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女性很容易成为抢劫犯的目标，因为抢劫犯们通常会认为，她们绝对不会抵抗。在抢劫犯心中，亚洲女性是这样的形象：人到中年，非常脆弱，不怎么会说英语，也无法认出从她们手中抢走钱包的黑人青少年的脸。亚洲女性作为一种人群类别，特别容易成为理想的受害者。其实，对于这群亚洲女性来说，实施抢劫的这些人也是一个人群类别。她们不知道抢自己钱包的到底是迈克尔还是贾马尔，她们只知道，来抢劫的全部都是年轻的黑人男子。而对于她们来说，被抢劫后损失的不仅仅是钱包里的钱，也不仅仅是在奥克兰的唐人街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每一次被年轻的黑人抢劫都会放大她们以前可能会忽略的刻板印象——黑人是危险的。黑人与犯罪之间的联想就这样诞生了。
这种基于广泛性概括的分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经验和社交信息的产物，也是我们作为人类进化的产物。分类——把相似的事物归为一类——本来就只是一种大脑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本身并没有恶意，也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相反，分类是大脑的普遍功能，它允许我们组织和管理那些过载的、持续刺激我们的信息。分类是一个为混乱的世界带来连贯性的系统，它通过本能地依赖看似可预测的模式，帮助我们的大脑更快、更有效地做出判断。
但是，分类也可能阻碍我们接受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不理解他们的努力，也降低了对他们脸部特征的敏感程度。
我们脑内对于种族分类的意识会决定我们看到的东西。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研究实验中，在日常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我在大学里有一个好朋友，她叫玛莎，是个非洲裔美国人。玛莎有一个姐姐，皮肤颜色比较浅，大家基本上都把她当作白人。有时，玛莎的姐姐会担心玛莎的存在可能会毁了她的生活。她不想让自己的朋友或同事意识到她其实是个黑人，所以当别人看到她和玛莎走在一起时，她绝对不会提到她们俩是姐妹，当然啦，也从没有人发现她们俩是姐妹。每次，只要有同事发现她和玛莎站在一起的时候，她脸上惊恐的表情都会让玛莎觉得很好笑，但玛莎从没想过要在众人面前“拆穿”姐姐，因为玛莎知道姐姐这一系列反应背后的原因。同事们认为玛莎是黑人，却认为她姐姐是白人，所以他们自动忽略了玛莎和她姐姐之间的许多生理上的相似之处——她们有着同样的眼睛、额头和鼻子。说老实话，要不是我知道她们俩是姐妹，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把她们当作姐妹。一旦我们确定了“分类”，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就会适应我们已经确定的标签。
“分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同一张脸的时候，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它，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这个人和自己是同类。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的研究人员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给一群拉丁裔实验参与者展示了一组用计算机生成的面孔（使用面部生成软件包），这些面孔本身没有明显的种族特征。但研究人员给一些面孔配上了非洲裔美国人通常留的发型，而另一些则配上了拉丁裔美国人通常会留的发型。当参与者被问及他们能记住哪些面孔时，他们都能够更好地记住那些留着拉丁裔美国人发型的人——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同类的面孔。被认为是“同类”的面孔会更容易让参与者记住，而那些被认为是“异类”黑人的脸则很难被记住。
分类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巨大，在我们的神经元上也留下了印记。比如，在我与布伦特·休斯、尼古拉斯·坎普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其他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给白人研究参与者展示黑人面孔的时候，他们处理脸部信息的大脑区域表现出较少的大脑活动。这表明白人对黑人的脸部信息反应是非常少的。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震惊，因为这表明大脑在以分类的方式处理这些面部信息。
而当我们给这些白人参与者看一系列不同的白人面孔时，他们脑内的神经元则被激活，对每张脸都有着强烈的神经反应。只有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给受试者看相同的白人面孔时，他们的神经反应才开始减弱。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的刺激不再新颖时，大脑就开始走神了。就好像大脑告诉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这个，所以没有必要再次集中注意力了。神经科学家将重复暴露导致的这种弱化反应称为“重复抑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断地给参与者展示全新的黑人面孔也会导致“重复抑制”。虽然我们每次给参与者展示的都是不同黑人的面孔，但白人参与者似乎会断然将这些面孔处理为相同的刺激源，他们的大脑回应的是这些面孔的“分类”——黑人的脸，另一个黑人的脸，又一个黑人的脸——一个接一个，全都是一样的，而不是去回应每个面孔不同的特征。
一旦我们将面孔处理为“非同类”，这种分类就会让我们停止对这些面孔进行深入的信息解读，我们只会为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保留宝贵的认知资源。
分类是生而为人的特征，但是独特的文化在我们脑内分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要如何看待不同的类别，如何给不同的类别贴上不同的标签。比如一个浅色皮肤的人在巴西被看作白人，到了美国却被看作黑人；在美国，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统一归为“亚洲人”，但在其他地方，中国人和日本人却可能被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群体。在一些国家，人们认为宗教或社会阶层是比人种更重要的分类方式，甚至在一个国家内，社会分类的规则可能会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美国，种族作为分类的标准，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黑人或白人的分类甚至可以塑造我们对那个人的面部特征的感知。几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不仅对分类感兴趣，而且对人们用于感知他人的“常民理论”(1)很感兴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卡罗尔·德维克和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表明，有些人认为人的特征是固定的（聪明或愚蠢、负责任或不负责任、卑鄙或善良等），而有些人则认为这些特征是有可塑性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卑鄙的人可以变得善良）。我和同事想知道这种“常民理论”是否不单单会影响我们理解他人的人格特质和生理特征。
假设你面对一个没有明显种族特征的脸，这张脸可能是黑人或白人的，当你知道这个人其实是个黑人时，这会改变你对这个人的脸部特征的看法吗？你自己关于他人特征的理论会如何影响你所看到的这张脸？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让斯坦福大学一群白人本科生参与了一项调查，想看看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会将他人的特征视为固定的（比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从什么程度上认为人的特质是可塑的（比如，人们甚至可以改变他们最基本的品质）。在这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邀请那些学生到我们实验室单独参加一项研究。每个学生都看了一张不带有明显特征的计算机生成的脸部图像。我们告诉一半的研究参与者这个人是黑人，而另一半则被告知这个人是白人。然后，我们让他们花四分钟画出他们看到的脸，在画的时候可以参考电脑屏幕上的脸部原图。
我们发现那些认为人的特征是固定的研究参与者在尝试画出面部时，会与他们的种族标签结合。如果他们被告知这个人是黑人，他们会画一张看起来比电脑屏幕上的脸“更像黑人”的脸。同样地，那些被告知屏幕上的人是白人的参与者画了一张看起来“更像白人”的脸，其他参与者看这幅图的时候也会自然地认为画的是白人。他们的感知与他们分配给脸部的标签是一致的。
而认为特质具有可塑性的参与者则恰恰相反，那些被告知是黑人的研究参与者画了一张看起来更像白人的脸。而如果参与者被告知这张脸是白人的脸，他们则会画出一张看起来更像黑人的脸。这些人反对标签所暗示的定式形象。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受到我们所提供的标签的影响，还受到我们自身对分类态度的影响。尽管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视觉看到的信息应当是客观和直接的，但实际上，我们看事物的方式和看到的内容却可能会被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塑造。
事实上，从分类中流露出的社会判断是如此强烈，不仅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别人，而且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的设定。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于1945年创作了《焦点》（Focus）。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在纳粹政权屠杀欧洲犹太人之后的第一批关注美国反犹太主义的书籍之一。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纽约市，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主人公纽曼是一位白人基督徒，他专门负责确保公司不雇用任何假冒基督徒身份的犹太裔员工，他非常自豪地保护公司免受犹太人的祸害。而且，他也是全公司上下最会识别犹太人的人。
后来，纽曼的视力开始衰退，这让他无法有效地对人进行分类。在他的老板的催促下，纽曼不得不买了一副眼镜，并立即投入了工作。然而，眼镜却给纽曼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对于他周围的人来说，他突然就变得像他一直防着的那群犹太人一样了。他的邻居、同事，包括街上的人，都开始怀疑他是犹太人。纽曼觉得非常受辱，于是，他尽可能地向大家展示他跟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完全不是犹太人。但大家仍然会怀疑他的身份。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看到的他的样子。
当纽曼戴着眼镜第一次在浴室镜子里瞥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犹太人。纽曼惊慌失措，赶忙摘下眼镜，却已经无法改变已经蔓延开来的谣言，所有人都相信了眼镜“分配”给他的这个犹太身份。纽曼的生活因此变为一团乱麻。他被迫离职了。他也成了大家眼中反犹太主义的目标，邻居和路人往他的草坪上扔垃圾，在他的房子上涂鸦种族绰号。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和做法最终开始影响他对自己的看法，他对犹太人的厌恶变成了自我厌恶，他成了一个他自己曾努力驱逐的人。
小说展示了他人看法的力量，这定义了别人如何看待你，塑造了你的生活，还会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但这个故事也说明了感同身受的救赎力量可以突破既定的分类偏见。最后，纽曼的经历让他重新审视犹太人的身份，并开始理解和欣赏这个身份。他第一次发现犹太人民被身边的刻板印象和态度所包围、折磨，从而打破了他自己对于犹太人的狭隘的负面定义。
距离我第一次读这本书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但这个故事一直影响着我思考各种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方式。偏见的影响实在是太强大了，它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不能放任偏见的存在而不去控制它们。偏见可能会以惊人的方式影响我们。
偏见的作用机制
我们用来对人进行分类的社会标准充满了可能指导我们行为的信念和感受。这也是纽曼在后来的经历中所认识到的一点——一旦他被归类为犹太人，人们会对他做出假设，并且会对他产生厌恶，还会对这些假设和感受采取行动。纽曼的故事的核心部分向我们展示了分类如何成为偏见的先兆。
但与此同时，分类也是我们大脑的基本工具。分类过程不仅适用于人，还适用于所有事情。我们可以给人分类，给动物分类，给食物分类，给家具分类。我们用信息填充我们分出的每一个类别，并为其注入引导我们行动的感受。
以苹果为例，看到这个分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苹果如何生长，生长的地方，现存的品种、颜色、大小、触感、味道，应该什么时候吃苹果，应该怎么吃，是煮着吃还是生吃，苹果是否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等等。而根据对苹果的了解，我们也会决定是否会喜欢苹果这个类别的食物。所有这些感受也可以决定我们会不会吃别人给的苹果，如果要吃苹果是去杂货店买还是去树上摘。只需看一眼苹果，我们的大脑就可以立刻调出与整个分类相关的感受和想法。事实上，这些相关性越强，这些感受和想法传达的速度就会越快。
我们关于社交群体的分类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但在这种情况下，将我们对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他们的态度称为“偏见”。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我们的想法和态度都会和分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会自动触发，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为。举个例子，仅仅看到一个黑人，我们就会自动想起从社会中形成的一系列联想：这个人擅长运动，这个人学习不好，这个人是穷人，这个人跳舞跳得很好，这个人住在黑人社区，我们得提防这个人。进行这种联想的过程其实就是“偏见”，这种偏见可能在你无意之中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切都毫不费力地发生在几毫秒的时间里。无论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法，无论我们希望在世界上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联想都可以主导我们的思维。
“刻板印象”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代，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探讨了一个人的看法是否与实际情况相对应的问题。但“刻板印象”这个词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进入流行话语体系。这个词不是由科学家引入，而是由一位记者首先提出的，他认为重要问题的新闻报道首先被记者本身和公众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过滤——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新闻界仍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沃尔特·李普曼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担任报纸专栏作家有五十多年，他的笔下详细记录了战争、政治、社会动荡和人口变化。他将“刻板印象”一词应用于描述“我们头脑中的图片”——一种反映主观认知但代表客观现实的印象。这个词来自传统排版过程，印有字体的模具被铸造在金属板上，并在打印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复制——这就很像我们自认为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又未经检验过的定式的想法，而正是这些想法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事物。
奥克兰的一位警官在接受卧底任务的时候，就将自己脑内对于武装危险分子的印象误认为是他们真实的样子，这就是“刻板印象”在背后起作用。为了完成卧底工作，这名警官不得不打扮成他心中最讨厌的那个样子，衣着破旧、邋里邋遢、蓬头垢面。但这个形象与他对自己的形象认知大相径庭，在他心中，他是一个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勇者。因此，当这位警官无意在一个橱窗前看到自己的倒影时，他无法处理脑内理想形象和现实真实样子之间的差距。
李普曼十分理解“刻板印象”的作用和影响。他在1922年出版的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写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喧闹庞杂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熟悉的文化所定义出的东西，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文化所给定的、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李普曼一直以来从事的新闻舆论工作使他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做出草率和不合逻辑的公民和政治选择，因为这些“刻板印象”已经使他们自动忽略了那些与他们的先验常识不符的信息。而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心理学家把困扰李普曼的这种现象称为“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人们倾向于寻找并关注那些可以证实自己想法的信息，即使我们的面前还摆着完全相反的、似乎无懈可击的现实，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些能够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更值得信赖，不容置疑。一旦我们确认某件事物的运作机理，就很难再打破这个已经确定的框架。
“证实性偏见”是一种允许不准确的想法传播和持续的机制。而如今，不管你相信怎样的想法，其实都可以找到大把支持自己想法的信息。在21世纪，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特定的维度搜索网络资源，获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找到更多和我们拥有相同观点的人。这种分离化的信息搜集会从我们的视角中自动抹除那些令我们不舒服、感到不协调的事实。让我们更容易相信和支持那些符合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假新闻”。
在李普曼生活的时代，问题不在于庞杂信息来源，而恰恰是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的无知泛滥。《公众舆论》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14年，在大洋中的一座小岛上生活着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在英法协约抗击德国的时候，虽然这些岛民从理论上说已经成了敌人，但他们仍然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脑中的图片并没有与实时事件的发展相匹配。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些孤立的人只能根据他们自己心中世界的样子来生活。
李普曼既没有提及刻板印象是偏见的前兆，也没有对刻板印象进行合理化。事实上，他对种族问题所表达的态度让他在现在人的眼中成了一个偏执狂。他似乎也成了自己刻板印象的人质：1919年，他贬低了那些希望融入白人圈子的美国黑人流动人口，并将他们称为“被压迫民族特有的压迫性”的受害者。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李普曼公然支持对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进行“大规模遣散与再安置”。他对其他参与反犹太主义斗争的犹太人的建议是放低姿态融入社会，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犹太人的“激烈交易及公然粗俗”之上。李普曼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也是哈佛大学斐陶斐荣誉学会毕业生，但他大力赞扬了一项限制犹太人入境的计划，如果有“太多犹太人”会“对犹太移民乃至整个哈佛造成不利”。
尽管如此，李普曼仍清楚地理解刻板印象所具有的实际功能以及它们对某些群体造成的影响，他也非常清楚刻板印象对于保护现状的力量。
“刻板印象的背后有便利性的考量，”李普曼写道，“想要生动详尽地察看所有事物而不加以分类概括，这会使人筋疲力尽……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组合的环境……在能够驾驭它（环境）之前，我们不得不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对它进行重构。”
而这种简单重构的要素往往依赖于“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并受文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驱使，以保护、维持当下现状。
李普曼指出，刻板印象有助于支撑现有的社会秩序，至少为我们提供“有序的，或多或少一致的世界图景”的幻觉。在幻觉中的可能不是现实世界，但我们在那里觉得很舒服。
这让我们最终适应并接受了这些刻板印象，深深地将它们根植在自己的意识之中，在未来的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不断地传给下一代。只要我们不注意，刻板印象就会引导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这样做似乎更加印证了刻板印象的正确性，使它们更强大、更普遍、更能抵抗变革。
刻板印象所代表的“虚构与象征”是导致隐性偏见表达的思想路径。然而，正如李普曼所说，当我们“寻求比较公正的见解时，往往会坚持我们的成见”，因为它们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
就像分类一样，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都倾向于使用刻板印象来帮助我们理解其他人。然而，这些刻板印象的内容是文化催生的，也带有文化特征。比如在美国，黑人与威胁和侵犯密切相关，这种刻板印象的联想甚至可能影响我们准确阅读黑人面部表情的能力。假如看到一个表情兴奋的黑人，我们可能会以为他在生气，而恐惧的神情可能被误读为愤怒，沉默则被视为好战。
为了探索这种联想的力量，社会心理学家加伦·博登豪森和库尔特·胡根伯格让白人研究参与者坐在电脑屏幕前，评估一段视频中黑人脸上的表情，这位黑人脸上的表情是逐渐从愤怒演变到友好的。研究表明，对种族的态度塑造了参与者的感知。当这张脸是黑人的脸时，心理学家发现，与其他参与者相比，那些种族偏见高的参与者认为黑人脸上的愤怒情绪持续时间更长。即使把黑人的脸换成一张黑得不那么明显的中性脸，那些种族偏见高的参与者也会将大部分的面部表情视为威胁。如果给他们展示一张种族特征模糊的脸，但是提前告诉他们这是个黑人，仍然会得到一样的结果。黑人这个标签已经对他们施加了足够的影响来塑造他们的观念以符合刻板印象。
因为恐惧
刻板印象是不需要解释就可以被理解和重现的。我的大儿子艾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见他我总能想起他六岁时那个感恩节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我正忙着准备晚餐吃的火鸡。正在我把馅料填入火鸡的时候，艾比突然问我：“妈妈，你觉得人们觉得黑人和白人不一样吗？”我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这么想。“哦，我不知道，”他回答说，“我只是觉得有些不同。”我继续问：“你说的不同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艾比揉了揉额头，好像是在帮助自己思考，“就是我觉得黑人有些不同，就感觉他们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让他举一个例子，他便开始静静思考起来。接着，他回忆起了我们最近一次购物的经历。“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一起去杂货店的时候吗？”他的口气已经从不确定和犹豫不决变得自信起来，“我记得有一个黑人进来了，他周围就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力场。”我儿子当时非常喜欢看《星球大战》，于是他做了这个类比，“当他走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有点远离他，就好像他们不想太靠近他。我记得当他排队时，有他在的那一队列是店里所有结账队列中最短的！”
当时，我们住在圣马特奥，是位于旧金山和斯坦福之间的一个街区，住户大多是白人。即使只有六岁，我儿子也能认识到，在一个很少有黑人居住的街区，购物者们对这个男人做出了异样回应，就好像这个人不是街区的一员一样。
我决定进一步探索这个现象，于是我追问道：“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我也正在为他可能给我的回答做好准备。
艾比再次揉了揉额头，他的信心似乎消失了，但他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几分钟后，他的眼睛睁大了，转身看着我。正当我把火鸡放进烤箱时，艾比用一种非常深沉的声音说道：“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在害怕。”我吓了一跳，不小心还烫了手。
一年级学生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觉得他会在电视上听到或看到任何这方面的东西。那次谈话让我更加充分地感受到，当孩子们在家里、学校里、操场上、杂货店里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通过周围人的各种信号来感知这个世界的。
这是孩子们的逻辑，他们会建立起事物之间的联系并看到相互关系：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从可能看似随机的东西中自己发掘意义，并期待成年人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这些事物。孩子们看着我们，看我们如何在世界各地来回穿梭，他们能够感知我们对每个人的不同感受，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如何评价他人。
这条烫伤的伤疤在我手上留了一年多才完全愈合，每每看到这块被烫伤的皮肤，我都会想到那天我儿子对我说的话，并想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学会更多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天的对话在那条烫伤疤痕愈合之后依旧留存在我的心头。
偏见的传播
即使是学龄前儿童也能够了解成年人如何看待其他人，而且学得非常快。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向西雅图学龄前儿童展示了一个成年人打招呼的视频，在视频中，这位成年人还与其他两个人进行了交流。视频的开头，这位成年人用一种温暖的语调打了个招呼，笑着靠近另一个人，愉快地分享了一个色彩缤纷的玩具。而接着，她皱起眉头，用冷冷的语气向另一个成年人打招呼，不情愿地交出了玩具。
观看视频后，研究人员让这群学龄前的孩子指出他们喜欢的成年人。他们发现，75%的孩子指的是那位被笑着打招呼并拿到玩具的成年人。他们更喜欢被善待的人。接着，研究人员又问这些孩子，愿意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哪一位成年人，69%的孩子选择了那位被善待的成年人。这些学龄前儿童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如果别人对你态度很差，你就是一个坏人。通过这一段短短30秒钟的视频，学龄前儿童普遍认为有错的是偏见承受者，而非偏见持有者。而且这些孩子不仅在意识上认为这个偏见承受者有问题，也在行为上展现出来，他们不愿意给这位承受偏见的成年人更多的资源。
在很大程度上，成年人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们这方面的感知。不出所料，研究证实，有偏见的父母往往会生出有偏见的孩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度量了一个中西部城镇白人父母的偏见情况。他们使用一项调查来衡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非洲裔美国人对大多数美国人的安全构成威胁”和“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获得的收入超过他们应得的收入”。然后，他们要求参与者中就读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孩子也完成一项调查，想要衡量他们对于父母观点的认同程度。最后，研究人员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对这些孩子做了隐性关联测试（IAT）。
IAT比标准调查更为复杂。它更具敏感性，旨在衡量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的关联。为了管理IAT，研究人员要求每个孩子坐在电脑屏幕前，一次一个地呈现一系列面孔和文字。展现的面孔是黑人与白人的脸，文字信息也分成了褒义（例如，“欢乐”“和平”）或贬义（例如，“讨厌”“邪恶”）。IAT通过跟踪研究参与者对于黑白人种与褒贬义词语进行匹配的反应速度来衡量偏见的情况。
有些时候，研究人员会告诉这些参与实验的孩子，如果看到黑人的脸或贬义的词，就按电脑上的某一个键；而如果他们看到白人的脸或褒义的词，那就按另一个键。还有一些时候，研究人员会告诉孩子们，如果看到黑人的脸或褒义的词，就按电脑上的某一个键；而如果他们看到白人的脸或贬义的词，那就按另一个键。研究人员会衡量两种不同情况下孩子们做出判断的反应时间。研究人员通常会发现，当孩子们按相同的键来响应黑人的脸和贬义的单词时，他们可以更快地对面部和单词进行分类。但如果他们要按这个键来回应黑人的脸和褒义的词，他们的大脑似乎就会停下半拍。将黑人的脸和褒义的词相关联需要更多有意识的努力，因为黑人和贬义词在我们的头脑中更强烈地关联着。反应速度其实就是对关联性的度量。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父母在调查中对黑人表现出的偏见越多，他们的孩子在IAT上表现出的反应就越多。但这些孩子都是与父母关系更密切的孩子——他们会和父母报告他们做的事，长大想要成为像父母那样的人，想让父母感到自豪，并享受与他们共度的时光。事实证明，父母不仅与孩子分享他们的时间、爱和资源，也在分享他们头脑中的偏见。
甚至连狗也非常关注它们所生活的家庭的行为和情感。狗被认为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因为它们具有与我们建立联系的独特能力。它们会记住主人的反应，以了解如何解读社会环境。法国的犬类研究人员发现，狗会抓住其主人的微妙动作来确定如何对接近的陌生人做出反应。研究人员在实验中要求狗主人在看到陌生人时向前走三步，向后退三步或保持原位。当主人退后一步时，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狗表现得更加有保护性——狗会更快地看着陌生人，徘徊在主人身侧，并且更加犹豫要不要与眼前的这个陌生人建立联系。通过向后退三步这个小动作，主人其实是在向他们的狗传达信息：小心。
充满善意的成年人也可能受到他人非言语行为的影响。我们以媒体为例，人们通常认为黑人在电视节目和电影中扮演更强大、积极的角色会抑制偏见。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流行的电视节目中黑人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白人演员对黑人演员的反应往往会比对其他白人演员更负面。这种偏见是通过微妙的、非语言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如眯眼、轻微的鬼脸、身体的微小移动，但它仍然有影响，会让那些收看节目的观众表现出更多的偏见。
研究人员马克斯·韦斯布奇、克里斯汀·波克和娜丽妮·安姆巴蒂选择了十一个流行的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中，黑人角色均有着积极的表现，包括《犯罪现场调查》和《实习医生格蕾》，黑人演员在其中扮演了医生、警察和科学家。
他们向研究参与者展示了一个十秒钟的视频片段，视频中原本是不同的白人角色与黑人角色在进行对话，但是他们将声音静音了，并且把这些黑人角色从视频中剪掉了。
没看过这些节目的参与者被要求观看其中一些视频片段，并对视频中被剪掉的角色的喜好程度，以及视频中白人角色对待这些被剪掉的角色的积极程度进行评估。作为对照，在给参与者看的视频中，被剪掉的角色有时是黑人，有时则是白人。
研究人员汇总所有的调查结果后，发现了一致的模式：参与者察觉到，对比起来，这些被剪掉的黑人角色明显没有白人角色那么受欢迎，并被积极地对待。
电视观众也会受此影响，针对被剪掉的黑人角色的非语言行为越是消极，研究参与者在展示后的隐性关联测试中就会显示出更多的反应偏见。也就是说，有证据表明存在一种“偏见传染现象”。研究人员还发现，即使研究参与者无法识别被剪掉的角色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偏见传染也同样存在。
在这项研究进行的同时，每周有超过九百万观众收看美国各地的节目。总之，这些节目在一年内被观看了超过50亿次，人们很容易会被故事情节和里面的人物吸引。在我们把自己和节目中的角色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在吸收他们的偏见。在媒体中增加黑人的正面表现可能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我想再次强调，这最终可能会传播隐性偏见而不是消除偏见。
就像在剧本对话中流露出的偏见一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偏见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我们所有人的身体。当你看到一个黑人时，会不会因为偏见而觉得他会来抢你的钱包？当你看到一个拉丁裔美国人时，会不会因为偏见而觉得他不会说英语，文化程度很低？当你看到一个刚刚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年轻黑人女性时，会不会因为偏见而问出“是马萨诸塞州的那个哈佛吗”？在你赞扬亚洲学生数学成绩好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偏见的因素呢？当你认为青少年听的音乐一定都是吵吵闹闹的，是不是也是一种偏见呢？你因为护士身上有文身就要求换人，这又算不算是偏见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很自然地做出不公正的判断？我们有多少感受是由我们的意识或意识控制之外的事物决定的？我们多久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想成为的宽容、公正的人？我们怎样才能学会自我检查并消除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