她们立刻就不说话了。
直到一位很受欢迎的女孩邀请我周末去餐厅吃午饭的时候，我的心情才稍稍轻松了一些。当我走进餐厅的时候，我看见她和一群我不认识的女孩坐在一张桌子旁，接着她们齐声对我喊道：“生日快乐！”我环视一周，发现这些女孩正是我在大厅里看到的窃窃私语的同学，她们在为一个至今都没法记住她们名字的女孩策划生日惊喜。
她们还给我准备了很多她们觉得很棒的礼物，包括我从未听说过的歌手的专辑，比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啦，比利·乔尔啦。这让我感动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为我策划过惊喜派对。但是，当我们吃完蛋糕，拥抱着彼此互道再见各自回家时，我仍然没有办法区分她们的长相。
这件事困扰了我整整一个学年。我担心自己被排斥，因为我不是白种人，不是她们中的一员。但这种种族差异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我自己身上。我的这些同学想要和我建立联系，我也想融入他们，但是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没办法把他们的脸和名字对应起来。我的同学们并不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几十年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并不孤单，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识人”的科学
近五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记录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会更擅长识别自己种族的面孔，而在识别其他种族的面孔时则常常会有问题——这一发现被称为“异族效应（other-race effect）”。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不同种族群体中。“异族效应”出现得很早，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著。当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对自己种族面孔的反应比他们对异族人面孔的反应更强烈。随着儿童进入青春期，这种种族选择性反应只会越来越强烈，这表明“异族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对重要信息进行定义。我们每天会看到很多面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大脑建立了对同族面孔的偏好，而识别异族面孔的能力则在这一过程中渐渐退化了。经验驱动面部感知能力不断升级进化，这重塑了我们的大脑，使大脑可以更有效地运作。
科学家们认为，“异族效应”很好地证明了我们的感知能力是由我们所见的人或事物不断塑造的。长期以来，含含糊糊的一句“他们长得都很像”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持有偏见的表现。但这实际上是由生物学和人们所暴露的环境因素导致的，我们的大脑更善于处理那些能唤起熟悉感的面孔。
我很难辨认白人同学们的脸，这是因为在我搬到郊区之前的十二年里，我接触到的大部分是黑人。因此，我青春期的大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赶上这个全新的世界。但是，用不了多久，我的大脑就会演化出新的能力并在这个世界中发挥作用。
种族不是一个纯粹的分界线，被不同种族的父母收养的儿童就不会表现出典型的异族效应。比如，比利时的研究人员发现白人儿童识别白人脸部特征的能力比识别亚洲人脸部特征的能力要强，但是被白人家庭收养的中国或越南儿童在识别白人和亚洲人面孔的能力上却相差无几。
年龄和对各年龄组人群面孔特点的熟悉程度也可能是影响因素。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小学教师更善于识别随机的八到十一岁儿童的面孔，而大学生们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面对的都是和自己同龄的其他大学生。意大利的科学家则发现，产科护士比起其他职业的人更善于通过观察婴儿的脸部特征来区分婴儿。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护士需要有能力确保在产房不会出现“抱错婴儿”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世界上的经历渗透到我们的大脑中，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潜移默化地重塑我们的大脑。
种族成像
读中学的时候，我不可能知道我之所以会在识别白人脸部特征方面苦苦挣扎是因为大脑发育问题。但我当时认为，我自己的肤色一定是背后的成因之一，这也最终吸引我进入社会心理学领域。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视角，帮助我解决这个对我自己的青少年经历至关重要的问题：种族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经历体验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身份、权力和特权等更大问题的起点，这些问题塑造了我们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影响着全球的发展。
如今，我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和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校园位于美国硅谷，是初创经济的核心，吸引着那些渴望利用丰富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科学解决方案的充满活力的聪明年轻人。刚进斯坦福大学时，我对神经科学研究的工具很感兴趣，便开始探索种族影响基本大脑功能的可能性。
大脑不是一台固定不变的机器，它是一个可塑的器官，可以响应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面临的挑战。这种理念与我们大多数人在科学课上学到的东西背道而驰。事实上，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这整个概念都和科学家几个世纪以来对大脑的理解完全相反。只有最新的神经科学进展才使我们能够窥视大脑内部并跟踪大脑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慢慢地，我们了解到，随着经验的改变，大脑也会在很多方面发生改变。
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当某人失明时，通常致力于处理视觉刺激的枕叶可以专注于处理包括声音和触觉在内的其他类型的刺激；再比如，尽管中风病人大脑中颞叶专门处理语言的特定区域遭到了严重损害，但他们之后仍然有可能会再次学会说话。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神经可塑性的程度。除了研究受损的大脑之外，我们还会观察具有正常脑功能的人是如何习得不寻常的技能的，这些研究也让我们开发出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课题。
研究表明，类似驾驶出租车这样简单的事情可以揭示基础性练习及重复性练习是如何塑造我们大脑的不同功能的。2000年的时候，我才刚进入斯坦福大学不久，由埃莉诺·马奎尔教授领导的一个小组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了神经科学界的轰动。他们扫描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这些司机日复一日地驾驶着出租车在伦敦复杂的街道上穿行，研究人员试图研究他们脑内海马体（内侧颞叶中的马蹄形结构）是如何随着驾驶经验积累而变化的。
这些出租车司机必须熟悉全伦敦2.5万条街道的结构布局，马奎尔教授的团队惊奇地发现，他们大脑中的海马体和对照组有着显著差异，而海马体在空间记忆和导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出租车司机的导航专业知识与大脑灰质增加有关，与没有驾驶出租车的对照组相比，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尾部明显大得多。事实上，司机上班的时间越长，经验越多，他们的海马体尾部就越大。
我觉得这个研究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因为它似乎不仅表明了能够彻底改变我们大脑结构的经验有多么强大，还昭示出这种改变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在出租车司机的例子中，他们对于周边环境进行深入的结构性知识解读使他们的大脑发生惊人的结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需要几十万年的进化，而是在个人生命的几年内就迅速发生了。事实证明，个人专业知识具有这个人本身的神经生物学特征。
鉴于对科学的好奇心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鉴于我们在世界上积累的经验会反映在我们的大脑中，那么更擅长识别同一种族人群的面部特征是不是也是一种独有的神经生物学特征呢？
神经科学家最初对种族这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是持怀疑态度的，毕竟对于面部特征的识别是大脑最基础、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感知面部的行为既重要又复杂，因此这一功能分布在枕颞区的多个区域，横跨大脑的四个主要脑叶中的两个。颞上沟（颞叶中的沟状结构，对社交能力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解读突然出现在某人脸上的许多不同表情，这些表情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如想要接近、微笑、分享、逃离、快速武装自己等。还有一个被称为梭状回面孔区(1)（FFA）的区域深埋在大脑底部附近，可以帮助我们区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朋友，区分朋友和敌人。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梭状回面孔区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特征，与他人产生联系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周围人的身份的能力，我们就会变得孤立、脆弱，暴露在陌生环境之中。
梭状回面孔区已被广泛研究，尽管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载，但人们仍然很少关注种族是否会影响梭状回面孔区的功能。从狭义的角度看，脑科学认为梭状回面孔区的主要功能是识别面部。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种族应该与此功能无关。
在此背景下，我开始与一群专门研究人类记忆的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合作，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我们一起招募了数十名白人和黑人志愿者，并对他们进行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这样可以追踪大脑中显示神经活动的血流变化。
通常，我们会给研究参与者的头部缠上巨大的线圈来传输脑部图像。然后，我们让他们平躺，用传送带将他们送入管状扫描仪（里面装了一块巨大的磁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黑人和白人的面孔。我们从附近的控制室监控全过程，拍摄参与者在看到不同图片时的全脑成像图。他们对脸部的反应越强，他们大脑中的氧气就会越多，我们测量使用的传感器就越亮。
通过追踪参与者看到不同陌生人面孔时脑内梭状回面孔区的激活状态，我们发现，当展示的面孔与研究参与者种族相同时，梭状回面孔区会出现更加积极的反应。不管是黑人受试者还是白人参与者，都呈现出同样的反应。我们还发现，梭状回面孔区对特定脸部的反应越显著，在结束测试后，研究参与者越能识别这张脸-添加微信 969796723，帮你找书找课。
我们做的这个研究是第一个神经成像研究，以证明在面部识别过程中，存在一种神经成分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分辨同一种族的脸部。这也为新兴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在我们生活过程中，大脑会根据我们积累的经验进行自我调整。我们也了解到，种族在大脑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推进作用。事实证明，种族可以对大脑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施加影响。梭状回面孔区在我们的成像扫描中呈现出鲜艳的色彩，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像，让我们清楚地了解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也能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与同族和异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映射到大脑的内部运作中的。
抢包的人
这算是科学进步还是街头常识呢？我花了几十年时间才了解了种族在人脸识别中的作用，但其实在奥克兰那些成群结队犯罪的年轻人中，这早就已经是一种常识了。
2014年，我刚刚开始与奥克兰警务部门合作分析种族差异在区域犯罪中的影响。我们发现，尽管整个城市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但唐人街的购物区发生强盗抢劫案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每次都是十几岁的年轻黑人男孩在街上闲逛，然后趁人不备抢走中年亚裔女性路人的钱包。
警察收集线索后逮捕了一些抢劫犯，甚至还追回了一些被劫的财物。但是在嫌犯被正式起诉之前，案件调查却常常无法继续开展下去，因为即使这些女性受害者看到了抢匪的脸，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一群人中指认出匪徒。
“我们会抓捕犯罪嫌疑人，”警察局副巡长勒罗那·阿姆斯特朗回忆道，“但受害者却无法辨认这些嫌疑人。如果无法辨认身份，那就没法起诉。对于这些抢劫案件来说，起诉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年轻的黑人发现亚洲妇女无法区分他们时，这几乎就变成了他们抢劫的护身符。几年后，阿姆斯特朗也跟我说了一些被判入狱的劫匪供认出的细节。“我们问：‘你为什么要盯上这个女人，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些年轻黑人非常坦诚地对我们说：‘因为亚洲人没法认出我们，他们觉得黑人都长得一个样。’他们会告诉我们：‘这简直太棒了，这也是我们总是抢亚洲人的原因。’”
他们甚至发展出了一个明确的模式，这些青少年知道自己要针对谁，也知道要在哪里实施抢劫，如何实施抢劫。他们主要抢劫范围是在一个有很多中年华人女性购物者的商圈。他们会从身后悄悄接近这些女性，一把抓住钱包后就逃之夭夭，所以受害者也没有太多时间看他们的脸。阿姆斯特朗表示，确切地说，在奥克兰警方跟进的所有案件中，有八成案件里的亚洲受害者都无法认出抢劫他们的年轻人。相比之下，黑人女性即使只是在被抢劫瞬间的迅速一瞥，也能够以更高的概率辨认出同样是黑人的抢劫嫌疑人。
跨国种族面部识别的挑战对于执法官员来说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研究和现实生活经验表明，当嫌疑人与受害者的种族不同时，误判的可能性会大大上升，很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这就是“异族效应”的实际后果。
奥克兰调查人员努力将误判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他们遵循科学指导，想要提高异族面部特征识别的精确度。阿姆斯特朗副巡长还告诉我，他们甚至试图为受害者提供培训，指导他们“专注于每一个独有的特征”。比如可以注意一下：他的皮肤是黝黑的还是黄黑的？他有金牙吗？他是梳着长发绺还是脏辫？阿姆斯特朗副巡长说：“我们需要受害者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而不止是‘黑人男性’这样一个简单的描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亚洲女性只能做到这一步。即使进行了各种训练，她们仍然无法区分不同黑人少年的脸。
最终，是科学技术结束了这种犯罪狂潮。当警察们把摄像机安装在唐人街繁忙街道的商业区外时，行窃或抢劫被抓住的风险突然猛增，因为摄像机可以捕捉到亚洲女性无法做到的事情。年轻的黑人男孩们也知道一旦被摄像机拍到，被捕就只是时间问题。
阿姆斯特朗副巡长对这种情况的描述让我回忆起了我刚搬家到比奇伍德的时候。我也试过这种“记住每张脸的独特特征”的策略，但我失败了，亚洲女性也失败了，尽管我们都非常渴望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无论身处多么尴尬的场合，无论这些亚洲女性在看到警察们窃窃私语时内心有多么缺乏安全感，她们就是没有办法在大脑中重新塑造那些黑人抢劫犯的脸。在安装摄像机之前，由于她们无法记住这些面孔，使得警察的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恐惧在整个唐人街社区蔓延数月。这些黑人青少年可以随意抢劫这些亚洲女性——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根本不需要面具，因为他们的脸就是他们的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