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差不多十四年里，我一直在教警察们认识并理解隐性偏见对他们的影响，在保护和服务社区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潜移默化地被这些偏见影响着。我曾帮助当地警局开展执法培训活动，我给他们做的这一系列讲座就是培训内容之一。多年来，这项工作一直在幕后进行，最近却因为一阵骚动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民众质疑警察开枪射杀少数族裔嫌疑人的行为，并走上街头开始抗议。
有些部门接受过这种执法培训，他们认为这正是改善警察与社区关系所需要的。而其他部门则是勉强签字同意接受培训，等待这种方法被另一种更舒适和熟悉的方式所取代。有些部门已经找到了我，因为他们发现，如果想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协议或联邦同意法令，就必须接受隐性偏见相关的培训。然而，即使我知道某个特定执法机构为什么会签字同意接受培训，我也无法知道来到这个培训室的每一个官员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
2016年9月的一个早晨，我在萨克拉门托为一个为期两天的培训课程做准备，这个培训课程旨在训练培训师，很快我们就会在整个州内巡回培训。参与这次培训的培训师来自当地警察局、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社区组织和斯坦福大学。我们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卡玛拉·哈里斯召集组成的一个混合团体。我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数百名等着将培训内容带回自己部门的培训师更好地了解：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偏见，偏见也会造成一系列后果，而这些后果恰恰是我们需要理解和减轻的。我们头脑中的刻板关联可以影响我们的感知、思考方式以及采取的行动。
那天早上，每个人都在谈论刚刚发布的一个视频，视频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市，一名非武装黑人男子被警方枪杀了，这也是这两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一起枪击事件。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特伦斯·克拉彻高举着双手，慢慢地向前走着，身后跟着一群警察。片刻之后，只听一声枪响，克拉彻应声倒地。
培训师们一直在谈论这个视频。“您看这个视频了吗？您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我一次又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这与您的研究密切相关。”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警察面临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可能突然变得致命，并迅速被戴上种族主义的帽子。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希望听到我对这个视频发表意见，来自警察部门的培训人员对此的兴致就没有特别高。我觉得这段视频应该让他们挺纠结的，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这次事件对警察群体造成不良影响。每一次上新闻头条的警察枪击事件都为诋毁警察提供了一个机会，也给他们持枪在街上巡逻增加了一个负担。对警察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策、态度或策略。这是一场道德危机，是他们无法避免的选择。
我也被这种道德危机所困扰，我害怕看到更多这种警察枪击的视频，源源不断的悲剧场面让我质疑我所做的事情的价值。通过多年的研究、培训和社区会议，我试图相信改变是可能发生的，这个信念也一直支持着我继续这项事业。但每一个新的悲剧仿佛是在向我宣告，偏见的问题根深蒂固，我无法改变任何事。这很让人痛苦，也很令人沮丧，这是一个我想要逃避的现实，但这也是我不能放松的原因。
2016年，警察在美国杀害了近千人。其他案件也引起了民愤，但现状似乎没有任何改变。在特伦斯·克拉彻被枪杀前两个月，费兰多·卡斯蒂尔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交通站点前被杀，而此前他礼貌地告诉警察他有合法持枪的证明。卡斯蒂尔被枪杀后，他的女朋友打开了现场直播软件，她四岁的女儿目睹了整个过程。超过三百万人看到了卡斯蒂尔在他的汽车前排座位上流血致死的样子，在镜头前，那位近距离射击了他七枪的警察的情绪濒临崩溃。
时间再往前推两年，十二岁的塔米尔·莱斯在克利夫兰公园里玩玩具枪的时候被枪杀。
看到这个正在玩枪的孩子，新上任的警察大概就只思考了两秒钟，就认定塔米尔会造成威胁。在他的巡逻车还没完全停下之前，他就先射出了致命的子弹。塔米尔就这样倒在了冰雪覆盖的公园之中，偌大的公园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受伤严重，甚至还有一截肠子从腹腔伤口处滑出。射杀他的警察因为太急于开火，扭伤了脚踝，便回到了自己的巡逻车上处理脚伤。
最后，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赶来帮助塔米尔。他在该地区听到了枪击报案，说有男孩受伤，希望能够为受伤的男孩提供医疗援助。该特工告诉调查人员，他一开始不确定塔米尔是否还活着。这名特工回忆道：“当我靠近塔米尔的时候，塔米尔就那样看着我，缓缓伸出手，好像是想要够到我的手。”这名特工帮助塔米尔清理气道，用力按压伤口为他止血。但没过多久，塔米尔就开始失去意识。
特工清楚地知道，如果现在不去医院，塔米尔肯定会死。他回忆道：“现实就是，他受了很严重的伤，他需要做手术。”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名受伤的“嫌犯”还在读小学，他听到塔米尔的妹妹尖叫着说，塔米尔只有十二岁。救护车绝尘而去之后，特工试图安慰那个被手铐铐在巡逻车后面的女孩。十个小时后，她的哥哥在医院去世了。十三个月后，当地检察官表示不会对警察提起任何刑事指控，他们称悲剧只是“一连串错误巧合和沟通不畅的结果”。
和其他几十个类似的案子一样，克利夫兰发生的枪击案也直观地提醒人们，警察可以决定嫌疑人的生死。旁观者或是巡逻车的车身摄像头记录下了这一系列枪击事件，引发了抗议和警示，让人们重新关注种族偏见，并且重新审视警察军事化以及招聘和培训实践不足等问题。正是这些事件导致全国各地的社区开始要求警察接受隐性偏见培训。
随着压力的增加，社区领导和执法官员开始寻求我和其他培训师的指导。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类似视频被高调放出，我非常努力地想要化解我自己的无助感。我过去一直担心（现在仍然担心）人们过于相信这些培训的力量，毕竟这些培训只是起到教育的作用，并不能完全消除那股在处理社区问题时让警察情绪激动并冲动开枪的隐秘力量。
多年来，我一直在与社区团体进行会谈，我可以感受到一种越来越紧迫的感觉，警察枪击问题的焦点正在发生转移。现在，我必须支持那些悲伤的母亲，她们站起来声泪俱下地问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保证我们儿子的安全？”
过去，她们都知道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被警察拦下，一定要表现得尊重一些。把手放在方向盘上，不要逃跑。她们相信，如果一直遵循这个规则，他们的孩子就会安全。
但是现在她们不知所措了。“你得举起双手。”但你还是会被枪杀。“你表现得尊重一点。”你仍然可能被枪杀。这群母亲真的很害怕，如果她们的儿子是黑人，他可能会死在国家手中，而且她们无法阻止这一切发生。
警察们枪击黑人的视频无情地循环上演，确实让一些人感到愤怒，并与身边的其他人讨论警察们所面临的挑战。但对于这些母亲来说，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引起恐慌，而这种恐慌远远超出了她们所能承受的范围，让她们不再耐心理智，让她们眼里只能看到极端情况。她们的脑子里都在想：这样的悲剧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身上。
我永远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我首先尝试用事实和统计数据回答：超过99%的警察在和人们接触的时候是不会使用武力的，更不用说致命的武力了。
但我终究也是一位母亲，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内心也有我自己的恐惧。因此，我很难告诉别人不要担心。警察确实对黑人“更加偏爱”，在路上更容易拦下黑人，在面对黑人的时候，他们确实也更有可能使用武力。我也知道我的儿子们在社会里大部分人眼中是什么样的，这可能会影响警察看待他们的方式。
我知道我作为站在台上的老师，成为关注的焦点无可厚非，但那天在萨克拉门托，我确实不能向台下的培训师们展露自己的情绪，我怕我会情绪失控。那天，我仍然按部就班讲着课，按照我的计划进行课件PPT的演示，对于刚刚发生的枪击案只字未提。
直到课程结束后的下一周，我才鼓起勇气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观看当时的视频。当时，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看着特伦斯·克拉彻的双手高高举在空中，我看着他朝着他的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缓步走去。几名警察聚集在他身后，举着枪或泰瑟枪(1)对着远处的那名中年黑人。在他们上方盘旋着一架直升机，飞机上有几名警察，他们拍摄着现场的情况。
我听到视频的对讲机中传来某人对克拉彻的描述：“哦，他把手抬起来了，好像要攻击她！”片刻之后，这个声音说：“我感觉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接着，这个声音继续说：“他看起来像个坏人。”
而我在视频中看到的是克拉彻把手放在他的车顶上并把身子也贴在了车子的侧面。突然间，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克拉彻的身子一歪，瘫倒在地。“开枪了！”贝蒂·谢尔比警官喊道，她的声音中有一丝恐慌，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旁观者，而且不知道这一枪是她自己开的。克拉彻被谢尔比警官的枪击中后应声倒地，躺在他车旁的大街上。
谢尔比的身旁围绕着一群安慰着她的同事，而克拉彻的身影则渐渐消失，成为背景的一部分。摄像机专注于拍摄警察们，而我的眼睛却落在了这一群警察身后的男人身上，他躺在人行道上，慢慢流血而死。
我知道，这种不可避免的枪击事件也会对警察造成伤害，而且这种伤害的影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后。尽管如此，我仍然很难接受眼前的画面：一群警员围绕着谢尔比，安慰着她，而他们身后的那个男人的生命却在一点点流逝。更何况，当谢尔比靠近的时候，克拉彻表现出的更多是茫然无措，而不是致命危险。
这次的枪击事件引起了很大轰动。一周后，谢尔比警官被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罪名是“非法和不必要地射杀了克拉彻”。这在警察枪杀嫌犯的事件中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判决结果。检察官在宣誓证词时说：“谢尔比警官在事态升级的时候，做出了不够理性的判断。被告的恐惧导致了她无理的行为。”
在第二年的二审中，谢尔比的证词则指出克拉彻的死完全是他自己的错。因为当时她命令克拉彻跪在地上，并向她展示双手。她说，克拉彻应该遵循她的命令。谢尔比告诉陪审团，她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开的枪。陪审团在最终宣布她无罪之前，曾进行了长达九个小时的审议。
在谢尔比无罪释放后，陪审团的首席陪审员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
“有些陪审员怀疑或认为谢尔比警官其实有其他选择可以制服克拉彻先生。”他写道，“许多陪审员始终不认为贝蒂·谢尔比对克拉彻先生的死亡没有任何责任。”
一个月后，在明尼苏达州开枪射击卡斯蒂尔的警察也逃脱了过失杀人的罪名。警官杰罗尼莫·雅尼斯在受审的时候哭着告诉陪审团，他向坐在车里的卡斯蒂尔开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陪审团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讨论，最后判决警官无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认为卡斯蒂尔身上发生的事是正确的。”一位陪审员后来说，“但大家都认为这位受审的警官是个诚实的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按照他的证词的逻辑走下去，这也是最后做出无罪判决的原因。”
涉及枪击事件的警察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起诉，而且很难获得定罪。陪审员倾向于与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些警官进行对话，并且最终会认同他们的话。他们认为这些警察在当时的情境下真的很害怕。他们不愿意再次质疑警察在维持秩序和保持安全的日常生活时面临的“生死抉择”。陪审员们认为法律也不会希望他们去惩罚这些警察，毕竟他们做的只是警察部门一直训练他们做的事。而且这些陪审员自己往往也不能幸免于隐性偏见，他们也会和一些警察一样，会不自觉地携带一些隐性的种族态度和想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陪审团判决经常与我们双眼所见的事实背道而驰，以及这些判决结果是如何影响每个家庭和社区的。因此，我联系了本·克伦普。本是一位民权律师，他的客户遍布全国，他服务于四十多个家庭，这些家庭都是警察枪击事件的受害者。
我从克伦普那里得知特伦斯还有一个孪生妹妹——蒂凡尼·克拉彻，她一直都在为自己的家庭发声。蒂凡尼拥有医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亚拉巴马州农村地区的一家诊所工作，因为那里的居民获得的医疗服务非常有限。哥哥的死已经颠覆并转移了她的生活重心。特伦斯被枪杀一年后，我前往蒙哥马利会见蒂凡尼，也了解到更多她家庭承受的痛苦。
我想了解公众场面背后的私人痛苦。警察枪击受害者们的家庭都过得非常痛苦，他们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成为卡通形象、教材，甚至被印在T恤上。他们背负着令人讨厌的标签，这些标签——瘾君子、抢劫犯、好战的黑人男子——似乎都意味着他们的亲人之所以会死都是咎由自取。但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人同时也是某个人的兄弟、父亲、堂兄弟、儿子，他们在被枪杀之前也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蒂凡尼的晚餐
蒂凡尼和特伦斯相隔三分钟出生，他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形影不离。他们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戏剧老师。他们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我们几乎每周都在教堂里。”蒂凡尼回忆说。她和特伦斯小时候在唱诗班里唱歌，还在初级管弦旅行乐队中演奏。特伦斯演奏大提琴，而蒂凡尼拉小提琴。蒂凡尼回忆道：“我哥哥就像是一只大泰迪熊，心地柔软，每天都过得悠闲自得，为人处世也温文尔雅。”
特伦斯来自书香门第，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大学生，父母都有研究生学历。他找到了自己作为福音歌手的一席之地，并畅想着自己未来的音乐事业。但不幸的是，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他遭遇了一些让自己人生变得复杂的变故。在特伦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被人抢劫了，还遭到了严重的殴打，右眼失明，右耳失聪。“从那以后，他就和从前不一样了，”蒂凡尼说，“他开始感到抑郁，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染上了毒瘾。”他一度因为吸毒被送进康复中心，有时甚至还会因此入狱。尽管如此，他仍然跟着一个福音乐团到处演出，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并照顾他的四个孩子。
2016年的夏天，特伦斯找到了新的目标，他报名参加了社区大学。他的第一堂课——音乐欣赏——刚好就安排在他被枪杀的那天。击毙特伦斯之后，警察搜查了他的车，想要寻找枪支。而蒂凡尼告诉我，警察们最后只找到了圣经、福音CD集，以及特伦斯大学课堂的教科书。
悲剧发生的时候，蒂凡尼还在蒙哥马利，当时，她在得克萨斯州的表弟告诉了她特伦斯被枪杀的消息。她一直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消息属实，她的父亲肯定会打电话通知她的。蒂凡尼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焦急地等了一个多小时，不停地祈祷着。接着，她的电话响了，她在来电显示上看到了“爸爸”。
噩耗传来时，她的父母还在教堂里参加音乐会排练。当蒂凡尼的父亲从医院打电话给她的时候，两位老人已经歇斯底里了。“我父亲一直念叨着：‘他们杀了我的儿子，他们杀了我的儿子。他死了！’”
“谁杀了他？”蒂凡尼问道。
“警察。”她的父亲回答，“我们在医院，他们不让我们进去看他。”
特伦斯的情况比较特殊，因此他的尸体一直被存放在监狱里。法医们需要进行调查，因为特伦斯的身体也是证据之一——无论是作为嫌疑人还是受害者。但这种解释并没有缓解特伦斯家庭的痛苦。
克拉彻一家人有一个仪式：每当一个亲人去世时，他们会在亲人的尸体前祈祷，并一起唱诵经典福音歌曲《直到我们再见面》。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让我们见特伦斯，不让我们为他祷告，”蒂凡尼说，“这大大地伤害了我的父母。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真的做错了什么一样。”
枪击事件发生两天后，警方还要求特伦斯的家人和市长还有其他警察一起看枪击时拍摄的视频，当时这个视频还没有发布出去。蒂凡尼的父母拒绝参加，但是蒂凡尼决定去，她的几个堂兄弟陪着她一起。
当他们一行人到达地点时，警察局局长查克·乔丹表示了哀悼，并承认视频“非常令人不安”。蒂凡尼回忆说，局长当时告诉她：“你的兄弟很好战，而且当时整个人都几乎失控。”他告诉他们，警方已经在车上发现了一小瓶普斯普剂(2)，但他表示：“我们不会把这个告诉记者，也不会妖魔化你的兄弟。”
局长对“妖魔化”这个词的强调让蒂凡尼感到震惊。她已经准备好面对视频中特伦斯在街上奄奄一息的样子，但她无法接受这群警察一直在企图证明开枪打死特伦斯的行为是正当的，也无法接受他们一直拒绝回答当时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处理特伦斯，而不是直接开枪。“我不会坐在这里看我的哥哥被你们谋杀。”蒂凡尼说。正当蒂凡尼走向门口时，她听到市长说：“我要和克拉彻博士待在一起，我也走了。”一位年轻的白人警察与市长一起站起来，跟着蒂凡尼他们走出了房间。
市长杜威·F.巴特利特想要在枪击案后成为稳定双方的力量。他是一名白人男性，同时也是俄克拉荷马州前任州长的儿子。在克拉彻被枪击死亡后的第二天，巴特利特就对这个城市发表了讲话。他呼吁图尔桑市弥合种族鸿沟，认识到种族主义在城市历史中占据的角色，并接纳克拉彻的家庭。
当巴特利特市长离开小组并在蒂凡尼旁边坐下时，蒂凡尼对他表现出的同情非常震惊。她回忆说：“市长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还有泪花。市长对我说：‘我非常尊重你的父亲。’”特伦斯和蒂凡尼的父亲——乔伊·克拉彻牧师在俄克拉荷马州爵士音乐界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他之前和市长一起合奏过。“我很抱歉。”市长告诉蒂凡尼，“我自己也有儿子和孙子。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蒂凡尼看着他的眼睛，感谢他的安慰。然后她瞥了一眼坐在他们对面的年轻白人。那个警察的眼睛里也充盈着泪水。
科学的镜头
看了枪击现场的视频，又聆听了蒂凡尼的故事，我觉得多年来对隐性偏见的研究结果顿时清晰了许多，同时又承载了一些新的意义。当我重新查看枪击现场的情况时，我似乎很清楚，偏见——不管是否隐形——在整个事件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谢尔比警官决定拦下特伦斯到特伦斯躺在地上无人问津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关键行为都可以进行研究。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谢尔比警官在与特伦斯相遇时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特伦斯当时在想什么。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种族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我们无法了解这一因素在驱动选择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何种程度的作用。
然而，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允许我们从孤立的案件中跳脱出来，站在更高的地方审视这背后更大的力量。研究人员可以设计一个实验，模拟该枪击案中的某一个因素，然后进行精确的对照控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两个完全一样的情境，唯一的变量就是种族，这样就可以衡量研究参与者在响应该特定变量时表现出的差异。这使我们可以超越单独的个体和孤立的案例，并在样本足够多的情况下寻求一种具有平均意义的表现。科学可以让我们更广泛地归纳人类的诸多行为，把握其中的趋势和模式的发展。在我们的家庭中、教室里，甚至街道上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分析和理解。
那么，针对警察在社区中的这些致命的枪击事件，或是针对在此情境下更普遍的人类的行为，科学家们可能会提出哪些更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呢？
第1幕：可见度
首先，我们可以问问自己，黑人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在美国人心目中是否真的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影响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忽视的东西。这种关联是否可以决定什么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大脑中关于违法犯罪这件事的思考会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黑人？
这些问题是我与同事就注意力偏见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的核心。这也是我们针对特伦斯·克拉彻的案件提出的问题。那天晚上，是什么让贝蒂·谢尔比警官决定靠近把车子停在路边的特伦斯·克拉彻？为什么她放弃了去调查她本来应该调查的家庭暴力，却转而格外留意到了特伦斯呢？事情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到特伦斯被荷枪实弹的警察们包围，还有一架直升机用摄像机记录他的一举一动？谢尔比警官又是如何成为这一切的中心的？
其实在克拉彻的案件发生之前的几年里，我和我的同事就在寻找答案。我们在当地警察局开过我们自己的工作坊，我们邀请警察们参加我们组织的小组研究，每个小组由两至五名警员组成。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我们让参与研究的警员们各自坐在一台计算机前，并通知他们即将参与的是一项“注意警惕任务”。我们要求他们将目光锁定在屏幕中央的焦点上并告诉他们，在焦点周围会出现闪烁的文字信息，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发出指示，每次出现闪光的时候，就按一下按钮。
这实际上是一项“隐性触发（Subliminal Priming）”任务。这是心理学中使用的一种标准技术，用于衡量人们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受文字或图像影响的程度。在进行这项特殊研究的时候，我们给一半的研究参与者展示了与犯罪相关的词语，如“拘留”“逮捕”“抓获”“射击”。这些参与者是本次研究中的“犯罪组”。每个词语在屏幕上闪烁只有75毫秒，警察们甚至没法有意识地看清楚每一个词，却会联想到犯罪。而剩下的参与者们则被分到了“对照组”，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乱七八糟的字母而不是有意义的词语。
接下来，我们同时向所有参与者展示了两张面孔（一张白人面孔和一张黑人面孔）。我们发现那些处于对照组的参与者因为没有预先看那些与犯罪相关的词语，就不自觉地更多地看向了白人面孔。然而，正如我们之前预测的那样，被归入犯罪组的参与者则更多地看向了黑人面孔。关于“逮捕”“拘留”“射击”之类的想法会将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拉到黑人的脸上。而这种把黑人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不仅局限在警察团体中，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中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打击犯罪的警察们，他们脑中这种刻板印象都会悄悄地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引导他们的注意力。
20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拉尔夫·埃利森的经典之作《隐形人》中就描写了类似的主题：“犯罪高峰”时期，人们对黑人的脸更高的视觉注意力会让人们更容易注意到黑人犯罪，导致了黑人更高的“可见度”。埃利森描述美国黑人的困境是黑人只能通过被文化刻板印象歪曲过的视觉形象来呈现自己。这些刻板印象导致黑人变成被凝视的主体，随后妨碍他们被社会完全认知。这就是一个危险的悖论：高度“可见”的东西里实际伴随着很多“不可见”。如果用科学原理来解释埃利森的观察，我们已经证明，如果人们的脑子里已经联想到了和犯罪相关的信息，那么黑人面孔会更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好像黑人和犯罪之间现有的陈规定型关系使这些面孔在感知上更具相关性，因此也会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到。
蒂凡尼·克拉彻认为，正是这个原因，警察才会注意到他的哥哥，并且认为他哥哥是一个“试图逃跑的重罪犯”，而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公民。
第2幕：错误感知
在事发当晚第一眼见到特伦斯的时候，警察们将他描述为一个巨人，并且估计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磅（约136千克）。但实际上，特伦斯只有5.9英尺（约180厘米）高，体重255磅（约115千克）。种族可能会扭曲人们对体形的看法吗？如果可以，这种扭曲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警方是否决定使用武力呢？
人类进化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威胁。对身体状况和他人力量的评估有助于我们确定他人可能对我们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以及制服他人需要什么样的力量。虽然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黑人被认为是威胁，但我们对种族如何能够扭曲人们对身体状况认知的理解相对较少。约翰·保罗·威尔逊、库尔特·胡根伯格和尼古拉斯·鲁尔这三位研究人员试图纠正这一点。
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要求人们从仅显示他们脸部的照片中评估年轻黑人和白人的身高、体重和体力。研究参与者一致认为黑人男性比白人更高、更重、更强壮。有时，他们要求人们只看年轻人的尸体照片（照片中均没有露脸）。从照片中看不出实际的肤色，但研究人员会向一些参与者暗示这些人是黑人，而会向另一些参与者暗示这些人是白人。当参与者认为这些是黑人的身体时，他们会认为这些尸体更高、更重。不论参与者自己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们的判断都呈现出同样的影响。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这种种族偏见是否与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能力有关。在这个研究中，参与者自身的种族因素就产生了影响。白人参与者认为黑人男性比同等身体和体形的白人男性更容易对别人造成伤害。黑人参与者则没有表现出这种偏见。然后，他们向非黑人研究参与者展示了一系列面孔，并要求他们想象图上的人“对一名警官表现得很激动，但并没有拿出武器”的情景。研究参与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是黑人，警察有理由诉诸武力。
第3幕：动作中的种族因素
如果人们认为黑人比白人更具威胁性，那么他们是否会认为黑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比白人做出相同动作更具威胁性？研究表明确实如此。
在1976年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伯特·邓肯测量了96名白人大学生对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实验室环境中两人之间模拟争吵的反应。参加“人际行为研究”的学生认为，他们正在观看两个陌生人讨论一个问题，争论突然变得激烈后，其中一个人推了另一个人。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个争论其实是按照写好的剧本进行的，两个陌生人的行动也是规定好的，有时候是黑人推白人，有时候是白人推黑人。
过后，学生们被要求在各种维度上评价两者的行为。邓肯发现了基于种族的惊人差异，当推人的是黑人而被推的是白人时，75%的参与者认为这种行为是“暴力的”。但是，当推人的是白人而被推的是黑人时，只有17%的参与者认为这种行为是“暴力的”。事实上，42%的学生认为推黑人的白人只是在“小打小闹”，但只有6%的学生认为黑人推白人的行为是不带有恶意的。邓肯发现，学生在判断暴力行为的时候，给黑人设置的门槛会比白人低得多。
这个四十多年前进行的研究和当前的警察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我的同事瑞贝卡·赫特也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过去的调查研究结果确实和当前警察对黑人身体动作的解读有关。为了更好地证实这一点，我们开始分析纽约市警察局所有路上拦下某人进行例行盘问检查的数据。
每当警察在纽约市街头拦下某人进行盘问时，他们都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写明他们为什么要拦下这个人。这个表格上列有十个理由供警察勾选，包括穿着实施犯罪时可能穿的衣服以及衣服上可以看到被怀疑是武器的可疑凸起。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鬼鬼祟祟的动作”——但这份表格上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该动作被视为可疑或鬼鬼祟祟。
我们在研究中，研究了种族是如何影响警察们对“鬼鬼祟祟的动作”进行定义的。
我们查看并分析了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这是纽约警察局当街拦人盘问打击犯罪活动的最高峰。在这两年里，警察们一共在路上拦下了差不多130万个行人。我们发现其中一半是因为“鬼鬼祟祟的动作”。这是迄今为止警察在纽约街头阻止潜在罪犯的最常见原因。在所有因为“鬼鬼祟祟的动作”而被拦下来的人当中，有54%是黑人，而在整个城市里，黑人只占到了总人口的23%。
接下来，我们重点查看了那些因为鬼鬼祟祟的动作而被拦下的黑人和白人，并重点分析被拦下之后的检查中体现出的种族差异。我们发现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搜身，而且更有可能遭受身体上的暴力。然而，黑人比白人更不可能拥有武器。事实上，在所有因为“鬼鬼祟祟的动作”而被拦下的人中，只有1%的人被发现携带了武器。因此，本来意在减少公共场合持枪的活动就变了味，成了一张席卷成千上万黑人男子的大网，而这些黑人男子最普遍的“罪名”就是“鬼鬼祟祟的动作”。不过如今，“鬼鬼祟祟的动作”已经不再是纽约警察拦下行人的理由之一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可能也进行了其他一系列的改革），纽约警察每年拦下的行人数急剧下降。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二十年来全国各地引人注目的警察射杀嫌犯的案件时，我们发现身体的动作往往是引导案件走向的关键因素。在2016年的枪击案中，因为费兰多·卡斯蒂尔伸手拿钱包，导致当事警察觉得卡斯蒂尔可能会拿枪。2009年，在一名警察大声喊出“有枪”的时候，手无寸铁的青年奥斯卡·格兰特在奥克兰中转站被击毙，其实当时他只是把手伸向了自己的腰带。2001年，在辛辛那提，蒂莫西·托马斯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他试图躲开一名拦住他的警官却被枪杀致死，因为他当时做了一个快速的动作，“吓得”警察扣动了扳机。而最著名的一个相关案例发生在1999年，阿玛多·迪亚洛被纽约警察局的警察们击毙，他们一共开了41枪。而迪亚洛当时正站在布朗克斯公寓的前厅里，手无寸铁。警察们表示，迪亚洛当时站在前厅里一直在打量着大街上的情况，“就像他想试图躲避我们一样”。警察们认为他口袋里有枪，最后查看时才发现竟然是钱包。射杀克拉彻的谢尔比警官也表示，那天晚上遇到特伦斯·克拉彻的时候，是她人生中最害怕的一天。而克拉彻当晚明明就已经把双手高举在空中，做出标志性的投降姿势，慢慢地走着。
第4幕：手无寸铁但依然被视为威胁
但是克拉彻要走去哪里？谢尔比警官担心他会走到自己的车里，取出枪。因此，她需要做好准备，在克拉彻拿出枪对准自己之前保护好自己。这就又提出了另一组问题。通常，我们认为刻板印象会影响我们对人们的看法，那么刻板印象是否也会影响我们看待物体的方式呢？
早在克拉彻枪击事件发生之前，我就与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同事合作，想要了解人们对于黑人与犯罪之间联系的联想会不会影响人们对于武器的看待方式。在一项实验室研究中，我们使用隐性触发的方法，给本科生们看了一系列黑人男性的脸、白人男性的脸，或者根本没有脸的图。接下来，我们要求那些本科生参加对象识别任务。我们在计算机屏幕上给他们展示一系列物体的图片，一次只展示一个。每个物体的图片刚开始都非常不清晰，由很大的像素颗粒组成，在同一个物体图像的41帧画面中，颗粒会越来越细，图片也会越来越清晰。
我们告诉这些研究参与者，只要他们能够意识到这是什么物体的时候，就按下按钮。其中一些物品与犯罪有关（比如枪支和刀具），而其他一些与犯罪完全无关（例如订书机和相机）。
我们发现参与面部隐性触发对参与者识别与犯罪无关的物体的能力没有影响。那些看过黑人男性面孔的参与者在识别订书机图片的时候，表现得和之前看白人面孔的参与者没有什么不同。然而，面部隐性触发任务确实对参与者识别与犯罪相关物体的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对照组，之前看过黑人面孔的实验参与者只需要很少的信息，即很低的清晰度，就可以识别那些与犯罪相关的物体。而之前看过白人面孔的实验参与者则需要更高的清晰度才能识别出那些与犯罪相关的物体。
因此，只是看了一眼黑人的脸，甚至只是在未意识到的情况下看到了黑人的脸，都会促进对于与犯罪相关物品的识别能力，而看白人的脸则会抑制这种能力。正如我们所预测的，黑人和犯罪之间的刻板联系不仅影响我们看待黑人的方式，还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枪支。这种刻板印象可以决定我们的眼前所见。
第5幕：开枪还是不开枪
种族偏见是不是只会在观念层面影响我们？它能否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行为呢？或者更具体地说，种族偏见会不会影响我们决定是否要开枪射击？这个问题最贴近谢尔比警官的行为和动机。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约书亚·科瑞尔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程序来验证人们在什么时候会做出射击决定。他们在计算机屏幕上给研究参与者看了一系列图片，图片上的人有些拿着枪，有些则拿着没有危险的物品。参与者被告知，如果他们看到有人拿着枪，他们应该按下标有“射击”的按钮。如果他们看到有人拿着没有危险的物体，他们应按下标有“不要射击”的按钮。
研究人员发现，在图片上的人物拿着枪时，参与者会很快地按下“射击”按钮，其反应速度会比在图片人物没有拿枪的情况下按下“不要射击”的速度快。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种族效应。相对于持枪白人来说，如果图片上持枪的是黑人，参与者按下“射击”的速度会更快，参与者们也更有可能错误地“射杀”没有持枪的黑人。也就是说，不论是反应速度还是对是否射击的判断，都存在种族偏见。而且在大学生和普通居民群体中都发现存在这种偏见，且无论人种，无论是白人参与者还是黑人参与者，都呈现出同样的特点。
但是，当研究人员随后用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察样本进行研究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发现警察选择使用枪支射杀黑人的速度要快于射杀持枪白人的速度，这表明警察与其他人一样，都将黑人与犯罪和危险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在黑人人口更多、犯罪率更高的大城市工作的警员们在反应速度方面呈现出来的种族偏见往往是最明显的。但是，他们却鲜有错误地射杀未持枪的黑人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训练。警察们接受越多的互动性武器使用训练，就越能准确地辨别出嫌疑人到底是否持枪，在决定是否射击的时候种族偏见的影响就会越小。
这个结果非常令人振奋，不仅是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抗偏见的方法，还证明有时候抑制偏见的方法，不是试图让他们迅速摆脱始终秉持着的对于种族的刻板联想，而是仅仅通过简单的训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通过重复训练这种由目标驱动发展的技能，可以战胜偏见对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道别
谢尔比警官做出击毙克拉彻的决定在克拉彻家人的心上挖了一个大洞。特伦斯被枪击一年后，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和朋友仍在接受心理辅导，一家人仍然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他们生活的黑人社区仍然在努力应对这个似乎毫无道理的死亡。
当特伦斯的孩子在父亲去世后返回学校时，工作人员明白，孩子们和他们的同学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来谈论发生的事情，他们有权感到悲伤。瑞贝卡·李老师在Facebook（脸书）上发了帖子分享了整个过程和这一过程中的痛苦。
她把五年级学生聚集到身边，他们一起阅读了一篇关于枪击的新闻文章。她在帖子中写道：“这样我们就都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读这篇新闻的时候，学生们会用笔圈出他们觉得重要的信息：致命一击、双手举起、‘坏人’、一动不动、永远受到影响。我读完全篇后问孩子们有什么想法。
“孩子们用一连串的问题代替了回答：‘他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他的女儿为什么会失去自己的父亲？’‘以后谁带她去参加父女舞会呢？’‘他被枪击后为什么没有人帮助他？’‘类似的事件以前发生过吗？’‘我们可以给他的女儿写安慰卡片吗？’‘我们可以抗议吗？’”
瑞贝卡的帖子里这样写道：“随着问题越提越多，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学生们在提问的时候也轻轻地抽泣着，还有几个人大哭了起来。我看着这群十岁的孩子互相递着纸巾，也给我递了一张，还递了一张给刚刚加入我们阅读活动的校长。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小组里的一个小女孩说：‘我希望白人能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是可以和谐相处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白人，我爱他们所有人。”
当瑞贝卡带六年级的女孩们做这个阅读活动时，她们的眼眶都红红的，看起来怯生生的。“她们都坐在克拉彻先生的女儿身旁，她们是很好的朋友。当我们一起阅读文章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哭了。当我读完文章，准备带大家讨论时，迎接我的是一片寂静，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开口谈论这件事很痛苦，光是想一想都会觉得很痛苦，太痛苦了，我竭尽全力想要发出声音。大家低声诉说着悲伤与不公，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用来擦拭眼泪，彼此拥抱。我给他们静静处理情绪的空间，然后告诉他们：‘我们确实有着不同的肤色，但我爱你们。你们很重要，你们值得被爱。你们也是人，你们都很有价值。’女孩们的肩膀颤动着，哭得更厉害了。我意识到，这是我今年来第一次如此笃定我对孩子们的爱……
“我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克拉彻先生的悲剧不仅影响了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正在为所有黑色皮肤和棕色皮肤的学生制造身份危机（我真的重要吗？大家都怕我吗？我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吗？我是人吗？）。我们用血与子弹、用主题标签和在网上疯传的视频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这是我们希望他们感受到的吗？这是我们希望他们思考的方式吗？”
这位老师的问题也是心理健康专家们问的问题。当警方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嫌疑人时，整个州的黑人的心理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公共卫生研究人员雅各布·波尔、阿希达·万卡塔拉马妮、大卫·威廉姆斯和亚历山大·蔡使用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样本，调查了受访者提交的关于他们心理健康状况的自测调查，并比较了在警方枪杀黑人事件前后的调查结果和白人平民被警方枪杀前后的结果。当被害人是手无寸铁的黑人时，研究人员发现黑人受访者表示感觉更加沮丧，并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内都会感到压力。当被枪杀的黑人持枪时，受访者的心理普遍不会有影响。相比之下，无论被枪杀的平民是白人还是黑人，武装或非武装，白人受访者都没有经历任何心理健康改变。
研究人员指出，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会导致黑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下降，这些黑人已经接触过有关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新闻，包括“系统性种族主义达到新高度，社会缺乏公平，黑人们失去了社会地位和自我尊重，对受害的恐惧增加和对死亡率预期增加，警惕性增强，对社会机构的信任减少，因此更容易出现愤怒的反应，先前遭受的创伤也可能会被激活，会对其他黑人的经历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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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有一千人参加了特伦斯的葬礼。从他的社区大学讲师到他幼儿园班级的同学，他在生活的每个阶段中认识的人挤满了教堂的圣所，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门外，人们沿着马丁·路德·金大道站着。
“大家像街头游行一样在街上排队，”蒂凡尼回忆道，“有许多小孩，白人孩子、黑人孩子，还有他们的家人。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爱你们所有人’。教堂里也站满了人，人们唱着圣歌，赞美着上帝。”
